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2章 与修正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以外的传播
与修正主义论战的范围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所限定的。因此，这场论战主要是在德国展开的，其次是在奥地利和俄国。考茨基对比利时社会党领袖王德威尔德（Vandervelde）的如下评论，也同样适用于法国和意大利：
对于他们搞修正主义的说法，我却不以为然。他们并没有修正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修正主义者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某种折中的、庸俗的社会主义，而连这种社会主义，离他们（比利时人）也很远，甚至他们还没开始提出来呢。蒲鲁东（Proudhon）、谢夫莱（Schäffle）、马克思——在他们看来都一样；情况一向如此，在理论上，他们谈不上有什么倒退，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指责他们的了。
[1]
在法国，有三大因素阻碍了修正主义运动的出现。首先，关键性的对立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德国，工会在187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案”期间遭到镇压，党反倒被许可通过选举发挥作用，并由此成为左右局势的力量；在法国，工会则逃脱了这种政治的控制。其次，总的来说，法国运动的领导集团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同意大利、西班牙一样，只有经济的缓慢增长，缺少德国特色的那种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基础。最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人真正关心经济学，而经济学恰恰是与修正主义的论战的焦点之一。
唯一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朱尔·盖德（Jules Guesde）的追随者，他们聚集在小小的法国工人党内。虽然最初他们强调革命的原则，但在理论上却很薄弱，以至于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拉法格（Lafargue），用一种异常肤浅的方式去宣传马克思的思想。[5] 马克思关于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6] ，就是受到法国那些自称是他的追随者们的启发。无疑，在那里，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不要说原著，就连译本也少有人问津。在1893年选举中当选的37名社会主义代表里，盖德的法国工人党只有6人，其余的代表分属于另外4个拥有相当数量独立分子的党派。但随着1893年议会选举的成功，法国工人党立即成了“修正主义者”。它致力于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的合作，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为了竭力争取选票）修改了自己的纲领，使之为中农所接受。1905年统一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成立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都成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阻碍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者之间发生争论的另一原因，是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所起的作用。他在1914年遇刺前，控制法国左派政治力量长达20年之久。饶勒斯倾向于使理论服从于一时的策略需要。把他描绘成一位革命民主派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无疑，他几乎比他所有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不过从思想倾向上说，饶勒斯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与特定的阶级无关，而充其量是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它脱胎于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仅指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伦理基础上的统一。
德国修正主义的起源
可以明确地说，19世纪80年代，即便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1875年，两个党派在哥达联合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其中一派强烈坚持由其缔造者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所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拉萨尔思想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中仍然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另一派，即马克思的追随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所谓爱森纳赫派（Eisenach），则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尽管相反的，马克思本人对它持乐观态度。起初，马克思思想的传播进度如此缓慢，以至于曾有人统计说，直到1880年，德国也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7] 也许，姑且除了埃卡利斯（Eccarius）和狄慈根（Dietzgen），《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得力于两个因素。首先，1879—1890年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左翼反政府的活动，同时，它看来也揭穿了拉萨尔式社会主义的虚伪性，后者显然没有得到其社会主义方案中所信赖的国家的支持。相反，19世纪80年代的经验似乎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其次，日益壮大的党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简直就没有别的自成体系的替代理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理论斗争中也占据了核心位置。伯恩施坦自1881年起就担任党报《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的编辑，而考茨基（Kautsky）于马克思逝世的那年——1883年——创办的《新时代》（Die Neue Zeit），也始终不渝地在涉及党的利害关系的一切问题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作为帝国议会（Reichstag）的议员，倍倍尔则以其实践型政治家和组织者的杰出天才，施展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80年代末，人们愈来愈达成共识，拉萨尔主义及早先的洛贝尔图斯（Rodbertus）的通俗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批判声中已经名声扫地了。1887年右翼脱党，这就敞开了一条道路，使得1891年（“反社会党人法案”废止后）在爱尔福特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简单化了的形式尊为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爱尔福特纲领》分为两个极不统一的部分，它预示了党在方针上将要发生分裂。纲领的一部分是理论，由考茨基负责制定；另一个关于实践的部分，则由伯恩施坦起草。前一部分重申了垄断的趋势、中产阶级的衰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无产阶级社会内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然性等传统学说；后一部分则包括这样一些近期目标和要求，诸如普选权、言论自由、免费教育和累进所得税。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刚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获胜，需要修正它的建议就提出了。正如奥托·鲍尔（Otto Bauer）所言：“修正主义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是马克思的学说在首次深入到对它还没有准备的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时所必然表现出的贫困化。”[8] 这个修正主义的领头辩护士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是柏林一位铁路工程师的儿子，1872年入党，并随即成为党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反社会党人法案”迫使他侨居英国，以便能够继续从事活动。伯恩施坦侨居英国的那段时期对其马克思主义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9] 虽然伯恩施坦本人表示，认为他受费边社影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10] ，但几乎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包括恩格斯和倍倍尔在内——都认为，不言自明的是，诚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言：“伯恩施坦是依据在英国所得出的各种关系而构筑起他的理论的，他是戴着英国眼镜看世界的。”[11] 而且，费边派自身也认同这样一种看法。伯恩施坦初去英国时，确曾批评过费边派的许多理论，但到19世纪90年代，他的观点就非常接近后者了。
从1891年到1893年期间，伯恩施坦明显地向某种修正主义的方向演变，但直到恩格斯逝世，这场争论才爆发起来。1895年，伯恩施坦写了一篇论1849年法国革命的文章。（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像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待1917年革命那样，习惯于对1848年革命作出评论，并置身于其中。）伯恩施坦的观点同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观点几乎截然相反。在伯恩施坦看来，六月的日子搞的是毫无必要的冒险主义，他宁愿要路易·勃朗（Louis Blanc），不要布朗基（Blanqui）；而且，这两人观点的对照蕴涵了1895年的一些教训。伯恩施坦在1896—1898年间的《新时代》上写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 des Sozialismus）的一组文章，系统地来阐述这些教训。这些文章后来便扩展为伯恩施坦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于1899年出版，并冠以冗长的书名——《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 der Sozialdemokratie）。当然，早在伯恩施坦开始产生这些思想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已产生出了改良主义倾向，它是由福尔马尔（Vollmar）和大卫（David）这样一些著作家表述出来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知识领导层中引起反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自己声称的、系统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至少在主观意图上是如此。[12] 伯恩施坦（同考茨基一起）也被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捍卫传统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曾与倍倍尔一同是恩格斯指定的遗嘱执行者）。因此，对伯恩施坦的新潮观点回应如此之慢，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考茨基出于对伯恩施坦个人的忠诚，直到1898年夏天才肯公开地批评他。其实，考茨基本人也同意某些形式的修正是必要的，甚至鼓动伯恩施坦对之加以补充：“你已推翻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价值理论、我们的哲学；现在就全靠你构思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了。”[13] 只是在伯恩施坦的意图是如此偏激这一点真正暴露以后，对立才开始尖锐起来。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尽管伯恩施坦希求的是体系化，但他基本上是个折中主义思想家。1895年，他写道：“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是社会主义的折中主义者。”[14] 这一评语用之于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还写道：“系统的思想和逻辑的推演对我来说不堪重任”[15] ，而这一点使人难以连贯地勾勒出他整个思想的轮廓。
在详细地考察这些见解之前，有必要简短地说明一下与修正主义者激烈论战借以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伯恩施坦的著作的标题很重要，因为他自认为在重新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前提，并使之符合已改造过的实践。在他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多少是改良主义的，在此，他认为可以求助于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以获得支持，而他的任务就是使理论与实践中的这种改良主义协调起来。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更为强大时，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成分也在严重增长，直至最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16] 虽然令人惊奇的是，党员仍保持着清一色的无产阶级成分，但代表们（主要是律师和新闻记者）却大都是积极分子的右翼，而且他们过多地代表了较保守的农村地区；而最重要的是，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到表决机器的极大成功上，必定使党偏离更为革命的目标。工会没有直接参加修正主义论战（它们没有时间关心任何一种理论），但它们无疑同情修正主义者的渐进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理论上的争论也往往只限于其知识分子领导层的范围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的观点能获得相当广泛的支持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观点的主要批评者是卡尔·考茨基。考茨基1854年出生于布拉格，他认识马克思。人们普遍认为，他和伯恩施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伯恩施坦一背叛，就轮到考茨基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了。被人不无讥讽地称作“马克思主义教皇”的考茨基，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是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乃至斯大林都仰仗于他。作为党的理论月刊《新时代》长达30多年的编辑，他在全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占有核心的、支配性的位置。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他们的世界观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进一步论述激进派（特别是罗莎·卢森堡）之前，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两人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和对照，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经济学
也许，伯恩施坦想要修正的马克思学说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其价值理论。伯恩施坦从诸如肖（Shaw）和韦伯（Webb）等费边派那里学到了有关杰文斯（Jevons）边际学说的好多东西。后者要把价值与效用等同起来，并使之取决于个人的需要和供求关系。伯恩施坦对《资本论》第三卷感到失望，以至于他对马克思的整个价值理论产生了怀疑。当时批评马克思的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奥地利边际主义者欧根·庞姆·巴维克（Eugen Böhm Bawerk）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封闭体系》（Zum A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巴维克认为，价值概念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并非一个客观的存在物，而只是各种使用价值之间的一种数量关系，是使用价值的一种抽象。这就使得伯恩施坦也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某种抽象的假说——而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追随了恩格斯而已。[17] 按伯恩施坦的说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18] ，而劳动价值学说“只有作为一个纯思辨的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说才能要求被接受”[19] 。他还认为这种理论不能说明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因此，不适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使折中主义的伯恩施坦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与边际主义的价值概念综合起来。
大致说来，伯恩施坦是位密切关注时代趋势的观察家。正因为他对系统的理论缺乏兴趣，便愈显得他能够比许多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清楚地洞察到这些趋势。至于他能否准确地解释这些趋势，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伯恩施坦敏锐地把握到自1895年起开始出现的经济福利主义的新含义：在上世纪（19世纪——译者注）最后几年，实际工资大幅度提高，并产生了“工人贵族”，他们在革命运动中可能丧失掉不少东西。伯恩施坦观察到，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就像伴随而来的生产的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一样，都是些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根据这些因素，再加上信贷工具的增加和通讯与信息服务的巨大改善，伯恩施坦断定，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他并没有得出资本的所有权正在集中这样的推论。相反，他相信（并用大量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像联合股份公司这样一些机构正在使财产分散，而这意味着资本家比以前多了。此外，中小企业也并未被消灭，而是一如既往地遍地开花般繁荣。由此，带来如下的政治后果：
如果认定，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表明占有者阶级的成员数量已相对或确实绝对地减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数量相对地和绝对地都增加了。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前途有赖于“有产者”的减少，那也许真该躺下睡大觉了。但事情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是有赖于增多。
[20]
但是，考茨基却认为这些思想是危险的错误观念。特别是，他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资本集中学说所作的批评是其修正主义的要害。考茨基不同意伯恩施坦从统计数据中得出的结论，他坚持认为，虽然小企业的数量未必减少，但它们经济活动的范围却缩小了，因为它们通常只不过是成为濒于无产阶级化的下层中产阶级的最后的避难所。考茨基相信，周期性的萧条将最终挤垮小业主——由于再投资必须有不断追加的资源，因此，只有最富有者才能生存下去。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之类视为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工具，而在考茨基看来，它们恰恰是这个制度最终衰落、“自由”竞争终结与社会崩溃迫近的明证。虽然考茨基在答复伯恩施坦的批评时，否认马克思持有“崩溃”论，但《爱尔福特纲领》似乎真的持有这种看法。与此同时，考茨基本人还认为，危机将比以往更加严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的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到后来（反对罗莎·卢森堡时），他才承认国内的消费能够吸纳不断增加的产品。但在与伯恩施坦的争论中，他还是坚持认为，虽然更多地使用机器必然带来生产的增长，然而由于这种制度倾向于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工人阶级的消费力却不会随之增长——结果是，资本家不能吸收剩余产品，而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再行投资，最后的崩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虽然与修正主义的论战并未直接牵涉帝国主义问题，但这个问题显然与考茨基的消费不足论有关，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指望资本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合作社的方向演进。伯恩施坦有时陷入为德国的殖民扩张作辩护的境地，而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却是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理论创新之一。[21] 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考茨基就把对海外领土的兼并与他的消费不足论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国内市场不足，迫切需要到殖民地去寻找新市场。后来，他强调殖民扩张对工业资本家之外的集团——军队、官僚，当然首先是金融资本家——的重要性，这种扩张不仅能出口剩余商品，还能输出购买剩余商品的资本。在他的《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一书（倍倍尔认为这是考茨基最好的著作）中，他论证说，资本输出现已成为限制生产能力和巩固社会制度的一种努力。考茨基还强调指出了世界市场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扩张中的不平衡，后者扩张得慢，从而不能为前者提供充分的市场和原料。他最早提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但到了1912年，在更趋合作的国际气氛影响下，加上希法亭（Hilferding）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22] 问世，考茨基宣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殖民地甚至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有害的。资本主义需要和平以图发展，因此，充分认识到他们自身利益所在的资本家能够开创出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来阻止军备竞赛和战争。这样，帝国主义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观点曾遭到了列宁的猛烈抨击。
社会学
经济学方面的根本分歧，对伯恩施坦与考茨基在社会发展道路、特别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的两极分化问题上各自所持的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伯恩施坦抛弃了已在《爱尔福特纲领》中阐述得十分清楚的贫困化观念。在这一点上，他恰恰（具有讽刺意味地）步了恩格斯的后尘。[23] 伯恩施坦深为德国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繁荣所触动（也许太过分了），而断然否认实际工资正在下降——尽管马克思就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的观点也远未明确赞同过。[24] 无疑，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实际工资、尤其是工人贵族中的实际工资确实有所提高，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过程是短暂的；并且到20世纪初，相对贫困化成了一个事实。考茨基从未持有绝对贫困化的理论[25] ，但他的确认为，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时认为，无论工人怎样可能迫使雇主和国家提供较好的条件，但技术的增进必然意味着剥削的增加，因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为工人阶级所享用的比例必然下降。
伯恩施坦的中心思想所推导出的第二个必然结论是，尽管资本的控制也许在集中，但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权的分散。伯恩施坦关于阶级的定义比马克思的定义要模糊得多。他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社会阶层，其构成主要取决于相似的生活条件。他认为，中产阶级将会壮大，这有收入方面的统计数据等可资验证。他以下述发问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此大量的、不是被大亨及其代理人消费掉的商品到哪儿去了呢？”他回答（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即剩余价值已用于再投资了）说：“如果它们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流到无产者手中去了，那么肯定是被其他阶级吸收掉了。要么资本家的数量相对减少、而无产者的财富在增加，要么中产阶级数量在增多——只有这两者是生产力持续增长所容许的唯一可能的选择。”[26] 不过，在伯恩施坦看来，中产阶级的数量不仅正在增加，而且随着日益增长的工业康采恩和政府官僚机器雇用的白领工人的出现，其构成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对非对抗性政治发展的可能性的乐观见解，伯恩施坦认为，这个中产阶级将最终站在工人一边——但只是当工人已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一个秩序化的和文明化的社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的成员时才是这样。考茨基也意识到一个“新中产阶级”正在产生，但他总是坚持认为，即便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却终究要无产阶级化、并加入到阶级斗争中去。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其政治态度必然要受到影响，从而会反映出这种经济地位来。虽然考茨基有时也意识到，德国许多中产阶级的群体具有潜在的反动因素，但无论他还是伯恩施坦，在对这个阶级最终采取的政治态度所持的信念上，都犯了悲剧性的错误。
通常，在阶级两极分化问题上，农民问题是个难题。伯恩施坦只限于泛泛地议论说：“在整个西欧……小农和中等的农户数量正在增长。同时，大农户或超大农户正在减少。”[27] 像爱德华·大卫（Eduard David）这样一些南德意志的改良主义者，从倡导与农民合作中得出了明确的政治结论，在那些地区，农民的选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党为了吸引小农的选票而在修改其政策方面能走多远，是与修正主义论战背后的核心政治问题。考茨基在1899年出版的、并被列宁大加称赞的《农民问题》（Die Agrarfrage）一书中争辩说：农民的利益——特别是保护关税和维护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农民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至少在德国是如此，因为考茨基对俄国的农民则更为乐观。他进一步确认说，农民阶级注定要绝迹，这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和适应性，他们对小块土地的经营没有经济活力；而且，事实上他们正在被消灭。他指出：“小农户在数量上的增长不过是无产者家庭数量增长的一个特殊形式，后者同大资本家在工业、有时乃至在农业中不断加重的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28] 在统计数据面前，这个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论题是难以成立的，考茨基后来也放弃了这种看法。但他既坚持反对同农民合作，也坚持认为，为了农业进步，必须废除小土地；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剩余产品。
政治学
修正主义的论辩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纯理论性的，但事实上，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对考茨基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的解释意味着，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益毫不相容，没有什么“全民利益”可言，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必须保持孤立。另一方面，对于想放弃劳动价值论的修正主义者来说，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且提出，中产阶级的成长是非两极分化的明证，资本主义已显示出自身足够的适应性，因为它有希望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被看作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或多或少和平的继承者。
伯恩施坦在1898年《社会主义问题》中写道：“虽然社会灾难无疑能够、也无疑会极大地加速发展过程，但它们决不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同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同质性对于经济的同步改造是必要的，但至少到今天还不具备。”[29] 就这样，伯恩施坦拒绝采取任何革命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既然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先决条件还没有真正具备，那么政治斗争应当是为开创民主而展开的一种渐进的斗争（“民主”，在伯恩施坦看来，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没有一个阶级享有与全社会相对抗的政治特权”[30] ），一种阶级均衡的制度。这种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它将“把工人的社会地位从无产者提高到有产者”[31] 或市民。基于这种连续性，社会民主党内就根本没有必要恶意攻击自由主义了。由于社会民主党不仅在年代上、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所以“实际上真正的自由概念无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要素”[32] 。由此，产生了伯恩施坦的政治渐进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实现。1898年，他在概括其《信条》的内容时宣称：
我坚信，今天这一代人必将看到，社会主义即使不是在正式的形式上，至少也是在内容上已经大部分实现了。各种社会义务的持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及其相应权利和社会对个人的义务的持续扩大、在民族或国家内部已组织起来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力的扩大，以及村、区和省各级民主自治政府的建设，这些社团、组织的工作任务的拓展——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把经济企业从私人手里转交给公众管理当然伴随这一发展而来，但这只能缓慢地进行……一部好的工厂法比把一批工厂全都国有化可能更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我坦率地承认，我对通常称作“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东西极少有热情和兴趣。这个目标无论怎样，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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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孤立的方针，部分地是出于19世纪90年代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崩溃已经迫近的结果。早在1881年，倍倍尔就曾写道：统治阶级投降的条件是，“发展能够达到成熟，而不被一场意外的中断所破坏，也不被过早地推向爆发”[34] 。1897年，他仍相信，“用数学的精确性”计算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能的。[35] 同样，恩格斯在1895年预见了资本主义“到世纪末”垮台的可能性，而且据《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载，恩格斯曾有一个预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何时能夺取政权的日程表。[36] 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组织上，以便党能够利用革命形势，当然，这种形势不会自行到来。
于是产生了自相矛盾：既然条件永远别想“成熟”到足以介入的程度，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般所采取的宿命论态度与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信念便成为它无所作为的借口。当然，考茨基常常强调组织、宣传和最终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但这些原则在实践生活中往往被磨去了锋芒。在如下一次答复伯恩施坦的一段话中，考茨基的基本立场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概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而是尽可能地延迟这种灾难，也就是说，要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挑衅或引发挑衅的事件。”[37] 在考茨基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一个革命的党，却不是一个正在准备实行革命的党。甚至在他1909年那本最为激进、而当时备受赞扬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Der Weg zur Macht）中，也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消极感——尽管奇怪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曾认为该书太激进，并曾试图对它进行审查。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调统一，而竭力掩饰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党的领导人也注重加强党的组织，结果在1907年以后导致党内的官僚主义成分滋长起来。[38] 足以说明考茨基那种潜藏的消极感的例证是其对群众罢工的看法。考茨基自称是最拥护群众罢工这种策略的人，是其热烈的捍卫者，尤其在1905—1906年间更是如此。但他从不提倡某一特定情境下的群众罢工，相反，却附加上一长串罢工成功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全体工人参与、所有社会成员普遍感到不满、软弱的政府，等等。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在考茨基看来，群众罢工从来只是一种防卫武器，只是在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民主权利遭到侵犯时才能使用的最后手段。由于顾忌到普鲁士国家控制着无限的权力——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考茨基的这种消极态度进一步强化了。
但考茨基的政治观绝不是机械论的。他总是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而且甚至在列宁之前，就预示在列宁的“从外部灌输阶级意识”理论中包含的一些东西。早在1901年，他就写道：“知识在今天仍然是有产者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不能从自身中创造出强大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由别人给它带来知识才能走进社会主义。”[39] 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来自观察、并被一些熟练的学者以一种社会技术的形式加以运用的理论，所以一个组织完备的党的经常性责任就是去传播阶级意识，并向无产阶级提供一种连贯的政治理论；而零敲碎打的改良主义主张是永远不够的。考茨基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否认国家是拯救工人阶级的可能的资源。因此，工会本身的斗争就完全不够了。他像列宁一样坚决否定“经济主义”。他的目标一向是（这是他与伯恩施坦的根本分歧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随即对国家实行根本的改造。不过，当谈论国家时，考茨基总是想到德国的军事专制政体，它最多是个半民主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德国实现完全的民主。因此，考茨基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指的不是令伯恩施坦那般恐惧的阶级战争形势或“雅各宾派的无政府状态”[40] ，而仅仅是指无产阶级在充分民主的（和议会的）制度下实行多数人的统治。[41] 虽然只是当他批评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这种观点才明确起来，但这无疑是包含在他早期著作中的思想。
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伯恩施坦在阐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时，总是很认同地引证恩格斯在1890年致布洛赫（Bloch）的信。[42] 在他看来，恩格斯的评论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唯物史观“事实上并非纯粹唯物主义的，更非纯粹经济的”[43] 。伯恩施坦认为，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太唯物主义、也太决定论了。因此，他把唯物主义者讥称为“不信上帝的加尔文教徒”[44] 。他宣称：
要揭露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那么确切地存在，以至于人们能够有把握地确定，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最强大的动力，这绝非总是易事。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产生接受某些思想的意向，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系列影响的协同作用。如果一开始人们就把不强调纯粹经济性影响而强调其他影响、不考虑生产技术及其可预见的发展而考虑其他经济因素视为折中主义而加以抛弃的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有害的。折中主义（它从对各种现象的不同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这种教条主义企图的自然而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企图膨胀过度，折中精神总是要以强大的自发力量再度起作用。这是清醒的理智对每一种禁锢思想的学说所固有的倾向的反叛。
[45]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解释起源于根本性的哲学偏差，这种偏差关涉唯物主义的含义、辩证法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已增长的康德哲学的影响。后来，伯恩施坦宣称，他本人成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学派的拥护者”[48] 。他还用心否定“唯物主义”——他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指这样的看法，即“从某一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49] 。这种看法与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一样，同马克思毫无关系。当然，伯恩施坦受达尔文的影响，但却是以一种完全类似于他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未发表的1898年手稿中，他写道：“生物学研究得出一个命题：一种有机体愈发达，即愈复杂、功能愈分化，它的进化就愈不是由整个有机体的绝对对立的变化实现的。在一定范围内，人类社会同样也是这样。”在同一手稿的后面，他还写道：“显而易见，政治革命对工业社会化来说，是最不合时宜了。”[50] 进化能够与革命彻底地对立。伯恩施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所以不成熟，乃在于他否定了（且全然不懂）黑格尔和厌恶辩证法。他在《渐进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每当我们看到以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基础为出发点的理论在过分强调暴力崇拜的理论面前投降时，我们都会碰到黑格尔式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伟大成就都不是依靠、而是不顾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取得的。”[51] 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布朗基主义恰应归咎于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倚重。
然而，尽管伯恩施坦否定唯物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他的思想中还是有一种极端经验论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他否定黑格尔和探究事物的任何辩证方法所致。正是他那贫乏的实证主义方法使他为其社会主义寻找另一种道德基础，而他关于经济力量本身不会带来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使他寻求其他可能的动力。他在新康德主义的复兴中找到了一种现成的动力。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新康德主义成为德国各大学所讲授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使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方法不能有充分的估价。F. H. 朗格（Lange）的《唯物主义史》（1866年）是一部基本的教科书。而伯恩施坦还受到施米特（Schmidt）、福伦德（Vor-länder）、科恩（Cohen）和沃尔特曼（Woltmann）的强烈影响，他们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是新康德主义者。[52] 康德主义的观点在两点上具有吸引力：首先，康德的学说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世界的种种范畴，这便使得任何唯物主义都带上了极端唯心主义的色彩。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康德在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之间所作的区分，意味着他的伦理学既然被人们公认为独立于任何描述性的陈述之外，那就是要自成一体，从而能够合乎逻辑地与一种恐怕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共存。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伯恩施坦的折中主义陷入了一场纯粹的混乱中。
但在此，伯恩施坦并不是孤立的，连考茨基也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吸引。1898年，考茨基（完全正确地）承认“哲学非我所长”，但他仍然认为，“如有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观与历史观甚至能与新康德主义相结合”[53] 。但考茨基并未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他比伯恩施坦更为系统地受到达尔文的影响，因为考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终其一生都是达尔文主义者。他的社会发展观总是与其自然进化观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过分强调生产力和客观必然性。考茨基在1906年著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中，用一种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相当直露的方式，试图论证伦理观念依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相比之下，他的《基督教的起源》（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一书倒是唯物史观对那个时代最早的、也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运用。[54] 考茨基提不起对黑格尔的任何热情，他对黑格尔一无所知；对他来说，黑格尔是一名带着可悲的思辨色彩和保守倾向的进化宿命论者。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康拉德·施米特的惊人宣言引发了考茨基的共鸣：“在鼓动工作中，我们宁愿用准确得多、也丰富得多的‘进化’概念取代‘辩证法’。对工人们来说，‘进化’概念是更明白易懂的。倍倍尔诉求于伟大的达尔文的精神，我们离达尔文比离黑格尔更近。”[55] 考茨基不同于伯恩施坦之处在于，他强调自然界中对立面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直接而无情地应用于阶级斗争。然而，尽管考茨基几乎不断地重申“自然的必然性”，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伦理学来看，却也无法避免处于与某些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同样的地位。他在论伦理学的那本书的结尾处宣称：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组织，不能没有道德理想，不能不在道德上憎恶剥削和阶级统治。但是，这种理想不可能从科学社会主义那里得到支持……当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是战士………所以，例如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道德理想的作用突破了他的科学研究，他就总是竭力把它从著作中消除掉，而且他理所当然地会这样做……科学只与对必然性的认识有关。
[56]
结论
在许多问题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的分歧只是逐渐产生的，其论战是在进展中尖锐起来的。在公开自己的信仰宣言中，考茨基写道：
一旦放弃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是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动力的观念，我就不得不承认我完蛋了，我的生命就不再有任何意义。
[57]
深入阅读材料
关于本时期的通论性著作
有一部论述了第二国际期间欧洲思想状况的优秀著作，它是H·斯图亚特·休斯（H. Stuart Hughes）的《意识与社会》。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起源，见利特克（Lidtke）的《被取缔的党》。吉尔里（Geary）的文章很好地论述了党的群众基础，内特尔（Nettl）的短篇研究具有当代政治分析的洞察力。亨特（Hunt）的书也是可信度高的综述，但最为基础的文本还是肖尔斯克（Schorske）的优秀著作《德国社会民主党》。
关于第二国际，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乔尔（Joll）作了很好的介绍。对此，科尔（Cole）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与布朗撒尔（Braunthal）写的该书的第一卷稍加详尽一些。豪普特（Haupt）对导致第二国际于1914年解散的一系列事件作了相当好的研究。另参见皮尔逊（Pierson）的学术著作《1887—1912德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精神状况》和霍华德（Howard）及金（King）的著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史》第四章。
与修正主义的论战
伯恩施坦的最重要著作已被译成英文——尽管是以节译本的形式，被冠以“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标题。唯一的一本英文本长篇评论是彼得·盖伊（Peter Gay）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该书还有格诺伊斯（Geuss）与埃利奥特（Elliot）所写的两篇文章作补充。
考茨基的主要著作也译过来了。关于他的政治学，见《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见解，见《无产阶级专政》；就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优势，见《基督教的基础》。利希特海姆（Lichtheim）的《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短小精悍地论述考茨基的章节。另外，可参见克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中第二卷第二章，以及萨尔瓦多利（Salvadori）的长篇研究。最后，要指出的是，还有图多兄弟（Tudor and Tudor）所编辑的一个很好的作品集，吉尔里（Geary）为该集子写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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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Kautsky to Victor Adler，in the latter’s Briefwechsel（Vienna，1954）p. 401.
[2] Engels to Sorge，in Marx，Engels，Werke（MEW，Berlin，1957），vol. 39，p. 213.
[3] 关于拉布里奥拉最好的英文介绍是：L.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1978）vol. 2，pp. 175ff。
[4] 详见H. Stuart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London，1959）ch. 2，and A. Davidson，Antonio Gramsci（London，1977）pp. 94ff。
[5] 详见N. MacInnes，‘Les débuts du Marxisme théorique en France et en Italie（1880—1897）’，Cahiers de l’ISEA，vol. 102，1960。
[6] 引自Engels to Bernstein，MEW，vol. 35，p. 388。另见Marx’s reservations on Longuet and Lafargue in MEW，vol. 35，p. 110。
[7] 参见H. -J. Steinberg，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3rd edn（Bonn，1972）p. 16。
[8] 引自Y. Bourdet in his Introduction to R. Hilferding，Le Capital financier（Paris，1970）。
[9] 有关可靠的文献证据，参见B. Gustaffsson，Marxismus und Revisionismus（Frankfurt，1972）vol. 1，pp. 129ff。
[10] 参见Ibid. ，p. 128。
[11] R. Luxemburg，Gesammelte Werke（Berlin，1925）vol. 3，pp. 104ff.
[12] 参见党的书记I. 奥艾尔（Ignaz Auer）对伯恩施坦的劝告：“人可以那样做，但不要那样说！”E. Bernstein，Entwicklungsgang eines Sozialisten（Leipzig，1925）p. 35。
[13] 考茨基致伯恩施坦，引自H. -J. Steinberg，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3rd edn（Bonn，1972）p. 78。
[14] E. Bernstein，Die Neue Zeit，vol. 13，p. 103.
[15] 引自J. P. Nettl，Rosa Luxemburg（Oxford，1966）vol. 1，p. 204。
[16] 参见J. P. Nettl，‘The German Social-Democratic Party 1890—1914 as a Political Model’，Past and Present，30（1965）。
[17] 恩格斯给他所整理的《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Moscow，1971）pp. 8ff。
[18] E. Bernstein，Evolutionary Socialism（New York，1961）p. 29.
[19] Ibid. ，p.30.
[20] Ibid. ，p.48.
[21] 进一步参见H. -C. Schröder，Sozi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Hanover，1968）。
[22] 见该译本下文，pp. 63ff。
[23] F. Engels，‘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entwurfs 1891’，MEW，vol. 22，p. 231.
[24] 见T. Sowell，‘Marx’s“Increasing Misery” Doctrin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0。
[25] 见G. Herre，Verelendung und Proletariat bei Karl Marx（Düsseldorf，1973）pp. 14ff。
[26] E. Bernstein，op. cit. ，p. 50.
[27] Ibid. ，p. 71.
[28] K. Kautsky，Die Agrarfrage（Stuttgart，1899）p. 174.
[29] E. Bernstein，‘Allgemeines über Utopismus und Eklektizismus’，Die Neue Zeit，vol. 15，p. 167.
[30] E. Bernstein，Evolutionary Socialism（New York，1961）p. 142.
[31] Ibid. ，pp. 147ff.
[32] Ibid. ，p. 151.
[33] E. Bernstein，‘Die Zusammenbruchstheorie und die Kolonialpolitik’，Die Neue Zeit，vol. 16，pp. 555ff.
[34] A. Bebel，Briefwechsel mit F. Engels（The Hague，1965）p. 106.
[35]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zu Hamburg（Berlin，1897）p. 125.
[36] 参见恩格斯对该报记者的谈话，MEW，vol. 22，p. 547。
[37] K. Kautsky，Le Marxisme et son critique Bernstein（Paris，1900）p xii.
[38] 关于群众运动的官僚机构导致群众运动实行寡头政治和倾向于保守的论断，见R.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1959）。米歇尔本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名充满幻灭感的前党员。另见J. P. Nettl，Past and Present，30（1965），p. 16。
[39] K. Kautsky，Die Neue Zeit，vol. 19，p. 90. 在这个问题上，对考茨基的观点的更积极的评价，见R. Larsson，Theories of Revolution（Stockholm，1970）pp. 49ff. ，and 256ff。
[40] 伯恩施坦致考茨基1898年2月20日，引自H. -J. Steinberg，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3rd edn（Bonn，1972）p. 4，另参见Evolutionary Socialism，pp. 145ff。
[41] 参见K. Kautsky，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Ann Arbor，1964）。该书处处都突出了考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是凌驾于社会和无产阶级之上的专政的观点，并且指出，它产生于超越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企图。
[42] 参见该译本上文，p. 14。
[43] E. Bernstein，Evolutionary Socialism（New York，1961）p. 17.
[44] Ibid. ，p. 7.
[45] Ibid. ，pp. 13ff.
[46] Ibid. ，p. 15.
[47] 伯恩施坦致考茨基1898年1月22日，引自H. -J. Steinberg，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3rd edn（Bonn，1972）p. 60。
[48] E. Bernstein，‘Entwicklungsgang eines Sozialisten’，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Leipzig，1925），p. 40.
[49] E. Bernstein，Evolutionary Socialism（New York，1961）p. 7.
[50] 引自B. Gustafsson，Marxismus und Revisionismus（Frankfurt，1972）vol. 2，p. 389。
[51] E. Bernstein，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Rowohlt edition（Hamburg，1972）pp. 62ff。有关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整章内容在英译本中被不负责任地漏掉了。
[52] 关于康德主义对修正主义运动的影响，基本的描述来自K. Vorländer，Kant und Marx（Tübingen，1926）。
[53] 考茨基致普列汉诺夫，见Der Kampf，vol. 18（1925）p. 1。
[54] 参见下文最后一章的再评价D. Mckown，The Classical Marxist Critique of Religion（The Hague，1975）。
[55]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zu Hannover（Berlin，1899）p. 148.
[56] K. Kautsky，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Stuttgart，1906）p. 141. 更极端的说法，参见希法亭为其《金融资本》写的“序言”。
[57] 考茨基致伯恩施坦1897年8月30日，引自H. -J. Steinberg，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3rd edn（Bonn，1972）p. 77。
[58] 参见E. Matthias，‘Kautsky und der Kautskyanismus’，Marxismusstudien（Tübingen，1957）。该书有影响的、也有见地的评说肯定得有点过头了。
[59] C. Schorske，German Social Democracy，1905—1917（Cambridge，Mass. ，1955）p. 29.
[60] 参见H. Stuart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London，1959）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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