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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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激进派

　　引言

　　到1905年，修正主义的论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在这场论争中，那些后来以“左翼激进派”面目出现的人所持的观点，与考茨基的观点并无多大差别。真正的决裂发生在1910年，当时党所经历的渐变过程开始明朗化了。关于这一过程，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意识形态，即日益外向的老一套革命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专门维持内部团结的手段了。由于各级组织继续推行“务实”的政策（参加各种选举、工会活动、企图在德国国会内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集团），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因此，越来越有必要吹嘘意识形态的坚定性，来粉饰毫无价值的实际政治活动（这些无价值的政治活动都是经允许的）。党的工作的下级组织反而成了发迹之所，而不是生死斗争的基地；党的代表大会不再是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最高大会，而变成了一年一度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意识形态受到推崇，与会者从中得到了充分的精神满足而离去，足以使他们的同志们心里也亮堂起来。除了让执行人员及官僚主义蔓延外，这种组织结构一仍其旧，只是其职能以及连同滋生的权力集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

　　然而，直到1918年底，在共产党建立时，激进派才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此前仅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压力集团而已。而且，当时激进派大多数是外乡人，主要是犹太人的血统，他们不安地徘徊在德国内外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间。仅有两位著名的了解内幕的“本地人”（insider），他们是梅林（Mehring）和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记者，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德国——尤其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普鲁士的研究中。他在文艺批评领域内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者。他注重作家们的伟大成就与其阶级抱负之间的关系，认为最佳的文学出自新兴的阶级。他对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他1893年写的《莱辛传奇》（Lessing Legende），受到了恩格斯的颂扬。梅林还编辑了几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著有经典的《马克思传》。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唯一投票反对战争预算的代表。他尤以其《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驰名于世，该书也是第二国际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职能的最佳著作之一。除外乡人外，激进派的力量来自非德国人。帕尔乌斯【Parvus，真名为伊斯雷尔·赫尔普汉德（Israel Helphand）】是党内批判修正主义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是“机会主义”一词的首创者，他是出生于敖德萨的俄国犹太人。^[2] 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是一位荷兰天文学家，他经常为德国党报撰稿参加论战。^[3] 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出生于加利西亚，在1914年定居俄国以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位积极活动的记者。^[4] 最后，激进派中的最杰出者是出生于波兰东南部的罗莎·卢森堡。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自然地，激进派大声疾呼地反对伯恩施坦，尽管他们在那个阶段的思想与考茨基并无殊异。帕尔乌斯在1898年1月至3月的《萨克森工人报》（Sachsische Arbeiterzeitung）上，首先对伯恩施坦发起了抨击。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能按一种有机的计划把党的当前工作同它的社会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这里是‘目标’；那里是当前的任务。他们至多只承认一种平行论：为社会革命而鼓动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从事活动。”^[5] 但是，对伯恩施坦抨击得最猛烈的是罗莎·卢森堡，她于同年在《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1899年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为题再版成书。这篇文笔精练而有力的论战文章已成为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经典著作之一。卢森堡最初的论点是，“在社会改良和革命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 。她还说，伯恩施坦承认他只注重手段（社会改良），不注重目的（革命）。但是，伯恩施坦所理解的“改良”意味着放弃资本主义崩溃论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如果同伯恩施坦一样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走向其自身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将不再是客观必然的了。”^[7]
　　更为具体地，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进行了抨击。她宣称，在经济学领域内，伯恩施坦所说的稳定资本主义的信贷和卡特尔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信贷使生产和所有权分离的现象加剧，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卡特尔化则加剧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组织的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处于平静时期，但严重的危机仍将在所难免。
　　关于伯恩施坦的社会学说，卢森堡宣称，他的错误在于否认中产阶级的消失。中等企业的表面复苏并不能削弱马克思的崩溃理论：

　　中等企业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不能被视为实力较弱的部队持续被直接和大量歼灭的一场常规战争，而应视为小资本的定期被摧毁又迅速再生，而再为大工业所摧毁。这两种趋势君临着中等资产阶级各个阶层，而与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其下降趋势终将取胜。下降趋势取胜本身并不必然表现为中等企业的绝对数减少，却表现为：首先是旧生产部门企业运转所必需的最小量资本逐渐增加，其次是小资本家剥削新生产部门的机会的间隔时间在不断缩短。就小资本家而言，其结果是经济生命逐渐缩短，生产和投资的方法变化得更快；就整个阶级而言，社会新陈代谢的加速度愈来愈快。^[8]

　　联合股份公司造成资本的大量集中，从而恰恰使生产和所有权分离了。在也许是整个论战中关键性的段落中，卢森堡写道：

　　伯恩施坦把“资本家”这一概念从生产关系中搬到财产关系中，把“企业家”称为“人”而不称为企业家。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问题从生产领域转到财富关系领域，即从劳资关系转到贫富关系。^[9]

　　卢森堡还驳斥了伯恩施坦把希望寄托到合作社和工会上的想法。在她看来，合作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中的一种混合形式。至于工会，由于遭遇到不断增长的失业威胁的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两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它那种能扩大惠及工人阶级的社会财富比重的作用是注定要受挫的。工会斗争便成了“一种西西弗斯的劳作（徒劳无功）”^[10] 。就因为这一说法，卢森堡招致了工会领导人直接而长久的憎恨。
　　卢森堡宣称，伯恩施坦对政治民主的信念是一种错误，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民主制度“大体上已丧失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11] 。她并不否认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但确切地说，她的理由是从反面提出的：正是议会斗争的无效才使无产阶级确信，要进行任何根本的变革，就必须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卢森堡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财产结构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12]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雇佣劳动不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在我们的整个司法体系中，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现存的阶级统治。”^[13] 而这就是说，伯恩施坦所鼓吹的那种政治改良和法律改良不可能解决问题。
　　总之，卢森堡的结论是，伯恩施坦的观点是机械论的、不合乎辩证法的：

　　合法改良和革命是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方法，并不像挑选冷热香肠那样，可以在历史的柜台上任意拿取。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环节，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同时又互相排斥。这种关系就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一样。^[14]

　　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绝非什么创新——或许她关于资产阶级统治是超法律的思想是个例外。^[15] 恰恰相反，她宣称要捍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策略，反对伯恩施坦的革新。她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命题和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与考茨基并无二致——尽管她很快地起来抨击伯恩施坦，而考茨基起初则顾及友情而踌躇不前。在支持议会斗争中，她仍然想把改良主义的做法同革命的理论统一起来。当时，只有列宁一人主张另一条途径。

　　卢森堡：意识与活动

　　虽然《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部著作并不表明卢森堡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但她紧靠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所写的著作，却显示出某种明确的倾向性。那些年，生活费用上涨和市场紧缩，使工人阶级的抗议活动大大加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卢森堡开始阐发她关于阶级意识的思想。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她就已经谈到了工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和斗争，无产阶级的觉悟即意识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就被组织成一个阶级了”^[16] 。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她于1904年刊载在《新时代》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就批评了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在该文中，她竭力强调了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反对被她视为中央委员会的机械控制现象。在她看来，列宁的思想是“把布朗基式密谋集团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工人群众的社会民主党运动中来”^[17] 。卢森堡赞扬了后来几年俄国工人阶级示威运动的“自发”性。在她看来，中央集权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战斗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与它的各个集团和成员相对而言）。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多数人统治”^[18]。在德国，分权确实助长了修正主义运动——但这并不是俄国推行中央集权制的理由。卢森堡倾向于把列宁的观点看成伯恩施坦的左翼写照，即一种宗派主义。正如伯恩施坦把运动和其目的隔离开来一样，这种宗派主义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列宁颂扬工厂的纪律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俄国下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官僚主义的纪律只能很快地有利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最后，卢森堡坚持认为，机会主义不可能被一份精致的党章（不论它有多么完备）所根除。她总结说：

　　然而，在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这样迫切地试图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监管，以防止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俄国工人运动出现失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再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但是现在，这位俄国革命家的“自我”迅速把事情颠倒过来，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全能舵手——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但是，机敏善变的政客却没有看到，起这种舵手作用的真正主体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这个集体的“我”坚决要求有自己犯错误的权利，有自己学习历史辩证法的权利。最后，我们自己还必须坦率地承认，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可能是最好的、一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效得多、有价值得多。^[19]

　　当然，卢森堡强调党作为鼓动者而不是作为组织者一面，多半是出自她在德国形势下的经历，当时，她认为群众要比领导激进一些。^[20]
　　卢森堡革命观的核心是“自发性”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在正统共产党人使用时成了一个被滥用的术语：因为如果革命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自行产生的，如果工人起义是自发的，那么就没有“先锋党”的用武之地了。^[21]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自发性”概念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关于意识与革命的思想（宿命论在其中不起作用）多么惊人地相似。还应当指出的是，卢森堡关于“自发性”的思想越明确，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越感到不满意。当然，“自发性”指的是行动上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上的自发性。^[22] 她从来不否认必须有创造性的领导。
　　在卢森堡看来，自发性的具体表现是群众罢工。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群众罢工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源自无政府主义。但是，1903—1904年工人罢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在比利时），从而使人们日益注重这一“自发性”观念；甚至伯恩施坦也倡导群众罢工，把它当做对侵犯普选权的一种可能的回击。考茨基也对这一观念表示谨慎的欢迎，因为它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已获得了相当大的推广。1905年在耶拿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可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代表大会中最激进的一次，这次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关于群众罢工的充满矛盾的决议，它首先是把罢工当做一种防御性策略。其实也仅仅止于防御，因为在同年晚些时候，面对限制普选权的强硬措施，由于俄国革命的失败，加之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淡漠，运用群众罢工的努力已逐渐停息了。工会领导人强烈反对提及群众罢工，他们认为群众罢工危害他们逐步赢得的收益、精心经营的组织、财政供给和集中领导。在1905年的科隆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谴责了有关群众罢工的思想，附带还谴责了党内激进的一翼。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卢森堡撰写了《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小册子，力求把工会的经济改良主义和政治行动之间的鸿沟弥合起来。她想要阐明，群众罢工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工具，因此现在再沿用恩格斯以前对此问题的批判已不恰当了。至于工会的反对，大体上也是不中肯的，因为俄国革命的主要教训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凭空‘决定’，更不是‘鼓动’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一定时期遵循历史必然性而从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历史现象”^[23] 。然后，她分析了1905年俄国群众罢工的作用，并得出三条主要结论。第一，群众罢工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相反是一个“持续数年或数十年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整体性概念体现出来的征兆”^[24] 。第二，群众罢工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可分割的：

　　经济斗争是把政治斗争从一个关节点引到另一个关节点的斗争；政治斗争是定期为经济斗争的土壤施肥的斗争。在这里，原因和结果不断更换位置。因此，不像学究式的看法那样，二者远不是完全分离、或乃至互相排斥的，群众罢工时期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只是形成了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两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方面，而且二者的统一正是群众罢工。^[25]

　　第三，不是群众罢工导致革命，而是相反：正是革命创造了条件，使群众罢工中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能够融合在一起。在归纳上述观点的一段话中，她写道：

　　如果群众罢工并不表示一个单独的行动，而是表示阶级斗争的整个时期，如果把阶级斗争时期等同于革命时期，那么很明显，群众罢工是不能随意号召的，哪怕号召的决定是出自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委员会。只要社会民主党不能根据它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发动或取消革命，那么，即使社会民主党的队伍热情多么高昂和多么跃跃欲试，也不足以形成一个真正的作为生动有力的人民运动的群众罢工时期。^[26]

　　卢森堡认为，自发性因素在所有的俄国罢工行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有“不受教育的”天赋，而是因为“革命不允许任何人充当他们的老师”^[27] 。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导是不必要的。卢森堡对领导的作用作了如下的归纳：

　　提出斗争的口号和方向；制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以便无产阶级现有的、已解放出来的积极力量的总和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和每时每刻都会实现出来，并在党的斗争立场上表达出来；务必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坚决性和准确性上，绝不低于、甚至高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这就是群众罢工时期“领导”最重要的任务。^[28]

　　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几节中，卢森堡力图表明，俄国群众罢工取得较大的成就不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在经济和社会状况上，比一般想象的更为相似。德国工会也不能争辩说，他们组织得不够充分，难以发动群众罢工。组织和斗争是辩证的统一。工会显然忽视了的是阶级意识：

　　社会民主党灌输给启蒙了的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是理论上的、潜在的，因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统治时期，阶级意识通常是不能作为群众的直接行动而活跃起来的……在革命中，群众登上了政治舞台，阶级意识才成为实际的、活跃的。^[29]

　　最后，卢森堡抨击了那种认为工会和党享有“平等权威”的思想。工会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但从非常特定的意义来说，工会运动不是与其领导人相一致的，而是“存在于已被争取过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之中的事物”^[30] 。
　　倡导群众罢工的并非只有卢森堡一人。伯恩施坦也因鼓吹群众罢工以实现某些具体的改良而使其工会伙伴感到焦恼；而在倍倍尔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看来，群众罢工是防御措施的最后一招；最后，甚至连考茨基也没有超越这一立场。^[31] 卢森堡则进一步认为，群众罢工意义更为深远，它代表了她整个的政治战略。她最初虽然主张以传统的议会策略为辅助，后来便开始转向这样一种立场（与她发展着的帝国主义观点相关联），即把议会活动归之于过时的斗争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狄克（Radek）说卢森堡论《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开始脱离了社会民主党，这种说法是确切的。^[32] 在当时的德国形势下，她的观点显然过于乐观，而从短期看，考茨基是正确的。德国与俄国极少有共同之处。列宁确实认为考茨基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甚至连急躁的帕尔乌斯也认为卢森堡没有考虑到政治形势的种种现实。耶拿代表大会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工会领导人反对群众总罢工的思想，并赞同党的书记奥尔（Auer）所持的观点，即认为，“总罢工全然没有意义”^[33] 。1906年，他们开始反击，在曼海姆代表大会（正是卢森堡写出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施加影响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尽管考茨基反对，仍然还是明确规定：工会与党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从属于党的，没有工会的同意（极不太可能不同意），不得发动任何群众罢工。于是，耶拿代表大会的精神被推翻了，通过更难以对付的工会的诸多影响，修正主义重新渗入党内。

　　卢森堡：帝国主义

　　群众罢工的学说是与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密切相关的。在左翼激进派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帝国主义和随后产生的军国主义意味着官僚主义的权力更大，而议会的权力更小，因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从20世纪初开始，艾斯纳（Eisner）、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都指出，帝国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兴起是齐头并进的。^[34]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她原先一直研究经济学，1907年，她在柏林的党校执教，主要讲授经济学。她写好讲稿后，便随即编成简明《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1911年，她特别对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感兴趣，而于1913年发表了最杰出的著作——《资本积累论》。她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提出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模式出发，着手进行阐述。她对马克思的主要批评是，一旦把技术革新引进他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就解释不了在这种封闭的体系中怎样才能吸收随后产生的剩余产品，因为对这种体系说来，不存在任何要求剩余价值积累的理由。在广泛研讨了古典经济学家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后，卢森堡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必须放弃封闭体系的想法；剩余的实现是靠把产品销售给非资本主义国家。“决定性的事实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既不能靠把产品销售给工人，也不能靠销售给资本家，只有靠把产品销售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组织或阶层。”^[35] 因此，就出现了殖民地扩张现象。卢森堡有几段话对农业社会的解体阐述得很精辟，并着重强调了军国主义的经济作用。因此，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发展，恰恰是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可供剥削。当所有这些社会都已纳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时，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崩溃，因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下去，正是靠吸纳那些唯一能确保其生存的条件”^[36] 。所以，

　　资本愈是残酷无情地消灭国内和外部世界的非资本主义阶层，就会愈加降低全部工人的生活标准，资本的日常演进史中的变化也就愈大。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灾难与骚动，在这些条件下，积累由于被周期性经济灾难或危机所中断，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除了采用社会主义原则，便别无他途了。^[37]

　　当时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赞同《资本积累论》中的这些结论。这部著作之所以一直受到批评，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当时人们大多批评这部著作持的是技术经济论，而且普遍认为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错误的。^[38] 第二，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自动崩溃的想法，被认为相当含糊不清。她似乎决然地相信，某种崩溃理论对制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战略是必需的。对此，列宁当然不同意。卢森堡的自动崩溃论，连同人们认为她自发性观点中固有的宿命论，后来都成为列宁主义连珠炮似的猛攻的目标。^[39] 当然，这些批判很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卢森堡肯定不比马克思本人更崇信“宿命论”。^[40] 无论在有关再生产的较为技术性问题上出现了多大的思想混乱，她对经济帝国主义及其对不发达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的广泛论述仍然是中肯的。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从1906年起，激进派在党内的处境日趋困难。在与修正主义的争论期间，他们大抵居于支配的地位，因而是集权制的支持者。然而，由于工会在策略上与执行委员会取得了一致，其影响已显露出来，激进派愈来愈受到排挤。肖尔斯克（Schorske）在论述这段时期的经典著作中这样写道：

　　可以认为，在我们这段时期，持反革命态度的工会主义者较之社会民主党更准确地代表了工人群众。工会领导人通过把党所不能组织的那些工人组织起来，得以把政治上消极的工人所持的主观看法传输到社会民主党内，而党的执行委员会则成了他们的代理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工会所赢得的胜利使党较之1906年以前更代表德国工人。然而这里包含着致命的困难：工会的官僚主义由于在现存的制度中有共同的利益，永远是反革命的。工人阶级并不完全那样，因而党既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也代表了其改良主义现状。在我们这段时期，党在工会面前屈服，放弃其政治灵活性，这就为随后的瓦解铺平了道路。^[41]

　　党的组织助长了一种总的保守趋势，那就是，到1906年，官僚主义分子在执行委员会内占大多数，而行政管理方面又日益脱离政治。到1911年，艾伯特（Ebert）这个社会民主党新官僚的化身，成了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1910年短暂的激进化、罢工浪潮以及对选举改革的鼓动，使考茨基和卢森堡之间产生了分裂。考茨基拒绝在《新时代》上发表她的《现在怎么办？》这篇文章，原因是该文鼓吹群众罢工和共和主义。她把对党的领导的总看法作了如下的概述：

　　甚至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内，每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大运动决不能来自一小撮领导人的倡议，而应来自支持党的那些群众的决心和信心。当前普鲁士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所作出的决定……（包括发动群众罢工的决定）“必定”只能由党内最广泛的集团作出。^[42]

　　1912年的竞选运动是修正主义者最终获胜的标志，那场竞选是为了达到与各资产阶级政党最大限度的合作而策划的。^[43]
　　基于这样的背景，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中，除李卜克内西一人外，都决定投票赞成1914年的战争预算，这就不足为奇了。从20世纪初起，李卜克内西和艾斯纳二人都敦促党严肃看待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然而，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引人注目地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采取了保守的立场，甚至主张对殖民主义持积极态度。出于害怕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害怕被沙皇俄国击败，工会事先决定同政府合作；尤其害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8月4日的选举。
　　到1912年，左翼激进派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它同时强调群众罢工（一般性的群众行动）和帝国主义同是核心的政治现象。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反战的加剧，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达到了顶点。到1917年初，斯巴达克派（Spartacist，左翼激进派的称号）和持反对立场的中间派都被驱逐出党。于是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党（Unabhängige Sozial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USPD），它包括从斯巴达克派到考茨基等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和平主义者伯恩施坦。从一开始，左翼激进派就不容忍任何妥协。罗莎·卢森堡的《朱尼厄斯的小册子》（其中对第二国际的瓦解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标题很是切题的《非此即彼》对他们的态度作了最好的阐述。这两本著作都已由斯巴达克联盟发表，其主要观点是：全面反对战争，把战争视为不同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顺理成章地强调国际主义；依靠群众的行动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与这后一种观点相关联的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评论，这种评论是1918年卢森堡在狱中写的。虽然她比列宁更不信任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也不同情列宁对农民的那股热情，但就一般而言，她还是赞同列宁关于在俄国有可能进行以无产阶级为先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44] 而且，她高度赞扬了1917年事件：

　　列宁的党是唯一担当真正革命政党的义务和责任的党；他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从而确保了革命不断向前推进。这样，布尔什维克便解决了“赢得人民的大多数”这一著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经常像梦魇一样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45]

　　但她也批评了看似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必要条件的那些东西。因为在她看来，把土地收归国有比剥夺土地并分配给农民更可取；在俄国强调民族自决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是错误的；此外还有：

　　仅仅支持政府的人享有自由，仅仅一个党的成员享有自由（不论其成员多么众多），便根本不是什么自由。自由永远是、而且仅仅是授予拥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这不是出于对“正义”的任何狂热的概念，而是由于所有那些在政治自由中具有指导意义的、有益的、纯粹的东西都是由上述本质特征决定的；当“自由”变为特权时，其效力便化为乌有了……列宁所运用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法令、工厂监工的专政力量、残酷的刑罚、恐怖统治，所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是公众接受生活本身的教育，是最无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和公众舆论的畅通。恐怖统治才产生蜕化。^[46]

　　到底卢森堡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内，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或修改了上述观点，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47]
　　结果是，斯巴达克联盟对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的骚动事件影响甚微。直到1918年最后几天，这个联盟还是德国独立社会党内的一个压力集团，只是于1919年1月1日才转变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这个党只包括一些孤立的小宣传集团。1918年10月，社会民主党终于掌握政权（这是它彻底采取被动、容忍态度的典型后果）时，斯巴达克联盟及时反对了政府的议会形式，但它处在那种地位已是毫无建树的了。同年12月，斯巴达克联盟发布其纲领，正式承诺：“除非反映德国全体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明确无误的意志，决不推翻政权。”^[48]
　　当1月初发生大规模街道示威之后，社会民主党政府出来执行指令时，曾爆发一次武装起义，它在几天内就逐渐平息下来。这次起义既非为斯巴达克联盟所发动，也未受其控制，更与它的目标不一致。但是起义却为政府提供了镇压极左派的机会，而且，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二人均遭杀害。后来，德国的社会主义便分化为布尔什维化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在后者那里，人们日益难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痕迹。^[49]

　　深入阅读材料

　　由卢柯（Looker）、沃特斯（Waters）和霍华德（Howard）三人各自编辑的卢森堡选集都是很好的读本，它们都附有合格的导论。还有戴维斯（Davis）所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集和沃尔夫（Wolfe）所编的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专集（有一个令人误解的书名——《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卢森堡的主要著作《资本积累论》带有J. 罗宾逊（Robinson）所写的一篇很好的序言。另外，她其他次要一点的著作有《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等，都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
　　对卢森堡的观点最佳的评论要数杰拉斯（Geras）的《罗莎·卢森堡的遗产》。就背景材料而言，可参见内特尔（Nettl）为她写的精彩传记，这部传记原本分上下两卷，也有一卷本的大部头节本。此外，有价值的相关著作还有巴索（Basso）的《罗莎·卢森堡：重新评估》【杜纳也斯卡亚（Dunayerskaya）作了热情洋溢的后续评述】和布朗纳（Bronner）的《罗莎·卢森堡：我们时代的革命者》。
　　论激进派其他人士，有泽曼（Zeman）和沙尔劳（Scharlau）合写得很漂亮的帕尔乌斯传记，有雷纳（Lerner）对拉狄克所作的有点单薄的评论，还有迈耶（Meyer）对李卜克内西所作的更简练的描述。关于1918年那场流产的革命，参阅米沙克（Mishark）、瓦尔德曼（Waldmann）和哈佛纳（Haffner）分别写的著作。

　　参考文献
　　Luxemburg
　　Texts
　　Dick Howard（ed.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sa Luxemburg（London and New York，1971）.
　　R. Looker（ed. ），Rosa Luxemburg：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London，1972）.
　　Horace B. Davis（ed. ），The National Question：Selected Writings by Rosa Luxemburg（New York，1976）.
　　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ntroduction by J. Robinson（London，1971）.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que in Rosa Luxemburg and N. Bukharin，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iton of Capital，ed. K. Tarbuck（London and New York，1972）.
　　——‘The Belgian General Strike of 1902’（five artiles）in Permanent Revolution（Journal of Workers’ Fight），1（1973）.
　　——The Mass Strike，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New York，197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Introduction by B. D. Wolfe（Ann Arbor，1961）.
　　——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 （London，n. d. ）.
　　M. -A. Waters（ed. ），Rosa Luxemburg Speaks（New York，1970）.

　　Commentaries
　　Hannah Arendt，‘Rosa Luxemburg：1871—1919’，in Men in Dark Times（London，1970）.
　　L. Basso，‘Rosa Luxemburg：The Dialectical Method’，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16-17（1966）.
　　——Rosa Luxemburg：A Reappraisal（London，1975）.
　　Stephen Bronner，Rosa Luxemburg：A Revolutionary for Our Times（New York，1987）.
　　E. H. Carr，‘Red Rosa，1917’，in 1917：Before and After（London，1969）.
　　F. L. Carsten，‘Freedom and Revolution: Rosa Luxemburg’，in L. Lebedz（ed. ），Revisionis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London，1962）.
　　Tony Cliff，Rosa Luxemburg（London，1968）.
　　Raya Dunayerskaya，Rosa Luxemburg，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Atlandtic Highlands，1982）.
　　Paul Frölich，Rosa Luxemburg：Her Life and Work（London，1940）.
　　Norman Geras，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London，1976）.
　　G. Lee，‘Rosa Luxemburg and 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Economic Journal，81（1971）324.
　　George Lichtheim，‘Rosa Luxemburg’，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67）.
　　George Lukács，‘The Marxism of Rosa Luxemburg’，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1971）.
　　J. P. Nettl，Rosa Luxemburg，2 vols（Oxford，1966）（extensive bibliography，pp. 863-917）；and abridged edition in one volume（Oxford，1969）.
　　E. Vollrath，‘Rosa Luxemburg’s Theory of Revolution’，Social Research 40，1（1973）.

　　Other Radicals
　　Charles B. Burdick and Ralph H. Lutz，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1918—1919（London，1966）.
　　Sebastian Haffner，Failure of a Revolution：Germany 1918—1919（Chicago，1986）.
　　Warren Lerner，Karl Radek：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Stanford，1970）.
　　Richard Lowenthal，‘The Bolshevisation of the Spartacus League’，St Antony’s Papers，9（London，1960）.
　　Franz Mehring，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York，1975）.
　　Karl W. Meyers，Karl Liebknecht：Man Without a Country（Washington，1957）.
　　John W. Mishark，The Road to Revolution：German Marxism and World War I. 1914—1919（Detroit，1967）.
　　Allan Mitchell，Revolution in Bavaria-1918—1919：The Eisner Regime and the Soviet Republic（Princeton，1966）.
　　A. J. Ryder，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A Study of German Socialism in War and Revolt（Cambridge，1967）.
　　H. Schurer，‘Radek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Survey：A Journal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53（1964）.
　　——‘Alexander Helphand-Parvus：Russian Revolutionary and German Patriot’，Russian Review（1959）.
　　Eric Waldmann，The Spartakist Uprising of 1919 and 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Socialist Movement（Milwaukee，1958）.
　　Z. Zeman and W. B. Scharlau，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The Life of 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Parvus】（London，1965）.

注释

^[1] J. P. Nettl，Rosa Luxemburg，abridged edition（Oxford，1969）p. 151.

^[2] 参见Z. Zeman and W. B. Scharlau，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London，1965）。对帕尔乌斯的论述，可进一步参见该译本第86页以下。

^[3] 进一步参见该译本第192页以下。

^[4] 参见W. Lerner，Karl Radek：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Stanford，1970）。

^[5] Parvus，‘Der Opportunismus in der Praxis’，Die Neue Zeit，vol. 19，p. 660.

^[6] R. Luxemburg，‘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in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ed. D. Howard（London and New York，1971）p. 52.

^[7] Ibid. ，p. 58.

^[8] Ibid. ，pp. 70ff.

^[9] Ibid. ，pp. 96ff；还可参见p. 107。

^[10] Ibid. ，p. 105.

^[11] Ibid. ，p. 110.

^[12] Ibid. ，p. 112.

^[13] Ibid. ，p. 116.

^[14] Ibid. ，p. 115.

^[15] 进一步参见J. P. Nettl，Rosa Luxemburg，abridged edition（Oxford，1969）p. 134。

^[16] R. Luxemburg，op. cit. ，p. 86.

^[17] R. Luxemburg，‘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p. 290. 对列宁当时的观点更细微的描述，见本书第94页以下。另见N. Geras，‘Rosa Luxemburg after 1905’，New Left Review，89（1975）pp. 41ff. 在那里谈到了卢森堡后来改变了对布朗基主义指责的方式。

^[18] R. Luxemburg，op. cit. ，p. 290.

^[19] Ibid. ，pp. 305ff.

^[20] 关于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的接触，可参见P. Lösche，Der Bolschewismus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Berlin，1967）ch. 2；and C. Weil，Marxistes russes et Social-democratie allemande 1898—1904（Paris，1977）。

^[21] 参见N. Geras，‘Rosa Luxemburg’s Concept of Collapse’，New Left Review，82（1973）p. 20。

^[22] J. P. Nettl，Rosa Luxemburg，abridged edition（Oxford，1969）p. 154.

^[23] R. Luxemburg，‘Mass Strike，Party and Trade Union’，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p. 231.

^[24] Ibid. ，p. 237.

^[25] Ibid. ，p. 241.

^[26] Ibid. ，p. 244.

^[27] Ibid. ，p. 245.

^[28] Ibid. ，p. 247.

^[29] R. Luxemburg，Politische Schriften（Leipzig，1969）p. 194.

^[30] R. Luxemburg，‘Mass Strike，Party and Trade Union’，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p. 270.

^[31] 见该译本第32页以下。

^[32] K. Radek，Rosa Luxemburg，Karl Liebknecht，Leo Jogiches（Hamburg，1921）p. 15. 引自J. P. Nettl，Rosa Luxemburg，abridged edition（Oxford，1969）p. 205。

^[33]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s SPD zu Mannheim（Belin，1906）p. 246.

^[34] 参见H. -C. Schröder，Sozi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mit dem Imperialismus problem und der‘Weltpolitik’vor 1914（Hanover，1968）.

^[35] R.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1971）pp. 351ff. 关键性章节是第26章。

^[36] Ibid. ，pp. 466ff.

^[37] Ibid.

^[38] 参见她热情洋溢的答复，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que edited with a good introduction by K. Tarbuck（London and New York，1972）. 另见P. Sweezy，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York，1942）pp. 202ff. and T. Kemp，Theories of Imperialism（London，1967）。更为同情性的论述，见J. 罗宾逊（Robinson）为《资本积累论》英译本写的序言。

^[39] 参见E. Stokes，‘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Attack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Historical Journal，12（1969）pp. 297ff。

^[40] 参见N. Geras，‘Rosa Luxemburg’s Concept of Collapse’，New Left Review，82（1973）。

^[41] C. Schorske，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Cambridge，Mass，1955）. p. 110.

^[42] R. Luxemburg，‘The Next Step’，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ed. R. Looker（London，1972）p. 159.

^[43] 关于党逐渐反映它所反对的国家体制的方式，见G. Ritter，Die Arbeiterbewegung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Berlin，1959）。

^[44] N. Geras，‘Rosa Luxemburg after 1905’，New Left Review，89（1975）pp. 21ff.

^[45] R. Luxemburg，The Russian Revolution，ed. B. Wolfe（Ann Arbor，1961）p. 38.

^[46] Ibid. ，pp. 69ff.

^[47] J. P. Nettl，Rosa Luxemburg，abridged edition（Oxford，1969）pp. 444ff. ；P. Lösche，Der Bolschewismus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Berlin，1967）pp. 134ff. 另见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对卢森堡的答复（伦敦1971年，第272页以下）与杰拉斯在《罗莎·卢森堡的遗产》中的评价（伦敦1976年，第176页以下）。

^[48] ‘What does the Spartacus League want?’，in. Luxemburg，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ed. D. Howard（London and New York，1971）p. 376.

^[49] 进一步参见D. Authier，J. Barrot，La Gauche communiste en Allemagne 1918—1921（Paris，1976）。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见本书第187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