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4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词是指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中的一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始于1907年创办《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这一颇具影响的刊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或工人组织，而是一种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卡尔·伦纳（Karl Renn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以及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他们原初都是急于想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诸如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和民族问题等各个领域的新问题。
　　马克斯·阿德勒以新康德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作了最精辟的阐述。他主要是强调了认识论，认为：经验是一种逻辑构造，因此先于精神与物质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德勒把马克思的方法论视为康德的方法论：透过外表看其实在。阿德勒自称效法考茨基，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因而与任何哲学或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无关。阿德勒的目的是要用一种以新康德主义形式出现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与福伦德（Vorlander）等德国新康德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拒绝把社会主义看作一条伦理学准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因而与伦理学无关，而伦理学本身能够由对人性和社会的一种批判观（康德式的）建立起来。[1] 阿德勒虽然在哲学上接近唯心主义，但在政治上却属于奥地利党的激进派（这种结合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存在于康德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身上）。战后，他仍是工厂委员会的积极倡导者，而没有去鼓吹国家议会。[2]
　　由于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丧失了信心，卡尔·伦纳转向了奥地利党（战后唯一没有分裂的党）的右翼。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主要贡献是，把法律同经济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特例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贡献在于鲍威尔和希法亭两人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鲍威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他在关于民族问题[3] （对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居民来说，这无疑是头等关心的问题）的主要著作中，特别强调了构成民族的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并提出以联邦的形式作为实现民族自决的过渡。不同于列宁和卢森堡，鲍威尔认为，民族共同体体现着同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价值。在这本民族问题著作的结尾处，鲍威尔用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帝国主义。这一节在当时具有罕见的创见。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周期性萧条使得资本家进一步向利润率更高的不发达国家寻求势力范围。卡特尔和银行使这种寻求过程更容易了，因为资本家的投资能够受到关税的保护。鲍威尔还关注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4] 后来，他还开展了对俄国革命的评判，他承认临时性的少数人专政的必要性，但这种专政只能是向多数人的民主过渡这一条件下的、正当的防卫措施。[5] 鲍威尔尖锐地批判了1930年前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在1920年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孟什维克和其他欧洲工党共同组建的所谓“第二半国际”中，鲍威尔的观点占据了支配地位。
　　在《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中，希法亭大量引用了鲍威尔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金融资本》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最负盛名之作，考茨基把它形容为“不愧为《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续卷”[6] 。在回答柏姆-巴维克（Böhm-Bawerk）对马克思的攻击时，希法亭曾提出了区分边际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这两派经济学方法的明确界限，因而早就名噪一时了。[7] 在《金融资本》中，他一开始就分析了信用机构日益控制工业促使公司所有制不断壮大的趋势。这一趋势之所以加剧，是由于资本密集化产业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要求所致。社会上决策者的人数在缩减，日益实行自觉的调控和计划，而银行对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控制则与日俱增：“工业资本中愈来愈多的部分不再归使用资本的工业家所有。他们只能运用资本，因为银行仍然是资本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银行需要把投入工业中的更多的资本作为固定资本，于是银行在更大的规模上成为工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实际上已转化为工业资本，也就是我所称为的金融资本。”[8] 一旦国内竞争已经消除，便会产生要求关税保护以抵制外来竞争的压力，以便能够实行垄断价格政策。其结果是，国家权力加强，于是彻底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对立起来。希法亭著作中的某些段落，其内容经过了几十年，至今仍未丧失其洞察力和影响力。他写道：
　　金融资本不是力求自由，而是力求统治；它并不主张每个资本家有独立性，而是要他处于从属地位；它避免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力求组织起来——当然，这只是为了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竞争。但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了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它需要国家行使一定的职能，通过关税政策保障自己的国内市场，并且更易于争夺国外市场。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其贸易政策无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对抗性利益。最后，它需要一个强权国家来增进它在国外的金融利益，并运用其政治力量把恰当的供应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国家是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干涉，以便把整个世界变成本国金融资本投放的场所。金融资本需要强权国家推行扩张政策，把新殖民地纳入到它的势力范围内。[9]
　　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观念的支持下，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具有强权和侵略的本性，为垄断市场和原料来源而展开的竞争日趋激化，从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以“垄断”性高价向国外倾销在国内滞销的商品，这一做法也在不断增多；另外，它还助长了在国外建立企业从而输出资本的倾向。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和为扩大潜在市场而对不发达地区进行的武力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民主和平等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金融资本并不关心资本家利益的协调。它懂得竞争性争斗愈来愈变成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随着和平的理念日益淡薄，人道思想被国家的大国和强权观念取代了……金融资本虽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通过对民族观念的严重歪曲（不再承认每个民族有政治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也不再从民族的角度来表达在一切人道的事物上平等的民主信念），也为自己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垄断组织的经济优势，正是由其本民族所获得的统治地位反映出来的。于是，这个民族俨然命定般比其他一切民族优越。由于征服其他民族要靠暴力，因此习以为常地看来，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来说，其优势似乎归功于其特殊的自然品质，即其种族的特性。这一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冒充科学，构成了替金融资本追逐权力作合法性辩护的依据，借以证明其争夺行为的科学判决性和必然性。平等的民主观念被寡头统治的观念所取代了。[10]
　　最终，整个过程以武装冲突而告终。“在敌对利益的激烈冲突中，资本巨头的专政最终将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专政。”[11]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是由于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开辟了革命的前景。
　　人们批评希法亭过分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因为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并不能持久；还有人批评他只注重流通领域，而不注重生产领域——因此，他把危机只看作各个生产领域之间比例失调的结果。但总的说来，希法亭是第一个对帝国主义认真作出经济分析的人，他的这种分析为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奠定了基础。作为对垄断及其帝国主义后果的研究，希法亭的这本书在第二国际所有思想家的经济著作中，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深入阅读材料

　　有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英文本文献寥寥无几。但也可参见莱塞尔（Leser）和克罗恩（Croan）的文章、克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二卷；当然，尤其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选及其博托摩尔（Bottomore）所写的序言。还可参阅霍华德（Howard）和金（King）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一卷，第五、六章。柏姆-巴维克和伦纳分别所写的著作已有英文版，并包含导言。《金融资本》的英译本也面世了。

　　参考文献
　　Austro-Marxism，Text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T. Bottomore and P. Goode（Oxford，1978）.
　　E. Böhm-Bawerk，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ed. P. Sweezy（New York，1949）.
　　M. Croan，‘Prospects for the Soviet Dictatorship：Otto Bauer’，in Revisionism，ed. L. Labedz（London，1972）.
　　Rudolf Hilferding，Finance Capital（London，1980）.
　　M. C. Howard and J. E. 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vol. 1，1883—1929（Princeton，1989）.
　　L.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1978）vol. 2，ch. 12.
　　N. Leser，‘Austro-Marxism：A Reappraisal’，in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1919—1939，ed. W. Laqueur and G. Mosse（New York，1966）.
　　K. Renner，The Institutions of Private Law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ed. G. KahnFreund，2nd edn（London，1976）.


注释

[1] 参见T. B. 博托摩尔（Bottomore）为题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牛津，1978）的文集写的序言，见该书第11页以下。

[2] 特别参见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Berlin，1922），p. 188。

[3] O. Bauer，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Vienna，1907）.

[4] 进一步参阅G. Lichtheim，Marxism（New York and London，1964），pp. 307ff。

[5] Y. Bourdet（ed. ），Otto Bauer et la Révolution（Paris，1968）.

[6] K. Kautsky，‘Finanzkapital und Krisen’，Die Neue Zeit，vol. 29，p. 883.

[7] 柏姆-巴维克的著作和希法亭的答复已由P. 斯威齐（Sweezy）作序出版（纽约和伦敦，1975）。

[8] R. Hilferding，Das Finanzkapital，ed. E. März（Frankfurt，1968）vol. 2，p. 309.

[9] Ibid. ，pp. 456ff.

[10] Ibid. ，pp. 457ff.

[11] Ibid. ， p. 507.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