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起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二编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

第5章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

　　乍看起来，俄国不像是最有革命前景的国家。19世纪中叶的俄国一直是反动的代名词，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状态。即使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俄国也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然而，俄国社会中的某些阶层却享有一种深受西欧发展影响的活跃的精神生活，他们把西欧的发展视为俄国追求进步的楷模，但是，政府的顽固保守主义势力使得这些知识分子的运动始终处于被攻击的境地。国家的独裁和集权性质以及工业发展不足（因而没有相应的资产阶级）意味着，俄国的革命运动往往仅由知识分子组成。而这些知识分子所依仗的是道德上的热情和慷慨的辞令，不太求助于系统的、批判性的、并且是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这些革命运动中，最激进者是以“民粹主义”（Populism）著称的。正如这个名称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对俄国人民和人民的民族复兴力量有着最为强烈的情感投入。民粹派折中主义地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对黑格尔、唯物主义诸流派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加以兼收并蓄。他们首要关心的是保全俄国的农村公社，首先是反对被西欧社会主义者有力批判的资本主义，其次是把农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在策略上，民粹主义思想分为两派：一派相信人民能自我解放，并试图通过和平宣传来达成这一目标；另一派则认为，有必要通过恐怖分子小集团直接打击专制制度。19世纪70年代中叶，在农民中的宣传运动失败以后，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即“土地与自由社”（Zemlyay Volya）建立起来了，但它很快就陷入分裂。一派倾向于土地改革，自称是“重分黑土党”（Chernyi Peredel）；另一派把重点放在恐怖行动上，叫做“民意党”（Narodnaya Volya）。后者在1881年行刺沙皇时达到了它的一个目标；但事后却发现，这一举动本身，除了葬送掉整个组织外，一无所获。
　　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大地上第一次蓬蓬勃勃地涌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在与民粹派不断辩论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则更早些：他的《哲学的贫困》曾译成俄文；主要的民粹派革命家之一特卡乔夫（Tkatchev）在19世纪60年代就读过马克思的著作；1872年的《资本论》俄译本则是该书最早出现的外文译本。然而，民粹派对马克思的理解非常片面，他们大体上接受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学分析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他的唯物主义观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学未必能直接适用于俄国。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俄国的审查官起初允许了《资本论》的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关于俄国的见解充满了突出的矛盾。他们对俄国的发展已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核心问题是农村公社的命运。1875年，恩格斯在反驳特卡乔夫时写道：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1]

　　19世纪70年代初，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者或多或少地受到巴枯宁的影响。但到70年代后期，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和“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马克思逐渐同情起民粹派来了。马克思在1877年致米海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的信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关于农村公社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基础的观点未加评论。他仅仅声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 而当1881年维拉·查苏利奇又重新强调这一点时，马克思却答复说：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3]

　　所以，似乎矛盾的是，恰恰在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及其在日内瓦的追随者们确立了反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马克思却靠近了民粹派。^[4]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宣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 但到1894年时，恩格斯则相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摧毁了这种公社的革命可能性，认为俄国革命只会“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6]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矛盾看法（其证据性的文献在当时大都尚未发表）^[7] 并未对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影响。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内部一股活跃的力量，只是伴随着1890年大饥荒后社会与政治活动的重新觉醒才得以崛起，但早在1883年，一个紧密结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就在日内瓦成立了。这个自称为“劳动解放社”的团体只有三个成员：普列汉诺夫、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Pavel Axelrod）和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是军官的儿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若干年中，曾是一个活跃的民粹派。他不仅是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整整一代革命者的教育家。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的开篇语。^[8] 他既具有沉着冷静而逻辑性强、并富有系统性的头脑——这使他极其重视学理的正统性，同时又具有一种超脱的个性——这是由于1917年以前40年间一直留居国外所带来的。最初，普列汉诺夫以《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赢得了广大读者，该书是用笔名于1884年在俄国发表的。它是俄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也使普列汉诺夫在西方赢得了声誉。这一威望也因最先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作出详细批判而获得了提升。《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把马克思主义阐发成集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中固有的积极倾向之大成。在这一著作和其后的著作中，他用他的一元论观点来对抗诸“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普列汉诺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纯地缘上的影响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9] ，以及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美学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与梅林和拉法格一道，详细阐发了这样的观点：艺术依赖于阶级的价值观，因而其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但这些观点不过是把恩格斯的观点通俗化了而已。普列汉诺夫最重要的贡献是为俄国革命的发展奠立了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参照视角。如同大多数“西方化”了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看不到俄国和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但他刚刚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所写的两本篇幅很长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及《我们的意见分歧》——却确立起了直到19世纪末为止在这一领域中的正统学说（尽管这两本小册子遭到了恩格斯的冷遇）^[10] 。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可概括为以下三大要点：
　　首先，俄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愈益资本主义化。农奴的解放意味着引进商品市场和雇佣劳动。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的描述，普列汉诺夫断言，俄国已经纳入产业资本主义体系中了。
　　其次，就政治策略而言，上述情况表明俄国大致已进入工厂生产阶段，而无产阶级是未来的对抗阶级。无产阶级将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它在资产阶级之前就作为一个政治反对派出现了，并且具有更为良好的组织。西欧的经验——特别是1848年德国的经验——证明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是靠不住的。
　　最后，如果认同以上两点，便赋予了激进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政党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政党将为下面两个目标而斗争：（1）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2）继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在此，普列汉诺夫的战友阿克雪里罗得还阐发了这样一个观点：第一阶段应处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之下”^[11]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19世纪80年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停滞时期。1891年的大饥荒终于刺激了那里的马克思主义群体，推动他们摆脱学理，从事更为实际的活动。普列汉诺夫本人是最早提出从广泛宣传转向更直接鼓动的人之一。在这方面，领先的是维尔纳（Vilna）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唯一拥有大量组织得很好的犹太工人的地区。^[12] 他们的主要文件是《论鼓动》这本小册子。由于这个文件重点放在纯经济目标上——虽然这些目标是以把工人阶级觉悟提高到政治层面上为出发点的，因而必然大大降低其作为政治文献的重要性。维尔纽斯社团的思想在遍布欧俄中部的一些反对派团体（通常具有民粹派根源）当中是有影响的。这些反对派团体便包括圣彼得堡小组，它自1895年以来就在当地工厂中就某些具体问题从事鼓动工作，并自称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些反对派的思想由于1896年在彼得堡组织纺织业工人罢工取得成功而具有了号召力。^[13]
　　可是，“劳动解放社”感到自己难以适应这些新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希望致力于广泛的理论问题，而不是日常的工人鼓动工作。这种理论工作大都由阿克雪里罗得来承担。但在成立于189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内的两个组织之间，最多只有一种不自然的共处关系。俄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组织遇到了困难，压力来自若干工人要求加入这些组织、并破除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存在着的严格界限——这是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历次罢工成功而催生出的一种想法。老革命活动家日益感到固执于经济目标将有碍于清晰的政治远见，于是，阿克雪里罗得于1897年广泛地批判了“经济主义”^[14] 。尽管如此，1898年3月初还是在明斯克成立了稚嫩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但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国外联合会”被年轻的革命者把持着，他们虽然不与普列汉诺夫发生争执，却对他的控制要求感到不快。而俄国国内希望把工人的斗争与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区分开来的“经济主义者”又不断取得成功。到1900年，普列汉诺夫对考茨基迁就伯恩施坦的态度深感震惊，便主张同经济主义者断然决裂。当时，在俄国有两种基本的思潮：第一个是以库斯柯娃（Kuskova）和普罗柯波维奇（Prokopovitch）为首的明显的经济主义者；第二个是诸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y）和司徒卢威（Struve）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同情伯恩施坦，但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活动，有时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与这两派都是对立的，他抱怨经济主义者否认为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他希望保持党对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维持党的觉悟水平。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驱，正统的理论家应该控制党——这就是后来由列宁大力阐发的一种思想。
　　列宁1870年生于萨马拉。像几乎所有其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起初也被民粹主义思想所吸引（他的哥哥1882年因参与民粹派暗杀沙皇的行动而被处死），但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在圣彼得堡度过三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15] 在那里，他参加了协会，抨击《论鼓动》中的思想，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而崭露头角。这些经历使得列宁周密地研究了组织策略以及工人阶级觉悟从生产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观点。1895年，他写出了第一部主要的著作，题为《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是他先前与民粹派辩论的成果，其基本思想完全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相一致。列宁首先论证说，虽然民粹派（“人民之友”）是在为反对专制制度、并为激进的民主纲领而斗争，就此便可以接纳为附属的同盟者，但只要他们试图充当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就必须予以反对。其次，他断言，农民日益分化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因而他们越来越愿意接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最后，他坚持无产阶级有作为“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的使命。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化的”^[16] 。在此，列宁与他的同事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对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和农民的革命性的看法较之其他人，如普列汉诺夫，稍微要乐观一些。
　　1896年，列宁被捕，并遭流放。由于他认为工人阶级觉悟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是与俄国经济的发展携手并进的，因此，在流放期间，他非常细致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写了一部被大大低估了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用确凿的材料证据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内部兴起的过程，填补了马克思无疑会放进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去的一些细节。民粹派认为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工资太低无法扩大国内市场，列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论证说，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在某些地方，马克思所概述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阶段早已为产业资本、即直接运用于生产系统中的资本所取代，而产业资本的下一个阶段也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列宁从这一详尽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持有一种独特的立场，因为他们是完全理解、并能揭示俄国全体劳动人民（包括手工业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所受剥削的唯一阶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列宁已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得出的结论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证据：对工业无产阶级来说，

　　剥削已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混杂着任何模糊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已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他们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17]

　　这一看法（连同其中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领导全体人民的思想）支配着1914年以前列宁的政治思想。
　　1900年初，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与他先前在圣彼得堡协会的同志马尔托夫（Martov）和波特列索夫（Potresov）一道，支持普列汉诺夫为确立一条明确的正统路线而进行的斗争。但在列宁看来，只有在正统派已经聚集了力量的时候，才是这样做的恰当时机。他认为，最好通过一份杂志——《火星报》（Iskra）——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不仅能确立一条正统路线，还将通过其发行网把期待已久的党组织创建起来。当《火星报》主要由于列宁的大力推动而在俄国国内牢固地站稳了脚跟时，列宁便同“国外联合会”决裂了，而后者抱怨《火星报》委员会对工人阶级群众运动采取了独裁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态度。这次决裂预示了两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列宁在长篇小册子《怎么办？》中对《火星报》的组织原则作了总结。^[18]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

　　《火星报》编辑部内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早有争论。这其中的意见分歧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已在俄国占统治地位（因而也关系到党对自由派的态度），涉及同农民的未来关系（在农民支持无产阶级目标的问题上，列宁远没有普列汉诺夫那么有信心），同时也涉及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19] 尽管如此，在1903年7月的代表大会前夕，领导成员内部似乎是团结的。代表大会是《火星报》为建立一个全俄社会民主党而进行长期斗争所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代表大会一开始就以压倒的多数一致谴责了“经济主义者”，并否决了分离组织“犹太崩得”（Jewish Bund）鼓吹的联邦制原则。但在讨论党的章程时，这种一致性便消失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对党章第一条提出了不同的草案。列宁的草案说，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是党员。^[20] 而马尔托夫宁肯说，作为一个党员应“接受党的纲领，既在物质上又在党的一个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定期工作来支持党”^[21] 。列宁坚持说，他最初的草案“把党员的概念……缩小了……而马尔托夫的条文却是把它扩大了，因为它的特点是有（根据马尔托夫本人的正确的说法）‘伸缩性’。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党的生活的这个时期，这种‘伸缩性’无疑会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22] 。随后，马尔托夫声称列宁的草案，

　　不仅排除了同情党、向党提供帮助，而又觉得自己不能参加一个非法组织的大量知识分子；还排除了一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党工人，他们本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却出于利害考虑而拒绝加入党的行列。^[23]

　　虽然字面上的差别看起来不那么要紧，但却表明双方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鸿沟。列宁为了弥补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败（马尔托夫的草案获得微弱多数），更热衷于搞一个小型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精简的《火星报》编辑部——两者都只有三个成员，这就势必让“老卫兵”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退隐。尽管从效果看，这样做被证明是合适的（这三人从未对这份报纸的经营有过多大贡献），但还是招致了诸多恶感。不过，列宁总还是有办法，当“崩得”的代表们退出代表大会时，列宁自己的追随者便占了多数，这些布尔什维克便成为马尔托夫追随者的敌对面，后者后来被称为“少数派”或孟什维克。
　　争论一开始时无疑带有许多个人因素。马尔托夫写信给卡尔·考茨基说，争论带有私人性质而不是原则性的。将近一年以后，阿克雪里罗得还承认，“无论在原则还是在策略上，双方仍然没有明确的界限区分。即使在组织问题上，分歧也并没有达到原则高度，而只出现在应用的范围上，即如何实施我们全都接受的组织原则”^[24] 。确实，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暂时联合起来了，列宁的草案没有遭到反对就被接受了。在组织上，较之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并不明显地更民主。相反的，当列宁于1905—1906年修改《怎么办？》中提出的体制时，孟什维克就显得更不民主了。在1905年革命中，孟什维克的革命性并不亚于布尔什维克。正是在1905年以后，由于孟什维克主张与激进的自由派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并对农民表示怀疑，而布尔什维克则倾向于持相反的看法，分歧才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上述两条，列宁猛烈抨击孟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正统老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他指责孟什维克想“取消”党，这种责难却没多少根据，因为孟什维克仅仅希望通过从事合法（与非法）活动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恰是布尔什维克自身在1912年以后也实施了的政策。

　　深入阅读材料

　　苏联（概述）
　　夏皮罗（Schapiro）虽然一贯反对布尔什维克，但他的著作《苏联共产党》却包含了大量研究详尽的资料。麦考利（McAuley）的《政治与苏联》是一本很好的导读性的著作，尽管它偏重于当代和社会学。内特尔的《苏联的成就》提供的是可读性强的短篇概述。
　　 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概述性的书中，有海姆森（Haimson）写的，更好的有孟什维克派丹（Dan）写的。文图里（Venturi）把民粹派的背景写得很出色。门德尔（Mendel）和金德斯利（Kindersley）论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弗兰克尔对阿基莫夫（Akimov）的介绍对经济主义作了大量的阐发。派普斯（Pipes）描绘了圣彼得堡的背景，而帕特金（Patkin）考察了犹太“崩得”的作用。基普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是基础性的读本。最好的读本是怀尔德曼（Wildman）的《工人革命的形成》。当然，还可参阅柏格曼（Bergman）写的《查苏利奇传》。
　　普列汉诺夫早期的著作见于他的《哲学著作选》第一卷。他最重要的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有英译本。他的一本《哲学著作选》就正在出版发行。巴伦（Baron）的是这方面的主要评注。另可参见瓦利齐（Walicki）的《马克思主义与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第三章和怀特（White）的《卡尔·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起源》第七、八章。
　　对孟什维克派的短小精悍的评述是阿谢尔（Ascher）的文集《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派》，其中，有一篇很好的导言。阿谢尔还写了一本关于阿克雪里罗得的极其详尽的传记。另外，还有盖茨勒（Getzler）对马尔托夫作了精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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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K. Marx，F. Engels，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ed. L. Feuer（New York，1959）p. 473.

^[2] K. Marx，F. Engels，Selected Correspondence（Moscow，1965）p. 312.

^[3] K. Marx，Selected Writings，ed. D. McLellan（Oxford and New York，1977）pp. 576ff.

^[4] 参见马克思对与民粹派活动家相对立的日内瓦小组的尖锐评论，见Selected Correspondence（Moscow，1965）p. 333。

^[5] K. Marx，Selected Writings，ed. D. McLellan（Oxford and New York，1977）p. 584.

^[6] F. Engels，MFW，vol. 22，p. 435.

^[7] 马克思对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他的长篇草稿一直到1924年和1926年才分别发表。

^[8] G. Plekhanov，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London，1937）p. 1.

^[9] 比方说，参见《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第六节。

^[10] 参见恩格斯致查苏利奇的信，1885年4月23日，见K. Marx，F. Engels，Selected Correspondence（Moscow，1965）pp. 383ff。

^[11] A. Ascher，Pavel Axelr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nshevism（Cambridge，Mass. ，1972）pp. 134ff.

^[12] 尤其参阅A. Patkin，The Origins of the Russian-Jewish Labor Movement（London and Melbourne，1947）pp. 101ff。

^[13] 关于协会，参见R. Pipes，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St. Petersburg Labor Movement 1885—1897（Cambridge，Mass. ，1963）；以及对该书的批评，见 A. Wildman，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Chicago，1967）pp. 73ff。

^[14] “经济主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术语。相关的讨论见J. Keep，The Ris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Russia（Oxford，1963）pp. 58ff。

^[15] 对民粹派或雅各宾派的思想长期影响列宁的思想这样一个观点的批驳，见N. Harding，‘Lenin’s Early Writings-the Problem of Context’，Political Studies. Dec. 1975。

^[16] V. Lenin，‘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Collected Works，vol. 1，p. 299.

^[17] V. Lenin，‘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Collected Works， vol. 1，p. 299.

^[18] 同上书，第94页以下。

^[19] 可特别参见J. 弗兰克尔（Frankel）写序的著作Vladimir Akimov on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Cambridge，1969）pp. 60ff。

^[20] V. Lenin，‘Draft Rules of the RSDLP’，Collected Works，vol. 6，p. 474.

^[21] 引自V. Lenin，‘Account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RSDLP’，Collected Works，vol. 7，p. 27。

^[22] V. Lenin，‘Speech on Party Rules’，Collected Works，vol. 6，p. 500.

^[23] L. Martov，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Berlin，1925）p. 84.

^[24] 阿克雪里罗得致考茨基，1904年5月22日。引自C. Weill，Marxistes russes et Socialdemocratie allemande（Paris，1977）p.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