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6章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Trotsky）是列宁在1903年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于1879年出生在一个颇为富裕的犹太农民家庭，很早就显示出革命热情和新闻写作的才华。他曾是《火星报》团体的成员和列宁的亲密合作者，可是1904年以后，却逐渐站到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不相同的立场上去了。对广大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行动能力持乐观主义，使托洛茨基拒绝列宁所强调的组织一个革命先锋队的政党。的确，托洛茨基在反对列宁关于党的看法时，就像任何一个孟什维克一样凶狠。在他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报告》中，托洛茨基严厉批评列宁“凭着他特有的天才和精力，充当了党的瓦解者的角色”[1] 。托洛茨基希望党组织成为适应工人阶级运动需要、并允许工人最大限度加入的党。在被公认为“对布尔什维克现象作出最中肯分析”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2] ，托洛茨基认为列宁的思想和“经济主义者”一样，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潜力丧失了信心：
　　如果经济主义者充当尾巴跟在历史后面跑的低下角色，从而逃避掉他们所应承担的艰巨任务，那么“政治主义者”则努力把历史抛在自己的后面，以此解决了这个问题。[3]
　　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比尔，他企图把具有雅各宾派分子特征的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企图由他们自己来替代无产阶级。在比较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托洛茨基写道：
　　两种体制间的差别……对确定我党工作的性质有决定性的意义。一种情况是，我们有一个替无产阶级思维的体制，一个政治上取代无产阶级的体制；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个政治上教育和动员无产阶级的体制，使它能够对所有集团和政党的意志施加有效的压力。这两个体制产生的结果在客观上是完全不同的。[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托洛茨基作出了他最著名的预言之一：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正如我们还将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党的组织机构以自身代替了党，而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的组织机构，最后，被一个“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5]
　　1905年，他在苏维埃的经历只能是加深他的上述看法。尽管他曾试图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两翼之间的调停人进行活动，但这一看法仍未改变。只是到了1917年的危急时刻，托洛茨基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党是实现他的革命目标的必要手段。
　　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见解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对俄国社会的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论断倒很独特。1904年春天，他和帕尔乌斯在慕尼黑的会晤，对这些观点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帕尔乌斯是德国党左翼中的一位杰出的俄国犹太移民，他在1904年《火星报》上发表的以“战争与革命”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中，概述了如下几大主张：他认为，由于对海外市场的争夺和工业连续不断的扩张，导致资本主义列强互相冲突，并将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因而，民族国家正在迅速地落后于时代。俄国将被迫卷入一场这样的战争，但由于它的社会结构早已过时，其结果会有助于社会的解体，从而增大革命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进程给俄国带来了政治动乱，这又反过来会影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俄国革命将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基础，俄国无产阶级将起社会革命的先锋作用。[6]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俄国的迅速工业化，无产阶级成了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应以直接建立工人政府为目标。
　　据托洛茨基说，帕尔乌斯“使我更接近了社会革命问题，并且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从天文学的‘最终’目标明确地转变为我们当前的实践任务”[7] 。托洛茨基接过了这些思想，并在他本人发挥了领导作用的1905年事件中加以确认，借助对当时俄国社会和政治的详细分析，从而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这一理论框架分两部分：其一是关于综合发展和不均衡发展的社会经济理论；其二是政治上与之相对应的不断革命论。两部分综合起来看，是“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来，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预测的最激进的（如果不是修正主义的）重申”[8] 。在社会经济的分析中，托洛茨基从俄国落后这一现象出发，认为“我们可以说，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比较原始和缓慢”[9] 。但除此以外，还存在一个事实，即“建立在一定国内经济基础上的俄国社会生活，始终处于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甚至压力之下”[10] 。俄罗斯国家必须吸收更多的剩余产品来保全自己，因为它比那些向它施加压力的国家——如波兰、瑞典和立陶宛——更不发达。于是：
　　从某一时期（特别是从17世纪末）起，国家全力致力于加速本国自然经济的发展。手工业、机械制造、加工工业、大工业、资本的新部门，可以说都是人为地嫁接到自然经济主干上来的。资本主义似乎成为了国家的产物。[11]
　　这就是说，在国内根本就没有靠自己的剩余进行投资的、自给自足的资本家阶级，而国家的投资只能从国外向欧洲资产阶级借贷而来——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脆弱的制度安排。其人为性（不同于缓慢的有机增长）意味着它能发展得更快。确实，1900年前后工业化的步子是巨大的。少数实现了这种扩张的资本家依靠的是国家渠道引进的外国资本，因而缺少独立和广阔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非常迅速地形成起来了，他们直接来自农村——这与西方不同。这样，俄国得以跨越经济发展的一些阶段，但同时也造成了奇特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的、专制而带有贵族特权的政府和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再加上发达的工业化和一个为数甚少、但有内聚力的工人阶级。这种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中间因素的新旧力量的结合，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托洛茨基的结论是：
　　专制主义能够不顾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赖以继续存在下去的行政、军事和金融力量，不仅没有如自由派所主张的那样排除革命的可能性；恰好相反，却使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且，它还预先规定了这一革命必然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革命的激进性同专制主义——它使自身与民族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的巨大势力之间成比例地消长。[12]
　　后来成为著名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就出自这一分析。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工人阶级在俄国具有一种同其规模不相称的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大规模工业中的工人比小企业中的工人更重要，而俄国只有大工业。而且，俄国工业比西方更袒露在外，而不受一种持久的、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风气包裹。像少数其他国家一样，俄国的工人阶级能使工业瘫痪并控制城市中心。因此，托洛茨基断言，“工人阶级在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比在先进国家更早地夺取政权”[13] 。他还断言，俄国已把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政治上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力量微不足道和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了。他还援引考茨基的话，其大意是：“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唯一现存的强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的身上”[14] 。当然，工人阶级具有一定的觉悟水平是夺取政权所必需的，但托洛茨基声称，只要有少数的坚定分子就足够了。（在此，我们从萌芽状态中就看到了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的支配地位，它将成为革命后的俄国的独特之处。）农民的支持是必要的，农民也会看到，他们的问题只有依靠革命手段才能解决——但是，无产阶级仍然必须保持支配地位。然而，在土地再分配之后农村出现分化时，无产阶级就要被迫对他们采取社会主义的态度。（这里，托洛茨基走得比帕尔乌斯远多了。）无产阶级政府将意识到，对他们将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多的激进措施：
　　一旦权力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里，我们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分便在原则上和直接实践上都将失去其全部意义。无产阶级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受这类区分的限制。[15]
　　因此：
　　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把它的专政限定在民主纲领的界限内，就不能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对这一点存在任何幻想都将是致命的，它定将从一开始就危及社会的民主。[16]
　　这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一个把肃清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思想”[17] 。但就是这些社会主义措施肯定会导致激烈的内部反抗（尤其对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落后的社会体制来说），以至于这种无产阶级政府本身的存在，如果没有外来援助，也将成为问题：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也就不能把其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18]
　　当然，在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时候，欧洲无产阶级的这种援助恰恰并未到来。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托洛茨基流亡期间的著作收集在“Pathfinder”多卷本（纽约，1972年及以后）中。最好的单行本是由多伊彻（Deutscher）编辑出版的。在托洛茨基的早期著作中，《回顾与展望》可在《不断革命》为书名的作品里找到。作为当代历史学家，其才华可见于《1905年》，当然还可见于《俄国革命史》。至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观点，可参见《十月的教训》《新路线》与《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些以单行本出版的书。就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看法，见《被出卖了的革命》和他的传记《斯大林》。《文学与革命》则表现了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才华。
　　评论
　　 长期以来，多伊彻煌煌三卷本传记是仅见的长篇评论。而最近，戴伊（Day）的《列昂·托洛茨基与经济孤立政治》对托洛茨基20世纪20年代的策略作了大量的阐明。豪（Howe）的《现代大师——托洛茨基》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角度对他作了精彩而简练的介绍。但最基本的著作无疑是奈-帕兹（Knei-Paz）的近作——《托洛茨基的社会、政治思想》，此书研究精细，分析全面。还有克拉索（Krasso）和史密斯（Smith）收编的短小精悍的论文集。马弗拉基斯（Mavrakis）的《论托洛茨基》是一本以毛主义的观点写的论战性著作，写得很不成功。而莫里纽科斯（Molyneux）的《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则是一个追随者所作的优秀的解读。

　　参考文献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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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Life（New York，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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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volution Betrayed：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Londo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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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New York，1937）.
　　——Terrorism and communism：A Reply to Karl Kautsky（Ann Arbor，1961）.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New York，1936）.
　　——Towards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London，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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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 Trotsky on Britain（New York，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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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ed. Paul N. Siegel（New York，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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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 Trotsky Speaks（New York，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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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s of Every day Life and Other Writings on Culture and Science（New York，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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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L. Trotsky，Vtoroi Syezd RSDRP（Otchet Sibirskoi Delegatsii）（Geneva，1903），p. 11. 引自B. Knei-Paz，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Oxford，1978）p. 180。

[2] B. Knei-Paz，op. cit. ，p. 193.

[3] L. Trotsky，Nashi Politicheskye Zadachi（Geneva，1904）p. 54，引自B. Knei-Paz，op. cit. ，p. 197。

[4] L. Trotsky，op. cit. ，p. 50.

[5] Ibid. ，p. 54.

[6] N. Parvus，Rossiya y revolyutsiya（St Petersburg，1906）p. 133，引自 A. Zeman and W. Scharlau，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London，1965）p. 64。

[7] L. Trotsky，My Life（London，1930）p. 147. 另见L. Trotsky，Stalin（London，1947）pp. 429f。

[8] L. Deutscher，The Prophet Armed，Trotsky 1879—1921（Oxford，1954） p. 150.

[9] L. Trotsky，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3rd edn（New York，1969）p. 37.

[10] Ibid. ，p. 38.

[11] Ibid. ，p. 41.

[12] Ibid. ，p. 44.

[13] Ibid. ，p. 63.

[14] Ibid. ，p. 66.

[15] Ibid. ，p. 78.

[16] Ibid. ，p. 80.

[17] Ibid. ，p. 81.

[18] Ibid.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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