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7章 列宁



　　政党


　　尽管如同下面所要表明的，不应过高估价《怎么办？》一书的重要性，但它确实是列宁论党的基本著作。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作为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标志，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该书中，列宁毫无新的建树，而只是力图重申1894年以前那个时期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学说，以反对新近的发展趋势[1] ；该书丝毫未透露不再信任群众的情绪，而仅仅旨在弥补“领导者落后于群众自发高潮”的流弊。[2] 前三章批判了“经济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并描述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运动中的混乱状况，等等。列宁把库斯柯娃的《信条》（Credo）和两份俄国工人报刊《工人思想报》（Rabochaia Mysl）、《工人事业》（Rabochee delo）杂志当做“经济主义”的典型加以抨击。[3] 他的主要论点是，这些小团体已显然不适于充当领导，无力发挥无产阶级在反专制斗争中作为所有阶级的领导者的作用。立足于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列宁断言，经济主义者不可能产生出在政治上适应从家庭手工业（Kustar）生产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要求所必需的最初的党组织。经济主义者只能重复无产阶级孤立的和局部的努力。在随后几章中，列宁持与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相同的观点，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看法，这其中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和对各个阶级的展望。而对无产阶级来说，由于其“经济”斗争太狭隘了，因而不可能获得这种觉悟（对无产阶级，列宁从来不谈“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的问题）。列宁附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自流，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追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一问题上，列宁详细引证了考茨基，继而在如下的关键段落中写道：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造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4]
　　在第四章，列宁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基于党的任务是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一切被剥削阶级担负起领导的作用（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党就必须拥有一个全俄的组织。这个组织最好是以一份全俄的报纸为中心，就像《火星报》所渴望充任的那样。这样，它就能够在全俄的基础上保持联系和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其专业化和一元化，从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这样一种组织也就带有保密性、集中性、专职性和排他性。而所有这些特性都必然取决于列宁的基本思想，即这种组织必须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个想法正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发生分裂的要害所在。必须是职业革命家，这有两个意思：他们会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他们应接受全面而充分的训练。“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5] 列宁也并不反对群众组织，但他坚决主张，群众组织必须与党的中坚分子完全区别开来：
　　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6]
　　列宁也不反对党内民主，这意味着完全公开化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产生。但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家”才会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鼓吹这种党内民主。因此，只能按照人事内定的寡头政治原则来选择领导者。[7]
　　应当指出，列宁的观点是代表包括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内的整个“劳动解放社”的，因此，《怎么办？》是得到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赞同的最后一部重要的出版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出现分裂以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都谴责列宁“独裁”。卢森堡发表了一篇尖锐批评列宁思想的文章。[8] 而且，正如我们所知，托洛茨基也这样做了。但是至少在1905年以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对党内民主并没有太大的分歧。[9] 列宁与批评他的人之间存在着的分歧不是原则上的，而是方法上的。而把列宁的理论当做布朗基主义来谴责，理所当然是无的放矢，因为对列宁的理论来说，对群众施加影响、并赢得群众支持，是绝对本质的要素。
　　但无论如何，过分强调《怎么办？》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列宁后来写道，不应该脱离它（他的小册子）“与我们党发展的已经过去很久了的具体历史条件的联系”[10] 。他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说，“‘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要把这根棍子弄直，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我就是这么做的”[11] 。1917年以后他从未再版过这本书——虽然斯大林出于明显的理由把它奉为圣典。
　　1905年席卷俄国的罢工和骚乱浪潮使得《怎么办？》一书中的许多东西完全过时了，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驳倒了列宁的悲观主义。[12] 尽管列宁在《怎么办？》中一直反对把党的大门向群众成员开放，但在1905年变化了的情况下却涌进了大批新党员。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党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差别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列宁尽管没有放弃秘密党的思想，但他毕竟承认“我们党曾经在秘密环境中停滞不前”[13] 。他督促他的追随者们“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号召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到自己方面来，把他们成百成千地吸收到党组织中”[14] 。他还说：“新的组织形式，或者确切些说，工人政党的新的基层组织形式，无条件地必须比旧的小组织更广泛些。此外，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比较散漫的组织”[15] 。这就必须改变党的结构，而列宁自己曾致力于引进实行选举原则，并削减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甚至主张公民投票原则。[16]
　　党的新体制被概括为“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这个术语出自孟什维克，在暂时统一了两派的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把它写进了党章。[17]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解释道，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于“要进行顽强的工作，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口头上成为党组织的基本细胞，使所有的上层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出来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18] 。党内少数派的权利也应得到保证。列宁把他的原则说成是“讨论自由，行动一致”[19] ——行动的号召只能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发出。
　　当然，1905—1906年提出新的民主集中制，确实并非单纯出于当时的革命热情。列宁不能不受下述事实的影响，即：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而且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处于孟什维克控制之下。随着革命的失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重新分裂，以及恰逢1908年到1912年的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宗派情绪又大规模地回潮了。在列宁的推动下，这个在国内受迫害而在国外闹内部分裂的党，又变得坚如磐石了。由此，列宁越发坚持“党”的路线了。[20]
　　然而，正如1905年已使布尔什维克党严格的组织形式受到严重冲击那样，1917年再次开创了党内生活中最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党员人数几个月内重新增加了10倍，坚如磐石、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结构便难以承受新开创的自由狂热气氛的冲击。不同倾向在党内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便“必然有些松散和不稳定性”[21] ，从上到下对党的政策选择展开了激烈辩论。以前遭到列宁斥责、而今受到同志般欢迎的托洛茨基，甚至宣称党应该“非布尔什维克化”[22] 。
　　但这一事态未能、也不可能维持太久。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1年间所遇到的内战和严重混乱，迫使它取缔了先前的自由。以布哈林（Bukharin）与列宁为对立的双方，在缔结对德和约问题上曾有过非常公开的辩论；到1921年以前，在经济政策和对苏维埃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也发生了多次争论。但国内战争结束时，这个国家已消耗殆尽。无产阶级大批遭到杀害，而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当时它已重新命名——怀有敌意。中央委员会与施略普尼柯夫（Shliapnikov）和柯伦泰（Kollontai）所领导的“工人反对派”发生了争执，后者要求工人有充分自由的权利选举他们自己的工会领导人，并拥有与党相对立的独立性。当时几乎同样与党的发展趋向对立的派别是“民主集中派”，他们希望党内更加民主，希望地方苏维埃有实权。他们的反对立场实在是出于积怨过深。[23] 而直到1920年底，列宁还在重申党内所有派别都有自由表达意见和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其相应代表的权利。但1921年3月，在残酷镇压喀琅施塔得（Kronstadt）起义仅仅几个星期后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24] ，标志着与这一传统的彻底决裂。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25] ，如有2/3的多数票，便可把这些成员开除出党。第二项决议特别谴责“工人反对派”，并以迥然不同于1917年对群众表示信任的精神宣布，“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是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26] 。随之而来的是对党的清洗，不久以后，斯大林成了党的总书记。

　　革命


　　列宁的革命观源自正统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师承下来的，更具体地说，它源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对俄国经济发展的考察。列宁在其1894年反对民粹派的论战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俄国的经济体系已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由于资产阶级太软弱）无产阶级不得不领导争取民主的斗争。某些评论家认为《什么是人民之友？》是在以唯意志论的雅各宾派方式鼓吹一场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虽然谈到过一场“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但从他所认定的若干先决条件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一革命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在1916年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改变其基本看法以前，他从未谈论过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那时为止，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想法的近期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这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所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后来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上，特别是同盟军问题。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认为，与自由派的联盟是必要的，但孟什维克对结成这一联盟持乐观态度，而列宁对此却始终持怀疑态度，尤其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更是疑虑重重。从这次革命的失败中，孟什维克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与自由派结盟赢得初步的变革，社会主义才能胜利。列宁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在任何革命斗争中，自由派都是完全靠不住的同盟者。这一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待杜马的态度上。孟什维克热衷于参加杜马，并随之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结成联盟；而列宁一开始就不顾强烈的反对意见而硬要他的追随者抵制杜马——后来，他有了改变，并承认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但正是在关于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农民的作用问题上，列宁显示了其思想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他对自由派越来越不肯让步的态度，使得他更乐观地看待农民，以至于他可以自称为第一个提出在政权中联合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把农民置于经典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范式中的自由派地位。1905年的事件使他深信，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边缘集团特别是农民的态度。孟什维克认为农民太无组织，不能作为可靠的同盟者；而列宁在其1905年夏写成的《两种策略》中，却提出一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按照《两种策略》的结论，这种专政之所以把农民包括在内，是因为：
　　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有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表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的，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27]
　　在1906年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土地国有化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建议，以便把农民从大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并为民主共和国创造经济基础——这走的是与普鲁士道路相反的美国道路，即宁要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要容克制度。这将是一场“民主”革命，同时列宁也十分清楚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和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而迅速的、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道路，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8] 但是，一场革命就社会经济形式而论是资产阶级的，就政治形式而论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想法看来有点矛盾。
　　列宁的思想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一直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总想声称，列宁有一种包容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始终如一的理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希望最大限度地弥合与列宁的分歧，而斯大林主义者则竭力论证他们之间的对立，企图以此作为认定托洛茨基早就“背叛”的根据。这场论战还由于使用了大量不确切的术语而蒙上了疑云。很清楚，托洛茨基绝不像经常被指责的那样敌视农民，而列宁本人对于两种革命的关系也往往并不明确。在经常被人引用的一个段落中，他甚至说过：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29]
　　并且，列宁在许多场合提到过“长驱直入”（Parastanie），或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
　　然而，不能因此而模糊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论战中就开始研究经济学了，因此任何在俄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提议都很容易使他想起从前的对手。虽然列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一旦胜利，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但他还是严厉指责托洛茨基“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拿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已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30] ，并把托洛茨基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31] 。他在1917年以前一直持这一基本看法。
　　恰如1905年时那样，在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又大惊失色地跟在起义群众后面，而不是去领导起义。直到列宁于1917年4月初到达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直犹豫不决，并倾向于与孟什维克合作而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置身于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在1917年3月的《远方来信》里，列宁原本不怎么考虑从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可能过渡到某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了。而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他又再次提出了这一思想。这至少使某位布尔什维克人士惊呼，“列宁恰恰使自己成为过去三十年中一直空着的巴枯宁宝座的候补者了”[32] 。列宁宣称：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33]
　　因此，党应当拒绝支持临时政府，放弃与孟什维克重新联合的念头，并鼓动群众结束战争、全部土地国有化和政权归苏维埃。列宁声称，他自1905年起一直主张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34]
　　不过，列宁仍然坚持有必要在推翻临时政府的任何举动中都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任何其他的路线，任何以少数派名义行动的企图，都将是“荒谬的布朗基主义”[35] 。但在7月，所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的示威，尽管布尔什维克并未予以支持，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临时政府却仍然以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镇压。列宁得出结论说：
　　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客观情况是：或者是军人专政最终取得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甚至7月5日—9日以前，即政权实际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发展还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估计到这种转变，没有估计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经完全背叛革命。[36]
　　但列宁并未将上述思想立即付诸行动。在7月剩下来的日子和8月里，他流亡芬兰，忙于写作《国家与革命》。但到9月，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政变失败，引起了有利于左派的反应。托洛茨基（他刚刚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任主席的彼得堡苏维埃以及莫斯科苏维埃，都处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无组织的起义席卷了农村地区。到9月中旬，仍在芬兰的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37] 仍在俄国的大部分党的领导人对7月的失败记忆犹新，不愿意认真采纳列宁的建议，而列宁因此而竟然威胁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并向普通党员呼吁，鼓动他们采取果断行动。而这一行动只是在他于10月中旬亲自来到彼得堡时，才终于着手进行。即便如此，像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党员（他们并不是孤立的）还是继续反对起义，甚至在出版物中公开了这一分歧（因而也公开了列宁的意图）。但由托洛茨基精心部署、并督促执行的起义计划自有其本身的能量，因此，当临时政府10月24日企图封闭某些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时，布尔什维克便开始夺取政权。这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容易而不流血的一次夺权行动——至少从其最初阶段看。

　　帝国主义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现象是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即成长为垄断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当发达的经济操纵在集中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银行控制下的金融资本手中，这种垄断形式的资本主义便取代了竞争的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以商品输出为典型特征，而垄断资本主义则输出资本。过剩的资本不能用于国内（因为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意味着降低利润），而是“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38] 。事实上，这又导致把世界分割为各个国际卡特尔的势力范围。虽然列宁通常批评说，殖民扩张实际上发生在垄断资本高度发展之前[39] ，但他的表述确实含糊不清，其实并没有指出其原因所在。[40]
　　对此，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看法都很普遍，其中包括考茨基，他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中已经改变了对帝国主义前途的看法。他认为，可能会发展出一种“超帝国主义”阶段，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以某种国际卡特尔的形式和平地分割世界。而对列宁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41]
　　而且，在列宁看来，考茨基只关心产业资本，而没有认识到，使帝国主义具有其必不可免的特征的是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实现均衡，因为：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42]
　　列宁在这本小册子（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译者注）的第八章中指出了帝国主义两大内在的影响：第一，作为帝国主义基础的垄断造成了延缓和阻滞技术进步的趋势；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使它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43] 。这里提出了对第二国际政策的解释。列宁并未去探究到底有多少工人已被收买，相关国家的整个无产阶级何以不会受到侵袭，以及这对革命的可能性将有何影响等问题。[44]
　　虽然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作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但总的说来，他的看法却远非那么乐观。他说：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的腐朽上面。[45]
　　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是“通俗的论述”，由此可见，他并未自称是一部高度独创性的著作。列宁具体参考了英国自由党人霍布森（Hobson）（他曾主张，殖民扩张应归咎于缺乏国内的投资机会）和希法亭，但更直接的资料来源却是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该书在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前几个月写成。布哈林把希法亭从金融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的角度而对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作为自己的出发点[46] ，接着描述了希法亭著作出版后几年以来垄断发展的程度：国家日益增强的干预已使整个国民经济以资本主义托拉斯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然而，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看法，布哈林强调了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帝国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与革命。[47] 另一方面，列宁从卢森堡那里却借鉴得很少，原因是她的见解侧重于过多地强调不发达国家，而且包含了一种不给政治行动以活动余地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他的革命观发展的关键。帝国主义战争将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带入其最后阶段，并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客观的和主观的先决条件。列宁早在1915年就写道：“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48] 他1917年离开瑞士以前已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49]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迫近，而列宁也致力于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将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

　　国家


　　列宁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著作是《国家与革命》，事实上，它被柯莱蒂（Colletti）称为“列宁对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50] 。它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
　　该书源于1916年夏天列宁与布哈林就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国家的存在问题进行的一场争论。布哈林强调“消亡”方面，而列宁则坚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剥夺者的必要性。事实上，是列宁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写成于1917年夏天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许多想法，特别是反国家主义的命题，原本是布哈林的思想。[51]
　　列宁关于国家的直截了当的定义是：“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52] 。因此，他甚至对议会民主也加以贬低，因为这种民主已受到他所认为现代日益增长的官僚和军事势力的影响：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53]
　　于是，列宁遵循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被列宁奉为典范[54] ——的结论，宣称革命的任务是打碎国家。虽然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55] ，但列宁相信，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国家不仅已开始消亡，而且已处于一种高度的解体状态。不过，列宁还是把国家称作“武装起来进行统治的无产阶级”。难道这也要消亡吗？是的，就其无论如何是一种脱离群众、并且与群众对立的权力而言，它是要消亡的。（苏维埃的最新经验对列宁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他几乎不谈这一过渡时期的体制形式，而特别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56]
　　但列宁对于这一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几乎未作分析。既然他竭力坚持国家在革命后立即消亡，因而具有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因而这一专政的形式问题就愈发令人费解了。他的一般性见解似乎体现了古典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对人的统治能够让位于对物的管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为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报表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称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57]
　　在政治领域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革命的动力——党——本身却没有提及。而在一处严肃谈到党的地方，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58]
　　到底是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人民）”，在这里是不明确的。列宁思想的总体特性大概是倾向于前者，但前者必然与他那更自由主义的阐述发生明显的冲突，而他从来就没在任何地方详细论述过这一冲突。
　　然而，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国家与革命》中固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就消失了。由于苏维埃国家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下的孤立境地，由于国外革命运动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政府被迫单独与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签订屈辱的和约——在接受和约的政策上，面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列宁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所有这一切使苏维埃陷入重重困难之中。在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回答布哈林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侧重点。“什么时候国家才开始消亡呢？”他提出问题并自我回答，“要等到我们可以说：你们看，我们的国家在消亡！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来得及召开几次党的代表大会。而现在还早得很。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会破坏历史的发展远景”[59] 。无产阶级的专政逐渐变成党的专政，并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这两种情况是由三个主要因素所助长、促成的：党事实上使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们很难有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1917年后期，布尔什维克党力量弱小而且其组织毫无效用。某些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那样的布尔什维克甚至提出，要把党融化到苏维埃里面去。但是，正如利布曼（Liebman）所言：
　　新政权的民众基础缩小了，苏维埃民主变得更加徒具形式；与此相反，党由于更加紧密团结而更坚忍地克服了种种社会政治困难，增强了它的威信，并重新确立起先前有利于自己的不平衡地位。[60]
　　到1919年，党和国家已交融为一体，而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为等同于党的专政，以至于列宁可以谈论在“党的领导下”调控阶级关系了。[61]
　　由于1918年1月解散立宪会议并开始镇压反对派，党的这种统治得以强化。革命前，列宁一直赞同召集立宪会议，而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之间的必然冲突。对于一个宣称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来说，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只有25%表决权的立宪会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立宪会议中最大的党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而会议的整个体制更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苏维埃作为民众意志的体现也未能维持多久，内战和公共生活的军事化很快就使苏维埃政权黯然失色了。反对党的生存本身也逐步受到威胁。1917年以前，列宁从未提出过一党制国家，因而后来，布尔什维克不能与自己的社会主义反对派达成联合，这固然在于自身不妥协，但同时也是由于其反对派一样不让步。然而，内战的压力和把反布尔什维主义与反革命等同起来的倾向，最终导致镇压所有的反对党。一贯代表富裕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人从根本上对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怀有敌意；而孟什维克的情况不同，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尽管有布尔什维克的干扰）日渐增长。1918年6月，他们被逐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到1920年底就被全面镇压了。
　　这种集权主义的倾向因官僚主义的发展而增强了。[62] 而征用制和为战争努力所导致的国有化方案的层层加码，又助长了官僚主义；个中原因还有俄国专制制度中传统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以及将越来越多的待业者纳入国家机关、为他们安排工作的主观努力。到1920年底，这台行政机器已经吸纳了近六百万的雇员，形成一种与经济生产力（下降）恰成反比的增长。虽然列宁赞成招用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和专家，并确实给了他们种种特权，但他也不断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他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官僚主义的‘官厅’的臭泥潭里。”[63] 1921年初，列宁指出苏联的特点是“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64] 。一年以后，列宁在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表大会上承认：
　　如果拿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我们必然问：是谁在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65]
　　甚至著名的工农检查院（Rabkrin）这个原本对行政机关实行群众监督的组织，也（“异化”）成了另一个“机关”，沾染上了它自身本应与之斗争的一切缺陷。在终其一生事业的最后几个月里，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评判近乎绝望。
　　党的权力和官僚主义势力的增长必然妨碍基层工人阶级有效地表达意见。工人监督已在1917年11月原则上加以采用，但在经济效益上却并不成功，几个月后就开始放弃了。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列宁要求实行计件工资制，甚至泰罗制。1918—1921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使高度集中的管理成为必要；而其后的新经济政策则意味着（虽然也是必要的）后退一步。罢工在“属于”工人的国家里被看成是不合逻辑的。在工会地位这个重大问题上，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见解：第一种是以柯伦泰和施略普尼柯夫为代表的所谓工人反对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会在经济事务的管理中应享有决定权。第二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工会只应是政治权威的一种工具。列宁则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赋予工会以某种独立性，但他的意见最后并没有占上风。[66] 整个说来，苏联政府无力去实践《国家与革命》的原理，这令列宁在逝世的前几年中深感悲观和忧虑。

　　民族问题


　　列宁支持民族自决权，但他让这一权利受制于一些最终使它在实践中归于消灭的条件。列宁在他最初的一处相关表述中写道：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这样做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是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权……而支持民族自治要求，则绝不是无产阶级经常性和纲领性的职责。只是在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支持才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67]
　　因此，列宁只能给予民族独立的要求以有条件的承认。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欧洲最大的被征服民族——波兰，这也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长期辩论的一个话题。马克思曾经无条件地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但列宁却批评波兰社会党无条件地要求其国家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列宁那里，民族问题是个无足轻重的间题；恰恰相反，他完全懂得利用民族意愿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性。事实上，他几乎比当时所有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都更强烈地表示赞成民族自决原则，但他从未谈论过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文化。（在1914年12月的“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他似乎赋予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一种内在的价值，这必须看作一个例外，也许是受一种强烈的欲求支配，他渴望表明：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对待战争上并不完全是反俄的。）在列宁看来，民族自治问题纯粹是个策略问题，因为自决权始终服从于党的利益。
　　因此，列宁坚决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联邦原则和民族文化自治。他虽然确曾宣布，他坚信：“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带强制性的国语”和“把取消任何民族特权以及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法律包括在宪法里”，这“尤其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68] 。但只不过列宁并没有走得像卢森堡（她把民族主义看成是立足于反动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充满了畏惧感[69] ）那么远，他在1913年非常明确地写道：
　　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说来，我们是反对分离的。但我们拥护分离权，因为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大损害了民族共居的事业，有时在自由分离以后，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联系！自决权是我们集中制总前提中的一个例外。在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存在的时候，这个例外是绝对必要的，稍一抛弃这个例外，就是机会主义（像罗莎·卢森堡那样）。[7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未能使这些看法有所改变。尽管列宁接受了希法亭和卢森堡关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基本论点，但他并不接受卢森堡关于它现已导致一切民族集团趋于过时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步子是不均衡的，而列宁最关心的东欧地区，资本主义还不甚发达。
　　随着革命的成功，列宁对民族自决的热情自然有所减退。当时，布尔什维克正陷入既要同外国现政府谈判，又须扶植当地革命事业的尴尬境地。正如列宁在他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提纲》中写道的：“如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71]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旦被确立为多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民族自主的余地也就所剩无几了。列宁认可了红军1921年对格鲁吉亚的征服——尽管他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Orjonikidze）的过分残忍感到震惊。正是在这一场合，他发表了如下著名的评论：
　　如果像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同志告诉我的那样，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泽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72]
　　其实，同他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比方说布哈林、拉狄克和斯大林——相比，列宁在民族策略上是极其“自由主义”的。只是因为内战以及军事形势下和工业化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集权倾向的存在，他把上述观念付诸实施的努力受到了阻碍。

　　哲学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早年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特定的哲学组成部分。例如，列宁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坚持辩证法……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73] 确实，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内容，这是19世纪末的一个普遍看法。资产阶级批评家视之为一个可攻击的缺陷，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弗兰茨·梅林）视之为一种品性，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企图用康德或马赫的观点来补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时研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正好需要一门遵循普列汉诺夫本人思路的哲学。但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建党之后，列宁仍然认为哲学中不应有什么特殊的“党的路线”，而宁肯把这些问题留给一批有才华的专业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去讨论，像波格丹诺夫（Bogdanov）、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和高尔基（Gorki）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的。
　　波格丹诺夫深受物理哲学新近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受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科学家当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其上辈进行颇为肤浅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自道尔顿（Dalton）以来，长期认为实体的原子是基本的“宇宙之砖”的看法，改变为视原子为一团带负电荷的电子云的看法。简而言之，“物质”似乎消失了。马赫在按科学发展进程作预测时，企图建构一种完全建立在感觉之上的世界观，即认为：我们称为客观的东西（包括自我在内），只不过是以最经济而有条理的方式归类而来的各种感觉的复合体。[74] 这些观点为波格丹诺夫所接受，在其名为“经验一元论”的体系中，他企图更进一步来表明，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是同一个经验，只是其组织起来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波格丹诺夫的观点的核心是，经验是组织起来的思想：心理现象是以个人方式组织起来的，物理现象是以社会方式组织起来的。
　　甚至到1908年，列宁仍把马赫主义看作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各个派别内都是件个人选择的事情。但他本人在自己一派内激烈反对马赫主义，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列宁与召回派（Otzovists-fellow-Bolsheviks）——以波格丹诺夫为首，原属布尔什维克，希望抵制第三届杜马选举——之间的争论从1907年起变得尖锐起来了。列宁当时处于极少数派地位，而波格丹诺夫则被选为该派发言人。于是，波格丹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把他们的影响扩大到俄罗斯以外，并在卡普里岛的高尔基住宅为党的活动分子建立了一所布尔什维克学校。因此列宁被迫去削弱波格丹诺夫（以及左派敌手们）的权威，以便重新确立他本人的统治地位。第二，《新时代》刊印了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与革命”的文章的译文，并在简短的“序言”中告诉德国读者，在孟什维克奉行斯宾诺莎与霍尔巴赫的哲学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已把马赫哲学作为该派的思想基础。新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集》，作为到那时为止最大胆的马赫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就卢那察尔斯基关于“宗教无神论”的言论来看），对上述看法予以支持。这样，列宁就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被看作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而孟什维克则被看作正统派哲学家。因此，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目的，不是把哲学上的争论和政治上的争论结合起来，而是要把它们分别开来；倒是孟什维克试图把这二者加以联系，并试图把争论从布尔什维克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引申到其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甚至正当列宁撰写这部著作时，德波林（Deborin）便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写道：
　　在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策略上都留下了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的印记，其哲学表现就是马赫主义。我们的马赫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自觉地把马赫主义诉诸实践和策略的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们是只讲实用的、不自觉的马赫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75]
　　因此，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哲学上的论证，而在于他认为，从实际政治出发，唯一的哲学就是有益于无产阶级的。他认为，马赫主义这类当代哲学倾向，从党的工作的立场来看，是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党的实际工作才是头等重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表述的核心哲学观，其价值是次要而又短暂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广泛的针锋相对的批判。在一段论证认识论等同于本体论的文字中，列宁说；
　　我们现在谈的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76]
　　他对物质下的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77] 。这两个学说——世界的外部实在性和认识的“复写”理论——构成了列宁唯物主义的主题。该书的基本概念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互相冲突的哲学派别。对唯心主义哪怕作出最微小的让步最终都将导致信仰主义和宗教，从而在客观上帮助和拯救了资产阶级。他不仅力图说明，那些否认不依赖感官知觉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实在性的人实际上是宗教信徒，而且企图——更令人难以置信地——表明，在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不可知论和宗教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很少有耐人寻味的哲学趣味。列宁的（甚为错误的）看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78] 。确实，列宁这本书只不过是恩格斯晚期经常被人引用的著作中某些论点的简单转述而已。[79] （只有四处引证了马克思，其中没有一处是有关主要论点的。）一般说来，列宁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以前的。甚至他对马赫立场的说明，在若干要点上也是一种曲解。当然，依据其哲学内容来评价列宁这本书，也许有失公允。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并在这方面是大为成功的。更一般地来说，基于俄国当时落后的经济状况，列宁回复到18世纪唯物主义的某些肤浅的形式是可以理解的。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对贵族特权及其宗教后盾进行反抗的组成部分。既然俄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那么唯物主义就成了无产阶级反对沙皇政权封建主义的斗争武器。总之，列宁在哲学上的落后是俄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产物。[80]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重新把注意力转向了哲学——这一次不再是抱工具主义的（寻求应急工具的）态度。令人吃惊的是，面对欧洲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大变动，列宁为了重新确定自己的观点，竟花了大量的时间极其细致地研究了黑格尔。这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中只有两处关于黑格尔的评论（而且，都很肤浅），极少谈及辩证法。[81] 列宁的笔记（长达300页左右的篇幅）只是到1929年才发表出来，它用以支持当时党反对“机械论”偏向的斗争。[82] 这部《哲学笔记》的最重要部分是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在《哲学笔记》中，他打算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从而正确阐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其重点从批判黑格尔转为热情地接受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列宁在其笔记的结尾处写道：“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83]
　　列宁《哲学笔记》中最有名的评论是关于黑格尔与《资本论》的关系：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84]
　　这实际上是个自我批评——这也是对他以前的哲学良师普列汉诺夫的评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大约写了近1000页的东西”，但“关于……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85] 《哲学笔记》坚持认为，关于认识的反映论中的“复写”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我们从未认识一切事物。但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不同之处，最鲜明地表现在这样一种看法中，即唯心主义不是个错误，而只是一种片面的夸大。正如列宁所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86] 辩证思维与非辩证思维的对比取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比。列宁称赞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第25节，“在那里‘认识’（理论的）和‘意志’（实践活动）被描述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87] 。列宁谈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谈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论。他总结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88] 。列宁不断强调，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实际上，他有时也陷入到某种“非理性主义的活力论”中去了。[89] 当然，还不可能证明，在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和他此后的政治态度之间到底有什么确切的联系，[90] 但显然，作为列宁对1914年世界大事变的哲学反应，《哲学笔记》是与他在经济学领域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相对应的。某些评论家声称，他们发现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对他的《国家与革命》的若干章节、他关于革命期间党群关系的政治见解，以及他在1920—1921年对工会问题的讨论都产生了影响。[91]


　　深入阅读材料

　　列宁：原著
　　 莫斯科版《列宁选集》45卷本已出齐。
　　列宁：评论
　　 有两部详尽的传记，都出自与列宁谋过面的人之手，一本是舒布（Shub）的《列宁》，一本是费希尔（Fischer）的《列宁的一生》。沃尔夫（Wolfe）在《制造革命的三个人》中的描述很成功，可惜只写到1914年。关于列宁的早年生活，有多伊彻（Deutscher）写的自我投射性传记的片段。波索尼（Possony）的《列宁：强力革命家》和西恩（Theen）的《列宁：一个革命家的诞生与成长》提供了不太可信的心理学解释。摩尔根（Morgan）的《列宁》是本短小精悍的入门书。就列宁晚年的醒悟的描述，可参见菜文（Lewin）的《列宁最后的斗争》。在列宁的同龄人中，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的《列宁回忆录》对列宁个人作了活生生的描写，是本最具价值的书，该书还有巴拉巴诺夫（Balabanoff）、托洛茨基、瓦连廷诺夫（Valentinov）和蔡特金（Zetkin）的描述作补充。当然，现在看来，最有权威性的描述还要算塞维斯（Service）的三卷本《列宁的政治人生》。
　　就列宁的总体思想而言，费希尔（Fischer）的《列宁思想精要》是一本简短而又可信的导读性著作。舒克曼（Shukman）的《列宁与俄国革命》是部篇幅稍长一点的著作。迈耶（Meyer）的《列宁》仍值得一读。对列宁深怀敌意的著作有康奎斯特（Conquest）的《现代大师列宁》和乌拉姆（Ulam）的《布尔什维克》——尽管后者有详尽的研究内容。卢卡奇的《列宁》对列宁思想作出了简要的哲学解释。还有一些介绍列宁思想不同侧面的选集，各为斯威齐、马格多夫（Magdoff）、雷德威（Reddaway）和夏皮罗（Schapiro）等人编写。最近，克利夫（Cliff）在他的三卷本《列宁》中为列宁作了通盘的辩护。利布曼（Liebman）的《列宁的列宁主义》是本具有卓越洞察力的书，尽管可惜是从法文节选下来的。有关这方面的最好的著作是哈丁（Harding）的两卷本《列宁政治思想》，它以高度专业的眼光重构了列宁1914年前后的政治策略。还可参见贝桑松（Besancon）和洛厄尔（Lovell）的《列宁》分别都对列宁进行了批判，另外，还有波伦（Polan）富有启发的著作《列宁和政治的终结》。
　　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领域，曼德尔（Mandel）捍卫了列宁的党的概念。就列宁在1917年的策略改变，参见弗兰克尔写的一篇优秀文章。就列宁的国际战略方面，参见佩奇（Page）所写的相关著作。就列宁在哲学上的贡献而言，见保罗（Paul）、乔丹（Jordan）、尤其是潘涅库克（Pannekoek）所作的批判，而鲁宾（Ruben）在其《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一书的最后两章中为列宁作了辩护。就列宁对待文化颇为功能主义的态度，参见克劳丁-尤伦多（Claudin-Urondo）的《列宁与文化革命》。
　　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
　　 关于1905年，托洛茨基用同名标题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最现代的分析是施瓦兹（Schwarz）的《1905年俄国革命》。如同下面所列的参考文献将看到的那样，有关1917年革命的书多得不可胜数。最为精悍的描述是利布曼（Liebman）的《俄国革命》。丹尼尔斯（Daniel）和费罗（Ferro）都对十月革命进行过广泛的描述，而张伯伦（Chamberlain）的两卷本著作则一直写到1924年。卡特科夫（Katkov）和科汉（Kochan）的著作写法各异，但都扣人心弦。最基本的文本无疑是卡尔（Carr）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看，有布林顿（Brinton）所展开的一贯反布尔什维克的批评。
　　在亲历性的纪实作品中，托洛茨基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已跻身于经典之列。苏哈诺夫（Sukhanov）的《俄国革命》以一个政治记者的身份对所见所闻作了全景式的描绘。类似的作品有里德（Reed）的激动人心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克伦斯基（Kerensky）以大量的回忆证实自己对革命所持的立场。佩西布里奇（Pethybridge）的《俄国革命目击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集。拉克尔（Laqueur）的著作提供了一部对1917年革命（及其后）所作的解释的流变史。另外，还可参见派普斯（Pipes）新近面世的概论——《俄国革命》。

　　参考文献
　　Lenin：Texts
　　V. I. Lenin，Collected Works，45 vols（Moscow，1960—1970）.
　　——Selected Works-in one Volume（Moscow，1968）；in three volumes（Moscow，1960—1961）.
　　——The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ed. M. Christian（New York，1966）. The Lenin Anthology，ed. R. Tucker（New York，1975）.

　　Lenin：Commentaries
　　Angelica Balabanoff，Impressions of Lenin，Foreword by B. D. Wolfe（Ann Arbor，1964）.
　　Alain Besancon，The Rise of the Gulag：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Leninism（New York，1981）.
　　M. Brintion，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London，1970）.
　　Fernando Claudin，‘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in Lenin and Kautsky’，New Left Review，106（1977）.
　　C. Claudin-Urondo，Leni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Hassocks，Sussex，1977）.
　　Tony Cliff，Lenin，3 vols（London，1975—1978）.
　　Lucio Colletti，‘Lenin’s State and Revolution’，in R. Blackburn（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London，1977）；
　　and L. Colletti，From Rousseau to Lenin：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1972）.
　　R. Conquest，Lenin（London，1972）.
　　Isaac Deutscher，Lenin’s Childhood（Oxford，1970）.
　　Ernst Fischer，The Essential Lenin（New York，1972）.
　　Louis B. Fischer，The Life of Lenin（London，1965）.
　　Jonathan Frankel，‘Lenin’s Doctrinal Revolution of April 1917’，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Apr 1969）.
　　Maxim Gorky，Days With Lenin（New York，1932）.
　　Thomas Hammond，Lenin On Trade Unions and Revolution：1893—1917（New York，1957）.
　　Neil Harding，Leninism（London，1996）.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2 vols（New York and London，1977）.
　　Christopher Hill，Lenin and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47）.
　　Z. A. Jordan，‘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of Lenin’，Slavic Review，XXV，2（1966）.
　　N. Krupskaya，Memories of Leni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drew Rothstein（London，1970）.
　　Vladimir Ilyich，Lenin：A Biography（Moscow，1965）.
　　Moshe Lewin，Lenin’s Last Struggle（London，1969）.
　　M. Liebman，Leninism Under Lenin（London，1975）.
　　David Lovell，From Marx to Lenin：The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1984）.
　　George Lukács，Lenin：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London，1970）.
　　Ernest Mandel，‘The Leninist Theory of Organisation’，in R. Blackburn（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London，1977）.
　　——The Leninist Theory of Organisation（London，1971）.
　　A. G. Meyer，Leninism，2nd edn（New York，1962）.
　　M. C. Morgan，Lenin（London，1971）.
　　S. W. Page，‘Lenin and Self-Determination’，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950）.
　　——‘Lenin：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the Baltic States，1917—1919’，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II，1（1948）.
　　——Lenin and World Revolution（New York，1959）.
　　——‘The Role of the Proletariat in March 1917：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Official Bolshevik Version’，Russian Review，IX（1950）.
　　Anton Pannekoek，Lenin as Philosopher（London，1975）.
　　G. A. Paul，‘Lenin’s Theory of Perception’，Analysis，vol. 5（1938）.
　　A. J. Polan，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London，1984）.
　　Stefan T. Possony，Lenin：The Compulsive Revolutionary（London，1966）.
　　D. Ruben，Marxism and Materialism（Hassocks，1977）.
　　L. Schapiro，‘Putting the Lid on Leninism’，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II，2（1967）.
　　L. Schapiro and P. Reddaway（eds），Lenin，The Man，the Theorist，the Leader：A Reappraisal（London，1967）.
　　Robert Service，Lenin：A Political Life，2 vols（London，1985—1994）.
　　David Shub，Lenin：A Biography（New York，1948）.
　　Harold Shukman，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New York，1968）.
　　Peter Struve，‘My Contacts and Conflicts with Lenin’，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XII，36（1934）.
　　Paul M. Sweezy and H. Magdoff（eds），‘Lenin Today：Eight Essays on th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Lenin’s Birth’，Monthly Review，XXI，11（1970）.
　　Rolf Theen，Lenin：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London，1974）.
　　Leon Trotsky，On Lenin：Notes Towards a Biography（London，1971）.
　　Adam Ulam，Lenin and the Bolsheviks（New York，1964）.
　　Nikolai Valentinov，The Early Years of Lenin，ed. R. Theen（Ann Arbor，1969）.
　　——Encounters with Lenin（Oxford，1968）.
　　Edmund Wilson，To the Finland Station（London，1960）.
　　Bertram D. Wolfe，‘Leninism’in M. M. Drachkovitch（ed. . ），Marxism in The Modern World（Stanford，1965）.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New York，1948）.
　　Clara Zetkin，Reminiscences of Lenin（New York，1934）.

　　1905
　　Sydney Harcave，First Blood：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London，1965）.
　　H. Scur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and the Origins of German Communism’，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39（1960—1961）.
　　Solomon M. Schwarz，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Bolshevism and Menshevism（Chicago，1967）.
　　Leon Trotsky，1905（London，1972）.

　　1917 and its Aftermath
　　Raphael R. Abramovitch，The Soviet Revolution：1917—1939（London，1962）.
　　Arthur Adams（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Bolshevik Victory：Causes and Processes（Lexington，Mass. ，1972）.
　　Peter Arshinov，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1918—1921（Chicago，1974）.
　　Abraham Ascher，‘Russian Marxism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1917—1920’，Archiv fur Sozialgeschichte，6-7（1966—1967）.
　　N. Berdyaev，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35）.
　　The Bolsheviks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Minut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ur Party（Bolsheviks）August 1917-February 1918（London，1974）.
　　R. P. Browder and A. F. Kerensky（eds），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1917，3 vols（Stanford，1962）.
　　J. Bunyan and H. H. Fishe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Documents and Materiald（Stanford，1934）.
　　E. H. Carr，‘The Backgroun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in Heinz Lubasz（ed. ），Revolution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London，1966）.
　　——1917：Before and After（London，1969）.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3 vols（London，1950—1953）.
　　William H. Chamberlain，The Russian Revolution：1917—1921，2 vols（London，1935）.
　　V. Chernov，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New Haven，Conn. ，1936）.
　　Robert V. Daniels，Red Octobe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f 1917（New York，1967）.
　　——‘The Russian Revolution Runs its Course’，in H. Lubasz（ed. ），Revolution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London，1966）.
　　Marc Ferro，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917（London，1973）.
　　O. H. Gankin and H. H. Fisher，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London，1940）.
　　George Katkov，Russia 1917：The February Revolution（London，1969）.
　　——‘Germa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Bolsheviks in 1917’，International Affairs，XXXⅡ（1956）.
　　Alexander F. Kerensky，The Catastrophe：Kerensky’s Own 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New York，1927）.
　　——The Kerensky Memoirs（London，1966）.
　　——The Prelude to Bolshevism（London，1919）.
　　Lionel Kochan，Russia in Revolution（London，1970）.
　　Walter Laqueur，The Fate of the Revolution：Interpretations of Soviet History（London，1967）.
　　Marcel Liebman，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70）.
　　Roger Pethybridge（ed. ），Eye-witness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64）.
　　Richard 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ambridge，Mass. ，1954）.
　　——The Russian Revolution（New York，1990）.
　　M. Phillips Price，My Reminiscenc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21）.
　　Alexander Rabinovitch，Prelude to Revolution：The Petro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1917 Uprising（Bloomington，Ind. ，1968）.
　　O. H. Radkey，The Election of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7（Cambridge，Mass. ，1950）.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Promise and Default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February to October 1917（New York，1958）.
　　J. Reed，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New York，1935）.
　　John L. Snell，‘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1917’，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XI，1（1956）.
　　N. N. Sukhanov，The Russian Revolution，1917：Eye-witness Account，2 vols（London and New York，1955）.
　　Leon Trotsky，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3 vols（London，1967）.
　　Rex A. Wade，The Russian Search for Peace：February—October 1917（Stanford，1969）.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5章第1节的末尾。

[2] V. Lenin，‘What Is to be Done?’，Selected Works（Moscow，1960），vol. 1，p. 211.

[3] 关于列宁事实上是如何曲解经济主义者的，参见A. Wildman，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Chicago，1967）pp. 118ff。

[4] V. Lenin，‘What Is to be Done?’，Collected Works（Moscow，1960），vol. 1，pp. 156ff.

[5] Ibid. ，p. 215.

[6] Ibid. ，pp. 228ff.

[7] 进一步参见V. Lenin，Collected Works，vol. 6，pp. 229ff。此处对这种权力集中制有详述。

[8] R. Luxemburg，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1904）；另见本书第3章第3节。

[9] 比方说，考茨基在评判两派分裂可能包含的原则性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见C. Weill，Marxistes russes et Social-democratie allemande 1898—1904（Paris，1977）pp. 123ff。

[10] V. Lenin，‘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Twelve Years’，Collected Works，vol. 13，p. 101.

[11] V. Lenin，Speech on the Party Programme，Collected Works，vol. 6，p. 489.

[12] S. Schwarz，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Chicago，1967）ch. 4.

[13] V. Lenin，‘The Reorganisation of the Party’，Collected Works，vol. 10，p. 32.

[14] Ibid.

[15] Ibid. ，p. 34.

[16] V. Lenin，‘The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 Duma Elections’，Collected Works，vol. 11，p. 434.

[17] V. Lenin，‘A Tactical Platform for the Unity Congress’，Collected Works，vol. 10，p. 163.

[18] V. Lenin，Report on the Unity Congress，Collected Works，vol. 10，p. 376.

[19] Ibid. ，p. 381.

[20] 例如，参见V. Lenin，‘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Second Paris Group’，Collected Works，vol. 17，pp. 221ff。

[21] L. Schapiro，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2nd edn（London，1970）p. 174.

[22] 引自I. Deutscher，The Prophet Armed；Trotsky，1879—1921（Oxford，1954）p. 258。强调有关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各种激进选择的观点，见R. Daniels，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1969）中的前两章。

[23] R. Daniels，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chs 5 and 6.

[24] P. Avrich，Kronstadt 1921（Princeton，N. J. ，1970）.

[25] V. Lenin，‘Preliminary Draft Resolution of the Tenth Congress’，Collected Works，vol. 32，p. 244.

[26] Ibid. ，p. 246.

[27] V. Lenin，Two Tactics，Collected Works，vol. 9，pp. 98ff.

[28] Ibid. ，p. 48.

[29] V. Lenin，‘Social Democracy’s Attitude Towards the Peasant Movement’，Collected Works，vol. 9，pp. 236ff.

[30] V. Lenin，‘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Inner-Party Struggle in Russia’，Collected Works，vol. 16，p. 376.

[31] V. Lenin，‘The Aim of the Proletarian Struggle in our Revolution’，Collected Works，vol. 15，p. 371.

[32] N. Sukhanov，The Russian Revolution，1917（London and New York，1955）vol. 1，p. 287.

[33] V. Lenin，‘The Tasks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Present Revolution’，Collected Works，vol. 24，p. 22.

[34] V. Lenin，‘Letters on Tactics’，Collected Works，vol. 24，p. 45. 列宁的《四月提纲》标志着同他先前的理论彻底决裂。后来，他通过强调苏维埃的作用，又回到了这些原初的理论。参见J. Frankel，‘Lenin’s Doctrinal Revolution of April 1917’，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Apr. 1969。

[35] V. Lenin，‘The Seventh All-Russia Conference’，Collected Works，vol. 24，p. 263.

[36] V. Lenin，‘The Political Situation；Four Theses’，Collected Works，vol. 41，p. 442.

[37] V. Lenin，‘The Bolsheviks must Assume Power’，Collected Works，vol. 26，p. 19.

[38] V. Lenin，‘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Collected Works，vol. 22，p. 241.

[39] 例如，参见D. Fieldhouse，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London，1967）pp. 187ff。

[40] E. Stokes，‘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Attack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Historical Journal，vol. 12（1969），pp. 289ff.

[41] V. Lenin，Imperialism. . . op. cit. ，p. 260.

[42] Ibid. ，p. 274.

[43] Ibid. ，p. 281.

[44] 进一步参见E. Hobsbawm，‘Lenin and the“Aristocracy of Labour”’，Monthly Review，Apr. 1970，pp. 47ff。

[45] V. Lenin，Imperialism. . . op. cit. ，p. 300.

[46] 见本书第4章。

[47] 就此，列宁大大得益于布哈林，见S. Cohen，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New York，1973）pp. 25ff.

[48] V. Lenin，‘Seven Theses’，Collected Works，vol. 21，p. 402.

[49] V. Lenin，‘Farewell Letter to Swiss Workers’，Collected Works，vol. 23，p. 373.

[50] L. Colletti，From Rousseau to Lenin（London and New York，1972），p. 224.

[51] 参见S. Cohen，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New York，1973）pp. 39ff。

[52] V. Lenin，Selected Works（Moscow，1960），vol. 2，p. 320.

[53] Ibid. ，p. 338.

[54] 他对（巴黎）公社持有迥然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我们的政府不应仿效的政府……”，见‘Two Tactics’，Collected Works，vol. 9，p. 81。

[55] Collected Works，vol. 2，p. 381.

[56] Ibid. ，p. 328.

[57] Ibid. ，p. 341.

[58] Ibid. ，p. 322.

[59] V. Lenin，‘Speech against Bukharin’s Amendment’，Collected Works，vol. 27，p. 148.

[60] M. Liebman，Le Léninisme sous Lénine（Paris，1973），vol. 2，p. 109.

[61] V. Lenin，‘Left-Wing Communism-An Infantile Disorder’，Collected Works，vol. 31，p. 48.

[62] 参见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评说，The ABC of Communism（Harmondsworth，1969）pp. 237ff。

[63] V. Lenin，‘Letter to A. Tsyurupa’，Collected Works，vol. 36，p. 566，另见他于1921年12月给波格丹诺夫的信，Collected Works，vol. 38，p. 557。

[64] V. Lenin，‘The Party Crisis’，Collected Works，vol. 32，p. 48.

[65] V. Lenin，‘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Eleventh Congress’，Collected Works，vol. 33，p. 288.

[66] 参见本书第8章第2节。详见R. Daniels，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1969）pp. 119ff。

[67] V. Lenin，‘On Manifesto of Armenian Social Democrats’，Collected Works，vol. 6，p. 327.

[68] V. Lenin，‘Resolution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Collected Works，vol. 19，p. 427.

[69] 关于列宁和卢森堡之间在这方面的分歧，见H. Davis为《罗莎·卢森堡民族问题选集》（纽约，1976）所写的“导言”（第8页以下）。

[70] V. Lenin，‘Letter to S. Shahumyan’，Collected Works，vol. 19，p. 501.

[71] V. Lenin，‘Theses on the Question of a Separate Peace’，Collected Works，vol. 26，p. 449.

[72] V. Lenin，‘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Collected Works，vol. 36，p. 605.

[73] V. Lenin，‘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Collected Works，vol. 1，p. 164.

[74] 有关马赫，可进一步参见J. Blackmore，Ernst Mach（Berkeley，1972）ch. 15。

[75] 引自D. Joravsky，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London，1961）p. 34。

[76] V. Lenin，‘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Collected Works，vol. 14，p. 42.

[77] Ibid. ，p. 130.

[78] Ibid. ，p. 19.

[79] 主要指的是《反杜林论》，当时，《自然辩证法研究》尚未出版。

[80] 这一问题的详述，见A. Pannekoek，Lenin as Philosopher（London，1975）pp. 92ff。

[81] 与之相反的解释，见D. H. Ruben，Marxism and Materialism（Atlantic Highlands，1977），请特别参阅第5、6章。

[82] 参见本书第8章末尾。

[83] V. Lenin，‘Philosophical Notebooks’，Collected Works，vol. 38，p. 234.

[84] Ibid. ，p. 180.

[85] Ibid. ，p. 277.

[86] Ibid. ，p. 276.

[87] Ibid. ，p. 208.

[88] Ibid. ，p. 212. 另可参见pp. 195，201，293，211，213。

[89] 参见L. Colletti，Marxism and Hegel（New York and London，1973）pp. 162ff。

[90] 对此，肯定的看法，见M. Lowy，‘From the Great Logic of Hegel to the Finland Station in Petrograd’，Critique，6（Spring 1976），pp. 8ff。

[91] 比方说，可参见H. Lefebvre，La Pensée de Lénine（Paris，1957）pp. 189ff；M. Liebman，Le Léninisme sous Lénine（Paris，1973），vol. 2，pp. 34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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