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8章 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


　　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即党和国家的作用和职能；一个是经济问题，即如何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问题是最基本的，它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许多重大争论的实质所在。特别是在1921年和1923年西欧革命失败以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最后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学说，都是用来回应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发展工业化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革命后的经济问题，以前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头开始，意味着内战的创伤必须更彻底地医治。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供什么指导。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感到措手不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前指望革命具有可意想的国际性，进而指望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会帮助他们来克服由于自身落后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经济措施相对温和、稳健：有选择的国有化，8小时工作日，在平等、但仍以个体为单位的基础上将国有化的土地在农民当中进行重新分配，以及偶然出现的、半自发的工人管理制度。
　　然而到1918年春，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工人管理进一步打乱了因连年战争而枯竭了的经济的正常秩序。面对这一威胁性的混乱，列宁提出了一种明显以德国战时经济为模型、被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就是新经济政策所体现出的退却的短暂前奏。它包括如下双重努力：既通过加强劳动纪律、实行工资奖励和树立管理权威以取得对经济更加集中的控制；又与较大的金融势力相妥协，换句话说，“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1] ，并试图采用同旧经济秩序妥协的权宜之计。
　　到1918年夏，内战爆发使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已经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无法坚持下去。只是为了苏维埃政府的生存，才实行了以“战时共产主义”著称的、极端的国家控制制度。战时共产主义有三个主要方面：第一，由于1918年6月实行的全面国有化法令几乎使所有的大企业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有化程度有了巨大的提高。加上因战时封锁和俄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被敌人占领而导致燃料和原料严重匮乏，更使得政府的干预甚至变得必不可少了。同时，国家垄断贸易，政府的官僚主义程度加剧。第二，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使有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陷于破产（工人由于以实物支付还有些保障），这意味着，政府不能靠多发行货币来增加其财力，而不得不征用农民的储备物资，这样就失去了中农的支持而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第三，内战的压力一解除，就把复员的红军部队派去执行各项紧急任务，在上级指派的工会官员的纪律约束下，劳动力便部分地军事化了。
　　这些严厉的政策得到布尔什维克所有领导者的支持。托洛茨基是最乐观的人之一。他居然在1920年初就把注意力从军事问题上转到劳动问题上来，从而成为最积极地鼓吹劳动军事化的人之一。他把劳动军事化说成是落后国家之必然，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痛苦分娩过程。但对此，托洛茨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人。布哈林在1920年发表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经典性的理论辩护。他在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和作为其崩溃标志的世界大战之后，宣称革命时期难免对生产力会有最初的破坏，由此摆脱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识。同时，布哈林与希法亭之间发生了争论。希法亭曾说，无产阶级接管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能控制德国的经济。布哈林则坚决认为，“同所有革命一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伴随着生产力下降”[2] ——这恰是一个令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聊以自慰的观点。布哈林还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即革命后的俄国比其他国家更少受到客观性的限制，[3] 而这与他那赤裸裸的强调强制的必要性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无产阶级的一切强制形式，从各种机构体制到义务劳动，正好构成了一套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素质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性的方法。[4]
　　这一观点还同特别强调国家无所不能的作用结合起来：
　　工会的国家化和一切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是由改造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劳动机构各个最小的基层组织必须使自己转化为整个组织化进程的代表，整体性地接受工人阶级集体理性的指挥和领导，其具体的物质化身就是最高的和最全能的组织，即国家机器。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便向其对立面辩证地转化，变成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5]
　　列宁仔细阅读了布哈林的这本书，并对它作出了批评性的评论。[6] 尽管他不赞同其中的某些术语，但确实基本上是赞成他的整个观点的，而且尤为赏识他那读来令人生畏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一章。[7]

新经济政策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没能持续下去。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战时共产主义更为持久的体现；但到1921年初，很显然，它只是使国家的经济问题恶化了，而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政权自身将处于危险之中。喀琅施塔得叛乱正好就发生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这绝不是一种巧合——内战行将结束，使采取极端措施失去其存在的直接理由。持续了7年的新经济政策是从1921年3月开始的，当时用一定份额的实物税取代了余粮征收制，使农民能保留其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这又导致取消自由贸易的限制和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市场关系。实行了一定数量的非国有化，但仅限于小企业；工业则按托拉斯组织起来，并享有有限的市场独立性。1921年11月，国家银行重新开放，硬通货政策被采纳，到1923年卢布稳定下来。
　　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在列宁的倡议下采取的。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列宁尽管对这一转变作了些辩解[8] ，但很快就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继战时共产主义偏轨之后，重新回到1918年初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上去的政策。关于过去的三年，他写道：“‘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9] 几个月后，他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同我们以前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10] 。而同时，列宁又继续把新经济政策称为“退却”，即意味着在发动一次新进攻之前临时重新组织力量。但另一方面，列宁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只看作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决定实行这一政策是非常慎重的，是从长远打算的”[11] 。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同农民建立一种经济上稳定的联盟，他甚至暗示联盟将为期10年。[12] 这种过渡性的混合体制或称国家资本主义，其特征就是渐进主义，即“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13] 。他还说：“与原先的革命的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14]
　　对此，布哈林最初有些犹豫，后来，他却转变成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承认，他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虽足以破坏旧制度，但不足以建设新制度。他为新经济政策的渐进主义辩护的理由是：无产阶级（不同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刻不能不是落后的，只能在革命后的社会里趋于革命的成熟；而这个社会将由一个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党来加以掌控（布哈林敏感地注意到这其中所蕴涵的危险，甚至谈到，有可能出现“新的阶级”）。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的一年里，托洛茨基虽然极力主张过改行实物税，但是他并没有附和这一政策。在实施伊始，他就宣称反对新经济政策，并且不同意把战时共产主义说成是国外形势强加于俄国而导致的偏差。他承认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中获得的成功，但认为它在解决工业化的主要问题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的确，新经济政策的付诸实施，标志着托洛茨基普遍影响力的下降。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1921年初党内发生的关于工会作用的大辩论。有鉴于工人反对派力争实行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恢复工人对工业的管理，托洛茨基在内战接近结束时体验到工会难以对付之后就争辩说，应当剥夺工会的自治权，并将其并入政府机构内。列宁把托洛茨基的主张称为对工会的“官僚主义折磨”而加以反对，并寻求一项保证工会一定程度自治权的折中方案。托洛茨基的观点尽管得到布哈林的支持，但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仍被彻底否决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热衷于使党愈益成为铁板一块。1919年3月，五人政治局重新设立，它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战也要求许多重大决定只能由少数人作出，而27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则很难驾驭。同时还设立了一个组织局和一个书记处，而唯有斯大林一人同时是这四个机构的成员。随着经济政策的更加自由化，就更有必要加强严格的政治控制。当时，党的代表大会强烈谴责了工人反对派，并禁止党内派别的存在。然而，由于列宁患病和逝世，某些形式的集体领导还是必要的，尽管它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既然党日趋铁板一块，那么就使得当权者更容易加强其统治。随着列宁失去工作能力，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很自然地组成一个反对托洛茨基的联盟，而托洛茨基当时仍然是最有声望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对于他可能遭受排除出权力之外的危险没有作出反应。他既没有利用列宁对斯大林的无情批评（而这种利用对当时的他来说，是必要的），也没有不失时机地支持党内的民主事业。只是到了1923年底，列宁处于垂危之际，权力的天平已决定性地向不利于托洛茨基的方向倾斜时，他才打破沉默。在《新方针》这本小册子（其中已包含后来他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所详尽阐述的全部重大命题）中，他号召党组织的民主化和党内言论自由，同时还谴责了个人统治和官僚主义倾向。但是，托洛茨基影响的衰落还取决于下述比政治局内部斗争更重大的因素：内战已经结束，军事人民委员都不再是人们注目的中心，托洛茨基的特殊行政才干也不再需要了。在政治局委员中，托洛茨基是唯一一个新近被吸收加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成员，势单力薄，在党组织中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欧洲革命的可能性（托洛茨基特别予以看重的）也在减小，而整个国家已经被以托洛茨基为象征的“英雄”时代弄得精疲力竭，正渴望着休养生息和一个重建期。平凡得多的经济问题已开始支配了党内的大小辩论。
　　新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并不令人满意。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解决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这一根本问题。在需要筹集资金来发展经济同需要发展工业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其中，农业是前者唯一的源泉，后者则只有牺牲农业才能做到。对经济发展发挥主要作用的究竟应该是农业还是工业这个问题，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看法是，农业部门购买力的提高是工业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相反，托洛茨基则认为，不扩大工业品的流通，粮食和原材料的生产必将下降。这两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意见分歧上。那些务实型的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取决于军事需要的权宜之计；而深受英雄的布尔什维主义传统鼓舞的人则认为，那是一场直奔社会主义的正确运动，尽管尚不成熟，但一旦条件许可，它就会恢复。
　　这两种观点的对峙首先明显地暴露在对1923年出现的所谓“剪刀差”危机的反应上。“剪刀差”危机是因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同时降低农产品价格而形成的，它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家工业占垄断地位，从而有资格在同农业部门的交换中取得有利条件。作为反托洛茨基联盟的代言人，布哈林坚持认为：繁荣的农民经济是工业复苏的先决条件，任何其他政策将损害同农民的有历史意义的联盟。为了扩大当下的农业生产，也为了提高工业本身的效益，必须降低工业品的价格。这样就能通过国家工业利润的日益增长，通过对繁荣的农业部门实行征税，并通过富裕农民或富农的储蓄，获得投资的资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是相反观点的首要倡导者。他显然重视生产而不重视流通，因而认为只有私有成分即农民，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所必需的资本。他在1924年出版的《新经济学》一书中宣称，有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必要，这也就是反对私人积累的必要。他给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作了如下的界定：
　　一个正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转变的国家愈在经济上落后，愈是适应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则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时能为社会主义积累作出的贡献也就愈小；其社会主义积累势必有赖于从社会主义以前经济成分的剩余产品中提取的份额（在比重上）愈大，它靠自己生产进行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就愈小，也就是说，它将愈加无法依靠社会主义工业中工人的剩余产品来积累资金。[15]
　　既然不发达的工业部门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国家便不得不向农民榨取，正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向各种非资本主义成分榨取资金一样。因此，“剪刀差”危机不仅被热情地接受，还通过国家干预而持续下去了。在经济上既不是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也不是社会主义成分占优势的过渡时期的紧急关头，速度就是根本性的问题。正是经济形势的这一特性，要求采取大规模地把来自农业的剩余价值转到国有部门中去的办法来强化工业化，而不管党的领袖们愿意与否。托洛茨基基本上赞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尽管他否认自己希望剥削农民，并且显然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积累可以在一种孤立的经济中进行的观点。斯大林出于政治目的而很想利用左派明显的反农民倾向，但他在这场争论中最初并没有攻击其中任何一方；只是在获得了无懈可击的支配地位之后，他才借用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某些思想成分，融注到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去。

一国社会主义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成功有多种原因：国际氛围对革命不利，特别是1923年萨克森和汉堡早产的起义的失败，助长了俄国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可靠，相比于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这些欧洲共产主义者因无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蔑视。整个国家在反击外来侵略和内战的几年中消耗殆尽，因而渴望着某种发展经济的政策，而一国社会主义论似乎提供了一种明确而乐观的追求经济目标的方案。此外，还存在着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独立的自豪感来作为进一步追求经济目标的诱导因素。
　　一国社会主义源自布哈林为新经济政策的辩护，是保证俄国能以自己的资源“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一种孤立主义的说教。斯大林转向这一教义则是突然的。他直到1924年4月还认为：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16]
　　在192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才第一次阐述这一理论。在此，他从列宁关于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言论中引申出如下结论：
　　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甚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17]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由于被说成是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抱悲观主义态度，而被斥为“孟什维主义的变种”[18] 。斯大林曾承认，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的确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在《列宁主义问题》（1926年1月）中，他用如下的话来更有力地表述他的理论：
　　我们指的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19]
　　这段话的附言则降低了调子：社会主义的“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即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20] 。
　　斯大林经常把“一国社会主义”称为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援引列宁1915年反对托洛茨基“欧洲联邦”口号的声明中的一段话，来印证这一点。列宁指出：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1]
　　斯大林还提到列宁1923年写的“论合作社”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了联盟”，是“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22] 。
　　然而，很显然，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创新归宗到列宁身上，多少有点牵强附会。列宁曾经明确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23] 。这才是他多次重申、并符合他整个思想主旨的声明。[24]
　　毫无疑问，一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是布哈林。他根据列宁的晚期论述论证说：“甚至在这种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以爬行的速度前进，但……依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会建成它。”[25] 新经济政策将导向社会主义，因为在苏维埃社会中，上层建筑调节着基础。掌握经济命脉（特别是控制了信贷）将引导着非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成分（包括农业）向社会主义发展。西欧资本主义在没有从俄国市场受益的条件下也已稳定下来了，而俄国则不得不在孤立状态中发展。通过更集中地使用现有资金来扩大生产，这将导致工业品价格降低，从而有利于农业部门。布哈林最为重视的是农业部门。在他看来，富有而又高效率的农民——富农——将通过合作社“长入”社会主义。据此，他向全体农民提出一个曾遭到诸多非难的口号：自己发财致富去吧！
　　托洛茨基对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看法，由于受到斯大林的讽刺与丑化，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斯大林把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立起来，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是对苏联内部前景悲观而倚重于不可靠的国外冒险活动。托洛茨基曾徒劳地抗议说，他以前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思想针对的不是当前的形势，因此与这场辩论无关。的确，托洛茨基早期的著作并没有排除一国社会主义的某种可能性。内战一结束，托洛茨基倡导建立在经济孤立主义基础之上的政策就非常接近一国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到1925年表述的观点仍可看成是回复到托洛茨基1920年倡导的自力更生的观点。只是到了1926年，托洛茨基才对斯大林的观点提出挑战，尽管季诺维也夫挑战斯大林还要早得多。托洛茨基提出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承担过各种经济任务，因而确信：只有同世界经济重新结合，俄国才能扩大其资本积累量。[26] 托洛茨基放弃了他1921年至1923年的观点，他争辩说，欧洲的衰退及其为扩大出口而展开的斗争将变得对俄国有利，因为俄国可以很容易用谷物换取机器；另外，俄国应该鼓励租用的申请，并欢迎外国投资。这样，俄国的经济将不至于放慢到布哈林所说的“爬行速度”。托洛茨基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书中，强调了他同斯大林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根本分歧：
　　如果我们突然把资源转到………新机器的制造上，我们要么将破坏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甚至一个部门内部基本资金和流动资金之间的必要比例，要么将为保持必要的比例而大大降低整个发展系数。对我们来说，发展速率的下降绝对要比从外国进口我们通常所需的机器和商品危险很多。[27]
　　托洛茨基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在政治上分裂为两个阵营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分裂；俄国应准备从国际分工中得到好处。换句话说，托洛茨基所反对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不如说是那种漠视整个世界经济、自命在单独的一个国家中发展社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托洛茨基的立场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势力的推动下，他并没有放弃俄国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他看来，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似乎偏离了党的整个国际方针，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感到绝望了。英国苏维埃委员会鼓励同改良主义的英国工会合作、并直接反对革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失策的还有同中国国民党进行的、造成巨大灾难的合作。然而，党内采纳托洛茨基和整个左翼反对派观点的场合越来越少。使托洛茨基遭受挤压的是他那自我标榜的观点：“归根结底，党总是正确的。”[28] 此外，在1920年所写的反考茨基的论战性著作《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他实际上把公理同化为强权。托洛茨基日益孤立。尽管在1926年，他最后一搏，企图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结成一个反斯大林的联合反对派，而最终，他还是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驱赶出莫斯科，1929年被驱逐出俄国。

艺术和哲学


　　十月革命前，对艺术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关系，党并没有明确的看法。1905年，列宁写道：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29] 。
　　 但是，这只是针对党内人士而言，并不是提倡对非党人士实行检查制度。与19世纪文学相反，革命时期的主要流派都着重于形式而不是内容。因此，尽管其中的某些人【尤其是未来学派及其最主要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对革命满腔热忱，但他们并不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容。作为弥补这一缺陷的尝试，俄国于1917年创立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组织。这个组织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党，其核心人物是列宁的哲学夙敌波格丹诺夫。该组织还得到了新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和《真理报》（Pravda）编辑布哈林的支持。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培植特定的无产阶级艺术形式来领导文化上的（相对于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而言）革命为己任。1920年，它主持创建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尽管无产阶级文化派完全符合战时共产主义的艰苦创业精神，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却成了它的末日。列宁尖锐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领袖们的观点：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30]
　　1922年，针对公开挑战官方路线者所实行的一般性检查制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卢那察尔斯基写道：
　　甚至有必要把检查制度加诸纯文学上，对此，我们决不迟疑，因为在纯文学这面旗帜和这副漂亮的外表之下，毒药可能被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天真而蒙昧的心灵中去。这个心灵是易受波动的，并且由于前进途中的困难太大，容易摆脱指引它通过茫茫荒野到达希望之乡的那只手。[31]
　　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最精辟的批评来自托洛茨基，他可是文学方面最有才干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在《文学与革命》中，他否定“马克思主义”艺术的存在，正如他曾拒绝接受内战期间某些人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的概念一样。同样地，不能抛弃过去的文化成就。托洛茨基宣称：“不首先吸收和同化旧文化的要素，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开始建设新文化。”[32]在反对那些想用无产阶级文化取代资产阶级文化的人时，托洛茨基写道：
　　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同资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永远不会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伟大的道义力量正来源于以下事实：它为一种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真正第一流的人类文化打下了基础。[33]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任务是“把现有文化的基本要素传授给落后群众”[34] 。党对待艺术问题，一般说来都应当慎言，因为“艺术领域并不是要党去发号施令的领域”[35] 。不过，对那些积极活跃地反对革命的人，也是不可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在艺术领域中应该有警觉的革命检查制度和广泛灵活的政策，以免受到卑鄙的、宗派的恶毒偏见的影响”[36] 。由于一国社会主义论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的观点受到了特别是来自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的攻击。攻击的主要根据是，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否定在革命前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建立之间留下了一个文化真空。直到1929年为止，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的关系的争论一直很热烈。1929年，随着斯大林的“左”倾转向，党加强了对文学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以1930年初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为标志的独立文学创作的终结。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艺术上没有正统的理论，但哲学上的情况就不同了。自从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拥有一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它的重要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予以强调了。在革命时期，庸俗唯物主义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两种微妙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自称继承了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短文中所确立的有关哲学的最后指示。在该文中，列宁论证了哲学家应该同自然科学家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联盟，同时指出他们应该创立一个“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37] 。上面谈到的两个学派，根据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究竟强调辩证法一面还是强调唯物主义一面，而逐渐以机械论（机械唯物主义）者和德波林主义者著称。机械论者有其主要代言人波格丹诺夫和布哈林，后者在列宁的遗嘱中被指责为“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38] 。第一，这一派人认为，哲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切科学的方法。第二，他们相信，一切运动都是外在的、外来的。每一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并无内部矛盾。布哈林说过，运动是从外面产生的，并且提出均衡论来解释各种联系：
　　世界上是由以各种方式起作用的、互相对立的力量所组成的。这些力量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暂时保持均衡，于是就有“静止”状态，即这些力量间实际的“斗争”隐蔽起来了。但是，只要改变了其中的某个力量，“内在的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平衡遭到破坏；而如果新的均衡重新确立起来，这种均衡就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即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等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斗争”“矛盾”即向不同方向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对抗，决定着这个体系的运动。[39]
　　第三，机械论者实际上贬低了质的飞跃的思想。按照他们的说法，一切高级的现象原则上都能还原为比较简单的和低级的现象。就布哈林来说，这些哲学观点完全符合他在经济学中决定论的和渐进主义的主张，而且也完全符合整个新经济政策的观点。不过还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尽管很少涉足哲学，却也是一个机械论者。[40]
　　德波林主义者得名于学院派哲学教授阿布拉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独立的地位；自然界是辩证的，矛盾是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中所固有的；因而，他们强调存在着辩证的飞跃，并否认精神可以还原为物质。1925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问世和1929年列宁《哲学笔记》的首次出版，帮了德波林主义者的忙。还有，由于布哈林在政治上垮台了，他的机械论在1929年正式遭到谴责，他们从中也受益了。然而，如果说机械论是右倾的话，德波林主义则很快就同“左”倾主义联系到一起。他们被指责为在哲学上采取政治中立、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低估列宁而高估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最终于1930年被贬斥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斯大林的意见在哲学问题上也变得至高无上了。


　　深入阅读材料

　　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
　　 最基本的读本是卡尔（Carr）的多卷本《历史》。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的两卷本《苏联的阶级斗争》提出了一种新毛泽东主义的解读。卢因（Lewin）的《俄国农民和苏联政权》对农民问题作了最基本的论述。就工业化问题，可参阅厄利奇（Erlich）和贾斯尼（Jasny）的著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和戴伊（Day）的揭露性著作《列·托洛茨基与经济孤立的政治》。夏皮罗（Schapiro）的《共产主义独裁的根源》和丹尼尔斯（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对布尔什维克日益集权化过程作了很好的描述。就以其名义进行革命的工人的命运，见卡普兰（Kaplan）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与苏联劳工的道德观》和布林顿的《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管理》。艾夫里奇（Avrich）的著作充分地阐述了作为历史转折点的喀琅施塔得事件，而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的《启蒙人民委员会》对文化问题写得好。布哈林的主要著作《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等都有单行本发行。科恩（Cohen）的大传记《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都将是一部重要的评论。在这个时期内，托洛茨基所著的书或关于他的书，见本书第6章的“深入阅读材料”。

　　参考文献
　　Russia in the 1920s
　　Paul Avrich，Kronstadt 1921（Princeton，N. J. ，1970）.
　　Charles Bettelheim，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First Period，1917—1923（Hassocks，Sussex，1977）.
　　——The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Second Period，1923—1930（Hassocks，Sussex，1978）.
　　C. E. Black（ed.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Cambridge，Mass. ，1960）.
　　F. Borkenau，World Communism（Ann Arbor，1962）.
　　Maurice Brinton，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1917—1921：The State and Counter-Revolution（London，1970）.
　　N. Bukharin，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1927）.
　　——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New York，1971）.
　　——Historical Materialism：A System of Sociology（New York，1925）.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New York，1929）.
　　N. Bukharin and E. Preobrazhensky，The ABC of Communism（London，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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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1924—1926，3 vols（London，1958—1964）.
　　E. H. Carr，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1917—1929（London，1979）.
　　E. H. Carr and R. W. Davies，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1926—1929，3 vols（London，1969—1978）.
　　Stephen F. Cohen，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New York，1975）.
　　Robert V. Daniels，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Cambridge，Mass. ，1960）.
　　R. W. Davies，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Soviet Russia，2 vols：Vol. 1 The Socialist Offensive，1929—1930；Vol. 2 The Soviet Collective Farm，1929—1930（London，1979）.
　　R. Day，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Cambridge，1973）.
　　J. Degras（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London，1956）.
　　Alexander Erlich，The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Debate，1924—1928（Cambridge，Mass，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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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Footman，Civil War in Russia（London，1961）.
　　Sidney Heitman，‘Between Lenin and Stalin：Nikolai Bukharin’，in L. Labedz（ed. ），Revisionism（London，1962）.
　　N. Jasny，Soviet Economists of the Twenties（New York，1972）.
　　Frederick I. Kaplan，Bolshevik Ideology and the Ethics of Soviet Ladour，1917—1920：The Formative Years（London，1968）.
　　Adam Karfwan，‘The Origin of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An Essay in Soviet Economic Thought’，Soviet Studies，3（1953）.
　　Moshe Lewin，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A Study of Collectivisation（Evanston，I 11. ，1968）.
　　Richard Pipes，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Cambridge，Mass. ，1964）.
　　E. A. Preobrazhensky，From New Economic Policy to Socialism：A Glance into the Future of Russia and Europe（London，1962）.
　　——The New Economics（Oxford，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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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ard Schapiro，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State，First Phase，1917—1922（London，1955）.
　　Robert Service，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London，1979）.
　　Jay B. Solenson，The life and Death of Soviet Trade Unionism：1917—1928（New York，1969）.
　　Nicolas Spulber，Soviet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Bloomington，Ind. ，1964）.
　　A. S. 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London and New York，1954）.


注释

[1] V. Lenin，‘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Collected Works，vol. 27，p. 245.

[2] N. Bukharin，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New York，1971）p. 58.

[3] 在这方面，应该提及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入门》（发表于1919年）一书，尽管该书没有什么理论上的趣味，但极其普及，集中体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英雄乐观主义。

[4] Bukharin，op. cit. ，p. 160.

[5] Ibid. ，p. 79.

[6] 这些引人注目的评论作为斯大林发动攻讦布哈林的运动的一部分，首次发表于1929年；后来，作为附录重载于该书原文后，见第212页以下。

[7] 有一种成书于1924年的不同的国家观，参见极富创意的下书：E. Pasukanis，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Marxism（London and New York，1978）。该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其表面上的法理学主题。作者认为，法律形式是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服从法律的崇拜主义看作是同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相并行的。

[8] V. Lenin，Collected Works，vol. 32，pp. 402ff.

[9] V. Lenin，‘The Tax in Kind’，ibid. ，p. 343.

[10] V. Lenin，‘The NEP and the Tasks of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Collected Works，vol. 33，p. 62.

[11] V. Lenin，‘Speech on the Tax in Kind’，Collected Works，vol. 32，p. 429.

[12] Cf. ibid. ，p. 431.

[13] V. Lenin，‘The Importance of Gold’，Collected Works，vol. 33，p. 109.

[14] Ibid. ，p. 110.

[15] E. Preobrazhensky，La Nouvelle Economique（Paris，1966）p. 180.

[16] J. Stain，Leninism（London，1940）p. 153.

[17] Ibid. ，pp. 94ff.

[18] Ibid. ，p. 93.

[19] Ibid. ，p. 156.

[20] Ibid.

[21] V. Lenin，‘On the Slogan for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Collected Works，vol. 21，p. 342.

[22] V. Lenin，‘On Cooperation’，Collected Works，vol. 33，p. 468.

[23] V. Lenin，‘Speech to the Sixth Congress of Soviet’，Collected Works，vol. 28，p. 154.

[24] 相反的观点，即认为，在列宁的著作中较之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更能够看出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支持，见K. Radjavi，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et Le Dépérissement de L’Etat de Marx à Lénine（Paris，1975）pp. 148 ff。

[25] 引自S. Cohen，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New York，1975）p. 187。

[26] R. Day，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Cambridge，1973）chs 1-3.

[27] L. Trotsky，Towards Socialism or Capitalism？（London，1976）pp. 43ff.

[28] 引自I. Deutscher，The Prophet Unarmed，Trotsky 1921—1929（Oxford，1959）p. 139.

[29] V. Lenin，‘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Collected Works，vol. 10，p. 45.

[30] V. Lenin，‘The Tasks of the Youth League’，Collected Works，vol. 31，p. 287.

[31] 引自E. H. 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vol. 3（London，1953）p. 65.

[32] L. Trotsky，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Ann Arbor，1969）p. 226.

[33] Ibid. ，p. 14.

[34] Ibid. ，p. 193.

[35] Ibid. ，p. 218.

[36] Ibid. ，p. 221.

[37] V. Lenin，‘On the Significance of Militant Materialism’，Collected Works，vol. 33，p. 234.

[38] V. Lenin，‘Letters to Congress’，Collected Works，vol. 36，p. 595.

[39] N. Bukharin，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York，1925）p. 74.

[40] 参见托洛茨基1925年对化学家门捷列夫的评论（Sochineiya，vol. 21，pp. 268ff）和他的《保卫马克思主义》（New York，1973），尤其是其中的第44页以下和第7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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