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9章 斯大林主义
工业、农业和党
斯大林的创新之处在于，使一切（包括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方面和党组织本身）服从于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来迅速实现重工业化这一目标。20世纪20年代中期，斯大林曾经肆意嘲笑过托洛茨基那样的“超工业化派”，后者提出，俄国的产量应每年增加近20%。可是，在1929年中期，苏联资本投资的拨款突然增加了5倍之多，并且作出了实行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决定。这一壮举只有一个团结的党才能实现，而在此以前的两年中，布尔什维克党内部还发生了最后一次大辩论。这次辩论是在以下两派间展开的：一派主张，在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基础上发展苏联经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布哈林；另一派主张，绝对优先增加工业生产，这就是斯大林的方针——当然，要证明这个方针有多偏激，尚待慢慢显露。有两个因素促发了党内危机：其一是，到1929年，工业生产率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因而必须商定发展的计划，而定于1929年春颁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处于酝酿阶段；其二是，1927年底和1928年初粮食供应开始急剧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产品越来越缺乏，这意味着可供农民交换剩余产品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在危机面前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局却分裂了。布哈林捍卫已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也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统做法，即按美国模式拓展农业，寻求发展。1928年1月，他勉强同意采取带有惩罚性的临时措施，去剥夺富农（Kulaks）手中的剩余产品。事实上，由于这些措施是由斯大林所控制的各级党的机关执行的，斯大林就可以使这些措施执行得比政治局已批准的决议要激烈得多；与此同时，他自己却又抱怨政治局的行为“过火”了。
在接下来的权力斗争中，布哈林及其同僚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徒劳地一再引证列宁后期论合作制的文章，并强调列宁是多么重视维护同农民的联盟。实际上，布哈林既不反对集体化，只是坚持集体化是一个长远目标，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储备等为其先决条件罢了；也不反对有计划的工业化，只要求工业化是逐步而灵活的。然而，“右倾反对派”（就像斯大林机敏地讥讽他们的那样）之所以一蹶不振，就在于这次斗争是在斯大林牢固控制的党的最高机关中进行的。“右倾反对派”曾得到农村群众、甚至城市工人的有力支持，但他们以前谴责过宗派主义，坚持团结和统一在党的决议周围，并在两年前仍以此反对过托洛茨基分子，因而妨碍了他们去利用群众的支持。斯大林对党的机器的控制当时已占据压倒的优势，同时党员人数从1924年到1928年增加了3倍，的确使党的性质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为普遍地说，右派总是倾向于悲观主义，而直到1929年中期，斯大林一直是以核心人物的面目出现的，他拥有一套解决国家问题的强有力的办法，从而把越来越多的务实型的行政官员吸引过去。到1928年7月，右派未能说服中央委员会，并失去了他们在政治局中原本可能争取到的多数。同情布哈林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被解职，托姆斯基（Tomsky）被逐出工会领导岗位，这标志着右派已完全势孤力竭。基于布哈林把斯大林的政策描绘为朝着沙皇政权的“军事封建”剥削方向倒退，党的分裂也就无可挽回了。
接下来，斯大林对党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密，他推行的政策也更为极端化了。整个1928年，粮食供应问题依然存在，而就在这年夏天，他还拒绝接受在农村发动阶级战争和剥夺富农的观点（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集体化农户只占20%）；可是1929年下半年内，一场急剧的变革便显露出来了，这是斯大林的“自上而下革命”的先兆。斯大林越来越独断专行，同农民的关系也恶化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个人崇拜”掩盖了集体化运动中政府所面临的各种明显的困难，并逐渐形成气候。在共产国际内部，同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政策（以前曾遭到托洛茨基的猛烈批判）也被抛弃了；而社会民主党人被当做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甚至作为比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还要强大的敌人而遭到反对。
1929年12月，蕴蓄已久的风暴骤然爆发了。斯大林在一次同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问题专家的谈话中宣布，党“最近已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1] 。他接着又说：“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2] 最后，他总结说——这简直是一个置千百万人于死地的声明：“还有一个同样可笑的问题：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人们是会这样认为的。”[3] 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从4%升到58%。混乱和滥权现象普遍存在，于是斯大林下令暂时停止前进。到1930年9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所占比例又下降到21%。但是到1930年底，再次超过50%，而到1934年达到了75%。这场大折腾导致数千万人被驱逐，并引起广大农民阶层（而不限于富农）的激烈反抗——其实，富农本身是一个模糊的名称，它不超过农民的4%。党的干部对于政策的急剧改变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尽管政府终于牢牢地控制住了农业部门，坚决要维持甚至增加为城市征购的粮食数额，却由此导致饿殍遍地，数百万人死亡。农业生产花了许多年才恢复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一半以上的牲畜被绝望的农民屠宰掉了）；但是，这却为30年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4]
尽管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控制的决定贯彻得很迅速，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采取这一行动的先决条件却孕育了许多时间。整个1929年，城市的粮食供应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并引起了普遍的骚乱。随着农民对政府的要求进行抵制，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一些粗暴的做法，比如说对不能或不愿完成定额的人停止供应工业品，只能进一步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斯大林为他的所谓“伟大的转折”提供的理由是：近来在工业部门，特别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劳动生产率已有所提高；与此同时，集体化的小型农业部门所提供的粮食供应也有了改善（同负隅顽抗的个体土地所有者所提供的数量相比较而言）。在意识形态上，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激烈的观点。更实际地说，他感到，只有通过对农业展开正面进攻，才能保住工业化的虚弱势头。老布尔什维克把农民当做异己的绊脚石，对他们仍然疑虑重重，这就很容易重新营造一种内战的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气氛。随着农业的集体化，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计划经济结构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的政策对党的冲击同样是很激烈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清洗可以看作斯大林在政治上对其经济政策的配合。尽管对布哈林分子的清除削弱了党，但是许多托洛茨基分子被及时吸引回来，支持斯大林的“左”倾转向。1934年底暗杀基洛夫（Kirov），为掀起大清洗发出了信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作为政治反对派被审讯和处死的第一批人中的两个。以1938年对布哈林的审判为高潮的几次公开审判，实际上消除了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统治的可能性。对此，多伊彻作过这样的简述：
在历次审判庭中，除斯大林本人和托洛茨基以外，前列宁政治局的所有成员全都在场。而托洛茨基虽然缺席，却是首要的被告。而且在被告中，有一位前总理、几位副总理、两位前任共产国际首脑、工会首脑（托姆斯基在审讯前已自杀）、军队的总参谋长和总政委、所有重要军区的最高司令员，以及几乎所有苏联驻欧洲和亚洲的大使，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两名政治警察头目。
[5]
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
可以委婉地说，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乏敏锐的头脑。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一些流传很广的理论创新却要归功于他。他精心制定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已在前面提到过了。可以概述斯大林的理论的主要教科书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于1938年问世，并连续近20年被当做共产主义理论的最权威读物。该书包括以下几项创新：斯大林颠倒了恩格斯论述的顺序，在论述哲学之前论述了辩证法。大量依据恩格斯的后期著作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辩证法（斯大林把它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界定为这样一种看法：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一切现象都处在运动的状态中；运动可能突变，而且量变引起质变；矛盾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主要特征则被表述为：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物质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以外并独立于我们的意识的本原的客观实在，是第一性的，而意识则是物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知的。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把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两点，他尽管谈到了对立面的互相渗透和量转化为质，却删去有关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全部论述，其政治含义是很明显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生硬地分割开来。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斯大林赋予了不可能还原到其根源的观念重要的意义，并有意强调其重要性。尽管新观念的产生有待于物质的适当发展，然而：
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它们（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即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
[6]
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利益一致，在此基础上，也就使得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相互友爱，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推动力获得了发展。
[7]
在战后，一次范围广泛的“哲学讨论”又提起了人们对哲学问题的兴趣。讨论以谴责亚历山大罗夫（Alexandrov）的《西欧哲学史》过于“客观主义”而告终。这次讨论主要是根据斯大林在所有理论问题上的代言人日丹诺夫（Zhdanov）的倡议进行的。斯大林还亲自干预，支持李森科（Lysenko）反对孟德尔（Mendel）的遗传学观点，以至于这种干预后来在学术界成为不可或缺的。但是，斯大林创新的最明显的例子还是他对1950年语言学争论的表态。在这次争论中，他谴责了苏联最卓越的语言学理论家马尔（Marr）的观点。马尔曾坚持认为，语言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与阶级发展相联系的各种语言体系之间，显然存在着界限分明的质的区别；形式的和逻辑的思维应由辩证唯物主义所取代。最后，他还说：
思想比语言更占优势，在新的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思想将一直比语言更占优势。在新的无阶级社会里，才能废除口头语言体系，并创造出一种单一的语言；单一语言从音节语言中超脱出来的距离，就像音节语从手势语中超脱出来的距离一样远，甚至更远。
[10]
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
[11]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
[12]
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像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14]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虽然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出现窒息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思考，但它却激发出一种高度独创性的贡献，这就是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批评。这一批判连同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真知灼见的分析，是他在流放中潜心钻研的成果。的确，斯大林曾借用托洛茨基（更确切地说，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自1920年以来所信奉的几个观点，以至于布哈林把斯大林的政策称为“在意识形态上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彻底投降”[15] 。但是，托洛茨基并不赞同斯大林的经济孤立主义，也不认同他轻视西方革命的民族主义观点，以及他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见解。因此，托洛茨基面临着一个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苏联加以归类的问题。他把官僚主义现象作为他分析的中心（马克思本人曾经多处谈到过官僚主义现象[16] ）。虽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暗示过，官僚主义问题能够通过政治和行政措施来解决，但托洛茨基不同于列宁，他认为官僚主义扎根于俄国的社会和历史环境，是落后的产物。在《被背叛的革命》（写于1936年，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中，他写道：
官僚主义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品的匮乏以及由此引发的每个人与一切人之间的争夺。当商店有足够的商品时，顾客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来购买。当商店没有多少商品时，顾客被迫排队购买。当队排得很长时，就有必要指派一名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联官僚主义政权的出发点。
[17]
在对苏联社会的描述中，托洛茨基拒绝把国有化财产等同于社会财产，因为只有国家财产这种过渡形式消失了，社会财产才能产生。在苏联，所有权的改变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在伴随有巨大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工资级差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时，更是如此。那么，能把苏联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吗？在《被背叛的革命》的关键性的第九章中，托洛茨基否认了这种说法。官僚阶层并不构成一个新阶级。他们并不像资产者那样拥有生产资料，也不积累和世袭他们的财产。官僚阶层是被招募来的，在经济体制中并没有独立的财产来源，因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能当做阶级剥削的例子，而只是一种社会寄生现象。
那么，苏联社会制度的特征何在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它的特征就在于生产力日益社会化与分配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方式之间的矛盾。因此，它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但又未必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它可能朝着两条（也仅此两条）道路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或者走向资本主义。持久的官僚主义统治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被背叛的革命》一书的核心论点之一是，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具有某种相似性，托洛茨基苦心孤诣地要在俄国找出与热月相同的事件。热月政变标志着雅各宾派的最后垮台，并成了波拿巴崛起的前提。20世纪20年代末，托洛茨基曾经认定热月式的危险来自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因为当时他把法国热月政变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复辟。但这种分析并不适用于斯大林的崛起，因为后者并不意味着阶级之间的权力转移。然而，托洛茨基想把斯大林称为俄国的波拿巴；而在1934—1935年间，即在基洛夫遭暗杀后，托洛茨基则把热月政变看成是革命运动内部权力的转移，即从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富有的少数人。苏联与此相类似的事件是，1924年以后权力从无产阶级群众移向官僚阶层和工人贵族。这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内部的一种反动。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导致官僚主义统治的热月式说教。正是在这种见解之下，托洛茨基作出了与波拿巴主义之间的类比：
拿破仑进一步推行了热月的政策，他不但进行了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而且进行了反对“下层民众”和中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斗争。他用这种方法，把革命所产生的诸多政权的成果都集中在新资产阶级贵族手中。斯大林在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时，不但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且反对劳苦大众的要求，以及他们的迫切心情和不满情绪。他粉碎了左派及其所代表的包括非特权劳动群众在内的符合历史的进步倾向。他实行工资、特权、地位等方面极为严格的区别对待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靠这个新社会等级秩序内的最高层的支持来反对最低层（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斯大林已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不把这个政权称为苏维埃波拿巴主义，又该称作什么呢？
[18]
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与苏联决裂。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苏联仍然是革命的国家，对世界无产阶级是一种鼓舞。因为只有苏联有国有化的财产，这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前提条件。苏联尽管蜕化了，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而需要的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还受自身下述信念的影响，即同法西斯分子的战争不可避免，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将需要支持。这些观点开始遭到第四国际内部某些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对。第四国际是托洛茨基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于1934年创立的。这些托洛茨基分子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把斯大林同苏联区分开来，于是他们开始怀疑起整个十月革命的正确性。这一观点在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中特别普遍，在那里，像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麦克斯·沙切特曼（Max Schachtman）这样一些作家开始论证说，苏联的官僚化是世界官僚化的开端，世界官僚化将在合理而高效地生产的名义下既取代资本主义，又取代社会主义。[19] 托洛茨基本人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因此就在临终前，他还为苏联设想出第三种选择：即将到来的时代究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还是蜕化为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时代？面对这一问题，托洛茨基宣称：
不言而喻，出于我们整个时代和当前新战争的经验，国际无产阶级如果证明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这将意味着沦丧掉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希望，因为不可能期待还有其他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
[20]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鉴于斯大林被褫夺了往日的光彩，《斯大林选集》出到第13卷就停刊了。他的一些主要著作都有了单行本，如《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问题》《列宁主义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另外，还有一部有价值的文集，那就是富兰克林（Franklin）的《斯大林著作精选》，其中附有一个为斯大林辩护的“导论”。
评论
在诸多传记中，从多方面来看，最好的还是所述事件的参与者——苏瓦林（Souvarine）和托洛茨基的两部研究成果。费舍（Fischer）说得好：最为人所知的是多伊彻（Deutscher）在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成就上所作的极具可读性的努力。最近，我可以看到乌拉姆（Ulam）详尽的叙事作品、塔克（Tucker）更多地从心理学方面进行的研究，以及欣克利（Hingley）充满敌意的著作。
有很多有关斯大林时代的研究著作，有些著作更近于论战、而非分析。就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卡尔（Carr）的《一国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基础》论述详尽且可信度高。也可参阅卢因的《苏维埃体制的形成》和梅德韦杰夫（Medvedev）的《让历史来评判：斯大林主义的前因后果》。就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康奎斯特（Conquest）的《大恐怖》作了引人入胜的细致刻画。多伊彻的《未竟的革命》或许是最具反思性的导读著作。关于斯大林晚年的社会气氛，参看德吉拉斯（Djilas）的《与斯大林谈心》。塞顿—沃森（Seton-Watson）对当时的国际态势作了很好的概述。一位当代共产主义者对历史分寸有度的反思之作是埃伦斯坦（Ellenstein）的《斯大林现象》。另外，还可参阅拉奎尔（Lacqueur）的《斯大林：格拉斯诺斯特革命》和斯蒂茨（Stites）的《革命梦幻：苏联的乌托邦观念和实验性生存》。把斯大林主义当做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好的评论的是瓦利奇（Walicki）的《马克思主义与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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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 Stalin，Leninism（London，1940）p. 325.
[2] Ibid. ，pp. 325ff.
[3] Ibid. ，p. 326.
[4] 回顾1902年就党的纲领展开的讨论，当时，列宁说，如果农民不愿接受无产阶级的提议，那么“当要实行专政时，我们将对你们说‘在不得不使用暴力时，废话是没有用的’”。想来真有点好笑。薇拉·查苏利奇对此加了批注：“面对千百万人，你试试看！”参见L. Schapiro，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London，1970）p. 47。
[5] I. Deutscher，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Harmondsworth，1966）pp. 368ff.
[6] J. Stalin，History of the CPSU：Short Course（Moscow，1943）p. 116.
[7] The Essential Stalin，ed. B. Franklin（New York，1972）p. 367.
[8] J. Stalin，History of the CPSU：Short Course，p. 305.
[9] The Essential Stalin，p. 387.
[10] 引自G. Wetter，Dialectical Materialism（London，1958）p. 196。有关苏联对语言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写于1929年。参见V. Volosinov，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New York，1973）。
[11] The Essential Stalin，pp. 408ff.
[12] Ibid. ，p. 425.
[13] Ibid. ，p. 412.
[14] Ibid. ，pp. 443ff.
[15] 引自S. Cohen，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New York，1975）p. 311.
[16] 参见，比方说，I. Fetscher，‘Marxism and Bureaucracy’，in Marx and Marxism（New York，1971）pp. 204ff。
[17] L. Trotsky，The Revolution Betrayed（London，1937）p. 110. 这个论点在托洛茨基1923年发表的《新方针》中就已简要地提出过。
[18] ‘The Workers’ State，Thermidor and Bonapartism’，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4—1935（New York，1971）p. 181.
[19] B. Rizzi，La bureaucratization du monde（Paris，1939），及其续篇J. Burnham，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New York，1941）。
[20] ‘The USSR in War’，in L. Trotsky，In Defense of Marxism（New York，1973）p. 15.
[21] Ibid.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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