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10章 斯大林以后的共产主义



　　在1956年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反响。斯大林被宣判：
　　曾经以全苏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支持了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的侵犯，支持了严刑拷问和迫害。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做法导致了对那些清白无辜的人们的诽谤和他们的自我控告。[1]
　　赫鲁晓夫谴责“个人崇拜”，并要求恢复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从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实行了与俄国经济学家李普曼（Libermann）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限度的经济分权方案。不过，他首先集中改进在斯大林统治下受到严重忽视的农业部门。恢复了物质刺激，改善了投资，允许集体农庄管理自己的机械化动力，着手大力开垦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
　　为了和新精神保持一致，1961年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修正纲领，以取代1903年和1919年的两个纲领。修正纲领的新原理在于它宣布，“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2]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次新的危机，“其主要特征是，它的发展不是与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3] 。另一方面，苏联在未来十年中将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的和技术的基础，而到1980年，“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苏联基本上建立起来”[4] 。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它声称党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这个纲领还要求反复灌输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传统中早已不存在的概念）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然而，由于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伴随着对和平共存的强调力度的减弱，出现了对斯大林的比较肯定的态度。这种情况的变化就反映在1967年出版的政治基础教科书《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中。在国际舞台上还同时（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后）出现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有限主权论”包含这样一些观点：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是不同的、保卫社会主义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事情，以及把无产阶级在一国专政的观念改为无产阶级国际专政的观念。代替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新宪法在1961年就已决定通过，但直到1977年才公布。新宪法加强了党的权力——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集于勃列日涅夫一身，但和二十二大保持一致的是，它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而代之以“全民国家”。
　　虽然在斯大林以后的年代，苏联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没有多大的贡献，但其东欧邻邦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波兰，政府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试图把计量经济学这样的“资产阶级”学科引进到一个实行权力下放、并容许一定数量的自主管理、允许按价值规律确定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莱塞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领导了波兰的哲学复兴。他在一系列生机盎然的文章中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他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观念，并从理论上证明立足于实践概念而不是立足于反映论的认识论。[5] 克拉科夫斯基的人道主义则含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要素：
　　人们不能借口其行动只构成一定历史进程中的零星部分而推卸其积极的或消极的责任。一个战士在道义上要对其听命于上级而犯下的罪行负责；一个人更要对其接受某种不为人知的历史使命——或为想象中的或是现实中的——而采取的行动负责……我们完全接受关于个人要对其行动负全部责任和关于历史进程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观点。[6]
　　克拉科夫斯基最终流亡国外后，在国内更有影响的是亚当·沙夫（Adam Schaff）的著作。沙夫是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位语言学专家。他在《语义学导论》（1962年版）中作出了把现代语言学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最佳尝试。[7] 尽管沙夫强烈反对克拉科夫斯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并为一种经过修改的反映论形式辩护，但他又确实诉诸“异化”（alienation）概念，并对社会主义能以多大速度消灭国家、家庭和商品生产持怀疑态度。他宣称：
　　要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存在着异化是完全可能的。而要否定它的存在，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或至少是欠妥当的。令人遗憾的是，连某些自诩为科学的书也经常那么去做。设想人的意识、立场和社会惯例仅仅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而在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那是不可信的。[8]
　　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共二十大意味着莫斯科影响的放松，这使捷克人得以依靠他们自身悠久的民主和文化传统来恢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达到了巅峰。改革在经济学和哲学中尤为引人注目。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奥塔·希克（Ota Sik），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一书为1968年的许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希克想强调的是，市场关系甚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很重要，以及允许工人集体有充分的自主性也同等重要。在一种可与韦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相媲美的分析中，希克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运转不佳的原因归结为计划体制的过分集中：
　　行政管理体制限制了企业的独立性，并损伤它们的主动性的最佳发挥。企业的管理机构难以按照迅速变化的经济状况独立而灵活地决定任何经济进程，而主要是被迫完成行政上规定的数量指标以保持一些形式上的纪录。[9]
　　希克并不否认需要计划，但他坚持来自下面的反馈的必要性：
　　在生产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经济关系，这些关系会不断地迫使他们在作出生产决策时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在此，作出损害消费者的片面决定的任何生产者，也会跟消费者一道自食恶果；相反，最佳的决策将对生产者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民的利益既保持经常性的对抗，又直接得到相互平衡，这样的经济关系将促成社会必要的劳动支付，这类关系就是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10]
　　这等于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将继续存在。
　　20世纪60年代最有独创性的捷克哲学家是卡雷尔·科西克（Karel Kosik）。他吸收卢卡奇（Lukács）、马尔库塞（Marcuse）和萨特（Sartre）等人的思想成果，重申他所认为是马克思的哲学根基的东西。科西克的基本主张是：
　　人并不是生活在两种不同的领域里，也不是以其中一部分的存在居住在历史领域而另一部分的存在居住在自然领域。人一直是同时存在于自然和历史之中。人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因而也是社会的存在物，他不仅使自然界具有人性（人化）了，而且认识自然界，并承认自然界是绝对的整体，是自足的本原，是人性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11]
　　因而，人的中心活动是人类实践（praxis），即：
　　客观变为主观和主观变为客观的活动领域。正是这一“活动中心”，使人类意图得以实现和自然规律得以发现。人类实践把因果性和目的性统一起来。[12]
　　科西克对艺术特别重视，甚至借用海德格尔（Heidegger）的“烦”（Sorge）这一概念来说明人类的状况。
　　南斯拉夫对莫斯科的正统性背离得最远。由于1948年同莫斯科在政治上决裂，并拒绝把苏联作为楷模，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开展了猛烈的批判。有些人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本身是进步的，但是苏联现在被一个根深蒂固的官僚统治阶级所控制，已不再走向共产主义了。[13] 一些更激进的南斯拉夫人则把列宁主义的党视为对马克思的背叛而加以唾弃。在他们看来，列宁主义的直接结果是可界定为一种制度的“国家主义”，在这其中：
　　国家机构同共产党的机构及其构成纽带机制的其他政治组织完全混为一体。由于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劳动者便受国家机构雇用和剥削。在分配剩余价值时，统治阶级中每一个代表的个人所得份额，同他在国家等级制中的地位是相称的。对这个中央集权化的阶级，我们也必须根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谈论剥夺剥削者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前景。[14]
　　对苏联的这种批评，一直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复兴运动的支持。这个运动的中心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和1967年创办的评论性刊物《实践》。在《实践》早期的一期上，编辑之一加欧·彼得罗维奇（Gaio Petrovic）说过：
　　我们战后哲学发展的基本成就之一，在于发现了人——人在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作为障碍而排除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心。[15]
　　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和自由问题的集中关注，势必导致向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回归。正如“实践派”的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
　　已经很明显的是，青年马克思力求解决的那些问题，诸如实践、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冲突、什么东西构成真正的需要和人的基本能力的问题、异化、解放、劳动和生产，以及当时社会表现出来的其他关注的焦点，非但不是青年时代所犯下的为他全部成熟著作奠基的过错，相反，即便是现在，仍然是我们时代、乃至整个过渡时期的活生生的要害问题。[16]
　　然而，在1975年，“实践派”遭到了镇压，它的许多领导成员被解除了职务。
　　南斯拉夫模式最令人瞩目的方面是，在存在相当分权化的经济体制和浓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对工人自我管理的高度重视（这可追溯到1949年）。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起源于战争期间，当时，游击队员需要寻求一种能够管理解放区的方法。后来，伴随着对建立在合法个人利益和强烈物质刺激之上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追求，这种管理模式就变得愈加务实了。
　　在斯大林以后的时代，西欧共产主义的核心人物是意大利共产主义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他曾经是葛兰西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陶里亚蒂一贯主张完全独立的路线，而赫鲁晓夫1956年的讲话恰恰为他提供了一个传播自己主张的机会。他宣称：第一，只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批判是以一种过于肤浅的方式对待斯大林主义现象；第二，在多党制国家中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一个多中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莫斯科已不再拥有独特的地位。基于上述立场，陶里亚蒂在1964年的“雅尔塔备忘录”上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立场持有异议，但也同样反对苏联对中国的正式谴责。陶里亚蒂宣称“任何再次创立一个集权化的国际组织的主张”[17] 都是不能接受的，并坚决声明：
　　我们一向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工人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并有组织地实际参与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一切原则立场和一切事实，凡是向我们表明，这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现实，而不仅仅局限于苏联，那么我们都表示欢迎。可是，有些事件有时向我们揭露出正好相反的情况，它们损害着整个运动。[18]
　　通过对葛兰西作出的有利于意大利共产党政策的解读，陶里亚蒂的思想获得了支持，最近几年被意大利共产党广为传播，并导致了著名的“历史性妥协”。在这一妥协中，希望扩大自己力量基础的意大利共产党，一相情愿给予那些基本倾向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以有保留地支持。
　　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仿效意大利共产党的榜样，从而产生并发展出“欧洲共产主义”概念。1976年，法国共产党决定在其纲领中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目标，而它在1978年选举中的策略，引发了对党内缺少公开讨论这一现象的空前批评。领导这次批评的是诸如阿尔都塞（Althusser）和埃伦斯坦（Ellenstein）这样一些著名的党内知识分子。迄今为止，最无保留地袒露心声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illo）在他那本引起争议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中，强调赢得、并扩大民主自由和人权，把赢得选民的信任看作改造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根本步骤。在一段显然针对苏联的文字中，卡里略甚至这样说：
　　事实上，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某些阶层的人们对我们共产党人的民主缺乏“信心”，这并不与我们自身的活动和政策相关，而是与下述事实相关联，即在那些已经消灭了资本私有制的国家，一般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一党制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已遭受官僚主义的严重扭曲，甚至陷入到非常严重的蜕化过程之中。[19]
　　在1978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西班牙共产党甚至不顾来自莫斯科的激烈反对，决定在自我界定中不具体提及列宁主义，这预示了未来继苏联解体后，大多数欧洲共产党同苏共的决裂。


　　深入阅读材料

　　苏联
　　 赫鲁晓夫的自述（如果真是他本人的）已列入《赫鲁晓夫回忆录》内，该书附录有1956年对斯大林的谴责。对赫鲁晓夫时代最好的描述是克兰克肖（Crankshaw）的《赫鲁晓夫》、林登（Linden）的《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以及最近梅德韦杰夫的《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有关当代苏联信条这一令人生厌的话题，参看韦特（Wetter）的《今日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德·乔治（De George）的《新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导读性著作是麦考利（McAuley）的《政治学与苏联》的第二大部分和莱昂纳（Leonard）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副面孔》的第四章。另外，还可以参见罗斯伯格（Rothberg）和塔图（Tatu）的相关评论。有关苏联制度的解体，见怀特（White）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后时代》、希尔（Hill）的《刺刀下的共产主义政治》、卡格利茨基（Kagarlitsky）的《一元化的分解》与梯克廷（Ticktin）的《苏联危机的根源》。
　　东欧
　　 有两部优秀的介绍性读物，它们是约内斯库（Ionescu）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和佩利坎（Pelikan）的《东欧社会主义反对派》。有关思想观念，参见德·乔治的《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左翼批判，见巴罗（Bahro）的《东欧的抉择》。对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描述，见霍瓦特（Horvat）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布鲁斯（Brus）和拉斯基（Laski）合著的《从马克思到经济体制探求中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有一部有价值的文集是斯托科思（Stokes）的《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1945年以来东欧历史文献》。
　　关于波兰的概述，见乔丹（Jordan）的《哲学与意识形态》，也可参阅沙夫（Schaff）和克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的著作。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对“布拉格之春”最好的背景性描述是库辛（Kusin）的《布拉格之春的学理根源》。还可见佩利坎（Pelikan）、希克（Sik）和科西克（Kosik）的书。
　　关于南斯拉夫，见奥蒂（Auty）的《铁托传》，罗斯·约翰逊（Ross Johnson）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型》和克利索尔德（Clissold）的文集《南斯拉夫与苏联》这两本书可以作为前一本书的补充。有位社会学家对自我管理的实况作了很好的评价，这就是佐金（Zukin）的《超越马克思和铁托》。“实践派”简史见于马科维奇（Markovic）和科恩（Cohen）合著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兴衰》。最好的批评来自知情人斯托雅诺维奇（Stojanovic）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可参阅彼得罗维奇（Petrovic）的《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
　　西欧
　　 关于意大利式的欧洲共产主义，参见萨松（Sassoon）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自我辩护》和霍布斯鲍姆（Hobsbawm）对纳波利塔诺（Napolitano）的访谈录——《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之途》。关于西班牙，见卡里略（Carillo）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而关于西欧总的情况，见克劳丁（Claudin）的《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在批判中不失同情。还有曼德尔（Mandel）那部彻底攻击性的著作——《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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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Krushchev Remembers，ed. E. Crankshaw（New York，1971）p. 530.

[2] The Road to Communism，Documents of the 22nd Congress of the CPSU（Moscow，1961）p. 506.

[3] Ibid. ，p. 470.

[4] Ibid. ，p. 512.

[5] 尤其参见L. Kolakowski，‘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Truth’，in Towards a Marxist Humanism（New York，1968）。

[6] L. Kolakowski，Towards a Marxist Humanism，pp. 140ff.

[7] 尤其参见pp. 140ff。

[8] A. Schaff，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ed. R. Cohen（New York，1970）pp. 128ff.

[9] O. Sik，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White Plains and Prague，1967）p. 98.

[10] Ibid. ，p. 167.

[11] K.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Dordrecht，1978）p. 151.

[12] Ibid. ，p. 71.

[13] 比方说，参见M. Djilas，The New Class（London and New York，1962）。

[14] S. Stojanovic，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London and New York，1973）.

[15] Praxis，vol. 1（1967）p. 64.

[16] M. Markovic and R. Cohen，Yugoslavia：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t Humanism（Nottingham，1975）p. 18.

[17] P. Togliatti，Memorandum，in W. Griffith（ed. ），Sino-Soviet Relations 1964—1965（Cambridge，1967）p. 380.

[18] Ibid. ，p. 383.

[19] S. Carillo，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London，1977）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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