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三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马克思主义


　　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从它作为其（黑格尔）时代的必然产物，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最初出现以来的每一个变化、发展和修正。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力图弄清这些变化、发展和修正如何取决于历史—社会进程的总和，并成为这一进程的一般表现（马克思）。由此，我们就能够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退化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根源。同时，我们也就能够看出，今天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为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所作出的热情的、而又显然是“意识形态上”的努力，其意义之所在。

　　——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 and Philosophy）


第11章 卢卡奇



　　本编中所考察的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的著作，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相对短暂的资本主义不稳定期写成的。随着1914年以前世界秩序的崩溃，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第二国际代表的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国家的职能和哲学的作用，都接受了根本上的重新表述。中欧（德国和从奥匈帝国瓦解后的废墟上崛起的民族国家）在这一变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僵化，创造力的中心再度西移。卢卡奇的著作成了革命运动和曾领导过德国、奥地利和其故乡匈牙利1918—1919年起义的共产党的理想蓝图。但蓝图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因为上述革命在实践中已宣告失败，而卢卡奇是在社会政治真空中制定理论的。他本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序言中曾谈到，“我们许多人对革命的持续时间和发展速度所抱的希望是过分乐观的”[1] 。
　　卢卡奇1885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父亲曾任匈牙利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董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一直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一些大学里学习和写作。1918年，他参加了共产党。1919年，他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中出任教育部长。该政权失败后，卢卡奇移居维也纳，在那里写了许多文章，其中多数文章都收集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1929年他迁居莫斯科。
　　卢卡奇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立场。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他就完全投入到围绕下述主题所展开的论辩中：新康德学派的衰亡、现象学的兴起，以及直觉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日益增长的影响。所有这些思潮都是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的。[2] 这种世界观深受狄尔泰（Dilthey）的影响，它把历史研究置于中心地位：
　　研究历史能揭示出人的本质，就像它从总体的人类经验中逐渐表露出来的那样，而历史学家只要通过自己的头脑再现前人用以确立自身的那些思想和活动，便能进入过去几代人的生命中。人文科学（Geistewissenschaft）与人生哲学（Lebensphilosophie），即“精神科学”与“生命哲学”，就是为了超经验地看待活生生的世界历史总体而进行不懈探索的两个方面。[3]
　　卢卡奇把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概念化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是黑格尔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卢卡奇是认真评价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的第一人——也许拉布里奥拉（Labriola）可与他相比（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他还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维度（在《现象学》中，恰如在《逻辑学》中那样）。同样，卢卡奇曾惊人地预见到，1930年前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将会给马克思的思想投下新的光辉。就像青年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是通过黑格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这条路径终于使卢卡奇既反对社会主义工会领袖们20年前推行的“经济主义”理论设想，也反对以前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科学主义倾向中对那么明显的自然必然性的强调。他批判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及认识的反映论[4] ，并指责《反杜林论》对辩证法缺乏了解：
　　恩格斯甚至没有提到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更不用说给这种辩证关系以应有的突出地位。然而，没有这个要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尽管试图（但最终定会是虚妄之举）保留“流变”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仍然是未被感触到的、未改变的，因此思想仍然是直观的、不实用的；对辩证法说来，核心的问题是改变现实。[5]
　　《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全部的中心概念——物化、主体和客体的辩证，以及整体性——都植根于黑格尔。这本书的主要论题，就是书名中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两个词，事实上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在探讨阶级意识时，卢卡奇是从马克思止步不前的地方出发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对阶级的阐述是不完整的。不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段名言中区分了客观因素（对生产资料的一般关系）和主观因素（利益分享的意识等）。[6] 卢卡奇超越无产阶级实际的主观意识，而讨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即一个阶级在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后必定会拥有的意识。卢卡奇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在心理学上没有实在性”[7] 。他在关键的一节中写道：
　　把意识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就能推论出人们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所应有的思想和感情，只要他们能够估价到该特定情况，以及在此情况下生发的利益，就能由此影响到他们直接的行动和整个社会结构。这也就是说，有可能推论出符合他们客观情况的思想和感情。在任何社会，此类情况都不是无限量的。尽管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能够使社会的类型搞得很细，但能明确区分的基本类型通常则只有若干个，其特性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占有地位的类型。因而，阶级意识总是由下述事实形成的，即生产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典型地位往往“被赋予”相应的理性反应。所以，这种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纯个人的思想或感情的总和，也不是其平均数。然而归根到底，整个阶级的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则取决于阶级的意识，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思想——只有参照这种意识，才能理解这些行动。[8]
　　从历史的角度看，卢卡奇对400多年来阶级意识的发展和局限性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阶级意识本身只能随着工业革命出现，因为只有那时，阶级才变成民族的实体，阶级意识才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而变得“更纯”——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的变动性和复杂性明显地给最终的阶级概念的界定造成一些困难。卢卡奇深信，在他进行写作的当时，强调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时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既已成熟，世界革命的成功便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这一无形的因素：
　　需要一种新的因素，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必须变成行动。但是，当单纯的矛盾已提升为一种有意识的辩证的矛盾，当成为有意识的行动转变为实践中的过渡点，我们便再一次更具体地把无产阶级辩证法的特征，如同我们经常所描绘的那样：在这里，既然意识不是对某种对立的客体的认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那么意识的行动便推翻客体的客观形式。[9]
　　在这本著作1967年版“序言”中，卢卡奇说，他关于实际的阶级意识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区别，与列宁在《怎么办？》中对工联主义的意识和“从外面”灌输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区分是一致的。[10] 同时，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对历史使命的自觉的体现者”[11] 是党。
　　卢卡奇深信，一种发达的阶级意识能使无产阶级既成为历史的客体，又成为历史的主体：
　　只有当无产阶级的意识能够指出推动历史辩证法客观地前进、但又不可能使之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前进的必由之路时，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领悟到这一过程；也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同一个历史主体和客体，他们的实践才能改变现实。[12]
　　在一篇详尽的长篇分析中，卢卡奇试图论证以往的思想由于把主观和客观完全分裂开来，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13] 只是有了黑格尔才克服了这种分裂——尽管是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无产阶级是把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的唯一的阶级，在其主观思想中（至少在其“被赋予的”意识中），它表达出其客观地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历史性的相互作用，被卢卡奇当做辩证法的基本形式：
　　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方法在这里只限于历史和社会的领域。恩格斯在解释辩证法时所产生的错误理解，基本上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恩格斯受黑格尔的错误指引，把这种方法扩展应用于自然界。可是，辩证法的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及这些范畴所立足的、作为思想变化根源的、现实的历史性变化等等，在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14]
　　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中，卢卡奇几次引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论述。同马克思一样，卢卡奇也认为，实践是思想和现实的具体结合。
　　先前，卢卡奇曾广为使用“物化”（reification）这一术语，来表示那种妨碍人们对世界进行了解的现象。他显然是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下述分析出发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既是主观地，也是客观地）转变为商品之间的关系。物的世界正通过似乎不受人支配的客观规律统治着人们。人变成了客体，变成了成就其生活过程的消极旁观者。卢卡奇从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出发，探索了国家和现代官僚机构中的这一物化发展过程（在这里，他借用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
　　与“物化”概念相联系的是“整体性”（totality）概念。物化的结果之一是“整体的每一个形象的消灭”[15] 。劳动的专门化和社会的普遍分裂，意味着人及其周围的世界被视为抽象的、分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单个实体。资产阶级必然这样地看待事物，因为这一观点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直到现在，物化过程的核心动力一直是客观性的普遍存在性，即在物化了的世界里不存在主体。可是，资本在社会中的演变现已到达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无产阶级可以消灭物化而成为历史进程的主体。资产阶级片面而静止的观点绝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认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把社会生活中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孤立的事实归结为一个“整体”，对事实的认识才有望变成对现实的认识。[16]
　　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坚持认为：
　　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分歧的，不是经济动机在阐述历史时的首要性，而是关于整体性的观点。整体性范畴，即整体无处不高于局部的普遍优越性，是马克思承袭黑格尔的方法的精髓。……整体性范畴的这种首要地位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体现者。[17]
　　后来，他又说：
　　现实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被了解透彻，而一个主体只有当它本身也是一个整体时，才能有这样透彻的洞察力……只有阶级能够积极地洞察社会现实，并将其作为整体来加以改造。因为这个缘故，从阶级立场提出的“批判”就是从整体观点提出的批判，所以它能够达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种辩证的统一中，它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既是其反映，也是其动力。作为社会中思想之主体的无产阶级，一下子就打破了这种无可作为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纯法则造成的，也是纯主观性的伦理学造成的。[18]
　　这样，卢卡奇为何极其重视正确的方法论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的确，他多少有点不顾自己曾强调过概念的整体性和易变性，而提出在马克思的命题和他的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两分法；
　　为讨论起见，让我们假定，新近的研究永久性地否定了马克思个人的每一个命题。即使这个假定得到了证实，每一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些现代的研究成果，从而完全放弃马克思的全部命题——但一刻也无须放弃他的正统……正统是专指方法而言。[19]
　　在卢卡奇看来，任何当代问题，包括战争、危机和苏俄的经济问题，没有什么不能仅凭辩证法而予以解决的。
　　我们已经指出，卢卡奇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是1917年十月革命，可以说他的著作是把这次革命理想化的理论。卢卡奇确实谈到过列宁对他的决定性影响；只要无产阶级的意识是被赋予的而不是实在的，就存在一种诱惑力，即从革命知识分子的某位精英身上找到他所体现的阶级意识。但总的说来，卢卡奇相信，无产阶级意识会有机地增长，相信无产阶级面对列宁主义的党易沾染的官僚主义倾向时，有能力控制其领袖，就此而言，他更接近于卢森堡或托洛茨基。
　　卢卡奇的这本书遭到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从哲理上说，该书带有左派黑格尔主义的色彩，拒绝了苏联据以解释世界的较为质朴的唯物论。确实，它把这种唯物论描述为“头脚倒置的柏拉图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形态”[20] 。布尔什维克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模式来改造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因而俄国以外每每出现一位显然具有独创精神的大理论家，都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卢卡奇热衷于卢森堡和工人委员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工联主义倾向，而工联主义恰恰是为使西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而努力的主要障碍。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了卢卡奇的这本书。卢卡奇发表了一篇后来称为不严肃的自我批判。但在1967年，他为《历史和阶级意识》再版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说，他的那本书是“革命救世主主义”的典型[21] ，“对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性的争论，没有切中要害的价值”[22] 。他认为那本书的主要错误是缩小了经济学的基础，这是由于没有把劳动的概念视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否定了自然界在本体论上的客观性。这就导致了黑格尔式的异化与客体化的等同。这些主题仍然出现在他临终前一直在撰写的《本体论》这一大部头著作中。
　　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出版了一部论述列宁的短篇著作，强调了列宁方法论中的辩证法要素。他也批判了布哈林的机械社会学——尽管他在20年代后期与布哈林具有共同的政治立场。然而，随着斯大林统治的巩固，卢卡奇转到不太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去了——主要从事于文艺批评。他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比，颂扬由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司各特（Scott）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认为他们力图把客观世界同他们对它的主观感受统一起来；而以左拉（Zola）为主要代表的自然主义者，则仅仅反映了他们的环境，没有达到完美的主、客观的统一。卢卡奇致力于对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理性的人道主义的阐述，认为它们在德国古典文学（歌德）中便得到体现，而到他同时代由托马斯·曼（Thomas Mann）保持下来。他把这些作家的观点与后来出现的反理性主义的浪漫倾向作了尖锐的对比，后者存在于各种颓废的资产阶级现代主义形式之中。在这一领域内，卢卡奇的《美学》是他的著述的顶点。在《美学》中，他试图在他视为颓废的西方主观唯心主义与过分简单化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保持中间立场。他追随黑格尔和早期的马克思，把艺术描绘为一种人性化的过程，即反映和表现人的本性和人类的一致性。[23]
　　卢卡奇由于过分强调意识——无产阶级不是他自身的创造者，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受到批判。除了那种认为党是唯一有能力代表无产阶级被赋予的意识的极左观点外，卢卡奇并没有提供出无产阶级怎样发展自身意识的理论。[24] 当然，虽然卢卡奇在后半生向莫斯科妥协了，但他的著作仍然是独创性的。他让人们重新提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的兴趣，而他对“异化”“物化”“整体性”等概念的阐发为后来对资产阶级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奠定了基础。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历史和阶级意识》，尤其是其中论“物化”的长篇论文。他早期重要的论文都收集在《政治学文集》中，另可参见他的短篇著作《列宁》。同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哲学著作，请见《青年黑格尔》，该书最大限度地弱化宗教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影响；其次，最近有译本《本体论：黑格尔》与《本体论：马克思》。卢卡奇最好的文学批评收集在他的《小说理论》和《论欧洲的现实主义》内，还可见于他最早期的著作——《精神及其形式》。最后，还有一部有价值的选集，那就是卡达基（Kadarky）的《卢卡奇读本》。
　　评论
　　 最通俗的介绍性作品是帕金森（Parkinson）的《卢卡奇》，连同他所编的论文集。利希特海姆（Lichtheim）的短篇著作容量大、晦涩难读，但富有洞见。最好的全面阐述或许是卢伊（Lowy）的《格奥尔格·卢卡奇——从唯心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尽管该书内容大多局限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梅萨罗斯（Meszaros）的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面面观》很有价值，而他的《卢卡奇的辩证法概念》附有一个精当的参考文献。梅萨罗斯是卢卡奇的一个学生，他致力于对老师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卢卡奇的早期，斯特德曼—琼斯（Stedman-Jones）的文章立论充分、批判有力。齐陶（Zitta）的研究极有特色。关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卢卡奇，见詹姆逊（Jameson）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第三章。卢卡奇晚年的哲学在沙法伊（Shafai）的《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本体论》中得到了阐述，而他的哲学起步在康登（Congdon）的《早年卢卡奇》中有说明。最完整的传记是卡达基的《格奥尔格·卢卡奇；生平、思想与政治》。

　　参考文献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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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G. Lukács，Preface to 1967 edition，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1971）p. xLi.

[2] 进一步参见H. Stuart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London，1959）ch. 2。

[3] G. Lichtheim，Lukács，（London，1970）p. 27.

[4] 参见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 200。

[5] Ibid. ，p. 3.

[6] 参见B. Ollman，‘Marx’s use of“Cla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Mar，1968）。卢卡奇的观点就暗含在马克思那里，对此有争议的看法，请参见I. Meszaros，‘Contingent and Necessary Class Consciousness’，in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ed. I. Meszaros（London，1971）p. 94。

[7] 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 75.

[8] Ibid. ，p. 51.

[9] Ibid. ，p. 178.

[10] G. Lukács，Preface to 1967 edition，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1971）p. xviii

[11] Ibid. ，p. 41.

[12] Ibid. ，p. 197.

[13] Ibid. ，pp. 110ff.

[14] Ibid. ，p. 24.

[15] Ibid. ，p. 103.

[16] Ibid. ，p. 8.

[17] Ibid. ，p. 27.

[18] Ibid. ，p. 39.

[19] Ibid. ，p. 1.

[20] Ibid. ，pp. 202，222.

[21] G. Lukács，Preface to 1967 edition，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 xiv.

[22] Ibid. ，p. ix.

[23] 进一步参见G. Lichtheim，Lukács，ch. 8。

[24] 比方说，参见A. Callinicos，Althusse’s Marxism（London，1976）pp. 26ff；L. Colletti，Marxism and Hegel（London，1972）pp. 17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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