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委员会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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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委员会共产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列宁主义发动的最全面挑战，集中来自逐渐以“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著称的思想。从1917—1923年始，当时的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在革命斗争中表现突出，这些思想家从中获得了鼓舞。他们放弃了议会制或工会可以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这一思想。但随着俄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他们对一党制观念——尤其是根据列宁主义路线的——日益感到怀疑，并最终认定，苏维埃政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另一类变种。
　　卢卡奇和科尔施二人都是工人委员会的倡导者——尽管卢卡奇的相关言论仅局限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在该书中，他写道：

　　无产阶级的每一次革命都以一种日益激进和自觉的方式缔造了工人委员会。当这一斗争武器威力扩大到足以成为国家机构时，这种迹象就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能够克服其领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了。革命的工人委员会（不可让机会主义对它的歪曲描述混淆视听）是无产阶级意识一开始就一直努力创造的形式之一。它存在下来并不断发展这一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觉悟，从而踏上了胜利的门槛。工人委员会宣告物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破产了。在实行专政以后的时期，它将消除资产阶级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在进行管理的斗争中，工人委员会的使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克服无产阶级的分裂；另一方面，它必须把经济和政治统一起来，化为真正一体化的无产阶级实践。^[1]

　　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自认为他们已经回到马克思那里了，因为他们断言无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获得自我解放的阶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需要一支专业化的和组织良好的工人大军，从而也武装了无产阶级，使它有能力成就为历史变革的倡导者。由于接受了无政府工联主义观点，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马克思，认为不需要经过过渡性质的国家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这些观点的先驱是卢森堡^[2] ，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还有被列宁称为“经济主义者”的阿基莫夫（Akimov）那样的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3] 所有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从1917年革命的苏维埃经验中获得最大的鼓舞，因为对他们来说，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在俄国的苏维埃归附于党和国家之后，通过对比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治理论，特别是基于他们否定了无产阶级有可能自己获得革命的阶级意识，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们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还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布尔什维克促成的，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方式不仅难以与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而且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自主行动的能力，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最重要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是荷兰天文学教授安东尼·潘涅库克。由于倡导群众罢工和通过斗争提高觉悟的理论，他在1914年以前的荷兰和德国党左派中赫赫有名。潘涅库克虽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在1917年以前，还是用了很多时间来抨击那些在经济理论上似乎没有给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留下余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批评了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因为他们宣扬资本主义有无限扩张的能力。他也批评了卢森堡，因为她对资本主义崩溃持过于“自动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重新掀起了一场关于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和一般积累的模式的争论，当时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把强调的重心转向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并声称利润率下降将导致积累的枯竭。^[4] 潘涅库克也反对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把工人描绘为只能对他们不能控制的经济力量作出反应。与这些经济上的观点相并立的是潘涅库克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他称之为考茨基的“消极的激进主义”仅仅旨在于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而“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一场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恰恰相反，它是一场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权力工具来消灭和粉碎国家政权的工具”^[5] 。
　　潘涅库克深信工人阶级自身具有改变处境的潜力。这种信念受到了荷兰、比利时、德国和俄国群众罢工的鼓舞。他相信，同工人阶级的这些自发的自我组织形式相比较，议会活动和工会官僚体制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且实际上还会引入歧途。所以他对1917年俄国的苏维埃深有感触，并像卢森堡一样表示了批判性的认可。而当布尔什维克倡导工人阶级在西方通过议会和工会进行活动时，他很快就感到理想幻灭了，因为潘涅库克至此已终于把这两种机构都看成是地道的反革命。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最初困难的几年里明显地希望从当时西方的工人组织那里得到支持，对此，他并不抱同情态度。^[6] 在潘涅库克看来，布尔什维克政府已演变成了一种对社会的专政，而这个专政离开了国家便行不通。这主要是由于俄国经济不发达的缘故，所以潘涅库克修正了他早期的观点，即第三世界可以按俄国的模式解放自己，而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实现。东西方的工人阶级早就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同公有制或国有化搞混了；由于他们比资产阶级更因循守旧，要他们抛弃所承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更为缓慢，因此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潘涅库克看来，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不是一种引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仅仅是工人阶级现实运动的表达。同样，工会、政党和国家概念基本上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并将随之一同消失。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绝对需要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不允许把工人阶级的活动与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思想各个领域的管理分裂开来。潘涅库克认为，重要的是，只要工人阶级是在革命形势下被迫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反对资本的利益时，他们的组织就该采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他甚至勾勒出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在那里，将没有政府，只有一种以工厂委员会为其管理基础的委员会分级制：

　　这些委员会不是政府，甚至最高一级委员会也没有政府的性质。它们不拥有任何把它们的愿望强加给群众的手段，它们没有权力机构。^[7]

　　这些委员会将组建一个首先是按劳而分配的社会，再达到这样的阶段：社会消费超过个人消费，自由分享将确保《哥达纲领批判》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著名口号的实现。
　　潘涅库克的观点得到了荷兰同胞海尔曼·戈尔特（Hermann Gorter）的支持。他是名诗人，于1926年创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戈尔特反对列宁，认为俄国的经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适用。在西欧，工人阶级必然成为生产的中心，有自我组织的能力，而农民则是反动的。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应该是关注的中心，而党却是次要的，工会和党的进步作用已经过时。潘涅库克这样写道：

　　工会和政党这些旧的组织形式，与委员会（苏维埃）这种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属于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作用。前者必须在资本主义内部争取工人阶级在其他阶级中的地位，属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后者必须为工人赢得统治，摧毁资本主义，结束阶级分化，属于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8]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著作进一步强调，要在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提高阶级意识。他强调有必要把无产阶级从一切生活领域尤其从性领域——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不同于大多数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赖希把希望寄托在妇女和青年身上。这些人比社会上其他人受压抑更深，因而更有机会看透这种压抑的机制。像其他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一样，赖希也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由于强化了党和工会的集权主义体制，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9]
　　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取决于无产阶级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政治挑战自发地作出反应的能力。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在工人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所以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例如潘涅库克、科尔施、赖希）中的大部分人的著作变得愈来愈抽象，愈来愈脱离当时工人阶级的直接斗争。

　　深入阅读材料

　　有关主要人物之外的其他人的英文著述很少。斯马特（Smart）的文集对基本原著作了很好的选录。马蒂克（Mattick）最近有一本期待已久的著作问世。潘涅库克的《哲学家列宁》最近再版了英文本。

　　参考文献
　　S. Bricianer（ed. ），Pannekoed and the Workers’ Councils（St Louis，Miss. ，1978）.
　　Paul Mattick，Anti-Bolshevik Communism（London，1977）.
　　Anton Pannekoek，Lenin as Philosopher（New York，1948）.
　　——The Way to Workers’ Control（London，1957）.
　　D. A. Smart（ed. ），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London，1978）.

注释

^[1] 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1971）p. 80.

^[2] 比方说，见‘Organization Question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ed. D. Howard（London and New York，1971）pp. 283ff。

^[3] 进一步参见Vladimir Akimov and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ed. J. Frankel（Cambridge，1969）。

^[4] 参见H. Grossmann，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Leipzig，1929）。

^[5] A. Pannekoek，‘Massenstreik und Aktion’，Die Neue Zeit，vol. 30，p. 544.

^[6] 见列宁的回应，载于Left-Wing Communism-an Infantile Disorder，Collected Works，vol. 31，pp. 21ff。

^[7] A. Pannekoek，Workers’ Councils（Melbourne，1950）p. 52.

^[8] A. Pannekoek，‘General Remarks on the Question of Organization’，Living Marxism，vol. 4，p. 148.

^[9] 进一步参见Reich：C. Rycroft，Reich（New York，1971）chs 3 and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