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14章 葛兰西



引言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所关注的许多问题与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是相同的。同他们一样，葛兰西深信革命运动必须从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着手。换言之，他和卢卡奇一样强调整体性概念。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葛兰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主观的、具有创造性的方面。作为一位坚贞不渝的革命家，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各重政治因素，多次声明意识形态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要性。葛兰西的生活和思想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18年以前，作为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成员，他一直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批判。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个“红色年”中，他是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幕后的主要鼓动者，是《新秩序报》（Ordine Nuovo）的主编。1921年至1926年，从意大利共产党创立起，他便是该党领导人之一，而忙于制定党的政策，并与第三国际进行谈判。最后，自1926年入狱一直到1937年逝世，他都在撰写他的重要理论著作——《狱中札记》。无论他的人生经历多么曲折，无论他所关注的事业多么繁复，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进程的看法则表现出某种前后连贯性。

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


　　1891年，葛兰西生于撒丁（Sardinia）岛的阿莱斯（Ales）。撒丁是新统一的意大利的一个极落后的地区，一直遭受接连不断的外国征服者的剥削，还没有完全迈出封建时代。葛兰西的母亲出生于富裕的撒丁尼亚人的家庭，而他的父亲是个外地人，一个来自大陆本土的小文官。在他三岁那年发生了一起事故，使他成了驼背；而他父亲由于渎职而遭到监禁，这就是说，葛兰西度过的是一个贫穷、孤苦的童年。尽管孤苦伶仃，但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在校成绩优异，终于跻身于当地的报界。后来他就读于都灵大学，攻读语言学。1913年，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1916年任该党《前进报》（Avanti）的专职记者。葛兰西深受索雷尔（Sorel）激进工联主义的影响，但这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克罗齐（Croce）的黑格尔历史主义。克罗齐注重个人道德责任心，强调通过文化的传播来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克罗齐的部分影响下，葛兰西比马克思以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更注重历史学。1917年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他开始积极地参与政治组织工作，在新兴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中表现卓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当时农业仍然是经济的基础，而由于农民应征入伍，农业处于凋敝状态。国家由于支付战争开支而债台高筑，通货膨胀严重失控。另外，复员的士兵扩大了失业的人数。由于这次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加强了。很多资本家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社会党人则反对战争。许多工人，尤其是都灵大冶金企业中的工人，都认为工会过于软弱，而且疏远了基层的反对意见。工厂委员会运动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兴起的。这些工厂委员会组织萌发于工会会员选举出来的“厂内委员会”，它是前十年在这些工厂内建立起来的，用以处理有关仲裁和处罚之类的琐碎事宜。到1918年，“厂内委员会”日益被看成是能够代表和捍卫工人阶级实际利益的团体了。
　　葛兰西和《新秩序报》都想把“厂内委员会”转变成工厂委员会。葛兰西写道：
　　今天，厂内委员会在工厂里限制了资本家的权力，起了仲裁和训诫的作用。明天，它们会发展和充实起来，必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代替资本家行使其在管理和行政方面一切有用的职能。[1]
　　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是要确保：首先，公司的每一个人都能选出他们的代表；其次，委员会必须切实建立在工厂内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后来，葛兰西把工厂委员会的组织规定如下：
　　每个工厂划分为若干个车间，每个车间按不同工种划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在劳动过程中担负一部分具体工作。每个小组的工人在其成员中选出一名代表，授之以可维持亦可撤销的权力。全厂代表大会产生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自身造出执行委员会。各厂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书记大会则轮流组成各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其成员中选出一个全市的教育委员会，负责组织宣传、起草工作计划、审批各个工厂甚至个别工人提出的方案或建议，最后肩负起领导整个运动之责。[2]
　　在葛兰西看来，工厂委员会同它旨在控制、并最终取代的工会大不相同：
　　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过程同具有自愿性和契约性的革命组织（如政党和工会）的发展和活动是两码事。这些组织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范围内产生的，是对这种政治自由的肯定和发展……而革命过程则发生在生产领域中，发生在工厂中。在其中，存在着的关系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在其中，工人没有自由，民主也不存在。[3]
　　工会，换言之，官僚主义和权贵性质的组织，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框架内起作用的。在这方面，意味深长的是，《新秩序报》大力强调在工厂内部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率。他们意在使工人能够控制、并扩大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而不是同资本家计较更大份额的眼前利益。
　　在对意大利进行革命改造的这个时期，“工厂委员会”是葛兰西关注的中心概念。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工人群众的态度，即从依附的态度改变为领导的态度。工厂委员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是通过把那些还没有代表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活动中来，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才干来实现的。这样便更新了工会和党，为一个新型的工人国家奠定了基础。因为工厂委员会是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
　　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潜在于以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为特色的社会生活机构中。为把这些机构联合起来，把它们协调和安排到一种高度集中的权能等级制内，同时又尊重每个机构必要的自主权和发言权，这样就能立刻建立起真正的工人民主——一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进行积极而有效地反抗的工人民主；就能立刻准备取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行使管理和控制民族遗产的全部基本职能。[4]
　　葛兰西对工厂委员会所描绘的图景看起来很像俄国苏维埃那幅理想化的蓝图。无疑，俄国苏维埃作为一种双重权力机构在1917年所扮演的角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强调生产中的技术效率，并把工厂委员会设想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治机构，这就远远超过了俄国苏维埃模式。伴随着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和苏维埃权威的降低，葛兰西转而强调党是对工厂委员会的一个必要的补充。起初，葛兰西曾把1917年的革命刻画为“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5] ，一场自发的、自由意志的爆发。直到1921年，葛兰西对有关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态的信息来源极其有限[6]，他所得到的消息都是强调苏维埃的作用。他似乎完全消化、吸收了的仅有的一本列宁著作是《国家与革命》，在这本书里，党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不足为怪的是，他认为列宁、卢森堡和潘涅库克观点非常一致。
　　但由于1920年末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宣告失败，加上他逐渐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以及他对法西斯崛起的关注，使葛兰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有个不太起眼的例证，那就是葛兰西把“雅各宾”一词日渐用作褒义，而该词在1920年以前始终是个贬义词）。葛兰西是主张脱离意大利社会党、且于1921年1月创立意大利共产党的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甚至在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在一篇受到列宁赞许的文章中就宣称：需要“一个同一的、内部团结一致的党，这个党有自己的理论、策略和严格而不动摇的纪律”。而没有共产党，没有一个能够“在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协调和集中无产阶级全部革命行动的”共产党，工厂委员会运动就注定要失败。[7]
　　的确，葛兰西认为，这就是1920年失败的首要原因。足以进一步表明他的这种重点转变的是，他对党颇具军事色彩的描述，他把党分成如下三级：大尉——指导和制定战略；下士——传达大尉的旨意；忠于职守的受训士兵——他们“缺乏创造精神和组织能力”[8] 。当然，葛兰西始终认为，在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比方说，他对自己所说的“有机的集中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意见一致不可能是消极的和间接达成的，而必须是积极的和直接达成的。因此，意见一致必须要有每一个体参与进来，哪怕这会给人以分裂和混乱的外观。只有集中每个人的意见，使多样性统一起来，才能形成集体的意识，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有机整体。[9]
　　像卢卡奇那样，葛兰西强调党的道义品性。也如同卢卡奇，他似乎立于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中间道路上，既反对自发性，也反对“命令主义”（directionism）。他对自发的情感作了这样的表述：
　　自发的情感不是一个具有自觉性的领导集团系统地开展教育活动的结果，而是通过“常识”所阐明的日常经验（即人们传统流行的世界观）而形成的——这种经验或世界观被缺乏想象力的人们称为“本能”，尽管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原始的、基本的历史产物。[10]
　　这样的情感并非误导人，但必须“给予有意识的领导，或者纳入政治斗争而使之提升到更高的水平”[11] 。相反，命令主义【葛兰西把它同意大利共产党另一个主要的理论家波尔迪加（Bordiga）所鼓吹的狭隘先锋队党联系起来】并非如此：
　　把党看成是革命群众的自发运动和中央有组织、有指导的意志这二者相结合的辩证过程产生的结果；而只是把党当做某种漂浮在空中的东西，它只是自我发展，为自己而发展。只有当形势有利、革命进入高潮，或党中央认为必须发动攻势和深入群众去鼓动并带领群众行动的时候，群众才会够得着它。[12]
　　因此，尽管葛兰西在1920年以后进入了他所称的“必然王国”，而很少谈及工厂委员会运动，但他却没有放弃早年在都灵的经验教训。尽管需要同波尔迪加妥协，还同第三国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所强调的重点还是同列宁有别。正如他在论述自发性和命令主义时所指出的，他并不像列宁那样强调“来自外部的意识”（列宁至少在《怎么办？》一书中是如此主张的）。而且，列宁似乎比葛兰西更加关心政治策略的“时机”方面和直接掌握政权的问题。但只是在《狱中札记》一书中，两人侧重点上的真正分歧才具体地表达出来。

《狱中札记》


　　《狱中札记》一书写于1929年至1936年之间，它无疑是葛兰西最主要的理论成就。然而众所周知，基于种种原因，这些札记非常令人费解。首先，札记并非为发表而写，因而跳跃、从简和不甚连贯之处颇多；其次，葛兰西往往采用克罗齐和马基雅弗利的语言来阐发新概念；还有，由于是狱中之作，札记往往故意写得很隐晦，甚至多用暗示的手法，以此来逃避检查；结果是，人们对这些札记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以至于给意大利共产党当时“历史性妥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提供了弹药。该札记涉及的主题包括赋予知识分子更多的使命、突出领导权概念的重要性，以及为东西方革命提供各自不同的策略。

知识分子


　　葛兰西一直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而最能清楚地说明他受如此看待的原因，莫过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他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马克思依据的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在更为狭隘的传统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与此相反，葛兰西则是以宽泛得多的方式来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在葛兰西看来，以往对智力活动标准所作的定义过于狭隘了。
　　在我看来，方法上最普遍的错误是，从智力活动的内在本质去寻求这种区分的标准，而不从这些智力活动（以及人格化地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关系总复合体中占有其地位的整个关系体系中去寻求这种区分。[13]
　　他继续写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14] 。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说：
　　最终，每一个人在他的职业活动之外，还从事某种方式的智力活动，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有鉴赏力的人，他对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自觉的道德行为准则，从而对维护或改造某种世界观、即为造就某种新的思想方式作出贡献。[15]
　　依葛兰西的看法，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是这样：
　　都有组织地亲自参与创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每个阶层都具有同质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对自身的职能有一种自觉。[16]
　　葛兰西把“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传统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他们看似体现了某种超越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连续性。这类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特别是牧师。虽然造就他们的生产方式已经消亡，但他们一直存活着、世代相传。他们与历史上垂死的阶级有联系，却又自称具有某种独立性，这一事实就包含了一种思想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某种唯心主义倾向）的产生，借以掩饰他们实际上已落后于时代。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那么，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则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含义。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机程度如何，是以他所在的组织与该组织所代表的阶级的联系紧密度来确定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明确表达出他们那个阶级的集体意识，同时他们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知识分子同生产界的关系没有像同主要社会集团的关系那般直接，但这种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是以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复合体作为“中介”的。在其中，准确地说，知识分子只是上层建筑复合体内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衡量不同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性”以及他们同主要社会集团联系的程度；应该能够为他们的职能和自下而上的上层建筑确定出一套等级秩序来。[17]
　　通过一系列的历史研究，葛兰西阐明了他关于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例如，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最终在反对教士和贵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尽管在英国，这主要只限于经济方面）。在意大利，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的教会知识分子则竭力压迫或同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却造就了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美国“相当缺少传统的知识分子”，因而：
　　它比古老的欧洲发展速度要快得多。欧洲存在着一系列的牵制（道德上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牵制，这些牵制来自居民中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以致成为快速发展的绊脚石，把每一种首创精神磨平到庸庸碌碌的平均水平上，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泯没了它们。[18]
　　当前，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是，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时，葛兰西把这一点说成是任何革命运动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需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但这还不够：
　　任何正在走向统治地位的集团，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竭力同化并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的工作做得越快、越有成效，则该集团在精心造就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就越成功。[19]
　　这些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葛兰西尤其依据他在《新秩序报》的经验），是把工人阶级活动中所固有的潜在斗志和潜力挖掘出来，并使之协调一致。由此，有机知识分子同他们的阶级的关系成为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们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较之资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要困难得多，因为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已经享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有时，葛兰西以至于说，无产阶级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20]
　　葛兰西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回答，那就是政党：
　　对某些社会集团来说，政党只不过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内、而不只是在生产技术领域内造就它们自己那类有机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方法。基于这个集团的一般性质及其形成、生活和发展的条件，这就注定这些知识分子不能通过别的途径，而只能通过这一途径来造就。[21]
　　党是能同本阶级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党是“集体的知识分子”——这一提法是陶里亚蒂首创的（葛兰西在谈到马基雅弗利时，把党称为“现代君王”）：
　　党只能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一种复合成分，在其中，集体的意志得到了公认，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行动，因而它开始有了具体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集体意志聚合于其中的第一个细胞，集体意志的胚芽将发展成为普遍的、全社会的意志。[22]
　　第二国际之所以在政治上出现了背离（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列宁主义某种形式的偏差），乃源于对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否定。
　　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使他较之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准确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喜欢援引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相信黑格尔的遗产尚未完全被那种倾向于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粗暴地对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所接纳下来。[23] 葛兰西写道：
　　这种社会学一直企图按照预先制定的哲学体系模式，去创造历史科学和政治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进化论者的实证主义方法……它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即企图用仿照自然科学模式制定的标准，来对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作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因此，它企图用“预言”橡树长自橡树籽的方法，“凭经验地”界定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庸俗进化论植根于社会学，而社会学却不了解进化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24]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发展，而且是这样的：
　　已从任何片面的、狂热的意识形态成分中解放出来（或自身正试图解放出来）的一种哲学。它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些矛盾中，哲学家本人既被理解为个人，又被理解为一个社会集团的整体，他不仅了解这些矛盾，而且把自己树为矛盾的一个要素，并把这个要素提高到认识的原则，从而也提高到行动的原则。[25]
　　在这些论述中，葛兰西指出，把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抛弃了普列汉诺夫的“庸俗唯物主义”，而倡导回到马克思原初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统一上去。他尤为详尽地批判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指责该书宣扬哲学唯物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描绘为一种进化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26]
　　可见，葛兰西的主要兴趣不在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更在于无产阶级能用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手段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政治手段。同科尔施一样，他摈弃他称之为“经济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这两种倾向。他声称：
　　人们忘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强调的是第一个术语“历史”，而不是第二个词。对“唯物主义”的过分强调只会是形而上学的根源。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绝对的思想世俗化和尘世化，是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27]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葛兰西一再强调“意志”在政治行动中的重要性[28]，勾画（虽然很简略）了类似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论述的那种人道主义[29]，并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必将支配必然。[30]
　　一般地说，葛兰西倾向于通过上层建筑来分析基础，并对在间接的意义上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深有体会的。他是最富有辩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特别在《狱中札记》中）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分析、对上层建筑的分析、对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分析等，始终都是用辩证方法来阐发的。

领导权（Hegemony）


　　那么，除了维护本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权，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就是要用他们所代表的有辩护力的意识形态来确保本阶级对全社会的领导权（有人译为“霸权”，但霸权一般特指国际领域一国对他国的盟主权。——译者注）。如同看待知识分子概念，葛兰西同样拓展了原来用得过于狭隘的领导权概念的含义，因而，他的这一概念同样修正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普列汉诺夫及其马克思主义者同僚曾大量使用领导权这一术语，用来描述无产阶级在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这个术语还在20世纪20年代第三国际的各种文献中再度出现过。[31] 在此，葛兰西特地承认受惠于列宁。他认为列宁关于领导权的见解是列宁最大的理论贡献。[32] 葛兰西沿用了这一术语，把它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赢得一切反资本主义力量（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并把这些力量组合成“一个新的、同质而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上的历史性集团”[33] 。“历史性集团”把各种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联合成一个临时的统一体去改造社会，这一概念乃是葛兰西许多分析的核心。较之联盟，历史性集团含义要更为丰富，因为：
　　统治集团是具体地同各从属集团的一般利益相协调的，而国家生活则被认为是基本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形成和变换其不稳定的动态平衡态（在法律层面上的）的持续过程。在这种平衡态中，统治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即不缺乏紧密结合的共同经济利益。[34]
　　葛兰西吸取了他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的经验，扩大了领导权的概念，即把对统治阶级取得下属集团认可自己统治的方法的分析也包括进去。他写道：
　　历史的（也就是具体的）进步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发挥这样一种感化力，最终，他们征服其他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就这样，他们在所有的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以心理素质（虚荣心等）或常常是以身份特征（技术界、司法界、法人等）为纽带的凝聚体系。[35]
　　换言之，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经由其知识分子如此彻底传播开来，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韦伯所分析的官僚主义的和工艺的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部分，其作用就是抑制工人阶级任何创造发明的精神。[36]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必诉诸武力，葛兰西把这种认识当做他的理论核心。“甚至可以断言，就本质特征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一具有历史政治性的领导权概念。”[37]
　　如同研究知识分子那样，葛兰西也借鉴历史研究来阐述领导权。例如，法国资产阶级的雅各宾主义发挥了对农民的感召力，从而一度发展成渗透到法国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另外，在美国，在没有封建传统的情况下，由于能直接运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规范，因而统治阶级能够行使巨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则只限于知识界的精英人物，因而没有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任何基础。皮德蒙特（Piedmont）的北方自由主义曾不得不用武力征服意大利，却不能对它行使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为它不去深入群众，而不得不在政治上收买知识分子。葛兰西写道，“要是你研究一下意大利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你就会发现：一个小的领导集团有条不紊，把群众运动所产生的政治人物成功地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而这些政治人物原来就具有破坏性”[38] 。后来，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的失败根源在于工人阶级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
　　就这样，领导权的概念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谜：
　　在今日议会制的传统领域，“规范地”行使领导权是以强制力同自愿相结合为特征的，二者相互平衡，强制力的一面并不过分地盖过自愿的一面。的确，社会总是想办法让人确信，诉诸强制力似乎是建立在所谓舆论机构（报纸、社团）所表达出的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舆论工具就人为地膨胀起来。[39]
　　只要资产阶级继续行使这种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葛兰西喜欢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意识形态诸多形式的论述，即认为，在这些形式中，人们意识到了社会冲突并力求克服这些冲突；但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权还存在，无产阶级就仍然不会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所在，也不会懂得改造这种社会的可能性。因为资本家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他们能把自己的利益表达成是全社会的利益。这样，葛兰西认真分析了资产阶级如何能通过认同而不是通过强制把它的统治永久地维持下去。他作为第一个进行这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有丰功伟绩的，尽管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至少在列宁那里就作过提示。很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相信经济决定论和革命不可避免性，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信念，对革命的成功都同样有致命的危害。因为，在葛兰西看来：
　　有可能排除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本身能产生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危机只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去传播某种思想方式，传播那些涉及今后国民生活全面发展的解决方法。[40]
　　工人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就必须超越为自己狭隘的宗派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必须使自己能够以全社会利益的捍卫者身份出现。无产阶级要建立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领导权，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党也是一个根本因素。葛兰西关于党的见解，较之列宁的见解更为广泛，因为他认为，党除了夺取政权外，还肩负起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斗争重任。葛兰西深信，列宁主义的策略忽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然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行不通。因此，他主张党在试图夺取政权之前，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组织），由它提供一种“反（资产阶级的）文化”，其目的是在市民社会的大多数方面取得支配地位。党组织（还有工厂委员会）预先训练工人管理自己的生活，从而为革命后的形势作准备。没有在市民社会中获得领导权的政权控制，对社会主义纲领来说，便缺少可靠的基础。在一段颇为孤立的无背景性文字中，葛兰西甚至宣称：
　　一个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以前，可能而且确有必要已经在行使“领导权”了（这的确是赢得政权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在行使权力时，这个集团随之便成了统治力量。但即便它牢牢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领导”下去。[41]
　　当然，这不是说葛兰西轻视了必要的暴力因素，他倒是把暴力同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斗争辩证地结合起来。他认为，说服和暴力这二者在任何革命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已长期渗透在社会中的西方，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有时至关重要。葛兰西已意识到，如果不具备那些已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人所拥有的全部手段，这一斗争会是异常艰难的；因而，有时他暗示，要造就一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否则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只有夺取政权以后才能正式行使。

国家、市民社会和革命


　　葛兰西对无产阶级可能在西方取得领导权这一进程的分析促使他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上将西方和俄国作了对比。虽然他和马克思都声称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但实际上他俩对这一术语的用法迥然不同。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一词指的是经济关系的总和[42] ，葛兰西则用以指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一般称为私有的那些机构的整体”，“它适从于统治集团对全社会行使领导权的职能”[43] 。有时，葛兰西也确实把市民社会说成是在经济与政治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东西，他说：“市民社会存在于经济结构和拥有司法和强制手段的国家之间”[44] 。不过，葛兰西通常用市民社会来概指统治阶级在一切文化领域内用以散布替自身意识形态所作的辩护的全部组织机构和技术手段。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极其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又相当地多样化（从哲学到民谣），因而市民社会首先具有文化职能，并通过统治阶级的领导权来体现“国家的道德内容”[45] 。
　　葛兰西对“国家”这一术语用法也不一样。有时它既包括市民社会，也包括政治社会，而马克思则认为这二重社会截然对立。葛兰西写道：
　　国家的一般性概念所包含的成分需要回溯到市民社会的概念上去（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即强制性防护起来的领导权）。[46]
　　葛兰西在别处还说，国家等于专政（dictatorship）加领导权；甚至还说，“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一回事”[47] 。1931年在谈到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时，他写道：
　　这项研究也得出了国家概念的某些规定性，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或专政，或迫使人民群众在一定时期内顺应某一特定生产形式和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强制性机构），而不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均衡物，也不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所谓私人机构（如教会、工会、学校等）对整个国民社会所行使的领导权；正是在市民社会里，知识分子发挥着特殊的作用。[48]
　　虽然葛兰西意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甚至意识到，在法西斯统治下，二者融为一体），但他毕竟也把二者作了对比。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在自由资本主义政权下较之封建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权下要显著。
　　葛兰西最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之一，就是在这方面指出了东方（俄国）和西方的不同之处。下面这段话最为引人注目：
　　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初生的混沌状态；而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恰当的关系，当国家发生动摇时，市民社会稳定的结构就立即显现出来。国家只不过是外围的一条壕沟，它后面还屹立着坚固的堡垒和工事群。[49]
　　这段话意味着，东西方的革命策略应当有所不同。在落后的社会里，国家应是正面攻击的目标；在较发达的社会里，正面攻击的目标应是市民社会。葛兰西借用最新军事科学研究中的术语，把上述第一种攻击称为“运动战或机动战”，即使用炮火瞬间在防线上打开缺口，让队伍可以迅速从一地转到另一地，直捣并攻克堡垒；把第二种攻击称为“阵地战”，即因敌人的兵力配置均衡，而不得不安顿下来作长期的堑壕战。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胜利之前就进行过这种阵地战，其形式是对贵族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采取长期的文化攻势。葛兰西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阵地战日趋重要；而运动战对于工人阶级代价高昂，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葛兰西认为，卢森堡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是试图为西方采用运动战作理论上的辩护。卢森堡认为，经济危机能突然促发一场导致革命的普遍性危机；葛兰西批评这种见解是“经济主义”的和“自发主义”的。他写道，在卢森堡看来，直接的经济因素能引起这样一些结果：
　　1. 经济因素在使敌人陷入混乱，并使之对自身、对自身的实力和前途丧失信心之后，会突破敌人的防御；2. 经济因素刹那间就会促使人们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并造就必需的干部，或者至少会在瞬间把现有的（直到那时止，由总的历史进程所累积成的）干部各就各位，使他们能把分散的力量统率起来；3. 经济因素会在刹那间使人们的思想必然集中于要达到的共同目标上。
　　这种观点是一种顽固的经济决定论，它把夸大了的经济因素想象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能起闪电般作用的东西。因此它是十足的历史神秘主义，只期待着某种神迹降临。[50]
　　当然，另一方面，运动战也绝不能完全放弃：
　　在政治上，只要还存在夺取非决定性阵地的问题，因而国家领导权的一切手段不可能都调动起来时，运动战便会存在。但是，当非决定性阵地由于某种原因失去了价值，而唯有决定性阵地是成败关键时，人们才会转而采取围攻战；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需要特殊的耐性和创造性。[51]
　　换句话说，葛兰西是在告诫人们，不要过于简单地以为，在俄国奉为楷模的列宁主义战略可以毫无问题地适用于西方。因为：
　　运动战日益成为阵地战，而且可以说，一个国家只要在和平时期对战争作了深入细致的技术上的准备，那它就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庞大的现代民主体制，既包括各种国家机关，也包括市民社会中各种企业团体的复杂机构，只要是从政治艺术的角度去考虑，它们就好似构成阵地战前沿的“战壕”和永久性防御工事：它们把以前通常被视为战争的“整体”变成了“部分”性的。[52]
　　与区分阵地战和运动战相关联的是，葛兰西把机制性危机同突发危机区分开来。他写道：
　　必须把机制性运动（相对永久性的）与可以称之为“突发”的运动（它是偶然、直截了当地、几乎是意外地出现的）区分开来。当然，“突发”性现象确实依从于机制性运动，但没有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们只提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就事论事的政治批评，而且批评的对象只是对政府负有直接责任的上层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相反，机制现象则提出社会历史性的批判，其对象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集团，而不仅限于社会头面人物和上层领导人。[53]
　　是阵地战适宜还是运动战适宜，取决于估计危机是机制性的还是突发性的。如果现有统治阶级几十年来都面临着不可救药的体制上的矛盾，那么机制性的危机可能为运动战提供机会，因为机制性的危机能使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造成破裂，从而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一次危机。
　　葛兰西预见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将要消除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差别：
　　只有以国家消亡和自身消亡为奋斗目标的社会集团才可以缔造一个道德的国家——也就是说，它要消除被统治者的内部分裂等现象，并造就一个技术上和道义上统一的社会有机体。[54]
　　葛兰西认识到，一个过渡时期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必须在过渡时期依靠政权来改造市民社会，于是产生他称之为“中央集权”的现象。[55] 不论葛兰西在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时如何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他们二人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即用市民社会来把政治社会重新吸纳入无阶级的社会内。
　　20世纪20年代，葛兰西的共产主义政治学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东方和西方、阵地战和运动战之间的反差。他关于知识分子、领导权等的思想虽然是在身陷囹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表述出来的，却与他十多年前在意大利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密切相关。1926年在意大利，在葛兰西指导下通过的《里昂提纲》，已把他关于党的知识分子和领导权的观点载入了文献中。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殊异和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这些核心问题，已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文章“论南方问题”的主题，该文恰好是他在囚禁期间撰写的。在国际舞台上，他在政治策略方面所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托洛茨基。葛兰西坚持（至少在原则上）第三国际1923年以后的政策，这必然导致同托洛茨基的冲突。从1921年到1924年，葛兰西实际上倾向于在意大利反对第三国际曾经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过，1924年，波尔迪加在受到季诺维也夫在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短时间转向“左”倾的鼓舞下而在意大利开始捍卫托洛茨基，当时，葛兰西从“中间派”立场出发，起来反对波尔迪加，但又被迫采取托洛茨基的政策立场。葛兰西反对托洛茨基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革命前途暗淡的观点，而且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也被意共中央（葛兰西和他的支持者在其中占多数）谴责为：
　　一种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悲观论点和一种忽视工人和农民之间正确关系的革命进程观念……认为，如果西方工人阶级的胜利在短期内还得不到最发达的工业国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帮助，那么在小资产阶级居优势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便必遭失败、并必然蜕化。[56]
　　1929年，第三国际再次改变路线，它宣称：资本主义新的崩溃在西方已迫在眉睫，而社会民主党人竭力支撑旧秩序，因此应视为主要敌人。葛兰西反对这种“以阶级对抗阶级”的论调，但他仍然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构思出《狱中札记》的表述内容。在这本书中，葛兰西对不断革命论的各个方面未表丝毫的同情。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关于俄国革命演变的思想，被他描述为“呆板的和抽象的”。[57] 葛兰西认为，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的思想而坚持革命的、民主的专政，是在实践中发展领导权概念的典范。[58] 他确实也勉强承认，事实证明托洛茨基在1917年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有关国际方面的思想才是他所首要关注、并予以批判的。葛兰西还承认，托洛茨基在1924年通过区分东西方战线从而对当时的策略作出了大致的修正，但那也只是“毫无实际指导意义的冠冕堂皇的文章”[59] 。大体上说，葛兰西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个“在正面进攻只能导致失败的时期却执意主张正面进攻的政治理论家”。在《狱中札记》中，他把颇为褊狭的托洛茨基同要灵活得多的列宁区别开来，认为前者只是力图把因种种特殊原因而在俄国获胜的方法机械地应用于其他国家。不断革命论是“运动战理论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在一个国民生活体制尚处于稚嫩和松散状态、还不足以造就‘战壕’或‘堡垒’的国家，其整个的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反映。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布朗斯汀（托洛茨基）貌似‘西方派’，而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是表面上的民族派、表面上的西方派或欧洲派；相反，伊里奇（列宁）则是彻底的民族派、彻底的欧洲派”[60] 。葛兰西极力反对被他视为托洛茨基式的那种机械国际主义。他写道：
　　诚然，发展的路线是走向国际主义，但出发点是“民族的”……那些民族性质的大事变正是在领导权概念中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很清楚，某些倾向是如何回避这样的概念，或如何只是对它们一掠而过的。
　　 在论及第二国际的经验和托洛茨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观点时，他继续写道：
　　非民族性的概念（即不能涉及任何个别国家的概念）是错误的，也可以说是荒谬的。其所以荒谬，是因为这些观念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都会使人陷入被动和无所作为：1. 在第一阶段，没有人相信他们应该发动运动，就是说，人们相信，如果一动手干，就会陷入孤立境地；他们等待每一个人都一齐动手，可是没有人会同时动起手来或组织起运动来；2. 第二个阶段也许更糟，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一种不合乎时代潮流的、反自然的“拿破仑主义”的形式（既然并非所有的历史阶段都能以同一形式再现）。这种现代形态的旧式机械论在理论上的弱点靠不断革命的一般理论来掩饰，而不断革命论只不过是表现为教条的一般性预言而已，实际上不能兑现而自我幻灭。[61]
　　因此，在关于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争论中，葛兰西最终支持斯大林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毕竟有一个方面，葛兰西确实是同托洛茨基一致的，那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最明显不过的是，葛兰西把法西斯主义分析为小资产阶级对自己失去政治影响而作出反应的一种运动。他写道：“法西斯主义独特的方面是，它成功地组成起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这有史以来还是头一遭。”[62]
　　葛兰西看出，一场最初促使传统资产阶级国家崩溃的革命运动，后来逐渐变成反动的了。法西斯主义把一切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都集中在国家手里，从而剥夺了市民社会的自主权。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能抑制私有财产，因而也不能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因此，法西斯主义只能是一种短暂现象，从长远来看，资产阶级会再度夺回政权。
　　除了俄国革命者，葛兰西是近50年来最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十多年内，他的贡献曾遍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全部领域。他在言论上同潘涅库克和戈尔特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相同，而在行动上积极参与第三国际的活动。他对领导权体系以及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机关联的知识分子的论述，是直接基于马克思的著作——只在很小程度上才根据列宁的著作阐发。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葛兰西的基本著作《狱中札记》已有精选的版本。辅助读物有两卷本的《政治著作选》，它涵盖了葛兰西直到入狱前所写的作品，其次有《狱中信札》。
　　评论
　　 最优秀、也最全面的传记是费奥里（Fiori）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位革命家的一生》。约尔（Joll）的《现代大师录》是一本出色的短篇介绍著作，同样精彩的是博各斯（Boggs）从更为哲理的角度写的著作《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长篇论著有卡梅特（Cammett）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戴维森（Davidson）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平》。有关葛兰西在都灵的革命活动，参阅克拉克（Clark）的详尽的历史著作《安东尼奥·葛兰西与失败的革命》，相关的还有带有较强派系色彩的论著——威廉斯（Williams）的《无产阶级的秩序》和斯普利亚诺（Spriano）的《占据工厂》。专门评述《狱中札记》的，见霍尔（Hoare）和N. 史密斯（Nowell Smith）为该书所写的导言，以及安德森（Anderson）所写的精辟论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悖谬”。另外，穆费（Mouffe）的文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价值，费米亚（Femia）的《葛兰西的政治思想》分析严谨、精当。

　　参考文献
　　Texts
　　Antonio Gramsci，Cultural Writings（London，1985）.
　　History，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 the Young Gramsci，ed. . P. Cavalcanti and P. Piccone（St Louis，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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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ed. L. Marks（London，1957）.
　　——New Edinburgh Review，three special Gramsci issues（1974）.
　　——The Open Marxism of Antonio Gramsci，ed. C. Marzani（New York，1957）.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1910—1920（London，1977）.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1921—1926（London，1978）.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London，1971）.

　　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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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R. Bates，‘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36（1975）
　　Carl Boggs，Gramsci’s Marxism（London，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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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yn A. Williams，‘The Concept of Egemonia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1（1960）.
　　——Proletarian Order：Antonio Gramsci，Factory Councils and the Origins of Communism in Italy（London，1975）.


注释

[1] A. Gramsci，‘Workers’ Democracy’，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London，1977）p. 66.

[2] A. Gramsci，‘The Turin factory Councils Movement’，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London，1977）p. 317. 另外参看都灵工厂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见上书，第114页以下。

[3] A. Gramsci，‘The Factory Council’，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pp. 260ff.

[4] A. Gramsci，‘Workers’ Democracy’，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p. 65.

[5] A. Gramsci，‘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p. 34.

[6] 进一步参见A. Davidson，Antonio Gramsci（London，1977），pp. 163ff。

[7] A. Gramsci，‘Towards a Renewal of the Socialist Party’，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pp. 194ff.

[8] A. Gramsci，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ed.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London，1971）p. 152.

[9] A. Gramsci，Note sul Machiavelli（Turin，1949）p. 158，引自J. -M. Piotte，La Pensée Politique de Gramsci（Paris，1970）p. 244。

[10] A. Gramsci，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pp. 198ff.

[11] Ibid. ，p. 199.

[12] 葛兰西致陶里亚蒂的信（1924年1月9日），引自A. Davidson，Antonio Gramsci，p. 208。

[13] A.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 8.

[14] Ibid. ，p. 9.

[15] Ibid. ，p. 9.

[16] Ibid. ，p. 3.

[17] Ibid. ，p. 12.

[18] Ibid. ，p. 20.

[19] Ibid. ，p. 10.

[20] 特别参见J. Karabel，‘Revolutionary Contradictions：Antonio Gramsci and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s’，Politics and Society，vol. 6（1976）pp. 123ff.

[21] A. Gramsci，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p. 15.

[22] Ibid. ，p. 129.

[23] Ibid. ，p. 402.

[24] Ibid. ，p. 426.

[25] Ibid. ，pp. 404ff.

[26] Ibid. ，pp. 385ff. ，396，425ff.

[27] Ibid. ，p. 465.

[28] Ibid. ，pp. 172，175，185，345，360.

[29] Ibid. ，pp. 351ff.

[30] Ibid. ，pp. 367，405.

[31] 进一步参见C. Buci-Glucksmann，Gramsci et L’Etat（Paris，1975）p. 19 and P. Anderson，‘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New Left Review，100（1976—1977）pp. 15ff。

[32] A.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 365.

[33] Ibid. ，p. 168.

[34] Ibid. ，p. 182.

[35] Ibid. ，p. 60.

[36] 参见《狱中札记》中的“科学管理”和“泰罗制”章节，第301页以下。

[37] A. Gramsci，Lettere dal Carcere（Turin，1965）p. 616. 引自A. Davidson，Antonio Gramsci：Toward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London，1977）p. 260。

[38] A. Gramsci，Lettere dal Carcere（Turin，1965）p. 633.

[39] A.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 80.

[40] Ibid. ，p. 184.

[41] Ibid. ，pp. 57ff.

[42] K. Marx，‘On the Jewish Question’，Selected Writings，ed. D. McLellan（Oxford，1977）pp. 46ff.

[43] A.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 12.

[44] Ibid. ，p. 208.

[45] Ibid.

[46] Ibid. ，p. 263.

[47] Ibid. ，p. 160.

[48] A. Gramsci，Lettere dal Carcere，p. 481.

[49] Ibid. ，p. 238.

[50] Ibid. ，p. 233.

[51] Ibid. ，p. 239.

[52] Ibid. ，p. 243.

[53] Ibid. ，pp. 177ff.

[54] Ibid. ，p. 259.

[55] Ibid. ，pp. 268ff.

[56] 引自A. Davidson，Antonio Gramsci，p. 219.

[57] A.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 34.

[58] Ibid. ，p. 165.

[59] Ibid. ，p. 236.

[60] Ibid. and f.

[61] Ibid. ，p. 240f.

[62] 引自J. Joll，Gramsci（London，1977）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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