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四编 中国和第三世界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毛泽东，1938年
第15章 中国革命的形成
引言
自公元前2世纪汉朝（应为公元前3世纪秦朝——译者注）在中华大地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以来，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中国却一直是一个异常稳定的社会。它以荒漠、山脉和海洋为界，围构成一片自给自足、肥沃辽阔的国土；在几乎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养育了一种自成中心的、独立的文明。它的经济以高效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为主，其官方正统的儒家哲学捍卫着一个视变革为堕落的等级社会。然而，在17世纪把统治强加于中国的北方清王朝，到19世纪，当它显得无力抵抗西方侵犯时，这种自满自足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就被打破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5年败于早先还不屑一顾的日本、再到1900年的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这诸多事变都暴露出，在西方的经济、军事压力面前，当时的中国几乎毫无防御力可言。
面对这些入侵，中国内部在思想认识上分成几派：一派认为，自己国家唯一的出路在于完整吸纳西方文化，全盘西化；另一派认为，需要的只是西方的技术，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应该保留；还有一派则反对从西方输入任何东西。其中，现代化派所赢得的不过是，在1912年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译者注）；而西方列强却继续在中国东海岸自行分割赢取暴利的贸易租借地，由此，西方式的民主能复兴中国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没有了皇帝来一统国家，由各军阀把持的军事权力中心各自割据一方。这些军阀的非正规军靠榨取农民而自肥，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均衡，从而永久地废弃了帝国的官僚体系。正是从1915年到1925年“军阀统治”的混乱期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中国中南部的湖南省韶山冲。他的父亲是位贩卖谷子而相对富裕一点的贫农。毛泽东在13岁就离开了学校帮父亲做工；1909年不顾家里人反对到附近一所中学（湘乡东山学校——译者注）注册入学。两年后，他又转到省城长沙继续求学。在中华民国宣布共和时，他在共和派的军队里已服役了6个月；军阀统治上台后，他又重新就学。毛泽东早年的成长和求学历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显然只是一种推测。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思想要比西方思想更为经验和实用，这个事实也许影响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他产生影响的还有佛学和道学中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种学说都倾向于从对立面的角度——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阴”和“阳”的矛盾——去思考。而从更为直接的层面上说，毛泽东无疑受到了读过的像《水浒》那样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些小说都赞颂农民起义及其军事业绩。从1913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到五年后毕业，他已逐渐成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了——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在北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那是1918年，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尽管在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鲜为人知（当时，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很少被翻译成中文），布尔什维克胜利地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却鼓动起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仿效俄国。1919年，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实际发挥作用的力量崛起了。在这场运动中，当人们得知，腐败的政府在西方列强许诺将中国重要省份——山东（先前由德国占据）——归还给中国的情况下，还是同意把它转让给日本，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骚乱。对西方民主理念的整个破灭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一步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CCP）在上海成立，毛泽东是13位到会成员之一。
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在这场看来是民族的、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1920年初，大多数革命民族主义分子都拥护孙逸仙（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它是靠苏联的帮助、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华南地区成功建立起来的。1926年初，在接任孙中山的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发动了驱逐军阀及其西方帝国主义后台的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该对国民党持何种态度？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出，不要信任资产阶级的政党，要与之脱离去建立独立的组织，要依靠国际范围内未受干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的革命潜力。在1920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倡议：“共产国际应该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千万不要与之融合；甚至，还在无产阶级运动处于萌芽状态就必须无条件地保持其独立性”[1] 。然而，这并没有回答国民党的确切性质是什么，托洛茨基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斯大林则认为它是各阶级的混合体。后者的看法占据主导地位。在苏联的压力下，1923年，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加入到国民党内，构成其中的左翼力量。
毛泽东与农民
北伐以前，毛泽东曾在上海负责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对城市生活的陌生，毫不奇怪，他做得并不很成功。在1926年回湖南前，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写道：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2]
农民的中心作用在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得到了阐明。在这篇文章中，他解释并捍卫了湖南农会反对地主的措施。文章的开头过于理想化：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3]
革命的策略
共产党并没有很好地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原因之一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莫斯科坚持要中国共产党同遭受大量农村暴动侵扰的国民党联合。不过，蒋介石已经转向右倾，因为他需要获取大企业势力在利益上的支持，为此，必要的话，他会不惜牺牲同共产党的联合。当共产党人在上海（它拥有最为集中的产业工人队伍）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起义时，蒋介石就转而残酷无情地仇视他们，成百上千名中共党员被杀害，共产党被完全取缔。而斯大林无视这一灾难，仍想同已与蒋介石决裂的“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合作，这就意味着，为了不再失去国民党的支持，必须限制农民革命运动。斯大林关心的是，如何逃避对中国革命的明显失败所承担的责任；同时，面临同托洛茨基一决胜负，他自己也觉着在批判面前脆弱不堪。斯大林把国民党视为进步的革命力量，认为它绝对是反帝的，并且能完成标志着中国真正摆脱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通过经济改造的办法为社会主义做准备。新生、弱小的共产党不能希求自己独自掌握政权，而应当参与到国民党中，由此结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四个阶级的联盟”。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的观点是孟什维主义的——死板地信奉阶段论以及相信独立的资产阶级行动的可能性。与此相反，他确信，在中国，国民党就像1917年以前的俄国资产阶级，是受惠于地产收益和外国资本的，因此，在某种危急状态下，国民党必定会转戈反对工人。这恰恰在1926年就发生了。尽管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以农民为基础，尽管他质疑农村先锋队和农民游击队为基础的运动，也不相信民族主义对中国革命有多重要——这一切都表明他对1926年以后的事态缺乏洞察力，但是，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却被证明是正确的。[7]
但是，托洛茨基的批判并未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所接受。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仍遵循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的那些毫无融贯性的政策：一方面，机会主义地与国民党联合；另一方面，继续举行武装起义，以表明1926—1927年的政策尚未失灵。在所有这些起义都不出所料地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士兵撤退到位于湖南东部边界荒凉的井冈山区。在此，尽管遭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怀疑，但他还是有可能把他自己的某些土地改革的想法付诸实践。
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尚未有关于土改的具体规划，但正如其他一些文件中所表述的那样，他的观点是非常激进的：或者是以不付地租的方式、或者是主动通过农会再予分配，凡占有30亩以上者，均应被没收。在井冈山刚站稳脚后，他马上着手实行这种激进的政策，将所有有产者划为敌人，甚至处死了其中的某些人。中央委员会对此还嫌不够，正如他所说，他们批评他“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8] 。1929年4月，当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从井冈山迁往环境更为适宜的赣南部地区时，毛泽东的政策改变为只没收地主财产，根据家庭的大小再行分配。当共产党壮大起来，并在1930年2月在江西瑞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时，甚至允许富农保有土地。
在这一阶段，社会和经济的改革都服从于发展壮大幸存下来的军事力量。正是红军能够生存、并壮大起来的能力才最终确保了毛泽东的观念在党内的胜利。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城市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党员应是清一色的农民或无产阶级，他们所热衷的是全力以赴的斗争而不是逐渐扩大根据地。但正由于地处偏远一隅，他才免遭了过多的干涉。1929年，在接连几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当时以李立三为鼓动性灵魂的中央委员会命令毛泽东解散其部队，理由是，城市仍然有望成为革命的信号弹，而红军所要做的无非是在农村发动群众以支援城市无产阶级。按照李立三的观点，城市是统治阶级的大脑和心脏，农村则不过是四肢而已，攻击四肢就太不积极了，心脏才是关键。因此，所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或者“依靠红军取得城市的说法都是奇谈怪论”[9] 。不过，毛泽东还是认真地对待党内无产阶级的比例从1926年的2/3下降到1929年仅有3%（按周恩来的说法）这一事实。他坚持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正被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必然导致各革命阶级间纠缠不已的战争，这就意味着不能采纳俄国革命的模式。因此，李立三的政策是诉诸：
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10]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12]
从1935年到1949年这些年间，共产党的势力稳步扩张。它先是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者，然后又在内战中与国民党交战。在延安根据地，共产党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地租被限制为收成的1/3；不没收土地；鼓励开荒以帮助共产党实现真正的粮食自给自足；为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军队和党员干部参加耕作和其他生产活动。共产党零星的根据地被围困的状态意味着，军队被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13]
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就中国革命的前途作出概括。同列宁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尤其为1935年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人民阵线政策所看重——相一致，他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革命的阶段性，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14]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15]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16]
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伴随着共产党地区的扩大及其所带来的党员人数的增加，毛泽东着手加强党的力量，严明党的风纪，这集中体现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整风运动开了这类运动之先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类运动推到极致。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关心的是，党不应该成为外国模式，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简单复制品：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7]
游击战争
从许多方面来看，毛泽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最富于独创性的贡献，是他的游击战术思想和在军事上同强大的敌人长期斗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思想，他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8] 在这10年中，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指导农村地区开展反对控制着城市的国民党政府的游击战争；而后，又面临着在大部分国土被军事上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情况下采取什么策略进行防御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游击队应该这样组织：尽管他们在整体上处于劣势，但通过迅速的集中，他们能以优势兵力发动局部的进攻。如果有可能，他们应该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在敌后活动，扰乱敌人的通信联系等。最重要的是，游击队应该控制住他们可以做间歇性撤退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应据有靠近山区、以沼泽或沙漠等为界的险要地势。在这些地区，部队自身可以种地、开展积极的生产。他们还可以帮助当地居民提高产量；可能的话，还可以组织一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这样既可避免部队成为地方的负担，又可抵制部队由于时断时续的无事可干所产生的无聊——这种闲散曾败坏了所有旧军队的精神风貌。
后来，这些战术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在古巴革命期间——当然，还有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地予以运用。对这些战术作出印象至深阐明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以非凡的预见性勾画了抗日战争的整体发展进程。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告诫人们既要放弃速胜的企图，又要反对必败的论点。日本确实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占优势，但他们从事的是非正义战争，缺少国际支持；而中国则可以依靠远远胜过日本的人力资源，在这种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承认的正义事业中，可以依靠不断增长的进步和团结的民族意识。这些因素意味着，战争将是持久的，并且要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以运动的游击战为主的防御阶段；然后进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日本要花大力气保卫它所占领的区域以便进一步扩张；最后则是中国转入正规部队进攻的阶段。这不仅是抗日战争的模式，也是后来内战的模式。对政治觉悟和道德风尚的重要性不断强调，对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的确信，这些理所当然成为整个中国革命的特征。
在中国，行政强制力和恐怖手段的使用都大大小于任何时期的苏联，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意识的改造方面持乐观态度，这种改造主要是通过道德感化实现的。
毛泽东的哲学
同时，毛泽东还致力于奠定党的哲学基础，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论文。在《实践论》中，他强调指出：“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19] 此外，“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20] 。他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卢卡奇、葛兰西和晚期列宁身上都有所体现。就马克思而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强调是最为根本的一点，而这在考茨基、早期列宁和斯大林身上却是缺乏的。《实践论》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一种未经加工、归纳的自然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否定马克思主义有任何本体论基础或者奠基性的形而上学。这一点恰好同毛泽东自己对书本知识和教条主义的反感相吻合，也契合了他从理论上对自己的政策作出辩护的愿望。延安政权尽管不符合正统的共产主义标准，但它在实践中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其思想的正确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21] 。
在第二篇论文《矛盾论》中，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流行的思想流派分为两种，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把事物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并“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22] 。与这种观点相反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它主张：
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23]
当然，毛泽东更为强调的不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是它的特殊性。教条主义者“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25] ，不同的矛盾要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例如：“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26] 毛泽东尤其主张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7] 这对当时实行的政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抗日战争是主要矛盾，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暂时是次要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方面，毛泽东倾向于尽可能地强调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因素，后来，他充分利用了这些因素。他写道：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28]
深入阅读材料
原著
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体现在《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中，时间截至1957年底。还有几种一卷本的汇编，其中，最好的一种是施拉姆（Schram）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这种汇编的必要补充材料是充分揭露1956年后事件的汇编——《未发表的毛泽东谈话与讲演录，1956—1971年》。
评论
有一篇反响强烈、极具批判性的入门文章，是多伊彻的《毛泽东主义的由来与前景》。对有关背景更好的介绍性著作是费正清（Fairbank）的《美国与中国》（标题有点误导人）。
有关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有两本短小精悍的述评，一本是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的《毛泽东与中国》，另一本是斯马特（Smart）的《毛泽东》。篇幅较长的描述中，最好的要数施拉姆（Schram）的传记《毛泽东传》。威尔逊（Wilson）有一本论述较为全面的出色的选集——《历史视阈中的毛泽东》，可以作为《毛泽东传》的补充。
1945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
最为基本的材料还要算斯诺（Snow）的目击记录——《西行漫记》（又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的国际影响在德茵考斯（d’Encausse）和施拉姆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中作了叙述。一部不错的当代文献汇编是舒尔曼（Schurmann）和谢尔（Schell）的《共和中国》。菲茨杰拉德的《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是一本可信度高的短篇入门书。吉耶尔马兹（Guillermaz）第一卷包含有大量价值高的材料。施瓦茨（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由第一流的美国学者所作出的基础性研究成果。韩素音（Suyin）的《早晨的暴风雨》所作的激动人心的描述，故事情节发展到1935年。这一年的事件恰好在威尔逊的《1935年长征》中获得了最为充分而全面的体现。综合起来看，尤其是军事方面最为可信而详尽的描述要数陈荣捷的著作《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当然，还可参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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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引自A. S. Whiting，Soviet Politics in China 1917—1924（New York and London，1954），p. 50。
[2]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请参见S. Schram，‘Mao Tse-tu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in 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okyo，1975）pp. 225ff。
[3]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2~13页。
[4] 同上书，20页。
[5] 同上书，18页。
[6] 就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见B.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 ，1951）pp. 73ff. 一种相反的观点，见K. Wittfogel，‘The Legend of“Maoism”’，China Quarterly，Vols 1 and 2。
[7] 就托洛茨基对中国的评论，请进一步参见：L. Trotsky，Proble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1966）and B. Knei-Paz，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Oxford，1978）pp. 358ff。
[8]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78页。
[9] 引自B.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 ，1951）p. 139。
[10]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8页。
[11] 同上书，225页。
[12] 同上书，104页。
[13]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 同上书，665页。
[15] 同上书，667页。
[16] 同上书，671~672页。
[17] 同上书，534页。
[18] 特别是《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都可追溯到1938年。
[19]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2页。
[20] 同上书，283页。
[21] 同上书，284页。
[22] 同上书，300~301页。
[23] 同上书，301页。
[24] 同上书，305页。
[25] 同上书，311页。
[26] 同上书，311页。
[27] 同上书，320页。
[28] 同上书，325~326页。
[29] 同上书，328~329页。
[30] 同上书，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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