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16章 掌握政权的毛主义



经济发展的道路


　　1．“遗产”的继承与最初措施的执行
　　在推翻国民党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承继了处于崩溃中的经济“遗产”，惊人的通货膨胀引起币值严重暴跌，对外交往也完全中断（因为国民党的军队仍然封锁着中国东部海岸）。据统计，当时的工业生产低于战前水平，城市里存在着实实在在的饥荒威胁。当然，应付这些灾难，中国共产党有着如下的优势：可以依靠广大民众的善良意愿，他们正在经历着期盼了40余年的第一个统一的政府；有一个在多年内战中获得了管理经验、组织完善和联系紧密的党的干部系统——这一点同苏联不同，苏联的内战发生在革命胜利之后而非革命胜利之前；中国拥有各种广泛而强大的国际联盟（这也跟苏联不一样），因此在世界舞台上不像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那样孤立。新政权迅速采取了许多财政措施：统一并适当分配税收、主要通过规定基本商品的价格控制通货膨胀、实现收支平衡。与此同时，由于恰当地处理了工农业问题，因而基本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国民党联系密切的大资本企业收归国有，那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控制的较小工商业则被保留、甚至被鼓励，这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最初几个月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党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1950年6月的土地法。它使得在后来两三年中实行的政策比内战期间在共产党占领区内实行的政策要温和得多。新法保证每个年满16岁的人都有一小块私有土地，一个五口之家大约可有一公顷土地。土地改革是在党的干部的指导下，由党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只限于贫下中农参加的农会的协助下，组织进行的。用于再分配的土地（总计大约占当时耕地面积的一半），是从宗教团体和地主手中没收来的。这种改革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平均主义的，因为富农的土地是被保护的；但又不同于俄国新经济政策式的非平均主义：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不允许富农增加其财产。不过，这次改革基本上符合列宁和斯大林必先机械化、而后集体化的观点。毛泽东赞同这个纲领，但这个纲领的主要支持者是刘少奇，他断言：“只有当广泛使用机械化耕作，组织合作农场和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条件成熟时，对富农经济的需要才能停止，达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1] 这次经济改革得到了婚姻法的支持，婚姻法的制定意在保证自由选择是每一对婚姻的基本原则。家庭对个人的封建统治，特别是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应该废止。
　　2．第一个五年计划
　　恢复期的结束标志着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中国经济在这些年中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速度比1949年的设想要快得多。这部分归因于，在那些年中，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在农业中，计划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另一个原因则是朝鲜战争，它不仅给中国经济施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加速压缩了与政权潜在敌对的阶级的经济实力。在工业中，先是限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润所得，然后又没收了原本是为鼓励他们投资国家公债而给予的补偿费。大多数被剥夺者只不过仍保留着工商企业中的经理职务。实际上，到1956年底，工业的国有化已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中执行得非常成功，许多主要部门的产量在五年内翻了一番。苏联的援助也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有成千上万的苏联技术人员帮助安装机器设备、开办厂房，并为在俄国学习技术的中国技术人员提供一切培养上的便利。
　　在农业方面，为了抑制两极分化，别出心裁地开展了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毛泽东指出：“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2] 富农们忙于巩固其地位，并充分拓展其优势。1952年间，为了相互帮助耕种土地，互助组成立起来了，后来又引进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在合作社中，根据个人或家庭最初投入的土地和资本的数目以及实际提供的劳动来分配收入。在更大规模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中，土地、劳动和资本都归公共所有，收入根据完成的工作分配。到1956年底，所有农民实际上都已加入合作社，并且绝大多数加入的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比1953年制定的目标提前了10年。这种急躁冒进在执行中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粗制滥造”，并招致农民的某种反对。但这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规模相比，则不值一提了。这种急躁冒进之所以必然发生，基于两条理由：其一，是为促进工业而提高农业生产的需要。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革命潜力的坚信和人胜机器的观念取向，使他终于一反刘少奇一直坚持的机械化必须先于集体化这种传统观点，而认为农业生产必须先于工业生产或者至少与工业生产同步提高；其二，是维持显著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一切可能达到的改进显然都已达到，因此，需要迈出激进的新步伐。一定的农村合作社的基础已经显现在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公有化上，也体现在复杂的、广泛推广的大规模灌溉系统上——这些灌溉系统原本存在了许多世纪。上述两个因素使中国农业比任何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都更为高效。这样，比起其同类——曾经被马克思生动地描述过的西欧个体农民，中国农民得具备更多的社会化心理。[3] 加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就存在苏联经验，供中国公开参考：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4]
　　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8%左右和农业生产每年增长20%的发展速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功。中国正在朝着一种完全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迈进。
　　3．“大跃进”
　　但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长率明显慢了下来。毛泽东信守着他那套经济不是渐进地、而是波浪式地发展的观点，发动了狂热的经济冒进运动，以此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所谓的“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虽然毛泽东在一段时期一直坚持认为，应该投资轻工业和农业，以便为重工业产品提供市场，但在1958年初他还是发动了“大跃进”。“跃进”首先是指，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和农业的推进，其次指工业化部门对由此提出的需求的适应。这要靠全面动员本地剩余劳动力和发展地方能源及原材料来实现。后一方面政策的最惊人之举是，计划用遍布全国的成千上万个土法造炉来炼钢。毛泽东在一次巡视回来后写道：
　　在这次旅行中，我亲眼看到了群众的巨大力量，在这种基础上无论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都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先完成钢铁任务。在这些部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然而，整个说来，国家还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贯彻……仍有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领域中进行一场范围广泛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称为“不合常规的”，并且把它贬损为“乡村工作习气”“游击习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5]
　　这暗示了要从根本上分散经济计划，从而放弃苏联的投资模式。[6]
　　与工业计划并行的是推广公社制度直接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社运动旨在实现农业增长，以维持工业发展和日益增加的出口需要。像布哈林那样，毛泽东确认工业应为农业服务，推进公社是为了促进农民积累，而不是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大林那样，为了重工业的利润而榨取农业剩余物。公社把几个大合作社结合成大约十万人的单位——不过，公社的规模大小极其不同。1958年间，26000个公社取代了74000个高级社。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公社的总体需要——推进轻工业和大规模的农业改造，譬如，灌溉——来调拨劳动力。公社所提供的餐饮、洗理和幼托等公用事业解放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并把农民的私有财产减少到最低限度。分配制度把按需和按劳结合起来。此外，公社成为地方政府的基层单位。
　　据官方资料统计，1958年间煤、钢铁和粮食的产量都增加了一倍多。事实上，“大跃进”时期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在其后的十年间都未达到过，官方的统计数据不久后就被推翻，被明显调低了；在最初的狂热症“发作”中，无论目标还是结果都不切实际地带着许多幻想色彩。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发生了罕见的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的援助和技术专家一夜之间就撤回去了。尤为要紧的是，力图保持发展进度的艰难尝试到底难以为继，不得不半途而废。向集体财产制的仓促过渡引起了不满，缺乏通盘规划预示着会出现许多“瓶颈”和短缺环节。1960年到1962年间，尽管因官方的统计数字不再公开，衰退的程度难以确定，但中国的经济确实跌入到一个低谷。特别应指出的是，公社大多成了行政部门，管理着非农事业——公共设施、煤矿、化肥生产，而原来的合作社或“生产队”则越来越成为所有权和核算的基本单位，其中允许自留地，报酬与劳动付出挂钩，薪金不用实物、而用现金支付。
　　1962年以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为了抗击再次出现不平等，又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对私有部门、激励机制和作为衡量经济活力指标的利润的重视，所有这一切都同刘少奇及“走资派”挂起钩来。不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提法也仍旧遵循着。1969年后，在某种程度上重申了对工业的集中计划和要求钢铁、石油、汽车制造、核工业等部门稳步发展。不过，中国的中心问题是粮食问题，人口的增加使人均产量只略高于战前水平，平均消费和生活水准勉强有所增长。

阶级和矛盾


　　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7]
　　然而，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毛泽东就说过，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从1949年就已开始了。不过，这是否意味着阶级已被消灭了呢？回答是：阶级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依然存在[8] ，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却可以是和平的过渡，因为资产阶级为一方，农民和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或者说，至少可以是）非对抗性的。资产阶级确实经常被积极地认为是欢迎社会主义的。1937年《矛盾论》一文就坚持认为，因为矛盾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也将存在。但这种观点只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才得到认真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一定胜利，并且正处在进一步的建设过程中，但是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依然存在。敌人包括所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力量和集团，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多种多样的：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9]
　　这些矛盾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10]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1] 。
　　在很大程度上，同反革命的人民敌人的对抗性矛盾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最初暴力冲突中就已经解决了。[12] 而在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则采取一种持久的方式予以解决。“大跃进”期间，革命运动阶段论让位于“不断”或“间断”革命论。后一种革命论被用来论证采用适合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制度的正确性。毛泽东说：“在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之后，我们必须立刻提出新任务。这样我们就能使干部群众保持革命热情、消除他们的自满情绪，使他们即使想对自己满足也顾不上。”[13] 后来他又说：“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而‘比较’则是对立的统一……不平衡是宇宙的客观规律，事物总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又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循环不已……而每次循环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不平衡永远是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14] 即使共产主义也毫无例外地如此“革命”。毛泽东这种一般性的看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得很明确了。在此，他是这样概括他的哲学观点的：
　　恩格斯讲有三个规律，但在我看来，我不相信其中的两个规律……没有像否定之否定这样的事情。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中，事件链条上的每一环节都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社会主义也将被消灭，如果它不被消灭，也就不会有共产主义。
　　人类最终也将走向灭亡，神学谈论世界末日是悲观主义的，是为了吓唬人民。我们说人类的终结说的是将会产生出比人类更为先进的事物。[15]
　　这种“不断革命”论听起来同托洛茨基的观点相似，但实际上是迥异的。同托洛茨基比起来，毛泽东不得不——也必然地——在革命运动中赋予农民重要得多的角色，而托洛茨基对农民的革命潜力的看法比列宁还要悲观。因此，毛泽东拒绝采取斯大林实行的损害农民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办法，而斯大林的这种做法与前面所述的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按照托洛茨基批评苏联做法的一贯原则，他肯定会否认，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能发动一场革命——且不说没有充当领导角色的无产阶级。由于1927年以城市为据点的共产党人惨遭失败，加之日本侵略者打断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这使得共产党丧失了可观的工人阶级基础。1949年，尽管毛泽东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但伴随50年代中期中国脱离苏联发展模式，毛泽东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性更是显露无遗。当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理论参照点仍被保留下来，但更为关注的焦点却是党和农民。如同施瓦茨（Schwartz）所写的那样：“‘无产阶级’这一术语已经要求有新的内涵了。它已逐渐指涉一系列可为党和群众树立起真正集体主义行为规范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从很大程度说，它已同具体的阶级所指意义相分离。”[16] 的确，毛泽东经常笼统地谈到“群众”，但他指的是较低阶层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集合体。“缺席”的无产阶级不能担负起对抗这些群体的领导权，因而党不得不扮演起“代理人”的角色。

党和群众


　　1．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自诞生起，中国共产党就接受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学说。允许自由的讨论，但决议一经作出，所有的人都要遵照执行。要与所有的人协商，但在党内，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所实行的这种民主集中制意味着，相对于民主倾向，党更侧重于集中。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谈到某些同志：“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17] 不过，这种观点（自始至终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被他的群众路线的信条所调和。在一篇经典性的文章中，他对群众路线原则作了如下的发挥：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8]
　　然而，正是中国的落后状态（这意味着首创之举必然出自党）被毛泽东当成了一种优势。他坚信人性的可塑性，并认为中国人民比其他绝大多数民族都更具可塑性：
　　中国六万万人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穷、二是白。看起来这是件坏事，但实际上却是件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污点，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9]
　　要使干部拥有赖以开展工作的领导权，密切联系群众是必备的素质。这就好比一个工厂，没有原材料就不能运转。
　　没有民主，你们就不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事件，就不清楚总的形势，就不能收集到来自各方面的充分的意见，也不可能有上下级的任何沟通，上级领导机关就会依一种片面的不正确的材料作出决定。这样就很难不成为主观主义者，就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理解和行动，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集中。[20]
　　不过，要是群众的主动的行动被认为没有贯彻毛泽东思想——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情况，这种主动性是不会得到认可的。
　　2．党的组织
　　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一个事实是，居于高位的党的上层握有决策大权，相比之下，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与党组织相对的国家机关则没有多少实权。而在党内，重大的决定要由政治局常委会作出。政治局由全体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而中央委员会只是偶尔开开会，例如从1962年9月到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连一次会议也未召开过。有时召集起来也是为了追溯性地批准政治局已经作出、并执行了很长时间的重要决定。党的代表大会也是如此，1945年至1969年间只开过一次会。党的最高层的所有商议活动都笼罩在密不透风的神秘面纱之下，这就使得任何民主参与形式难以兑现。领导个人间的不同见解也完全不公开，比苏共高层内的“不同声音”更不为人所知。邓小平不可思议的宦海沉浮经历就是明证。农民在生产队中倒是有一些真正的自由，但作为大集体的公社的经济决策则要由党委作出。在工厂，来自下层的参与虽然被鼓励过，但也是微乎甚微，权力依然握在党的手中。工会的权力就被限定在扶助提高生产水平上，它们的任何自治形式都遭到否决。这种地位同列宁1921年关于建立捍卫工人利益的组织的必要性——如有必要，还可以反对自己的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另外，也不存在任何伸张妇女权利的组织。
　　这样看来，中国共产党尚未完全摆脱20世纪30年代影响了所有共产主义政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阴影。由于党割断了同它被认为代表了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使得它与其说处于一个代表的位置，不如说是处在指挥的地位上，而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党的等级秩序内的地位也助长了这种官僚式的集权主义。党员并不享有原初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所盛行的党内民主传统。然而，正如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相伴而来的严重分裂所表明的那样，党并非坚如磐石。毛泽东本人绝不简单地是一个独断者，因为党内的许多同事都当之无愧享有一定革命威望。因此，他有时还不得不采取手腕，利用一个人来反对另一个人，甚至发动党外运动来推行其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支配地位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比方说，1955年，他可以公然反对中央委员会集体的决议，一意推进集体化进程。但关涉到他个人的“大跃进”的失败招致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的背景则是许多中国领导人对他同苏联日益扩大的分歧深感不安。为回应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政治挂帅不等于可以代替经济规律，更不等于可以代替经济工作中具体的措施”[21] ，毛泽东指出：
　　由于去掉了计划，我是说，他们（计委）省却了全面的计划，简直不对需要多少煤、铁、运输作任何统计。煤和铁自己不会走路，它们需要工具运输，这一点我先前未看到，我和总理没有参与这件事，可以说我们对此并不知道。我本不应辩解，但我想辩解，因为我不是计委的头头。去年8月以前，我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革命上。在经济建设到来的时候，我还完全是个门外汉，对于工业计划我什么也不懂……但是同志们，在1958和1959年中，主要责任应由我负，你们应该责备我。[22]
　　在1959年8月庐山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虽然毛泽东加重了对彭德怀的观点的谴责（与此同时，他也明显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他自身的地位也大为削弱。1958年12月，他已辞去了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党的事务的插手也大为减少，转而开始把受彭德怀的继任者林彪所控制的人民解放军视为可以利用来施展自己影响的权力基础。据说，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几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威胁说：“我将领导农民推翻政府。如果你们解放军不跟着我，我就组织一个红军，但我想解放军会跟随我的。”[23]
　　然而，由于毛泽东的思想已被确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中唯一正统（合法）的解释，这种优越地位赋予他巨大的权力（比方说，围绕着刘少奇和林彪的“倒台”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就证实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理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民日报》就宣布：
　　对于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接受还是拒绝，支持还是反对，爱还是恨，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试金石。[24]
　　毛泽东自称他只是为了抵制党内的官僚主义才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25] 契合于儒家传统的是，人民在本性上被认为是善的，但他们又要求有开明的领袖把他们的福祉担负起来。照艾萨克·多伊彻的说法，“民族的历史、习俗和传统（包括儒教和道教的深刻的哲学影响），在毛泽东的政府的宗法性中、在其对群众展开工作和宣传的僧侣式作风中，以及在围绕领袖四周的神秘气氛中都得到反映”[26] 。
　　在中国，党对群众的态度的这些特点可以从以下两场运动——“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中看得更清楚，这些运动似乎（曾一度）否弃了党的家长式作风。
　　3．“百花齐放”运动
　　1956年5月，毛泽东对中国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现象表示支持，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实际上，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业已实现。国家未来的发展越来越有必要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合作。毛泽东说：“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27] 这次运动还希望起到减少极端官僚主义的作用。
　　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苏共二十大指责斯大林仅仅几个月后举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建设性批评潮流。如批评某些集体化运动一直开展得过急，诉诸了不必要的武力；本该对群众的意愿给予更多的关注；官僚主义的滋长还得靠工人的参与予以抵制——工人进行管理的试验在北京电车公司已经开始，甚至对南斯拉夫的做法有了赞许的表示。在此期间，舆论鼓励同其他党派展开更多的合作。从形式上说，迷信领袖受到了正式的谴责。对这些批评意见，党的领导层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其中包括刘少奇——持反对态度，而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却表示支持。这个讲话承认政府和群众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并且鼓励批评：“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28]
　　不过，由此引发的批评浪潮，特别是来自少数派党派领袖、大学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批评，对党的领导权敲响了警钟：出现了广泛的不稳定因素，甚至是对党的直接反对。结果是，为改革而进行的这场运动演变成了一场反右派的战役。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1957年6月公开发表时，行文已作了重大的修改，尤其是对区别“毒草”与“香花”的标准作了详细说明。这些标准是：
　　言论和行为（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29]
　　对制定这些标准的主旨的表述并不包含任何悖谬，正如一方面“在群众中鼓励对问题的自由讨论”，但紧接着“百花齐放”运动宣告结束。
　　4．“文化大革命”
　　这样一个过程，即先是试图通过群众参与来动摇官僚主义，然后又将群众运动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重演，而且是以一种更淋漓尽致的方式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是由1965年夏天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争论引起的。这出戏把一个16世纪批评皇帝的清官当做英雄。毛主义者认为这暗指彭德怀以及他对“大跃进”的批评。1966年6月撤销北京市长彭真（吴晗的上级）的领导职务成为这场运动的高潮。这表明，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仍然希望加强自己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他对通过某些党内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已经不信任了。“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于1966年8月，当时在大学校园中开展了一场群众运动，意在铲除被视为是右派分子的人，重申毛泽东的思想的重要性，同时抑制社会中的特殊化现象，并从根本上削减考试在社会中的作用。党组织派去指导这些运动的工作组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一方面来自教职员工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来自学生的诘难。在接连发生了更多骚乱的情况下，工作组被迫撤回。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来还因这次失误受到责备。
　　在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渐为人知的是，面对刘、邓的反对，毛泽东和林彪仍然坚持要恢复1958—1959年的政策。毛主义者一派获胜，作出了一个助长在党的正常渠道之外动员群众的决议。其斗争的目标是攻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0] ，其手段就是发动众所周知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在党的上层斗争环境中发动的，但它渐渐地获得了自身的内在动力。红卫兵由一些学生组成，他们缺少老一辈共产主义者的苦难经历，因此很容易对当前政策进行批判，况且他们离开学校也不会立即给经济带来破坏。他们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示威，还成群结队，长途跋涉，支援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秋收。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张扬群众的重要性，强调必须使群众自己感到有批判的自由、有反对一切保守势力的自由和造反的权利。所作所为的唯一准则是“忠于党和毛泽东思想”。
　　批判的首要靶子是刘少奇，他被指责为顽固派、反对苏联不坚决、过于强调“专”、总是鼓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描画成“文化大革命”要反对的一切东西及毛泽东思想的极端对立面的化身。
　　有些“红卫兵运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但要是没有党帮助安排免费交通、供给食宿等，绝大多数就不可能奏效。然而，当红卫兵攻击党员干部的办公场所，并力图让工人应召也参加到运动中来时，这场运动就开始失控了。红卫兵自身内部在策略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分歧。
　　毛泽东承担起了事态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责任，他对党的干部说：“对这种破坏性后果，我要负责”，但同时向他们保证，任何人都无意于打倒他们。然而，1967年1月，他又提出“夺权”的口号。尽管引证马列的话多少有些误导人——因为毛主义者心里想的并不是用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但这个口号确实暗含着建立新政权以代替旧政权的意思。关键性的转折出现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这里，1966年12月关于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人中去的决议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在年底爆发了一股罢工和煽动涨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的浪潮。以巴黎公社为榜样的说法在过去就存在，次年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不过，当公社的领导串联到北京时，他们发现，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已缓和下来：
　　许多地方建立人民公社，并不适用于中央，中央发出一个文件说，除上海之外，任何地方都不许建立人民公社。主席的看法是，上海应该把人民公社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市委会，或者市人民委员会。公社在镇压反革命时太软弱了。[31]
　　下面是毛泽东作出同一评论时所说的另一段话：
　　如果全部（这些组织）都变成了公社，我们要党做什么？我们还把党放在哪里？在公社之下建立的委员会中，有些成员是党员，另一些人不是，我们要党做什么？我们把党的委员会放在什么地方？ ……必须有一个核心，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完全可以叫共产党，完全可能叫社会民主党，可以叫社会民主工党，国民党，一贯道，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一个党。在一个公社中必须有一个党，公社难道可以代替党吗？[32]
　　毛主义者反对党组织的斗争的结果是从省一级以下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与“好”干部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将高涨的群众情感导入政治目标中，同时，遏制工人的纯粹经济主义的要求。毛泽东是这样描述“革（命）委（员）会”的：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是，它具有三重性，是由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组成，形成了革命的三合一。革命委员会应实行一元化领导，削减多余的和重叠的行政机构，根据“精兵简政”的政策，组成一个与群众保持联系的革命化领导小组。[33]
　　从1967年到1968年间，“革委会”的组建都受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严密监控。它们是在不同的左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这样的冲突通常引发群斗，因而只有靠军队介入才可得到控制。其结果是，军人和信得过的干部获得了凌驾于群众组织之上的优势。虽然群众组织大大有助于恢复党的行政管理的活力，但省革委的主任仍一律由军人或党的老干部担任。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政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有时与红色造反派结成联盟，有时又反对他们。旧的官僚体系动摇了，而许多造反派组织又相互敌对而处于过渡状态，这就留下了权力真空，只待组织颇为紧密而又步调一致的解放军来填补。解放军几乎总扮演着缓解学生和群众运动的调解器的角色，这些运动同解放军的纪律性和秩序感是格格不入的。比方说，在武汉，军队就积极主动地镇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该组织还获得了威震全国的“中央文革委员会”的支持。这种混乱局面原本只有靠周恩来的亲自干预才可平息。然而，总的说来，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享有毛泽东的信任。早在1960年，林彪就把军队作为思想纯正的样板树起来了。在1967年12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中央委员会决定，“所有过去关于军队不介入的指示”都宣告无效，“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尚不能控制局势的时候，就要求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管”[34] 。在后来的两年中，军人在省级党委中所占比例增至50%上，这一占有比例有着重大的意义。最后，在1968年夏天，红卫兵被解散，很多学生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
　　1969年党的九大重新确立了党的控制权。大会代表由上面指定而不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增加到279个委员，其中只有53人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军人的比例占40%，红卫兵只有极少数几个。新党章规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期限增至5年，这样就使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政治局手中。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在1971年迅速倒台，以及1976年打倒“四人帮”的运动，标志着有原来的许多领导人复出——如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贬黜的邓小平。

历史唯物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凸显出来，那就是：中国人对人性和道德因素的重视。同马克思一般地突出经济的决定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不同，毛主义恢复了上层建筑的地位，这与20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形态相似，如葛兰西、斯大林主义等。中国历来就非常重视道德和政治态度，人们正是用这种观点而不是用任何其他观点来界定一个社会，并赋予其独特性。契合这一传统的是，应该把1966年到1969年的事件表述为“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对意识形态极为重视，不言而喻，这是一场上层建筑的斗争。向刘少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派”）发起攻击，与其说涉及特定的生产方式，不如说涉及的是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批评中，毛泽东这样写道：
　　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苏联只讲生产关系，不讲上层建筑，不讲政治，不讲人民的作用，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35]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曾接受过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适当的基础。毛泽东却认为，靠加紧灌输社会主义意向就能产生思想范围内的革命，并进一步认为，这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换句话说，上层建筑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它本身还可以成为经济基础发展的条件。这种人与革命进程的主观方面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政治挂帅”这个毛主义的口号中。出于有必要唤醒过去数世纪囿于被动状态中的广大农民群众，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从而采取一致行动，这一紧迫感又强化了上述思想倾向。
　　回顾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历，那时的他就遭遇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分散的农民构成了士兵的绝大多数，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教育，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红军。这就为其思想中关于阶级是一个主观概念的观点提供了某种依据。“阶级”概念更多地涉及一个人的立场、态度，而不是其社会出身。虽然党不断使用“无产阶级”这个术语，但却没有相应的阶级背景作支撑，这一事实恰好使上述观点得到了加强。党作为尚未“到场”的无产阶级的替身，必然意味着对意识形态要作出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特别强调。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常常以道德说教的口吻表达出来。儒家学说总是在一种一统的、不容异说的思想体系中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在毛主义者的文件中，道德标准同更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掺和在一起，这一特征如此醒目，正如施拉姆说过的那样：
　　细想一下毛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今天仍被沿用的所谓“黑五类”的定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在这些范畴中，其中有两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两个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有一个是道德意义上的。毛在把它们归并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觉察有任何矛盾或问题。难道他或许并不认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好人的事业？毛实际上与刘少奇共同使用了正是中国的、而且确切地就是孔子的概念，即认为把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世界与他的外部行为和他的政治活动领域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不都表明了这一点吗？[36]
　　的确，主观方面有时被置于首要地位。在写于1938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说：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37]
　　因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被说成发生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互相斗争的个人意识里。对自我牺牲精神无休止的赞颂、对物质刺激歇斯底里的抵制，以及普遍的禁欲主义和清教徒主义也因此盛行于中国社会。

中苏论战


　　中苏关系总是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紧张。四十年武装斗争和农民群众的发动是中国革命政权建立的序幕，这同俄国革命前的经历大不相同。苏联曾作为唯一获得成功的共产党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效仿的模式。但同时，20年代末30年代初来自莫斯科反复无常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指示开始激起中国人——特别是作为其首要受害者之一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毛泽东是在反对有共产国际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下于1935年掌权的。此外，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这恰好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比其他共产党更多的独立自主性。
　　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给予中国的正式支持，与此同时，还给予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援助。在经济发展的轻重缓急及经营管理方法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当紧地追随了苏联这一先例。而苏联人在许多大型项目上给予了技术援助，还提供过长期贷款。这对一些实际上是白手起家的部门，如石油、电子等，以及对在苏联培训中国技术人才计划来说，是极其有利的。
　　由于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赞同和平共处，它对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无论毛泽东对斯大林怀有多么矛盾的心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明显地触犯到他自身的地位。最初，中国的反应是温和的，斯大林被说成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犯过几次严重错误而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到底出在哪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38] 。就个人崇拜，中国的结论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领袖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人民及其政党需要能够代表人民利益和意愿的杰出人物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领导他们，否认个人、先锋和领袖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39]
　　中国赞成莫斯科同铁托和好以及1956年苏联人在匈牙利的行动，甚至在1957年还从俄国接受了原子弹的样品。
　　但是，由于以1959年9月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为标志的苏联缓和政策的发展，中苏分裂已是不可避免了。中国人对缓和的论调极其敏感，他们的革命斗争历程比苏联具有更多的国际斗争意义。总的说来，苏联的缓和政策意味着，当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其影响时，苏联恰好会减轻对美国的压力。从更为特定的意义上说，则意味着苏联人将严格限制其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原本打算给予中国人的援助。苏联人在1959年中印边界的争端中奉行的是一种中立政策，结果使得中国人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不断遭到冒犯，而且这一切似乎注定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讲求缓和，强调和平共处，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将减弱，因为国家往往是根据其经济财富来受评判的。如果苏联共产党按照经济实力来确定领导地位的意图实现了，中国则仍是一个非常下等的合作伙伴。毫无疑问，中国人也害怕苏联政策会导致苏联阵营中自由化的蔓延，中国自己在遭受“百花齐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相当大的失败之后，几乎再也经受不了这种自由化的折腾了。
　　不过，中苏分裂的更重要的根源在于对实现社会主义所持的不同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已使中国人意识到苏联援助代价过高；而且，援助也过于集中在巨型的重工业上，而这对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来说并非关键。不仅仅因为苏联人在援助时，攥紧了拳头（毛泽东曾谈到，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的谈判就像从轧石中取血一样），从而使得中国人感到，他们正被搁置在一种经济上的劣势地位上，而且并不能从中获取什么真正的好处。毛泽东说：“苏联的产品是笨重的、粗糙的、高价的，而且他们总是留着后手。”[40] 从1955年向着靠完全集体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方向迈进时起，中国就开始脱离了苏联模式（在1949年，这可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模式）了。与苏联相反，中国对农民和农村的重视程度相当于、有时更甚于重工业。继续采用苏联模式就会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制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毕竟是革命的创造者，不能把他们贬损为仅仅用于投资重工业发展的剩余积累的来源。所以，为了避免布哈林主义者所主张的通过农民小块土地的积累进行自然淘汰，有必要为推动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作出巨大努力。因此，中国才有了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而对中国的公社实验冷嘲热讽——如赫鲁晓夫所做的那样——是无益于中苏关系的健康发展的。
　　中苏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出现的分歧不断增长，这使得中国人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角度来阐发自身对苏联的持续批判。把苏联当做资本主义的观点（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同毛泽东（而不是同刘少奇）有着特殊的关联（“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之一就是，铲除那些想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人）。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刻画常常只不过是一种责骂，但中国人想要表达的似乎是以下的意思：首先，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已允许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存在。这个阶层由党的官员、公务员、知识分子等组成，这个阶层甚至被集合表述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由于恢复了作为衡量赢利率尺度的市场、物质刺激和悬殊的工资差别而得以可能。他们还在农村相应地鼓励自留地的存在。那些人还教条主义地断言阶级对立就要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完全相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了，剩下来的只有“全民国家”和“全民党”。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国人立马就开始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如同称之为“资本主义”。随后，这一看法因1969年中苏边界之争而进一步加剧。
　　其实，在中国针对苏联的文献中，很难找到支持这些看法的真正站得住脚的分析，因为这些文献明显会招致异议。首先，讨论的大多数现象根源于20世纪30年代，因而并不能归咎于斯大林以后的一种退化。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定一个社会阶级的标准是它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不是对分配的关系。特权和悬殊的工资差别的存在似乎并不能使苏联出现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说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这是一回事；而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各种不同的人对剩余产品的分配实行不同的控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对苏联作“帝国主义”的描画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术语中，这个词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统治，这种统治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苏联“帝国主义”则更直接地是政治和军事的，而绝不属于西方世界那样的经济统治。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像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从社会主义倒回到资本主义的所谓“和平过渡”的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中苏分裂的后果之一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这种观点（对其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倾向于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观点、而不用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确，中国通常采取一种适应于旧苏联的外交政策。但从70年代初看来，中国政府的对内政策越是激进，其对外政策的社会主义因素就越少。遵循林彪的经典表述，“世界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将被亚非拉美等“农村”包围和征服，在60年代，中国给予过世界上许多的革命运动大力的支援。但随着苏联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出台，中国的外交政策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中国从道义上和经济上都支持班哥拉德施（Bangladesh）政府建立之前巴基斯坦左翼反对派军政府的武装镇压行动。1971年4月，中国还支持锡兰班达拉奈克（Bandaranaike）政府所采取的类似的措施。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以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为显著标志，这一事件就发生在美国于海防港铺设地雷两个月后（两个月前——译者注）。北京很快就承认了智利推翻阿连德总统的军事政权，甚至给它以一定程度上的道义支持。在安哥拉内战期间，中国人支持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后台的“长枪会”，反对以莫斯科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出人意料的外交姿态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大胆的假定上——不妨作如此解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对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威胁。

结论


　　毛主义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最为典型的方面：
　　第一，中国旨在发展同工业相协调的农业，因此，农民并不是发展政策的牺牲品，相反，他们为实现发展目标而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地是一个农民党，而农民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基于此，中国能够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样板。
　　第二，毛主义很强调思想意识的重要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因而有必要把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灌输到农民中去。缩短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无论从社会发展上，还是从思想观念上——意味着，要加快这种灌输的进程，于是就有了“文化大革命”。
　　第三，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游击战争学说是建立在同农民的积极合作基础之上，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四，中国发展出诸多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形式，它们就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并在“文化大革命”中付诸实施——尽管最终总是落于党的掌控之下。
　　第五，毛主义包含着对勤俭节约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和对公共利益的奉献、牺牲精神的张扬，而这些恰好是卢梭所感怀的。


　　深入阅读材料

　　 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主义
　　 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头15年的历程。舒尔曼（Schurmann）和谢尔（Schell）的《共产主义的中国》一书很好地汇集了相关的当代文献材料。共产主义在单个的农村的最初影响，在欣顿（Hinton）那本现已成为经典的《翻身》中有详尽的描述。对早年工业的叙述，可参见布鲁格（Brugger）的《中国工业企业中的民主与组织》一书。而毛泽东同苏联经济政策的分歧，可参见他本人的《对苏联经济的批判》和科里根（Corrigan）等人所著的书——《为毛辩护》——中对此的评论。韩素音（Suyin）为毛泽东所作的题为《风满楼》的传记第2卷与吉耶马茨（Guillermaz）对共产党的研究，都涉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主义的历程。舒尔曼的长篇著作——《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很值得用心研读。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的《毛领导下的中国》完整地收集了《中国季刊》中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
　　罗宾逊（Robinson）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欣顿的《中国的转折点》是两本高度评价毛泽东主义的观点的导论性短篇著作。而不同的看法，可参见马伊坦（Maitan）在《中国的政党、军队与群众》中的半托洛茨基式的描述，以及哈利迪（Halliday）对马伊坦极具价值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后革命的中国》。米尔顿和舒尔曼的《人民中国》包括了相关文献的完整汇编。经济方面的背景，在惠尔赖特（Wheelwright）与麦克法伦（MacFarlane）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中有很好的说明。有关“文化大革命”，还可以参见范·欣内肯（Van Ginneken）的《林彪的沉浮》。最后，施拉姆的论文集《权威、参与与中国的文化变革》也是一个很好的汇编，编者本人写的长达100页的文字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好的概论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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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8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52。

[2] 《毛泽东文集》，1版，第六卷，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参见K. 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in Selected Writings，ed. D. McLellan（Oxford，1977）pp. 317ff。

[4] 《毛泽东文集》，1版，第六卷，431~432页。

[5] 转引自S. 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2nd edn（Harmondsworth，1969）pp. 253ff。

[6] 进一步参见：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New York and London，1977）。

[7]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然而，就毛泽东早期关于阶级行将消亡的观点，请参见Mao Tse-tung Unrehearsed，ed. S. Schram（Harmondsworth，1974）p. 269。

[9] 《毛泽东文集》，1版，第七卷，205~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 同上书，206页。

[11] 同上书，213~214页。

[12] 不可能精确地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在夺取共产主义的胜利中丧生了。大致的推算在13.5万与数百万不等。见S. Schram，Mao Tse-tung（Harmondsworth，1966）p. 267。

[13] Mao Tse-tung，‘Sixty Articles in Work Methods’，quoted by S. Schram in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ed. D. Wilson（Cambridge，1977）p. 57.

[14] Ibid. ，p. 58.

[15] Mao Tse-tung，‘Talk on Question of Philosophy’，Mao Tse-tung Unrehearsed，ed. S. Schram（Harmondsworth，1974）pp. 226ff.

[16] B. Schwartz，‘The Philosopher’，in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ed. D. Wilson p. 24.

[17]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1页。

[18] 同上书，899页。

[19]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ed. S. Schram（New York，1963），p. 253.

[20] Mao Tse-tung Unrehearsed，ed. S. Schram，p. 164.

[21] The Case of P’eng Teh-huai（Union Research Institute，Hong Kong，1968）p. 12.

[22] Mao Tse-tung，“Speech at the Lusan Conference”，Mao Tse-tung Unrehearsed，pp. 142ff.

[23] 转引自J. Guillermaz，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1949—1976（Folkestone，1976）p. 242。

[24] 转引自J. Guillermaz，op. cit. ，p. 380。

[25] 见S. Schram，‘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Authority，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ed. S. Schram（Cambridge，1973）p. 104。

[26] I. Deutscher，‘Maoism：Its Origins and Outlook’，in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ed. R. Blackburn（London，1977），p. 213.

[27] 《毛泽东文集》，1版，第七卷，232页。

[28] 同上书，231页。

[29] 同上书，234页。

[30] 转引自L. Maitan，Party，Army and Masses in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1976）p. 105。

[31] Mao Tse-tung Unrehearsed，ed. S. Schram，p. 278.

[32] 转引自S. Schram，‘The Marxist’，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ed. D. Wilson（Cambridge，1977）p. 48。

[33] 转引自L. Maitan，Party，Army and Masses in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1976）p. 249。

[34] Ibid. ，p. 178.

[35] 转引自S. Schram，‘The Marxist’，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ed. D. Wilson（Cambridge，1977）p. 57。

[36] Ibid. ，p. 65.

[37]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69页。

[38] 转引自J. Guillermaz，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1949—1976，p. 187。

[39] Ibid. ，p. 188.

[40] Mao Tse-tung Unrehearsed，ed. S. Schram，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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