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17章 拉丁美洲



引言


　　拉丁美洲受殖民统治的时间要比中国长得多。由于直接遭受美国经济的渗透，19世纪和20世纪以反抗西班牙为主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被削损了。这一影响既有助于技术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又有助于保留由无地的雇佣劳动者所维持的大土地所有权。与此同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其数量大大超过工厂的工人。最后，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下层无产者群落，他们不定期地从事服务性行业，其数量比所有制造业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在内）还要多。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登上了拉丁美洲的舞台。但由于工业发展水平不平衡，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保护相对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民众则更愿意接受民粹主义或阶级合作主义思想，例如庇隆主义（Peronism）。因此，正统的共产党成了体制内部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捍卫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

古巴


　　古巴革命就是拉丁美洲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因为这个革命既不是工人阶级发动的，也不是共产党发动的。卡斯特罗（Castro）及其追随者们最初是从反西班牙和美国的旧式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启发的，而与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联。起初，卡斯特罗在1953年试图推翻巴蒂斯塔（Batista）其后，他在1956年凭一小帮人成功地发动起游击战争，这一切都没有背离旧式的革命传统。卡斯特罗强调群众的支持，强调古巴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都是针对靠美国撑腰的、腐败而暴虐的巴蒂斯塔政权及其中产阶级联盟的。1956年11月发表的《七·二六运动宣言》宣称：
　　七·二六运动可以界定为以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致力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为指导的运动……所谓“民主”，七·二六运动认为杰斐逊的哲学仍然有效，并且完全认同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信条。[1]
　　特别是，卡斯特罗没有认识到党的必要性。德布雷（Debray）曾引用过他如下的说法：
　　没有先锋队就没有革命；这个先锋队不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那些是想干革命的人，有权利和义务独立于这些政党把自己组织成先锋队。[2]
　　但这并不否认，古巴工人阶级、而且确实是共产党，对古巴革命的成功是必要的。甚至在最初进攻蒙卡达（Moncada）兵营时，就得到过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3] 虽然起义军大部分是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成分构成的，但它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却得到了无产阶级强有力的援助。正是1959年无产阶级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总罢工使得卡斯特罗能够夺取政权。古巴共产党公开支持过1940年的巴蒂斯塔第一任政府，甚至在1952年政变以后，共产党的要员还成了巴蒂斯塔政府的成员。共产党曾把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当做“盲动主义者”来反对；只是在后者显然会成功的时候，它才给予公开的支持。同时，如果没有训练有素而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干部的积极参加，就不可能组建革命后的政府，并完成土地改革和群众教育的双重任务。
　　然而，古巴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这一事实，更多的是出于外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内在的动力。[4] 起初，古巴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和改良主义的国内政策，试图吸引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国有化措施和农村合作社的兴办，招致了美国的抵制和封锁，因为美国错误地把这些看成是共产主义的信号。结果是促使大批古巴资产阶级移居美国，也促使古巴政治更加激进化。在美国支持的入侵猪湾行动（又称吉隆滩登陆事件——译者注）流产之后，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此时，古巴的政治激进化程度达到了顶峰。
　　1961年7月，卡斯特罗宣告组成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并且合并了共产党——尽管在卡斯特罗的追随者与老派的共产党人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的共产党抛弃了暴力革命，从而更助长了这些分歧。与古巴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苏联希望同上述国家加强外交和商务关系，因此支持拉丁美洲共产党抨击任何武装革命的战略。[5] 虽然巴蒂斯塔一倒台，古巴便大力强调按照苏联路线发展重工业部门，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集中精力提高糖业生产水平，以便生产出为以后的多种经营所必需的剩余资金，古巴随即又放弃了苏联路线。古巴的许多经济计划总是过于乐观[6] ，但它在社会平等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最为引人注目。
　　古巴革命起源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游击战争，并认识到靠苏联的外援是靠不住的，这些曾使古巴革命比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中国革命在内）更多地强调思想觉悟和主观因素。按照切·格瓦拉（Guevara）的说法：
　　一味幻想借助于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用钝了的武器（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利润，以及作为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来实现社会主义，很可能走入死胡同。
　　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在奠定物质基础的同时造就新人。之所以正确选择动员群众的手段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手段从根本上说来必须具有道德性，即不要忘记正确使用物质刺激，特别是那些带有社会性的物质刺激。[7]
　　在强调共产主义道德层面的同时，他们拒绝分阶段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并试图通过扩大免费公用事业来绕过商品交换的经济。

里吉斯·德布雷


　　切·格瓦拉的实践与德布雷的理论都认为，古巴的经验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样板。德布雷的观点与正统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阶段发展的思想。照后者的说法，拉丁美洲正在经历一场由进步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来反对封建的土地所有者和美帝国主义。在这场“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者的职责是参加议会和选举，以便建立由中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从而协助前一场革命取得成功。这一看法依据的是一种错误的预设，即认为在城市资本家为一方与封建地主或美帝国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观点看，这一战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独特发展，其表现形式就是里吉斯·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德布雷不仅拒绝了莫斯科的模式，也不认同毛泽东的“四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甚至放弃了托洛茨基以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为出发点的不断革命论。
　　德布雷在其通俗的《革命中的革命？》一书中，对革命阶段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革命的初期进展，而在于革命能否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以前、而不是在其后从实践中解决政权问题。……看来很明显，在南美洲，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的。[8]
　　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要求创立游击中心，即游击活动的根据地或中央。在德布雷看来，“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就其后果而言，一条政治路线如果最终不能体现为明确而一贯的军事路线，它就不能被认为是革命的路线。”[9]
　　革命者的根本问题是怎样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其答案是：“通过在恰当选择的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或快或慢地集结起来一支机动灵活的战略力量，作为人民武装和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10] 德布雷逐一驳斥了武装自卫战略（因为它太被动了，易受政府的镇压）、武装宣传战略（因为它只能在军事行动胜利之后而不是预先开展）和中国的游击根据地观念（因为它所需要的一些条件，诸如广大的领土、稠密的农村人口、与友好国家邻界，以及敌军兵力不足等，在拉丁美洲并不具备）。
　　然后，德布雷谈到了游击队与政党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他说：“使游击小组在战略和战术上服从于一个尚未根本改变其和平时期常规组织的党，或者把游击小组作为党的活动的一个分支来看待，都势必引起一系列致命的军事错误。”[11] 只要非得与城市保持联系，游击队的领导人就势必脱离他的部队，而且不必要地冒被捕的危险。只要依赖城市，就会削弱游击队的士气，并往往遭到城市领导人的丢弃，因为后者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遭遇的是不一样的问题。何况“山区能使资产阶级和农民成分无产阶级化，而反过来，城市则使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12] 。此外，依赖城市还会丧失掉游击活动制胜所必需的统一指挥，导致游击力量一盘散沙。
　　德布雷的结论是，军事从属于政治，这以在中国毛泽东的权力高于朱德、在越南胡志明的权力高于武元甲，以及俄国内战期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地位为代表。而对拉丁美洲来说，这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里，共产党没有能够像在俄国和中国那样扎根和发展起来。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政治与军事不可分割，而是形成一个由人民武装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是游击队。作为先锋队的党自身可以以游击中心的形式而存在。游击队是尚未成熟的党。这是古巴革命提出的令人惊异的新鲜事物……人民武装将是党的核心，而不是相反。游击队是核心的政治先锋队，并且能够从它的发展中产生出一个真正的党。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展政治先锋队就必须先发展游击队的原因。这也就是在当前关头为什么首要的重点要放在发展游击战争，而不是强调巩固现存的党或创立新党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暴动在今天是头号政治活动的原因。[13]
　　德布雷关于游击中心的整个想法源于他对山区与平原或城市所作的对比。他把他所意想的城市舒适生活对战士的影响估计得过头了。例如，当他说下面的话时，他对城市与山区所作的严格的二分法读来近乎于阶级二分法：
　　游击队与城市的领导人或其驻外代表进行联络时，就是在与“它的”资产阶级打交道。即使这个资产阶级是必要的（正如人在窒息时，人造肺是必要的一样），这种利益上的差别……也决不应被忽略。[14]
　　虽然中国出现过城市—农村相结合的路线，事实上，德布雷却颠倒了这一过程的顺序：
　　越南解放武装的军事金字塔是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而在拉丁美洲……这种金字塔倾向于从顶部朝下修建——先是常备军（游击中心），然后是游击中心外围的半正规部队，最后或胜利后（古巴）则是民兵。[15]
　　德布雷的三大金科玉律——经常性的戒备、经常性的猜疑、经常性的转移——意味着把游击队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开来，这与毛泽东关于农民是水、鱼在水中才能游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
　　游击中心理论包含了把军事置于政治之上的取向，显得毫无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这是由于德布雷过高估计了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革命成熟水平。德布雷从来没有讲清楚，一支游击队如何必定能够发展成为群众性政治运动——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却表明，它是如何可能导致一种僵化的官僚制度。这种藐视政治的倾向还不仅仅是策略上的。正如埃奎巴尔·阿迈德（Eqbal Ahmad）所写的那样：
　　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拒绝与老百姓的有机联系，其原因并非只是害怕自己遭受到政府的镇压——尽管这无疑是他立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面。这样做也不只是关系到如何取得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主动性的问题。这让人感到有某种更深的、焦躁不安的东西，即：某种与农村人口疏远的意识（如果还不是完全不信任他们的话）；某种不受认同的推测——在拉丁美洲并不存在革命的客观条件，以及完全不相信政治进程和现有的政党是争取独立和社会革命的可能的工具。[16]
　　伴随着古巴革命，自从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趋于与美帝国主义结盟，为发动一场群众运动而明确声张要求的必要性就显得尤为紧迫了。再说，认为古巴革命没有党就成功了，也是一种误解。在那里，特别在奥连特（Oriente）省，群众性革命组织早就存在了。人们获得一种印象，即便没有政党，卡斯特罗分子也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以至于他们的见解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理论家们具有了吸引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很多证据却表明，古巴革命极为特殊，因此不可能重演。首先，古巴革命在开始时的目标只是追求一个民主的、改良主义的政府；其次，当时的农民大多被机械化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给无产阶级化了；再次，没有美国的干涉；最后，甚至连资产阶级也对巴蒂斯塔政权不满。像德布雷的游击中心论那样的理论，缺乏政治分析，带来的一个普遍性的后果是，把西班牙革命的伦理观同美国人对游击战技术细节的注重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是由一种军事浪漫主义达成的。该观点又同西欧的城市恐怖主义运动（德国的巴德—迈因豪夫集团和意大利的红色旅）的关系密切。


　　深入阅读材料

　　古巴和拉丁美洲
　　 有关描述对拉丁美洲的剥削的经典文献是弗兰克（Frank）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佩特拉斯（Petras）的优秀研究著作——《拉丁美洲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该书的补充。
　　就古巴的背景，参见布莱克伯恩（Blackburn）的近著——《奴役与帝国：现代古巴的形成》。关于卡斯特罗，见博纳齐亚（Bonachea）和瓦尔德斯（Valdes）编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选集》。肯纳尔（Kenner）和佩特拉斯的《卡斯特罗的演讲》收集了卡斯特罗的讲话记录。西尔弗曼（Silverman）的文集《古巴的人们与社会主义》重版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古巴人所进行的讨论。记录古巴群众参与活动的优秀著作是费根（Fagen）的《古巴政治文化的转型》，也可参见蔡特林（Zeitlin）的《革命的政治与古巴的工人阶级》。奥康纳（O’Connor）的《古巴社会主义的起源》详尽地阐发了来自国际上的和经济上的压力。关于古巴的经济，布尔斯丁（Boorstin）的《古巴的经济改造》是与这场改造有着个人纠葛的作者对古巴建国初期的研究。休伯曼（Huberman）与斯威齐的《古巴的社会主义》考察了经济发展，而弗拉吉纳尔（Fraginal）则提供了一项有关古巴主产品——糖——的研究。巴尔金（Barkin）和马尼萨斯（Manitzas）提供了一部以社会主义为视角的、非常有用的论文集，而瓦尔德斯（Valdes）和利尤文（Lieuwen）提供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参考文献。就新近的发展，参阅佩勒兹—史塔伯勒（Perez-Stable）的讨论与奎尔克（Quirk）写的《卡斯特罗传》。
　　格瓦拉
　　 最好的两部格瓦拉作品选是博纳奇亚和瓦尔德斯的《切·格瓦拉选集》（附有很好的参考文献）和杰拉西（Gerassi）的《我们必胜！——切·格瓦拉的演讲和论著》。优秀的评论有洛伊（Lowy）的《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辛克莱尔（Sinclair）的“当代名人录”《格瓦拉》和拉夫雷特斯基（Lavretsky）的偶像化的传记《切·格瓦拉》。
　　德布雷
　　 基本的读本是其精练的《革命中的革命？》。《革命战略》涵盖了有关古巴对拉丁美洲革命所提供的经验教训的各种论文。《狱中著述》以一种哲理化的方式刻画了德布雷。另参见他的修正主义著作——《武器的批判》。就评论而言，有布莱克伯恩为《革命战略》写的简短导言、有从正统共产主义的立场所作的批判——伍狄斯（Woodis）的《革命的新理论》，最好的还要算休伯曼与斯威齐的《里吉斯·德布雷与拉丁美洲革命》。

　　参考文献
　　Cuba and Latin America
　　Robert J. Alexander，Trotskyism in Latin America（Stanford，1973）.
　　L. A. Anguilar，Marxism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1968）.
　　David P. Barkin and Nita R. Manitzas（eds），Cuba：The Logic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1973）.
　　Robin Blackburn，Slavery and Empire：The Making of Modern Cuba（London，1978）.
　　Edward Boorstin，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New York，1969）.
　　Fidel Castro，Selected Works of Fidel Castro，3 vols，ed. R. H. Bonachea and N. P. Valdes（Cambridge，Mass. ，1972f. ）.
　　——Fidel Castro Speaks，ed. Martin Kenner and James Petras（New York，1969）.
　　Regis Debray，Conversations with Allende（London，1972）.
　　Theodore Draper，‘Castroism’，in Drachkovitch（ed. ），Marxism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1966）.
　　Richard R. Fagen，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uba（Stanford，1968）.
　　Manuel Morino Fraginals，The Sugarmill：The Socio-Economic Complex of Sugar in Cuba（London，1977）.
　　A. G.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rev. edn（New York，1969）.
　　P. Freire，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New York，1971）.
　　Leo Huberman and Paul M. Sweezy，Socialism in Cuba（New York，1969）.
　　K. S. Karol，Guerrillas in Power：The Course of the Cuban Revolution（New York，1970）.
　　Ralph Miliband，‘The Coup in Chile’，in R. Blackburn（ed.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A Reader in Marxist Politics（London，1977）.
　　James O’ Connor，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in Cuba（Ithaca，New York，1970）.
　　M. Perez-Stable，The Cuban Revolution. Origins，Course and Legacy（New York，1993）.
　　James Petras，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1970）.
　　James Petras and Maurice Zeitlin，Latin America（London，1968）.
　　R. Quirk，Fidel Castro（New York，1993）.
　　Bertram Silverman（ed.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The Great Debate（New York，1971）.
　　N. Valdes and E. Lieuwen，The Cuban Revolution：A Research Study Guide（1959—1969）（New Mexico，1971）.
　　J. Ann Zammit（ed. ），The Chilean Road to Socialism（Brighton，1973）.
　　Maurice Zeitlin，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the Cuban Working Class（Princeton，N. J. ，1970）.

　　Guevara：Texts
　　Che Guevara，Reminiscenc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War（New York，1968）.
　　Che Guevara on Revolution：A Documentary Overview，ed. J. Mallin（Miami，1969）.
　　Che Guevara Speaks，ed. G. Lanvan（New York，1969）.
　　Che：Selected Works of Ernesto Guevara，ed. R. E. Bonachea and N. P. Valdes（Cambridge，Mass. ，1970）.
　　Complete Bolivian Diaries of Che Guevara and Other Captured Documents，ed. D. James（New York，1969）.
　　Diary of Che Guevara，ed. R. Scheer（New York，1968）.
　　Venceremos！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Che Guevara，ed. J. Gerassi（New York，1968）.

　　Guevara：Commentaries
　　I. Lavretsky，Ernesto Che Guevara（Moscow，1976）.
　　Michel Lowy，The Marxism of Che Guevara：Philosophy，Economics and Revolutionary Warfare（New York，1973）.
　　Andrew Sinclair，Guevara（London and New York，1970）.

　　Debray：Texts
　　Regis Debray，A Critique of Arms，2 vols（London，1977f. ）.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interview），New Left Review，105（1977）.
　　——Prison Writings（London，1973）.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New York，1967）.
　　——Strategy for Revolution，ed. R. Blackburn（London，1970）.

　　Debray：Commentaries
　　Leo Huberman and Paul M. Sweezy（eds），Regis Debray and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69）.
　　Keith Reader，Regis Debray：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1996）.
　　Jack Woodis，New Theories of Revolution：A Commentary on the Views of Frantz Fanon，Regis Debray and Herbert Marcuse（London，1972）.


注释

[1] Pragramme of the 26 July Movement，quoted in R. Scheer and M. Zeitlin，Cuba：An American Tragedy，rev. edn（Harmondsworth，1964）.

[2] R. Debray，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Harmondsworth，1968），pp. 96ff.

[3] 详细的说明，请参见J. Woodis，New Theories of Revolution（London，1972）pp. 200ff。

[4] 对有关该论点的支持，可进一步参见R. Scheer and M. Zeitlin，Cuba：An American Tragedy，passim。

[5] 参见Fidel Castro Speaks，ed. M. Kenner and J. Petras（Harmondsworth，1972）pp. 181ff。

[6] 参见Cf. C. Auroi，La Nouvelle Agriculture Cubaine（Paris，1975），pp. 213ff。

[7] C. Guevara，‘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in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The Great Debate，ed. B. Silverman（New York，1971）pp. 342ff.

[8] R. Debray，Strategy for Revolution，ed. R. Blackburn（London，1970）pp. 71ff.

[9] R. Debray，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pp. 24ff.

[10] Ibid. ，p. 25.

[11] Ibid. ，p. 65.

[12] Ibid. ，p. 75.

[13] Ibid. ，pp. 105，115.

[14] Ibid. ，p. 69.

[15] Ibid. ，p. 50.

[16] E. Ahmad，‘Radical but Wrong’，in Regis Debray and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ed. L. Huberman and P. Sweezy（New York，1969）p. 77.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