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22章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是反对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但影响要大得多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发达工业社会中明显的被组织化的消极性（由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自身各自都丧失了对自身使命的自信心而产生的）调和起来。一般而言，结构主义起源于索绪尔（Saussure）或雅科布森（Jacobson）的语言学研究，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语言的基础的一般性结构，而不是其具体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用“结构”概念来说明原始社会，而拉康（Lacan）和福科（Foucault）在心理学和认识论方面也动用了“结构”概念。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我们要理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是作为这些有意识活动的先决条件的无意识结构。既然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出现用结构主义来解读马克思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是路易斯·阿尔都塞。他是法国哲学家，于1960年前后便开始详尽地阐发他的观点。阿尔都塞既不赞成青年卢卡奇、萨特和葛兰西把人作为历史主体加以强调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被他视为传统辩证唯物主义所固有的那种简单化的经济主义。
　　阿尔都塞是从如何解释马克思这一问题出发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著作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但其中确实包含有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当然，只有认清其理论上的“脱漏”及早期思维方式中的残余等，方可把这种历史观分析地抽取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对一些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精确的界定。这是一项哲学任务。阿尔都塞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存在是否有理论依据？如果这种理论依据在原则上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怎样才能规定它的特性？”[1] 要回答这些问题，《资本论》是基本的文本，而阿尔都塞旨在发掘、揭示《资本论》中所固有的哲学思想。对这一努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意识到，马克思的著作所包含的不止是某一个论域。阿尔都塞否定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并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二者之间发现了一种他称为“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现象。“认识论的断裂”这一概念是从法国哲学家加斯通·巴赫拉（Gaston Bachelard）那里借用来的，它类似于同一时期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阐发的科学范式观。根据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包含着两个不同的“问题域”（problematic）。所谓问题域，就是“特定的论题间所构成的客观内在的关联系统，即决定所给定的答案的问题体系”[2] 。马克思早期带有黑格尔色彩的著作，着重阐述异化和类存在的概念，从而展示了一个关于主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域；只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才包含着能容纳一门科学基础的另一问题域。但这一前后期间的断裂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并不明显。某些早先的意识形态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甚至在《资本论》中始终存在：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1867年），黑格尔影响的痕迹依然存在。只是到后来，这些痕迹才完全消失：《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和《评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旁注》（1882年）最终完全消除了任何黑格尔影响的痕迹。[3]
　　因此，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需要用征兆式（symptomatic）的读法。简单而直截了当地把握其文本含义是不可能的。正如吉拉斯（Geras）所写的：
　　问题域在确定其领域内所应包括的内容时，也就必然决定了它相应排斥的内容。因此，被排斥的概念（缺失部分、空白点）和没有充分提出的问题（准无言处、脱漏）或根本没有提出的问题（无言处），便与那些被提出的概念和问题一样，构成了问题域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原文中明确的论述简单地从字面来理解或直接地阅读，就很难掌握它。相反，要掌握它就必须通过“征兆”读法，即把明确的论述与那些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无言处结合起来读。后者构成另一种“未曾明言的论述”，它们就是潜藏在原文中未被人意识到的问题域的许多征兆。就像一切认识那样，正确地被理解和实践着的读法不是静观，而是理论性的劳作和生产。[4]
　　这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
　　这种征兆读法产生了什么呢？它包含了对人道主义和对阿尔都塞视其为人道主义之必然结果的经验主义的否定。经验主义把主体和客体、抽象和具体对立起来，认为世界能够被直接把握，这种见解没有明确地把概念与其对象加以区分。在经验主义看来，“认知就是从真实客体中抽象出它的本质，于是主体对这种本质的占有就被称作知识”[5] 。经验主义把“一定的主体与一定的客体”对立起来，“并把由主体所抽象出的客体的本质称为知识，因此对客体的知识也就是客体本身的一部分”[6] 。与此相反，阿尔都塞——显然带着新康德派的色彩——把哲学的任务视为创造概念，认为概念是认知的前提。他主张严格区分思维的对象和真正的对象（客体）。他写道：
　　认知作用于其“对象”……不是作用于真实的客体，而是作用于特定的原始材料。后者按其严格的意义来说，构成了它的“对象”（即认知的对象）。这一对象甚至在认知的原初形式中也有别于真正的客体。[7]
　　认知作用于其对象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即理论性实践：
　　就实践而言，我一般指的是任何将明确给定的原料转化为规定的产品的过程。这一转化是某种确定的人类劳动、使用某些确定的（“生产”）工具完成的。在任何这样的实践中，决定性的要素（或因素）既不是原料也不是产品，而是狭义的实践，即在一种特定的结构内，使人、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某一技术方法同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劳动本身。[8]
　　这种理论实践由三个要素组成，阿尔都塞称之为三个“通则”。第一个“通则”是属于某一学科的原料，即该学科的思想和概念，它们部分是科学的，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第二个“通则”是加工上述原料的理论性生产工具，即形成某一学科问题域的成套概念框架；第三个“通则”是这样加工出来的产品，即思维中的具体，它提供了对现实的具体物的认识。[9]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关于这一理论实践的理论。
　　这一认识论应用于社会的结果，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阿尔都塞严格地区分思维的对象和真实的客体，也就相应地拒绝了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在这一整体性概念中，全部的要素只不过是内在本质的现象表现。例如，罗马的本质表现于罗马的法律和政治方面等。在阿尔都塞看来，与这个简单的方法相反，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阐发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概念：
　　这个社会的统一性是由某种特殊类型的复杂性构成的，而复杂性表现出的状况，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我们可以非常范式化地归结为三个方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10]
　　其中每一表现的方面，作为一种单独的结构，都统一于诸结构的结构之中，而因果关系本身也是结构性的：
　　结果不是在结构之外的，不是预先存在的客体或因素，也不是结构在其中为打上自己的印记而占据的空间。相反，这意味着结构寓于其结果之中，或以斯宾诺莎主义对“因果关系”这个词的理解，原因寓于其结果之中。这也就意味着结构的整个存在是由它的结果构成的。简言之，结构仅仅是其特有因素的特定组合，在其结果之外不存在任何结构。[11]
　　每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特有的时间，都有属于自身的发展节律。阿尔都塞把处于某一特定时间内诸方面或诸层次之间复杂的、不平衡的相互关联称为“关节点”，而每一关键环节据说是“多因素（反向）决定”的，即其中每一个层次都有助于决定结构、并被结构所决定，因而，决定关系往往是复杂的。于是，阿尔都塞摈弃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只存在着简单的矛盾。当然，每个层次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对等的，因为它们的自主性都只有相对的，而经济总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阿尔都塞在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与被决定的方面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例如在封建时期，政治是主导方面，但政治起主导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又是由经济所决定的。[12] 基于总有一种主导性因素存在，阿尔都塞便把这一结构称为主导结构。但经济对于这个主导结构的决定作用，绝不能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中脱离出来：
　　经济的辩证法从来不在纯粹状态中起作用。在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即上层建筑等等在发挥其作用后便毕恭毕敬地靠边站了；或者说，在沿着通向辩证法的皇家大道大踏步前进的经济陛下面前，这些方面会随这种纯经济现象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事实上，“最终”的单独时刻是始终不会到来的。[13]
　　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是松散的，因为它的诸因素并不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源于一个单一的本质或核心。
　　从结构性因果关系的概念，又可以得出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这一概念。历史不是人类主宰自然的单一直线式发展或同质性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就必须同作为起源、本质和原因的唯心主义“主体”范畴决裂，这个“主体”以其内在性对外部“客体”的一切决定作用负责，因为对于外在的“客体”来说，这种内在性便被说成是“主体”[14]
　　在黑格尔那里，这个主体就是绝对。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所做的一切，就是用人的本质的观念取代作为历史主体的绝对。只是到1845—1846年间，马克思才开始看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 。并且，他不借助主体这个范畴，而只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就能解释历史了。这样解释历史，类似于阿尔都塞式的文本解读法：这两人都拥有一种结构，但从根本上说，都没有主体。关于这一点，阿尔都塞作了如下强有力的表述：
　　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着从事生产的人所占据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职能，只要这些人是某种职能的“载体”（承载者），他们便充其量只能是处于那种地位的人。因此，真正的“主体”（从过程的构成性主体这一意义来说）不是占据那种地位或承担那种职能的人（尽管他们在一切外表上具有朴素人类学“所规定”的“明显特性”），即不是“具体的个人”或“真正的人”，而是对这些地位和职能的确认和分配。真正的“主体”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确定者和分配者，即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但是，正因为这些只是“关系”，它们就不能在主体范畴内予以思考了。[16]
　　阿尔都塞对历史的这种解读法既有别于他所说的“历史主义”，即把人看作历史的能动主体的思想倾向（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其突出的例子），也有别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相反，他提出一种（科学的）理论性的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阐述，特别是其中关于问题域概念和坚持科学有相对自主性的主张，对于各种类型的还原主义和各种极端形式的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都是一剂很好的解毒药。尽管如此，阿尔都塞的理论却在三个方面遭到了批评。第一，阿尔都塞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提出科学性的鉴定标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门科学的知识是真实的知识呢？由于他否定了经验主义，也就排除了任何求助于“真实的客体”的做法。第二，阿尔都塞宣称意识形态是虚幻的领域；但仍坚持意识形态并不限于在阶级社会中存在，它也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存在。第三，由于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生产条件的影响隔离开来，使之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并最终成为知识分子杰出人物的独占物，也使它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脱离了联系，这就不可能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因而成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批评者们很容易就指出，尽管阿尔都塞的理论看似超脱了阶级斗争，但他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相反见解事实上却是用来为党和官僚政治的存在作辩护的，因为科学知识必然只对少数人开放，而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群众也将不得不与意识形态打交道。阿尔都塞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偏差”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错误。例如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他写道：
　　每一件被说成是“个人崇拜”的事情，所指涉的恰恰是上层建筑领域，因而只是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的领域；而且，它大都只涉及这一领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就知道，这一领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十分简单地从理论上说明了，在影响上层建筑犯错误的时期中，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何以能够在未受到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得到发展）。[17]
　　阿尔都塞能够对斯大林主义提出的唯一批评只能是“一种具体的批评，它存在于各种事实中，存在于斗争中、路线上和实践中，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和形式中”[18] 。这些批评使阿尔都塞对自己的立场多少作出了一点修正，他不得不承认，把哲学等同于科学是一个“理论上的”偏差，从而使哲学脱离了阶级斗争。[19]
　　正因为阿尔都塞是个极尽学究“理论主义家”，其著作也是高度学理化的。他的追随者们试图将他的思想着重应用于两个主要领域：当代政治和历史研究。在早期著作中，阿尔都塞对国家问题几乎没说过什么。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篇论文中[20] ，阿尔都塞在国家的镇压机器与工会、教会、学校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这二者之间作出了区别，并且分析了后者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的作用。当然，把阿尔都塞的思想应用于阶级和国家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著作中。普兰查斯的著作仍具高度的理论性，它着重阐明了分析国家和阶级的恰当的问题域。在《政权和社会阶级》中，普兰查斯试图反对对当代国家作经济主义的解读，反对把国家简单地看作垄断资本的工具（这是正统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还试图分析了当代国家相对于经济的自主性。国家的作用是“社会形态各层次之间的一个内聚因素………是全球均衡体系的一个调节因素”[21] 。这样，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国家，在这个阶级国家中，不管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在政权等方面可能占有什么职位，国家职能所维护的社会形态只是在各个层次都由资本家阶级支配的形态。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种混合，其中的主要困难仍然是如何解释结构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一书中，普兰查斯遵循阿尔都塞的路线，他的分析严格避免涉及意识，并拒绝任何形式的经济还原论。他描述了当代社会中结构是如何决定着各阶级的，即在社会的劳动分工中各阶级的客观地位再生产的方式。这种再生产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内，而且存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此，普兰查斯在与经济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作了充分强调。他特别关注的是，独特而程式化地采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标准，把工人阶级仅仅定义在生产劳动者身上，从而并把它与成为白领管理工作者的“新工人阶级”区分开来。[22]
　　更为成功的是，一些作家，如雷伊（Rey）、特雷（Terray）、梅拉苏（Meillassoux）和戈德列尔（Godelier）[23] ，把阿尔都塞的概念应用到历史学，特别是应用到“新的经济人类学”上去，由此，他们讨论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理论所带来的诸多后果。[24]


　　深入阅读材料

　　阿尔都塞：原著
　　 阿尔都塞最早期的文章收集在《保卫马克思》中，而后是他最基本的著作——《读〈资本论>》。这些文献可以论文集《列宁与哲学》和《政治与历史》作为辅助阅读材料。还可参见他新近的《自我批评论文集》，其中载有与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的论战，以及由埃利奥特（Elliott）所编辑的《读物》一书。
　　阿尔都塞：评论
　　 有一部足可成书的长篇评论，见卡里尼科斯（Callinicos）的“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类似同情感和洞察力的评论有赫拉斯（Geras）的同名文章。沃尔顿（Walton）和加姆布（Gamble）的《从异化到剩余价值》的第五章更具批判性，格鲁克曼斯（Glucksmann）的文章“一种口技表演式的结构主义”也带如此大的批判性。对他进行辩护的文献有，安德森（Anderson）和布莱克伯恩（Blackburn）在《未知的方面》中的文章。由本顿（Benton）和埃利奥特分别所写的著作包含有字斟句酌、细致入微的探讨。另外，还可参见麦卡尼（McCarney）写的极端尖锐的文章。
　　其他
　　 有关阿尔都塞的弟子，特别值得一读的是普兰查斯的著作——《政权与社会阶级》和《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还可参阅他有关法西斯主义和地中海地区专政等方面的经验性著作。在米利班德（Miliband）的文章中有对普兰查斯的国家观的批评，在赖特（Wright）的书中有对他的阶级观的批评。而约瑟夫（Jessop）则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了详尽的研究。

　　参考文献
　　Althusser：Texts
　　Louis Althusser，Essays in Self-Criticism（London，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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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Twenty-Second Congress of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New Left Review，104（1977）.
　　——Politics and History（London，1972）.
　　——and Etienne Balibar，Reading Capital（London，1970）.
　　Etienne Balibar，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London，1977）.
　　——‘Irrationalism and Marxism’，New Left Review，107（1978）.
　　——The Althusser Reader，ed. G. Elliott（Cambridge，1994）.

　　Althusser：Commentaries
　　P. Anderson and R. Blackburn，‘Louis Althusser and the Struggle for Marxism’，in D. Howard and K. Klare（eds），The Unknown Dimension（New York，1972）.
　　Ted Benton，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New York，1984）.
　　Alex Callinicos，Althusser’s Marxism（London，1976）.
　　Simon Clarke，One-Dimensional Marxism：Althusser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London，1980）.
　　Gregory Elliott，Althusser：The Detour of Theory（London，1987）.
　　Norman Geras，‘Althusser’s Marxism：An Account and Assessment’，New Left Review，71（1972），and New Left Review（eds），Western Marxism：A Critical Reader（London，1977）.
　　Valentino Gerratana，‘Althusser and Stalinism’，New Left Review，101—102（1977）.
　　A. Glucksmann，‘A Ventriloquist Structuralism’，in Western Marxism：A Critical Reader（New York and London，1977）.
　　P. Hirst，‘Althusser and Philosophy’，Theoretical Practice，2（1971）.
　　M. Macchiocchi，Letters from Inside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o Louis Althusser（London，1973）.

　　Others
　　S. Clarke，‘Marxism，Socology and Poulantzas’s Theory of the State’，Capital and Class，2（1977）.
　　Bob 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New York，1985）.
　　Joseph McCarney，‘For and Against Althusser’，New Left Review，176（1989）.
　　R. Miliband，‘The Capitalist State：Reply to Nicos Poulantzas’，New Left Review，59（1970）.
　　Nicos Poulantzas，‘The Capitalist State：A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New Left Review，95（1976）.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London，1975）.
　　——The Crisis of the Dictatorships：Portugal，Greece，and Spain（London，1976）.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1973）.
　　Steven Smith，Reading Althusser：An Essay on Structural Marxism（Ithaca，1984）.
　　E. Wright，Class，Crisis and the State（New York and London，1978）ch. 2.


注释

[1] L. Althusser，For Marx（London and New York，1970）p. 31.

[2] Ibid. ，p. 67.

[3] L.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London，1971）p. 90.

[4] N. Geras，‘Althusser’s Marxism：An Account and Assessment’，in New Left Review（eds），Western Marxism：A Critical Reader（London，1977）pp. 244ff.

[5]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Reading Capital（London，1970）pp. 35ff.

[6] L. Althusser，For Marx（London and New York，1970）p. 251.

[7]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Reading Capital，p. 43.

[8] L. Althusser，For Marx，p. 166.

[9] Ibid. ，pp. 183ff. 在此，阿尔都塞自认为在阐发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第三节中的见解。

[10] Ibid. ，p. 232.

[11]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Reading Capital，pp. 188ff.

[12] 参见巴里巴（Balibar）在《读<资本论>》第216页以下对这一问题的详述。

[13] L. Althusser，For Marx，p. 113.

[14] L. Althusser，Essays in Self-Criticism（London，1976），p. 96.

[15] K. Marx，‘Theses on Feuerbach’，in Selected Writings，ed. D. McLellan（Oxford and New York，1977）p. 157.

[16]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Reading Capital，p. 180.

[17] L. Althusser，For Marx，p. 240.

[18] L. Althusser，Essays in Self-Criticism，p. 92.

[19] Ibid. ，pp. 105ff.

[20] L.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London，1971）pp. 135ff.

[21] N.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1973）pp. 44ff.

[22] 见评论E. O. Wright，in Class，Crisis and the State（New York and London，1978）ch. 2。

[23] 其相关著作见参考文献。

[24] 进一步参见A Foster-Carter，‘The Modes of Production Controversy’，New Left Review，vol. 10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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