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结论
上述概览足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20世纪所蕴涵的多样性。在经济学上，核心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崩溃，以及何时崩溃。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如恩格斯、倍倍尔、考茨基等，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说法解读得多少有些肤浅，这致使他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以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已迫在眉睫，并会自动发生——至少从无产阶级无须积极干预这一层意思来说是如此。而卢森堡（还有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从经济的角度，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崩溃作了精练的阐述——尽管其他经济学家（比方说，希法亭）的著作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恰恰可以作为认定资本主义的灭亡远非迫在眉睫的一个理由。
伴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直到那时极少为人所关注的经济过渡——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跃居了首位。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经历，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思想争论，布哈林认为，农业的逐步发展会为工业提供扩大的市场；托洛茨基则认为，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把农民的剩余转为对重工业的直接投资。后者就是斯大林最终采取的政策，而且采取的是极为残暴的方式。毛泽东抛弃了苏联的这套做法，把农业置于主导地位，并强调生产关系比生产力重要。
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这一下降趋势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扭转过来，这一过程尤其体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既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有所发展，也是出于人们对世界不平等问题和发展问题的严重关切。
在政治学方面，当时展开的争论集中在处理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在工人阶级中发展革命意识上。甚至连那些似乎相信资本主义会半自动崩溃的人（考茨基和卢森堡以不同的方式相信这一点），也要么热衷于发展党组织（考茨基），要么热衷于群众罢工之类的策略（卢森堡）。但是，由于西方工人阶级中的广大阶层（包括工会的领导层）日益趋向改良主义，社会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因此，列宁关于“先锋”党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意识的思想便变得有吸引力了。随着1917年革命的胜利，党是工人阶级觉悟的体现者（卢卡奇论证了这一点）这一列宁主义模式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种观念被用来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共产党自我宣称代表了大抵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同样有脱离人民的倾向——尽管它作出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努力，力图对这一倾向予以克服。在西方，像科尔施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们这样一些人，曾执著地致力于工人的自我解放事业，也对原有的信念产生了幻灭。同样，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者都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丧失了信心。只有葛兰西成为了唯一一位把对上层建筑的浓厚兴趣和积极投身政治活动集于一身的思想家。
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同时是多维度的。恩格斯曾说，德国工人阶级是被黑格尔所扼要概括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一直围绕着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展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如果是的话）是一门科学；另一个是它从黑格尔那里所承袭下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有趣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关涉上述经济学和政治学上的不同观点。例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因而对黑格尔少有兴趣的那些人，不肯认真考虑工人阶级是自我解放的思想。他们要么像考茨基那样，把自我解放归之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过程，要么像列宁有时、斯大林经常性地所做的那样，把解放的任务委诸党或（领袖）个人（这后一过程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蹈，这鉴于中国农民“一穷二白”的国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超越科学的学问的那些人，特别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卢卡奇、科尔施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都有所表现。然而，当革命的前景在西方暗淡下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便重新关注起哲学，并几乎把它作为目的本身，或者把注意力转向诸如美学之类远离政治的课题上。的确，衡量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底走出了多远，有一个尺度，那就是当前在其中从事最引人关注的理论研究的两个领域，即特别针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研究与美学研究。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多样性表明，马克思的遗产中所固有的多重含混性确实已被他的追随者们充分地阐发出来了。
那么，处在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如何？许多人想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甚至是历史本身的终结。[1] 一些则认为，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产生于充分发达了的资本主义世界，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理，苏联本身就是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非常态。[2] 因此，1989年及其后续的年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无非是继布尔什维党人所制造的迂回路线之后，对历史的一种复归，回复到马克思业已划定的轨道上来。而无论如何，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一个世纪以来对马克思的解释，越来越清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何者还活着？何者已经死了？有三个方面，人们不禁要把它们送入“太平间”；而另有两个方面，似乎仍然有相当大的生命力。
在属于走向死亡的范畴内，首要的也最明显的一点是，知识体系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它从形而上学的、哲学的角度对世界作出通盘的解释。也就是说，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指示下，从传统的意义上，这种马克思主义被苏联所说教，并刻写在无数本陈腐不堪的教科书上。[3] 在此，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支配了一切，从质量互变到下一场革命日期的确定，概莫能外。这种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就建立在对世界粗鄙的唯物主义解释之上，它并不太为大多数会思想的人当一回事。然而，它又确实存在，就像一种颇为简单化的宗教，被广为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被成百上千万的人们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早已没什么有效性可言了。
其次，从更为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讲，近来所发生的事件已向我们表明，起码在工业化国家，至少从中短期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强调两个观点，它们是列宁从上一个世纪（19世纪——译者注）继承下来的，被他并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并付诸实践。其中的一个观点是关于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它认为，这个政党能够把所要倡导和践履的思想建立在非工人阶级自身所能产生的理论之上，这个政党能够拥有工人阶级自身的规划和政策，这个政党之所以是先锋队，是基于它比工人先进，它代表了工人未来的利益，而工人并不知道自身真正的利益所在。列宁的第二个新观点是帝国主义论。该理论依据变化着的资本主义扩张需要，解释了工业化的西方向非洲和亚洲的扩张。上述两个方面，即政党与帝国主义的观点，被列宁并入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内，作为两个理由，它们恰好说明了为什么如果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尤其是后者）仍能存活的话，那该地方一定是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原因。这是因为先锋队党的观念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诉诸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而这些精英分子希望运用自身的精英身份与地位来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并赶超发达的西方国家。帝国主义观点理所当然地向这些国家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发现自身处于危险的境地，也就是说，它们为什么会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剥削？这两方面共同意味着，尽管列宁主义在欧洲和北美没有可期待的前景，但比在欠发达世界中的遭遇要好得多（大受欢迎）。
第三点是经济学上的，即认为，指令性经济或者说高度集中、高度计划型经济体制能够（至少在当前的发展水平上）提供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观念已经表明只是一种空洞的承诺。当然，并不否认，就苏联而言，这些类型相似的指令性经济确实在某些领域促进了社会的巨大发展，如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太空、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以举世瞩目的增长率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还有创造了一个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肯定要比西方国家平等的社会。[4] （伴随这些指令性体制的消失而来的是，对它们程度不一的怀旧，这种留恋证明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东欧的苏联式社会里，它们的专制主义水平事实上在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如此缺乏效率；它们对自己的公民如此缺乏吸引力，这一切都无异于表明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这三大因素，即效率因素、集权主义政治关系因素与群众中普遍的不满情绪因素，往往意味着这种国家主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有生命力了。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规约为上述三方面，因而，这三方面的衰退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现今已跟不上潮流，变得毫无是处了。要是回顾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难看出，几乎还没有一派思想（从最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活动不受惠于它。从中美洲、南美洲的自由神学[5] ，到过去几十年对英语世界编史工作的几大经典贡献[6] ，再到某些文艺批评领域[7] ，所有这些学科同马克思主义的卓有成效的互动，是引人注目的。更准确地说，这里存在两三个这样的领域，它们仍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第一个领域是马克思本人所称为的唯物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观念认为，如果你想理解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最好的出发点是考察那个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并力图把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同这种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出发点。作为一种历史观，它似乎合情合理地勾勒出了一幅地图，你可以在上面对不同的事物作出定位。作为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或者说，作为考察历史的一种方式，它所能阐明的是：你首先要考察的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是如何为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而处世的。正是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才谈得上从事其他的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构建司法体系、绘画或祷告等。在我看来，在今天对待文化的这种唯物主义态度仍然像过去一样有效。与此相反，过去数十年内风行的是，史学家们在某种唯心主义与最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之间作剧烈的摇摆，前者往往近乎无一例外地诉诸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去解释历史活动，后者则从个体的自我利益的角度去分析历史的演变。不同于唯心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历史书写法，看待历史事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的看来，还是活生生的。当然，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存在一些困难：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困难在于，它不太善于预测，马克思原初所阐明的东西倾向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将是短命的。而我本人也相信，从道德和精神上说，作为组织社会的方法的资本主义或许已经破产了；但“不幸”的是，从经济上讲，它肯定没有破产，而恰恰是经济和物质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自称是优先看重的。（倘若你要探问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和精神，我相信，你从中能找到可能的答案[8] ，但这些方面自然又不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显要面。）事实上，正如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所言：“对资本主义压迫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极好的，确实，这种分析如此卓越，以至于很难看出，这种压迫为何应该被终结”[19] 。在这方面，我认为她比马克思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具洞察力。
唯物史观的另一个困难日益凸显出来，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整个威力在于它指向了生产力——人们所拥有的工具和手段——与他们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并把它们当做未来历史进步的载体。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固有的观点是，正是生产力的增长将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而这一点又恰好是唯物史观（如同西蒙娜·韦尔所指出的[10] ）可以同资本主义共享的地方。我们经常忘记，自由资本主义同马克思主义都是同一社会的产物，它们共享这个社会的许多前提条件。而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也宣称，如果你让市场力量自由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次第受惠，最终全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共享同一种自信心，那就是：生产力的无拘无束的发展最终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显然，这种观点已经遭到严肃的质疑；特别是在过去10~15年间，对生产力发展前景的这种信念所带来的生态上的恶果，实际上让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11]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所面临的第三个困境是，它把经济因素强调为决定性因素。如果你想要找出某一个倾向于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特征的东西，那就是（以最简化的方式来表述）：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超过政治、法律、宗教等一切东西。如今，这一分析方法也从三个方面遭受严重的压力。第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民族主义的持续致“病”性。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全世界的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全世界的工人被认为跨越了国界，正团结成同一个阶级。然而，20世纪所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后续的历史事件都宣告了这种乐观主义破产了，如今的民族主义仍像以往那样势力强劲。[12] 第二方面的困难是，宗教的持久韧性。本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宗教是一种失效了的力量。然而，宗教非但没有从世界视阈内消失，而且，如果你读报或收听新闻，并在此时此刻思量一下这个世界，你会发觉，其实这个世界充斥了宗教的成分——所带来的无论是好、（我往往担心）是坏。在此又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生发不出一种中（长）期的期待。[13] 第三个——也许是最基本的一个——困难是，要是考察社会的经济因素，往往就会从民众所属的阶级角度对他们进行分类，一如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那样；一般而论，至少会由此来解释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然而，除阶级划分外，还有可供选择的划分社会人群的其他方法；而且，这些替代性方法似乎比阶级划分法更具有解释力。显然，其中的一种替代性方案是种族的。真正的划分是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而不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还有一种也许是刚才提及的民族划分。当然，更为深远的是，人类社会最实质的划分应该是性别的划分，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正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和斗争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剥削，才是贯穿整个历史的一根基线。在过去几十年，在马克思主义中，最有趣的著作是围绕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不同形态的女性主义之间的互动展开的。分别由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与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所写的书探究了“何者为奠基性的辩证法”这一问题：是劳动的辩证法，还是性的辩证法？抑或是这两者通过父权制概念交织在一起？[14] （应该说，恰好在这一领域，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为典型，马克思主义传统实际上早已作出了某种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工作。）
可见，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的确面临着许多难题，如缺乏预见性；过分热衷于生产力的增长而相应地缺乏对环境问题的相对关注；除经济因素外，比较忽视诸如民族主义、宗教等其他因素。另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管它多么强调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经济剥削，还是把注意力从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上移开了，而这些不平等似乎恰恰对人们的社会、政治活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当然，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威力确实在于它对物质力量、对经济的强调上；在于马克思所坚持的，如果真想变革社会，而且是以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认可的、最称心的某种方式进行，那么就不能不从物质资源在我们社会中的分配的意义上对经济予以充分的考虑。[15] 而任何仅仅倚赖于道德说教、法律规章或单独扩大政治权利的变革不太可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中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绝大多数问题产生的根基是经济上的，尤其在于社会中的多数人缺乏经济力量，以及由资本主义所生产、再生产出来的分裂和堕落现象。无论是了解国家的运作，还是理解这些运作合法化的方式，最根本的一点是要看重经济。绝非偶然的是，在20世纪，正是在关于国家运作及其合法化方式这两个研究领域内，马克思的西方追随者们享有盛名。
除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优势领域是，它对社会、政治观念的根源的考察方式。由这种考察方式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该批判发出这样的疑问：观念从何而来，又为谁服务？在这个领域，马克思被称为同尼采与弗洛伊德并立的“三大怀疑大师之一”。对“怀疑大师”这一称谓，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这三大思想家都对我们说：“千万不要把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所作的自我描述当真，还有东西在底下，而且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被它们掩盖起来了，这种掩盖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正是在对社会批判理论的阐扬中，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思想才可能达至其鼎盛状态。就这三位怀疑大师而言，弗洛伊德的个人主义色彩太浓，以至没有对社会、政治现象作出解释，而对这些现象的更大量的解释恰恰是我们所要寻求的。至于尼采，至少在他当今的追随者的著作中，表现得太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了，因而没法作为可靠的向导。而在这方面，马克思或许表现得最佳。有两本很优秀的书，写的是最扑朔迷离而又无处不在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它们分别由哈维（Harvey）和詹姆逊所撰写。而绝非偶然的是，它们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阐发的。[16] 就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表述出来的是，如果你接受了像人权或国家利益这样的普遍观念，以及每一类政治家乐于表达的所有措辞（当然，有些措辞出现得比其他的措辞要频繁），那么，你就会发觉，这些观念实际上有助于让社会中某一严格限定的特定人群受惠——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权力和福利的不均等分配。一般而论，如果说这些福利并没有完全把大众（这些人还无力承担享受的费用，更谈不上获取支配权了）排斥在外，那也是被高度等级、级差化地分配的。马克思及其信徒们也许不善于编织轰动一时的新“曲目”，但他（们）会有助于你弄明白，为什么你不停地去听金版的经典老“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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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阅福山（Fukayama）的著作，尤见The End of History，and the Last Man（Harmondsworth，1992）。
[2] Callinicos，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London，1982），以及布莱克本（Blackburn）所主编的论文集；另外，还有安德森（Anderson）在他的著作Zones of Engagement（London，1992）的最后一章所作的谨慎、公允的结论。
[3] 最经典的文本是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Short Course）（Moscow，1935）。
[4] 对此所作的公正评论，见M. Ellman，Socialist Planning，2nd edn（Cambrige，1989）。
[5] 比方说，A. Fierro，The Militant Gospel（London，1977）。
[6] 见希尔（C. Hill）、汤普森（E. Thompson）与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的著作。
[7] 比方说，T. 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Oxford，1990）。
[8] 比方说，见D. McLellan and S. Sayers（eds），Socialism and Morality（London，1990）中的讨论。
[9] S. Weil，Oppression and Liberty（London，1988）p. 58.
[10] 参见D. McLellan，Simone Weil：Otopian Pessimist（New York，1990）pp. 67 ff。
[11] 近来，就马克思主义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的探讨，尤见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New York，1991）。
[12] E.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1990）.
[13] 进一步参见D. McLellan，Marxism and Religion（New York，1986）pp. 157 ff。
[14] J. Mitchell，Women’s Estate（Harmondsworth，1971）；M. Barrett，The Marxist/Feminist Encounter（New York，1990）；Lisa Vogel，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London，1983）.
[15] 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观点所作的强有力的辩护，Z. Duan，Marx’s Theory of the Social Formation（Aldershot，1995）。另外还可参见埃伦·伍德（Ellen Wood）的观点，载于论文集Capitalism Versus Democracy（Cambirdge，1995）。
[16] 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1990）and F. Jameson，Post 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Berkeley，199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所激发的思想反响可从这部新近出版的权威著作中表达出来：J. Torrance，Karl Marx’s Theory of Ideas（Cambri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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