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
第24章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历史
1．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显示出对美国的极大兴趣。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曾经认真地考虑过移居美国，并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最受尊崇的外籍撰稿人长达十年之久；恩格斯则于1888年访问过新英格兰。在马克思看来，美国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1] ，由于那里没有封建的历史，“同以往一切国家的形成不同，这个国家自始就归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它不可能把自身伪装成目的”[2] 。其结果是，在这个社会中：
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在流动不息中，它们不断更新自身的成分，并且彼此交流其成员；其次，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与滞留的人口过剩现象相冲突，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为自身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既没有给予人们时间、也没有给予机会来铲除旧世界的幽灵。
[3]
2．魏德迈和左尔格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初向美国移植，在马克思逝世以前就开始了。这主要是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熟练的产业工人移居到美国的结果。由于当时大多数移民为德国血统，因此，无论对东部相对较小的有组织的劳工组织，还是对西部人民党的农民运动，他们都没产生什么影响。第一次移民浪潮中的卓越人物是马克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他是出现在美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853年，他和几位朋友在纽约市成立了为时短暂的“美国工人同盟”。这是一个介于政党与工会之间的混合组织，其宗旨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为直接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而进行鼓动。此后，作为新闻记者和县审计员，魏德迈活跃在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并在南北战争中作战，后来在1866年病逝。当时，由于“美国工人同盟”的存在，第一国际在美国的影响大致局限于德裔美国人中。到1870年，第一国际在美国已有几个支部，统一于以弗里德里希·左尔格（Frederick Sorge）为书记的中央委员会之下。由于始终停留在一些外围活动上，第一国际在1872年把总部迁到纽约后，仅维持了四年。左尔格所关心的是，如何保守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此，他主张，在无产阶级的觉悟尚未发展到能为建立政党而奠定可靠的基础之前，为工人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进行鼓动是第一位的。这样，他就同两类人同时发生了冲突；一类人是把教育当做无产阶级摆脱苦难的主要药方；另一种人则全神贯注于争取妇女选举、参政权的事业——特别致力于雄心勃勃的维多利亚·伍德赫尔（Victoria Woodhull）方案。第一国际解散以后，左尔格便从活跃的政治生涯中隐退了。
3．北美社会主义工党和德·利昂
紧接着第一国际的解散，在费城召开了一次有左尔格及魏德迈的儿子奥托（Otto）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成立了北美社会主义工党。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工党试图效法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搞选举运动，却未获成功。尽管工会活动已高涨起来，并最终导致在1886年建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但党的事业还是止步不前。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理想主义的、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劳动骑士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组织领导了为8小时工作日进行的鼓动行动，并加入了新的独立工党，这个政党于1886年提名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为该党竞选人参加纽约市长选举。乔治是风靡一时的《进步与贫困》（写于1879年）一书的作者，他主张实行单一税制，在这项制度下，地租将用于公共事业——这项措施同土地改革和个体小商户的休戚相关要超过对产业资本主义的关切。[9]
几乎清一色由德国新移民组成的社会主义工党，在丹尼尔·德·利昂（Daniel De Leon）加入之前，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德·利昂具有犹太人和加勒比人的血统，曾就读于荷兰，后执教于哥伦比亚。他起初是乔治的热烈支持者，而后是贝拉米（Bellamy）的合作化与集体化国家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再后来，于1890年参加社会主义工党。德·利昂作为社会主义工党的党报《人民报》（在美国唯一一份公开宣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英文报纸）的主编，从1890年起到1914年逝世之前，一直是社会主义工党的首要代言人，也是当时在美国最有发言权和最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辩护者。
德·利昂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工党的马克思主义同土地改革的民粹主义运动（美国传统的激进主义形式）相调和、也反对同中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曾使上一辈人感到焦虑不堪）相妥协。德·利昂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党与新生的工会运动的关系。他采取的第一大战略是“从内部打开缺口”的战略，这原本是他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未能成功地接管劳动骑士团时所放弃的策略。尤为重要的是，1894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拒绝接受著名的“第十条政纲”，该纲领提出：“所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十一条政纲都来源于英国独立工党的纲领）。在萨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他最初深受马克思的影响）的领导下[10] ，起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劳工联合会推行一种“十足的工联主义”哲学，即避免卷入一切政治活动，并鼓吹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由于德·利昂建立了一个同美国劳工联合会相对抗、尽管存活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贸易和劳工同盟，美国劳工联合会便更加反对德·利昂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了。
德·利昂对在美国有可能争取社会主义所抱的乐观态度，促使他更强烈地反对不过问政治的工联主义。尽管由于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改良主义倾向而有些幻灭感，但他认为，在美国实行妥协更不可容忍。在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他宣称：
当封建主义被清扫到一边而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挥舞着权杖，就像目前在美国这样——从这一刻起，进行革命的场地便已准备就绪了；更要紧的是，从这一刻起，改良也就成了陷阱与骗局。
[11]
德·利昂的强硬立场导致社会主义工党在1899年分裂。当时，认为对现存工会应采取更舒缓的态度的大多数党员都离开了党，并建立了社会党。社会党在选举上更为成功，这促使德·利昂重新强调革命工会的活动。他认为，尽管工人遭受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苦难，但他们却仍会追随保守的工会领导人，于是在1905年，他参与建立了世界工人国际（IWW）。这是一个源于西北部移民伐木工人和矿工的运动，按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说法，它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13] 。德·利昂的理论是，劳工运动暂时分为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两翼。属破坏性一翼的社会主义工党的任务是一种过渡性的任务，即为了废除国家而掌握国家（就像马克思一样，德·利昂坚决相信，在美国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属建设性一翼的世界工人国际的任务则是永远具有建设性的，即控制、保存和扩大生产资料。政治运动必然使阶级斗争无法妥协，而经济运动却可以是比较渐进的。然而，到了1908年，德·利昂被开除出世界工人国际，这是由于后者已有工团主义的倾向，并且相信应采取直接的行动、甚至毁坏机器的行动，从而同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冲突。从此，德·利昂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逝世前一年，在总结其工作的主旨时，他写道：
产业工联主义致力于把工人阶级统一到政治领域和产业部门中来——之所以要统一到产业部门中来，是因为，如果没有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机联合，革命行动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统一到政治领域中来，是因为没有别的领域可以寄托革命目的，而对革命目的若没有觉悟，联合就只是一种不牢固的结合。
[14]
在20世纪初，社会党在人数上压倒了社会主义工党。到1912年，社会党党员已经增长到10万以上，该党主席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又在同一年作为总统候选人赢得了几近100万张选票。作为种族多元主义者，社会党从欧洲社会主义在当时所享有的威望中受益，在它根本改变了土地国有化政策以后，又从民粹派成员的纷纷归顺中获取到了好处。与社会主义工党不同，社会党只略微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它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其庞杂，其内部有三种主要倾向：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领导的右派，由中西部的市政改良者组成；以东海岸为基地的中间派，由1899年脱离社会主义工党的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所领导；以及从西部获取力量的左派，由思想上最接近德·利昂的社会党领袖德布斯和世界工人国际领袖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领导——尽管后来在社会党通过了反对毁坏行动的决议后，海伍德于1912年被驱逐出党。与此同时，社会党内产生了一大批理论家，他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普及，比方说，翻译了《资本论》的欧内斯特·昂特曼（Ernest Untermann）、写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一书的路易斯·鲍丁（Louis Boudin）（他的书甚至在今天读来仍能获益匪浅），以及曾担任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主编的A. M. 西蒙斯（Simons）。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出现了一个“抒情左派”的短暂繁荣时期，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想与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格林威治村”（纽约市内美国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等的聚居区——译者注）应运而生，《新评论》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开始对女性主义和黑人问题展开敏锐的讨论。然而，随着美国的参战，反战的社会主义者相继遭到镇压，中断了这场文艺复兴运动。
由于约翰·里德（John Reed）在其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对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作了广泛宣扬，因此这场胜利被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当做一场凯旋来欢呼——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政权日益走向独裁，由此带来了急转直下的幻灭感。1919年第三国际建立以后，由于其大多数成员来自各地讲外语的联合会，亲布尔什维克分子脱离了社会党，并组成了由路易斯·弗雷纳（Louis Fraina）和查尔斯·鲁登堡（Charles Ruthenberg）领导的共产党。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主要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组成，以本杰明·吉特洛（Benjamin Gitlow）和约翰·里德为领导。这两个党都因当时美国实施战时叛乱治罪法而被迫转入地下。当他们在1921年又崭露头角时，列宁的“向右转”方针指示他们从事选举活动，并在现存的工会运动中开展工作。[15] 但即便完全摆脱了来自斯大林主义梦魇般的压力，它们也无法在美国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在那里，泰勒制和生产流水线正排挤各种手工业，大规模的消费品生产使得传统的种族激进主义走向衰落。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在对待苏联事件的方针上发生了内部分裂，共产党进一步遭到削弱。1929年，由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和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Wolfe）领导的“右翼”反对派被驱逐出党。他们与布哈林的思想和政策合流，认为美国是一个不能立即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化的“例外”，并强调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缓和群众的革命热情方面所产生的效应。早在一年前，“左翼”反对派曾被驱逐出党，这些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组成了两个团体：一个是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chachtman）领导的工人党（即后来的独立社会主义同盟），它后来又同托洛茨基决裂，最终于1958年解散；另一个是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坚持不懈地宣传托洛茨基的观点。非共产主义左派【它是由A. J. 马斯特（Muste）于1934年建立的独立而激进的美国工人党】的分裂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大论战，论战以《现代季刊》和《党人评论》为中心，卷入这场论战的知识分子有詹姆斯·伯纳姆（Burnham）、悉尼·胡克（Sidney Hook）、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Wolfe）和马克斯·伊斯特曼（Eastman）等人。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取得最大进展的恰恰是共产党。社会党当时在其新领袖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领导之下，特别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在整个30年代已衰落下去。社会主义工党则仍然是个小派别。唯独朝气蓬勃、政见明确的共产党以一个虽然不大却很坚强的反法西斯堡垒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把自身的影响扩展到新成立的产业组织联盟，并在其自身行列中赢得了广大土生土长的工人，还吸引了数量可观的文学界知识分子。到1943年，它几近拥有10万之众的党员。然而，该党最后还是抛弃了1934年以来就担任其领袖的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的调和观点，并于1945年把他开除出党。新的领导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驳斥了白劳德所提倡的和平共存及其关于民族利益的说法。这一强硬路线使共产党在美国社会中陷于孤立的境地，并进一步导致了它的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战后的经济繁荣和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带入到一个停滞和解体期，这一时期从1940年一直持续到1960年。[16]
5．新左派
20世纪6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新左派”在许多方面看起来像20世纪初期的“抒情左派”。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复兴是由美国日益卷入越南战争而促成的。但是，虽然越南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新左派的崛起毕竟是国内发展的必然结果。哈林顿（Harrington）在《另一个美国》中揭露了美国白人工人的普遍贫困和苦难；而南方的民权运动也终于使广大的全美国人清楚地了解到黑人所遭受的社会与政治歧视。战时的需要促成了妇女大规模地长期就业，这使得女权运动有可能广泛地开展起来，而女权运动一向就是美国激进传统中的一部分。[17] 从一开始，这个新左派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带有某种矛盾性。就传统而言，马克思主义一直被看成是对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和愿望的理论性表述，而工人阶级被视为（至少在潜在意义上）全体人口中的大多数。然而在美国（这里的形势与英国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并没有天然的有机联系，因而，其新左派形式往往成了所有被压迫的少数人抗议的一种手段。老左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接受新左派的怀疑论人道主义，以及它的道德观、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与模糊的存在主义姿态，这种姿态更多地与无政府主义相关联，而同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分析相去甚远。新左派日益增长的反工业化的生态学偏见（尤其是因同情第三世界而产生的），在老左派看来，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反动的。新左派所鼓吹的不拘习俗的生活方式，如吸毒和性解放等，被看成是严重偏离严肃的政治责任感的精神涣散。
基于成分庞杂的少数派基础，新左派的理论自然也是十分折中的，它熔无政府主义、甘地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于一炉。新左派有学生基础，因为它的主要组织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这是“争取工业民主学生联盟”在1959年取的新名字。虽然“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起初要求的是学生在大学里拥有更多的权利（例如，1964年伯克利大学的自由讲演运动），但这些要求很快就演变成政治性的了。商业社会的需要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至于对大学体制的任何挑战都势必带有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含义。而且，“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还提出了自己的“新工人阶级”理论（这种理论前面曾经提到过）：学生在知识工厂里接受训练以便适应发达资本主义的官僚体系的要求，在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中，他们将像19世纪的产业无产阶级那样，受剥削，并被异化；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对自身这种遭遇有了彻底的觉悟，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反抗。
在这方面，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对新左派的影响也许超过了马克思。的确，正是赖特·米尔斯使“新左派”一词在美国广为传播。在他最有影响的书《权力精英》（1956年版）中，赖特·米尔斯摈弃了统治阶级的概念，而代之以“群体精英”的说法。虽然他批评多元主义是不可靠的（基于政府、产业和军队方面的精英们是互相牵制），却并不像任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必定所做的那样，一定会去驳斥多元主义本身。他对政治—军事机构作用的阐述并没有直接联系到经济基础，并且否定这样一种思想，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历史的主宰，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主宰力量，尽管真正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历史证据与这一期望是相反的。我认为，这样一种劳工形而上学是从维多利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传下来的遗产，现在已经完全不符合现实了”[18] 。就马克思主义对早期新左派的影响而言，其表现形式是埃里希·弗洛姆所诠释的、从青年马克思那里抽取出来的异化概念。[19]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基本文献——由汤姆·海登（Tom Hayden）于1962年起草的《休伦港声明》——摈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论从哪一种意义来说，都未能实现它所声明的、领导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解放运动的意图”[20] ，《休伦港声明》还宣称，“作为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他的概念工具是过时的，他所描绘的终极图景是难以置信的”[21] 。相反，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则使得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具影响力。
但是，这一折中主义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如它的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三个R：从改良（Reform）开始，曾走向反抗（Resistance），现又非正式地以革命（Revolution）而告终”[22]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性本身，便意味着这一运动缺乏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自身极易被坚决、果断的少数人所接替。何况，人们已日益明显地感觉到，标志“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诞生时身份的含糊的人道主义抗议，这种抗议不可能对付诸如像帝国主义那样复杂的现象；同时，人们也感到，严肃的激进主义最终将不得不以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归宿。共产党及其年轻的“杜波依斯（DuBois）俱乐部”一翼，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复兴，但取得最重大进展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托（托洛茨基）派和毛（毛泽东）派，它们尤其注重借助青年运动。老托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缔造了青年社会主义联盟——这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为止最活跃的（也许还是最大的）左翼组织，这个工人党还强调了工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意识问题。但从美国日益卷入越南战争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毛派的进步工党，该党强调反帝的暴力活动。这两派都同断然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和黑豹党人结盟。在“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灾难性的1969年大会上，进步工党取得了控制权，新左派也就濒临没落。一些拒绝进步工党路线的人走向了各自的极端主义，他们组成一些短暂的游击小组，如革命青年运动和天气预报者等。在作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和大学校园内恢复相对平静之后，左派活动分子的积极性便整个低落了——虽然1974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曾使它有过有限的复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重申了更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6．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未获成功的原因
以上简短的概述提出了一个明显的疑问，这个疑问成了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6年出版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标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美国与欧洲不同，没有封建的历史。美国人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不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特权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正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有助于把劳工的要求容纳进来。这同欧洲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欧洲，由于工人阶级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不得不凝聚成一股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力量，以便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正如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所言，美国人是“生而自由”的；既然美国的创立本身就是因无法忍受欧洲的东西而作出的一种反应，那么，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自由是消极性（免于……限制的——译者注）的——它信奉的就是个人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再一个因素是，美国相对地同因战争而引起的欧洲剧烈动荡隔离开来。但这还算不上是充分的答案，因为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已产生出一个工人阶级，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这个阶级似乎易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就像德国人曾经表现过的那样。
新拓荒地区的存在无疑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向西部移民——不管迁移之地究竟有多远——的可能性却影响了许多城市移民。在松巴特写作的时代，美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激进的抗议集中表现在小农场主的民粹主义的反对立场上，他们反对垄断工业的利益和东部的银行业，并倡导政府控制铁路、放宽信贷条件和直接选举参议院。虽然他们的许多要求可以看作反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反对经济集中化和倚重财产私有的民粹派立场，却更多地立足于传统的新教道德而不是任何社会主义原则。鉴于政治激进主义是与对工人阶级没有明显偏好的民粹派主张相关联的，早期的工会运动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反对卷入政治的倾向和执著于更多世俗事务的坚定决心。当然，更为直接的是，新拓荒地区的存在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因而也限制了失业），并减缓了都市的成长进程。
与土地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是移民的影响。种族分化妨碍了工人阶级的统一，而连续的移民浪潮构筑了一种等级体系。最新近到达的、特别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处于底层，而从早期定居的熟练工人中则滋生出工人贵族。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来移民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国内非熟练劳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便意味着在农村社区养成的个人主义和不思进取的态度随之渗入到产业劳动大军中去了。等到有组织的工人作为一支真正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他们又可能被同化到罗斯福新政的改良主义政策中去。那么，哪怕是假定松巴特关于当时美国工人富裕的看法是准确的，他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即社会主义已“奠立在成堆的烤牛排和苹果馅饼上”[23] ，也绝不是美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
理论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在美国，尤其是在学术界，出现了一次最为举世瞩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大回潮。这一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不仅在于出版了若干以马克思主义为论题的书籍，还在于创办了一系列专题刊物，这些刊物的标题通常都冠以“激进”字样，都或多或少对其论题提出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以与“老字号”的刊物相抗衡。[24] 不足为奇，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分析上。要对这些新近的理论贡献作一描述，必然带有很大的选择性，但无论如何，下面三个领域是最为突出的，即：新左派关于当代美国社会性质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美国历史的编撰，而最重要的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研究。
1．新左派
随着马克思早期著作以及埃里希·弗洛姆等人对这些著作的评论相继面世[25] ，马克思的思想不再只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人们开始广泛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对20世纪就像对19世纪那样适用——甚至或许更为贴切。马克斯·霍克海姆在《理性的衰落》（1949年版）中，已经批判地考察了美国社会中的社会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但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产物——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成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左派思想的一个缩影。[26] 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美国是这样一种最为典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在一个压迫性的整体支配之下，自由可以被转变成强有力的统治工具”[27] 。马尔库塞的看法是：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在它维持并宽宥富裕社会的破坏力和镇压职能的同时，它也有力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也包括不受那些可容忍的、有回报的和令人舒心之物的约束——的需要。在这里，社会的控制强迫人们被高度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所支配，必须麻木不仁地去干已非真正之所必需的工作，必须去缓和和延长这种麻木不仁状态的娱乐方式，必须去维持种种骗人的自由，如按操纵价格进行的竞争自由、置于自我审查机制下的出版自由，以及在注册商标和冒牌货之间的选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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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史
激进的美国历史学家们对美国社会所谓的自由主义也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这一学派的老前辈是20世纪50年代威斯康星大学特别具有影响力的威廉·A·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他最为关心的是外交政策及其对美国国内社会关系的影响。比威廉斯更独特的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的著作。在《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1963年版）中，科尔科考察了1900年到1916年这段时期，他认为当时的政府的目标是“把经济同更大的政治与社会领域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它让各股份公司在一个可使其长期获取合理利润的、可预测的、安全的环境中运作”[30] 。于是，许多被自由主义者视为对大企业“前进式”抑制的改革，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预设了社会总福利要通过满足企业的具体目标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商业和工业的处境予以政治上的合理化。[31] 因此，以企业精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的胜利”，就是倾力去维护企业的现有利益。科尔科的见解与赖特·米尔斯的共通之处不亚于与马克思之间的共鸣。这些见解在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的《自由主义国家中的企业理念》一书（1968年版）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温斯坦把企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看作美国最发达的实业部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与政府联手创造出来的，其目的是把劳工、小农场主和商人都统一到一个整体的国家内。
3．经济学
然而，迄今为止，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独创性的贡献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综合多方面看，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版）。从一开始，巴兰就对以往经济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作了一番阐述，接着，他就提出了中心论题，经济剩余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里，他把实际剩余（社会现时产出与其现时消费之间的差额）与潜在剩余区分开来，后者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技术环境下，借助于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源，所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出与可看作是基本的消费之间的差额”[32]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潜在剩余大于实际剩余，这出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主要表现在高收入群体，但在某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也表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身上）；二是非生产性工人的存在使社会减少了产量；三是由于现存生产机构组织的不合理、不经济而降低了产量；四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失业也使产量得不到提高。
[33]
在该书最重要的一节中，巴兰宣称，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垄断资本主义动力发挥的直接结果，它妨碍了不发达地区的资本原始积累，并扼杀了那里的幼稚型产业：
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大、大多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贫困化，以及与西方技术的接触，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这种发展被迫脱离了其正常的路线，受到扭曲和残损，以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
[34]
巴兰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把他的思想建立在列宁论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的著作、卢森堡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以及托洛茨基关于不均衡发展的概念之上。他最新颖、独到之处在于，他以以下的观点把上述思想传统同世界发展的问题联系起来，即认为西方的发展直接以不发达国家为代价。这种观点对现代发展理论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5] ，甚至形形色色的作家，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和格瓦拉都承认受惠于巴兰的影响。这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侧重点的改变，即视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状态为停滞而非危机，并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三世界，认为第三世界的未来发展不只是卖力地步西方的后尘。
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于1965年合著出版的《垄断资本》一书，把巴兰在《成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论述过的关于剩余的思想，同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年版）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危机起因于消费不足的思想结合起来。这是关于美国经济的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马克思主义总看法。该书的论述围绕着一个中心论题展开，即“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36] 。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竞争的消除、风险的消失和大公司相互间彼此宽容（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这一切意味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这一规律是以竞争体制为先决条件的）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再适用了。他们写道：
因此，剩余增长的规律代替了利润下降规律。我们绝不是否定或修正政治经济学的一条久负盛誉的定理。我们只不过是要阐明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自该定理确定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在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这一体制变革中，最本质的东西在这种定理的替代中获得了它的理论表现。
[37]
不断增长的剩余在消费、投资、乃至在单纯的浪费中找到了某种出路。然而，调查研究表明，消费虽然在绝对数字上是上升的，但从与剩余增长的比例来看，它却是下降的。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投资，从作为吸收剩余所需要的数量来说，其提高总是趋向于超过总收入，这就使投资失去了意义。现代公司在推销上所作的巨大努力，如广告、包装、为更新换代而人为废弃商品等等，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但毕竟也有个极限：
不管怎样绕弯子，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要产生越来越多的剩余，却无法提供所必需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来吸收不断增长的剩余，从而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起来。既然不可能被吸收的剩余不会再被生产出来，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就是停滞。
[38]
巴兰和斯威齐合写的这部著作受到了持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作者们的批评，在这些批评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比利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他的巨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是对上述主题所作出的最全面的概论。在后来的著作中，曼德尔还批评巴兰和斯威齐只是从市场和实际效益的角度看待（有很多见解是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借用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没有深入到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价值分析的基础中去，因而只是在表象层面上进行推理。在曼德尔看来，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资本集中化的趋势既导致了垄断，又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花在厂房设备和原材料方面的费用超过工资方面）。虽然市场体制可能改变，但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提高剥削率，使生产和积累仍然有利可图。所以，巴兰和斯威齐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至关重要的利润率。曼德尔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包含在他的重要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其中，他提出了“长波周期”理论，以此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试图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为何正处于这样一个周期的末尾，因而无法保持剩余价值率。
巴兰和斯威齐的这本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即当时美国的繁荣期。而在越南的失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在《马克思和凯恩斯》（1970年版）一书中强调了国家在处理剩余时会遭遇到的固有限制。这个论题在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近作《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版）中也得到了发挥。奥康纳与新近的德国学派[39] 一样，认为国家的权力关系是复杂的、半自主的，不能将它归结为对资本家利益的表达。他要阐发一种新的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对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不断增多。为此，他把经济划分为竞争部门、垄断部门和国有部门，并表明，为什么经济中的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是互为需要的，而这二者又都需要国家的干预——因为这两者有时具有矛盾性。奥康纳的主要论点是，从长远看，国家不可能增加足够的税收去满足这三个部门所有的政治需要；而国家又必须是令人满意的社会福利的供应者，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国家就把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本社会化。国家的职能是通过投资诸如道路等事务，为竞争性行业的隐性剩余劳动力承担像学校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方面的费用，从而把私人资本的费用社会化，最终实现社会的积累。可见，基于国家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工具、而是用于协调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的，它是相对自主的。国家干预的增长以及竞相争取国家的偏袒，导致了资本主义所有各方组织机构都认可的国家的权威。国家维护了社会的阶级体系，因为它被看成是独立于阶级体系的。然而，在奥康纳看来，在国家的经济积累功能与政治合法化功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源于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的社会性与利润（在某些情况下，是政治权力）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与奥康纳宽广的政治—经济视角形成对照的是，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年版）通过大量的历史细节最为详尽地考察了垄断资本对劳动过程产生的作用。布雷弗曼所展示的作品同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框架完全和谐一致，所不同的是，不像后者，他强调了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并对剩余持有一种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布雷弗曼的目标是，考察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其近期的研究中，他的分析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种明显的矛盾现象：
一方面有人强调，作为科技革命和“自动化”所产生的结果，现代劳动一般都要求有越来越高层次的教育和训练，要求付出更多的智力和精神努力。而另一方面，对产业劳动和办公劳动条件的日益不满似乎又同上述见解相矛盾。因为据说（有时甚至是在别的场合支持第一种见解的那些人所言），劳动越来越被细分为一些细微的小操作，以至于不能使具有现代教育水平的人保持兴趣或施展才华；这些小操作越来越不需要多少技术和训练素养；加之，对劳动的“漫不经心”和“官僚主义化”，这使得劳动的现代趋势正异化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
[40]
为了支持这种论断，布雷弗曼把它建立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劳动过程的讨论基础之上。布雷弗曼否定了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中和苏联都很流行的一种看法，即认为：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工艺和管理技能是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的。以泰勒制为例，布雷弗曼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它在经营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背道而驰的发展，这种分裂是生产过程实行资本主义管理的要害所在，并仍然起着同以往一样大的影响——所谓扩大就业的措施不过是骗人的遮羞布。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布雷弗曼追溯了技术革新和管理技能的发展，以及这二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对异化劳动日益增长的控制。在第三部分中，布雷弗曼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展和资本在各产业部门间的转移，这种转移关涉现代企业的兴起；他还描绘了市场关系的普遍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第四部分追述了职员系统与服务部门的成长历程，在布雷弗曼看来，就其监督生产过程的作用而言，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像任何车间中最下层的工人那样被“泰勒制化”了。由于自动化机械装置的增加，报酬待遇相对较好的技工人数在减少，这意味着低工资的办公人员和服务人员构成了现代的“劳动后备军”。因为，实际上：
所谓雇员或白领工人问题，尽管曾使前几辈的马克思主义者深感困惑，尽管被反马克思主义者欢呼为否认“无产阶级化”命题的铁证，但现今却在办公职业的两极分化和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人数单方面增长的情况下，被明白无误地澄清了。这种向庞大的非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发展的表面趋势，最终转化成一个庞大的新型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
[42]
布雷弗曼把他的著作说成是论述“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谈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也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因素，而这些问题在诸如普兰查斯（Poulantzas）这样的作家的著作中却占据那样突出的地位。布雷弗曼的这种做法归因于他接受了巴兰和斯威齐关于资本绝对地统治了劳动的见解，因此，他全盘否定了增加就业的计划和工人参与管理的要求。比方说，就后者，他写道：
工厂民主这个概念，只是建立在强制推行一种形式上的议会制机制，比如选举厂长、对生产和其他决策用投票的方式表决等基础之上，只是靠现存的生产组织形式，因而是虚妄的。不把必需的技能知识返交给工人群众，不对劳动组织进行改造——总而言之，只要没有新的、真正的集体生产方式，工厂和办公室里的投票就改变不了下述事实，即工人仍像从前那样依靠“专家”，只能在专家当中进行选择，或投票赞成由他们提出的别的人选。
[43]
4．市场社会主义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下面，继续探讨经济方面的话题。最近，有一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文献，极具趣味性。该部著作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场高度理论化的讨论。当时，这场讨论是在诸如冯·米泽斯（Von Mises）和兰格（Lange）等作家之间，就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流通的可能性展开的。[44] 赋予这一话题以实际推动力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期间，东欧国家在增进市场作用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45]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些努力并没有太多地促动马克思自身的原理的发展。尽管就市场社会主义克服了劳资之间的对立而言，它是社会主义的，但它没有把重点放在经济平等上。马克思对市场并不友好：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功）劳分配，是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他就市场社会主义所能说出的最中听的话，也无非是：它代表了这样一个社会，“从各个方面，无论从经济上、道德上，还是从文化上来说，这个社会仍然带有它所脱胎而出的旧社会的胎记”[46] 。可见，从马克思的角度看，不妨说，市场社会主义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好（或者说，更好一点的）水平。但是，作为终极目标，参照人类的动机和潜能，它还极其缺乏效率、极为不公平、极端不成熟。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地区，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部所生发出的最有趣的理论被称作“分析的”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时代精神、尤其是撒切尔/里根执政期间泛滥的个人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运用了像博弈论和普通均衡论等新经济学中所采纳过的方法论。通过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框架，埃尔斯特（Elster）和罗默（Roemer）的著作特地对马克思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们认为，为了解释社会现象，有必要表明理性的个体能够自由地选择行为方式，其行为所造成的是有待解释的现象。起码可以说，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一种悖谬（尽管没有人像萨特那样尽力地把他的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调和起来）。不足为怪的是，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思想）就所剩无几了。[47]
深入阅读材料
最简明扼要的介绍是迪金斯（Diggins）的《20世纪的美国左派》。还可参阅布尔（Buhle）的文章“走向新马克思主义”。贝尔（Bell）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短小精悍，充满了火药味。关于德利昂与社会主义工党，见赫雷肖夫（Herreshof）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关于共产党的产生及其早期活动，由德雷珀（Draper）写的两本书是上乘之作。至于共产党后来的发展，见斯塔罗宾（Starobin）的《危机中的美国共产主义》。香农（Shannon）写的社会党历史全面透彻，信息容量大。就新左派，最好的导读性著作是西奥多里（Theodori）的文集。关于“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见塞尔（Sale）所作的卓越研究。就当代困境，参见雅各比（Jacoby）的文章。布尔（Buhle）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部优秀的评介性读物。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见迪瓦恩（Devine）的《民主与经济计划》、米勒（Miller）的《市场、国家与社区》（在视角上最接近马克思）与施韦卡特（Schweikart）的《反对资本主义》。
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见以下的参考文献。在实践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罗默（Roemer）的《自由地丧失》，它以一种非专业语言对阶级和剥削作了分析。两部优秀的导读读物是迈耶（Mayer）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由卡弗（Carver）和托马斯（Thomas）所编辑、标题为《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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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N. Young，An Infantile Disorder? （London，1977）p. 138.
[22] A. Adelson，SDS（New York，1972）p. 203.
[23] W. Sombart，Socialism and the Social Movement（London，1909）p. 276.
[24] 在这些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由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安阿伯（Ann Arbor）出版的《评论》。
[25] 尤可参见Socialist Humanism，ed. E. Fromm（New York，1967）。
[26] 关于马尔库塞，参见本书第19章第五节的内容。
[27] H.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London，1968）p. 23.
[28] Ibid.
[29] 比方说，参见S.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Sex（New York，1970）与June 1970 number（vol. 4）of Radical America，devoted to C. L. R. James.
[30] G.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Glencoe，Ill. ，1963）p. 3.
[31] Ibid.
[32] P. Bar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Harmondsworth，1973）p. 133.
[33] Ibid. ，p. 134.
[34] Ibid. ，p. 276.
[35] 参见本书第18章。
[36] P. Baran and P. Sweezy，Monopoly Capital（Harmondsworth，1966）p. 21.
[37] Ibid. ，p. 80.
[38] Ibid. ，p. 113.
[39] 尤可参见阿尔特瓦特（Altvater）的著作，载State and Capital，ed. J. Holloway and S. Picciotto（London，1978）。
[40] H. Braverman，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New York，1974）pp. 3ff.
[41] 参见本书第20章第三节的内容。
[42] H. Braverman，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p. 355.
[43] Ibid. ，p. 445.
[44] 这方面有很好的描述，见D. Lavoie，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Cambridge，1985）。
[45] W. Bruse and K. Laski，From Marx to the Market：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Oxford，1989）.
[46] K. Marx，Selected Writings，ed. D. McLellan（Oxford，1977）p. 568. 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并不包含市场，但在伦理道德观上同市场社会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
[47] 比方说，表现在J. Elster，Making Sense of Marx（Cambridg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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