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905年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俄国1905年革命

　　罗莎·卢森堡已经在同列宁的论战中在理论上参与了东方革命的进程，很快她就在实践上参加了革命，承担起东方的革命动荡的责任。首先，她受德国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双重委托，于1904年8月前往参加第二国际的阿姆斯特丹大会（虽然人们对这种会议的实际意义有所质疑，但是至少它从观念上代表了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中心；由地方组织信任地派去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争论不可规避的重要人物，他们又对各自的国家起到重要作用）。她成功地将自己在反对伯恩施坦的论战中的反修正主义的核心观点加到关于社会主义阐释和宣传的问答手册之中。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像宗教会议一样争辩，结果就是：阶级斗争代替了机会主义，没有改良倾向，考茨基紧密地同卢森堡团结在一起。困难主要在法国人那里：法国的主要的伯恩施坦主义者让·饶勒斯进行了一场大型的影响广泛的演讲。但是当时还缺乏翻译者——于是罗莎·卢森堡挺身而出，翻译了这位反对者的演讲。

　　随后，她返回德国——马上被投入监狱，因为她在宣传鼓动中关于皇帝威廉二世说道：“那个男人，虽然嘴上说着确保德国工人生活良好，却对事实一无所知”，这让她因侮辱皇帝而受审判。虽然这样的话同她攻击伯恩施坦和列宁时的话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却惹恼了皇权。卢森堡被判监禁三个月，七周后，1904年10月15日，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国王登基，发布大赦令，按照路易莎·考茨基的说法，虽然罗莎·卢森堡内心里抗拒大赦令——她不需要任何恩典行为，但是大赦却让她有机会介入最新鲜的和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中去。1904年，自1894年以来执政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圣彼得堡任命了“杜马”作为傀儡议会，希望议会能使对日本的战争合法。出于粉饰的目的，这个机构也制定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改革议案；人民却认为这是提出合理的土地分配、工人权利和贫困救助的良机。这些愿望被拒绝了，从而造成罢工和骚动。（格利高里历）11月9日，一个星期天，大约15万人举行盛大的游行，行进到沙皇的冬宫，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言论自由和严肃认真的杜马。交给沙皇的请愿书，要求“满足我们的请求，你就能使俄国幸福”。结果却是两样的：军队向人群射击，大约一千人死亡，受伤的人不计其数。

　　这时，对起义早有准备的起关键作用的群众上场了。在此之前，已经有数百个革命组织，数千成员，广泛分布在地方组织中，还有半打不定期的每月在国外出版的革命刊物，流亡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为其撰稿。现在，二三百万工人参加了罢工，而且表现得非常激动，5000万到1亿的农民也被感染了，最后军队也骚动了；黑海舰队开始反对沙皇主义，对帝国体制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最激起民愤的是沙皇试图让一个橱窗内阁同意一场战争。在工人占多数的军队中酿成了真正的起义。不过整体来说核心部分一直都是群众罢工。对列宁和卢森堡等人来说，比单纯的数字更加令人高兴的是另外的发展：经济罢工在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治罢工；很快，斗争就不是仅仅同工资和困难救助相关了，而是要夺取政权。

　　俄国在革命前10年内，罢工者的人数平均每年为4.3万。所以在革命前整整10年里，罢工者的总数为43万。1905年1月，即革命的第一个月内，罢工者的人数为44万。这就是说，在仅仅1个月之内就比在过去整整10年中还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没有发生过像1905年俄国那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罢工者的总数为280万，比工厂工人总数多一倍！^[1]

　　秋天，沙皇做出了反应，太迟了，太慢了，太蠢了：他任命了一个新的议会，即所谓的布雷金杜马，然而只有很少的有选举权的人投票支持这个杜马。资产阶级自由派感激地接受了这一施舍，但是社会民主党人马上要求：“不要咨询的杜马！坚决抵制！”这一机构从未召集起来。

　　10月到11月间，革命到达了顶点：一个月里有50万人罢工，铁路工人、邮政工人都放弃工作，交通都瘫痪了，大学都开放了，成为工人、手工业者和仆役的聚集地点。报界也参加了骚动；出版商印刷文章不再呈送给审查当局。一时出版了三家社会民主党人的日报，在圣彼得堡发行5万到10万份。

　　但是，最重要的事件是由工人代表组成的议会的成立，即所谓的苏维埃。苏维埃发布公告，在公告中，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结合为一句口号：“八小时工作日和武器！”苏维埃开始组织自己的政治机构，堂而皇之地设立了一个反政府机构。具有相应的历史意识的革命者由这里发生的事情会联想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1871年在法国首都成立的独立组织的起义政府，但是只从3月存在到5月，后来被残酷镇压了。列宁以及当时积极参与彼得堡苏维埃的托洛茨基等人很快意识到，这里产生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对政府不满的新机构。列宁将合法的报纸《新生活报》的编辑人员召集到一起，取得了领导权，从这里发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声音。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也参与其中；外国的左翼人士也参加进来，比如来自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另外还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卡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于1900年去世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他和卢森堡一样，自1901年以来就成为非苏维埃的柏林市议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尔是一位法学家，和哥哥特奥一起经营一家法律事务所，反对改良主义和其他批判，捍卫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希望。

　　1905年11月，罗莎·卢森堡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刊《前进报》的编辑，12月，她前往华沙，因为俄属波兰也在骚动当中，她也想参与。但是革命已经过了高潮；这时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最亲爱的！我只能写一点，因为我的时间非常少。到目前为止，我试图了解工作态势和总的形势，现在我完全投入到工作当中。用两句话来描述情况（但是只是给你们说）：总罢工非常不成功，特别是在彼得堡，铁路工人完全没有发动起来实施罢工。目前只有直接的普遍的巷战有意义，但是还必须有所准备。时间在等候的态势中流逝。除非有某种“偶然事件”，一种新的宣言或类似的东西，能招致突然的自发的爆发。^[2]

　　由于对事件的这种印象，卢森堡形成了后来被列宁称为“自发主义的”态度，这是由对革命事件的直接感受激起的。革命继续活生生地在她的眼前发生，直到她成为牺牲品的柏林最后的战斗为止。起义，即使失败了，也让她非常激动——她发出统帅令和物资愿望，幽默风趣地（很可能是为了给自己鼓劲）阐述，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在城里被士兵刺死，每天都有人被逮捕，但是这“非常有趣”，即使人们必须“拿着左轮手枪逼迫资产阶级的印刷厂”印刷自己的报纸。（KB，第93页）

　　她等待着“武装冲突”，竭尽为工人在将来的对抗中取得胜利而努力。但是1906年3月，她的工作结束了：在对瓦列夫斯卡伯爵夫人的房子的搜查中，德国新闻工作者安娜·玛奇克和她的同事奥托·恩格曼被捕了。这牵涉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奥·约吉希斯。卢森堡在写往柏林的信中说：“命运到来了，我被捕了。本来我已经拿护照申请回去的签证，准备马上出发了。现在，事情要这样了。希望你们俩不要将这件事情过分放在心上。革命万岁！接受它所带来的这一切吧。”（KB，第105页及下页）

　　罗莎·卢森堡将狱中种种情形写得令人震撼、有趣、可笑甚至滑稽。她写得非常愉快，称囚室为“珍宝”，不过到8月她已经被转移了两次，最后到了残酷的华沙监狱。她间接见证了处决——这指的是，人们被带走，不再有指望被释放，也再不会回来。有一次，人们让她蒙着眼晴受审，就好像执行死刑一样。但是她还是找到了时间和力量，在书信里安慰和她联系的人，消除报刊上关于她受到战争法庭审判的流言。柏林一直在努力证明她是普鲁士国籍；鉴定书证明她健康有损；在支付了3000卢布后她最终被释放了，然后她首先去了芬兰的库奥卡拉。在那里自彼得堡的人接待了她，然后她也前往了彼得堡，也就是继续她的革命事业，和重要的革命者会面，比如帕尔乌斯和维拉·查苏里奇、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列夫·卡缅涅夫、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以及和所有这些人有时友好有时敌对的人——列宁。

　　正如马克思通过巴黎公社表达了对自发的起义的观点，罗莎·卢森堡通过她在华沙的经历思考了她对关于组织、战略和策略的一些问题的看法。返回德国后，在社会民主党曼海姆鼓动大会上，在一位同志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之后，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前面的演讲者在他演讲的最后称我为俄国革命的殉道士和受苦者。我必须要对此提出抗议，然后开始我的演讲。人们如果不是远距离地观察俄国革命，如果亲自参与了这场革命，就不会说自己是一位殉道士和受苦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公开坦诚地向您保证，我在俄国度过的每个月，都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我觉得非常悲伤，因为我必须离开俄国，回到德国。如果说我们从俄国革命当中得到了什么，那不是悲观主义，而是最伟大的乐观主义，我们以最大的勇敢来期盼未来，以十倍的力量来召唤未来：尽管有千难万阻，我们将始终是胜利者。”（W2，第177—181页）这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的直接的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总结。她后来在题为《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理论总结。

^[1] 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第21页。

^[2] 罗莎·卢森堡给卡尔考茨基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1906年1月6日；KB，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