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罢工理论和党的培训(1906—1907年)



  罗莎·卢森堡撰写了具有战略性和策略性的著作《做什么?》,它是半官方的,“受社会民主党汉堡地方组织委员会和阿尔托纳、奥腾森、万茨贝克的社会民主党协会委员会委托而写”,但是她所传达的信息却完全不是地方政治的。其核心观点是,不是罢工导致了革命,而是革命导致了群众罢工,因为革命创造了罢工的社会条件。这里的关键点是党作为连接经济和政治斗争的铰链的作用:“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这就是在大规模罢工阶段‘领导’的最重要任务。”(W2,第133页)即使再过十年,在德国也没有人比卢森堡更加接近列宁主义。然而,在俄国和波兰获得的观点如何以及是否能移植到德国,这是历史上令人沮丧的一点:“1905年10月大罢工的时候,在形式上还是专制主义的俄国,铁路职工就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行动自由来说就已经使德国的铁路职工望尘莫及了。”(W2,第137页及下页)在低潮时期,正如列宁已经在他的相关著作中所讨论的理论,工会提醒党它的任务是代表工人的利益,但是在革命时期,同样的工会却变成了阻碍,因为它们的干部想要靠谈判生存,因此想要保留谈判的条件。在此,党必须将进程向卢森堡推进,在此方面她的思想和列宁没有什么不同,列宁曾警告在社会民主党内存在“工联主义”的危险。

  “要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与工会的领导之间、在党的代表大会与工会的代表大会之间建立那种自然的关系,这是符合整个工人运动与工会这个局部现象之间的实际关系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要学会表现出自己的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从而证明他们为进行伟大斗争与完成伟大任务的未来时期所作的准备业已成熟;在这样的时期,他们这些群众应当是行动的集体,而领导只应当是‘发言人’,只应当是群众意志的表达者。工会运动并不反映像一些工会官员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荒谬的幻想所反映的那个样子,而是像已被争取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广大无产者群众的意识中存在的那个样子。”(W2,第169及下页)

  人们可以乐观地看到这一判断,也可以将其看作对运动状态的批判——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将阶级意识看作主要问题,德国工人运动相对于俄国人的落后是因为参与者的事实上“盲从”的心态历程,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在卢森堡看来,在这方面主要的补救措施是对领导干部的培训,要进行启蒙,不仅仅因为受到凌辱和不公而奋起抗争。涉及这一点,符合逻辑的是,她将自己的勤奋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在社会民主党柏林党校的工作。这一时期,两位非德籍的导师遭受驱逐的威胁,奥地利的鲁道夫·希法亭和荷兰的安东·潘涅库克——前者是第一位提出所谓的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后者是教条的自发主义者。柏林的教师群体随时需要招募一位与这些理论家才智相当的教师,而罗莎·卢森堡非常乐意加入这个群体。

  这些学生不是小孩子,这意味着,他们学起来比小孩子更困难、更慢,但是罗莎·卢森堡也因此希望他们学得更加彻底。她最大的学生差不多40岁,最年轻的20岁。这位刚刚从俄国革命中归国的革命者在一门综合课中讲授了250小时的国民经济学。在这里,她形成了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很多来自她自己的学识修养宝库、还有一些来自尖锐的论战的授课风格,很快不仅吸引了工人和极端主义者,还吸引了同情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

  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将自己的经济学讲义编成一本书。按照计划,这是一本国民经济学的指南,分成八册,在这本书里应当彻底克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业已实现的世界市场、帝国主义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现象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新的、也许(用列宁的话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小册子的计划后来成为巨著《资本积累论》的胚芽,但是最后罗莎·卢森堡放弃了撰写这部更严格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学著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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