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1959）

16．乌托邦实现中的图像；埃及的海伦娜与特洛伊的海伦娜



　　但是，就像光线从乌云中出现一样，
　　也许从思维中出现精神上成熟的行为？
　　就像小树林紧随幽暗的叶片一样，
　　寂静的文字结出丰硕的果实。

——荷尔德林[1]



梦想要拉长


　　在我们当中，冲动能指引我们一直向前多久？愿望想要什么，这不单纯是漠然地想要什么，其实，以空虚的心灵感受痛苦是十分罕见的。对于酒足饭饱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一块面包更无所谓，对于好奇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刚刚读过的报纸更陈旧。然而，这之后一切重新萌发，由饥饿感而开始的愿望绝不是冷却的愿望。不论怎样一种预先描画的安静的愿望的图像，它都偶尔滞留在空中而不会马上烟消云散。对于某一安静愿望的希望和意志继续存在下去，它本身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各种可实现的梦安全着陆平坦的大地，那也并非一切都永远停滞不前。经常留下某种剩余。这剩余是轻薄的、空洞的，但是它比肉体更强健，故完全可以觉察到的。一个男子焦急地等待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所停留的房间充满着某种温柔的不安。傍晚，最后的光亮令他更加紧张不安。可是，一旦他所期待的姑娘踏过门槛，一切都转危为安。那里的一切，即希望本身就不再在那里，希望消失不见了。希望无需再说什么，希望带着现存快乐中沉默无语的遗憾和期待悄然离去。希望与业已成就的完全吻合是十分稀少的，也许从未发生过这种吻合。在心脏狂跳之前，梦中的东西更加美好或者显得更加美好。

心中的不满和其中可隐藏的东西


　　我们并非总是成功地采摘到来的现在（Jetzt）这一果实。人的肉体是软弱的，但是，经常出现刺激愿望的更细微的原因。状况越好，人们就越充满疑虑。事先附加太多的梦，于是，想象就把现存经验的素材本身消耗殆尽，例如，在爱情中，在一切类型的初恋中。
　　司汤达[2]的论文《关于爱》（De l'amour）曾对失败的爱情作出过著名的诊断。按照司汤达的诊断，人的直接幸福仅仅来源于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男人闪电般地占有女人，即在渴望的瞬间占有女人。于是，只有这一瞬间才担保可靠的爱情幸福：女子的情人根本无暇渴念女人，更无暇通过想象来思念她。是的，为了说明现实背后停留的某种东西，司汤达连想象力的充分游戏也不利用。他斗胆说过这句话：“正如一粒热情的种子扎根在心灵中一样，失败的可能性这一种子也扎根在那里。”此外，司汤达冷酷地、令人神经紧张地制造怯场：“在胆敢亲密地接触恋人之前，一个男子的爱越崇高，他就越要对自己施加更大的威力。他误以为，他激怒了某种神性一样的存在，因为在他那里，这个存在同时唤起无限的爱和无限的敬畏……现在心灵羞愧难当，并为克服这种羞愧而努力。肉欲受到了堵塞。”与此相比，浪漫主义作家，首先是E·T·A·霍夫曼对女性更为反感，他极力贬低甚至污蔑女性的天国形象。他们对婚姻的浪漫主义的憎恶恰恰源自这种贪得无厌的、物化的梦。在霍夫曼的《费尔马特》（Fermate）中，一个艺术家就用“魔术已经完蛋了”这一呐喊来表达过度性欲所遭受的惨败。平常用来宣告美妙和庄严之意的内在旋律，由此骤然变成了对打碎的大汤碗的悲叹。
　　在霍夫曼的《公猫穆尔》中，乐队队长克莱斯勒在同公主的谈话中，说出了同样悲喜交加的内容：克莱斯特称赞那些“真正的艺术家们”，因为他们要的是真爱，而不像老实巴交的人那样的同床异梦。但是，艺术家们看上去既没有迷失方向，也没有丧失爱情的能力，克莱斯勒把这些人与宫廷抒情诗人、宫廷歌手、崇拜圣母的艺术家们相比较。关于“真正的乐师”，他继续写道：“他们心中珍藏着预定的女士，仅仅为了向她致敬而唱歌、作诗、绘画。总而言之，他们具有最出色的风雅爱情（Courtoisie），可与风流骑士相媲美。”
　　即使并非克莱斯勒，好多已婚男人也体验到了源自婚姻的爱情的毁灭。但是，在克莱斯勒的预见中，说中了一个现实的音乐家，即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音乐家埃克托·柏辽兹[3]。这是一座灯光闪烁的华丽舞台，在此，他的偶像发出双重光芒：柏辽兹狂热地爱着一个年轻的英国女演员，她扮演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朱丽叶、奥菲利亚、黛斯德蒙娜等角色，这使她格外光彩照人，借助于此，她拒绝了所有男人的接近。这样，对于柏辽兹而言，她就越发毁灭性地魅力四射了。由于害怕绝望的求爱者寻觅短见，他的朋友肖邦和李斯特一整夜寻遍了圣·康坦区域，据说，有人看见柏辽兹失魂落魄地向那个方向飞奔过去。
　　几年后，当音乐家一举成名后，他终于赢得他梦寐以求的情人。可是，当自身的偶像成为老婆时，从前如此强有力的爱却通过实现而土崩瓦解了。这种瓦解不仅仅是“打碎的大汤碗”所能造成的。这个夫人与在舞台上让少年如醉如痴的梦中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不可同日而语。这种体验对希望是不宽容的，但是，希望对体验并非同样是不宽容的。而且，最后的体验让我们大失所望。

失望的第一理由：“没有你的地方有幸福”[4]；失望的第二理由：独立化的梦与海伦娜传说的双重意义[5]


　　首先，基本事实在于，现在（Jetzt）和在此（Da）太接近我们。体验行为本身把我们拖延的梦移动到另一种状态，即直接的近处。恰好被经验到的瞬间本身是昏暗的，而且这瞬间具有太阴暗的热度，而且把它的近处（Nähe）变成无定型的东西。尽管现在与在此缺少间隔，彼此处于疏远状态，但它变得清晰可见、一目了然。
　　因此，实现（Verwirklichung）这一直接体验得以发生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比梦的形象更黑暗，是的，有时这种体验荒凉而空虚地起作用。譬如，即使是无边无际的想象之水，也不能完全浇灌借以实现梦的形象的土壤。在想象与现实相遇的地方，可以发生这样的悖谬内容，那就是梦要比自身的实现显得更坚实，至少更明亮。
　　鲜艳的云彩比灰色的云彩更加亲近地围绕我们。一旦登上山顶，远山的蓝色就地消逝得无影无踪。在童话歌剧《魔笛》[6]中，塔米诺就像瞥见真实的帕米娜一样，注视萨拉斯特罗城堡画幅上的帕米娜。尽管幸运地喊道：“她就是帕米娜！”但他的脑际旋即浮现这样一个疑问，她是否真的是帕米娜，是否这就是塔米诺的思念之歌“这幅画美丽动人”中所表达的那种感情？是否借助于自身的蜡像，在某个十全十美的原作上发现了自身的满足，或者能够发现自身的满足？
　　正像柏辽兹的情形一样，我们可以把这种蓝色图像（Bild-Blau）与实际发生的两种实验加以比较：一方是充满内心矛盾的莱瑙[7]，另一方是严格遵循基督教精神的高尚学者克尔恺郭尔[8]。尽管两人人生迥然不同，但都经历了海市蜃楼（Fata Morgana）这一同样的爱情灾难。莱瑙有意去往美国，他想到，与其跟未婚妻整天耳鬓厮磨、形影不离，不如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也许能更好地把未婚妻的美丽肖像记在脑海中。但是，在美国，他对单纯的肖像渐生不满，他对她的思念与日俱增，于是他毅然返回家乡。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下述诗篇，标题是《思念的变迁》：

　　我觉得航程多么漫长，
　　多么忧心忡忡
　　从辽阔而陌生的海岸
　　日夜渴望可爱的、遥远的家乡海岸。

　　终于热切盼望的大地招手，
　　欢呼雀跃，我奔向珍爱的海滩
　　家乡的树木重新披上了绿装
　　以蓬勃的青春之梦向我问候。

　　神圣而甜蜜的鸟儿的歌唱，
　　在我耳畔发出从未有过的美妙音响
　　当经受了那么多痛苦的思念之后
　　我多么渴望撕碎心中积压的每一块石头。

　　可是，当我发现你的时候，一切欢喜
　　无影无踪，无奈地沉入你的脚下
　　我心中留下的东西
　　只有无尽的、绝望的爱。

　　哦！我是多么朝思暮想，
　　重新思念沉闷的海潮的喧响
　　总想在怒涛汹涌的海上，
　　只是孤独地与你的美丽肖像交往。[9]

　　至此，我们谈到了莱瑙何以无力与现实重逢：在此一旦莱瑙接近帕米娜（理想图像），她就马上崩溃。这种类型的爱具有庄严的虚荣心，因此它所深爱的对象不是某个人，而是关于某个人的自身图像。这种类型的爱是无法经受任何蒙太奇的庆典。
　　恰恰出于同样的原因，克尔恺郭尔这位彻头彻尾的求爱者也在崇高的人生大海上孤独地与自身的女性图像交往。克尔恺郭尔解除了与他的未婚妻蕾吉娜·奥尔森的婚约，于是，蕾吉娜便嫁给了她的从前的追求者。克尔恺郭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我见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可我对她一点也不感兴趣。没有一个男人会比我更忠实于他的妻子。”
　　此外，在好色之徒和禁欲者的虚假面具之中，记下了这样的句子：“他正确地理解了要领：必须结婚。”这里正是柏拉图主义最惊人的障碍物：中世纪游吟诗人[10]的爱情理想以及对马利亚的禁欲爱情。但是，在克尔恺郭尔那里，帕米娜的图像还被迁移到自身类似理念的假象这一图像视域里。
　　柏拉图主义者、宗教人（homo religiosos）克尔恺郭尔并没有到处拒绝当下，但是，他局限在某种绝对（Absolute）上。正是这一绝对本身保留了当下：“因为面对绝对，只存在一种时间：当下。谁与绝对不一致，谁就无法拥有绝对。”因此，按照克尔恺郭尔的观点，在当下无条件的爱是难以到达的，而且，与此十分相称，他坚信，追随基督教，不折不扣地履行基督教之爱也是不可能的：“自从使徒们开始活动的那天起，不再存在任何基督徒。”不仅在对所谓绝对的关系上，而且在对最近事实的关系上无非都显现出没有视域的内在性而已。这种深刻的丧失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永远都无法消除克尔恺郭尔的窘境：理想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在此，当下乃是试验，与浪漫主义的反动使命相称，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在现存社会中，对崇高理想的试验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理想有时只会扰乱现存社会而已。
　　与当时的社会有关，克尔恺郭尔的理想无疑是悖论，本身毫无革命性而言。尽管本身不是悖论方式，但是，与从前的革命市民阶层本身所提出并放弃的革命理想相比，这种被绝对化的试验疑虑与反动的失败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分子只在口头上侈谈自由、平等、博爱，而在实际上“放弃”这些理念。但是，社会民主党同样极度“美化”自身的所谓社会主义，以此在社会主义面前打退堂鼓。社会民主党重新把理想社会加以绝对美化，认为要想实现某一理想社会，人人都必须成为所谓“天使”，尤其是从前就已经像天使一样行动。尽管如此，面对“现在”和“那里”，在伟大图像的辉煌灿烂中蕴藏着自身真正严肃的内容。因此，在其他情况下，这种伟大的理想图像一般不可滥用。在一个不怕较真的、进行规划的现实主义者看来，那些可以立即百分之百地付诸实施的东西，那些尚处于“史前史”阶段、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展开的存在范畴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东西，它们很难即刻显现为完美的东西。
　　事实上，在克尔恺郭尔那里，这种绝对要求正是非浪漫主义的剩余和核心所在，而在莱瑙那里，这种要求甚至变得更加异想天开，更加悲观绝望和无能为力的疑虑重重。于是，在别处的理想剩余就在希望中觉察到小心谨慎。[11]因此，凭借正当和精确性，希望对既定目标抱有最高的良知，并对每一个“大功告成”的浮夸言论表示强烈怀疑。同样，对于一种意识，即对于藐视克尔恺郭尔抽象的激进主义的意识而言，理想总是肤浅地、装饰性地被尊奉为神（Apotheosen）。
　　在贝多芬的《费德里奥》中响起完美的音乐，特别是，当莱奥诺拉[12]取下弗洛伦斯坦的铁链时响起的音乐，甚至这种超人间的幸福音乐也不能剥夺从前的希望音乐。“那里，停留在黑暗乌云上的灿烂光芒照亮我。”早先莱奥诺拉在深夜里所唱的这支歌表达了某种特有的幸福：“来吧，哦，希望，不要让疲倦的人们的最后星光变得苍白，照亮我的目标吧。尽管如此遥远，但爱一定会到达。”在欢呼喝彩面前，这一纯粹的希望祈祷音乐永不失去光辉。《费德里奥》以此结束，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们。
　　莱奥诺拉的希望咏叹调并没有这样的深度，某一成就瞬间的希望几乎不包含寂静无声的神秘主义。诚然，在实现希望的瞬间，亦即在取下铁链以后，莱奥诺拉才唱起了这首咏叹调，但这首咏叹调借助于看似开放的空间，保留着一种永不消逝的色彩弧线（Farbenbosen）。因此，与希望亲近，总是困难重重。看起来，希望比希望的实现更轻快、更充实，因为至少所期望的东西即将到来，这是可以预感到的。
　　第二，梦延伸得太远，响起的声音飞逝，这也造成很大的困难。这是梦中独立形成的生命，意味着一种仅仅增强渴念的生命。这种生命不会死于满足，它不想完完全全地退出自身长久居住的舞台，甚至，当人可以做到与梦的内容和满足看似一致时，也是如此。于是，某种偶像化的东西并不立即下台。
　　的确，反常现象是可能的：偶像作为惟一的东西凝固在现实之中，而梦的满足恰恰作为幻象起作用。从埃及的海伦娜传说中，人们想到了这种反常的动机，即威胁一切愿望图像的独立性。欧里庇得斯[13]的戏剧就包含着这种独特的、本质上片断式的素材。这种素材理应受到莎士比亚的重视，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在黑贝尔那里，也未曾发现这方面的素材。最近，霍夫曼斯塔尔[14]执笔一部歌剧剧本和一篇随笔，但是，如果没有施特劳斯的音乐，这部剧本就意义不大。神话本身就是一种最真实的、最富于意义的生活，人们正是在乌托邦与现实之路上发现这种生活的。
　　关于神话，霍夫曼斯塔尔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埃及或者埃及所属的法老之岛上，站在一座王宫面前。梅涅劳斯闪亮登场，独自从特洛伊踏上归程。几个月以来，他的船迷失方向，四处漂泊，从海滩到海滩，总是偏离归乡之路。梅涅劳斯把失而复得的妻子海伦娜和他的士兵留在一处隐蔽的海湾，孤零零一个人上了岛。他寻求一种忠告、一种帮助、一条神谕，这神谕应当教他如何发现回家之路。正在这时，他在城堡的圆柱拱廊上遇见了海伦娜。但是，她并不是美丽绝伦的、留在船上的那个海伦娜，而是另一个跟海伦娜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她断言，她就是他的妻子，而船上的另一个也许谁也不是，而是一个幻象，是赫拉（婚姻守护神）为了愚弄希腊人而赋于帕里斯的一个假象。为了这个幻想的缘故，人们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血腥战争，数万最优秀的男子战死沙场，亚细亚的繁荣城市化为灰烬。但是，惟一真实的海伦娜由赫尔梅斯远涉重洋送了回来，并在此王宫度过了漫长的隐匿生活。”[15]
　　也就是说，这个纯洁的海伦娜在岛上与世无争、忠贞不渝地生活过。尽管她是最美丽的女性，但她既不为帕里斯所知晓，也不为发动特洛伊战争的人们所知晓。[16]她既不是闻所未闻的娼妓，也不是在一切战斗中想起的偶像，更不是获胜者的奖品。幻象的交替来得太突然，偶像的崩溃太广泛，以至于梅涅劳斯无法立刻相信这一点，他也恰恰不愿相信这一点。十年如一日，对特洛伊海伦娜的凝神专注妨碍了埃及的海伦娜。欧里庇得斯也让梅涅劳斯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比你更相信所忍受的痛苦的压力！”梅涅劳斯转身要走，这时船上派来一个信使通知道：在船上人们视为海伦娜的女人在熊熊火焰的烟气中溶解了。因此，特洛伊的娼妓这一纯粹幻想存在以及埃及的贞节女人这一现实都留下了下述疑问：这里是一股灼热火焰的烟气（即使消逝殆尽，也在地下熊熊燃烧），那里则是有血有肉的、惟一真实的存在。事实上，在梅涅劳斯那里，必定不满足于那个活着的海伦娜。他同并非特洛伊的海伦娜的那个埃及的海伦娜一道回家，回到斯巴达王宫。
　　在《奥德赛》第4章里，荷马也描写了这段故事。在他那里，海伦娜与其受到周围人的表扬，不如说受到周围人的责骂，她不过是一个默默干活，一心伺候君王的贤妻而已。在她的性情中，并没有关于特洛伊的任何记忆。诚然，荷马简短而轻快地描写了梅涅劳斯的妻子海伦娜，但这种描写与其表达了他对海伦娜的轻视，不如表达了海伦娜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荷马这样写道：为了她的充满诱惑的目光（hemeio kenōpidos heineka）的缘故，亚该亚人[17]不得不进军特洛伊（母狗乃是对娼妓的一个古老比喻）。此外，在荷马的作品中，海伦娜为自身所造成的悲痛而痛哭流涕，她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拐骗她的阿芙罗狄蒂。[18]也就是说，在此，海伦娜自始至终是埃及的海伦娜，对战争完全保持距离。人们妒忌梅涅劳斯，因为他受到伟大的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庇护，人们祝贺梅涅劳斯，因为他拥有规规矩矩的、深爱的妻子。
　　然而，如果深入事实的深层，就发生这样一种事情：特洛伊的海伦娜或者梦中的海伦娜领先于埃及的海伦娜。在希腊人那里，特洛伊的海伦娜在梦中居住了十年之久，并且他们把梦作为梦中形象付诸实现。但是，事与愿违，后来梦的实际实现恰恰让人感到困难重重，总是残缺不全。这时，留下了闪闪发光的梦的剩余，留下了一团灼人的烟气，海市蜃楼独自起作用。因为对于冒险经历本身来说，与梦的对象不同，梦的实际实现对象是不存在的。业已实现的东西仅仅是某种姗姗来迟的相识而已。不是埃及的海伦娜而是特洛伊的海伦娜促使希腊人高举旗帜进军特洛伊。“戴绿帽子的人”，这给梅涅劳斯带来无比的愤怒、刻骨的爱憎，整整十年光景，对特洛伊海伦娜的乌托邦思念使他获得了极其强烈的印象。为此，他远离家乡，无数个夜晚扎营荒野，预先享受胜利之梦。
　　这样，两个砝码，即假相和真相轻易交替：由于这种奇异的窘迫，特洛伊的塞壬[19]对现实近乎迟钝，而现实几乎成为幻象。于是，与特洛伊上空回荡的塞壬的鸣叫一道，这个世界的罪恶、痛苦，尤其是希望就混合在一起了。撇开特洛伊海伦娜的虚荣和光彩，埃及的海伦娜本身并不具有任何乌托邦的光彩。希腊人怀着某种渴望，为赢得愿望图像而冒险战斗，但是，埃及的海伦娜并未与他们一道航行。在希腊人看来，埃及的现实本是微不足道的领域。即使想象的内容如愿以偿，一旦渴望得到满足，想象也会旋即消亡。想象的最后崩溃现象无疑减弱对实现本身的意识，但并不把这种实现本身相对化。[20]
　　埃及的海伦娜可以具有众多名字，这是欧里庇得斯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纯是文学上的、陈旧的问题，它也是一个代理问题。作为目标之梦的物化，至少作为这种梦的类似现实化的继续生活，这个问题继续威胁想象的实现。只要这种全体的实现业已是可能的，那么在每一种实现中就都留下希望的某种固有的要素。希望的存在方式不是现存的或暂存的现实的存在方式，在一切实现中都留下希望的存在方式及其内容。
　　然而，当希望不在抽象之中，而在超越自身的具体的延长线时，希望绝不在现实中的客观可能性之外。确切地说，在海伦娜这个人物中，同样预先包含着这个特洛伊的类似海伦娜的人物。否则，在她身上，希腊人就根本发现不到任何活动空间，就不会如此渴望这个不足为信的女人，更不会把她当作奋斗的目标。进言之，在某一客体上可点燃的蜡像，亦即成就之后的某种期待情绪并非毫无根据地飘荡在空中，相反，它也许停留在有待进一步解释的、具有现实的和乌托邦的可能性的客体本身之中。恰恰在此，意向性内容与成就的东西潜在地达到完全一致。这就是说，在此达到同一的东西与非同一的东西的同一。在此，非同一的东西可理解为对实现保持距离的意向以及希望的特性。但是，所谓“宁静”这一天，那就是埃及的海伦娜也一同享受特洛伊的海伦娜的荣光。[21]

对第一、第二理由的异议：静止状态的奥德修斯[22]


　　然而，梦绝对不想持续不断地引领向前。背后的冲动不满足于纯然被描画的愿望图像。同样，梦的行为本身也不从事那种仅仅喜欢可期望的图像的梦。做白日梦的人毋宁享受这样一种表象：如果诸如梦的内容一类的东西恰巧变成现实会怎样？因此，主观上已存在这种与梦的物化和希望相反的行为。进言之，这种希望行为并非自己到达某一点，而是在希望这一单词的双重意义上停留在人的内心之中。
　　与希望行为相反的平衡力量被置于意向行为的事实（Daß）之中，被置于对现实化本身的愿望和意志之中。这种梦本身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是一个负号，但是，如果添加肉和腿，它就成为一个弥补性的加号。[23]众所周知，在愿望成真的地方我们不是由于到达、停顿、实现等的暴力，而是由于未曾梦见过的某些内容剩余而惊讶不已。这时我们就会感到，就像盛开的花朵本身不再结果一样，能够结出类似果实的花朵不再盛开。而且，看起来，梦的道路比现在踏成的实际道路短促。因此，现在和这里变得黑暗，甚至有时梦的色彩急剧消退，从而仿佛梦之路和实际之路压根就不存在，好像我们眼下所经历的成就早已完全地（toto coelo）存在于现实状态的集合状态之中。于是，希望看上去就根本不需要实际存在，而只是对这种匮乏感到失望而已，同样，人的经验对希望也毫不留情。一切花蕾绽放时的初恋情感就属于这种情形。此外，体验的转折期、时间的宽度，那种令人激动、攫住人心的相遇也属于这种情感。在这方面，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24]关于伊索尔德的作证始终引人注目，即令人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对于绝世美女的描述恰恰令人联想起海伦娜。

　　我从这种妄想里走出来，伊索尔德把它从我这里解除
　　从此，我永不妄想，金色的太阳从迈锡尼徐徐回归
　　在希腊，这种纯粹的光彩永不消逝，只有这里才破晓。

　　戈特弗里德对伊索尔德的想象是随意的，这种想象既可停留在他心目中的另一个地方，也可转移到自身时代某种人工的超希腊的国度，例如，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在同时代观看者的心灵中，过去的辉煌图像已化作这座教堂的碑文。伟大作品的自尊心本身尤其存在于创造者的精神之中，在作品完成之日，旭日东升，光芒万丈，仿佛皇冠金光闪闪、绚丽夺目。
　　在克洛普施托克[25]那里，正是在完成《弥赛亚》之后，这一瞬间，即无限地预先推定并取得成功的瞬间才最清楚地显现出来。
　　我终于到达目标，到达目标，我能感觉我在什么地方

　　在整个心灵中生活！（我从人的视角谈论神的事情）
　　有朝一日我们会感受到死而复生的兄弟
　　当他到来时，犹如置身天堂。

　　这一切想象都作为历史的果断能力（historische Geistesgegenwart）无条件地起作用。作为停顿性（Stilliegen），这种能力似乎是全部过去的奥德修斯本身所拥有的特性。克洛普施托克的比喻本身表明了在神秘合一（Unio mystica）中，不可思议地标明那种关于着陆（Landung）的最强有力的实例。在这种比喻中，没有留下任何期待，没有保存任何意向，甚至没有诸如“净心”（sursum corda）一类的宗教虔诚。
　　在此，同样持续地、反复地出现某种从未消逝的残余，因为所有接触还不是真正的接触，对这种接触的目光仅仅是预视（Vorblick），令人激动的感觉本身仅仅是预感（Vorgefühl）。因此，我们获得了若干宁静的图像，通过这种图像，我们很快意识到现在和这里的黑暗以及业已成就的东西方面梦的色彩的丧失殆尽。同样，当克洛普施托克的创作达到顶峰时，客观上正当化的东西无非是对某一最高瞬间的浮士德式的预感而已。
　　如果奥德修斯继续在航行之中，那么某种停顿状态的奥德修斯就还达不到到达与航行之间的同一性。当然，可到达性以及与到达有关的预感本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预感与以实现为目标的、确定实现的那个白日梦的事实趋势及其预先推定的完满性是相称的。也就是说，在此，重新潜入的特性绝不是所谓对理想的无限接近，因为，这是完全不把实现当真的那种踌躇不决。然而，对理想的无止境的接近[26]既不与纯粹的现在相对立，也不与目标中强调达到总体成功相对立，相反，这种对立乃是过程的无限性，借助于此，我们至少可以眺望预先推定与目标之间的距离。
　　这种真正的预感，即蕴含着某种可获得最终状态的预感无疑充满着惊人的革命瞬间，恰恰通过这种预感，我们最广泛地、最民主地、最人性地成就革命，而这种革命以美好的祝福开始，然后以胜利的庆典收场。但是，在此革命并非在现在的月桂冠上高枕无忧、万事大吉，相反，革命宁愿把“胜利”，即十分紧迫的事务首先当作任务来理解，同时把幸运的现在当作未来的信物来把握。
　　革命实现最古老的人类希望。正因如此，革命包含着崭新的内容，即革命要求作为自由王国的越来越精确的具体性，而且要求一种驶向这里的开放的航行。惟当把某种存在以及乌托邦本身（从而也包括成功这一还完全拖欠的现实）把握为现在和这里的冲动内容时，才能将这种冲动行为的基本状态，即总体意义上的希望列入现实的成功之内。白日梦世界中的这种意向一直起作用，直到这种可能的满足成为现实为止。任何分期付款都不能使这种满足遗忘殆尽。对于某种单纯预感的人和绝对化都不能使我们忘记这种意向中的铭记（Eingedenken）。因为这种铭记乃是我们冲动之中关于基本内容的铭记，而且，这种铭记甚至还作为根本没有进入意识的东西进入成功之中，正因如此，这种铭记处于乌托邦之中。
　　在《新约·诗篇》[27]里，有一句诗描述了这种真挚的铭记：“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即使刨除宗教的成分，不考虑犹太人流亡之前和之后的反差，犹太人的愿望也不可能完全实现。正因为他们的梦想超出了所达到的程度，所以尚有继续努力的必要。
　　一座山峰征服了，另一座新的山峰会展现。但是，即使出现“超加”（plus ultra）这一新的生活目标，它也不会使实现削弱，相反，它使对目标的目光变得更敏锐。反正，这种持续的存在，即永不放弃的希望图像就在这一持续的问题中实现并在这个问题的根据中，希望图像拥有自身的根源。

乌托邦剩余图像的第三理由：实现的疑难[28]


　　在发生某事的地方，还有留在背后的某物。只要行动者和行动并未付诸实施，它们本身就继续存在下去。这种行动者和行动远离摆脱了自身的那种行为，就像工具远离做好的仪器，或者诗人远离自身的诗作一样。在一切成就之中，即使在看似十分相像、简直含混不清的目标图像中也蕴藏着积极行动的某种片断，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这种片断都承载某种实现的虚弱。
　　从量的虚弱中，产生出一种不知疲倦的意志（Wllle），而这种意志无结果地继续工作。但是，罗马人发出的建议偏偏违背这种意志：“把你的手从板上移开”[29]（manum de tabula）。从这种质的虚弱中产生这样一种决断，即为了使完成的作品与完满的图像一致，不惜重起炉灶另开张。因为完满的图像与不断增加的工作本身一道成长，所以显得倍加不可实现。在这一领域里，既有失败的根源，也有某种埃及的海伦娜问题。霍夫曼的幻想作品《格卢克骑士》让“阿尔梅达”的作曲家（或者想要他扮演这个疯子）在他死后还要安排“少许公演”，以便重新演奏“阿尔梅达”，而且以卓越的能力重新演奏他的作品，就像来自梦的王国的作品一样。哲学上，迄今人们几乎还没有足够详细地研究关于实现行为本身的量和质的赤字，尽管当我们完成某事时，从中获得了不起的内部的、外部的经验。这方面的一个理由在于，人的行为本身只是到了后来才被意识到。劳动曾被理解为仅仅是奴隶、手工业者的事情，人们只是简短地记录这方面的完成和实现。
　　在古代社会，创造和认识仅仅被视为某一既定事实的单纯摹写（Abbild），这时，占支配地位的是被动的观看，作品仅仅是这种观看的描画而已。这一点也具有伦理背景：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任何人都不会自愿地作出不公正的事情，因为“善”的知识必然同时规定自身的行为。因此，在此既不存在某种抗拒道德上所指明的东西，也不存在抗拒善的意志。这样，实现具有纯粹被动的特性，从中似乎不言而喻，这一点根本不值得一提，更不必说思考了。
　　人们对这一固有的、积极的实现行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而这种消极的态度始终没有彻底地转变。例如，近代被称作工具制作人（Homo faber）、制造者、企业家、生产者的时代，但是，即使这个时代人们对此也没有从哲学角度予以彻底的反省。的确，生产行为仅仅被理解为合理化行为，这就是说，这种行为提供合理主义意识形态（并非泛逻辑意识形态）的某种其他动机，这样，几乎不可能涉及实现的反省问题。
　　在当时的理性主义时代，人们起初仅仅从数学视角把握生产行为，即仅仅从形式内容上规定和确定生产行为，根据这种“结构”的大量认定，最终生产成了世界图像本身。在康德那里，生产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形式的概念，亦即根据数学确定方向的形式概念，因此，从中理性制造经验世界。此后，生产甚至被理解为是根据艺术创作确定方向的内容上的尝试。因此，在谢林[30]那里，生产的自发性不仅给自然规定其法则，而且创造自然，即创造作为有意识的生产性自然。这就是说，自发性活跃自然的自由，调动自然自身的发展。最终，在黑格尔那里，生产才被理解为某种内容上完成的尝试。按照他的观点，生产根据历史及其起源确定方向，借助于此，从“精致的继续统治中的理性”中辩证地产生出世界的全部形式内容。概而言之，这就是关于生产、起源、现实图像的古典唯心主义思维，而且这种思维让人清楚地认识到实现问题。
　　尽管古典唯心主义者注意到了实现问题，但他们并不比古代哲学家恰当许多。因为，在此，实现问题同样不是显现为某种固有的行为，而是仅仅显现为某种横竖都是展开中的逻辑而已。与现实的基础相似，认识的基础保持不变。因为现实的基础本身只不过是世界思维之内的逻辑的和泛逻辑的基础而已。在黑格尔那里，世界终究是由这种思维组成的。尤其是，尽管有其工具制作人及其哲学的背景，但黑格尔并没有放弃这一古代的被动态度：在某种纯粹公开化的行为中，泛逻辑一再异想天开地想象生产。大凡唯心主义的[31]思维都耽于沉思冥想。这样，根据每一种沉思冥想的思维，实现充其量是把某一目标理念加以“肉体化”，而这种理念反正都是某种存在的、某种所谓完成的东西。就是说，理念的骨骼早已存在，它只是由行动者和进行描述的人赋予血肉而已。在此，所谓“实现”（Verwirklichung）乃是来自事物本身的逻辑结果。
　　这种观点甚至来自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即亚里士多德。尽管生活在古代，他至少把实现变成了范畴，但他并没有把实现变成问题。他注意到了伴随实现过程的各种各样的扰乱，尽管如此，他所关注的理念，甚至依依不舍的理念就是成为“隐德莱希”[32]的那个理念，亦即作为这种理念的最独特的事务。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现乃是内在于事物的那种形态理念或隐德莱希的独特自我实现。因此，隐德莱希乃是面向自身实现的能量或动因（actus）。
　　在这位首次探讨实现的思想家那里，同样表现出非逻辑的东西，例如，排除扰乱作用，试图正确评估遥远的实现比喻等，这些都表现出了某种非逻辑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把现存的、隐德莱希背后留下的实现的部件归咎于机械质料，特别是把这种“扰乱的附带原因”纳入隐德莱希的目的因之中。按照这种方式，在人世间，发生不确定的东西，在自然中，发生偶然的东西，在历史这一蓄意事件的领域里，发生变化无常的命运。
　　尽管他的思维带有唯心主义特征，但亚里士多德毕竟对实现问题感兴趣，而且他的思维与《浮士德》中歌德的思维何其相似：“同样，就精神所接受的最壮美的东西而言，总是冲来越来越陌生的素材。”[33]尽管黑格尔全盘限制了自然中的非－泛逻辑主义因素，但他的思维本身与上述实现问题十分相近。“在具体形态的王国中，这种偶然性乃是最庞大的东西，作为自然事物，它只是直接地被具体化……这就是自然的无力，而这种无力仅仅抽象地保存自然的定义，而且使它面临阐明外部状态的可确定性这一特殊问题。”[34]然而，在此并没有表明实现问题，也没有内在地提出这个问题，相反，把这个问题当作某种替罪羊予以推卸：亚里士多德把这个问题当作“机械质料”予以推卸，黑格尔则把整个自然本身的外部状态当作“无法解决的矛盾”予以推卸。
　　但是，蜂拥而至的不正是这种总是越来越陌生的行动者和行动吗？这是一种特殊思维，这种思维可以使实现本身准确表现自身依旧一片黑暗的核心。因此，如果我们不指明晚年的谢林，就不能区别与哲学史的记忆、实现以及弱点有关的问题。
　　不管怎样，谢林是惟一想使实现问题挣脱整体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但是，为此目的，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不可救药的神话学：在他那里，原罪、天使的堕落等都成了神话学的讨论对象。根据晚期谢林的观点，从“什么”（Quid）或合理地可把握的某一事物的本质中，根本不能创造自身的“那东西”（Quod），或者，根本不能创造事实的存在（Daß-Sein）和出现的根源（Eintritts-Ursprung）。确切地说，理念的现实化乃是自身远古根源之中的个别意志，而且作为“理念的堕落”，这种意志业已发生在神自身之中，即发生在神性根据的深渊或无根基之中。
　　谢林的论文《哲学与宗教》不仅把逻各斯与创造主结合起来，而且把一种原始犯罪或阴暗而邪恶的个别意志置于存在的源泉之上：“一句话，从绝对性到现实性并不存在任何上升的过渡。作为绝对的完全中断，感性世界的根源仅仅借助于某种飞跃才是可以想象的。”[35]因此，与理念所描述的东西截然不同，谢林实际上是把实现带入另一种书页里。换言之，实现中止任何单纯显现客观逻辑性的功能。当然，把这种逻辑要素交给某种类似意志的和事实的意向必然付出下述代价：实现问题不仅被带入神话学中，而且在这种神话学内完全受到诋毁。这方面，还要附加一点：按照谢林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产生第一次非理性的世界撞击，而且每一个自我形成的东西也因为受到这个非理性冲击的影响而一味地引发产生不和、不规则、怪胎、疾病和死亡。谢林竭力把实现行为与理念拉开到这种地步，从而他以无意义的全体方式，把实现的比喻本身绝对化为某种不可解决的东西。
　　迄今哲学家们试图解决实现行为与某种完成的理念之间的单纯联系，但是枉费心机、徒劳无功，同样，谢林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行为实现与理念之间的联系仅仅表达为某种否定性的东西，即邪恶的个别意志（Partikularwille）致力于实现与宇宙意志（Universalwille）相对立的东西。就像下凡的乐观主义者不允许开放的视域一样，在此无论是实现要素还是自身的目标图像都不允许开放的视域。因此，这正是原因所在，为什么实现的质以及量的弱点一仍其旧，得不到妥当处理。迄今，最好的实现与目标图像之间，要么不完全一致，要么不一致，这充分表明，在乌托邦的问题之外，实现的困境是根本无法处理的。当乌托邦的特性成就某种实现时，实现就越发显得焕然一新、多姿多彩，而且，总是朝着既定目标，朝着新的目标重新闪亮登场。
　　如前所述，在某种进入现实的某物中，总有在背后留下的某物。这个某物的周围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并且在发生某物的近处，并未完全摆脱这个“否”（Nicht），这个“不在那里”（Nicht-Da）。上面，我们已经辨认了刚刚经历过的瞬间的模糊不清（Trübe），正是这种模糊不清最直接地妨碍人们经历到某种业已出现的东西本身。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最直接的东西本身无非是冲动中的东西本身的事实要素，因而无非是实现中的东西本身的紧张要素。此外，这个实现中的东西更处于自身行为和内容的“非有”（Nicht-Haben）之中。刚刚经历过的瞬间黑暗恰好表明这个实现中的东西的“自身非有”（Sich-Nicht-Haben）。
　　在实现中的东西中，这正是那个尚未到达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最初还遮蔽某种业已实现的东西的“现在”和“那里”。从中，也包含着对“没有抓住当下”、“尚未抓住当下”（Noch-Nicht-Carpe）这一问题的最后的原则性的回答，即与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解答。业已实现的东西是丰满的，同时也是容易遮蔽的，因为在实现中的东西本身中就拥有某种尚未实现的东西。只要产生这种东西，某种未经实现而现实化的东西就把这种自身特有的被动性带入现实化的积极性之中。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因此如同歌德所言，近处给我们造成严重困难。正因如此，根据情势不变原则（rebus sic stantibus），某种显得充分完成的成就同样伴随着某种成就的忧郁。而且，也正因如此，现存的目标图像以及乌托邦的预先推定的内容不会消灭殆尽、无影无踪。相反，目标图像依然剩下，继续推动着，甚至经常无意义地继续推动着。
　　但是，愿望内容或目标内容本身并非停留在到达目标而占有的那个近处之中。遥远的目标内容恰恰因为自身的距离，即因为远离自身的现在和那里而在刚刚经历过的黑暗之外。然而，在借此进入实现中，乌托邦地预先推定的东西却同时走近那个最核心的直接性的影子，这地方正是作为实现的东西本身尚未明亮的地方。从这一实现的瞬间，继而同时在四面八方产生全部曙光，从中不仅包含实现进程，也必定包含历史过程。
　　由于自身尚未实现的冲动和根源内容，实现和历史过程依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所以，这种实现以及历史过程的归宿既是虚无，也是一切，既是总体的徒劳，也是总体的成功。人们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在如此神秘的、五色斑斓的世界里，会出现一道可能的“一切”的闪光。但是，另一方面，可能的虚无的毁灭也会发生在前面。这与存在（Sein）集中于死亡这一事实相去甚远，但是，说得严肃点，即使没有自动的否定之否定，也确实存在否定的气息以及跟否定的打交道。
　　任何生命危险和任何个体的死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数百万青年人都属于这种情况，特别是没有吸取任何教训的逼人的愚蠢事件更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事件都属于拖延或挫败，它将打断所有积极的实现条件。总之，因为实现中的东西的“自身非有”（Sich-Nicht-Haben），“否”（Nicht）就不能拥有本质性的趋势内容以及现实化的内容。这样，这种与徒劳和虚无的威胁性打交道已经产生干扰作用，但这种干扰不同于质料中的抵抗，不同于人类愚蠢的、巨大的酣睡，或者与我们过程的艰难航道互不相称。这个与虚无的打交道正是亚里士多德错误地归咎于机械质料的东西。这正是谢林从理性中剥离出来当作古老的撒旦并放置到世界根基中去的东西。两者都从自身完成了的世界中，亦即从静态地规定了终点的世界中，拼命地为不完满的东西寻求某个替罪羊。
　　与此相比，就作为某种悬而未决的过程的见识而言，并不需要任何替罪羊。无论鉴于现存的部分实现，还是鉴于可想象的最佳实现中尚未完全兑现的目标图像，我们都不需要寻找所谓替罪羊。因为在过程这一现实的最后可能性中，不仅包含着“一切”，也包含着虚无。确切地说，尚未出现的实现中的东西的实现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尚未发现的积极的显现，还有实现一般（verwirkliches Überhaupt）和本质——这些才是实现的比喻中的诸要素。
　　如果存在就像乌托邦一样，如果尚需充分等待的成功状态这一现实类型激烈地显现“现在”和“那里”的冲动内容，那么这一冲动的基本状态就是：希望本身完全被列入业已实现的现实之中。于是，业已实现的内容就与实现中的东西本身的内容完全一致。换言之，作为解决办法的“本质东西”（quidditas）恰恰是事实－根据（quodditas）。
　　本质，换言之，最卓越的质料尚未出现，因此，迄今成功的一切现象都缺乏某种东西，而这种缺失状态恰恰体现尚未显现的实现一般。但是，世界对这种缺失状态提供必要的位置，在世界过程的前线上，目标内容和现实的可能性开始酝酿。具体地预先推定的意识正好指向这种目标内容状态，而在这种目标内容状态中，具体地预先推定的意识拥有其开放性和积极性。



[1] 引文见之于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诗《致德国人》（An die Deutschen）。——译者

[2]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红与黑》（1830），按照他的爱情观，所谓爱是某种病态的、失去理智的神魂颠倒。恋爱中的人们往往狂热地美化爱的对象，以此虚构主观幸福。——译者

[3] 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03—186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19世纪上半叶法国音乐最伟大的代表者。25岁与英国演员哈利特·史密森（Harriet Smithson）相爱，6年后与她结婚。婚后9年，两人关系恶化。——译者

[4] 这首诗句出自施密特－吕贝克（Schimidt-Rübeck）的《漫游者夜歌》（Wanderer Nachtlied），弗兰茨·舒伯特曾以此诗为基础，作曲《漫游者》。——译者

[5] 在此，布洛赫阐明了希望得到实现时所发生的困境。一旦希望得到实现，我们就对所成就的希望的内容感到不满意。在布洛赫看来理由有二：一是，就希望的认识能力而言，与其说是实现的瞬间重要，不如说是实现之前的努力重要；二是，就人的强大动因而言，希望的内容与其说是实在的客体，不如说是心灵的高尚图像。——译者

[6] 莫扎特歌剧《魔笛》剧情讲的是王子塔米诺在山中狩猎遇巨蟒追袭，被夜后的三个侍女所救。侍女出示公主帕米娜的肖像，王子一见钟情。夜后送王子一支魔笛，送捕鸟人帕帕吉诺一串神铃，让两人去营救被祭司萨拉斯特罗劫走的公主帕米娜。不过，祭司囚禁公主并非为了加害公主，而是为了公主摆脱夜后的邪恶势力。塔米诺在祭司的帮助下，经受种种考验和磨难，终于与帕米娜结为夫妇，帕帕吉诺借助于神铃之力，也找到了梦中情人帕帕吉娜。——译者

[7] 莱瑙（Nikolaus Lenau，1802—1850），奥地利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1832）、《新诗集》、叙事诗《浮士德》（1836）、《萨沃纳罗拉》（1837）、《阿尔比派教徒》（1847）等。1834年诗人爱上了朋友马克斯·勒文斯塔尔的妻子索菲，毫无结果的单相思使他得了严重的忧郁症，1884年与法兰克福的贵族小姐马丽·贝伦茨订婚，10月就在婚礼前夕突然精神分裂。在此后的数年里，他曾多次试图自杀，大部分时间都在精神病院度过。——译者

[8] 克尔恺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思想先驱。主要著作有《或者－或者》（1843）、《恐惧的概念》（1844）、《生活道路的诸阶段》（1845）、《哲学片断》（1846）、《恐惧与战栗》（1849）等。——译者

[9] 在遥远而陌生的异国他乡，作者把对恋人的爱化作了无比强烈的思念，但是，当他与深爱的女子相逢后，这种思念旋即转变成了深深的失望。因此，作者不得不滞留在大海的客轮上，到处徘徊不定。——译者

[10] 游吟诗人（troubadour），12—13世纪活动在法国南部的行走诗人，他们出身于贵族、僧侣、骑士、市民等不同阶层，对德国的恋爱歌谣产生过深远影响。——译者

[11] 小心谨慎（Vorsicht）一词原意为向前看。——译者

[12] 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中的主人公，此歌剧最初标题为《莱奥诺拉》。关于歌剧《费德里奥》剧情，参见本书第51章。——译者

[13]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4？—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海伦娜》创作于公元前412年。与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不同，欧里庇得斯不是致力于传统神话与古代雅典伦理的关系，而是致力于当时宗教、伦理领域里毁灭性的破坏现象，从而他的作品主题大都是人的灵魂能力所具有的暴力行为、违抗以及与神的冲突等。——译者

[14] 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t，1874—1929），奥地利诗人、剧作家，长期与施特劳斯合作，代表作有歌剧《蔷薇骑士》、《埃及的海伦娜》等。——译者

[15] 此处布洛赫没有注明这段引文出处。引文出自霍夫曼斯塔尔：《埃及的海伦娜》，载于霍夫曼斯塔尔：《选集》，第31卷，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91年，第218页。——译者

[16] 特洛伊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193—公元前1184年。关于战争起因，一般的说法是，为了争夺一个叫海伦娜的绝世美女。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次子帕里斯访问斯巴达城时，跟宙斯的女儿、斯巴达国王梅涅劳斯的妻子海伦娜相恋，结果帕里斯将海伦娜带回特洛伊，这对希腊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为了一泄心中之恨，并夺回海伦娜，希腊人便在海伦娜的哥哥阿伽门侬率领之下，组织了一支10万人的船队开到特洛伊，展开了围困特洛伊城10年的大战。特洛伊战争神话来自荷马的伟大史诗《伊里亚特》。——译者

[17] 亚该亚人（Achaeer），是古希腊大陆上四个主要的部族之一，另三个为爱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和多利安人，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亚该亚人也指称希腊军队。——译者

[18] 《奥德赛》，第251—264页。

[19] 塞壬（Sirene），希腊神话中一种半人半鸟的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杀经过的海员。——译者

[20] 这段话道出了布洛赫思想的核心。人一旦成就宿愿也就产生某种喜悦和遗憾。愿望的实现之所以令人遗憾，是因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客体都远远大于业已成就的客体。尽管如此，也不能把渴望的实现或成就理解为某种无意义的结果。——译者

[21] 按照布洛赫的见解，乌托邦只有排除抽象性，扎根于历史的具体性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译者

[22] 白日梦未必总是孕育乌托邦这一指向未来的思维。在白日梦中，既有私人的、一次性的梦，也有从一开始就凝固为一种图像的表象，这种多元性正是白日梦所具有的比喻的特征。——译者

[23] 在此，“肉”象征具体性，“腿”象征动态性。纯然被描画的愿望图像并不是实现对象，但是，一旦把具体性和动态性添加到这幅图像上，它就会起到可逆反应。——译者

[24] 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Gottfried von Straßburg），德国中世纪伟大诗人之一，生卒年月不详。1205—1210年执笔宫廷叙事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约2万行，是著名爱情故事的古典文本。——译者

[25] 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著有叙事诗《弥赛亚》4卷。——译者

[26] 布洛赫拒绝接受康德所谓“对理想的无止境的接近”，其理由在于，人的希望不是以实现本身为前提，而是以实现的可能性为前提。按照他的观点，人为实现理想而努力，但这种努力本身不是无止境的。因此，坚持梦就是坚持梦的实现可能性，惟有这种梦的实现可能性才孕育新的渴望以及新的白日梦的动因。——译者

[27] 参见《新约·诗篇》，第137篇第5节。——译者

[28] 在本节中，布洛赫探讨了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德国谢林哲学中隐而不显的“实现”思想。就像灯底下一片昏暗一样，在实现的瞬间，人的认识很难认知乌托邦。即使乌托邦被认知，在它销声匿迹之前，也留下其他新的形态的乌托邦的痕迹。——译者

[29] 语出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亦即“够了，停止”。——译者

[30] 谢林（Friedriu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哲学家，1790年进入蒂宾根大学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成为黑格尔、荷尔德林的同窗好友。早期谢林受雅各布·伯麦、费希特等人的影响，致力于唯心主义自然哲学，1800—1808年，他转而致力于世界与自我的关系，认为个别的存在由神的绝对存在派生。他的思想深受基督教世界观的影响，前后变化很大，主要著作有《论一种绝对形式的哲学可能性》（1794）、《先验唯心论体系》（1798）、《哲学与宗教》（1804）、《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研究》（1809）等。——译者

[31] 这里所谓“唯心主义”系指市民唯心主义哲学。布洛赫对以往哲学持批判态度，因为以往哲学把实现问题仅仅理解为从属于逻辑的概念问题。——译者

[32] 如前所述，语源上，“隐德莱希”一词来源于“完全所有”（entles echein），意指“实际行动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德莱希乃是“在质料之中得到实现的形态”，作为位于组织之中的力量，它对组织性的发展或完成具有巨大影响。——译者

[33] 参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34—635行。——译者

[34]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230节。

[35] 谢林：《选集》，第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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