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芬兰革命与内战（1917—1918年）（回忆和资料）
I．1917年二月革命前的芬兰形势
芬兰无产阶级、芬兰社会民主党及它们同俄国的关系
至20世纪初，芬兰依然主要是一个封建国家，以小规模手工业生产和小规模农业为主。芬兰大部分地区的农业都是以过时的所谓佃农[1]制度为基础，即农民通过劳动支付租金。国内还有许多自由农民。城市生活相对欠发达。
1809年，在俄罗斯与瑞典（当时芬兰是瑞典的一部分）的战争之后，芬兰被并入俄罗斯。当时在位的亚历山大一世郑重承诺保留芬兰的特殊权利。芬兰享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己的议会、陆军和财政资金等。可见，作为一个大公国，芬兰在加入俄罗斯后保留了一定的自治权。
在亚历山大一世的继任者开始统治后，芬兰的这些特殊权利很少受到尊重，而在尼古拉二世（也就是1917年2月被推翻的那位）统治时期，这些权利就彻底冻结了。
尼古拉二世即位后不久就开始限制芬兰的权利，不批准芬兰议会通过的法律，最终他撤销了芬兰的陆军，剥夺了芬兰的独立邮政管理权等。
从1898年起，反动开始明显加剧，兵役制度引入芬兰，俄罗斯化体现得尤其突出。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是这一政策的代言人，而沙皇制度又是芬兰反动制度的支柱。
芬兰社会民主党意识到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对抗沙皇制度，因此采取了恐怖行动，总督博布里科夫亦因此死于非命。可见，恐怖是反对沙皇政策和国内愈演愈烈的反动时采用的主要斗争手段。
然而，与此同时，芬兰社会民主党总体上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的倾向，除了实现民主改革和经济领域的小幅改良之外，其所有活动的方向都没有更进一步。其合法的政党活动和参加议会选举也是这方面的斗争方式，而且可能是当时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通过议会途径，芬兰无产阶级实现了一些变革。佃农法案改善了佃农的困境，面包业劳动领域甚至在1906年之前就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等等。
1905年的革命广泛影响了芬兰的整个南部地区。大罢工、广泛的工人武装和武装起义的尝试——这一切以1905年10月22日的宣言告终，芬兰由此得到了一部宪法。第一届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议会召开了，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占多数。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不仅依靠工人群众，还依靠无地农民（佃农）。
然而，中央事后报复性地采取了反动措施，这对议会的决议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决议没有得到批准，甚至议会本身也被解散了。
到1905年，芬兰的工人运动只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励。芬兰工人与俄国工人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
沙皇政权压迫芬兰，激起了芬兰人民广泛的憎恶，再加上俄国地下工人运动的封闭性，以及芬兰习惯于进行合法的政党活动，使得芬兰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能有更密切的接触。
此外，自1907年以来，芬兰的所有政党都意识到，1905年10月22日的宣言中对芬兰的承诺不仅没有兑现，相反，俄国政府通过对芬兰的持续打压，试图在国家杜马和社会中强化其民族主义的整体政策。
当第三届杜马在这个问题上给予首相全力支持时，芬兰不仅视之为来自俄罗斯政府的道义打击，也视之为来自俄罗斯人民的道义打击。
无论如何，芬兰国民中的许多人仍然持有这种错误观点。
世界大战爆发后，大臣会议下设了一个芬兰事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塞恩和博罗维京诺夫两位专家（他们对芬兰毫无了解，既不会讲芬兰语，也不会讲瑞典语）的参与下，承担起了制定“统一”措施方案的任务，这些措施最终将使芬兰宪法的所有基础化为乌有。
此外，战前解散的议会直到1916年才召开，而参政院则由一些完全不熟悉芬兰社会生活的人组成，它的管理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芬兰国内形成了一种失败主义倾向，使芬兰资产阶级投入了德国人和瑞典人的怀抱，并导致由芬兰知识分子组成的芬兰猎兵站到了德国一边。这一点在后来对抗俄军的北方战线上显露了出来。
至于芬兰工人阶级，可以说他们反对亲德和亲瑞典的倾向。这些资产阶级式的倾向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
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吸引了芬兰工人的心（尽管这种吸引一开始非常微弱），并使他们的目光和注意力转向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芬兰工人不再将俄国工人视为压迫者，而开始认为他们与自己一样，是资本主义和沙皇政权的奴隶。
而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军队，可以肯定地说，陆军被迫维护沙皇政府的权威，尤其是陆军的指挥官们。波罗的海舰队在这方面是个例外，不过其指挥官自然站在俄国沙皇政府一边。
俄罗斯陆军和海军在芬兰境内的行动计划是基于两种情况的战略战术考虑而制定的：一、德军可能在波的尼亚湾和芬兰湾沿岸登陆，这种情况设想了德军和瑞典军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二、芬兰和瑞典居民可能在国内发动叛乱。
因此，防御计划中规定，如果德国人在世界大战期间选择芬兰作为他们的行动基地，与瑞典协作并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那么芬兰境内的陆海军将协同镇压当地居民的起义。
还应指出的是，报刊在俄罗斯人和芬兰人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德国和瑞典的亲德派报刊增长了敌视俄国的情绪，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报刊则增进了芬兰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品格在它们对大战的态度中表现了出来。芬兰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少数仍忠实于国际主义信条的党派之一。
我们因此可以注意到，芬兰工人阶级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态度甚至在二月革命之前就已经有所改善，而且当时就显露出一种征兆：如果有意外的外部推动力，两国工人阶级之间有可能进一步接近。
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芬兰无产阶级成功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普选权，这在反动时期为他们提供了与本国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有力武器。的确，由于芬兰资本家和支持他们的专制政府的抵制，议会进行的大部分改革仍然停留在纸面上，但普选权仍然是工人阶级力量增长的显著标志。在普选基础上进行的1907年选举中，芬兰社会民主党获得了200个席位中的80个。到1916年的选举，这个数字增加到103个，占了绝对多数。在同一年，议会成功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新市政法等议程。
但事实证明，芬兰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获得的胜利是有极限的，我们之后将会看到，芬兰资产阶级集结了所有力量来对抗“红祸”，对抗这个注定要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芬兰 “红色议会”。
[1] 芬兰文为torppari，指租用大农场部分土地耕种的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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