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芬兰革命与内战（1917—1918年）（回忆和资料）
II．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的芬兰形势
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对芬兰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
起初，临时政府似乎无私地对芬兰进行了补偿，以弥补芬兰在沙皇政权长期统治下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和不公。失败主义的情绪似乎已经失去了基础，芬兰再也没有理由继续与俄国作斗争，因此，为德军招募志愿兵的工作不得不完全停止。
可以肯定地说，议会的全部200名议员一致鄙视垮台的沙皇政府，但在他们对俄国二月革命的态度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差别。
议会中的大多数人（200个席位中的103个）是社会主义者。
他们对俄国发生的事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他们的政治观点类似于我国的孟什维克。他们不愿参与任何可能威胁俄国政治自由的政治图谋。
当时的确已经出现了一股更极端的潮流，但这股潮流更多的是在议会之外，其代表人物是《工人报》（Työmies）的编辑。
社会主义者之后是瑞典人民党（21席）。这是一个城市资产阶级的党派，部分成员来自自由主义职业者、大商人、工业家等群体，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政党。他们对俄国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该党党员对塞恩和博罗维京诺夫的离去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喜欢齐赫泽的存在。不过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不允许对他采取任何敌对行为。
老芬兰人党（33席）和青年芬兰人党（23席）的态度也几乎相同。
老芬兰人党从神职人员、农村和部分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中招募党员。青年芬兰人党中的一部分人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另一部分则来自教育界和中上层知识分子。这两个政党（第二个政党更为进步）都主张芬兰文化应该独立发展，区别于其他文化。
老芬兰人党以前是君主主义者，但此时他们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君主制。
至于所谓的“农业党”，它主要从农村的土地所有者中招募成员（19席），它对立宪会议解决俄国农业问题的方式极为感兴趣。对于革命的其他方面，这个党毫不关心。
还有一个席位属于“基督教工人党”的代表。
需要注意的是，芬兰政界普遍怀疑俄国新政权的稳定性。人们并没有坚定地相信反革命不可能获胜。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政党往往比社会主义者更持怀疑态度。
以上就是芬兰政界在二月政变后的情绪。
无论如何，在俄国建立的资产阶级妥协政权给反动的芬兰资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力量，他们与这个政权在议会中的代表结成联盟，以对抗在议会中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这个联盟的结果是克伦斯基政府在议会大厦门口部署了从前线调来的全副武装的俄军士兵，并解散了芬兰议会（6月18日至31日）。
“红色议会”的解散助了反动派一臂之力。在新的选举中，芬兰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欺诈和造假手段，成功地获得了多数席位。社会民主党这一次只获得了92个席位，尽管投给他们的选票数从1916年的375000票增加到了444000票。
这次选举的失败意味着芬兰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崩溃。
与此同时，芬兰的经济形势对工人阶级不利。
受到世界大战的影响，所有贸易路线都被封锁，芬兰的粮食供应陷入了危急境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政府对投机者和特权阶层采取了放任态度，工人阶级深受其害。社会主义者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加入了芬兰参政院，但这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因为国家经济生活的所有命脉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再次证明与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对工人阶级毫无用处。总的来说，二月革命后的芬兰政治经济形势使芬兰的工人阶级陷入了困境。
社会民主党曾经认为议会斗争几乎是唯一的斗争方式，而现在它开始意识到必须通过其他方式，一种更加坚决的方式来进行阶级斗争。
由于芬兰资产阶级的挑拨行为、克伦斯基的独裁统治以及二月革命后芬兰出现的各种社会状况，芬兰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一步接近了，而俄国无产阶级在芬兰的代表则是俄国陆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在此，我将简要谈谈二月革命后我军在芬兰所起到的作用。
此时，芬兰领土对俄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点和革命前一样。瑞典可以通过陆地边界进攻芬兰，并以此为基地对彼得格勒采取进一步行动。德国可以利用其舰队在波的尼亚湾和芬兰湾沿岸登陆，并在向内陆推进时占领托尔尼奥-彼得格勒铁路，切断铁路上的交通，从而孤立俄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并从芬兰领土威胁彼得格勒。
出于这些考虑，俄军一直驻扎在芬兰，它同时也阻止了芬兰人民反抗俄国的尝试。诚然，即使在二月革命之后，俄军滞留在芬兰也是合理的，但随着芬兰宣布独立，这种行为就变得不正常了。
由此产生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也就是芬兰今后的国防事宜和驻扎在芬兰领土上的俄国军队要如何参与，而后一个情况与“君主制垮台后芬兰与俄国在国家和法律层面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这一复杂的政治现象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中排队等待解决，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最终导致了芬兰的内战。
首先是报刊，然后是议会，围绕着俄国在芬兰的驻军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
芬兰资产阶级很快意识到，即使是临时政府也不会轻易接受给予芬兰完全独立地位的这种可能性，在十月革命之前，它甚至还害怕这种可能性。他们还认为，俄国军队在芬兰的继续存在使芬兰的独立变得“不切实际”。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开始千方百计争取让俄国军队撤出芬兰，组建自己的国家军队。
这场斗争贯穿了从二月革命到芬兰内战开始的整个时期。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坚持要求俄国军队撤出芬兰，我将对他们的特点略作阐述。
二月革命后，与俄国其他地区的部队甚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相比，驻芬兰部队在民主化这个意义上发生了巨大转变。的确，甚至在这里，部队也有了不同的方向，并在进一步革命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
整个芬兰革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委员会，他们首先在驻扎在赫尔辛基的波罗的海舰队中获得了支持。自二月革命以来，他们团结了赫尔辛基驻军中的部分部队，并开始对芬兰其他地区的驻军施加影响，尤其是在图尔库、里希迈基和坦佩雷等城市。
在最初阶段，赫尔辛基党委会的工作独立于赫尔辛基的苏维埃。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德边科同志）与赫尔辛基党委会同时开展工作，并保持充分联系。在1917年的仲夏，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同志在赫尔辛基党委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九月左右（尤其是在彼得格勒的七月事件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在芬兰大部分驻军中站稳了脚跟。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占主导地位的第三次芬兰陆海军和工人地区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地区委员会已经由布尔什维克组成，主席是斯米尔加同志。此时，党和苏维埃组织正在为起义做更公开的准备，即支持定于10月24日（俄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波罗的海舰队和斯韦阿堡（芬兰城堡）要塞的守备部队是赫尔辛基革命力量的主力。赫尔辛基市的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芬兰的另一个军事政治生活中心是坦佩雷市。自二月革命以来，这里就同时成立了两个委员会：驻军委员会和第106步兵师委员会。
驻军委员会由第422科尔皮诺步兵团、师指挥部、萨塔昆塔区舰队和广播站的代表组成。为了与领导坦佩雷工人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保持充分接触，驻军委员会任命了一些代表，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任务如下：
一、就军队和工人的生活和政治情绪相互交换信息；
二、组织共同示威、集会和庆祝劳动节等活动；
三、通过驻军支持工人民兵。
大约从六月开始，由于俄军士兵和芬兰工人已经达成了完全的团结，准备进行共同斗争，在我和其他俄国教官的指导下，芬兰工人晚上在城里的工人之家进行了训练。随后，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得到了事先同意供给的300支步枪（和超过定额的弹药配给），用于训练工人。
这一切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对芬兰的资产阶级保密。
来自芬兰社会民主党的马尔科文同志受任命与我们的驻军委员会联络，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也是芬兰非法赤卫队的组织者。
总体而言，到七月事件之前，芬兰驻军的政治情绪都偏向于社会革命党，对临时政府并不敌视。但到了九月份，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驻军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转而支持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由于坦佩雷驻军和工人之间的充分接触，我们才有可能与当地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些资产阶级采取了一切措施，通过一系列挑拨行动试图在士兵和工人之间制造争端，并为使驻军撤出坦佩雷市以及整个芬兰制造借口。
工人民兵和劳动人民没有被这种挑拨动摇，相反，他们在驻军的协助下，在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不同地方发现了武器库，并将武器没收，为己所用。
在坦佩雷的驻军中，教育委员会专门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当前政治问题的讲座，重点是介绍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活动，并配以适当的评论。
总的来说，直到七月事件，坦佩雷驻军的态度是支持临时政府和二月革命的。但七月之后，他们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转而支持苏维埃政权。
第106步兵师委员会由第421皇村步兵团、第422科尔皮诺步兵团、第423卢加步兵团、第424楚德步兵团、第106炮兵旅（第1营和第2营）以及该师其他机构的代表组成，驻扎在坦佩雷市，负责组织分散在芬兰西部地区的师内各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生活。
第106师的政治构成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直到十二月，大部分代表（第421团和第422团以及该师其他机构的代表）都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少数代表，即第423团和第424团的代表，则是布尔什维克。
该师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受到附近波罗的海舰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在该师部队中相互斗争的各党派领导人的影响。
在坦佩雷，工作是在师委员会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先是皮斯库诺夫同志，然后是扎克列夫斯基（布尔什维克）。
作为一名两次当选的师长（1917年9月和12月），我个人也积极参与了党的工作。1917年2月，我开始参加社会革命党的工作；5月1日，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6月，我开始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为芬兰未来的起义做准备。
我同时在坦佩雷市的驻军和第106步兵师的部队中工作，在会议上和报刊上鼓动芬兰部队的指挥人员支持苏维埃政权。我的一篇文章《军队的战斗力》发表在1917年10月19日的《赫尔辛基代表苏维埃通报》第179期上，我在文章中呼吁推翻临时政府，将权力移交给苏维埃。
第423卢加步兵团驻扎在瓦萨和塞伊奈约基地区，该团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开展政治工作，团长是选举产生的尤什克维奇准尉。在这里，芬兰社会民主党给予了全力支持。
在里希迈基地区驻扎着第424团，而第106步兵师的机关则位于里希迈基和赫尔辛基之间。这些部队由于靠近赫尔辛基，在政治上受到波罗的海舰队和芬兰陆海军和工人地区委员会的政治影响。芬兰民兵和工人得到了该团的支持。
只有位于劳马和图尔库的第421团在撤离芬兰之前几乎还保持着社会革命党的倾向，因为在其领导人切尔文斯基的影响下，社会革命党对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即使在这里，工人团体也得到了指导，并与该团一起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总的来说，以坦佩雷为首的芬兰政治生活的第二中心先是接受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领导，然后又接受地区委员会的思想领导，逐渐成为临时政府的反对派，并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方针，与芬兰社会民主党和芬兰西部所有城市的工人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军事政治生活的第三个中心是维堡，这里有第42军的指挥部、维堡要塞驻军和以及附近的第172预备役团（拉彭兰塔的驻军）。这里的政治工作由军事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是在六月份的第一次军事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
军事委员会从六月份开始运作，但它受到临时政府的巨大影响，落后于芬兰广大群众。在七月份，曾试图召开第二次军事代表大会，但由于7月3日至5日的事件、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冒进行动和其他情况，这次代表大会推迟到10月2日才召开。
从1917年10月30日第42军军部委员会机关报《芬兰通报》第66期发表的部队命令中可以看出，一些部队，如第40工兵团，支持临时政府，而绝大多数部队，特别是第106步兵师的第423和第424团，则在命令中强调了以下内容：“我们认为现政府是违背民主意愿而成立的，不对任何人负责，因此我们拒绝承认它，拒绝执行它下达的命令。”并且，他们普遍要求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将权力移交给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随后，各部队要求选举一个与芬兰陆海军和工人地区委员会意见一致的军事委员会。
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广大群众无形的革命情绪正开始成形，并转化为明确的革命意识。
个别群体的政治自决进程、政党和派别的分化对大会的工作产生了影响，但是最终，芬兰军队的第三个政治生活中心，即拥有军事委员会的维堡市，在1917年10月开始接受了苏维埃的方向。
总的来说，除了少数例外，芬兰的所有部队首先在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领导下，然后在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下，逐渐自决并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周围，为苏维埃夺取权力而战。
要全面描述驻芬兰各部在政治方面的特点，还必须谈谈由临时政府派遣到芬兰的第5高加索（库班）师和第43顿河哥萨克团。
在第二次军队代表大会上，上述部队的代表对于10月2日大会通过的关于芬兰地区委员会参与解决部队调动问题的决议提出抗议，认为这些问题的决定权完全属于临时政府的职权范围（《芬兰通报》1917年10月13日，第70期，官方栏目）。
由此可见，此时哥萨克部队并没有受到芬兰布尔什维克部队的影响，直到十月革命之后，我们才从刊登在12月7日《芬兰通报》第116期上的第127号决议中看到，哥萨克们谈到了罢免不尊重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府，但他们还是没有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提出这一点。
若要为对芬兰军队的简要描述收尾，我还需要就10月11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召开的北方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再多说几句。
来自芬兰和俄国北方地区23个居民点的15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次会议是芬兰苏维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发起人并没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请。
大会的成员构成是布尔什维克的。出席大会的社会革命党人几乎都倾向于左翼。地区委员会委员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同志在宣布会议开幕时指出，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将各个省级组织与彼得格勒联合起来，以创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组织。此外，这次大会还应成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个阶段。
这次大会明确强调，要想阻止地方群众的示威游行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不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灾难就会迫在眉睫。
大会主席克雷连科同志在总结所有报告时指出，在所有发言中都体现了必须立即开展斗争，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思想。
总之，从对这些部队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是如何逐步革命化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首先是芬兰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部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然后这种影响扩散到了包括维堡驻军在内的远离赫尔辛基的各支驻军部队。
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后来的芬兰地区委员会并没有把工作对象局限于军队，他们还在当地工人中进行了宣传鼓动，深化了俄国军队和芬兰工人中间的国际主义观念。
十月初，整个芬兰地区委员会的65名委员全都是国际派。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与试图削弱其重要性的政府人员的不断冲突中进行的。委员会对军队的控制引起了政府的强烈反对。在从芬兰撤军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为委员会自然希望监督撤军。临时政府最终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
芬兰地区委员会的功劳还在于，它的政治工作范围不仅限于芬兰境内，而且还通过北部地区的地区代表大会，努力与邻近地区进行沟通并建立密切联系，以便在与临时政府斗争并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更有力地展示自己的肌肉。通过报刊（俄语和芬兰语的工人报纸） 《赫尔辛基代表苏维埃通报》《第42军军部委员会通报》和芬兰语工人报纸《工人报》（Työmies），以及集会、会议等形式在驻芬兰军队中进行的争取苏维埃政权和反对临时政府的鼓动，最终以驻芬兰军队积极参与推翻临时政府而告终，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由于存在这样一个组织有序的政治中心，驻芬兰军队与芬兰工人之间建立起了最为紧密的联系。芬兰工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重要时刻都与军队的利益密切相关。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就是在反对世界资产阶级、反对战争的统一战线口号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口号下庆祝的。
芬兰军队对临时政府的反对情绪一方面弱化了克伦斯基关停“红色议会”给芬兰工人留下的印象，而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俄国和芬兰资产阶级妥协政权的共同斗争，自然而然地把俄国革命军队和芬兰工人团结在了一起。芬兰工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与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军队而不是临时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解放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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