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芬兰革命与内战（1917—1918年）（回忆和资料）
III．芬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а）议会权力斗争
事实上，从“红色议会”解散的那一刻起，芬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开始了明确的斗争，先是议会斗争（同时也在为未来的内战做准备），然后是阶级斗争本身。
如上所述，俄国二月革命对芬兰来说起初是一个外部事件，芬兰没有参与其中。革命只是间接地加剧了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六月，参政院和工人组织的代表达成如下安排：在芬兰各城镇，公共秩序委员会和警察部门将保留其职能，直到立法解决它们的存在问题。根据其职权，委员会必须就警察局长的任命给出结论，并负责雇佣新成员。在社会民主党的协助下进行的这次警察改革对工人组织意义重大。首先，他们可以对警察局长的选择施加很大的影响，在坦佩雷，经过一番斗争后，他们成功地选出了一个合适人选，尽管他不是党员，但同情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其次，招募同情工人的警察使得他们可以通过截获和没收武器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准备秘密组建其国家军队（即白卫军）的情况下，后面一点尤为重要。
在内战爆发之前的整个时期，特别是在赫尔辛基、图尔库、波里、维堡和坦佩雷等大城市附近，党开展了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即在城市，特别是在城市产业里搜查可疑地点，没收武器并将其交给民兵。
工人民兵的存在使得城市驻军能够在城市中维持秩序，并且完全相信，即使在资产阶级挑衅的情况下，民兵也不会允许民众对俄军展开任何反对活动。
七月份通过了一项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同月，参政院起草并提出了关于芬兰自治的法案，派遣了两名代表前往彼得格勒向临时政府递交该法案；但是克伦斯基对法案表示了反对。
从八月到十月，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逐渐退出了政府。
从9月12日开始，议会召开了几次会议。资产阶级政党推测，临时政府将沿用以前的政策方法，也就是只开空头支票。
涅克拉索夫被任命为驻芬兰公使，接替卸任的谢格洛维托夫。
到9月28日，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已经在赫尔辛基的工人中传播开来。芬兰的左翼政党总体上反映了俄罗斯左翼政党的观点。
在10月4日举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者获得了200个席位中的93至95席，资产阶级政党联盟获得65席，瑞典人民党获得18席，农业党获得22席。总体而言，社会民主党的席位比“红色议会”时少了10个。
在此期间，在议员巴锡基维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正在起草一份宪法草案，该草案将最终确立芬兰的主权（于7月18日表决通过）。
б）使俄国撤军的斗争
如前所述，此时的芬兰正处于俄军的影响之下，不同群体的人对俄军存在的态度并不相同。
在革命初期，赫尔辛基士兵、工人和水兵代表苏维埃成立了。这个苏维埃由俄军组成，在波罗的海舰队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开展工作，并逐渐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它还包括芬兰社会主义者，这尤其将芬兰工人和俄军联系在了一起。
资产阶级报刊以及议会和参政院中的资产阶级政党明确挑衅了俄军。在他们看来，“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军队正在压迫人民，为被俄国革命赦免的犯罪分子树立榜样。” 在芬兰不同地方发生的几起犯罪事件，如谋杀案或袭击，都被归咎于俄军。甚至警察和居民之间发生的冲突也被认为是受到了俄军的影响。
当然，俄国军队通过苏维埃和委员会与工人保持联系，以及芬兰工人所得到的道义上的支持，所有这些显然都使芬兰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在这个不断争取独立的时刻，他们自然希望获得压迫工人阶级的完全的行动自由，这一点在芬兰内战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带有白卫军色彩的参政院为了让俄军撤出芬兰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得到临时政府的支持。相反，临时政府并不介意用那些更忠于临时政府的部队来取代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但如上所述，地区委员会仍然监督着一些军事部队的撤出计划，并且预定的撤军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
在十月革命中，驻芬兰军队积极参与了推翻临时政府的行动——部分是被动地维持芬兰的秩序，部分是积极地采取直接行动——这使资产阶级进一步确信必须尽快实现自治。
在十月革命期间，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随后在11月14日，下文将会进一步提到，俄军积极协助芬兰赤卫队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结果芬兰参政院甚至被迫宣布芬兰进入戒严状态。
最终，在12月1日（俄历），参政院向议会报告了以下通知（《芬兰通报》第115期，1917年12月6日［19日］）：“政府谨通知议会，已决定向俄国军事当局发出呼吁，要求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军队立即撤出芬兰。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如下：
“一度以来，俄军在芬兰驻军的原因是出于军事考虑，是为了保卫俄国西北边境和国家首都，但自从芬兰宣布独立以来，鉴于芬兰希望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保持完全中立和友好的关系，俄军的存在已经不再必要。
“芬兰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再加上驻扎在芬兰的众多部队正在消耗我国本就不多的储备，因此俄军必须迅速从我国撤离。
“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财政状况将不再允许向俄军提供芬兰货币，而俄军每月将需要数千万马克的军费。”
几乎与此同时，参政院决定废除社区和公民为部队提供木柴和照明物资的义务。所有省长都接到了这一决定的通知。
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派别向彼得格勒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拜访了政府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并向他们陈述了议会宣布芬兰独立的决定。
当资产阶级政党对俄军进行各种骚扰并采取措施让他们撤出芬兰时，芬兰社会民主党却反对撤军。俄军的存在不仅没有给工人造成负担，相反，由于这些军队驻扎在芬兰，工人组织的存在得到了保障。
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清楚，随着俄军的撤离，取而代之的必然就是警察或者国民军队，这并不符合工人的意愿。
参政院在芬兰宣布了它为使俄军撤出所采取的措施，社会民主党为了反对参政院，在各个城镇张贴告示，称它认为参政院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没有根据的，并对撤出俄军的决定表示抗议。在坦佩雷，这个问题的斗争尤为激烈，社会民主党的决议得到了驻军的热情支持。
然后，芬兰社会民主党对参政院中除该党之外的资产阶级政党与俄国政府就俄国撤军和芬兰独立问题进行谈判的事实提出了抗议。
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积极抗议造成了一系列重大后果，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в）在芬兰组建国家军队时的斗争
随着俄军逐渐从芬兰撤出，资产阶级梦想通过在国内征兵的方式组建国家军队，在此之前，由于既定的政治条件，芬兰人民一直被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免除兵役义务，并通过货币和实物税（向军队支付货币、提供住房和履行其他义务）的方式承担一定的费用。
资产阶级打算组建一支国家军队，他们的指导原则是希望这支军队成为他们手中的忠实武器。然而，他们的军国主义企图以及组建军队和实行征兵制的计划遭到了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敌视，因此早在五月就开始了一场暗中斗争，双方在争斗中都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阶级武装斗争，并开始秘密组建“白卫军”和“赤卫队”，并相应地施加影响，希望组织一支符合其阶级利益的警察组织。
这里有几份文件介绍了这一活动的特点，它是未来内战准备工作的开端：
如上所述，在六月份，参政院与工人组织代表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共秩序委员会和警察将保留其职能，直至议会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
尽管如此，参政院在10月25日取消了这项协议，而没有等待议会对“警察”问题做出决定。因此，公共秩序委员会对未经其撤销便任命代理警察局长的行为表示抗议。（《赫尔辛基代表苏维埃通报》第179期，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
新地省省长迫于工人组织代表决议的压力，决定暂停进一步的警察改组，直到议会就此问题发表意见。可见，新地省省长不愿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等承担责任。（《赫尔辛基代表苏维埃通报》第179期）
在图尔库发生了一场经济原因导致的警察罢工。图尔库省省长和警察局长一起被捕。
参政院成员卡斯特伦、工会中央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谈判。
协议最终达成，条件是解除图尔库省省长和警察局长的职务。根据民主原则通过了一项关于市政警察的临时法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维护秩序，该委员会负责招募临时警察并任命领导，其任命需经参政院批准。
为了支付现有警察的薪水，参政院以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供贷款的形式拨款六万马克。
在从赫尔辛基赶来的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代表的坚持下，12月9日［22日］在图尔库的工人会议以311票对250票接受了协议条款。（《芬兰通报》第120期第5页，1917年12月13日［26日］）
在1917年12月6日［19日］的《芬兰通报》第115期上，刊登了一份有关资产阶级准备工作的有趣文件。
在十二月初，参政院发放了一笔80万马克的贷款，用于维持一支在波尔沃附近的萨克萨普尼埃米庄园训练的骑警部队。据说，参政院还打算为此拨款数百万马克。这支警队在罢工期间被赤卫队解散，传闻说在得到武器和马匹后，这支部队本应被转移到波赫扬马地区。
这些培养芬兰“士官生”的计划遭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反对，他们准备向议会提出质问。
“芬兰社会民主青年联盟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并准备采取各种措施，甚至拒绝服兵役，以抵制重建芬兰军队的行动。联盟决定设立一个基金来对抗兵役，并为此目的开展募捐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资产阶级还追捕各种赤卫队组织。在同一份《通报》的第115期中，我们看到5箱军用步枪通过铁路运到约恩苏。步枪的收货人是当地社会民主党的区书记和当地赤卫队队长奥古斯特·韦斯利。这些武器被海关和警察当局没收，韦斯利本人也受到了讨伐队的威胁。
坦佩雷市成为了工人反对白卫军斗争的先锋城市，在这里，几乎从革命（二月革命）一开始，社会民主党地方委员会就接管了工人训练的总体领导。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在俄军的协助下，组建芬兰赤卫队的核心力量。为此，我作为第106步兵师师长，与师委员会一起向党提供了300支预先承诺的步枪（比士兵的现有弹药配额还要多）。为了向芬兰资产阶级和忠于他们的士兵保密，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这些步枪从兵营运到了第106步兵师的指挥部，而指挥部就在工人之家旁边，然后步枪再装箱转运过去。
我们开始对社会民主党党员进行军事队列的训练，训练在工人之家的院子里夜间进行。我本人和一些俄国教官一起积极参加了这项训练工作。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资产阶级还是知道了社会民主党的武器转运和军事训练。副省长克雷默上校有时私下告诉我，他们知道我们与芬兰赤卫队的联系和协助一事，并建议我们不要干涉这些地方事务。
穆哈诺夫少尉（后被白军枪决）被我任命为坦佩雷市的指挥官，他与民兵（完全由工人组成）一起积极参加了在城镇和周边地区揭露白卫军组织、查获武器库并将它们清剿的工作。
确实在一些情况下，白卫军表现出顽强的抵抗，不得不由俄军出面帮助民兵。
通过这些措施，坦佩雷地区的白卫军在很大程度上被清除了，这在一月份内战爆发时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因为当时白军还相当虚弱，无法攻击我方的驻军和芬兰赤卫队。当然，未来的情况证明，白军的秘密骨干仍然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通过了组建国家军队的法案，而社会民主党则对此法案表示抗议，但无论如何，白卫军和赤卫队的组建都在加强进行中。赤卫队的主要组建地区是一些同时有俄军驻扎的大型工人中心，而受到赤卫队堵截的白卫军则主要集结在北部、西部的瓦萨地区和东部的卡累利阿地区。赤卫队的组建兵源主要是工人，而白卫军的来源则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尤其是瑞典族的这两类群体。
г）在敌对党派中继续议会斗争；双方的实际行动
上文提到，“红色议会”的解散有利于芬兰的反动资产阶级，但与此同时，它也加速了芬兰工人阶级的革命化进程，逐渐终结了在工人阶级中盛行的议会制度幻想。
芬兰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在议会斗争的同时，双方都在加紧秘密准备武装斗争。
十月革命是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的重要推动力。
11月14日（公历27日），芬兰爆发了总罢工。如上所述，这次罢工的原因是饥饿、资产阶级的挑衅政策、资产阶级对独裁权力的渴望以及群众日益增长的革命意识。
为了彻底夺取政权，芬兰的资产阶级计划在议会中选出一个由斯温胡武德、格里彭贝里和巴锡基维组成的三人主席团（由参政院提案），并拒绝实施上届议会已经通过的关于新的社区组织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这就是工人代表和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中辩论的基础。
参政院宣布芬兰处于戒严状态中。
涅克拉索夫没有从彼得格勒回来，因此参政院认为芬兰脱离俄国的计划已经实现。
11月14日（公历27日），在俄国士兵的帮助下，赤卫队占领了电报局和所有政府机构。参政院被包围，革命委员会、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发表了公告。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在全国部分地区，特别是维堡、坦佩雷、波尔沃、劳马和图尔库等地，在罢工的同时，赤卫队已经在俄军的支持下，以骑马和徒步民兵的形式，拿起武器同资产阶级雇佣兵展开了战斗。
除军用列车外，铁路交通都停止了。
除了《总罢工》杂志外，其他报刊都暂停出版了。
根据公共秩序委员会（即赤卫队）的命令，坦佩雷、库奥皮奥、维堡和其他城市的警察局长遭到逮捕。但资产阶级在街头斗争中占了上风：成立了一个由斯温胡武德领导的资产阶级内阁。
议会通过了一项声明，指出：鉴于俄国君主制的垮台，芬兰对俄国的依附关系就此取消，芬兰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认为，俄国政府在当前的形势下无法维持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威望，并且在它所推行的新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它无法管辖和治理芬兰，因此芬兰人民应该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俄罗斯人民则必须证明他们确实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
11月26日（12月9日），斯温胡武德的内阁在议会中以100票对80票的多数票被依法接受。反对派领袖托科伊宣称，这项决议并没有结束革命，革命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减弱，战士们的热情也有所消退。
在选举出内阁后，议会的第一项行动是竭尽全力实现完全自治。为此，必须摧毁依靠有组织军事力量的反对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开始积极组建国家部队，以警察的形式制衡赤卫队，并努力使俄罗斯军队撤出芬兰。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议会强迫赤卫队归还从驻赫尔辛基的俄军手中获得的武器。
总结关于罢工及其结果的以上所有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对议会制度的希望尚未破灭，因此罢工变成了革命和议会两种斗争方式的混合体。
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在斗争方法上的不明确以及革命信念和决心的不足，是总罢工无法转化为革命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芬兰无产阶级还没有做好夺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充分准备，因为在其领导人中，有组织才能的人太少，工人们普遍缺乏真正的政治训练，最后，在军事力量方面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支持。
与资产阶级雇佣军发生冲突的总罢工只是对无产阶级力量的一次革命考验。
运动的全部领导权都集中在中央工人革命委员会手中。
然而，由于赤卫队和白卫军之间的武装冲突，资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对付工人阶级的，因此，不管情愿与否，他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西方，希望在那里找到必要的支持来镇压芬兰工人阶级中的革命浪潮。
从这时起，芬兰资产阶级开始更加积极地准备内战，并竭尽全力煽动工人起义。
11月14日（27日），经过三天的工作，芬兰社会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结束。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权力问题。
从大会通过的决议（《真理报》第195期，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中，我们可以看到：
1）社会民主党号召工人继续斗争以满足无产者的要求，同时认为继续革命是合理的。总罢工取得的部分胜利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众所周知，这其中包括议会掌握最高权力、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最终获得批准，以及新的市政法获得通过。
2）大会认为，即使在无产阶级手持武器进行斗争期间，零星的谋杀、抢劫和各种无政府主义行为（由不负责任的个人犯下）也是不可接受的。
3）大会决定，迄今为止一直具有偶然性质的赤卫队应服从社会民主党的控制。
4）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和党委会有权决定，在条件成熟时是完全接管政府权力，还是只加入社会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联合政府。
以上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决议的大致内容。
从上述决议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在芬兰赤卫队的支持下，决不打算无条件地将权力让给资产阶级。
斯温胡武德政府向西方国家宣布芬兰独立。
他认为，芬兰必须与强大的外国建立联系，并通过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芬兰将成为一个共和国，由每十年选举一次的总统领导。将于1918年1月15日举行，总统将于4月15日就职（以上日期为公历）。在此之前，总统的职能由参政院主席代为履行。
斯温胡武德政府的这一提案在议会中以103票对91票的多数票获得通过，尽管之前提出过另一版本自治声明要求（7月18日院坚持反俄立场，只是在建议之下才秘密派遣了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与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进行谈判。
12月12日（25日），社会主义者也为此派出了一个代表团，12月19日（1月2日），芬兰的独立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承认。
与此同时，关于俄军撤离的谈判也在进行。俄国当局要求，为满足撤军需要，芬兰应首先立即提供10万马克，后续再提供2000万马克。芬兰的资产阶级表示愿意做出这些牺牲，只要俄军在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开始撤离。
同时，斯温胡武德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瑞典，请求承认芬兰的独立，并秘密进行谈判，以寻求在俄军未撤离芬兰的情况下提供援助。
在十二月初，由于图尔库的事件（上文已经陈述过）和资产阶级在报刊上宣布瑞典援助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再次采取了挑衅的立场（《芬兰通报》第120、121期，1917年12月13日［26日］）。在听取了参政院就图尔库事件的答复后，尽管社会民主党党团要求将此案提交法律委员会，议会仍以95票对87票的多数票决定继续处理例行事务。社会民主人对对议会的这一决定表示抗议。与此同时，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拒绝批准已经被解散的上届议会通过的关于最高法院的法律。
关于接受瑞典援助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项质询，并且以125票获得通过，其内容如下：
“首先，参政院对报刊上关于瑞典军队可能被派往芬兰和将奥兰群岛割让给瑞典的说法采取了什么行动？其次，参政院为使俄国和其他国家承认芬兰的独立做了什么？参政院取得了什么成果，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有什么计划？”
在质询的理由中，参政院被指责没有与俄国谈判，而国务秘书则被指责在特别需要他出现在彼得格勒时没有出现在那里。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白军已经在德国和瑞典资产阶级的积极协助下继续为斗争做准备。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甚至在世界大战期间，芬兰资产阶级就已经开始为争取国家自治做准备了。
1914年，“追猎者”培训班在德国的洛克施泰特镇成立。芬兰青年被送到那里接受军事教育。到了1915年，培训班的人数增加到了两千人，德国人首先从中组建了第27猎兵营，随后组建起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部队，下辖一个轻型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两个机枪连。到了1915年底，在返回芬兰之前，这支部队已经在里加前线上参加了与俄国这个宿敌的战斗（资产阶级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二月革命后，暴动的准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芬兰资产阶级代表与德国总部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预计德国军队必须登陆芬兰。指挥人员不足的问题将由来自德国和瑞典的志愿者来解决。军官的秘密培训也在芬兰本土展开（在赫尔辛基的高等学校和警察学校）。芬兰全境（尤其是北部地区）都成立了国民警卫队组织（Skyddskår，维护秩序的志愿射击协会）；位于瓦萨的国民警卫队总部在格里希将军的领导下进行了组织工作，以建立白军的武装力量。
大量的武器和补给品开始运送。
1917年9月，炸药从瑞典的于默奥运到瓦萨附近并（用汽艇）卸下，然后运往奥卢、图尔库其他城镇。
十月初，从德国运来了四千五百支步枪、三十挺机枪、约三百万发子弹、手榴弹、左轮手枪和摩托车。
八月，三百支步枪和一挺机枪从一个未知地点运往拉赫蒂市。
11月17日，一艘德国潜艇（编号57）驶近波尔沃和洛维萨之间的海岸（位于赫尔辛基以东），带来了八名猎兵、一百支毛瑟手枪和一台无线电。
这项准备工作得到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慷慨资助（捐款、认购等）。
由此，白卫军的秘密准备工作进行得相当积极。
除此以外，资产阶级还制造了饥荒的威胁，以打击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士气，并将责任推给左翼政党。
资产阶级扣留劳动阶级的粮食，同时又允许特权阶级囤积粮食，他们不同意按照工人阶级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进行普遍核算。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为内战做准备，推迟了从俄国向芬兰运送粮食的时间，将粮食供应集中在北方事先计划好的白卫军据点。
和利用饥荒类似的计划也符合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战略计划，并在参政院的帮助下得以实施。
当资产阶级从德国和瑞典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开始变得明朗时，依靠俄军并坚持俄国苏维埃方向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始采取更具威胁性的立场，并与陆海军地区委员会军事部（由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11月21日成立）取得了联系。
12月24日（1918年1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试图武力占领议会和参政院大楼；在维堡，他们也对省长官邸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左派报刊积极宣传发动革命斗争。
此时，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已经决定夺取政权。
1918年1月4日，由于形势严峻，参政院要求议会给它充分的条件来大力维持秩序。
议会以97票对87票的多数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包含类似于要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内容。
社会民主党则发表宣言，指出必须运用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与政府作斗争，推翻参政院。
与此同时，它还呼吁民众避免骚乱行为，因为它只会损害工人的利益。
为了使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一个适当的机构，党宣布在未来的议会召开之前，阶级斗争的临时领导权将掌握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工会和赤卫队的代表手中。
参政院此时正在与芬兰地区委员会进行最后的谈判，商讨令俄军立即撤离的必要性，因为俄军已经开始公开援助赤卫队。
委员会指出，俄军士兵正在逐步撤离芬兰，如果瑞典和德国以及芬兰人民的中立得到保证，俄军的撤离将会加快。参政院回应称，中立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早已向俄国政府宣布了这一点。
在谈判期间，赫尔辛基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集会，参与者中包括俄国陆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士兵。
1月12日（25日），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赫尔辛基车站。
大多数外国领事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因为他们害怕与自己的国家失去联系。
与此同时，俄军驻维堡部队委员会要求在36小时内解除国家白卫军的武装，否则将对其采取军事措施。
1917年1月14日（27日）晚间，芬兰的无产阶级首先在赫尔辛基，然后在整个芬兰南部武装夺取了政权。斯文胡武德政府向北逃亡，在瓦萨站稳脚跟，并开始了内战。
红色芬兰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手中，它由芬兰社会民主党最杰出的代表曼纳、西罗拉等人组成。这个苏维埃在总工人苏维埃的监督下运作（详情见下文）。
在芬兰的工人革命中，有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例如夺取银行，实现了工人阶级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并使得信贷国有化；工厂的运作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然而，在这个领域，芬兰革命只是浅尝辄止地发起了一些尝试。
无论如何，可以说芬兰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决定沿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而无产阶级群众则认识到，为了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逐步努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非努力建立民主秩序。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指导理念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未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芬兰一月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阶段一样，使工人组织措手不及。工人们缺乏足够的武器，没有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者，而且赤卫队工人本身的军事准备也很差。武装起来并准备参加斗争的芬兰赤卫队总人数不超过一千人。
由于上述原因，起义的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尽管这样的进攻是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在北方组织起来与无产阶级进行内战所必需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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