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芬兰革命与内战（1917—1918年）（回忆和资料）
V．结论
芬兰内战就此结束，白色恐怖随之开始。在这样的白色恐怖面前，巴黎公社被梯也尔打败后的历史也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无论芬兰无产阶级这场英勇斗争的后果有多么惨痛，它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从这场斗争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就阶级意识的发展而言，先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运动，然后是二月革命，对芬兰工人阶级及其先锋——社会民主党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
和以前的时期一样，自二月革命以来，我们一直看到社会民主党处在妥协时期，它并未追求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限于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
即使在芬兰一月革命之后，芬兰工人阶级掌握了权力，其执政党也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试图建立民主制度。
党内出现了对立的派别。机会主义派别与受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影响的左翼派别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这种不和谐极大地影响了与白军的进一步作战，也是红色芬兰在随后的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赤卫队的后方，白卫军从战争开始到结束都在广泛组织暴动，无情地枪杀俘虏和工人家属。而工人政府却在争取纯粹的民主，坚决抵制对工人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实行死刑。这个政府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试图起草一部宪法，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全国性的立宪会议，并且没有加快城乡之间的联系，从而拖延了土地问题的解决。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唯一有价值的一点是，它为未来会成为芬兰共产党的派别提供了脱离的机会，它同妥协政策断绝了关系，并加入了共产国际。
上述原因造成了社会民主党各派别之间的分裂和斗争，不利于形成革命的高潮、凝聚胜利的意愿，也不利于杰出领导人的涌现。
此外，还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俄国部队的参与情况。
从二月革命一开始，俄国军队和芬兰工人之间就建立了密切联系，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波罗的海舰队委员会的领导下）和芬兰社会民主党的相互合作将这种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战斗取得成功，并击退了资产阶级。
不过，我们确实不能对这一事件的消极方面视而不见。
虽然俄国军队和芬兰工人都清楚，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进行全面接触，但双方都还是没有办法立即接受国际主义的原则。
俄国军队的大多数成员是俄国的农民，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尽管最初他们甚至部分地与芬兰资产阶级作战，那也是出于自保的本能；后来，国际主义情感的缺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芬兰工人最终不得不独自与芬兰、瑞典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联合部队作战。
除此之外，俄国军队曾经参战的事实本身，再加上芬兰人自身的民族沙文主义，自然而然地疏远了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铁路、邮政等机构的小职员以及一部分政治上落后、不识字的当地农民，特别是由于土地改革进展缓慢，他们无法与工人一起参加斗争，从而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即使俄国军队已经不再驻扎在芬兰，也很难让民众相信这个事实。
因此，从这场战争的洗礼中，我个人得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念，那就是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中，由本国工人阶级来领导内战是有益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从苏维埃的共和国那里获取斗争工具和思想指导。
实在地说，芬兰内战中工人阶级没有取得胜利的一些政治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在政治原因中，我们还必须把德国的干涉纳入其中，这也是芬兰革命在军事上遭到镇压的原因。
尽管有上述种种政治原因和缺点，特别是还有下文将讨论的军事原因，红色芬兰即使因时间和力量不足而没有打败芬兰资产阶级，但也没有让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白军起初并不怀疑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后来却失去了自信。
德国人在试图使芬兰成为其附庸国的同时，当然也担心在《布列斯特和约》签署后，苏维埃俄国的无力可能使芬兰领土轻易成为协约国的猎物；而如果敌方夺取波罗的海舰队，东线战场可能再次在陆地和海上对德军构成极大威胁。
然后，对德国人来说，布尔什维主义在芬兰蔓延的危险也同样存在，它可能从那里进一步渗透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再传播到德国。
因此，芬兰革命失败的政治原因必须归咎于社会民主党整体的错误政策，然后是俄国军队的部分干预而非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全面干预和支持，最后是德国的干涉。
然后，在分析战败的具体军事原因时，有必要详细讨论组织和作战的问题。
可以认为，芬兰内战早于俄国内战，与我国赤卫队的组建和组织时间相吻合，因此在组织和战役行动问题上还不可能有任何经验，内战的特殊性也无法考虑在内，最严重的情况是赤卫队的组建是与斗争本身同时进行的，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队列操练，战术训练就更不用说了。
在革命之前，芬兰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芬兰唯一的军事建制是以猎兵营的形式建立的，它根据阶级来划分，不招募工人和芬兰社会民主党党员，此外，这支武装力量先是被德军用来在北线对付俄军，后来又被白卫军用来对付芬兰工人。
因此，组建赤卫队的兵源是那些甚至不会使用武器的工人。小农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即使是这样的群众，也必须在教官的帮助下进行军事方面的训练，而除了我之外，这样的教官不超过五十人，其中有两名总参谋，即1909年毕业的佩列斯韦特同志和1922年从红军军事学院毕业的梅德韦杰夫同志（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专家）。
我们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的代表同志们——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谢因曼、斯米尔加、德边科和格拉祖诺夫——积极参加了对这些群众的政治训练，但这只发生在内战初期和内战之前，之后主要重心就转移到了芬兰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身上。
没有训练有素的指挥人员；当时的制度是选举制。委员会对于战役工作的影响力很大，再加上纪律性不强，这就不利于取得成功。
当然，芬兰赤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在军事上是不如白卫军的，因为除了芬兰的猎兵外，整个芬兰的资产阶级甚至在内战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一支“国民警卫队”（Skyddskår，“维护秩序的志愿步枪协会”），其中主要包括资产阶级青年和各种上流体育团体，它同样不从工人中招募成员。
最后，军营和作战环境的缺乏不仅使芬兰赤卫队成员无法接受训练，还使他远离家乡、工厂和家人。
尽管我们以俄军为模板，努力使部队形成有组织的体系，但部队的编组仍不规范，大多是随意编组而成。
诚然，我们的努力收获了部分成效，但这对整体事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另一方面，在总指挥部和前线指挥部方面，尽管时间短暂且存在斗争，但我还是成功地进行了正确的组织，其中包括在芬兰赤卫队中采用了俄军的《部队野战指挥条例》（为此对条例进行了一些修订）。
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只有三个月的战斗时间——而且还要同时在前线和后方作战，芬兰人在和平时期也没有实行过普遍征兵制，所以我们甚至连一支有六万名步兵的正规军也不可能建立起来。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也是赤卫队失败的一个严重原因，即组织上的缺陷。
然后需要对作战行动本身进行评估，首先必须评估一下我们当时必须处理的附带资料。
如上所述，当时提出了三个计划：第一个是军长纳焦日内同志的计划，他与军部委员会一起坚持将俄军集中在维堡附近。他的计划是拯救俄军，而事实上，由于波罗的海舰队驻扎在赫尔辛基，俄军当时并无危险。但这个计划也就意味着不能干涉芬兰事务，这无异于在一月份就宣告了芬兰工人阶级的死亡。
第二个计划是由赫尔辛基卫戍部队指挥部提出的，这个计划非常合理地建议将俄军集中在里希迈基地区，以便与赫尔辛基卫戍部队保持密切联系；但这一计划也因为只涉及俄军而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外了。
第三个是我的计划，即只为芬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战，为此，我首先遏制了白军的攻势，并利用俄军的支持组建芬兰赤卫队，然后仅凭赤卫队的力量加上少量俄国志愿兵（他们完全是“国际主义者”，我坚信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与白军作战。
就行动本身而言，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提高：1）在北部方向采取进攻行动，优先将芬兰西部与东部的白军分开，然后首先在芬兰西部、然后在东部肃清白军；2）以波里、坦佩雷、里希迈基、图尔库、赫尔辛基、维堡等大型工人中心为依托，建立起支援基地，并利用发达的道路网络，与在后方组织起来的白卫军作战。与此同时，我认识到必须将前线的积极战斗交给已经组建起来的赤卫队部队和俄国志愿兵，而在后方则完全依靠正在组建中的后方部队（尽管这不利于他们进行必要的训练，但这也是迫于兵力不足）。在夏季，应该让海上和内湖船队参与行动，而这些舰队的筹备当时还停留在纸面上。主要基地是赫尔辛基和从赫尔辛基到彼得格勒的铁路交通干线，在夏季还有沿芬兰湾的海上航线。
我的计划执行受到了许多情况的干扰，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1）俄军撤离不及时。
2）芬兰赤卫队的编组缺乏训练时间。
3）编组本身和行动指挥中的无政府状态。
4）宽广的前线（约400公里）和深远的后方（约200公里）。
5）缺乏战略预备队和局部预备队。
6）赤卫队缺乏机动能力。
7）通讯、补给和后方这一个整体组织得很薄弱。
8）冬季严寒。
9）德军的干涉。
这些就是导致工人阶级失败的缺点和不利条件，也是芬兰内战的不足和特殊性。
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场战争中的以下积极因素：
1）芬兰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和开展战斗的决心。
2）俄军和芬兰工人团结一致，对抗共同的敌人（在这里第一次展示了反对世界资本的武装斗争）。
3）尽管苏俄在《布列斯特和约》签署后自身也陷入困境，但仍然提供了援助。
4）苏维埃俄国对被迫越境避难的芬兰同志提供庇护，这证明了它在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中持有国际主义倾向。
5）无产阶级的力量受到了考验，从内战的经验中得出了许多教训。
6）共产党所坚持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本质已经证明，工人阶级的斗争绝不能局限于民族主义的小成就，只有整个无产阶级兄弟般的团结，才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米·斯韦奇尼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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