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四章 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巨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残渣扫除净尽，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大厦廓清了社会基地。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代建立起来的[1]。
——马克思 |
一七九四——一八一五年这一时期的意义。——热月反革命运动。——共和国三年芽月十二日（一七九五年四月一日）和牧月一日（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的最后群众行动。——巴贝夫和巴贝夫思想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督政府和资产阶级——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政变。——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农村中的阶级关系。——法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反工人阶级的措施：工人身份证和禁止工人组织。——一八一零年一八一一年的经济恐慌及其后果。——资产阶级放弃拿破仑。——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人民保卫祖国。——百日帝制或对人民的恐惧。——大革命和帝国的总结。
山岳派随着罗伯斯庇尔一起失败后，大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的胜利还不够稳固。长裤汉虽然一时失措，但是并没有被打垮。他们力量的源泉，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工人的团结，仍继续存在。雅各宾派思想并没有随着罗伯斯庇尔之死而被扼杀。反动的国民公会在热月事变以后，依然面临着人民大众的起义，而继承国民公会的督政府还得镇压巴贝夫的密谋。资产阶级现在需要的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在历史上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出现了，它是阶级统治的机构。
“通例，它就是那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底国家，这个阶级依靠国家又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2]
现在轮到拿破仑来创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了。它将“日益完善”起来，它将在它整个存在时期不择手段地保卫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与工人阶级不断地作对。由资产阶级拥立的拿破仑，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同时也在购得国有产业的富农阶级帮助下，把这样的国家建立了起来。这就是拿破仑政权的阶级基础。
然而，拿破仑毕竟完成了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并帮助了法国境外的封建制度的摧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例如在德国，拿破仑是大革命的代表，革命原理的宣传者，旧式封建社会的摧毁者。”[3]
但是，拿破仑的失败也就决定于此。这个从封建社会废墟上出现的新社会被本身的矛盾破坏着。拿破仑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封建体制下解放出来，但他却不敢进行到底，一遇到欧洲巨大的农民起义，他就退缩了。
在法国本国，经济危机和军事失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资产阶级拋弃了他们的“皇帝”，准备和旧日的贵族妥协。
可是，历史任务基本上是依然要完成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它的行政官史、民法、刑法、诉讼法、商法等也终究是要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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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革命政府的政权精神，即热月反革命的精神，可以以波亚西-唐格拉斯此人说明它的特征。波亚西-唐格拉斯出身于塞凡纳的贵族，同资产阶级保守向有勾结。后来拿破仑任命他为元老院议员，而路易十八也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目前，他是热月党政策的策划者之一。他说道：
“我们由最优秀的人来治理，最优秀的人即是最有学问，最热心维护法律的人。可是差不多极少例外，这样的人只有从有产者中间才能找到。只有他们才对维系他们财产的国家，保护他们产的法律，保持他们财产所必需的太平世界表示关心。有了财产，他们才有时间受教育，而教育他们学会明智地和正确地讨论那些决定祖国命运的法律是否有利有弊，……一个由有产者来治理的国家是符合于社会秩序的，而一个由无产者治理的国家则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
在波亚西-唐格拉斯看来，所谓自然状态就是野蛮状态。
反动措施逐渐扩展到各个方面。限价法律被放弃了。各种规定物价的条例都陆续取消，“香狸金色青年”[4]获得了行动自由的权利。这些青年都是贵族子弟，特别是投机商人的子弟，他们可以随便殴打雅各宾分子，而雅各宾俱乐部则早已封闭了。国民公会会议厅上的革命烈士塑像都被取走，达维德所绘的“马拉之死”和勒不勒基埃·德·圣发尔乔[5]于投票赞成处死国王的第二天被人刺死的画也取走了。马拉和少年英雄巴拉和维亚拉[6]的遗体也搬出了伟人墓[7]。一七九五年八月二日通过的新宪法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上的第一条：“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也改为“平等即人人适用同一法律”。政治平等已不存在：普选亦已取消。要当一个积极公民，必须缴纳直接税。积极公民只是为了推选初选人才举行集会。初选人人数只有两万名，只有他们才享有实际的立法权，为全国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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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长裤汉并未停止骚动，因为人民群众依然十分贫困。通货膨胀和投机倒把物价抬得非常高。在罗伯斯庇尔当政时期，革命法庭曾使进行公债、证券、汇兑等投机的人深感恐惧知所收敛。现在什么阻碍也没有了。一小樶人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这些人就是所谓“金肚子”。一部分人的贫苦和另一部分人的阔绰，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照。每天因饥饿而自杀的悲剧层出不穷，警察局的报吿也不得不写上这样的话：“街头有一个妇女抹了脖子，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跳窗自杀”等等。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王宫区的饭店侍役却说：“现在在那些年青人和那些投机家的挥霍无度的情形是以往从未见过的。”
一七九七年出版的“饕餮指南”把阔客从“小牛头饭店”的松露鳗鱼那里带到“沙锅居”的老牌阄鸡（可能是“阄鸡”——录入者注）那里。金融资本家乌弗拉尔买下了马尔里、兰西、卢维西纳等宫堡，而仅仅巴黎一市，一七九七年的弃儿即达四千个。
巴黎各郊区人民的愤怒如海涛那样地吼啸，尤其是因为贫困之外政治又是极端反动。一七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圣玛尔索和圣雅克两镇的代表们说：“我们缺少面包，我们在后悔我们以前为大革命所做的种种牺牲。”
他们的理想仍旧是民主共和国，在他们看来，一七九三年的宪法即已体现了这个共和国。
共和国三年芽月十二日（即一七九五年四月一日），巴黎各市区群众冲进国民公会。但是由于缺乏领袖、缺乏组织、缺乏明确的口号，运动依然失败了。但是骚动不久又死灰复燃，终于发生了共和国三年牧月一日（即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的人民起义运动。
巴黎东部各市区的警钟敲响了，军鼓也打响了。示威群众在帽子上或短褂上别上“面包和一七九三年宪法”的标志。圣安东尼镇的妇女关上了铺子。运动波及到巴黎中心各市区。一个手工业工人名叫皮埃尔·里姆的刻字匠是这些武装群众的领袖。他们冲进了国民公会会议厅。有几个士兵挥动皮鞭想把妇女们从讲坛上赶下来，但是示威群众像海潮一样湧来。有一个议员费罗当场被打死。此人是巴黎小麦运输的负责人，因此特别为群众所痛恨！起义群众再一次掌握了国民公会，但是这一次是由于缺乏领袖、缺乏纲领，把宝贵的时间在吵吵嚷嚷彼此矛盾的演说中浪费掉。傍晚山岳派几个议员出面干预，其中一个议员名叫罗姆把共和国二年实行的平等面包制恢复过来，规定面包供应量平等制，禁止糕饼铺制作糕饼，下令实行搜查面粉。但是山岳派自热月九日事件后已是一个力量微小、内部分裂的集团。
右翼分子开头是手足无措，但在国民公会议长吉伦特派分子浮尼埃积极帮助下又很快地镇定下来。富人住宅区的国民军集合起来了，起义群众武装不足，不得不撤退。但是，第二天，起义又重新爆发。长裤汉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再一次面对面发生了冲突。这次斗争真正是个有关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斗争。有一个热月党人写道：“我们唤醒了所有安份守己的人，我们唤醒了每一个有财产需要保护的好公民。”
充满保王思想的纨绔子弟给资产阶级保卫者以莫大的帮助。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对付长裤汉：笼络人心的诺言、暗中布置的谋杀、虚伪的亲善友好，最后是用武力狠狠打击。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军队第一次开进了巴黎。圣安东尼被包围起来，终于在炮火和饥饿双重压迫下不得不投降。镇压开始了。这个横暴的镇压已预告一个白色恐怖正在酝酿中。山岳派议员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其中六个一法庭就相继自杀。巴黎一万个共和主义者被登记在驱逐出境的名单上。在外省，土伦也好，里昂也好，圣亚田也好，马赛也好，雅各宾分子大批地遭到屠杀。有一个当时人（此人并不喜欢雅各宾分子）写道：“人们杀害爱国分子，如同在田里打画眉鸟一样，见到就杀。”
在这些决定性的时日里，工人们是始终站在前列的。不但巴黎的工人，外省也是如此，土伦兵工厂的工人即是一个例子。他们占领土伦城四天之久，而停泊在港口的舰队上的水兵也对他们表示同情。最后调来了军队才把他们打败。土伦人被解除武装，四千五百名水兵为了逃避镇压开了小差。
长裤汉的这一次失败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他们即不缺乏胆量，也不缺乏勇气。虽然他们几个月来已经饥饿不堪，虽然屡次被人出卖，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他们仍是很英勇地对警察和正规军队展开了斗争，但是他们所期待来领导他们的山岳派议员却临阵退却了。这些人害怕担负责任，而实际上他们心底里却也是反对起义的，他们虽然对工人和手工业者是同情的，但终究是属于另一个阶级，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财产也好，教育也好，家庭关系也好，千丝万缕的关系把他们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他们只有在法国遇到危险、自己面临封建反革命的威胁时，才会想到同人民大众结成联盟来寻找出路。可是现在他们经常同人民失掉接触，他们已不了解人民。因此人民群众就缺乏纲领、缺乏领袖、缺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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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正是巴贝夫在督政府初期企图带给人民群众的东西。所以巴贝夫在法国工人运动史是上一个先驱者。对于这点，马克思曾指出：
“行动的共产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內首次出现的……最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在英国是极端平等派分子，在法国是巴贝夫和布亚纳罗梯等，他们是最早提出这些社会问题的人。巴贝夫的朋友和战友布亚纳罗梯所写的‘平等派的密谋’指出了这些共和主义者何从‘运动’中吸取了明确的观念，即：人们撇开了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这一政治问题，就一点也没有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场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8]
巴贝夫是个平民子弟，深知道穷苦的滋味。他的故乡比卡第曾经发生过不少农民暴动。他的父亲虽然受过些教育，但是也不得不搞几个行业。他当过兵，做过皇庄的职员、临时工，后来在圣奎丁要塞当建筑工人。他的母亲是一个纺织工人，生活也很艰苦。巴贝夫早在十五岁上就不得不出外谋生，最后他当了文书，给地主老爷们办理地契档案等工作。他写道：“我是在地主档案的尘埃中发现贵族阶级霸占产业的丑陋秘密的。”
他有极大的求知欲，凡经过他手的东西，他都阅读过：文学、诗歌、科学、历史和哲学。他开头和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一样，是个空想派。他相信仅仅哲学就可以产生“幸福”。可是由于他的出身、他的职业，他究竟还是脚踏在现实的土地上，熟悉人民的痛苦。他所生活的省份是一个农业的省份，但是毫无疑问，工业也已经深入该省。他观察到正在发展中的财富集中的现像。“工人们在帮助大财富併吞小财富的过程中，自身的人数也大大地增加了。结果，不但工资大为削减，而且大批公民越来越不可能找到工作。”
后来巴贝夫之所以能逐渐自拔于乌托邦的梦想，那是因为他从一七八九年起就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他以保护农民为己任，创办了一个周刊，叫做“比卡第通讯”。这个周刊特别欢迎刊载请愿书和诉苦书。在立法会议选举时，他拟了一个极民主的纲领，主张人人有选权、人民享受否决权、人民监督国民议会、设立人民请愿处、确定集会权、实行军队民主化、教育平等、保证全国人民的生活。
巴贝夫在本乡受到压迫，来到巴黎。但是他开始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在热月事件之后。开头，他并不了解热月事件的意义。他被罗伯斯庇尔的敌人所散佈笼络人心的言论所迷惑。后来，他知道自己错了。一七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写道：“罗伯斯庇尔主义就是民主主义”。但是他却不甘愿停留在一七九四年的雅各宾主义上，他认为如果不同时进行政治斗争就无法保卫人民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上少数人能够把农业、工业的财富攫取在手中，然后用来控制社会上的多数人，并使用自己的权力，使多数人宛转呻吟于困乏之中，那末应该承认，这样的侵犯行为只有在不良的政府制度袒护下才能做得到。”
因此，必须打倒的就是这些不良的政府制度。
巴贝夫在他的“言论自由报”上，继之在“人民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因而遭到政府追索，并于被捕后在亚拉斯狱中坐牢六个月。亚拉斯狱中生活在巴贝夫的思想发展上个重要的阶段。他了解到他所生活的社会，其根本毛病在于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有一切的少数人，另一部分是什么也不占有或是几乎什么也不占有的极大多人。这是私有制的原则，这样的不公平的制度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挽救的办法只有共产主义，即每个人为大家劳动。
“所有从事生产和制造的人都为公共商店劳动，他们之中每一个人将各自负责生产的物品送到公共商店，而负责分配的人不再为个人打算而为整个大庭打算，从整个合公司的全部产品中平均地将不同品种的产品分给每个公民，以资酬报每个公民为增加产品或改善产品所付出的劳力。”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呢？巴贝夫摒弃了乌托邦思想，说：
“如果我有一根魔棒，那末一方面我将粉碎一切妨碍我们的东西把他变成过去的尘埃，另一方面，我将使在地球上出现为建立一个平等社会所需要和包含的一切东西。可惜，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根魔棒。”
因此必须发动一个革命运动，对反动势力实行人民大众的专政。出狱后，巴贝夫就着手组织这样一个革命斗争。那时正是反动势力猖獗进攻时期。他组织的第一个人民俱乐部于一七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被解散了，到了一七九六年三月间，“平等派密谋团”成立了。时机似乎很有利于革命。资本家拒绝增加任何工资。工人们的工资是以纸币凭单支付的，而商人则只收受现金。督政府被迫求助于发行强制性的公债，许多工业家关闭了他们的企业作为报复手段。
共产主义者西尔文·马莱歇尔和费里克斯·勒柏勒基埃、安东纳尔·德尔特、布亚纳罗梯、德朋等团结在他周围。他们七个人组成一个秘密指导委员会。因为自一七九五年长裤汉失败后，一切革命活动都必须采取地下活动方式，而且督政府曾于一七九六年四月颁布法令，宣布“凡企图恢复君主政体、恢复一七九三年宪法、假借土地法进行抢劫和瓜分私人产业者”一概处以死刑。
巴贝夫被政府追索，只得躲藏起来。但是这绝不能阻止他领导革命运动。
在巴黎每一区都有一个革命组织者。他的任务首先是了解各行业的劳动者的要求，并组织工人对督政府进行斗争。还有其他革命组织者从事军队工作。恰恰在这些人中间钻进了一个告密者格里塞尔。巴贝夫等人所用的宣传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报纸、标语、小册子、传单、歌曲、在咖啡店和排队时评论时事等等，斗争传到了外省：里昂以及巴特加来、马恩、诺尔及诺尔-厄斯特等各省。
当时另外有一个发源于小资产阶级而具有雅各宾传统的起义运动，这方面的领导人物是些前国民公会议员，如雅伏格、里哥尔、莱尼罗等。巴贝夫成功地实现了这两股革命潮流之间的协调。
他们决定一旦取得胜利，就把政权交给一个由平等团选出的代表（每省一人）和前山岳派的国民公会议员组成的议会。这个议会将负责立即采取一系列步骤，其中最具特点的步骤是：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均须劳动，实行人民普遍武装，禁止报刊散布谣言和虛伪消息，没收全体亡命者和叛徒的财产，普遍实行平等教育、注重职业教育、使每个人均能合适地担任一门职业并参加企业管理及制定法律以消灭官僚主义，垄断对外贸易。这的纲领已是大大超过一七九三-九四年雅各宾派的要求了，巴贝夫认为这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步骤。
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但是督政府也在密切监视着。政府靠了吿密者格里塞尔，对平等派密谋团的进展和领袖人物的性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七九六年五月十日，巴贝夫和他几个战友被捕了。政府对所有参与密谋的嫌疑分子都发出拘捕证。所有著名的共和主义者一律驱逐出巴黎和塞纳省，报刊在督政府授意下对共和国四年的共产主义者尽量地造谣污蔑。
可是，政府还是不敢放心。它对巴黎各郊区非常害怕，因此将被控的人装在栅「字模糊，可能是“栅”——录入者注」笼趁黑夜押出巴黎，送往万杜姆。这时候，在该地已经组织好最高法庭。在押解途中，德鲁叶居然脱逃了。
一七九六年九月，格勒纳军营企图暴动事件（有人企图煽动士兵们暴动，这大慨是警察局有意布置的），这就使督政府找到了实行血腥镇压的借口：三十个报告（其中有三个是前国民公会议员）被枪决。
巴贝夫案件于一七九七年二月二十日开始审判。在方杜姆也发生了人民示威运动。巴贝夫的态度非常勇敢[11]。他不是在法庭上说话而是过法庭的围墙直接在向人民说话。他说：“除了我们的审判官以外还有别人在倾听我们。人民是很关心我们所说的话的。我们在这里发言就像是对人民发言。我们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来证明我们是无罪的。”
审讯拖延了三个月，直到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才判决。巴贝夫和德尔特被处死刑。布亚纳罗梯、谢尔曼和五个革命组织者被判处流放。巴贝夫和德尔特两人为了不愿意在侩子手手中，均以短剑自杀，但未当场死掉。第二天，他们才被送上头台。巴贝夫说：
“我虽然没有能够使负责审判我们的法庭相信我们无罪，但至少我确信后世的公论一定会宣布我们无罪并为我们加上花冠。”
后世的公论不但宣布巴贝夫无罪，并且把他看作工人运动先期的英雄之一，社会主义先期的理论家之一。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去了解巴贝夫学说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的集中还只在萌芽时期，个体经营还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刚刚开始出现。因此十分自然，在巴贝夫着来，基本问题不是以社会主义方式来组织生产的问题（虽然他比起他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更注意到生产问题），而是组织分配的问题。当时无产阶级还不可能确信自己是个独立的阶级。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已产生出“一些超过了旧事物观念的思想”而巴贝夫思想已是“新事物的思想”了。
如此说来，巴贝夫学说和平等派密谋团究竟有些什么特出的地方呢？换句话说，巴贝夫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究竟占据着什么的地位呢？
第一，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已经摆脱了乌托邦思想，因为巴贝夫分子虽然缺乏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但从长裤汉在恐怖时期及热月九日事件之后所进行的战斗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他们已经发现了一股能够发挥历史性效力的物质力量。
巴贝夫写道：“共和主义者并不是永恒的人，他是某一个时代的人，他的天堂是在地上。他要在人间享受自由和幸福。他不愿意等待，至少是愈快愈好能趁他在世的时候享受到自由和幸福。”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要善于空想社会主义与“在近代一切大革命中间都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12]区别开来。
因此，巴贝夫已经把思想理论同革命行动结合起来。他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散见在他的文章里和布亚纳罗梯所著的“平等派的密谋”一书中。这一套理论不仅是从人民群众的经验、痛苦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反过来又用来鼓动起一个“密谋”。这个“密谋”在巴贝夫说来就是激发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并领导他们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去取得胜利的革命运动。
第二，巴贝夫已意识到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写道：“一般地说，什么是一个政治革命？个别地说，什么是法国的革命？它是贵族同平民之间、富人同穷人之间的公开战斗。”
当时人与“穷苦”大众虽然还没有明显地区别开来，但是巴贝夫已经首先依靠工人，并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第三，巴贝夫特别重视土地所有制，他首先想到土地公社。这是谁都不能责备他的，因为我们应该想到一七九六年的法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但是巴贝夫最值得赞扬的地方，是他揭示了当时尚属新鲜的一件事实：即近代工业和作为近代工业特征的资本主义结构，特别是他已看到了工人受剥削的根源。他写道：
“这些无数的手创造了一切，但是它们现在已经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摸不到。真正的从事生产的人注定了要忍受饥寒。为什么最主要的人即从事创造性的、最基本的劳动的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反而要比商人（这些人在我眼中看来只是从事最最次要的劳动即分配工作的人）少得无可比拟呢？
巴贝夫早在傅立叶之前，已经揭露了竞争的灾害性后果，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并引起经济危机。
“竞争不但不是为了改进产品，而且是让专门想出来迷惑买主的那些不耐用的货色来淹没那些规规矩矩的产品。竞争只会迫使工人粗制滥造并丧失手艺，迫使他们疲劳挨饿，看了别人不顾信义的作风而丧失道德理念，从而压低成本。竞争只是使最有钱的人获得胜利。竞争经过一切斗争后只会使胜利者取得垄断地位，而使正当的市场归于消灭。在竞争中粗制滥造出来的货色，大有可能找不到买主，徒然毁灭大量的原料，把有用的东西变成废物。”
巴贝夫和十八世纪大部分的空想家相反，他在工人们开始自发地破坏机器以前好几年，就已经认识到使用机器的进步性，只要机器是为集体服务。
“当我说我们那一门行业里用了机器可以节省许多人手时，是不是会叫我发生恐慌呢？不会，一万个不会，因为我知道用了机器决不会带来任何不幸的事，对集体说来这是节省许多时间，从而减少疲劳，而用了机器所节省下来的人手可以用到别处去，谁也不会因此而挨饿。”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最高行政机关应该用机器以及能够减少人力劳动的各种方法来从事民族公社的建设工作。”
所以，无可争论的，巴贝夫已经有了比土地法（即土地公社）和恢复手工业经济这些理论更进一步的思想。
第四，巴贝夫预见到，一旦起义成功，为了粉碎反动势力，必须赋予人民群众以“特殊的权力”。布亚纳罗梯给“特殊的权力”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特殊的权力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国家有了这个特殊的权力才能克服过去奴役所遗留下来的堕落腐化，突破內外敌人的陷阱和他们联合一致的反抗，从而确保民族的自由。”
这就是说，人民专政的观念在那时候已经提出来了来。这个观念无疑是巴贝夫分子根据历史经验所想出来的，因为公安委员会，马拉和若干山岳派分子都曾经提到过这件事。马拉在一七九零年就曾经主张过设立一个“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专政官职位”。只是这种提法过于直接受到古代和罗马共和国的影响（罗马共和国在危险时期曾实行专政，即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官职）。专政官的任命势必引起人心恐慌，因为专政是应该由人民自己来行使的。
可是，马拉为了证明他的提议的正确性所提出的理由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我一再说，想使那些一千年以来鱼肉我们、掠夺我们、压迫我们从未受到惩罚的富人，能够心悦诚服地变成和我们平等相处的人，这是极端荒诞的想法。他们这些人永远要暗算我们，直到他们完全被消灭为止。假如我们不下这个唯一的和必要的决心，那末我们就不可能避免內战，也不可能脱逃遭人屠杀的下场。”[13]
在恐怖时期，长裤汉曾制造了某些建立人民专政的必要武器如划分市区、设立监察委员会、兄弟会、革命军队、特派员等，这些都是对巴贝夫分子有启发作用的先例。但是以往却从来没有人那么样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牢牢地依靠“人民地方议会”。把专政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面这条道理。
“革命政府应该使革命有利于拥护革命的人而不利于反对革的人，从而加强革命。”
这个政府应该剥夺人民的敌人的自由权利，而依靠武装起来的长裤汉，依靠小商铺和平民家庭。
那时当然还谈不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能同农村居民密切地结合起来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但是巴贝夫仍有值得我们赞扬的地方，即是他廓凊了那些以为可以通过资产阶级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许多幻想。
第五，巴贝夫往往被人说成是个阴谋家，而且说成是个专门搞阴谋的人。事实，首先必须记得巴贝夫时代还没有群众性的人民团体，其次，我们不能把“密谋”与“地下工作”混为一谈。由于督政府时代反动势力占着统治地位所造成的政治条件，使巴贝夫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但是巴贝夫的确是抱有群众斗争的思想。他完全估计到巴贝夫分子一旦陷于孤立时将会遭到何等的危险。他写道：
“统治者永远是为了统治别人才进行革命，而我们所以要革命是要通过真正的民主保证人民永久的幸福。”
因此，他总是设法去了解工人们的要求，指导革命干部发动反对生活高涨的示威运动，试图取得前国民工会议员们的帮助来恢复和刷新雅各宾的传统。
第六，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带有人道色彩的。在巴贝夫看来，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人类的贫困，消灭“充满成见的旧的压迫制度”，而且还要创造条件使文化发扬光大。
“阴险的寄生虫必然会大叫大嚷，说我们要把社会退回到野蛮状态去。他们把我们说成是肆意破坏文化的野蛮人，是科学、艺术和工业的敌人。艺术和科学是决不会萎缩的，恰恰相反，他们将受到推动，向普遍应用方面去发展，它们将在应用中起变化，从而提高每一个人享受的数量。艺术、科学、工业将在摸索新道路的过程中，大大地发展并且变得加纯洁。它们将带上符合于一旦无数幸福的人结合一起必然会产生的伟大感情的崇高的标志。等到它们不用再当奴隶，不用再自贬身价去趋奉风雅的阔人的时候，它们就会提高到唯一无愧于真文明的伟大思想的境地，而正是这样的思想才是标志着以人类共同幸福为重的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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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我的辩护词是件有价值的文件。善良的人和爱国分子都会永远加以珍视的。我身后遗留给你的唯一财产就是我的名誉，我确信你和孩子们有此名誉一定可以自慰。你们一定喜欢听到正直仁慈的人提到你的丈夫，提到你们的父亲说，‘这个人的道德是完善的’。现在恶人当道，我让他们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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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读了这封信还不能不为之感动，尤其是我们一想到那些自从一七九七年以来为了“真正的民主”而倒下的人。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对家人表示了骨肉之爱，同时也表示了对于人民必定获得胜利的信心。
当时，反动势力占得了上风。建立一个行动的共产党的第一次尝试是失败了，领袖们被杀死的杀死、坐牢的坐牢、分散的分散。巴贝夫起来捍卫人民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到人民能左右历史。“如果不是由人民来干，如果没有人民参加，那末任何伟大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事业是永远做不成的。”可是，当时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在“人民”中间形成一个能够通过它的胜利，建立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领导阶级。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封建社会的时期图谋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那些最初尝试，曾不免要遭到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尚欠发展，并且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因为这些条件是只能由资产阶级时代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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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以为，我为了这个最美丽的事业牺牲自己会感到后悔，那怕我的一切努力都无助于这一事业，我还是尽了我的责任。”
巴贝夫留下了一个榜样，一套学说。布亚纳罗梯[17]流亡回来后，曾发表了“巴贝夫平等派的密谋”一书，讨论巴贝夫的学说，以便传给后人。后来巴贝夫的传统曾启发过不少法国革命家，尤其是布朗基。
※ ※ ※
在巴贝夫死后[18]，就再没有雅各宾式的起义运动发生了。资产阶级是胜利了。除了狓利厄、奥倍尔康夫、夏柏泰尔以外，又出现了波文、利夏和勒诺亚、特尔诺等工业钜子。一七九八年九月，佛朗梭亚·德·纳夫沙朶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工业博览会，并且宣布要举行一个竞赛以奖励革新家和发明家。人们趁此机会大大歌颂了革命的伟大性，因为这个革命摧毁了封建的束缚。佛朗梭亚·德·纳夫沙朶叫道：
“不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那时候，工业受着种种束缚，几乎不敢生产自己钻研得来的成果。享有特权的行会实行着害人的行规，扰民的捐税制也扼杀了珍贵的天才的萌芽。现在自由的火炬已经握在工业手里。”
可这火炬只照耀着资产阶级，因为几个月以来，真正代表胚胎时期工人阶级的巴贝夫分子只有坐牢的份。
真正的银行集团在这时候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成为十九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的统统势力。金融资本家在恐怖时期一度揣惴不安，自罗伯斯庇尔失败后才重新抬起头来。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禁止设立不记名股份公司的法律和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五日禁止创办银行的法律，都在一七九五年十一月被废止了。从此以后，金融资本家的活动不受任何束缚。自由的火炬照耀的就是这些人。五百人院财政委员会召集人埃斯夏塞里奥宣称：
“我们应该鼓励开设自由银行，因为诚实可靠的人创办的银行既能协助政府又有利于发展我国商业，增强公共信贷，促进商业、农业和工艺的进步，并能成为国家繁荣的源泉，一如在英国、荷兰那样。”
一七九六年“储蓄银行”成立，它代替了一七七六年设立而于一七九三年撤消的“贴现银行”。一七九七年“商业贴现银行”成立，它最后集合到一百零三名股东。在外省，一七九八年卢昂成立了“卢昂银公司”。这些金融资本家并不都是法国人。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金融贵族在那时已经有了明显的国际性，而且已经渗入工业圈子。此方拿克劳德·彼利厄来说，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老彼利厄垄断了伏亚龙区的布匹批发并且自己发展了织布业。克劳德本人在一七八零年买下维齐尔宫堡，安装机器以生产花纸和印花布。一七八八年，他把这座宫堡交给道费奈省三级会议应用，因为他是个革命的资产阶级，热望封建制度早日消灭。他经营几家公司，特别对马赛两个企业感到兴趣，一个是制糖厂（炼制圣多明格[19]糖），另一个是炼油厂。他同时又是银行家。在大革命时期，他在制造军用品中投机倒把，他特别在教产公卖上大做投机。后来因为他有同情里昂联邦主义派暴动[20]的嫌疑，几乎受到革命法庭的裁判。热月九日事变后，他回到巴黎。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就再无止境了。他疯狂地从事投机倒把，成为“储蓄银行”的董事并在诺尔省买下了濒于倒闭的安辛煤矿。这个人就是后来著名的迦西米-彼利厄王朝的祖先，关于这个王朝，我们以后还要时常提到它。
马莱家族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家族，他们一家人有的在十八世纪就到巴黎安了家，有的仍住在日內瓦，有的到伦敦、到美洲，但彼此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八零零年纪奥姆·马莱当了法兰西银行总裁。此后马莱一家在差不多一百五十年中，始终保持着总裁的第三把交椅：纪奥姆之后是占美，占美之后是亚尔封斯，亚尔封斯之后是埃尔纳斯特。这是一个最出色的新封建的典范。他们靠了人民的支持取得了权力，然后反过来打击无产阶级。这些世袭的新封建家族所缺的只不过是一个爵位，但这也无关宏旨。纪奥姆·马莱在拿破仑时代已经封为子爵，后来路易十八又在一八一五年追认了他的爵号。
尼姆城的基督教徒布巴尔·德·奈弗里茨家族，曾被路易十四驱逐出境逃至日内瓦。路易十六登极后又回到法国。我们还可以举出维尔纳家族，他们也是从日内瓦来的。埃基埃纳·德勒塞尔在大革命前曾创办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被革命政府判处徒刑。一八零一年，他的儿子朋谢明在帕西开设一家棉纺厂，又经营甜菜制糖厂，后来成为法兰西银行总裁和帝国的子爵。他偶而也从事写作，后来发表一本书叫做“幸福南针”。他的兄弟迦勃利埃·亚勃拉汉当了基佐手下的警察厅长。
又如德马希家族后来和温德尔家族和许奈特家族联婚结成亲家。又如让-弗雷德里克·贝雷哥，他是公安委员会的银行家，一七九四年因通敌被控，热月事件以后才重新露面。又如加勃利埃-徐里恩·乌弗拉尔，他原先只是南特城一个殖民地食品批发商的合伙人，后来竟成为督政府的最大的债权人之一。又如亨利·亨许于一七九八年设立亨利·亨许-隆巴尔银行。一百年后，他的一个后裔当了“国立贴现银行”的董事长。
我希望读者记住上面这些名字（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名字来），因为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以后常会提到他们的。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最坚决的阶级敌人。有些并不是法国人，但在法国立下了宗支，而且有许多人拿破仑时代封了爵位。他们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督教徒，有的是犹太教徒。他们虽然不用同一部圣经祈祷，但却崇拜同一个上帝，即是金钱。这些大部分在热月九日反革命运动之后，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前这一时期出现的金融世家，传世之悠久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二百家”的历史根源。奥古斯丁·霍蒙说的很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政体，不管那些五日京兆的政府的政治色彩是什么，这些人（法兰西银行的总裁）总是屹然不动，保持原位的。所以一九三五年，法兰西银行董事会中还有些总裁是上一世纪以前的总裁们的后代。马莱、霍丁盖尔、洛特雪、奈弗里茨等家族至今还有人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会內占着席位。波拿巴、波旁、奥尔良等王朝都已经消亡复灭，但是这些金融世家却屹然未动。有时候换了姓名，但只是一个表面问题，因为不是他们的女婿，就是他们的姪子或姑表兄弟，仍是他们家族而原封未动。”
[21]
可是，这些金融资本家还不大安心。因为督政府无法实现资产阶级所向往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日益增长的贫困有引起暴动的危险，因此有些政治家为了克服财政危机，主张依照雅各宾方式向富人举债。当时全国盗匪如毛，而保王党的武装部队又在重新活动。自从出了巴贝夫，雅各宾主义已与“共产主义”无所区别，因此，资产阶级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能容许雅各宾主义复活。对人民的恐惧打开了卖国的道路。督政府方面的政治人物拉马格这样写道：
“有的人主张利用人民力量打退蛮子，有人却害怕利用这个威力无比的人民力量，就是说他们害怕共和派的群众甚于北方蛮族。”
热月党和督政府的资产阶级不仅包括金融资本家，而且还有工场主。他们在农村有富裕农民可以依靠，这些富农在教会没收财产拍卖中发了大财。这些心满意足的富农，他们的理想是：既不要土地法，也不希望旧政体复活。这个资产阶级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恢复主政体却已经不可能，因为保王党表示出不想协调的姿势，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承认封建制度已经崩溃而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这样事实。一直要到后来路易十八复辟，保王党才接受妥协的想法。在目前，“保王党的命运是完结了。企图使历史开倒车各种的荒谬想法使他们的一切盘算都成泡影，即连他们最精密的盘算也归于失败了。”[22]
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经济自由，它决不甘心把自由让给行会制度，而保王党却坚持要恢复行会制度（在第一帝制时代也有这样的问题）。在农村中，如果在教会和贵族的支持下恢复君主专制政体，那就意味着对买得国有财产的农民进行倒算。因此，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巩固它靠了大革命而获得的妤处的政体。经验证明督政府并没有建立起这个政体。督政府由于接连不断的政变，威望已经低落。在有产者看来，督政府是个无能无用的政府。而督政府也不可能再依靠人民群众来保卫它自己，因为热月党人已把巴黎郊区的工人杀的杀、解除武装的解除武装，同时，督政府也已把巴贝夫送上断头台，放逐了巴贝夫分子。城乡的无产者已把督政府看作是一个投机分子发财致富的政权，贫困和贪污的政权。在军队中，不满情绪也在高涨。这时候欧洲已组织成第二次联盟，法国在军事上接连遭到失败。舞弊和浪费把军需库弄得空空如也，全国都普遍地感到匮乏。
于是热月党资产阶级利用督政府威望的低落，打算把波拿巴捧上台。除了前述的金融资本家之外，直接参与这次阴谋的还有些后代子孙在法国资本主义历史上起着头等作用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只举出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一是洛德莱，此人在大革命前以麦茨法院的法官开始其政治生涯。后来当了三级会议议员，参加了雅各宾派并任巴黎公社的检查官。他曾支持王室。热月事件后，他重新出现，替波拿巴上台出了不少力，波拿巴为此酬以伯爵爵位，并选入元老院。路易·菲力普又把他选入贵族院。他的子孙之一就是圣哥公司的负责人。另一个例子是柏基埃。此人在督政府成立之初任陆军部长，在执政府和帝制时代负责意大利隆巴迪地区的行政和筹划波洛尼军营职务[23]。他的子孙柏基埃子爵更为出名，后来成为汽车工业巨头之一。
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不很费事地就摧毀了督政府。从此，拿破仑就将资产阶级政权组织起来了。资产阶级在将政权交给他以前也曾想到过别的解决办法，但都一一放弃了。选择拿破仑似乎是个最好的办法，因为拿破仑远离巴黎，没有受到政府贪污腐败的连累。同时他还有过一段雅各宾历史，并且在国民公会未期镇压过风月十三日的保王党暴动。
拿破仑上了台，法国大革命就告一结束，而且这样又不用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了。马克思曾强调指出：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魔法时，立即就会看出它的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德姆连、丹敦、罗伯斯庇尔、圣菇斯特、拿破仑——所有这些旧法国大革命时的人物以及党派和人民群众——都是穿着罗马的服装和讲着罗马的词句来实行了当代的任务，即摆脱旧时枷锁和建立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有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封建制度基地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內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细块地产和利用解脱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扫除了封建的体制，为的要给法国资产阶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局要求的适当环境。”
[24]
拿破仑的国家机器一直保持到今天，它建立了中央集权制，蔑视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机关。其次，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了打倒封建制度，曾不得不打倒教会，若干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曾达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在波拿巴看来，已到了恢复宗教的时机。资产阶级需要宗教，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教会不得利用新恢复的权力来准备恢复旧政体。拿破仑对于这个条件的实现是毫不通融地监视着的。波拿巴同教皇签订了一八零一年的条约，为法国资产阶级同教会言归于好创造了条件。这条约打下的基础是巩固的，因为直到一九零五年教会同国家关系基本上依然不出这个条约所规定的范围。波拿巴这样做法，并不讳言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说：
“在宗教上，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上帝托生的灵跡，而是社会秩序的秘密……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就像一只船没有指南针。只有宗教才能给国家以一个坚固而持久的支持……一个社会没有宗教是不能生存的。当一个人在另一个饱得打嗝的人旁边饿得快死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来对他说：‘这是上帝的意志，世界上必须有穷人有富人，但是死后在永恒的世界里将有另外一种分配。’那末穷人是无法接受这种差别的。”
拿破仑就是这样帮助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他在一八零五年说：“属于以往所谓第三等级的好家庭是国民中最健康的一部分国民，他们与政府之间有最密切最广泛的联系”，因此权力应该交给他们。
政变前拿破仑向金融资本家所作的诺言都已付诸实践。那怕在历史一切条件都很顺利的情况下，发动一次政变也得花很多钱，因为终有些游移不决的“良心”需要用金钱去收买。所以金融资本家科罗和贝雷哥曾给未来的第一执政官二百万法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波拿巴即召集巴黎的大商人和银行家，要求他们马上借给他一千二百方法郎，以免发行强迫公债。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过了几个月法兰西银行就成立了（一八零零年二月二十日）。
法兰西银行总裁委员会包括九个银行家：贝雷哥、勒古德、雷加米埃、马莱、谢尔曼、加里埃、巴斯特雷希、塞维纳、巴利翁，和五个商人：巴黎的洛皮亚、格勒诺布尔的彼利厄、格朗维尔的贝雷、马赛的佑格·拉卡德、里昂的里加尔。主席是康特路的勒古德。实际上，法兰西银行的领导权已经交给了二百个最大的股东。我们在前面研究过他们历史渊源的“二百家”就这样在“国家”里建立起来了。
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所得到的好处，一切方法都用上了。在农村中，继续肃清封建制度，并且宣布了国有产业一经出卖后不再改变的原则。这些产业虽然摆脱了旧日的封建桎梏，但是现在又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禁止无产者的任何破坏，正就是拿破仑民法典的根本意图。关于这点，说的最彻底的莫如乔治·勒费佛尔：
“拿破仑民法典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设立的，它首先关心的事是确定财产所有权。这项所有权被认为天然的，早在社会存在以前即存在的。这是绝对的个人的所有权。拿破仑民法典并保障实际占有的效力等于文契的作用。民法典所规定的契约几乎专为这种所有权而设，而关于雇用问题只占了两条条文。家庭问题大部分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关于婚契的详尽规定把婚姻变成一项银钱买卖，而民法典之所以特别重视血统关系，无非也是为了继承权。”
[25]
这些农民一直要到兵役和税赋压得他们过分沉重的时候才拋弃拿破仑。可是在“百日帝制"时期，他们还是拥护了他。话虽如此，大部分有地的农民，他们占有的土地还是很不够的。此外，大批农业工人的境遇一七八九年以来一直不曾有所改善。同时，和在旧政权时代一样，许多流浪汉在贫困的逼迫下变成了乞丐或盗匪。这些劳动后备军在工业蓬勃发展时期来到后，就大批地被工业吸取了去。这是一个热月党资产阶级分子早在一七九四年底就预计到的。他说。如果以为全国多数人民都可以成为地主，这才是荒谬的设想，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耕地可以实现这种希望。就算耕地不缺，这样的想法依然只是幻想，因为“在这样假设下，每个人都得耕种他的土地或他的葡萄园来生活，那末商业、工艺和业就很快会消失了。”[26]
换言之，必须使这批农村无产者长此陷于贫困，以便日后能供供手工工场所需的劳动力。
拿破仑利用博览会、政府订货、奖励、竞赛等方法并召集工业家及科学家，成立民族工业促进会，以鼓劢并刺激工业生产。机器日益增加了。
拿破仑曾以诙谐的口吻说：“说用机器器比较合适，那就等于说太陽此蜡烛照得更亮。”
一八零七年发给各省省长的通知中指出，呢绒制造业明的机械操作方式已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这时候贾卡尔织布机正在丝织业方面普及起来。一八一二年里昂一城即有一万二千架新机子。贾卡尔是个织布工人的儿子，一七九三年当过义勇军。他发明一种织布机，只要一个工人就可以织出花纹十分复杂的布，并且像织元色布一样方便。一八一零年，法国不得不建设自己的麻织工业对抗英国的棉织工业，于是菲力普·德·吉拉尔就发明了一种纺麻机。这时候，由手工工场转变为工厂的过程已在加速。
雇用女工和童工的风气日益普遍。彼利厄兄弟在蒙泰附近的亚维里工场里雇用了六百个十一岁至十三岁的男女童工。有些工场主在奥斯透利支战役[27]之后，要求政府将阵亡将士的遗孤交给他们。查理·希米特曾指出：
“每次装置更完善的、效率更高的机器，童工的需要马上就增加。每创办一所新工场，中央政府就接到千篇一律的申请书：‘把孤儿院的孩子们拨给我们吧！’”
[28]
在同一时期，奥倍尔康夫创办的印染花布的作坊也有所改进。凡尔赛博物馆有一幅达维德的学生伊萨倍[29]的画。我们在这幅画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典型的场面：拿破仑在参观奥倍尔康夫的作坊时，从自己胸前取下荣誉军团勋章别在奥倍尔康夫的胸上。这足以说明这位皇帝是如何尊重大工场主。
战争促进了治金业的发展。焦煤炼铁逐渐代替了木柴炼铁，虽然治炼师傅还有点保守思想。旧日的流亡者查理·德·温德尔在莫尤弗尔和哈扬日两地的地位加强了。由于英国的封锁，法国不得不发展生产以资弥仆，于是化学工业也渐露头角。
同时，英国的封锁整个欧洲大陆变成法国资产阶级的广大市场。被拿破仑征服的各国成为当时人所说的“帝国的大陆殖民地”。毫无疑问，欧洲封锁在拿破仑说来是打击英国的一个武器，但同时也为扶植拿破仑上的法国资产阶级带来许多好处。
“法国工业在国內有财政上的津贴，有政府定货的支持。奖励发明家的制度也有一种刺激作用。在国外则有欧洲市场为它打开大门。法国工业在各方面获得便利，随着帝国军队深入各同盟国，并且跟着在前面开辟道路的掮客，侵入了被征服的国家。”
[30]※ ※ ※
拿破仑一方面扶助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却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持劳动人民于羁绊之下。
每一个工人都须领有身份证（一八零三年十二月一日条例）。身份证上载明工人的姓名，出生的年月日及地点、面貌特征、受雇日期、解雇日期。雇主可以要求把身份证留在他手中。他在工人身份证上记明一切预支的工资，工人直到把所欠的债务偿清后才能收回身份证。身份证上根本不载明雇用工人时雇主答应给工人的工资数字。如此，工人如遇到减薪就毫无办法来保卫自己，而且，我们必须着重指出那时候风行预支工资的习惯。这办法就把工人牢牢地锁在工场里。因为事实上工人是无法节蓄一些钱的，所以只要家里有一个人生些小病就得借钱。东家预支给那些每天赚二十个苏的工人的钱往往高达数百法郎。工人只有用钱或用劳动把债还凊后才得离开雇主，于是工人就像被一条链子一样锁在工场里了。工人身份证条例第七规定：凡工人预支了工资或约定了工作这一个时期內，不得要求收回其身份证而随便离职，除非已经以劳动偿凊债务并完成其雇主所要求的义务。这是现代化的奴隶制！但是有人一定会说：工人偿付债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不错，可是要知道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工人要不饿死就非举债不可，这难道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一个工人如果出门不随身携带由雇主签字，并由市政府（实际上就是由警察局）签证的本人身份证，那末他就当作游民，可以被逮捕受到惩处（六个月以下的徒刑）[31]。
一八零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追认了列·霞白立条例，对工人聚众停工规定了极严厉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雇主之问的联合也在禁止之列，但是雇主的联合只有为了“強制实行不公平的或荒谬的削减工资”，才受处分。至于工人之间的联合则不问理由如何都要受处分的。不仅如此，工人如果违反条例，他受的处分比雇主都要严厉得多。这条法律后来搬进了刑法（四一四、四一五、四一六各条），甚至还变本加厉，因为第四一六条规定，因违法联合而受处罚的工人可能“在刑满后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两年以上五年以下。”
一八零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规定了“工人和雇主双方的义务”。它肯定合同是自由的，说得好像工人和雇主在经济上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劳资合同订立自由的虚伪性已在拿破仑立法时打下了基础。这项法律后来愈来愈坏，对于资方愈来愈有利。一八零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只监视工人履行合同，因为这一条例是以肯定雇主总是能履行诺言的为出发点。此外，民法第一七八一条的规定还使雇主得到对工人的优越地位：“关于工资定额，关于上年已付之工资及本年內预支之工资之争执，悉以雇主的供词为信据「字模糊，可能是“据”——录入者注」。”
这一条法律不但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牺牲了社会的平等，而且也牺牲了公民的平等。一直要到一八六八年八月二日这一条例才被废止。
一八零六年劳资调处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一八一零年的法令又赋予这些调处委员会以初级刑事裁判权，对于学徒严重不尊敬师傅的行为、对徒手工人企图在作坊里扰乱秩序和破坏纪律的行为，这种委员会有权处以徒刑。可是在这些调处委员会中，代表工人的只是作坊工头，因此雇主才是委员会的主宰。
此外，一八零四年二月十日，巴黎专为“被认为有此必要的某几类工人”设立了劳动就业局。由警察局长任命劳动就业局的管理员，这些管理员就垄断了介绍工人就业的事务。在这些阶级性的法律以外，又从督政府继承了而且比督政府时代更为严密的警察监视制度。一八零五年的一项通令写道：“警察是一种调节的力量。虽然到处都看不见它，但到处都有它的影响。它在一个国家中所占的地位，一如宇宙內保持一切天体和谐运行的那种力量。我们往往只看到这种有条不紊的现象而感觉诧异，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预防性的逮捕是愈来愈多了。工人不经法庭审判，但凭行政措施就可以予以监禁，我们从下面一八零四年的一项警察局关于建筑工人的报吿摘要中可以得到一个证明：
“几天来，首都教堂建筑工程雇用的工人中间发生了一种运动。这些工人要求把每一天的工资提高到十法郎
[32]，现在的工资规定是四个法郎一天。三个捣乱分子：郎勃洛、勃莱特及普琪已奉警察厅长之命予以逮捕，工地立即恢复了安宁。上述勃莱特及普琪两人在比塞特尔监狱将禁闭到风月一日（共四天）。郎勃洛是煽动作乱的主犯拟监禁至雾月二十日（共五十一天）。”
某些情况还要严重。例如在康特城[33]，市政厅根据大工场主利埃文·波文的请求，决定派遣“警官前往纺纱工场，协同工场主开具细纱粗纱工人的名单，把他们的住处、姓名、年龄以及在进入纺棉工场前详细的社会关系一一登记下来。”
这里所指的名单实际上就是波文所说的“煽动作乱分子”的黑名单。请看这位大工场场主何等傲慢地叫警察来保护他。
“聪明的领袖们拿出自己的财富来维持一大批人民的衣食，如果他们所养活的工人竟蔑视他们自己对雇主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爱戴，并否认这种神圣的关系，那末这些领袖们就应该享有很大的权力并得到周密的保护才对。”
一八零一八年，政府害怕营造木匠到如此程度，它竟禁止私人不经申报而雇用工匠至两天以上。它又借口“营造木匠所用的工具如落在坏人手里可以变成很危险的凶器”，命令工匠在他们工具上刻上特别的记号。
吿密是以往就有的，可是现在更加制度化了。
有位并不仇视拿破仑的历史家写道：
“巴黎社会上上下下都有并不体面的告密者暗藏在里面：上自名媛闺秀，她们开设沙龙来窃听或叫人窃听别人的谈话；下至最下的酒贩，他们收集酒后谈吐，甚至把酒店变成陷阱。”
[34]
※ ※ ※
工人阶级尽管承受着这样阶级法律的压制，但是依然设法把自己组织起来。加强这样的法律，正说明了资产阶级对工人活动的恐惧。
一八零七年五月三十日的警察局报告[35]指出：“建筑工人的联合和集会最容易形成的，而又是最不容易解散的。原因是在同一个工作地点经常就集合着好几个工人甚至一大批工人，只要有一个捣乱分子出个坏主意，立刻所有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附和他。”
这个警察的供辞至少说明已有这样的现象，工人集中是对斗争有利的。为了逃避法律，工人的团体采用了慈善组织或互助会等形式，因此互助会愈来愈多。在开始时，政府允许设立的，尤其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原因是当时工人们对督政府深感绝望，而由于巴贝夫分子和最后几个山岳派的失败又迷失了方向，因此对拿破仑并不采取敌对态度。一八零三年格勒诺布尔出现了一个手套工人的团体，一八零四年巴黎出现了一个梳麻工人团体和一个皮鞋匠团体。两年之后，石匠、蹂皮工人、硝皮工人也都有了组织。一八零八年织布工人、呢绒工人、锁匠等等纷纷组织起来。此外在巴黎，从一八零五年到一八一三年之间成立了十个排字工人团体，三个制帽工人团体；里昂有了三个丝织工人团体。波尔多、鲁贝以及其他城市也有了同样的组织。这一运动普遍地展开，虽然没有棈确的统计，但可以想象在帝制时代，全国至少有一百多个各行各业的互助互济会组织。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一个非常谨慎的尝试，但是已经可以表现出工人们互助团结的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受着行业和地区的限制，但也已经可以看出阶级意识的萌芽。这些工人组织的章程上往往可以找到这样典型的措辞：“工人们到处受到排斥，需要彼此支持。”帮工组织的兄弟会制度仍旧存在着，因此，有些地方的工人分成了彼此对立的宗派，而有些地方却使他们一致起来斗争或者在困难中彼此支援。
在开头，政府只表示漠不关心，但很快就采取了猜忌和敌视的态度，而雇主方面也组织起来了。一八零三年，营造包工、木匠泥水包工都有了组织，一八一零年铺路包工也组织起来了。
那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些罢工活动，有的罢工居然取得了胜利，一八零六年建筑工人的罢工，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次罢工起因于工作条件。原来一八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法令规定工作时间如下，每逢夏季（即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工作日从早晨六时开始，晚上七时下工，冬季（即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早晨七时开始到晚上天黑下工，除了上午十时到十一时的吃饭时间以外，再没有任何休息。这就是说，工人在冬季必须从上午十一时以后不停地工作到天黑，再没有吃点心的时间。罢工由十月六日开始，十三日结束，工人们取得了胜利。此后，不论冬夏他们可以在两点半到三点休息吃点心，但不得离开工地。这个胜利颇具典型性。那时候的罢工主要是为了反对工作时间太长，因为直到一八一零年左右，工资还是不断地在上升（当然生活费也在上涨）。这是由于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工人数字的增长，而且许多男子都被迫去服了兵役。话虽如此，劳动人民的困苦却并未因而有所减轻。工资虽然在上升（这只能根据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某些比较正确的材料），但只不过对在业工人有利。因为劳动人民失业是周期地和工业发展联系着的。这里建立了一些新工场，那边就造成手工没落。而且，工人身份证制度又使许多工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法国在当时总有一大批乞丐和游民即是一个证明。执政府和帝国政府对此只知道两种对付办法，一种是镇压，另外一种就是把游民关到类似英国习艺所的乞丐收容所里去。被捕的乞丐送到那里从事强迫劳动，而这种劳动条件是对雇佣者十分上算的。因此就有七十七所乞丐收容所成立了起来，这些收容所与其说是救济院不如说是监狱。[36]
※ ※ ※
一八一零年，爆发了极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的最初征象早在一八一零年年初就出现了。倒闭、破产事件接踵而至。成千成万的工人失业，特别在纺织业方面尤为显著。里昂有二万五千男女工人失业，卢昂的各工场解雇了一半工人，城区和郊区约有一万人需要救济。爱斯纳省有一半职工被解雇。诺曼第的莱格尔地方的利夏-勒诺亚厂解雇了一半工人。治金业由于制造军火，危机较轻，但也不是没有受到影响。巴黎失业工人达二万二千一人以上。他们冲进工场要求工作和面包。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歉收、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小麦价格高涨，面包随着也涨价。帝国的税收政策又加重了已感负担沉重的人民群众。消费税重新恢复：其中如酒税早在一八零四年就已经恢复（到一八一三年增加五倍），盐税在一八零六年恢复，封建时代弄得天怒人怨的盐税重新出现了。
政府到了这时候不得不下令设立平民施汤厂，并且无耻地宣称，每日两顿汤就可以让扛活的人活得不错了。工业区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巴黎近郊，马队把刀剑拔出了鞘到处巡逻。
※ ※ ※
这个经济危机是拿破仑垮台的决定性因素。拿破仑以前所备予优待而且越来越优待的旧贵族代表人物，都在阴谋活动，甚至进行叛乱。事实是，以前不少保王分子知道不能马上就复辟，所以投降了拿破仑。拿破仑曾热忱地欢迎过他们，把他们引进了国务院，任也们为省长，让他们加入军队。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俄罗斯战役失败之后，许多附和分子日益离心。此外，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英国利用现代大工业的利润，拨出了大批活动费，也大大助长了种种阴谋。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圣乔治别动队。拿破仑政权愈来愈专横，他们采取的统治形式使资产阶级本身也颇感不安，甚至害怕旧政权的一切会卷土重来。恩格斯指出：
“我应该加上一句：他（拿破仑）越统治下去，就越使人觉得他的结局一点也不冤枉。拿破仑最大的错误是与旧日反革命朝代联盟，娶了奥国皇帝的女儿。他一方面要扫除旧欧洲的一切痕迹，一方面却又想同旧欧洲妥协，而且一心要作欧洲君主中最火的君主。所以他便尽其可能要使他的朝廷与欧洲君主的朝廷一模一样。”
[37]
波尔多市长林希是帝国的伯爵，他开城投降了英国。
人民又起来积极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农民被占领军的暴行所激怒，同时也为反对封建阶级卷土重来，在香槟省和法国东部进行战斗。爱尔克曼-沙特里安在他所著的“侵略”中歌颂孚日山区游击队的英勇事迹时说：
“敌人的部队不敢再在村庄里驻扎，他们命人把征发来的物资送到露营地点……树林、森林边缘、湖畔河岸、僻静的小径都成为打埋伏的地方。”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盟军已到达巴黎城下。工人们要求武器，当有人告诉他们武器已发给了士兵，他们就高呼“卖国”，前往参加再罗曼维尔、拉维莱特、贝勒维尔作战的军队。他们没有武器，等着一有士兵倒下就检起他的枪支来作战。当金融资本家贝雷哥的女婿马尔蒙元帅吿诉他们说停战协定已经签字，必须立刻停火，旧军官们都提出抗议。夏斯德尔将军不肯服从马尔蒙的命令，得到士兵们的欢呼：
“停战！是莫名共妙，我们的炮兵缺少炮彃，把不合口径的炮弹发给我们，这难道还不够吗！现在我们还能作战，却要我们撤退。这里的情况大概同最近其他几个战役的战场一样，到处有人在叛国！”
这个全民族性的人民抵抗运动竟没有一个人来加以领导。工人为数太少了，既没有领袖又缺乏纲领。拿破仑害怕人民，正如勒费佛尔所说：“他所一手提拔出来的人都迫切地求他保全社会，要他对可恶的贱民保持戒心。”
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皇帝逊位，二十八日离开法国前往厄儿巴岛。
反革命势力是胜利了。亚尔多亚伯爵（即后来的查理第十），然后是路易十八，都坐了外国军车回到法国来恢复波旁王朝。封建贵族什么也没有学会，但也什么没有忘掉。他们气焰十足，万分傲慢，一心只想恢复他们过去的特权。僧侣们流亡后回国，同声宣称买过国有地产农民都将打入地狱受苦。资产阶级分子，除了曾在港口迎接[38]的白旗航海业大老板外，现在莫不怀念拿破仑。有人已经在谈论着要恢复行会制度。工业家都害怕英国工业的竞争。人们深受失业痛苦。军官则成千地被驱逐出军队，而由曾对法国本国作过战的贵族分子来当高级军官。拿破仑得悉这种不满情绪，深知他必定会受欢迎，于是就由厄儿巴岛回来了。
三月一日，他在让湾登陆，在人民欢呼声中到达里昂。阿尔卑斯山农民吿诉他说：“贵族要把我们驾在犂轭上。你是我们的救星！”里昂的丝织工人举行示威时高呼：“皇帝万岁！波旁上断头台！打倒保王党！”派去攻打拿破仑的军队一批接着一批倒戈相向，皇帝就在里昂宣布一切由贵族收回的国有地产全部作废（那时贵族已经进行了倒算）。三月二十日到达巴黎。在大革命初期出现的联邦运动又现了。五月十四日，圣安东尼和圣马尔索两镇的工人在土伊勒里宫列队游行，高呼“民族万岁！自由万岁！皇帝万岁！”又高呼“打倒富人！打倒贵族！”的口号。当联邦派义勇军到达巴黎时，拿破仑曾亲自检阅。检阅完毕在回来途中，他问跟随他的国务部长巴沙诺公爵马雷说：“你瞧，人民的心是向着我的。圣日尔曼镇的人说什么来着？”。马雷回答说：“人家说你是贱民的皇帝。”拿破仑还是和在一八一四年时那样，既不能够也不愿意做贱民的皇帝和雅各宾国王。他依旧是个资产阶级的君主。他把保王党一律留在原位，要求他一手提拔的警察厅长并且背叛过他的傅息来压制“乱党”和“恐怖分子”。拿破仑是永远害怕工人的。有一年发生经济恐慌，拿破仑曾召见参议官夏柏泰，对他说：
“工人没有工作，就会被阴谋家随意摆佈。我不怕同二十万敌人打一场大仗，却怕那些因为没有面包而发生的暴动。”
于是拿破仑拒绝了人民的支援，败耗也就接踵而至。保王党在万弟掀起一个新战争。自由资产阶级犹疑不决。欧洲宣布拿破仑无权再受法律保护。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打了败仗。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写信向英国人道贺说：“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巴黎人民举行示威（尤其是工人们）。泰尔莱在所著的“拿破仑传”中写道：
“那年夏季，除了定居巴黎的工人们以外，又有来自各省的几万工人：建造房屋和铺修马路的泥水匠、粗木工、细木匠、锁匠、油漆匠、瓦匠、裱糊匠、土工等等。他们一到夏季就由乡村到首都来做工。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比巴黎的工人更密切。所以，毫无疑问，他们对波旁王朝有着工人和农民的双重的痛恨，他们把拿破仑看成是波旁王朝失败的保证。”
[39]
拿破仑于六月二十一日回到巴黎。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工人和手工业者在当布尔、圣安东尼、圣马塞尔各镇集合起来。一七九三-九四年的传统又在他们的身上（而且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复活了。他们组织队伍举行遊行，走到土伊勒里王宫前面要求发给武器继续战斗，同时高呼：“皇帝万岁！”拒绝呼喊“反对逊位”口号的贵族分子都遭到群众的痛殴。“处死卖国贼”“处死保王党”，拿破仑直到最后还是害怕巴黎各郊区的人民，再次拒绝进行斗争。他先让位给他的儿子（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然后投降英国，英国人把他流放到圣海伦岛。
至于大资产阶级如上年一样又来一次叛变，他们宁愿同封建阶级妥协，他们宁愿受外国侵略，却不愿革命爆发。
马德林，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终替大资产阶级辩护，但对此点却也不得不承认：
“法国资产阶级在这几个月中写下了最悲惨的一页，虽然他的历史中有过那么些光彩的页篇。”
[40]
交易所里公债市场的波动就足以证明资产阶级的爱国精神。六月十八日，拿破仑两天前在里尼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时，公债利息跌了四法郎，滑铁卢失败后，上涨两法郎，拿破仑逊位后又上涨两法郞。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敌人离巴黎不到四十公里，又由五十七法郞一越而至六十三法郞。等到普鲁士军队攻打拉维莱特，又涨到六十四法郞。很明显，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是在投失败的机。保王党把敌人叫做“我们的敌人好朋友”每逢敌人打一仗胜战，公债就上涨一次。
如果说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那是因为他们靠了外国的救援。一八一八年四月，约在滑铁卢战役后三年，沙皇的大使在给沙皇信中还写着：“那些最热烈的保王党分子匍匐于惠灵顿公爵脚下，恳求他延长占领时期。”
※ ※ ※
从法国工人运动发展条件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来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做一个总结呢？大革命把资本家，跟工人和农民一样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大革命和帝国给资本主义创造了发展的条件，尤其一八三零年和一八四零年，资本主义发展得特别迅速。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之间，资本主义工业虽然确实有所发展（机器的使用亦是如此），但速度还是很缓慢。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相当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零零年，除了军火工业以外，一般生产发展得很慢。从一八零零年至一八一二年，生产的发展此较显著，超过一七八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但一八一二年经济危机发生后重又下降。由于战争和封锁，商业资产阶级失去许多重要市场，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取得商业交易的自由，这项自由一俟战争结束，他们即可加以运用的。同样地，工业资产阶级也取得了工业自由。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取得了政权，对它今后的发展说来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1]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一九五四年版，第四九六页。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六五页。
[3] 但是这不等于说：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不是掠夺性战争。（参阅柯茹霍夫一九五一年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论文：“库图左夫在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作用”。）
[4] 这些青年爱用麝香洒在身上，故人们以此称呼他们。
[5] 勒不勒基埃（一七六零-一七九三年）一七九零年当选为会议会长。——译者
[6] 巴拉（一七七九-一七九三年），为一爱国少年，被敌人逮捕。敌人逼他高呼“国王万岁！”他却回答：“共和国万岁！”因此当场被杀。维亚拉（一七八零-一七九三年）亦为一少年英雄，曾企图阻止保王党军队渡河，死于杜朗司河边。——译者
[7] 伟人墓造于一七五四年，建成于一七八零年，本系教堂人，后改为伟人墓。——译者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二零八页。
[9] 亚尔培·戴孟（一八四一-一九一四年）法国反动政治家。——译者
[10] 儒勒·盖德（一八四五-一九二二年）法国工人领袖。——译者
[11] 马尔赛·维拉尔：“被告的控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二五-三六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外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七页。
[13] 参阅“马拉文选”，“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零年，第八一页。
[14] 巴贝夫希望把他在法庭的辩护词印出来散发。
[15] 这封信的全文见巴贝夫的“文选”，第九五-九七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外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七页。
[17] 参阅伯恩斯坦：“布亚纳罗梯”，巴黎昨天今天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18] 从下面所引的话里面可以想见，反动势力对巴贝夫和巴贝夫传统是如何的憎恨。国家图书馆有一本不见经传的作家于一八一八年在诺翁出版的“罗叶城记事”。在这本书里有一个名叫小格莱哥尔·德西尼的人写道（第四零一页）：
“巴贝夫在罗叶城娶了一个女佣人为妻。这个女佣人比巴贝夫的年纪要大得多，她生了几个孩子。巴贝夫用‘爱弥儿’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们，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最受钟爱。这个女孩子在六岁上死了。巴贝夫破开她的肚子取出心来吃了一半，说是这样才能使他半个心爱的孩子回到本源。他把另外半个心在胸膛上挂了很久。如果不是一个绝对可靠而又非常熟悉巴贝夫的人亲自告诉我，我几乎不敢相信天下竟会有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作家看来，这一切都解释得通，因为照他所说：“巴贝夫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心地奸邪。他那种阴险的眼色就透露着他为人奸恶”。反动分子对工人（尤其对工人阶级已取得政权的国家）造谣污蔑，已经不用再发明什么。他们只要把人名和日期改动一下，那末在热月党徒的武库里就可以取之不尽了。
[19] 圣多明格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当为法殖民地。——译者
[20] 指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后吉伦特派的暴动。
[21] 奥古斯丁·霍蒙：“法国的主人”，巴黎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九三页。
[22] 泰尔莱：“拿破仑传”，第二六页。
[23] 波洛尼军营系拿破仑一八零五年专为侵犯英国而设的一个兵营。
[24]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外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二四页。
[25] 乔治·勒费佛尔：“拿破仑传”，巴黎一九四一年版，第一三六页。
[26] 乔治·勒费佛尔：“热月党人”，巴黎一九三七年版，第二零三页。
[27] 一八零五年十二月五日拿破仑在奥斯透利支打败奥俄联军——译者
[28] 见查理·希米特：“初期法国棉业纺织（一七六零-一八零六年）”一文。雇用童工除煤矿业外不受任限限制。关于煤矿业，一八一三年一月三日法令禁止十岁以下的儿童下井。
[29] 拿破仑一世的宫廷画师。——译者
[30] 奥德特·维也奈：“拿破仑和法国工业”，第四零页。
[31] 所追求的目的是显然易见的。夏柏泰大臣在他所写的书“法国工业”中说：“关于工人身份证的办法是明智的。它并不增加麻烦，给人不便。它使政府得以监视人数众多的公民阶级，为的是要把警务搞得更好。”
[32] 工人的要求似乎太高，但是读者必须知道，这是警察写的报告。
[33] 在比利时，当时比利时是法国的省份。
[34] 路易·马德林著：“傅息传”，第一卷，第四八四页。
[35] G·伏迪埃在“帝国的巴黎工人”一文內公布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见“拿破仑研究”，一九一三年，第二卷，第四二六-四五零页。
[36] 爱米尔·勒瓦瑞在他的“法国工人阶级史”一书中说：乞丐这烂疮与工业发达并无连带关系，这是自然产生的烂疮，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的。但是他却承认那些收容所是“监狱”，是“偷窃和堕落的学校”。（“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零年法国工人阶级和工业史"，第一卷，第五二三-五二四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一零页。
[38] 白旗是波旁王室的旗帜——译者
[39] 泰尔莱：“拿破仑传”，第四三八-四三九页。
[40] 路易·马德林：“大帝国的崩溃”，巴黎一九五零年，第三四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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