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五章 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妥协和初期的工人斗争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


　　拿破仑政权的矛盾。——复辟：贵族族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对农村的统治和农村经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机器和集中。——选举资格的限制。——工人生活：工资的下降和工作时间的延长。——一八一七年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空想主义：圣西门和傅里叶。——空想社会主义的总结。——工人的斗争。——捣毁机器。——兄弟会组织的最高峰。——救济会和斗争组织。——罢工。——工人运动的性质。——贵族与大资产阶级妥协的破裂。——一八二七年的经济危机。——工人对经济危机的后果进行斗争。——一八三零年的七月革命。——银行家掌握政权。


　　拿破仑政权甶于不能克服本身的矛盾而告崩溃。对国内来说，拿破仑是由资产阶级捧上台的，资产阶级一遇到困难就抛弃了他。对国外来说，他开始了封建制度的摧毁从而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到处出现了各式工业资本主义，而拿破仑则又企图使这些工业资本主义服从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利益[1]。拿破仑的军队摧毁了封建割据，并于无意中唤醒了处在拿破仑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各国民族意识。

　　例如在德意志，拿破仑摧毁了日尔曼罗马神圣帝国，取消了诺候列国，并（至少在莱因区）消除了封建剥削。俄罗斯人民却起来反对拿破仑的侵略，并进行了解放战争[2]。

※　　　　　※　　　　　※


　　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随着路易十八回到法国，他们的政权在旧时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协妥关系。毫无疑问，主要的是为了保持大革命和帝国所形成的经济制度、社会和政治制度原封不动。他们知道，恢复封建制度和大地主的特权已经不复可能，也不可能再使君主专制政体复活，君主专制政体是以维持那些保证封建特权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自己的生存条件的。

　　但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对下面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却是一致而可以彼此妥协的：其一，排斥人民群众使其不得参加政治生活；其二，通过关税政策，实施一种既能满足大地主又能满足一部分工场主的经济政策。

　　就是在这种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法国建立了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这种君主立宪政体一直维持到一八三零年的七月革命。

　　这种妥协之所以能够实现，那是因为复辟时期的法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这就说明了当时不仅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而且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很薄的。另一方面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法国的生产力虽然由于大地主的阻挠而发展得相当缓慢，它毕竟还是壮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上述妥协不免带有脆弱性，因此一遇到一八二七年的经济危机和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这种妥协即吿破裂。然而，如果说那时候的无产阶级太软弱，不足以作为推动历史的力量，那末资本主义却已经发展到使一方面出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这样的程度。

　　这也就说明了下文所提及的初期工人斗争的局限性和伟大性。这一时期的工人斗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马克思说：

　　“经济的诸关系首先把居民底群众改变成工人。资本底统治替这批群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诸利害关系。所以这批群众已经是一个阶级在资本对面，不过还没有向自己本身。在……斗争里面，这批群众发现自己齐集在一起，把自己构成向自己本身的阶级。他们所拥护的诸利益成为阶级利益。而阶级对阶级底斗争是一个政治斗争。”[3]

　　这也说明了复辟时期盛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伟大性和局限性。

※　　　　　※　　　　　※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研究一下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作用。不论根据那一种统计材料，当时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大是十分显著的事实。我们根据一八二六年的法国人口调查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三千一百八十五方居民中，倒有三分之二，即二千二百二十五万人是依靠种地为生的。

　　大土地所有制在当时起着极大的作用，它是大地主的力量的基础，尽管在大革命时期，教会的产业已经收归国有，并且没收了一部分贵族的产业。但是在这一时期，有些政治亡命者的产业已经发还给原主，而且，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五日的法律又决定将旧时亡命者未曾公卖的一部分土地发给他们。此外，在一八二五年极端保王党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又颁布了一项“赔偿流亡者十亿法郎”的条例。因此，这些人在五年内领到了利息率三厘的年金三千万法郎。这项赔偿大大便利了旧贵族产权的恢复。在舍尔、梅恩-罗亚尔、万第、下罗亚尔等省，旧贵族的产业依然占着统统地位，而在诺曼第等省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则正在积极发展。

　　由于国有地产的拍卖，中等地主也有所加强了。这些富裕农民虽然在农村代表着社会中的保守力量，但是他们也害怕恢复旧政体，因为恢复旧政体就恢复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和产业。

　　这些人之外有小土地所有者（因为，大地主和小农经济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大革命农民解除了土地上的封建义，但大革命也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事实是，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之间，农业技术进步极少。因为封建大地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增加产量，而是希望从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政府方面获得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关税政策。

　　直到一八二二年才出现第一架打麦机器。这架打麦机是由苏格兰输入的，打麦机在法国被采用得很慢，土地轮休制还继续存在[4]。人工牧场也没有什么发展。乡间道路很坏而且很不够发达。地主所兴趣的是，保持小麦的最高价格。这个希望到了一八一九年和一八二一年由于实施所谓机动调整法而获得了实现。根据这个办法，不但对输入小麦规定了关税率，而且在国内小麦跌价时，还禁止输入小麦。这样，我们的乡绅先生，不管是贵族或是资产阶级分子，都保证可以高价出卖小麦。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辛辛苦苦去改进农业技术呢？这正是为少数地主的利益服务的阶级政策。总的说来，小农的境况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是每况愈下。

　　这种关税保护政策也是某些工场主所拥护的，这也就是复辟时期妥协政策的基础之一。地主阶级所得到的是关于小麦的法律，工场主所得到的则是一八二零年和一八二二年的法律。后面两项法律对外国输入的钢铁规定了很高的关税，同时禁止由印度输入绸纱、毛绒和丝。生活程度的高涨大地主和这些工场主说来是无所谓的，有一个和“康特铅笔公司”有关系的工业家，亨勃洛-康特，曾寡廉鲜耻地说过：

　　“小麦价格高，可迫使工人更好、更快地工作。这能激发工人的技巧和热情，可以降低工业生产品的价格，从而便利于销售。”

　　在复辟时期，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是有着这样的默契的，这是当时政权的基础，这种情况明显到连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都坦然承认的。例如沙尔莱梯曾写道：

　　“右翼分子大部分是地主，他们最关心的事是增加土地的收入；左翼分子主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他们的营业数字。商人、工业家和地主一俟他们取得政权，即以全权授予他们代理人去夺取国内市场的垄断，保证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因此，两股敌对的政治势力就在抵制外国竞争的关税制度中找到了一个平等获利的保证，它们联合一致维护这种关税制度并加以发展，至于其他一切有关经济生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成为不相干的事了。”[5]

　　谁也不能比他说得更透彻了。

　　正因大资产阶级级倾向于关税保护政策（至少起初几年是如此），所以一股地说，工业生产进步得很。当然，统计数字也曾指出若干工业部门曾有过比较显著的发展。例如一八二五年开采的煤有一百五十万吨，而一八一四年则只有一百万吨。一八二八年，铁的产量是二十二万吨，而一八一八年则只有十一万四千吨。原棉的消耗在一八二八年为三千万公斤，比一八一二年的一千零五十万公斤，增加了两倍。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个特点即是进度的不平衡性。如果把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法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同一时期英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或者和一八四零年至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业发展来做一番比较，那末这一时期法国工业的发展显然是很慢的。工业上采用机器是三心二意的。人们并不是不知道机器的好处。一八一九年博览会评议委员会即曾指出：“采用机器已经如此，没有机器的工厂不久即无法与人竞争。”

　　可是，蒸汽机是稀少的。牟罗茲城的社尔富斯-米埃格工厂早在一八一二年即有一架十匹马力的蒸汽机，但一八一九年，才换上一架马力较大的、三四十匹马力的蒸汽机。这架机器也是和原来的一架蒸汽机一样从英国买来的。阿贝维尔城的圣罗倍厂用了一架二十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而卢昂城则到了一八一七年才出现四匹到八匹马力的蒸汽机。圣奎丁城的二十九家纱厂中，有半数是用蒸汽为动力的。棉布工业中也不乏这类例子，特别在纺纱业方面无疑是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之间最机械化的工业部门。然而，棉纺工业虽说是技术进步的前哨，但是旧式的操作法却依然存在着。人们还往往可以看到用牛力或马力来转动有齿轮的机器。用手纺车纺纱的方法也没有完全消失。在达尔纳塔城，三分之一的棉纱是手纺的。主要工具是水力推动机，利用流水推动装有叶子板的轮子。不用说，其他工业部门的机械化当然来得更慢了。一八二二年亚尔萨斯省才第一次试验用机器织布。上莱因省到了一八三零年才有了二千架机器织布机而手力织布机则还有二万架之多。下塞纳省的织布业到了一八二五年还是全靠人力。毛纺业中虽然已经出现了蒸汽机（特别在艾尔勃夫），但是毛织业却基本上还停留在农村副业状态，如在十八世纪一样专为批发商生产。艾尔勃夫城的大商家都向呢绒小生产者买进然后在全法国推销。

　　在冶金业，总的说来，技术仍然相当原始。加泰隆炼铁法[6]还甚风行，因此仍处在一种手工业式的家庭工业状态。铁是用低炉烧木炭来炼的。加强火力只用一个手拉风箱或者用水力转动机。这样炼成的铁块在放大镜下可以出有许多沙眼渣子，还须用大锤子锤打。当时，炼铁并不经过铸生铁的阶段。有时也用高炉来炼铁，但是也不过用水力来推动风箱和锤子而已。这样炼出来的就是直接用来翻沙的铁或者用来炼钢的精铁。用高炉炼铁的工厂比加泰隆炼铁场的规模要大些，成本也比较高，因为木柴的价格很贵。估计炼生铁一吨需用木柴八十至一百二十法郎，如果用焦煤则只需三十至六十法郎。但是炼铁工场的老板却并不关心这些，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树林的主人，而且又有关税保护政策在排除一切外国来的竞争。其实，这时候用焦煤炼铁法早已出现了。起初只有克劳索厂（在罗亚尔省的特尔诺亚镇）和福尔香厂（在尼埃夫尔省）才例外地应用这种方法，有了很大的进展。这种方法需要的资本比较大得多，因为高炉炉身较大，风动力较强，最好是用蒸汽机来送风。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钢的年产量还是有所进展，估计为五千五百吨，但是对法国的需要来说是很不够的。

　　阻碍工业发展的另一因素是交通不便[7]。铁路刚出现不久。第一条从圣亚田到安德列济安的铁路是在一八二三年造成的。但是这些铁路上使用的牵引力还是兽力，当时人们认为铁路只能用于短距离的煤炭运输。

　　用机器的不平衡性造成了集中的不平衡性。因为集中是要以机铖化为前提的。当时只要化上几个法郎就可以置办一个纺车，而一架人力织布机就需要百把法郎，一架机器织布机则需要千把法郎。更不用说，等到蒸汽机一出现，费用当然更大了。当然大企业当时也已经出现。但是像拥有二千四百个工人的福尔香博钢铁厂，亚尔台纳省的各大呢绒厂和牟罗茲的大棉纺厂那样规模的工广却还是罕见的。农村工业在日趋没落中。诺曼第的一个极平常的小镇如波尔培克变成了极为活跃的制造业中心。但是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拥有几名工人的手工作坊。因此，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工人总数是增加了，但仍未出现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当时只有由于工业发展而从农村里吸引来的工厂无产者，另外就是作坊的帮工、手工业者，和人数比较少得多的农村工人。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还很有限，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商人、中等手工业者）的数量依然很大。

※　　　　　※　　　　　※


　　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自然属于旧贵族和最富有的资产阶级了。国王是他们的国王；第一个国王路易十八是最不愿得罪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国王；第二个国王查理第十从一八二四年起已成为极端保王党的领袖，他倾向于旧贵族。宪法就是一八一四年的宪章，根据这一宪章，国王攫取了全部行政权，而立法权则由他自己和他所任命的贵族院以及通过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共同掌握。但是选举法则重新采用了极严格的根据纳税多寡而规定资格的选举制度。要当一个选举人必须缴纳三百法郎直接税。要当一个被选举人则需缴纳一千法郎直接税。那时候，牟罗茲城一个缫丝女工要赚三百法郎就得工作四百天。因此有选举资格的只是全国极少数的一部分居民。在一八二零年，一千万纳税人和二千九百万居民中有选举权者只有九万六千人，而有被选资格者只有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一人。在若干省份，有选举权者为数特别低微，如兰德省只有六百七十四人，下比利牛斯省只有三百二十一人，科西嘉岛只有三十人。不但工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且全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产阶级也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一八二零年的“双重投票法”变本加厉地允许最富有的选举人可以投两次票，在区选举时投票一次，在省选举时又投票一次。每逢举行选举，内政部还施行种种压力和种种舞弊手法。候选人名单是伪造的，公务员在立即解除职务的威胁下必须选举“政府所介绍的优秀候选人”并须设法叫别人也投同样的票。新闻界受到严密的监视。若干极端保王党分子甚至咒骂印刷术的发明。例如有一个名叫沙拉培里的议员于一八二六年在众议院叫道：

　　“报刊是放射火把和毒箭的强弩，报刊是新教和离经叛道的人民主权最最爱用的武器。先生，慎防印刷术的灾祸吧，这是摩西唯一忘了用来遗祸于埃及的毒瘤。”

　　不管怎样，报纸售价是很贵的。在外省，报纸只卖给长期订户，而且价钱是如此昂贵，以致往往要好几个人才能合起来订阅一份。大学被压制到只能唯命是从。高级僧侣是有产阶级的忠仆，较拿破仑时代更进一步地成为精神上的宪兵。把皇冠和神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此粗暴地结合起来，这还是过去所未有的。沙多布利安在“论宪章下的君主政体”中说：“法国如果没有保王党，制造也得制造一个出来。”怎么制造法呢？

　　“一个主教、一个军队司令官、一个省长、一个皇家检察官、一个特别法庭的庭长、一个宪兵司令，再加上一个国民军司令，只要这七个人都属于上帝和国王，那末其余的我都可以对付。”

※　　　　　※　　　　　※


　　所谓“其余”，极大部分是指工人阶级。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工人的生活越来越恶化，工资下降而劳动时间延长，生活费用则不断上升。

　　一些老行业（如农业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工资[8]虽然达到某一程度，但在正向机械化发展的工业如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中，工资反在下降。我们姑且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在已经很工业化的诺尔省，居民总数九十六万二千人中，工人有二十二万四千人，工资原来六法郎的跌为三法郎，原来三法的跌一法郎半，女工工资原来一法郎二十五生丁的跌为六十生丁，原来两法郎的跌为一法郎二十五生丁。总而言之，工资降低一半。下塞纳省约有十万棉纺业工人，他们的工资一落千丈，他们的周薪（制造手帕工人）由原来二十法郎跌为六法郎，而原来挣六十法郎的则跌至九法郎。一八三零年，里昂一个工人挣不到他在一八一零年所挣工资的三分之一，也挣不到一八二四年工资的二分之一。纺织业雇用女工和童工的后果是男工的工资的下降。结果，工人们由于工资降低，不得不把妻儿送进工厂。这就是真正的恶性的循阫，以至亚尔萨斯省有一个工业家竟敢说，这是“工人对他们子女们丑恶的投机行为。”

　　工资虽然菲薄得吃不饱穿不暖，然而劳动时间却不断延长。这情况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指出的一样。如所周知，马克思区别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或名之无酬劳动时间）。在必要动时间内，工人只收回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的价值。在剩余动时间内，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让资本家占为己有。这就是资本家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所以感到兴趣的原因。

　　“它侵夺了身体得以生长、发育和健全维持的时间。它偷去了消费新鲜空气和阳光所必要的时间。它侵蚀了饮食的时间，只要可能，便把这种时间，并入生产过程中，以致劳动者只是当作单纯的生产资料。以食物给与他们，就像以炭添入蒸汽罐，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积聚、恢复和更新生命力所必要的酣睡，被还原为若干小时的无感觉状态。这几小时是已经完全消耗的身体组织的恢复所不可少的。”[9]

　　技术上若干进步使资本家得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开始普及的煤气灯使延长工作时间成为可能，尤其是冬季。水力推动机不能保证工作持续不断，逢到枯水时期它就要停顿，而沿河又布满了各种企业（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因为各种工业都在觅寻水力），因此需要调整水力的利用。而有了蒸汽机，这一切就不成问题了。蒸汽机供给动力是无休无止的。因此可以无休无止地把工人拖在厂内。同时，蒸汽机的主人也就变为更加贪婪不足，因为劳动日愈延长，机器的折旧费就能愈能迅速收回。相反地，一旦机器停止转动，则陷于不生产的资本较诸利用水动力时自然要更大。

　　“如果机器是增进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一种商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它当作资本的担负物，在直接为机器所征服的各种产业上，就还是超过一切自然限制，将劳动日延长的最有力的手段。”[10]

　　失业情况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这时候的资本家已在设法通过周期性失业，把脱离农村的农业劳动人民和在资本集中初期降为无产阶级的手工业者组织成一支劳动后备军。

　　在这同一时期，除衣着外，一般生活费用都在上涨，特别是食物方面的支出。据估计，一个工人家庭的伙食费用占总支出的最大部分，约为一家开支的百分之七十，而其中以面包所占的比重为最大。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家庭，面包占一家开支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可是面包价格却还在不断上涨。一八一五年在巴黎，两公斤面包卖六十生丁，一八二零年就涨到八十生丁。一个普通工人一天所挣的工资买两公斤面包都很勉强。

　　有一个诺尔省卡托城的居民写信给当时宗教事务大臣佛雷西努主教说：

　　“法国现在有一项弊政，谅阁下尚未知悉，但必须予以补救。工场主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为了发财不惜牺牲工人。他们使工人在空气恶浊的作坊，春夏秋三季从早晨五点工作到晚上八点，有时到晚上十点，冬季则从早晨六点工作到晚上九点。他们把工人变成奴隶而还不满足。那些可怜的人在星期天还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去做工。因此，他们离了床就进作坊，离了作坊就上床。许多工人到工作场所去要走上两里到四里路。夏季，他们最迟早晨四点钟就得起身。他们辛苦了一整天，最早要到晚上九点钟才回得家。冬天的情况更坏，他们冒着严寒的天气，往往被雨雪打得混身湿透，第二天衣服还没有干燥又得穿上身去。人们不能想象比这样还要困苦的奴隶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一点时间来料理私事，他们永远呼吸肮脏的空气，永远见不到太阳。在这些作坊里做工的儿童变得羸弱不堪，男子们缺少新鲜空气，身体也日渐衰弱下去……”。

　　这封信最后转到当时救济总署署长西里埃斯·德·马林亚克那里，他的决定是“应毋庸议”。

　　在经济恐慌时期，工人的生活情况更为严重。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带来了经济恐慌的。水灾旱灾等天灾沉重地打击了农业生产，而交通运输不良又阻碍食粮由这一地区运到那一地区。大地主则坚持关税保护政策使小麦价格抬得很高。这一切使经济恐慌为祸更烈。在上述时期内，曾发生两次经济危机，一次是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一次是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二年。每一次经济恐慌都增加了失业人数，从而引起工资急剧下降。食物价格的飞涨更加剧了工人的困苦。

　　后面将要谈到，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二年的经济恐慌，对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形成是起了什么样决定性作用。但自从第一次经济恐慌，即一八一七年的经济恐慌起，无产阶级的生活已经急剧恶化。失业的增加刚刚和工资下降及面包价格上涨，同时出现。一八一七年一月，里昂一万七千架织布机中只有六千到七千架开工，而且每周还要停工三四天。该省省长承认在五万工人中有一万七千人在慈善委员会登了记。一八一七年一月十日，埃佛安城警察局曾在报中写道：“商业和工厂日益萧条，工场主解雇工人，对留下的工人则削减工资三分之一。”

　　巴黎的工人把最后几件破烂衣服送进当铺。每天夜里，孤儿院门口都扔着不少婴孩。有一位行政长官无耻地对这样的惨况竟然幸灾乐祸，说贫困会使工人离开小酒店：

　　“穷苦的生活有利于消灭不良习惯。人类虽然受些苦，但是道德将受到良好的后果。”

　　慈善跳舞会，王室公主访问“穷人”，举办平民施汤厂，这些就是资产阶级能想出来为补救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一八一七年冬季，有一位高级官员宣称经济危机将于春天来到前结束。他说：“春天来到，希望也来了。春天是穷人们真正的食粮，如果它不能使穷人强壮起来，至少能支持他们活下去。”

　　创办学校来教育工人子弟是一点也没有做到过。这种需要只是到了很久以后，当工业发展到需要有文化的工人时，才感觉得到。这时候还没有这种必要。保尔·拉法格曾说：

　　“富戈侯爵在一七九零年制宪会议讲坛上曾说过，做一个农夫，不需要会读书写字。”

　　拉法格文说：

　　“到了工业生产有此必要时，这才使费产阶级换了另外一种的说法，但这并不是他们对人类有所热爱，也不是对科学有所爱好，而是为了经济利益，资产阶级才鼓励和发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1]

　　但是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是富戈侯爵的思想。一八二一年，巴斯基叶大臣[12]为微不足道的初等教育经费提案辩护时说：

　　“决不会有一个公营作坊的管事，一个聪明的农庄主人宁愿要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而不要一个会写会念书的工人。”

　　巴斯基叶是比他的时代走得太快了一些，那时的资产阶级还不需要有文化的工人。在目前还是把工人的子弟丟给教会学校的神父来管教罢。

　　有一个议员在那次辩论中说道：

　　“神父不但教孩子读书写字，而且还教孩子们懂得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有些什么义务，他们给穷人的教育是很有用处的，因为他们使穷人知道今世受了苦，下世会得好报。”

　　事实上，一八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的法令规定每个乡都应该推行儿童教育。但是那时候的免费学校还是赶不上需要。在巴黎，只有一万五百三十三名学生进了免费学校，即占五岁至十二岁的儿童五分之一。所以后来在一百名新兵中有五十八个文盲，就毫不足奇了。

※　　　　　※　　　　　※


　　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一切是好得无可再好了。至于政治上的彼此倾向稍有出入，哪有什么关系呢？效忠于波旁王朝的右翼资产阶级和策划奥尔良王室登位的左翼资产阶级，实际上都是一致的。翻阅一下德斯土·德·特拉西于一八二三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论”吧。在他看来，不平等是天造地设的。平等公约的唯一后果只是使人人一样的穷。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世界上有的是穷人，而且穷人愈来愈穷，但是这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起初本来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但是人类在繁殖。因此在许多人说来，要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只有替拥有财富的人去效力。可是想挣工的人也太多了，工资自必降低，而这点并不能阻止工人们“不识羞耻地生子育女”。因此他们之间免不了许多人衰弱多病，甚至死亡。十五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是摧毁家庭的一种政制。

　　让-巴地斯特·赛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所下的结论也是如此。他企图在理论上证明总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人类的需要是没有止镜的。至于有时有经济危机发生（赛本人也无法否认），那不过是局部的危机，是暂时发生的偶然事件。

　　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之流则陷入了绝望悲观的境地。他看到了一八一七年和一八一八年的恐慌以及恐使“工场工人们遭受的惨痛生活”后，心中充满了悲愤。他承认：

　　“我们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剥削无产阶级、靠从无产阶级身上剥夺一部分劳动而生存的。”

　　至于基本的补救办法，西斯蒙第却觉得茫无头绪。他说：

　　“我承认，我虽然指出了，在我心目中，原则在哪里，公道在哪里，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我有力量找到实行的手段……对我来说，要设想出同我们经验中已经认识的所有制完全不同的一种所有制，那几乎是超乎人力之外的一件事。”

　　无产者已经注定要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而所得的工资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赛所说的“不超过最低限度的活命所必需”。无产阶级的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理论家看来，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便是天生命薄。人们只能以慈善事业来补救某些太说不去的事情。话虽如此，但过分强调救济也还是不甚合适的。赛厚着脸写道：

　　“想像一个社会可以减轻一切不应有的苦难，固然是一种温暖的想法。不幸的是很难相信这样的想法真正能够成为事实。”

※　　　　　※　　　　　※


　　可是，经济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工人的贫困情况已经激发起一种新的思潮，即大家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13]。空想社会主义是在帝制时期和复辟时期产生的，但是还要等到后来才发生明显的影响，不过，为了了解空社会主义的特征、为了了解它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我们却必须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加以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下文顺利地说明法国工人运动曾受到它什么样的影响。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造人是圣西门（一七六零-一八二五年）和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年）。克劳德-昂利·德·圣西门[14]伯爵和巴贝夫是同年生的，他同巴贝夫一样都都是比卡第省人。但是他和巴只夫有一点不同，即他出身于豪门大族。路易十四宫廷外史的著名作者就是他的族人。圣西门的一生是非常曲折的。他是百科书全书派哲学家达兰见尔的学生（但是这点在可信可疑之间）他十六岁当军官，跟随拉法夷特将军以志愿军身份前赴美国作战。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当了一年上校。实际上，他主要是负责出卖国有产业。后来他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被捕，直至热月九日政变发生后才获得释放。他的家产很快地被他挥霍干净。后来只得靠朋友的接济和在当铺里做抄写员维持生活，所以境况很苦。他的著作很多，最早的是一八零三年的“一个日内瓦居民致同时代人的书信集”。最晚的是一八二五年的“新基督教义”。我们只从他的著作中总结出几个基本观点来谈一谈。这些基本观点在这部工人史中是屡次要出现的。首先是他的历史观。这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观念，因为根据这一观念，各种不同的所有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政冶结构。他说：“历史是一种社会物理学。”他强调生产问题，从而解决了十八世纪空想特别关心的财富分配问题，在圣西门看来，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财富的生产。因此，工业界变成了国家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当然，圣西门并没有看到这个“工业界”是分成两个对立阶级的。他所指的工业界是：制造商、技术人员、农庄主、手工业者、工人、银行家、商人的总体。工业界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不谋而合的。因此，圣西门为他的一本小册子题了这样一个名字：“民族派或工业派与反民族派之比较”。他所指的反民族派就是游手好闲的人、贵族、宫廷宠臣之类。

　　许多人都知道圣西门著名的“寓言”。他说：

　　“假定法国突然失去五十个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五十个最优秀的化学家、五十个最优秀的生理学家……五十个最优秀的机器工人……五十个最优秀的硝皮匠、五十个最优秀的染布工人、五十个最优秀的矿工等等……。这些人是法国最主要的生产者，他们所生产的是最重要的产品。他们所领导的是全国最有用的工作。他们使科学、艺术和工艺为国家发生生产作用。他们是法国社会真正的花朵。他们是法国最有用的人。他们给予国家以最大的光荣，并且促进法国的文明和繁荣，如果没有他们，整个民族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让我们再作一个比喻。假如法国保存了全国的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人才，而不幸在同一天内失去了国王的御弟，昂古里姆公爵，波旁公爵夫人等等，同时它又失去了皇家高级军官，所有的国务大臣（不论掌管不掌管部务）国务参议官、所有的大法官，所有的大元帅等等，再加上一万个最富有的、生活最贵族化的财主。

　　“这样不幸的事件一定会叫法国人伤心，因为他们是善良的人……但是这些被誉为国家最重要的三万个人物，他们的损失之所以使法国人伤心，那不过纯然是感情上的事情，因为对国家说来并不造成任何政治上的坏处。”[15]

　　问题并不在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如何把资本主义组织起来，为次必须：

　　一、进行反对以年金为生的寄生虫（贵族，地主）是斗争。

　　二、给予工业家以政权，由工业家以家务性的管理来代替对人的政治统治。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集中，特别是工业和金融的集中。

　　因此在圣西门看来，最主要的是对贵族地主进行斗争。在他著书的时候，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决斗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政治上都很薄弱，还不足以被圣西门看成历史的杠杆。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是次要的事情。归根到底，圣西门对于雇主和工人关系的看法，比 家长制思想并不高明多少。

　　可是他也有他的功劳，因为他指出了社会真正的目的是创造社会的幸福，就是说劳动者命运的改善。恩格斯曾指出：

　　“圣西门所特别着重的乃是这点：他无论何时何处首先关心于‘人数最多并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16]

　　圣西门是个空想家。虽然他已经概括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他没有揭露后来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方式已经社会化和生产资料仍是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他也没有揭露，新生的无产阶级是贝有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因此，他当然是不能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马克思出圣西门以“新基督教义”确实为了工人阶级做辩护外，圣西门“以前的著作不外乎歌颂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或是歌颂工业和银行家来反对拿破仑的元帅和立法者”。

　　因此，圣西门不得不退步到指望一个统治阶级的领袖人物：如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路易十八或神圣同盟的倡议人来赞成他的学说。圣西门的影响是在后来才显著起来的。我们还要到一八三零年以后才重新看到他的影响。

　　傅立叶[17]也是背叛了他原来的阶级的一个人。以他的家庭出身而言，他属于富裕商人的家庭，他本人虽然极力想逃避他的周围环境，但仍不得不靠商业为生，可是他只是一个领工资的商业推销员。所以在傅立叶身上有着两重人格：一方面是为平凡的工作而奔走的勤恳的高等职员，另一方面则是确信自己掌握了人类幸福之钥的空想主义者。他死于一八三七年，后于圣西门十二年。他曾目击一八二七年的经济恐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暴露无遗。他也曾眼见初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冲突。傅立叶和圣西门一样，在他看来，社会是不断地在运动中的。

　　“任何社会在它本身内即贝有孕育下一个社会的能力。当这个社会达到它本身主特征的高峰时，它也就达到了分娩的阵痛时期。”

　　傅立叶思想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资本主义制造会造成一个本末倒置的社会，他称之为“工业的无政府状态”。他写道：

　　“谁曾见过比文明社会[18]更适合于‘颠倒世界’这一称号的社会制度，不管这个社会是朝着什么方向组织成的。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它已更变行政制度二十次之多，但是这个柏洛泰神[19]尽管变了二十个身形，结果依然代表着正义和理性的反面。一小撮游手好闲之徒嘲笑着被迫从事报酬菲薄的劳动的大多数人。这些大多数人与幸福是无缘的。七个不幸的家庭为一个享受幸福的家庭而劳动。那种压迫政策历来就不得不武装一小批雇佣的奴隶来压制一大批没有武装的奴隶。各国政府老是联合起来阻碍光明的来临。”

　　傅立叶也并没有比圣西门走得更远一步，他也没有找到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认为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于产业分裂过细，因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其次是社会的寄生虫风气。正因为这样，一切都不对头了：生产方面不对头是由于产业分裂过细而造成的浪费；消费方面不对头是由于真正的生产者即劳动者消费少而寄生虫消费过多；分配方面不对头是由于贫富分别聚集于社会的两极；流通之所以不对头是由于中间人越来越多。

　　既然如此，那末这样的制度又怎样能维持下去的呢？一方面，这是靠了掌握在唯利是图的金融贵族手中的国家权力，另一面是依靠叫穷人“自我牺牲”的虚伪的道德观念。

　　但是如同圣西门一样，博立叶仍是一个空想家。他的幻想是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中，像沙漠里的绿洲似的建立一种“给作社”。这种绿洲即是“法郎克”（共同生活的合作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把几十户人家聚集在一起。每一个人根据他个人的兴趣，选择一项工作。傅立叶深信，这种办法将在初次试验后不久，就会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信徒。于是“法郎克”将日益增多，密布于全世界。因此问题只在于创办第一批“法郎克”，只在于筹集第一批“法郎克”的资金。傅立叶同圣西门一样，他也和在朝大臣们打过许多交道。他前后向拿破仑、路易十八、路易-菲力普的大臣们呼吁。但在屡次失望后，他就只能希望有一位豪富的义士拿出钱来供给他第一批必要的资金一千万法郎。他宣布每天中午在家等候慷慨之士送钱来让他来帮助人类走向“合作制”阶段。他每天中午赶回家去，可是徒然望穿秋水。始终没有人来敲门。至于原因，那还用说！

　　从这件空洞渺茫而轰动一时的事业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些积极的意义。这里面虽然充满了怪诞的幻想，但也非常现实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

　　第一、傅立叶明确了十八世纪遗传下来的进步思想。这种进步，其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以及随之在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发生的变化来决定的。恩格斯写道：

　　“傅立叶的伟大最显著地表现在他的社会历史观上面。他把社会历史全部发展已往的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后者在他那里和现在所谓市民社会相吻的，（也就是和从十六世纪以来发展着的社会秩序相吻合的；）他指明：‘文明阶段怎样使野蛮阶段的每一个以简单形式来实行的罪恶，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生存形式。’他指出：文明是运行于不能克服的经常复生的矛盾之‘罪恶的循环’中，文明所达到的结果永远是和它原来所诚意期望或假意期望的相反的；例如，在‘文明阶段，贫困就是富裕本身所产生的’。”[20]

　　第二、傅立叶指出，社会的混乱不是由于人，而是由于社会制度本身所产生的。他写道：“文明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本身。”

　　第三、傅立叶宣布男女平等。

　　“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个思想第一个是属于他的。”[21]

　　第四、傅立叶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动观点。他最先揭露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强迫劳动。

　　“道德叫我们爱好劳动。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既含有嘲讽又是很可笑的劝吿。让道德来把工作给予要求工作的人吧，让道德来把劳动变成愉快的事吧，因为工资的菲薄、失业的忧虑、老板们的不公道、作坊里的凄凉气氛、劳动时间的过长以及工作的单调都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相反的，在“法郎克”里面，劳动不再是苦事而成为一种乐趣，每个人意识到他的劳动将给大家带来幸福，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大家而劳动。

　　圣西门和傅立叶两人都是法国的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在这里并不想为他们的思想画出一个轮廓来，我们只想说明他们的出现的原因，他们的伟大性和局限性。如果想获得一个完整的结论，如果想从工人运动发展的观点上来判断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读者可以参考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我们在前面已引用了最主要的几段。空想家出现在那样一个时期，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很发达，从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不很尖锐的时期。

　　“无产阶级……表现出只是一种受苦的被压迫的等级，由于它无力帮助自己，所以对于它的帮助只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22]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已经相当发展，发展到生产的“不正常性”已经相当明显，而工人的穷苦已经无法掩盖，但是它还没有发展到使无产阶级可以作为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阶级的地步。

　　这正是早在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在他驳斥蒲鲁东的名著“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所指出的：

　　“当无产阶级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把自己建立成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还不带任何政治的性格，当诸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底胎中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让人家看见那些对无产阶级底解放并对一个新社会底建设所必需的物质的诸条件，在这些时限内那些理论家们（指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引用者）只是空想家们而已，他们想应付被压迫的诸阶级底种种需要而临时想出一些体系并追求一个革新的科学。”[23]

　　从此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就以不顾已有的诸阶级的存在而企图创造一个未来社会制度的姿态出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都相信，有可能把资产阶级分子从他们所属的阶级中分离出来，有可能仅凭理性的力量来说服他们，使他们信仰他们自己的优良制度。

　　简言之，恩格斯已下过这样的结论：

　　“乌托主义者之所以为乌托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尚是如此薄弱的时代，他们不能成别个样子。他们不得不从他们头脑中造出新社会的因素来，因为这些因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显露到能为大家所看清的地步，他们在拟制了自己新建筑计划之所以不得不限于向理性求助，正因为他们那时还不能求助于他们同时代的历史。”[24]

　　但是一百五十年已经过去了，这样的时代已一去而不复返。恩格斯早在一八七八年即已指出这点，他所说的话是值得记住的，因为从一八七八年到今天，社会就是照着恩格斯所指出的道路前进的。恩格斯写道：

　　“可是自此以来，大工业已把那些蛰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成这样强烈的对抗，使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去触觉到了。只有采用新的同生产力的现在发展现阶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这种对立，发展到了如此的过程，使得现存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并且由它（即生产方式。——译者）在日益的对立中经常再生产出来的那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普遍于所有文明国度，并日益剧烈起来。所以现在已能理解到这些历史的相互联系，理解到由于这种互相联系而成为必然的那种社会改革的条件，并且也已理解到这种改革的基本特征。”[25]

　　恩格斯这个分析不用说到了今日更显得十分正确，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近的灭，已用手可以触到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实上已在世界大部分土地上毁灭了。

　　因此，复活空想主义的企图在今天说来已是贝有十分反动的性质，而且是直接和工人运动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这就是近五十年来，那些企图制造一种二十世纪的圣西门主义的人所处的近况。例如急进党人布格莱曾于一九二五年把圣西门称为“国际联盟之父”，说是由于国际联盟的存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就会消失。一切新合作主义者发挥“劳资联合”的论调，（由米勒兰到贝当直至戴高乐）都是借用了圣西门的学说，但是圣西门的学说仅是在他那时代才是进步的。只有把他的学说放到他的时代里去，而且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正如列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的著作中所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不能给人指出一条真正道路的：

　　“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底本质，也不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底发展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创造者的社会力量。”[26]

　　然而，空想社会主义终究是劳动人民受压迫的“反映”，反对压迫劳动人民的抗议。今天，空想主义（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可以成为空想主义者的方式是很多的）只会使本应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解放的工人运动迷失路途。

　　总之，空想主义者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看到新生的工人阶级一定会壮大起来。因此，他们不能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苦痛是敏感的，但是他们却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和政治斗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　　　　　※　　　　　※


　　可是，尽管有那些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阻碍而正因为有这些阻碍，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却无可争辩地发生了工人阶级起来斗争[27]，他们力图组织起来。工人们不甘心接受强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学说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两者不能结合一起，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些理论家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既然没有接触，所以就只能做个空想家和想入非非的人。而工人阶级缺乏理论，也就不能把他们所英勇地进行的战斗引向胜利。但是工人阶级还是进行了斗争。这是他们开步走的第一步。

　　工人阶级继续迁怒于机器，他们认为机器的应用是失业和贫困的根源。

　　“他们施行的打击不仅是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而且是反对生产工具本身，他们破坏那些竞争的舶来品，捣毁机器，放火焚烧工厂，他们企图用强力来恢复那已经失去了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28]

　　这就是所谓鲁德主义，其名称来源是因为有一个英国工人名叫纳德·鲁德。他在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捣毁了织布机，后来成千上万工人就照他的榜样行动起来。同样事件也发生在法国。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工人抗议采用机器，而且有时候还采取了实际行动。一八一九年，工人们听说依塞尔省维也纳城有两家工场要采用一架剪绒毛的机器，大为不安。剪毛师傅发表宣言说，这机器

　　“是件邪恶的工具，能在十二小时内，剪、、刷一千尺（按法国老尺合在的一公尺一八八）呢绒，而且要四个人就可以管理。这势应使一大批人失业。”

　　虽然有这样的抗议，机器还是在宪兵护送下从里昂运到当地。工人们袭击押运人员企图打毁机器。武装力量进行干涉。工人们被逮捕，但给格勒诺布尔法院释放了。捣毁机器的事件到处都在发生：洛台佛、亚兰桑、格莱蒙-莱洛等地都发生同样的事件。

　　工人们的反应是暴烈的，但是很可以理解，对他们说来机器是他们的敌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人，即机器的主人的。

　　“工人要能分别机器与机器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从而，不以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而以物质生产资料之社会的剥削形态为攻击目标，是还要有相当的时日和经验的。”[29]

　　帮工组织的兄弟会又有了新的发展，无疑的，门户之见仍继续存在。宗派不同的帮工重又发生了械斗：例如一八一六年在吕纳尔，一八一九年在里昂，一八二五年在南特和波尔多，一八二七年在勃洛亚等地。然而，有若干事实终究说眀了工人阶级起了变化。首先是对门户之见本身的反应，这种反应来自受到兄弟会严密等级的压制的青年工人。因此波尔多的“候补”木匠和锁匠分裂出来自行组织了新团体。此外，即在兄弟会组织内部也出现一种趋向，即加强或创造全国性的联系，这是工人阶级全国性的团结的初步象征。一八二零年十一月波多尔行各兄弟会代表大会，大会集合了许多大城市的代表。我们从巴黎的硝皮匠和皮带匠寄给大会的意见书中，已可以看到工人阶级中间已萌芽了团结统一的意志：

　　“我们热烈地表示愿意和你们一起来当面解决这个主要问题（指终止各帮工组织之间的纠纷——引用者），而且对这个企待已久的伟大事业竭尽棉力。我们这种内心要求迫使我们决定向你们提出本意见书以表示我们的愿望并且说明我们如何殷切希望各行业之间普遍地能获得和解，恢复社会的协调并使我们之间充满着协调气氛，这是使我们在对付我们共同敌人的时候，被人尊重和发生力量的唯一办法。”

　　事实上，波多尔大会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特别在各主要的行业内部如制帽匠、石匠、木匠、硝皮匠等。不论如何，工人运动史还是应该记住这个第一次争取统一所作出的努力，即使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即获得效果。政府当局对此倒并不胡涂，警察当局已经害怕起来。他们感觉到有许多工人的秘密活动没有弄清楚。有一份一八二五年九月十五日的警察局报告曾这样辛酸地说：

　　“号称为负责帮工的一些工人们彼此传递消息非常迅速，而这些团体对个别的工人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使他们一听到号召立即放弃工作，不顾他们的利益和关系，跋涉数百里，花许多盘缠，去支持别的负责帮工，对地方当局严禁集会的命令毫不在乎……这种情况依我看来是值得注意的。这些帮工团体可能在表面上并不违背政府禁止集会的禁令情况下，获致危险的协议，从而损害到社会秩序和公私利益……”

　　同时，受到政府支持的资本家则用尽一切计谋使工人们彼此对立起来。工人中间往往发生械斗。这也是必然的，但这些械斗大部分是资本家所挑起的。例如一八二四年，巴黎的营造工人同新来巴黎的工人发生了械斗，这是因为包工头从外省招来了肯于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人。一八二五年九月，土尔奈斯发生的混乱也是如此，石匠要求增加工资，资方就招来一批属于另一系统的兄弟会的工人来对付他们，因此发生殴打和械斗。各省当局对帮工组织的兄弟会采用的态度是两面手法，当兄弟会能起分裂工人的作用时就加以容忍，当它能起团结工人的作用时就加以镇压。

　　虽然如此，这终究是兄弟会组织的最后一个挣扎，它不久即迅速衰落了，因为它已不能适应经济生活的新条件，不能适应这些新的条件在工人中间所引起的愿望。

　　可是，当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组织，首先是救济会，而这些组织往往是变成了斗争组织。它们是从当时工人极端贫困的生活中产生的。这种贫困现象不能不使资产阶级担心，怕出乱子。有人想恢复慈善作坊并设立劳动习艺所来收容乞丐。救济金库也创办了起来，一八一七年为里维德基爱区矿工所设立的救济金库即是一个例子[30]。金库救济金的来源，一方面是乐意认捐，另一方面则由采矿公司按每百公升煤缴纳零点零一法郎、而矿场的业主则在所收地租中按每百公升煤缴纳零点零二法郎。但是金库的管理人总以为工人们应该“永远停留在某种程度的附属地位上”，“他们与金库的管理机构的关系应该和家庭中的儿子对父亲一样”。这是何等值得惊叹的家长思想！可是，当慈父的还不是有什么约束性的。路矿局局长提到里维德基爱区救济金库时写道：“对于采矿商和矿产业主而言，强迫他们放弃一部分生产所得，无疑是损害他们的所有权。”

　　换言之，资本家是想用这种办法来获得廉价的保险，以防止工人们由于贫穷而起来反抗。为了同样理由，资本家也鼓励发展工人自己创办的互助会。让工人们互相帮助去吧，让他们把菲薄的收入放在一起去使用吧，让他们生病时自己帮助自己吧。这样一来，我们资本家就可以不必害怕暴动，可以继续支付低微的工资而猎取巨额的剩余价值！巴黎慈善协会里的那些“慈善家”就是如此盘算的。他们说：“必须强迫工场主、包工头、工厂主帮助他们所雇用的职工成立救济会，并且由东家控制这些救济会，主持会议，不时向救济会送些小额的款子。”

　　人们就是用“不时”送些“小款子”给救济会作基金（主要来源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工人们分担的），这样的办法来摧毁“那些手工业者耽有害于他们身心的各种可恶的习惯”。

　　那些慈善家又说：“大家害怕工人联合，但是参加救济会的工人究竟不像独立生活、无规律、无原则的个人那样可怕。”

　　所以互助性质的团体是允许存在的，列·霞白立条例也不适用于互助会，然而准许与否则要看官方高兴，手续方面则还是遵循着拿破仑政府所定的手续，警察局首先调查创办人的身份和他们的目的（包括他们本人所公开宣布的以及别人猜想的），同时明确规定，基金只能用于帮助病、老、残、弱的人。每次召开大会须获得许可，并须由警官或市长主持，这些人物并且可以参加理事会会议。由于害怕属于同一行业的工人结成同一个团体，警察当局往往规定各行业须混杂组织。

　　凡涉及政治和普遍性的讨论概予禁上。

　　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警察局的报告这样写着：

　　“每个星期，一般情况是在星期日，那些旨在救济贫困会员的工人团体的理事会和委员会，在指定地点举行会议，由本街坊的警察局长到场监视。他们讨论他们本身的利益以及如何运用他们的基金等问题。这些会议的秩序和所表现的情绪据报吿都是令人满意的。送来审查的章程，以及警官们严格督促他们履行章程内有关纪律的条款，使他们不得不仅限于处理该会本身的事务和以慈善为宗旨的事业。这些会议如果领导得好，监督得好，可以做出许多好事，并在平民阶级中恢复良好的风气。”

　　这是家长式的互助会的开端，资产阶级往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实行这样的互助政策，以便维持低工资并削弱工人的反抗（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这种子）。

　　的确，工人们大批地创办了互助团体救济团体。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在十八纪末叶创办起来的，但大部分则创办在大革命时期和帝制时期。最初是由工资较高的工人创办的，后来在徒手工人中间也出现了组织。例如一七九一年成立了巴黎码头卸铁工人的救济会，一七九五年成立了卢维埃岛工地工人的救济会，一七九六年成立了菜市搬运工人的慈善金库等。

　　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三零年之间，这个运送迅速地发展起来，大部分行业都有了互助组织：如首饰匠、鞋匠、铺焊铁皮铅管工人、木工、石匠等等。一八二一年，巴黎计有一百三十八个组织，会员达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三人，一八二六年增加到一百八十四个组织，会员一万七千一百十二人。外省也有很多这类的组织：例如诺尔省有一百十三个，会员七千六百六十七人。这些团体每个团体的会员数字都是极为有限的，在巴黎，只有五个团体的会员总数二百人，而二千六百二十一个参加互助会的印刷工人却分属于三十个组织。

　　这些组织的活动虽然只限于互助工作，但是对于工人接受组织观念还是很有帮助的。只说定期缴纳会费，开会，选举收款人等活动也有助于他们接受组织观念。

　　但是，主要的还是，尽管资本家和警察当局采取种种预防措施，工人助组织是很快地担负起斗性任务。到了这时，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本相就暴露出了。工人如果利用这些组织来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事实上工人们确是这样做的），那就活该殃，例如一八二六年巴黎路工人就是如此。他眄本来想创办一个慈善团体，但其中有些工人企图“引导他们伙件拒绝他们老工作，如果老板不同意嶒加他们的工资”。

　　于是警察当局就下令禁止集会。

　　巴黎慈善协会报吿员说：“如果有人竟敢在已成立的团体内提出违反公共秩序的建议，警察当局应立即解散这个团体。”

　　马赛的面包工人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例子。由于他们举行过好几次罢工，当一八二五年他们请求准许成立一个救济会以帮助患病工人时，警察局长就加以拒绝。内政大臣得报后表扬警察局长说：“对那些互助互济的意图应多加小心，我们的经验日益证明其危险性。”

　　事实上，这些手段并不能阻止工人们为改善生活而进行斗争。一八一七年，里昂制帽工人的工价受到了减削，他们利用救济会里的“公共金库”举行罢工，结果提高了工价。虽然如此，罢工工人还是受着残酷的镇压。一八二一年，巴黎有六十个硝皮匠因为犯了结社罪而被判处徒刑，领导人被判两年徒刑，其余的人则关了一个月监牢。一八二二年，有许多泥水匠和木匠也被判处徒刑。

　　我们这里只提到司法上的镇压，此外还得加上来自资本家的形形式式的压迫，例如彼利厄家族所经营的安辛煤矿就是如此，真所谓：

　　“……维齐尔的彼利厄一家，
　　把账柜一直设到安辛的地狱里。”[31]

　　工人们如要脱离煤矿，必须在三个月前就通知公司，而在这三个月里面，工人们不许到别处去工作，而公司则可以对他们不负任何责任。三个月的奴役或是三月的饥寒随你选择。

　　若列斯为了这件事情曾写道：

　　“他们就这样为了防止奴隶逃跑，造成一种三个月的沙漠地带，在这期间，他们或则饿死，或则回去重当奴隶永远受饥寒和绝望的熬煎。”[32]

　　最典型的一次罢工是下塞纳省胡尔姆的棉纺工人罢工。厂主勒伐伐塞是个出名贪厌「字模糊，可能是“厌”——录入者注」横暴的人。一八二四年八月六日他决定把原来工人吃饭时减少半个小时，因此引起罢工。八百名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厂主在宪兵保护下逃到卢昂。这次罢工似乎不是完全自发的，工人不但有组织，而且也许拥有一笔款项来支援失去工作的工人。宪兵出头干涉，又获得国王近卫军一营兵力的帮助，工人们英勇地以石块、木棍和铁叉进行战斗。据宪兵的报吿说，有一个宪兵被打死，另有若干人受了伤。这份报告没有提到工人方面的伤亡，但报告肯定说“这些暴徒也没有占到便宜”。这已经足够说明一切。政府逮捕了大批工人，罢工工人卢斯特被判处死刑，三个工人判处苦役，十四个工人坐牢。卢斯特的上诉被驳斥，因为下塞纳省的省长宣称：

　　“依我看来，为了维持工业的利益和公共治安起见，严刑处罚，杀一儆百是必要的。”

　　死刑在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执行，但事前并未宣布日期，因为据省长自己供认“害怕工人们如他们已经表示过的要到卢昂去”。

　　虽然统计和资料不够全面，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在一八一八年经济恐慌时期结社虽然已经风行，但自从一八二四年起，结社是更趋炽盛了。有一份警察局的报告称竟称之为“结社狂”。一八二四年十二月有南特的绒布织工举行罢工。在同一时期有利米尔蒙花布织工反对减低每足布的工价在各作坊举行示威，苏昂泰尔白的造纸工人举行罢工。一八二五年有亚尔台纳省利马尼的采石工人举行罢工，巴黎铁皮铅管工人罢工，马赛的面包工人罢工，胡尔姆的棉纺工人罢工，基埃尔的造纸工人罢工，土尔奈斯的石匠罢工，圣奎丁的棉纺工人罢工，谷梦特里的煤矿工人和玻璃厂工人罢工。一八二六年有巴黎马车夫罢工，巴黎泥水匠罢工，士伦的水泥匠罢工，马赛的面包工人罢工，圣德尼镇的铁钉工人罢工。一八二七年有巴黎的铺路工人罢工，路尔的木场工人罢工，谷梦特里的玻璃工人罢工。

　　这以后，经济恐慌更加深刻化而骚动也更加扩大。这是一八三零年革命的主要起因之一。

　　简言之，那时的工人虽然为数甚少，但是他们已经不顾镇压而起来战斗。每一次工人联盟，每一次试图联盟，都遭到司法上追索，那怕没有真正停止工作，“煽动者”也会遭到逮捕。可是，不管怎样残暴镇压都没有奏效。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日，马赛警察局长以绝望的口吻向内政部大臣报吿说，工人们“微笑着走进监牢”。罢工的起因，不是为了争取增加工资就为了反对减低工资，反对延长劳动时间，抗议市政厅和警察局控制劳工介绍所等等。但是有时也是为了表现工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而起的。例如一八二六年在基埃尔，有一个造纸工人巴托遭到他的老板的驱逐，他的老板也已经把工人身份证交还给他。所以按当时的法律来说，巴托在手续上是合格的，可是这有什么用处？他到另外一个老板那里工作了三天，又被辞退了，新老板对他说：“我很满意你的工作，可是你冒犯了我的同行，我不能留你。”资本家互通声气是显而易见，他们无可争辩地有着一张“黑名单”。为了表示抗议，本城的造纸工人就停止工作。当然这样的声援活动并没有超越本行业的范围，这不过是纸业工人兄弟会组织还相当活跃的表现。但是这种情况却也使官方深感不安。

　　可是，还有得注意的就是罢工的地方性。除了少数组织较好的行业如制帽业、造纸业、印刷业外，罢工往往只限于本城，甚至只限于一个企业，虽然当时工人的组织不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已比一般的当时人想像的为多。那时的法国工人运动没有超越自发性阶段，没有领导机构、没有理论，也就没有远景。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斗争意志已鼓舞着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尊严或已使他们起来反对侮辱和卑视。政治要求是模糊的，只是偶然同工人的切身要求有连系。在工人阶级身上还残留着雅各宾派的传统，这往往是由帝制时期当过兵，退伍下来当工人的那些人保存下来的。但是更普遍的是，由于资本主义还不很发展，工人们还追随着资产阶级，特别是标榜自由主义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这只因为这部分资产阶级还是意图完成摧毁封建制度和阻止封建阶级复辟的事业。

※　　　　　※　　　　　※


　　以上已经说明了一八三零年革命的基本特征。

　　所谓复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基本上就是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任何妥协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稳定的平衡。从一八二五年开始，这种平衡是破坏了。资产阶级已经壮大，它的利益愈来愈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发生冲突。资产阶级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封建地主的政党——极端保王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一八二三年他们组织了远征军支持西班牙的反革命运动，他们赔偿了旧日亡命者被大革命所没收的财产的损失，他们并企图恢复长子继承权[33]。资产阶级害怕以前的封建专制制度死而复生。极端保王党不是已在叫嚣恢复行会制度吗？这是会给取消大资产阶级所珍视的工业自由打开一条道路的。

　　经济危机促使资产阶级更进一步反对复辟政体，而且把工人阶级投到斗争中去，从而使其再一次发生决定性作用。

　　一八二五年在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法国。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零年，工资急剧下降，巴黎营造业下跌百分之三十，外省纺织业下跌百分之四十，钢铁业下跌三分之一以上，失业在一八二六年即已开始。一八二六年春，里昂织布机停工者有一万一千台。许多工人设法回到不久以前才离开的农村去。里昂的房东们因为他们的房客，那些失业工人付不出房租不声不响地搬走而抱怨。三千个建筑工人准备回到为来巴黎谋生而离开的利穆辛省。到了一八二七年，国立印刷工人们也自动要求签发工人身份证以便离开巴黎。不景气由一个工业部门波及到另一工业部门，棉布业受到不景气的袭击，继之是钢铁业。巴黎的夏乐炼铁厂在繁荣时期曾雇用四百名工人，现在只留下一百名工人。萨伏尼利地毯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失业。工人成千上万地向慈善机关登记：南特有一万四千人，几占全市居民百分之十八，里尔二万二千人占全市居民三分之一。

　　工人的反应极为猛烈，尽管并不是相互呼应的。捣毁机器、结社联盟、骚动，这些纯粹是工人进行的示威行动愈来愈频繁。警察当局颇感不安，以为背后另有阴谋，所以指斥那个“被煽动起来扰乱治安的工人阶级”。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五十，引起了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二九年之间的骚动，尤其是由于马铃薯收成不佳，群众在路上，在码头上拦截小麦；群众起来反对囤积小麦的大地主。在巴黎，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两天，发生了真正的暴动。大学生和工人们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筑起了街垒进行战斗。军队出动开枪，造成了死伤。青年法科学生布朗基[34]和起义群众一起在圣德尼街和大熊街转角上所筑的街垒上作战时，颈子上中了一颗枪弹。小资产阶级受到影响，破产者日益增多。一部分工场主也受到波及。财政预算自一八二七年起年年都有赤字。

　　经济恐慌加深了地主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为尽管自一八二五年起，工人阶级的斗争愈来愈壮大并且无可争辩地愈来愈扩大，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占到首要地位。

　　在一八二七年的选举中，大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把极端保王党打败。于是政治危机表面化了。这一次政治危机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普遍尖锐化，特别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尖锐化的反咉罢了。极端保王党的首相德·维莱尔辞职让位给温和派的马丁雅克，后来，贵族阶级在国王支持下决定以武力把坡林雅克捧上台作首相，坡林雅克内阁是各没落阶级叛国的象征。这个内阁的领袖坡林雅克伯爵是旧日的亡命者。他的内务大臣拉·勃勒特希·拉·布尔杜纳伯爵曾在科不林士军中[35]服务，后来并且参加过万第叛乱。陆军大臣布尔蒙元帅则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夕背叛过拿破仑。这个反政府解散了倔强的议会，重新举行选举，但是这一次选举仍然让资产阶级反对派取得了胜利。国王于是在一八三零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勅令解散新议会，并宣布延至九月再行新选举。他又以勅令禁止未得准许而发刊报纸（准许证每三个月须更换一次）；从获取选举资格的纳税单中除去了工业家、商人、律师、医生所缴付的营业税，从而剥夺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目的是很明显的：要把全部政权归回大地主。

　　这种盘算是没有把巴黎工人的行动计算在内。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这光荣的三天，巴黎人民推翻了外国人于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在法国重新建立的波旁君主政权。

　　巴黎工人再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八三零年七月二十九日，大诗人维宜在他的“日记”上指出：“今晨已发生战斗，工人们表现出万第军队的英勇气摡。”诗人巴尔皮厄颂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唱道：

　　这个宽阔肩膀的巨人多么雄律！
　　这衣衫褴褛的力士，
　　这个身穿粗布衫的小工多么豪迈，
　　身上染满了整营官兵的鲜血！
　　这个泥水匠一挥手掀翻了王座，
　　在闷热的暑天，
　　在宽阔的石路上抛滚着王冠，
　　好像一个小孩子滚铁环。

　　资产阶级很乐意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封建贵族。为了鼓励工人采取行动，资本家有时甚至关闭了工场。但是他们却利用工人阶级的人数少、缺乏组织、缺乏纲领的弱点，篡夺了工人的胜利果实。

　　革命后却并没有成立共和国，而是建立了以代表奥尔良王族的路易-菲力为首的新君主政体。

　　拉菲特和迦西米·彼利厄这两个人进入政府。这是一件象征性的事情。拉菲特是著名的“银行家之王，王之银行家”。迦西米·彼利厄则是法兰西银行创办人之一的儿子，而且他本人也是巴黎一家大银行的经理。

　　同他们一起在朝的有基佐，他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和理论家。昨天他还在鼓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革命斗争，而从今以后他却来保卫资产阶级反对上升的工人阶级了。另外一个是梯亥尔，他虽然年纪还轻，但已决心不惜用任何手段来保证资产阶级的胜利。

　　班子已经凑齐了。大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现在已经掌握了政収。马克思指出：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送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36]

　　这也是当时人斯当达尔的看法。他写道：

　　“银行是国家的首脑。资产阶级代替了圣日尔曼镇[37]，而银行就是资产阶级中的贵族。”

　　一幕争权夺利的丑剧将开始了，诗人巴尔皮厄用讽刺诗刻画这幕丑剧中的角色道：

　　说到那些身佩三色带的俊俏儿郎，
　　穿着美丽的衬衫，时式的礼服，
　　那些细腰的男子，妖娆的女人，
　　都是康特大街的英雄啊[38]！
　　当枪弹漫天飞，
　　可怕的刀光闪耀时，
　　当勇敢的平民，神圣的贱民们，
　　奔向不朽的事业时，他们在干些什么？
　　当巴黎全城涌现丰功伟绩，
　　这些老爷们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冷汗直流，双手掩着耳朵，
　　蜷缩在窗帘背后……

　　银行家拉菲特对他自己的功绩得意非凡，他叫到：“如果你们信我的话，那末你们可以把幕布拉下来了，趣剧已吿结束。”不！幕布还不能拉下，戏还要演下去。

　　不错，戏还要演下去，因为工人阶级不能甘心忍受这样一个局面。一八三零年到一八三四年这四年中，工人们又起来进行了战斗，而这一次战斗却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了。



[1] 欧仁·泰尔莱在“欧陆封锁和意大利王国”一书，及“拿破仑一世和法国经济利益”一文中，曾经指出了在意大利发生的这种情况。

[2] 苏联历史家曾指出：一八一二年的民族战争是俄国民族史和世界史上一件突出的大事。这是俄罗斯人民为反对拿破仑军队侵略俄国并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的战争……（科茹霍夫，同上文，第八七页）。

[3]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二四九页。

[4] 有一个时期，土地不上肥料，每隔两年或三年，让土“休息”一年再行播种。

[5] 沙尔莱梯：“复辟时期”，第二七二页。

[6] 由矿砂直接熔成铁，不经过铸生铁这一阶段的原始方式。——译者

[7] 机器虽然由英国输入，但却是秘密输入的。英国一心想保持它的先进地位。马克思曾指出：“从一八二五年以后”“说到欧洲其他诸国则因在欧洲各国底国内市场上以及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了竞争斗争来对付其他欧洲各国，因此它们欧洲其他各国也采用了机器。”（马克思给安涅可夫的一封信——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见“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九三页。

[8] 我们在这一章研究这个问题时利用了Λ·沙倍尔：“论一七八九-一八二零年法国国民收入和经济动态”巴黎一九四九年版（在上一章我们也利用了这一著作）。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零六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八七页。

[11] 保尔·拉法格：“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巴黎吉亚尔与布里埃一九零零年版，第一三页。

[12] 勒伐赛：“一七八九-一八七零年工人阶级史”，巴黎一九零三年版，第一卷，第六四九-六五八页；参阅乔治·谷尼欧：“一八四八年的教育问题和佛鲁法”，巴黎昨天和今天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第三七页。

[13] 参阅罗歇·加洛第：“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法国源流”，巴黎昨天和今天出版社修订第二版。我们在此只需指出空想的社会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中所占的地位就够了。

[14] 兹向读者推荐让·多特里研究圣西门的著作，特别是让·多特里：给“圣西门文选”所写的序言，“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

[15] “寓言”全文，见“圣西门文选”，第一零八-一一四页。

[16]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零页。

[17] 阿尔曼和牟伯郎：“傅立叶”（两卷集），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一九三七年版。

[18] 文明社会是傅立叶心目中资本主义制度。

[19] 柏洛泰是海神，他有先知之明，但是不肯解答问题。他善于变化身形。——译者

[20]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一-二七二页。

[2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一页。

[22]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八页。

[23]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七八页。

[2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八页。

[25] 同上书，第二七八-二七九页。

[26]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三页。

[27] 参阅G和H·布示金：“一八一四-一八三零年法国工业制度”；于尔根·库群斯基：“一七零零年至目前法国工人状况史”（德文版），柏林一九四九年。

[28] “共产党宣言”。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六-一七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二一页。

[30] 矿工参加里维德基爱救济金库的“管理”是没有表决权的。——译者

[31] 诗人巴尔戴莱米（一七九六-一八六七年）的诗句。他办过一份专载讽刺诗的报纸，名叫“内美内齐”。内美内齐是希腊复仇之种。——译者

[32] 法国政治家若列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年）为谢洛-里查尔所写的辩护辞（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五日）。谢洛-里查尔被控侮辱法国总统卡西米尔-彼利厄而受审判。

[33] 指长子可取得比其他子女更大的一部分遗产的权利。这种权利前已被制宪会议取消。

[34] 布朗基是法国有名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生于一八零五年，死于一八八一年。他坐过许多年牢，参加过巴黎公社。在这一次受枪伤以前已经被军警砍过两刀。一次是一八二七年四月在圣奥诺雷街，一次是同年五月在圣米歇尔桥。——译者

[35] 法国亡命贵族于一七九二年在德国科不林士城依仗外援，组织军队，准备跟着国际反革命军队打回法国。——译者

[36]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一六页。

[37] 圣日耳曼镇是当时巴黎的贵族住宅区。——译者

[38] 百日政变时，路易十八的追随者均躲避在比利时的康特城，所以巴黎人把阔「字模糊，可能是“阔”——录入者注」人来往的意大利大街叫做康特大街。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