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六章 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及其影响
（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
真正的贱民已在成长壮大，你还要他们呆在破屋里变得下愚无知；他们却成长壮大：从草原上站起来，从臭水沟中走了出来。
——圣西门派诗人迈尔西爱 |
七月革命和工人的关系——一八三零年七月至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工人斗争的第一浪潮——里昂丝织工人的困苦——标准工价问题——里昂丝织工人三天的光荣斗争——胜利者内部的混乱：帮工和师傅的关系——“社会秩序”的恢复——工人运动的威力及弱点——资产阶级的恐惧：野蛮人就在我们的院子里——“结社狂”——工人和共和主义者——镇压罢工的政府——仇视工人团体的新法令——一八三四年四月里昂和巴黎的起义。
前章已经说到，大资产阶级已经攫取得了政权。然而，工人阶级对于这种情况是不能忍受的，虽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纲领。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的结果所引起的失望，使法国工人产生了初步的阶级意识。
首先，法国工人意识到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三天光荣斗争的真正胜利者。一年后，维克多·雨果所称颂的“为祖国捐驱的人”指的就工人。在他们的行列中也杂有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学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工人在七月革命后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连温和派的“国民报”也在七月三十日承认道：
“任何事情向来都是人民做的，人民的力量巨大而雄厚，取得胜利的既是人民，斗争的一切成果自应归功于人民。”
一八三零年八月十日，有一位大臣名叫平社的说道：
“任何王朝，就像当今的王朝一样，如果它是借助于工人的英勇斗争而建立的，那它就应当为英勇的工人创造一些幸福生活的条件。”
其次通过战斗，工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那时，经济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工人仍找不到工作，面包依然昂贵。一八三一年克劳索市的玻璃工厂相继倒闭，奥尔纳省的各手工工场和纺纱工场以及上维也纳省的磁器工场，都被迫停工。
如果说当初工人可能有过幻想，那末现在所发生的事件，很快就把他们的幻想廓清了。正如几个月以后，天主教作家查理·德·古在“未来报”上所说：“对于这些人，当人们需要加以利用时就称之为人民，利用过后就改呼为贱民。”从一八三零年八月二十五日起，塞纳省生长就吿诉工人，不必再指望新政府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说：
“任何我们去干和解雇主同工人有工多、工作日长选择工人等问题的求，一不予因为这种请求于法不合~法律已经规定企业自由的原则
当街垒尚未被摧毁时，曾经称赞过工人的“国民报”编辑们，现在却对工人提出了下面那种虚伪的忠吿：
“工人们还没有贝备足够的才识来鉴别那些既符合工人的利益又符合大众利益的东西，工人阶级由于缺乏教育而抱有偏见，这不仅贻害甚大并且常常妨碍社会的比较经常的改良。”
过了几个月，一八三一年四月十九日的选举法依然保持了财产资格选举制，只不过把原来必须缴纳三百法郎直接税才能享有选举权的规定改为二百法郎，必须缴纳一干法郎直接税才能享有被选举权改为五百法郎。全国三千三百五十万人口中，只有二十万人能享受选举权。
※ ※ ※
于是，工人就继续展开了斗争[1]。
在最初几个星期，资产阶级政权还自顾不暇，还谈不到禁止集会，追索罢工工人。警察都还不敢露面。从资产阶级，尤其从小资产阶级内部招募来的国民军是动摇不定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也深受经济危机的痛苦，而小店主则对银行家伓有疑忌。为工人广开大门并使工人在其中获得政治教育的那些俱乐部却不停地举行集会。最前进的共和主义者都转向工人方面。一八三零年七月三十日成立的“人民之友社”，于九月里揭发了工人身受的痛苦和“资产阶级贵族”的自私自利的真相。
奥古斯特·布朗基曾在街垒上打过仗。七月二十九日的晚上，“被弹壳和火药熏黑了嘴脸和双手”的布朗基兴高彩烈地高喊着走进大厅：“浪漫派叫我们打垮了。”现在，布朗基以学校委员会的名义把学生们组织了起来。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对奥尔良派篡夺政权的行为提出了如下的抗议：
“我们不能让七月革命变成一个骗局，帝制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如今这个建筑物既然连一砖一瓦都没有打落下来，他们（学生们）应该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它上面轰开一条缺口来并把它彻底摧毁掉。”
布朗基参加了起义运动，并且在起义之后仍继续进行斗争，因此，他开始从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它的痛苦和英勇不屈的精神中，发现了历史前进的秘密。在“人民之友社”里，布朗基重新找到了巴贝夫主义的传统，亦即一八二八年布亚纳罗梯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巴贝夫平等派的密谋”，一书中所重新指出的传统。
不幸的是，作为一个阶级，当时的无产阶级还仅仅是一个刚刚形成的阶级；它没有自己的领袖，没有自己的组织，也没有自己的学说。在当时，只有资产阶级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政党。至于那时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们是脱离群众的，他们仍满足于幻想一个奇迹：社会会自动变得又公正又美好。然而，毫无疑问，圣西门派仍旧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一八三零年八月二十八日，圣西门派的报纸“组织者”报导说：
“不到一个月以前，人民还曾经替自由主义者及资产阶级分子打了一个胜仗，而现在，他们却被迫忍受种种忘恩负义的报答。这是我们早就料到了的。人民埋怨竞争过分，而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却用自由的幌子，拒绝为人民解决问题。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对人民的英勇推崇备至，但仅仅这样一个美名不能挨饿的人感到满足时，统治者便不许人民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来，不然就叫国民军和正规军来请人民尝一尝刑法或戒严法的滋味。”
圣西门分子组织了真正传播社会主义的队伍。他们的演讲会越来越频繁。他们第一次同工人群众获得了接触。后来圣西门派的影响曾发展到里昂和马赛等地。然而，圣西门派自己对于工人斗争并未提供任何领导人物，也没有提出任何口号和组织形式。
因此，紧跟着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工人的斗争，虽然已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这些斗争都还是在无秩序、无远景的情况下进行的。
工人仍旧从机器身上来泄愤。一八三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从战场归来的巴黎印刷工人就曾捣毁了印刷机。在一八三零年八月二十日，“一个受了欺凌的”排字老工人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表示出：“工人阶级对于机器的正当恐惧”。他写道：
“机器比被赫尔居斯战败的妖魔还要贪得无厌，机器是违反人道的，是违反自然法则和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是违反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的。”
印刷工人向会议提出一项请愿书，要求政府根据宪章第九条取缔印刷机。宪章第九条规定：“国家得以保护合法的公共利益为理由，没收私有财产。”当时，政府不但驳回印刷工人的请求，而且指令印发一道拨款修理被捣毁的印刷机的命令。可是“立法公报”印刷所的工人拒绝承印这项命令。九月三日，全巴黎市的印刷工人举行总罢工。印刷工人拒绝承印他们认为违反自己利益的文件，这类事件在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当时，许多报纸都未能出版。“时代报”仅仅出了一个单张，不过勉强地凑成了三分之一的版面，还是用手摇机印的。
针对工人提出生存权利的要求，资产阶级答以企业自由的论调。有一个议员说：
“工人在难忘的七月革命时，曾经那么英勇、那么忠诚地进行了战斗，现在他们竟然要求你们去妨害发展我国工业所迫切需要的自由，这真令人感到惊奇。”
罢工工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十三个委员被捕，后又被释放。九月十四日，他们被提付初级刑事法庭审讯，结果在群众的掌声中被宣布无罪。
一八三一年九月，巴黎有一千五百名女工在加德朗街举行示威，反对工场主从里昂运来一架剪裁妇女肩巾的机器。九月七日，这些女工集合在一起，高呼：“不要机器！”当局出动马队把她们冲散，五天之后秩序才逐渐恢复。九个女工被判一个月徒刑。缝衣工人也同样为反对使用缝衣机而提出抗议。
这个运动发展到外省。一八三零年十月，南特的工人捣毁了一架用来在罗亚尔河挖掘泥沙的机器。一八三一年三月三日，圣亚田有二千工人冲进里维工厂去捣毁机器；四个工人因此被判五年强迫劳役。一八三一年五月，波尔多有五百至六百锯木工人举行示威，反对使用锯木仉。他们手持钢斧，冲进作场，捣毁了全部机器。一八三一年六月，哈佛尔的木匠砸毁了用机器制成的木板、地板和门窗。
机器给工了带来了失业，所以工人捣毁机器，这在阶级斗争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斗争形式。在前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看到，这类事件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其中产生了新的东西，那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对舆论进行了解释工作，用解释工作来让人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点是值得着重指出的，因为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我们所要特别叙述的正是工人运动的进展，而这样的进展则应归功于“人民之友社”，因为“人民之友社”曾经出版了一批二十来页的小册子，对工人曾起了极为广泛的教育作用。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往往还没有摆脱空想主义，或则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在今天读起来，尽管在内容上必须采取种种保留，这些小册子仍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激动，仍是不失为一种典型的宣传品。如果我们联想到奥古斯特·布朗基曾是“人民之友社”的一个积极活动家，那末对于这一点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了。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日，“人民之友社”出版了一本有关巴黎女工在加德朗街举行示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作者都非常注意时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究竟有何作用。我们应当在这里引述几段，因为这是当时先进工人在思想上已有肯定提高的证据。
“别扯谎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改良工具并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如果生产工具有了改进，这只能对它们的占有者有利，如果机器的力量变得更大，如果机器变得比人的双手更灵巧，那末只长着双手的人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既不如机器工作得好，更不如机器工作得快，资本家便不必再雇佣工人的劳动。这样一来，工人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侍候那些占有千奇古怪、垄断一切生产、一切贸易的机器的幸运的人了，而这些人也就可以左右工人的命运。让我们再说一遍，每逢一种新机器问世时，工人们所常说的一句老话，一句非常入情入理的话，就是咱们再也没有办法啦，咱们的膀子算是断啦……”
“……任何一种改进只能有利于一小撮占有工业生产资料，占有资本、土地及机器的人们；别人就只好等着去捡他们所任意丢弃的残余，只好听从他们支使！社会上就此产生了争夺利害的斗争……”
“为了平息这种使宫廷和商店深感头痛的骚动，他们采取了些什么对策呢？一年来他们的对策就是集合马队下令出动：用枪托，用快马奔驰，在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块广场又一块广场上去冲、去赶、去抓人、提人、捆人。这是他们的祖传秘方，这是旧制度的残余。这种旧制度早就不合时宜，而我们却没有把它铲除净尽。他们命令他们的警官高声喊叫：‘请守法的公民回到自己家里去！’似乎是说，既然你是守法的公民，你就该有一个家。这些由我们，由我们自己来养活的、到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安安逸逸回到自己家里去的家伙应当知道：有些守法的公民连晚饭都没得吃，因为他们根本一无所有；他们只能睡在大街上，因为除了大街之外，他们是无家可归的。”
工人所担心的另一件事便是失业。为了不再失业，至少为了减少失业，他们往往只懂得一种办法，一种帮工组织的兄弟会原有的只起消极作用的传统办法，那就是撵走外地来的工人。一八三零年九月间，巴黎的马车制造业工人要求资方不要再雇佣外来工人。里昂的泥水匠和土工则要求解雇来自萨伏依的工人。
捣毁机器和排斥外来工人还是一些原始的斗争形式。当时，工人还不懂得直接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阶级敌人（资本家），即工人阶级所受痛苦的根源，进行斗争。
但是，工人也展开了一些水平比较高的斗争，即争取减少劳动日和增加工资的斗争。
在这一方面，卢昂市发生的事件最贝有典型性。一八三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卢昂的棉纺工人，在附近各城工人的支持之下，举行了罢工。他们首先要求把工作时间减为每天十二小吋，而当时的工作时间往往是十四，十六，甚至十七小时（中间休息一小时半）。其次，他们要求取消工场的罚款规则。根据这些规则，缺勤工人得课以相当于缺勤时间的工资两倍的罚金，如果预定工作未能按时完成，也要扣除一部分工资。后来棉纺业的老板虽然不得不另订新的工场规则，但是，这种新规则，不是修正得不够，便是没认真实行，所以工人的要求仍然是没有得到满足。一八三零年九月六日，达尔纳塔的工人举行示威，包围市政厅，要求躲在市政厅里的皇家检查官下令释放被捕的工人。当局调动了军队来进行镇压，有的工人受了伤。有些人被捕。一个参加示威的工人被判两年徒刑和两年管制。直到十二月八日监狱里还有尚未经过审讯的工人。
也是在一八三零年九月六日，巴黎的仉器和了每天工作不得超十一个时的要求。
针对工人们的这些斗争，资本家的代表们却提出“劳动自由”来作挡箭牌，好像工人是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愿意什么时候劳动就什么时候劳动；愿意劳动多长时间就劳动多长时间似的。攫得政权的大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的高级代理人，竟然宣称，工人们在七月革命时进行战斗，正是为了争取这种奇怪的“劳动自由”，塞纳省的省长在向泥水工人们讲话时说道：
“有的时候，工人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当初参加斗争所要争取的究竟是些什么原则，他们之中还有人为此曾流过血呢……他们忘记了劳动自由的神圣性是并不亚于其他任何自由。”
此外，工人还展开了斗争来反对强迫他们接受吃不饱、穿不暖的工资。一八三零年十一月十日夜间，鲁贝城内发生了骚动，工人要求资方出贝“增加工资的书面保证”。全城因此布满了宪兵和国民军。在安辛，矿工们要求每天增加工资四个苏，而当局则决定向安辛及瓦林西纳的国民军分发子弹。在巴涅莱和蒙特，石灰矿上的工人要求每天增加工资五个苏并减少工作一小时……
资产阶级想尽办法来对付工人；他们不但使用武力来镇压工人示威，而且企图在社会舆论面前，尤其是在小资产阶级而前破坏工人的名誉。正当罢工运动到处展开的时候，“集锦剧院”于一八三零年十月里上演了一个小型的歌剧，剧名为“通力合作”。这个歌剧把工人刻画得十分可笑。剧中的“好工人”一打完仗，立刻重新回去做工。工余之暇，他并不看一看报纸上说些什么，而却唱道：
“我打过仗，为祖国效过力，
我呀，我很满意，也没有别的要求，
我很满意，再也没有别的要求。”
这个工人不仅歌国民军，而且庆幸国民军出头来镇压罢工工人：
“布尔乔亚的好汉，莫离开你们的武器，
社会秩序和自由就赖你们而得救！”
至于领导罢工的人那是出卖基督的犹大，是什么受外国雇用的鬼鬼祟禦的煽动分子，他的本领就是请人喝酒和制造暴乱。他是这样一类的人：
“他们在街头巷尾
张贴下贱和血腥的标语！”
这个剧本可说已经包罗了后来一百多年中宣传仇视工人的一切论调。这些论调的主要用意就是诽谤工人，离间小资产阶级，使工人陷于孤立。在这个剧本里什么都有：有尊重资本家的“好工人”；有善良的、爱护自己工人的资本家；有酗酒、懒惰、非常容易受煽惑的帮工；甚至还有恶性循环的说法。这真是一点也不假！请大家来听听那个“好工人”是怎样劝说他的同伴们不要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的他说：
“请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活要少做，工钱倒要多拿，那末老板怎样能够收支相抵呢？这样一来，他们势必只好多生产！可是，市面上已经这样萧条，多生产能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绝好证明。当时的“辩论报”报导说：这是一个好剧本，
“它的功劳就在于把这些有关公秩序和自由的原则加以推广和普及，因为现在有许许多多哗众取宠的暴徒在反对这些原则。”
工人运动虽说还只在萌芽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已经慌了手脚。他们因为害怕保不住自己的特权而战栗。为了保卫他们的特权，资产阶级非但用武力对付工人运动，而且还到处扯谎造谣，污蔑工人。
一八三零年九月，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报纸：“工人报”，“手工业者报”，工人自己编的“人民报”。不错，这些报纸的编辑已经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代表着什么。“手工业者报”说：
“人民不是什么别的，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开发资本为资本创造价值的工人阶级，国家的商业和工业所依赖的也是工人阶级。”
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寿命不长的工人报纸并没有如何越出手工业者的理想，因为它们所主张的不组织生产合作社。这些报纸不是不注意工人们争取实现切身要求的运动；但是对于这些运动，他们既不设法提供意见，也不设法加以领导，而相反地，却警吿工人不要从事任何引导他走上违法途径的活动。总之，这些报纸所代表的，只不过是手工业者或是希望成为手工业的工人所关心的东西。在当时，这还是些最有文化的劳动者，唯一能写文章和经营一个报纸的劳动者。
工人活动在全国沸腾的情况下展开了。到处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骚动，但是我们并不能在此一一指出其中哪些是纯粹的工人活动。一八三零年十二月，巴黎居民举行示威，要求处决查理第十的一些大臣，因为这些大臣是使人民在七月革命中流血的罪犯。第二年年初，查理第十的党羽居然在教堂里为贝利公爵[2]被刺的周年纪念举行公祭，于是成群的人冲进了圣日尔曼-洛赛鲁阿教堂和大主教府邸。
一八三零年八月，里摩「字模糊，可能是“摩”——录入者注」日城的居民被失业和高涨的物价逼得无路可走，举行了起义。农村中也是接连不断地发生骚动。在奥克萨尔，穷人占了麦仓并放火焚烧税卡。农民拒绝纳税，他们在好些城市里抢占了间接税税务局，并在公共广场上焚毁税务局的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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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打开一个新的阶段并贝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却是一八三一年十一月间发生的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3]。
这是成千上万工人为反对他们的直接剥削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举行的第一次的起义。单单这一点就足够说明这一事件的基本重要意义了。欧仁纳·泰尔莱写道：
“一八三一年的里昂起义不仅是法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一九零五年一月九日
[4]以后的俄罗斯工人和一九零五年一月九日以前的俄罗斯工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的人。对于里昂起义以后的法国工人和里昂起义以前的法国工人，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里昂起义之后，工人对于政权的看法有了改变。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来已经熄灭了的、一八三零年七月间曾经苏醒但还苏醒得不够的革命传统，在里昂起义之后，完全复活了。”
十六世纪以后，里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丝织工业占据首要地位。然而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里昂丝织工业的劳动组织却几乎完全没有变动[5]，依旧分制造商、作坊主和帮工等三种人。
不论是制造商、批发商，或是制造商兼批发商，谁都知道他们并不是直接生产者。他们没有作坊。但是他们有资本。他们进料，委托作坊代为纺织，然后再拿去出售。在理论上这些作坊是独立的。作坊主或师傅在自己家里做工，或多或少地自己备有一些织布机，平均为两架到八架。他们可以随意组织自己的劳动。可是他们既然不甘心饿死，自不得不接受制造商随意订定的工价。这种工价，和雇佣工人的工资一样，是按件计算的。作坊主和普通工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自己有生产工具。如果作坊主自己家里人手不够，不能转动全部纺织机时，他们便招雇帮工到家里来做工，在这种情形下，作坊主便得从制造商那里得来的酬劳中分一部分给帮工。在作坊里作工的，除了帮工外，还有妇女、学徒和童工。童工被称为“抛梭手”，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把绕着丝线的梭子投进正在转动着的织布机里去。
帮工、学徒、女工和拋梭手等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和作坊主的利益一样，都是和一小撮制造商的利益相冲突的。制造商是市场的主人，他们把持着全行业的领导机构如商会、商事裁判所和劳资调处委员会。制造商是有钱的人，所以他们享有选举权[6]并实际操作着地方上的一切政权机关。
丝织工人有的住在富尔维埃尔山坡上，有的往往古尔基翁一带，有的住在乔治区，有的住在克洛瓦-鲁斯山坡上，有的就住在克洛瓦-鲁斯山顶上。
里昂人蒙法尔贡，在一八三四年就写了一部“一八三一年及一八三四年里昂暴动史”。作者是个为制造商阶级热心服务的人，所以他否定了丝织工人的起义。但是对于丝织工人的痛苦，他却也不能完全一字不提。他写道：
“圣乔治区是一条狭长的地带，一面是索恩河，一面是圣茹斯特山。许多住户都是手工业工人。全区的特色是简陋的房屋重重叠叠地堆积着，空气非常恶浊，住户非常拥挤。在那里一间房间要住上许多人。小小的一间还不到一丈见方的阁楼，往往要住一大家人，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外，还有两三个孩子，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睡觉的时候，每人头顶上只有二尺来高的一小块地方的空隙。在那些狭窄的街道上，在那些又黑又深永远见不到阳光的天井里，得不到流通的空气，而且经常散发着一种酸味。堆积在每幢房屋里面的大量垃圾，男女老少挤在一间屋子里的呼吸，经常散播着传染病菌。”
蒙法尔贡的书中还有一两段详细的描写，可供我们了解丝织工人的生活情况：
“有些青年人从附近的农村来到了里昂，学习织绸赮的手艺。他们过不了多时就变得憔悴瘦削……脸色苍白。四肢不是骨瘦如柴，便是由于淋巴液充斥而浮肿。肌肉松弛无力，身体一般都长得矮小：这就是里昂工人通常的健康情况……”
蒙法尔贡尽管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拋梭手和学徒所受到的残酷残剥：
“有的孩子年纪还很小，就派到纺车上去绕纱圈；这些孩子必须整天弯着腰，不能随便动弹，又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结果弄得腰酸背痛，慢慢变成累瘰病。
他们虚弱的四肢渐渐变了形，背脊骨也长得歪歪斜斜，身体一天天瘦弱下去，不消几年就变成终身虚弱的病夫。另外有一些孩子专门雇用来摇大轮子，转动一连串纺纱的长轴。因此，他们膀子上的肌肉特别发达，而两腿却痩弱下去。这些不幸的孩子往往长着畸形的下肢。”
织布机虽然在一八三一年以前的几年，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改进，但是蒙法尔贡不得不承认：
“发明家所关心的是增加效率，而不是为工人设想一些比较方便的操作方法。”
这就是在一八三一年光景的里昂三万多帮工和八千左右的作坊主所过的生活。工资是按件计算的，但是工资不仅要看季节而定，而且随着产品性质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平均数来，但是当时的记载都一致指出：一个作坊主一天工作十五至十八小时，往往只挣得到三个法郎[7]。而这三个法郎还是整个作坊的收入。作坊主要付三十个苏给帮工，十个苏给女工，七个苏给抛梭手。自己还能剩下多少钱呢？一共不过十三个苏。而一斤面包（这是最便宜的东西）倒要四个苏。房租更是昂贵：在克洛瓦一鲁斯区，六层楼上的屋子，每年的房租要一百法郎，二楼的房租要三百八十法郎。住在这些黑黝黝的小胡同里，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也得点灯。为了不使光线夺目的丝织品染上打灰，织工们还得用价钱最贵的橄榄油来点灯。肉和酒是很贵重的东西。从一八零三年到一八三一年，里昂的人口由九万三千人增加到十四万六千人，可是酒和牲畜的人却并没有增加。一八一四年，全城有四千七百七十八个弃婴，一八二八年增加到九千零三十二个，即增加一倍。总的说来，劳动条件虽然有了些微的改善，但是生活条件则反而越来越恶化[8]。
当时制造业的发展是迂迴曲折的，萧条和繁荣不断地循环相替。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一段萧条时期，到了一八三一年，制造业又重新活跃起来。但是制造商为了减低产品的价格，他们只知道一种办法，就是压低工价，换句话说，就是加强对作坊主和帮工的剥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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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丝织工人的战斗意志越来越昂扬了。一八二七年，有一个名叫皮埃尔·沙尼埃的作坊主创立了一个“互助会”。毫无疑问，沙尔尼埃对帮工是怀着戒心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越来越不听话了”。可是，他也不让拥有六台织布机和两个学徒以上的作坊主参加互助会。至于制造商，则是互助会的最主要的敌人。
各作坊里渐渐出现了一个主导思想：如果要反对降低工资，必须规定一个不让制造商任意压低的标准工价。早在一七八九、一七九三、一八零七、一八一一和一八一七年，工价已经有所规定。但是，规定标准工价的想法，现在又汲取了新的力量。对丝织工人说来，规定标准工价是他们的生死问题。一八三零年七月丝织工人之所以拿起武器来[10]，一部分理由是为了争取标准工价。他们在获悉巴黎革命胜利之前，已和里昂其他工人占领了市政厅、兵工厂和电报局。推翻波旁王朝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标准工价的制定。而且，新市长普鲁纳尔博士还是个自由分子，他就是靠了丝织工人的拥护才上台的。他应该记得这一点，尤其是大家都说他心肠好，为人慷慨。在第一次出的布告上，他不是作过很漂亮的诺言吗？
“受到我们制度培育的工业从此不会再在生产上受到阻碍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丝织工人的处境却愈来愈来坏，工价还是不断地下降。
现在谁还不熟悉丝织工人所唱过的怨歌吗？这是劳动人民不甘心再受剥削的歌声：
赞美在天之父，
就得穿上金线的祭衣。
教士啊！我们给你织出这件祭衣，
可是我们啊！穷得穿不上一件衬衣。
就是我们这些丝织工人，
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
做大官的人，
要穿上外套，佩上织锦的胸纹。
大人先生们，我们给你织出了这些，
可是我们啊，可怜死了也没有一块布来装殓。
就是我们这些丝织工人，
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
但是，我们的天下快要来到，
你们的天下就要拉倒。
那时啊，我们将织出
旧世界的葬服，
因为起义的雷声已经响彻云霄，
我们，丝织工人，
再也不赤身露体了。
骚动不断地发生，特别是从一八三一年五月到九月尤为频繁，其中不但有丝织工人，而且还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圣西门派的演说家到处举行演讲，听众非常踊跃，以至这些演讲会不得不换地到可以容三千听众的勃洛托马戏场去举行。有一个演说家大声疾呼说：
“为什么！创造财富的人反而永世受苦？为什么！华贵的绫罗老由赤贫无告的人纺织出来作为生来就是特权阶级的人增添穷奢极欲的资料？”
然而，甚至在里昂城中，圣西门分子虽然亲眼看见几乎每天发生的工人斗争，他们却依旧摆脱不了空想家的故态，同时也认识不到这些斗争的重要意义[11]。
克洛瓦-鲁斯区不断举行集会，这些集会都是由几个作坊主发起的。十月十六日通过了一个完整的标准工价草案。但是省长布维埃-杜摩拉不敢担承任何责任。他是个对制造商的利益维护惟恐不力的人[12]。他既怕影响他的宦途，又怕引起暴动。实际上，这个优柔寡断的人物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在丝织工人反对制造商的伟大斗争中，他除了频频召集会议调处外，根本不曾起过任何作用。十月十二十五日，作坊主代表和制造商代表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为了支援作坊主，六千名工人由郊区来到省长公署门前，雅各宾广场和贝勒古尔广场附近。他们态度安详，纪律严明，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也没有拿棍棒。凡是目睹的人无不获得一个强大力量的印象。总之，这一次示威运动立刻取得了效果：标准工价被通过了。
于是人们在克洛瓦-鲁斯区张灯结彩。在工人区，满街是人载歌载舞。可是某些制造商却根本无意实行他们的代表所答应的标准工价。他们向巴黎递送一件冗长的控诉书，控告省长，特别是反对规定工价的制度。他们埋怨工人之所以要求太高的工资，只是因为他们巧立名目，编造了许多“虚伪的需要”。内阁总理迦西米·彼利尼（斯当达尔曾称之为无耻的大混蛋）在没有接到控诉书以前，就已指示乐业大臣尔古（此人也是金融资本家，后来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总裁）驳斥标准工价。丝织工人在他们刚创办的报纸“工场回声报”上，揭露了所有违犯标准工价的事实。
民情愈来愈激昂。十一月十七日，出现了手写的招贴，号召工人集合开会。十一月二十日，丝织工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从第二天起全体停止工作。
三天中（里昂无产阶级的三天光荣日中），丝织工人在各行各业的工人协助下，控制了整个城市[13]。
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七时，工人们离开了作坊，四个人一排，手挽手向中心区进发，嘴里高唱着一八三一年的“巴黎进行曲”：
前进，前进！
冲向敌人的炮口，
冲过枪林弹雨，
奔赴
胜利！
他们手持长矛、腰刀、棍棒和步枪，冲突了所有用来对付他们的武装力量。工人队伍中有些人被国民军第一团的士兵（主要由制造商所组成）打死。示威工人就折向格朗谷特进发，动员克洛瓦-鲁斯区起来参加起义。“武装起来，我们的弟兄被打死了！”工人们筑起街垒，挖掘战壕。由于缺乏军火，他们便贾卡尔织布机上的铅质零件拆下来，熔在针箍「字模糊，可能是“箍”——录入者注」里当子弹。他们夺到了两门砲，但是不会使用，没关系，就用来加强街垒吧。就是在那个时候，丝织工人的黑旗上出现了这一句名言“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省长想对工人们进行劝说，但是工人答复他说：“不是工作就是死！与其饿死，不如给一颗子弹打死。”国民军首先退却，正规军也继之被击退，省长和奥多诺将军都当了俘虏。
入夜，中将罗盖伯爵试图重整队伍。第二天早晨，国民军已经不再响应集合的鼓声。兵器库被抢一空，国民军营房也被占领了。篷巴斯特兵营被工人攻克。工人们对于打仗并不是外行，因为其中有些人原在拿破仑手下当过兵。一八三零年为了支援萨伏依的爱国分子而组织起来的“罗尼义勇军”，曾在边境受到截阻，他们不时给起义的工人提供了军事干部。正规部队和工兵都和起义的工人彼此亲善。甚至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他们穿插在马队里，往往给骑兵以致命的打击。上午十时，起义队伍攻占了勃洛托、纪约基埃和圣茹斯特。第十三营的两个连和第四十营的三十九名士兵，在加尔美里特高岗上被包围作了俘虏。
战争至此告一结束。
里昂有两个圣西门分子投书“寰球报”（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说：
“工人们终于胜利了。昨天，他们以无此的英勇打了一仗，他们的仗打得那样狠，远非言语可以形容。以前我们错误地以为这些人缺少毅力，这是因为我们过去还没有见过，人们为了争取面包是如何能够战斗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两点钟，罗盖伯爵率领军败将撤离里昂。这是后来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亥尔将记住的一个事例。这次战斗是激烈的，仿亡共计六百名左右。
※ ※ ※
罗盖撤走后，工人们即占领了市政厅。可是胜利却给他们带来了困难。他们恢复了社会秩序，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抢劫（枪毙了几个抢劫犯）。他们布置哨岗，派队伍巡逻街道。造币厂和税务局门前，都有衣衫褴褛的人站岗。
但是已经胜利的工人们在政冶上还歉成熟。从二十二日起，他们就释放了他们的人质——省长和奥多诺将军。地方当局确是受到了斥责和约束，但是没有被消灭。起义工人建立了一个“临时参谋部”，由“罗尼义勇军”分子拉贡勃领导。他们发表了一个告市民书：
“里昂市民们，狡诈的官吏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民的信任。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保安团。今后内阁大臣们再也不能强迫我们听从他们的鬼把戏了。”
这篇告市民书不久就被参加市政厅工作的某些人否决了，因为他们仍旧信任着地方当局。
不要忘记一直要等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才知道必须把资产阶级国家摧毁。现时，还谈不到这样一个问题。只有一些最前进的人，主张解除国民军第一团（由台罗区的大商人组成）的武装，他们说：“这次战争确实是一无所有的人反对有产者的战争。”但是这些最前进的人并不能带动整个队伍。省长既然恢复了自由，他就到处奔走，发布告示。起义方面的领袖却忙于争论，而这些争论竟让警察总局局长来参加。里昂一面和罗盖将军继续谈判，一面派代表前往巴黎。
※ ※ ※
起义方面举棋不定的态度，便利了政府方面进行严厉的干涉。这事做来也不太困难，因为里昂方面任何抵抗都没有组织起来。而罗盖伯爵却在距离里昂四公里的里利欧兵营调兵遣将。几天之内，他就集中了六个作战联队，另外还有第十二骑兵队和从格勒诺布开来的一队砲兵。政府军并在各农村中发出征兵令。邻近各省的国民军也已经全付武装作好战斗准备。总的说来，这一支军队至少有两万人和五十门砲。
这是件十分严重的大事，因此十一月二十九日，国王的一个儿子，奥尔良公爵也亲自到了里利欧。
到了十二月一日，里昂郊区和近郊的乡村已经被政府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三日中午，奥尔良公爵由陆军大臣苏尔特元帅陪同下，经怀茲镇进入市区，当时他还觉得不够安全，所以先派两个作战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在他前面开路，才敢进入城区。
城里的秩序恢复了。里昂工人被解除了武装，国民军也被解散。省长布维埃-拉摩拉被撤职[14]，换了一个果断的人当省长。标准工价宣布完全无效。新任省长施展了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他收罗了一些工人编入市警察队，并决定逮捕“”带头分子”，同时企图污蔑起义运动，把它说成是由拥护查理第十的分子塌动起来的。
然而激昂的民气使政府不敢在里昂本城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审判。他们决定“为了顾全公共治安”，把被告们送到里欧姆刑事法庭去受审。这些被告是事前经过一番选择的。政府特别选择出一批“政治犯”，尤其注意挑选一些不是丝织工人的人，其目的在于抹煞起义运动的阶级性。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做法，里欧姆的居民对被告们还是表示了同情。一八三二年六月十八被告们都被宣布无罪释放。
可是，当局在里昂城积极兴建砲台，以便于必要时可以向城中开砲[15]。工人身份证都要重新更换，而且要附缴警察局出贝的品行优良的证书。这样一来，一万名左右工人被认为“不良工人”遭到了斥逐。
表面上，里昂的劳动人民是失败了。但事实上，这一次经历却有其深远的后果。前面提到的那位蒙法尔贡，倒是一个有远见的资产阶级分子，他非但不敢为资产阶的胜利而自豪，反而不得不承认：
“国民军和里昂的驻军给手无寸铁的工人打得落花流水，这件事恐怕要成为今后一百年中，作坊里饭后酒余的佳语。这个故事将一代一代传下去。多少年后，子孙们还将以骄傲的口吻说：‘我的祖先就是当年里昂的胜利者。’”
丝织工人的起义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同时也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弱点。工人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已经为争取本身的要求而起来斗争。从今以后，必须估计到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战斗精神了。
苏联历史学家伏尔金写道：
“尽管里昂工人表现出还缺乏组织性，在思想意识上还有弱点，但是里昂起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第一次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出现了。这一次起义运动已在世界的历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对资产阶级说来，它的掘墓人是已经站起来了。”
然而，里昂的工人还未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大部分其他工业中心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间，有作为手工业者的作坊主，也有无产玠级的帮工。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是反对制造商的斗争。唯其如此，所以运动的倡议来自作坊主，因为他们遭受制造商的压迫更是直接，而要求规定标准工价的也是他们。但是，帮工们也参加了斗争，而他们的行动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就在起义期间，帮工和作坊主之间往往发生冲突。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帮工方面，可以说是“他们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而作坊主则不同，他们拥有纺织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减轻对制造商的从属地位。帮工和作坊主之间的这种矛盾，就是起义运动终告失败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矛盾本身又是由于当时的经济不够发展，而工业还贝有手工业性质所致。
由于同一原因，起义者除了要求规定标准工价外就不能提出任何其他明确的纲领来。他们是胜利了，但不知如何利用胜利。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共和主义者。如果说这一次起义不带任何政治色彩，那也是不正确的。但是起义运动的领袖们确实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观点。们他中间，最有学问的不过是些信仰互助主义的人。他们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极少能跳出空想主义窠臼，他们只希望把作坊主组织在生成合作社内，以此逃避制造商的控制。他们是在手工业中生长的，他们的视野极少能超越作坊。
丝织工人既然看不凊自己希望达到的是什么样的目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政冶战略。他们是出色的战士，他们很勇敢，对制造商怀有强烈的仇恨。他们善于打仗，因为他们曾经当过兵。他们行动中所表现的胆量甚至令人感到惊讶。他们不但没有停留在自己住的市区内，而是主动活跃，纪律井然，向资产阶级市区展开了真正的袭击。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很少能越出里昂本城。他们控制了全城后，又不知如何利用他们的胜利。然而，里昂的起义差不多依然获得了全国工人的响应。
奥古斯特·布朗基在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五人控诉案”审讯法庭上的发言，充分表达了这种感情[16]。当时，政府决定对“人民之友社”的各主持人提起诉讼。
法庭主审官问道：“你的职业是什么？”
布朗基岸然答道：“无产者。”
法官驳他道：“这不是一个职业。”
布朗基反驳说：“怎么？这不是职业？这是三千万法国人的职业，他们靠劳动为生，但却被剥夺了政冶权利。”
接着，布朗基追述里昂起义经过道：
“无产者难道是想改那些难得见到的钱币上的人头像才发动七月革命的吗？难道我们竟那样稀罕新人头像，所以才推翻一些王朝来过过瘾的吗？一位官方的政论家一口咬定说，七月革命时，我们曾坚持要一个君主立宪政权，由换汤不换药的路易-菲力普来代理查理第十。照他的说法，人民只是作为中等阶级的工具来参加斗争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不过是罗马角斗场中的武士，为了供特权阶级消遣消遣，为了特权的利益，专去杀人或被人杀死，好让特权阶级等斗争的危险过去后，然后到窗口来喝两声彩的。但是，里昂事件所表现的是何等样的惨状！那些饿得半死的幽灵，冲进枪林弹雨，图个死的痛快。全国人民目睹这种景象，哪一个心中能不心痛不悲伤？……是的，这次战争是穷富之间的战争。但是这是富人逼出来的，因为侵略别人的正是他们。不过，他们很不满意穷人硬要抵抗，所以他们一提到人民，就忿恨地说：‘这些畜牲真够凶恶，打了他们，他们竟敢抵抗。’”
[17]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警察局长[18]忧心忡忡地道：
“我们发现人心越来越动荡，工人级方面尤其来得厉。我们已发现，煽动分子正对这部分居民进行工作，他们不断地给工人们指出里昂工人先例。”
在巴黎，前面提到的那位不知姓名的目击者曾写道：
“据说，工人们已在各郊区窃窃私语，城里墙上已贴出了煽动性的标语，警察和便衣侦探正忙于撕毁这些标语，警察和侦探的人数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
在塞纳省诺西勒塞克，砲台工程处增加了工人的工资，因为工人们威胁着“要效法里昂工人”。里昂邻近各省如罗亚尔省（里维·德·基爱、圣亚田、洛亚纳各城）、依塞尔省，都普遍地发生了骚动。奥尔良公爵和苏尔特元帅路过马贡城时，欢迎他们是一片充满敌意的叫喊：“打倒各大臣！”、“打倒蒸汽机！”、“里昂人万岁！”
尽管圣西门派的解决办法仍是空想主义的，尽管他们目前只满足于提出减轻捐税的口号，但是他们对起义的重要意义却作过一番正确的评价：
“里昂事件改变了‘政治’这个字的含义，并且扩大了它的含义。劳动者的利益已确定地进入政治圈子，并且还会越来越扩大其地位。”
[19]
共和主义者到处张贴标语发表文章来配合这些形形色色而日趋普遍化的行动。“人民之友社”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出版一本小册子，谴责内战的罪魁。“里昂已恢复秩序，苏尔特和国王最宠爱的儿子终于进了城。”“人民之友社”并且谴责人剥削人的制度说：
“劳动的果实应该回到劳动者手中。许多人给一个人当奴隶的制度应当永归消失。”
但是，那怕作为起义的发祥地的里昂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口号。
然而，甚至在农村中，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就算不说引起了农民的响应，至少可以说已引起了农民的了解和同情。当政府在乡村征召国民军用来向里昂增援时，许多农民宁愿冒着被处罚的危险而拒不应召。
※ ※ ※
不论如何，里昂丝织工人没有白白的牺牲。他们哪怕无意中犯了些错误，但是对于本阶级的彻底解放，依然是大有功劳的。
资产阶级，它倒毫不糊涂，因为在那时候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自然要比无产阶级更加明确。里昂的消息一传到巴黎，巴黎交易所的证券立即狂跌。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发出了警报。例如圣马克·吉拉廷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在“辩论报”上写道：
“里昂的叛乱揭露了一个重大的柲密，这是在同一个社会内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了斗争……我们的工商业社会和所有其他形态的社会一样，有它本身的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工人。既然任何手工工场都需要工人，工人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起来，而他们的生活自也越来越困难，社会自也就永远不会安宁。取消商业吧，我们的社会就要枯蒌、停顿、死亡；繁荣、发展，加强商业吧，你就同时在增加着无产阶级。他们挣一天活一天，一个小小的波折就会叫他们无法活下去……只要看一看每个工业城市中的工商业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比例，你就一定会对这样相差悬殊的比例大吃一惊。每个工场主在他的工场里就像殖民地种植园主在一群奴隶中一样；一对一百。里昂叛乱就是一种圣多明格式的暴动
[20]。威胁社会的野蛮人并不在高加索，也不在鞬靼草原，他们就在我们工业城市的郊外……我们使用‘野蛮人’，‘侵略’等字眼，似乎是夸大其辞，其实我们是有意如此使用的。不错，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些字眼固然用得过分一些，但是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却又形容得并不过分。中等阶级
[21]必须认识实际情况，必须认识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下面有一批无产者在骚动、在呻吟、在叫苦，这些人不知道要些什么，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他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有苦恼，他们要改变，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危机。毁灭现代社会的野蛮人就是会从这些地方跑出来……”
这个圣马克·吉拉廷又以紧急呼吁的口吻号召资产阶级停止他们之间一些次要的政治斗争而赶快起来对付那些野蛮人的袭击[22]，他写道：
“问题已不在什么共和政体或君主政体，现在已是一个社会的生死问题了。人们可以喜欢有个民选的总统来代替国王，但是谁也不能让社会颠倒纲常，让尾巴代替脑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共和体制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中等阶级的共和派和君主派不管你们对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有着如何分歧的意见，但是维持现存社会，却只能有一个意见。”
[23]
在同一时期，沙多布利安也叫喊道：
“难道需要在每个工业城市驻扎二方六千名警备队，在每尺丝带，每尺呢绒旁边站上一名哨兵吗？”
[24]
的确，沙多布利安后来在“墓外回忆录”中还说：
“除了驻扎备队外，还可以加上至高无上的宗教力量，……一个政治国家，有的人收入可达千百万而其他的人则几乎要饿死，如果没有宗教以另一个世界的希望来解释这种牺牲精神，那末，这个国家豈能存在下去？”
[25]
我们所以提出这些佐证来，因为这些佐证可以证实恩格斯所说的话[26]：
这是“历史观上的决定的变革。一八三一年在里昂发生第一次工人的起义。在一八三八-一八四二年间，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到了它的顶点。一方面随着大工业之发展程度，他方面随着资产阶级不久以前所获得的政治统治权之发展程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开始在欧洲最先进国度的历史进居于前列了。”
[27]
※ ※ ※
事实是，从一八三二年到一八三四年，高潮是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骚动此伏彼起而且日益普遍。我们无法在此一一举出这三年中所发生的“结社联盟活动”（那时已开始用“罢工”这个字眼）。一八三三年里昂的控诉制鞋工人案中，检察官已谈到“各行各业的工人中间出现了结社狂。”
经济恐慌自一八三二年起开始好转，但是工作恢复得很缓慢，工资也未曾增加。当一八三二年巴黎发生了霍乱时症，受害最深的还是各平民区[28]。
没有一个行业，没有一个城市不发生罢工风潮。我们只须提出几次最重要的罢工就成，而更其重要的是指出其特征来。
一八三二年曾发生贝达利欧城丝业工人的罢工，富梅城的圣安娜石板公司工人的罢工，里维德基爱城的玻璃工人的罢工，巴黎的木匠、缝工、锁匠等的罢工，格莱蒙-斐龙城缝工的罢工，卢昂城的棉纺工人的罢工。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蒙贝利埃区蒙巴辛的农业工人提出有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新章程并要求付诸实行。起初地主让了步，但是不久就廉价招来一批邻区的工人。这样一来就引起农业工人之间的械斗和法律上的惩处。
五月间，有巴黎炼铁工人的“结社”运动，安辛煤矿工人再次举行罢工。一如一八二四年和一八三零年，他们要求恢复原先的工资，因为原先的工资曾被减去四个苏。因此，他们的罢工就以“四个苏骚动”出名。这一次罢工坚持了十天，不但秩序井然，而且全体都参加。十九个矿工在瓦林西纳的初级刑事法庭被控，但是法庭也不得不承认“这十天中，五千名工人对方圆三十公里之内的矿坑毫无破坏行为。”
法庭上的辩论，证明了有一千八百名矿工已在市政府登记为在家受救济的赤贫户。许多矿工穷得欠下面包账达四万法郎之多，如以毎天工资三十苏计算，此数相当于五万个工作日的工资。矿工的情况悲惨到这步田地，以致在法庭上被控诉的简直不是罢工工人而倒是安辛公司了。
当时有一个报纸报导说：
“这件案子在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就显出一个怪现象。好像不是受审的十九个工人在当被告，而是安辛公司坐在被告席上受审。有些证人指责它，另外一些证人为它辩护。公司的管理处、经理人员和公司制度，对全体工人的苦难显然是责无旁贷。这些工人所受的苦痛已经平常情，因此才不得不拋弃原有的安静和逆来顺受的习惯。他们只觉得，我们的法律从来没有能够保护他们，以致使他们长期受着垄断资本凶横的鱼肉压迫。这种垄断是中世纪种种虐政和特权当中，唯一能够莫名其妙地经过两次革命，而居然还原封未动地遗留下来的东西。一般人都觉得，这将是这件案子的真正内容，因此，不论是检察官和法官，都将就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
[29]
法庭对于矿工的反应颇贝戒心，所以不得不比往常做得温和一些：十三个被吿被宣告无罪，两个被判处一个月徒刑，两个各处刑十五天，另外两个各处刑八天。
一八三三年夏季的罢工并不仅此一次。六月间，嚣蒙的手套工人联合反对克利伏总厂雇用新工人，因为这样一来，不但使得旧工人失业，而且会招致工资的普遍降低。七月间，哈佛尔港的工人，包括泥水匠、细木匠、马蹄匠，要求增加工资。继之，圣玛利奥米尼的织布工人对资方的压迫（对绕线工作的工资决定减少二十生丁）忍可无忍，用铺路的石块和棍棒砸碎了制造商的门窗。九月，巴黎的两个木匠团体取得协议，采取共同行动，五千个木工离开工地，结果每天的工资提高了十个苏。
九月，里摩日的瓷器工人发动罢工。当时，瓷器业受到了经济危机深刻的影响，因此工人们遭到失业，工资减低百分之二十，而且欠薪达数月之久。到了一八三二年年底，萧条已吿结束，于是二百名工人于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二日发动罢工，要求恢复经济危机发生前所规定的工价。制造商初起拒不接受，后来在工人的坚决斗争下陆续让步。
一八三三年十月，巴黎首饰工人要求每日的工作由原来的十一小时半减为十小时半。十月二十日，一千二百（一说一千五百）名首饰工人在亚梦田税卡检验场举行集会，决定成立一个包括首饰工人、镶嵌工人、琢磨工人、雕刻工人的互助会。罢工是在两个作坊里爆发的，一八三四年一月十日，十三名首饰工人以结社罪被控。
十月及十一月，巴黎面包工人两次在梅恩税卡检验场举行集会，提出每天的工资增加十个苏，每家面包房应雇用与烤面包炉数相等的面包工人等要求。在第二次示威时（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面包工人遭到政府武装力量的袭击，其中包括正规作战部队、国民军、长矛骑兵队和龙骠骑兵队等。被捕的工人达二百二十五人之多，仅这个数字已经可以看到示威运动的规模。
在同一时期，巴黎的缝衣工人又发动了好几次罢工，三百个工人被投入牢狱。外省如翁热、奥顿、贝约纳、达克斯、里摩日、勒曼、麦茨、奥尔良、卢昂、都尔等地的成衣业普遍地发生骚动。在巴黎被捕缝衣工人的家属均由里昂和都尔两地的同伴设法接济。制鞋工人的结社运动也有此情况：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巴黎制鞋工人在洛欧苏亚税十验场集会，这次运动逐渐发展到外省，如里昂、第戎、夏龙、包恩、马赛、蒙贝利埃等城市。
一八三四年二月间，爱克斯附近的矿工罢工两天。爱克斯城的总检察官不得不指出矿工确受到残酷的剥削。他写给司法大臣的报吿中说：
“工人们久已在埋怨他们的工资太低，而资方强迫他们向当地矿局管理处购买灯油，而灯油的定价又非常昂贵，在控告他们结社罪的过程中，我很高兴见到这些工人所埋怨的事情能在公开的辩论中揭露出来。这些情况已经调查属实，法庭认为矿工们犯罪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加斯特拉纳伯爵发给这些矿工的工资实在菲薄，而伯爵手下的经理人员所供应的灯油，价格则由于贪污作弊又确实定得太高。”
在工人运动史上，这样连续不断的罢工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情况。这是工人战斗精神已经提高的铁证。当时经济恐慌虽然可以认为已经结束，而罢工运动却还是不断发生，而且大多数带有明显的进攻性，都是以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为目标。因此更证明了工人战斗精神确是提高了。
不仅如此，工人们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还更加积极地参加一般的政治斗争。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拉波尼拉依在刑事法庭上讲的话，就是代表着工人们说的。他被控的罪名是为工人公开讲授法国史课程，因为他在讲座上说过：在一七八九年，人民只是“换了一批暴君”，结果依然受到“更阴险的、更可恶的、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暴君”的奴役，他对法官宣称：
“真正的共和国，我们所热烈追求，梦寐以求的共和国，是个没有伊洛达
[30]、没有奴隶、没有贱民的共和国，是个不分资产阶级和平民，不分特权阶级和无产者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自由和平等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东西，而不是某一阶层独占的特权。”
[31]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拉马格将军[32]出殡那天，各行各业的工人都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参加送殡，其中有染坊工人、印刷工人、啤酒工人、制帽工人。在他们所持的旗帜中，有一面黑旗迎风飘展，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第二天即六月六日，在圣麦利修道院内发生战斗，工人们筑起街垒。这次逮捕人数之多弄得政府方面不得不征用公共车辆来载运犯人。警察局长通令医生和外科医生，吿发就诊的受伤工人。
共和主义者在反对路易-菲力普王朝的斗争中已经不能再忽视工人了。
要了解当时共和派的态度，我们不能忘记，以路易-菲力普的名义统治国家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即大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因此，不但工人阶级倾向于共和制度，而且还有小资产阶级，因为财产资格选举制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其中尤以自由职业者对此更为不满。其次凡是反对银行家专政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憧憬着共和制度。共和主义者虽然团结一致反对七月王朝，但还远不能组织成一个阶级成分一致的政党。他们彼此在利益上有着不少的矛盾，抱有不少分歧的希望。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看来，工人只是个辅助力量，他们虽然需要这个力量，但是早就在准备过河拆桥了。但在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方面，他们心坎里却还保持着雅各宾式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目前说来，主要的是大家如何同心协力来对付七月王朝。
这时候，“人民之友社”内已经建立起缝衣工人、营造工人的支部[33]。一八三三年十月，“人民之友社”改组为“共和人权协会”，并在会内设立一个宣传委会。这个宣传委员会似曾在工人中间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个组织除了知识分子外还有一定数目的工人，如排字工人拉蒙尼啊爱、巴斯基叶-布吕耶尔、鞋匠厄弗拉汉、红木家俱木匠洛耶爱、木匠亚拉个、手套工人贝拉尔等等。这些工人积极分子同时还在本行业中积极参加发动联盟结社的工作。
许多共和派报纸不断发表工人的请愿书，抗议逮捕罢工工人，组织对罢工工人家属的援助工作。在联盟结社罪的审判案中为工人出庭辩护的也往往是共和派的律师。例如里昂的米歇-安日·柏利埃，他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已和工人站在一起并在起义中受过伤。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他为被控吿的各制鞋工人出庭辩护。他在辩护中强调指出，工人“只是一架生产的机器”，“计算工资”，不是根据工人的劳动为原料所创造的价值，而是根据使工人不致于饿死的最低需要。”
※ ※ ※
大资产阶级知道它必定能得到政府、警察、法官和军队的支持，所以拒绝作任何让步。当安辛市市长向安辛公司总经理指出矿工们极度贫困的情况时，这位总经理竟然答道：
“本公司宁愿让矿井停工十个月，决不向工人作任何让步。”
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在缝衣工人审判案中，资本家方面的律师说道：
“这不仅是对一切形式的合法政府宣战，而且是对一切社会秩序的永恒的基础（人身安全、所有制和自由权）宣战。”
他感谢警察和检察官给予资本家的“忠诚协助”。可是，为了对抗雇主而创办自己的生产合作社，因而于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捕的一百五十名缝衣工人，对于他们说来，“人身安全”又到哪里去了呢？十一月六日，警察冲进缝衣工人慈善社，逮捕了二十个缝衣工人，对于这些缝衣工人说来，“自由权”又到那里去了呢？所以，只有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才能享受“人身安全”和“自由权”。抗议又有什么用处呢？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辩论报”说：“永远是有富人和穷人之分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工人们子女太多。家庭是和工人不相称的一奢侈品。这一点至少是索姆省省长、伦理学院院士杜诺叶的意见，他于一八三三年十二月通令本省各市市长说：
“穷苦家庭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这些家庭只有刻苦耐劳，谨慎小心，才能上升。尤其是在夫妇关系上必须小心，必须特别注意到不使他们的夫妇生活比他们的手艺生产出更多的果实来。”
一八三三年九月，政府接受了巴黎木匠包工头的建议，决定利用军队来代替罢工工人，从而创立了一个先例。包工头请求陆军大臣派给他们一百至二百名工兵营的木匠，让他们使用十天以上。每人每天的工资为三法郎半（这就是原来的木工工资，而木工们则要求增至四法郎）。这样做法是“为了叫误入歧途的工人恢复理性，想一想他们的义务。”事实上，正如我们则所看到的，包工头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不得不答应增加工人们所要求的半各法郎。但是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当时的商业大臣写信给陆军大臣说：
“如果工人们再要结社聚众，我们也许还要请求你阁下，允许用卫戍部队内的工兵来暂时代替他们。”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九日的“辩论报”叫嚣道：
“好极了！只要包工头确实能够照他们所惯常付给的工资找到人手，那末不久就可以看到那些最难对付的工人也会来重新要求工作了。”
请看这些人是何等的厚颜无耻！如果一个工人的工作让士兵占去，为了活命和养活家口而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那末对于这个工人说来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一八三三年十月，面包工人罢工，政府宣布将巴黎驻军中所有会烤制面包的士兵，交给面包房主人调遣。一八三三年十二月，马赛也发生同样事件，这次是为了对付罢工的石匠。马赛卫戊司令调集军队中所有的石匠给包工头。这些军匠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当真代替了罢工工人。工人们终于失败了，不得不恢复工作。陆军大臣在床贺胜利之余，通知该司令官说：“今后如逢发生类似的结社聚众行为，应即以同样手段对付之。”
的确，政府是想从此消灭工人们所进行的那种游击战。“普通”的镇压手段已经不足以应付，可是仅在一八三三年一年中，仍有五百二十二个工人以结社罪被控。
※ ※ ※
政府企图予以决定性打击的对象是各种社团，它希望一举打垮共和派团体和工人团体。当然，政府想打击的还是共和派团体，政府所以要打击它们，正是因为如同掌大臣巴尔特所说的，“那些团体的活动已面向工人阶级。”他又说，最严重的倒不是那些“工人们自发”的结社运动，而是“工人为了反对东主而组织起来的大团体”所发动的那种结社运动。
工人在共和派的支持下，反对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人、路易-菲力普政府的斗争，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一八三三年十月，政府计划加强反结社的法令，为此就必须给各团体以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刑法第二九一条的规定并不包括人数不到二十人的团体在内，因此共派团体和工人团体为了避免触犯法律，建立了许多不到二十个人的小组。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日，政府提出一个新的法律草案，如果议会予以通过，那末，事实上就意味着一切社团消灭。因为根据这一法案，那怕是不到二十人的支社都在禁止之列。按照法律，不但对领导人可以判罪，便是全体成员也都有罪。同时，这类案件又规定不再提付刑事法庭陪审团审问，而将提交更顺从政府压迫政策的初级刑事法庭法官来处理。
鉴于当时的选举制度，当然不可能希望会议真的会反对这个法律草案，因此这个法案果然在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通过了。
※ ※ ※
于是，一心要保护他们组织的共和主义者，尤其是坚决保卫自己的组织的工人，都纷纷起来骚动。
这一次信号又是从里昂[34]发出来的。自上次丝织工人起义以来，工人们的物质条件毫无改善，但是他们的思想却起了变化，他们比过去更能接受共和主义的宣传。“互助主义者”也纷纷活动起来，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有法兰绒帮工们，他们组织了法兰绒织工会，要求限制劳动时间。绝大多数的行业中的工人，如薄纱绸工人、缝衣工人、头纱工人等也都组织起来。一八三三年五月十二日的“工场回声报”写道：
“劳动者只有组织起兄弟般的团体来，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但不应互相仇视，而且应该彼此帮助。各国人民的‘神圣同盟’将从同样的劳动者同盟中产生出来。”
这张报纸于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八日揭穿了承认工人享有自由权的虚伪性，它道：
“凡人均有生存的权利，因此就有劳动的权利。如果对劳动者说，他们不必联盟结社也可以进行工价的谈判，那是对那些吃了今天没有明天，因此不得不忍受弱肉强食的规律，即资本主义规律的人们的一种侮辱性的嘲讽。”
一八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互助主义派决定举行总罢工，抗议降低制造帽子上丝带的职工的工资。工人们一致采纳了罢工口号，使三万架纺织机停工十天（二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这一次，虽然丝织工人的要求没有获得满足而不得不恢复工作。但是他们都意识到，这不过是暂时遭到失败，并不是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和彼此支援的精神已经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而为日后进行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创造了条件。甚至工价并未削减的织布工人也参加了这一次罢工。恰恰在这时候，人们得悉禁止结社的法律草案已被通过。里昂共和派报纸“拾穗者”宣称：“进行抵抗已经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义务，而且变成了一项需要了。”法案通过后，二千五百五十七个互助主义者提出了一项严正的抗议书说：
“决不在这样无理的桎梏下低头，集会决不停止。根据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劳动谋生的权利，他们知道如何以一个自由人应有的一切力量来反对任何横蛮的企图，他们决不惜任何牺牲来保卫任何强权所不能夺取的这项权利。”
人权协会里昂支会决定，“他们的组织将不顾一切像过去一样继续存在。”因此，在罢工期间虽然没有一个人被逮捕，但等到复工后，反而有六个互助主义者在煽动二月间结社运动的罪名下被捕。
共和主义者（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初次和工人组成了统一战线，这对两方面说来都标志着一个深刻变化。人权协会和各纺织业工人协会成立了一个“统一委员会”，决定在被捕的互助主义者受审那天，即四月九日举行示威。
政府当局极想从此把丝织工人压服下去，他们看到几天以来士兵与工人彼此亲善的情况，更加揣揣不安。
四月五日步兵第七团的两个连已经与丝织工人有了亲善友爱的表示。
当时有一个新闻记者曾作这样的报导：
“士兵们用极为友好的态度来回答那些过来和他们握手言欢的工人。不一会儿，插在枪头上的刺刀都放进了刀鞘，军官们也收起了指挥刀，市民和军队之间建立了友善的团结。在酒铺子门前支起了桌子，士兵们枪托朝天，很高兴地接受同胞们的邀请。后到的一连士兵也以同样的热忱参加了这样的和平举动。彼此之间都表现出无限的信任。”
因此要干就得赶快，而且必须立即整顿士气。从四月五日至九日，政府军从军队中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了污蔑丝织工人的宣传，把丝织工人说成“法国国内的强盗”，“活该枪毙的下流胚”。这些诽谤和造谣的手段，正好供日后梯亥尔“动员”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公社时的借镜。
四月八日夜间，政府调动一万军队，占领了各十字路口和主要建筑物。九日早晨有一家报纸报导说：
“市政厅今天收到了拒马柵、火箭、子弹和各种攻守武器，市政厅好像已经兵临城下。全城岗位都派了双岗。一直到这时候还认为不需要设防的邻近各高地都安了砲位，从而把分散的砲台连成一气，成为完整的局高临下雄视全城的战斗系统。”
四月九日，里昂发生了总罢工。在法庭进行审讯时，有一个人在法院的院子里被人杀死。第一批街垒出现了，但很快被砲火轰毁。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四天中，战争十分剧烈。士兵们接到“街上见人即格杀不论”的命令。高地上的砲台向城中轰击。十二日，军队采取攻势，占领了纪约基埃和怀兹镇。随之而来的无非是屠杀和放火。最后剩下的一些起义者被压缩到城中心，然后驱进科尔德利教堂全部被枪决了。
保守派议员阿米洛曾写道：
“里昂遭到了可怕的破坏，一切战争手段都尽情地用上了，居民的住宅在砲声雷鸣中纷纷倒塌或被熊熊大火所烧毁。无辜的人民，妇女和儿童都遭惨死。他们都是镇压叛乱所用的手段下的牺牲者。
在这个阶级战争的战场上，省长卡斯贝林获得了荣誉军团[35]的宝星，亚玛尔中将则获得了荣誉军团的一级勋位。卡斯贝林的父亲是国民公会的议员，曾投票赞成路易十六的死刑。亚玛尔中将则曾在埃洛[36]一役中升为上校，他的岳父也曾在国民公会投票赞成路易十六的死刑。于此可见，这是一个如何充满了悲剧性的演变（我们已在前面指出了这个演变的各个阶段）。卡斯贝林省长和亚玛尔中将，既然做了大资产阶级的爪牙，从今以后自然千方百计来打击工人阶级了！
这一役，总计死者三百四十二人，伤者六百人。各行各业都有殉难的烈士。“这真是保卫结社权的总起义。”
政府之所以痛恨结社权，并不是单为阻止共和主义者结社，而是，特别是要把工人们孤立起来毫无抵抗地听凭雇主们压迫。罗尼省议员富希龙无耻地在起义一个月后在议院里宣称：
“在里昂，工资越低，工人们越勤劳。因为如果工资太高，工人们一个星期干三天，挣够了，其余的日子就不想干活了。”
这一起义比十一月起义所引起的震动更为广大。四月十一日，三四千工人在圣亚田举行示威，一部分煤矿停工。工人企图夺下兵工厂没有成功。在亚尔波亚城，起义群众占领了市政厅。在格勒诺布尔、马赛、夏龙许索恩、维也纳、格莱蒙-斐龙等城市也都发生示威运动。吕纳维尔城的一个钢盔骑兵团密谋哗变。
巴黎的人权协会中央委员会曾决定支持里昂的起义群众，但是迟迟没有拟定计划。里昂来的消息又是彼此矛盾的。当政府决定封闭“论坛报”，该报总编辑亚芒·马拉斯特仓皇出走后，资产阶级的共和派就觉得迷失了方向。可是工人们却在马兰区，波蒲尔街、奥白里勒波雪街、特朗斯诺南街筑起了工事。军队出来干涉，造成了所谓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在那条街上，仅仅在一所房子里就有十四个人被杀死，四个人受伤。这是内阁总理梯亥尔第一次对巴黎工人所下的毒手。他和教育大臣基佐以及指挥巴黎军队的布乔，是主要的负责人。梯亥尔说：“不该留活口。”基佐说：“命令是毫不留情的。”布乔对士兵们说：“见一个杀一个。朋友们，不要留活口，不要心软……我们得堆成一个三千名乱党的死尸堆。”
政府提交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携带武器的法令，并把征兵额提高到三十六万人。两千名嫌疑犯被捕。但是他们的案子一直等到第二年五月才在贵族院举行审判。这一次审判的风波特多，因为政府拒绝被吿选择著名的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亚纳罗梯、布朗基、拉梅纳、儒勒·法佛尔等人当他们的辩护人。有些被告拒绝法官的审讯。一大批一大批的被告被判处流刑和徒刑，首先是里昂的工人，其次是其他省份的城市如吕纳维尔、亚尔波亚、格勒诺布尔、马赛、圣亚田的工人，最后轮到巴黎的工人。
这一批案子一直到一八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才审判完毕。中间发生了谋刺路易-菲力普的案子（费爱斯希谋刺案）。政府于是找到了借口，要求议会通过一系列的镇压条例：这就是一八三五年九月颁布的条例。刑事法庭增加许多分庭，以便发生叛乱时可以更迅速地审判大批罪犯。报馆监理人缴付的保证金提高数额以阻止人民的报纸，首先是工人报纸的发展（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里昂和巴黎早已有工人报纸出现）。对木刻、石印、图片则规定了出版前须受检查的办法。著名的漫画家社米埃曾以充满了仇恨的现实主义笔法，绘画一幅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的石印画，竟也遭到资产阶级的迫害。
法国工人阶级从一八三零年到一八三四年进行的一系列的斗争，就这样在表面上的失败下结束了。事实上，他们不过刚刚经历了初步的斗争考验。对此，总结下经验是十分重要的。
[1] 参阅奥克泰华·费斯蒂：“七月王朝初期(1830-1834年）工人运动史”。现代历史图书馆。第二卷，第三分册，巴黎一九零八年版。关于工人联合会，可参阅：劳动局一八九四年至一九零四年发表的“行业联合会”，计统计表及文字说明共四册。关于思想运动问题，可看B.伏尔金的“法国秘密会社的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一八三零至一八三四年）”，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四七年第六期。
[2] 法王查理第十之子，于一八二零年二月十三日被人刺死。
[3] 我们利用了以下的史料：在上面已引用过的奥克泰华·费斯蒂的著作；费尔南·吕德：“一八二七-一八三二年里昂工人运动”，巴黎一九四四年版；欧仁纳·泰尔莱：“机器生产初期法国工人阶级。从帝制末期至里昂工人起义”。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专门叙述里昂工人起义的，已译成法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评论”一九二九年三、四、五月第一、三、四期。最后必须指出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Φ·波将金的极重要的著作：“里昂起义”，这本书研究了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丝织工人起义。
[4] 指“血腥的星期日”（一九零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即俄历一月九日）。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指示下，军队向示威工人开枪，这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的起点。
[5] 茹斯丁·哥达尔：“丝织业工人”。关于里昂丝织工人的专门著作，研究历史、经济、社会方面情况。第一部：“劳动法规（一四六六-一七九一年）”，里昂和巴黎一八九九年版。
[6] 一八四八年，由于实行了财产资格选举制，罗尼省全部人口五四五、六三五人中只有五、三五三人有选举权。
[7] 让·阿拉扎尔：“一八三一年里昂工人起义的原因”，“历史评论”，一九一二年。
[8] 爱德华·道莱昂为费尔南·吕德的书所写的序言中，曾引用乔治·布尔琴的话说：“里昂的工人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那么困苦和屈辱。”可是，根据我们所搜集的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所引用的仍是吕德本人的著作），这话并不实在。固然，里昂的丝织工人的确有着一股自尊心，不肯让别人侮辱他们，所以他们不能算得当时法国工人中最不幸的工人。但是他们究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经不甘心再忍受贫困。
[9] 这是里昂制造商们早已关心的事情。茹斯丁·哥达尔在他所著的“丝织业工人”一书中，曾引用普鲁士皇家工场总监、手工工场法庭审官梅露的话说：“里昂的制造商必须记着，廉价劳动力不但本身就对他们有利，而且更有利的是能使工人做起工更加勤快，生活更加循规蹈矩，对制造商更加听话”。
[10] 哥隆勃：“里昂起义及其起因的札记”中曾写道：“正如巴黎一样，法国第二个大城在一八三零年起义的日子里，首先拿起武器来的也是工人。他们和巴黎的工人一样，也是急于要推翻专制政府，雄壮地宣布他们热爱自由和民族的旗帜。”
[11] 事实上，圣西门派却曾企图阻止暴动。警察局报告中指责他们是暴动的发起人，这是不符事实的。当然他们是同情丝织工人的，但是他们说：“只有上层阶级伸出手来，下层阶级才会想到提高自己。”（见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环球报”）。“在里昂所升起的旗子是个伟大的象征。但是里昂事件本身永远算不得光荣事件。啊！光荣绝对不会与同属一个家庭内劳动人民之间所流的血结合在一起。”（奥林德·罗德里格语）
[12] 他本人就是莫塞尔采矿的业主。
[13] 据不完全的统计，军民死伤者计三百五十七人，其中有丝业六十二名（包括各种工匠，女工和少年工等）。但是能够表现出这一次起义的广泛性的是，其他行业的工人：如成衣匠、鞋匠、瓦匠、木匠、园丁、制锁匠、车夫、短工等等，都参加了战斗，并且出现了许多烈士。
[14] 实际上，布维埃-杜摩拉曾以谄媚「字模糊，可能是“谄媚”——录入者注」的言辞欢迎过奥尔良公爵，他在布告上说：“里昂市民们，脱去丧服，穿上节日的衣服罢。奥尔良公爵已经来到了。这是预示着暴风雨已告结束的虹霓。”可是就在这时候，克洛瓦-鲁斯区的作坊里，孤儿在痛哭失去的父亲，母亲俯视着受伤的儿子。
[15] 蒙法尔贡写道：“我应该坦白地说，是的，政府在里昂周围建筑了一道强大的防御工事。在政府的心目，内部的敌人和萨丁岛人或奥地利人是同等重要的。是的，政府的工事是受到十一月事件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是为了预防工人再度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在此再加上一句，过去亨利四世对里昂人民宣称：“我宣布，我绝对不怀疑你们，我只想在你们心坎里，把你们善意变成金城汤池。”
[16] 马尔赛·维拉尔：“被告的控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三七页。
[17]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在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一八三二年出版，第五和第一三页。
[18] 警察局长季斯盖与金融资本家有着直接的连系。早在一八一八年，他已创办了哈佛尔贸易公司，并与彼利厄公司合股。一八二五年，他在巴黎得取迦西米·彼利厄的借款创办了一家银行贸易公司。一八三零年十月，他受陆军大臣委托前赴英国购军火（洛特雪任中间介绍人）。群见“警察局长季斯盖回忆录”，他本人撰写，巴黎一八四零年出版。
[19] 米歇尔·希瓦立：“圣西门教。里昂事变。”博立叶在死前两年（一八三五年）也曾论述过里昂事件。他写道：
“过去任何世纪都不能像我们这个世纪一样的有充分理由来对哲学表示怀疑？经历了十五年来无数次的变迁，理性主义、实验主义和工业主义方面的进步，迅速地向越来越完善的境地发展，人民也屡次地进行革新和复兴，但是时至今日竟然还要为了工资菲薄，衣食五着而不得不起来暴动，不得不在他们旗帜上大善：‘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虚伪的工业……”第一卷，第五六页）
[20] 指大革时期圣多明格（即中美洲西印度群岛海地岛）爆发的奴隶大暴动，暴动结果是黑人获得了胜利。
[21] 此处显然是指资产阶级。
[22] 这也是“时报”的意见。照儒勒·盖得的说法，那时候的“时报”已经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报纸”了。我们以后还时常提到这张报纸。该报于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写道：
“一旦私有制到了威胁，那末就谈不到什么政治见解，什么内阁制的不同倾向，什么在朝在野了。那时大家必须先来救燃眉之急。我们必须停止彼比责难，号召一切力量去帮助那个维护我们利益的政府。任何叛上作乱的行为都会带来大混乱，没有一个公民会在混乱中幸免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因此赶快帮助政府吧！我们应当自动地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必须阻止叛乱思想蔓延开去。工人运动是有传染性的。里昂就是一个中心。“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号召人们起来组织一个反对工人的统一战线。
[23] 在国立图书馆中，现在还可以找到一个工人很自豪地给圣马克·吉拉廷的一个答复。这是一本只有八页篇幅的小册子，书名为“一个无产者送给辩论报编辑倍尔丁先生的礼物”，书上署名“无产者，印刷工人巴洛”，兹摘录一段如下：
“我们无产者是祖国的敌人？啊！先生，如果说祖国不幸在哺养着一批忘恩负义的儿女和卖国贼，那末这批人决不是无产者，而是那些社会上的大人先生们。那些人绝少有像我们被人称为真正的爱国人士的那种品德和勇气。”
[24]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信中语。可以肯定，沙多布利安是个保王党分子（他是个正统王朝派，所以并不拥护路易-菲力普），但是他也不得不佩服那些工人们的英勇气概，他写道：
“这些工人驱逐了当地驻军，迫使国民军脱下军服：废除税捐，迫使政府不得不在冬季动用巨款，调遣二万大军前去对付他们。这些工人把省长当作秘书使用，命令制造商接受他们的条件。这些工人进行谈判，派遣使节，以平等地位和路易-菲力王朝办交涉。”
[25] 百年出版社，第四卷，第五八一页，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26]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一四页。
[27] 里昂起义运动即便在外国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奥地利首相、欧洲极端反动领袖梅特涅克也不掩饰他的不安情绪。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里昂事件不论用什么方式快快结束吧，这对我们德国自由分子是个很不好的榜样。在德国，中等阶级（指资产阶级）反对王朝和高等阶级（指贵族）的激烈斗争还在进行中。而在法国，现时王朝和贵族几乎已经消灭殆尽，贱民（指无产阶级）却站起来反对中等阶级（指资产阶级）了。虽然这样发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竟必要来一系列难于预料的后果。”
[28] 当时，巴黎不合乎卫生条件的住屋约有二万所。有一个医生谈到霍乱时症时写道：
“圣日耳曼-洛赛鲁阿街二十号，住有一个硝皮匠。他的作坊就设在楼下院子里。作坊用来浸牛皮的脏水就倒在院子的小沟里，水然后流到井里。同院住有一个面包师傅，他就是用这种井水来做面包。”（伏季埃著：“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第二十五卷，第二三六页。）
[29] 安辛公司的老板彼利厄，取消了以前所同意的妇孺救济金。一八二五年，他又将患病的工人每周的救济金，从六法郎减至五法郎。
[30] 即古代被斯巴达人征服而沦为奴隶的人。
[31] “公民拉波尼拉依在塞纳省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一八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32] 拉马格自一七九一年起曾历次参加革命及帝国各战役，由于他反对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普而受到人民的爱戴。
[33] 参阅上面引用过的伏尔金论文；车尔诺夫：“七月帝政时的共和党”，一九零一年。
[34] 参阅茹斯丁·哥达尔：“一八三四年里昂四月起义”，载“一八四八年革命”，第三十一卷，第一三五页。
[35] 荣誉军团是拿破仑一八零二年设立的勋位，旨在酬“有功”的军人和民政人员。——译者
[36] 普鲁士的一个城市，拿破仑曾于一八零七年二月在其地打败俄普联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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