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巴托莫尔《法兰克福学派》（1984）
第二章 批判理论的高潮
一九五零年回到法兰克福之后，「社会研究所」完全由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观念所主导；特别是阿多诺的观念，因为霍克海默在一九五四年与一九五九年之问便已前往芝加哥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接着又于一九五九年退休。浩劫后卷土重来的「社会研究所」，致力于建立一个定义明确的思想学派，尤其是一个以哲学与美学理论为重点的学派，因为这些理论正是阿多诺个人的主要兴趣。这一独特风格也表现在它的第二代学者的著作中，其中最为出色的几位——哈贝马斯、施密特（Alfed Schmidt）与维尔默（Aldbrecht Wellmer）——也都是哲学家。至于居留在美国的老一代成员之中，至少马尔库塞，依然可以视为这一复出的学派的一个领导人物；即使日后它的欧洲追随者与美国追随者之间出现了不少的歧异，特别是对政治行动的不同看法。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风格，在一九五〇年代与六〇年代愈来愈为突显而且方向明确，纵然事实上阿多诺在他回到德国之初，曾经提倡经验方法的使用（虽然不是为了检证理论），并且曾经主张社会学不该再被视为一种只是为了达成「意义」（meaning）的解释之「精神科学」（Geistewissenschaft）或「文化科学」（a cultural science）[1]。一九五九年，在「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the 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上，阿多诺提出论文重申他对所谓的「非哲学的」（non-philosophical）或「非理论的」（non-theoretical）社会学之批判，认为它们「凭借的仅是简单的范畴结构，却想将现存事物经过单纯的再造，从而提升到理想的层次。……实证论不但是一种附属于现存事物的态度，而且对现存事物探取一种积极而实证的观点[2]」；从此，对实证论的攻击，成为往后十年问他的著作的「基轴」（leimotive）。
对实证论与经验主义的批评，以及为社会理论建构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企图，不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提供了基础，而且也成为往后三十年问这一学派的理论体系的绝大部分；自一九三七年霍克海默提出有关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论文以来，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德国社会学的实证论论战为止，这一取向一直是他们的理论的中心理路，也是我们在此必须详细予以讨论的。大致来讲，他们对实证论的批评，可以分成如下三点：第一，实证论是一个不正确而且会造成误导的路径，它不会也不能掌握社会生活的真正意义；第二，由于它注意的只是目前存在的事物，因此它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反对任何激烈的变化，这将导致政治的冷感症；第三，它不但和「技术官僚的统治」（technocratic domination）这一新的统治形式之问有密切关系，而且事实上，它也是维系与制造这一统治形式的主要因素。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在批判实证论的知识论与科学哲学时，他们对于批判对象的认识不但不是正确无误的，而且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3]。因此，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一书的关心重点，是孔德的实证论〔以及它在史塔尔（F.J.Stahl）与冯·史坦（Lorenzvon Stein）等人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德国风格〕；马尔库塞将它视为一种对法国与德国理性主义的批判性与破坏性趋势之自觉的反动[4]；一言以蔽之，实证论是一个反革命的学说。至于霍克海默，一九三七年在两篇重要论文之中[5]，更扩大范围的批评了实证论的科学哲学，尤其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或「逻辑经验论」（logical empiricism）。他的批评，广泛的指向一切形式的「科学主义」〔换言之，他反对维也纳学派在「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的构想中，所提出的一种通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中的普遍科学方法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al scientific method）[6]；而且，他特别反对科学主义宣称科学是「唯一的知识与唯一的理论」，以及它对哲学的毁谤，「……也就是说，（它对）每一种针对科学而发的批判态度」的毁谤。他继而指出，「任何立场，如果显然地与明确的科学观点毫无兼容的余地，则确实应该被视为是错误的，……（但是）建设性的思想应能整合不同学说的概念，（而且）将它们编组成可以适应现存处境之正确格式。这种和科学的积极关系，并不表示科学的语言是唯一真实的与正确的知识形式。……单靠科学的语言来言谈与思考，是肤浅而偏狭的[7]。」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所做的比较，是从科学乃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观点出发的。传统理论「在一切社会活动的分工中对应的是学院中人的学术活动，但若不能直接说明它与其它活动的关系，则学术之真正的社会功能便不能彰显出来」；因此，「自由主义时代布尔乔亚学者的伪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表现在各种的科学哲学之中，特别在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之中[8]。另一方面，那些采取「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则确认「目前的社会整体存在着两个面向」，存在着对立的局面，特别是阶级冲突，在这里面而且是当他们「把自己认同于这个整体时，并视之为意志与理性」时，他们也「体会到事实上社会是可以和非人文的自然过程与纯粹机械主义相互比较的，因为由战争与压迫所造成的各种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意志的产物[9]。」因此，「批判地接受那些主导着社会生活的范畴，已同时包含了对它们（指这些范畴〕的指责[10]」，而且批判理论的目的显然在于社会的改造与人的解放。这一统合知识（knowledge）与目的（purpose）、统合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eason）与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企图，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基本的哲学立场，以及它对实证论分割「事实」与「价值」的做法之批评的依据。
霍克海默接着又从另一个角度来检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假如一个理论步骤（指批判理论）不透过已经可以使用之最简单而且最有条理的概念系统，来作为处理客观事实的形式，它莫非只是一种毫无目的的知识游戏、一种不伦不类的概念化的诗歌，以及一种心境的无力表现？」[11]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和卢卡奇相同（而且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他的影响在这篇论文中历历可见）；他认为，批判理论的解放关怀，可从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中获其根据，但他随即就又指出，甚至无产阶级的处境也不是正确知识的保证，因此，他的观点无异于卢卡奇，他也主张进一步区分无产阶级的「经验的阶级意识」（empirical class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不免会有错误）与「正确的阶级意识」（correct class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必须是由外引进的）之问的差别。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家的社会功能的真正表现，在于他以及他的著作「与被压迫阶级形成一个动态的统一（dynamic unity）时；也因此他对社会矛盾的指陈，才不会只是在表达一种具体的历史处境，而且也是一种内在于它以及激发改革的力量[12]。」至于卢卡奇与霍克海默之问的基本差异，在于卢卡奇在革命政党中确立了这个动态的统一之社会的位置〔「理想的」政党和他自己实际上加入的布尔什维克党之问显然是有天壤之别），而霍克海默却从未表示思想家与阶级之问的互动关系，会发生在什么地方（难道真的不会发生在大学及其研究机构里面吗？）。甚至到了一九五〇年代，霍克海默（正如其它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已经完全放弃了他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仅存的一点点信心，批判理论也因此丧失了它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根据；而且，我们将会发现，最后他只得从宗教的层面去找寻根据。
在这些早期的论文之中，霍克海默对逻辑实证论也提出了几个特殊的批评[13]，而且这几个看法日后也都成为一般公认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信条：他认为，从知觉到检证（verification），作为「经验主义的起点与终点」，是一个不正确的原理，而且足以显示布尔乔亚思想是愈来愈空洞的；他认为，实证论所搜集的「孤立的事实」（solitary facts），其实都是「从那些自己呈现出来的无数个事实中任意选择出来的」；他也认为，实证论并未区分事物的表面现象与它们的核心或「本质」之问的差别。因此，他的结论认为，「科学的事实与科学本身，都只是社会生活过程的片段，而且吾人若要了解事实或整个科学的意义，就必须先取得进入历史处境的钥匙，也就是说，必须先掌握正确的社会理论[14]」。而且，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正确的社会理论」密切相关地依赖着「正确的意志」。当然，霍克海默对现代实证论的某些批评，也有其它的科学哲学曾以更为彻底而有系统的方式，做过相同的批评，譬如巴柏的批评，以及更为晚近的结构主义者与实在论者所做的批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些晚近的论争，却极少提出高明的见解，直到哈贝马斯的著作中才有进一步的表现（这在下一章将会讨论到）。
阿多诺在一九五〇年代与六〇年代的几篇论文中[15]，大部分在重复霍克海默对实证论所做的批评，特别是在批评实证论对「事实」（指表面的现象而言）的偏爱，以及它为了维护现存社会现状所做的「正面」评价。不过，日后在一篇他为「实证论论战」的专集所写的导论中[16]，阿多诺曾将一些新的质素引进批判理论里面；事实上，这一次的论战原本就是阿多诺与巴柏之问的论战[17]。在这个论战中，巴柏理直气壮地否认自己是个「实证论者」；而且声称自己是个从实在论立场（a realist standpoint）对维也纳学派的实证论采取批判态度的评论者；然而阿多诺依然针对这一说法，指其为「科学主义」，虽他并未进一步检讨各种形态的「科学主义」及其论证，而且也忽略了巴柏对于理论性社会科学的任务所提出的论点。他不但不讨论科学哲学与方法论的问题，反而只从他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的立场[18]，讨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问题。至于阿多诺的哲学观点，已经超出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19]，在此我之所以提及，只是因为它们与批判的社会理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以上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发现霍克海默提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阿多诺手中已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修饰。第一点，此时的批判理论已经成为纯粹批判性的，它根本不能提出任何正面的观念（例如，提出一种对社会现状的正面看法），一旦提出便已包含了「同一性的思想」（identity-thinking）〔这一思想肯定哲学有其绝对的起点，而且特别就认识论而言，世界作为经验客体的星聚云集，是可以透过与之对应的概念，加以正确掌握的〕。第二点，在霍克海默思想中具有关键地位的「整体性」（totality））概念〔他使用这一概念批评实证论未能如同批判理论一般，把个别的事实放置到一个整体性之中〕，此时被视为是同一性思想的另一种表现；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完整的便是不真实的」（the whole is untrue）。至于阿多诺的哲学是否自我矛盾，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20]。然而，我们可以淸楚看出来的是，它已经倾向怀疑主义，它不但不能和马克思主义互相调和（因为，不可否认的，马克思曾经正面提出一个他自认根基稳固的历史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而且也已和任何系统化的社会理论不能互相通融。阿多诺的后期哲学，象征着法兰克福学派没落的起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论的第二个批评主题，针对的是实证论的科学哲学〔或者更广义的说，是指实证论的「世界观」〕与现状的维护之问的关系。关于这一论点，我们很难解释它的论证；从批判理论的初期见解一直到它的成熟阶段，我们与其说它曾经提出论证（the argument）不如说它曾经提出论点（the claim），主张两者之间「有」关系。譬如，假如我们认定这一关系是一种逻辑的关系，是否因此就表示，一个从实证论立场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必然导致一种特殊的（常常是指保守的）政治观点？关于这一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从未淸楚解决或加以分析，但我们也不难从马尔库塞的一个主张中看出它的弱点；马尔库塞认为，「一个寻求社会法则的科学」将会无情的扼杀「社会实践，尤其是改变社会制度的实践」[21]。事实上，马克思不但寻求社会法则，而且想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矛盾与社会对立及其内在企求改革的趋势之中，形成社会法则。就这一点而言，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问的关联变得愈来愈瞹昧。甚至，尔后的某些著作也明白的反对马克思理论中「潜在的实证论」（latent positivism）[22]；但却很少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实证论关联着一种保守的政治观点（即使他也有可能误解自己的理论的逻辑，提出一些事实上不相调和的信念）。
晚近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论与政治之问的关系的看法，强调的是一种「科学化的政治学」（scientific politics）的理念（去除价值判断或任何权力不均的因素），而这一理念正是由实证论的科学哲学衍生出来的。哈贝马斯在一九六〇年代后期的几篇论文中[23]，曾经省察政治学的「科学化」（scientization）的问题，唯他视之为科技在经济上与社会上的重要性之直接延伸，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的结果；我在底下将从这一观点来进行分析。有关实证论与科学化的政治学之问在概念上的关联〔或所谓政治实践上的「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概念〕，最有系统的分析并不是出现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著作之中，而是出现在费伊（Brian Fay）最近的一个研究里面[24]；费伊在同情批判理论之余，也试图建构一个结合某些实证论质素〔譬如，想要发现准因果律（quasi-causal laws）〕之崭新的批判的社会科学。费伊的论证，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技术控制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technical control），确实是构成科学活动的根本可能性的架构之一部分〔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和科学持有偶然的关系〕」，也因此「实证论对社会生活的知识之看法，蕴涵了一种从工具主义工程学（instrumentalist-engineering）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知识和社会行动的关系之看法」[25]。这个论证一一受到基特（Russell Keat）的批评，基特认为「不论科学主义或实证论的科学观，都不会导出一个科学化的政治学的可能性，因为两者都与主张政治决策不能单凭科学知识来完成之看法，互相一致」[26]。
归结的说，这些争论都发生在后法兰克福学派时期（Post-Frankfurt School era），而且在这时期，各种新的科学哲学与更为敏锐而精致的实证论的观点，都获得进一步的推展；在下一章，当我讨论到它们与哈贝马斯的著作的关系时，将做更为详细的检讨。目前，值得我们深入注意的是，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将「科学化的政治学」〔作为实证论的一个结果）等同于保守的政治学，或者等同于对现状的维护之同时，这一相同的观念（指科学化的政治学〕却格外奇怪地被保守派的理论家哈耶克（F.A.Hayek）视为一种形态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哈耶克在一九四一与四四年间的几篇论文[27]，大体上在于将诸如「科学主义」与「科学主义式的」等等观念，散播到英语世界[28]，并对科学的研究方式中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与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进行批评，从而检讨从这些理论取向中「产生」的实践态度；特别检讨了那些主张对社会过程探取自觉的控制〔「社会工程」与「社会规划」〕的说法，他认为这种控制有碍于「自由社会」（free society）的维系，唯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个人主义才是自由社会的基础。至于哈耶克是否较诸法兰克福学派更能在科学哲学与政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逻辑的关系，则不在本书范围。这里我们能确定的，一方面是他们对科学主义的意义与内涵之各种可能的解释，性质颇有歧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思想中有某些共同的质素，特别是他们都认为，现代社会中新的统治形态在某一方面跟科学与技术的卓越成就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接下来我们必须检讨的是，假如法兰克福学派无法严格地在概念上证明科学主义与政治实践之问的关联，它又是否能够指出二者之间在心理学与/或社会学上的关联（a psychological and/or sociological connection）？就心理学而言，这必须证明，凡是探取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在政治上都倾向于保守与冷默的态度，反之亦然；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任何致力于确立这一关系的企图，而且，这一假设似乎也显得不太合理。就社会学而言，这必须指出，不同的知识团体的社会位置，将使他们倾向于科学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或者与之相反的立场；但同样的，我们也很少看到有关这一方面的分析，倒是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本身经常被其它学者从这一观点加以检讨。马丁杰将他们比拟为日耳曼的「王公贵族」（German mandarins），林格（Ringer）则认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29]，而且指出「（他们）好比王公贵族，而不像正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写作时，内心充满了失落与挫折，而不是期待与希望。他们宛如王公贵族一般，对大众社会以及大众社会所流行的功利主义与实证论的价值观，感到不屑」[30]。在这方面，他们的态度与滕尼斯（Tonnies）以及韦伯对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的态度，有其不谋而合之处。
有人认为，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冷眼旁观的心态相提并论，但他们自己的反科学主义并未使他们幸免于日趋保守的潜在被动性。卢卡奇在形容他们的境况时曾说，「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德国知识分子，包括阿多诺，都将他们自己侍奉在『豪华旅馆的深处（Grand Hotel Abyss）』，我在别的地方谈到叔本华时也曾说过，『这是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旅馆，但它却位居深渊、虚无与荒谬的边缘。在这深似侯门之境，处于佳肴美食与附庸风雅之问，每日的思维工作所能换取的只是投宿者的高级享受[31]。』」。或许卢卡奇的评语过于苛刻，但不可否认的，确实没有任何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曾经积极参与或者支持激进的政治运动，虽然六〇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曾受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著作之影响，但转眼之问他们一一人却都自外于这一运动。因此，诚如马丁杰的批评[32]，法兰克福学派就好比曼海姆（Times New Roman）笔下的「浮游的知识人」（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s）一般，游荡于混战的外围。首度对科学主义提出社会学解析的，是霍克海默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几篇论文。他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形态的布尔乔亚思想，它通常与「现代的生产方法」（modern methods of production）相互呼应。基本上，就这个看法而言，批判理论仍然密切附和着马克思对经济与阶级结构的解释，视之为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33]，此外，他们同时注意到一些近代的现象——诸如，垄断的增长，以及工业巨擘与经理人才的兴起这正是其它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广泛研究的课题。然而，渐渐地，重点开始有了变化。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重点已不再是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哲学，也不是科学主义作为布尔乔亚思想的一个质素，而是科学与技术本身、以及它们灌输在整个社会中的（或者随着它们的发展而至的）「技术意识」（technological consciousness）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他们并且视之为维持繁荣统治的主要因素。这时的统治，不再被视为一种由某个特定阶级所造成的统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不再被视为现代「西方社会」的重要特性。诚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它们（指布尔乔亚与无产阶级）仍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与功能，使它们不再是历史改造的主要力量。在当代社会的最先进地区中，有一股特别关心制度现状的维系与发展之趋势，已将前面提到的对立予以统一了。」阿多诺对这一课题的看法，则显得较为零散而含糊不淸，他在国社党（即纳粹政权）统治期间所写的几篇探讨阶级理论的论文中，曾经认为「被压迫者已经不再感受到他们自己是一个阶级」，不但阶级社会的性格不再绝对明显的表现出来，而且还被这一性格已达顶峰的大众社会予以神秘化了；至于无产阶级，则一反马克思的理论，变得「在社会上毫无行动能力」（socially inpotent ）[34]。从这一立场来看，阶级冲突已经不能成为历史的驱进力，反而不如去「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中找寻这一驱力，无论它是甚么。但是，阿多诺在一九六〇年代的一篇论文中主张，目前的西方社会（包括东欧国家）仍然是阶级社会，而且这些社会里面的各种对立可以在任何时刻，透过一次总体的巨变（a total catastrophe）而摧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35]。但稍后，同样在这篇论文中，他似乎又否定这一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些已经予以合理化的社会（rationalized society）里面，特别在「文化工业」的影响之下，人类「会将他们自己（由于整合的成功！）认同于摆在他们眼前的事实，甚至从他们最内在的行为中表示认同」。再者，他在一九六八年的「德国社会学会议」上所做的公开演说中，又讨论了现代社会到底是「后期资本主义」或者「工业社会」的问题[36]；在阿多诺发现虽然阶级仍然存在但却已经没有工人的阶级意识之后，他继续探讨一些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诸如剩余价值、贫穷化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影响等等，而后列出一个结论，认为「体制」（system）已经独立于社会的所有成员，包括那些居于决策位置的人，它是由技术理性之非个人的力量（the impersonal force）所推动的。
这种对技术理性的力量的看法，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的第六章论「统治的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中，曾有最充分且最有系统的申论。其中的基本看法便是认为，透过科技对自然所做的统治，必将导致一种新的对人的统治方式：「社会重新制造它自己，乃是透过对各种事物与关系进行愈来愈为技术化的掌握，包括对人进行技术化的利用。换句话说，生存斗争以及人与自然所受的剥削变得愈来愈为科学化与合理性化了。」（页一四六）；这一看法日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巅峰时期的独家信条。马尔库塞继而指出，「自然科学在那认为自然具有潜在的工具性（potential instrumentality）的『科技的先验』（technological a priori）之观念下发展，（而且）……一旦对自然的改造包涵了对人的改造，一旦『人造的产物』（man-made creations）出自而且返回一个社会整体，则『科技的先验』便是一种『政治的先验』（political a priori）」（页一五三至一五四）；最后，「技术理性是在维护统治的合法性（the legitimacy of domination），而不是在取消统治的合法性。」（页一五八至一五九）[37]。
在这个关于技术理性的统治的观念与韦伯对现代世界的「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的看法之间，存在一个不容抹煞的共通之处。而且，经常有人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一代比一代更强烈的受到韦伯思想的影响（虽然只有马尔库塞曾在一九六四年发表论文[38]，而其它人都仅止于轻描淡写而已）；甚至有人认为，一九五〇年代与六〇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发展，是从马克思主义对先进工业社会的历史趋势的看法过渡到韦伯主义的看法的一个过程。法兰克福学派与韦伯主义的解释之问的共通之处，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层面：
第一，技术理性或合理性化被形容为一个形塑社会，并使社会超乎人类控制的抽象力量。往往，由科学与理性的行政制度所创造的体制之内在逻辑，能在个人或特殊的社会整体的背后，自己运作起来；而且这一情形可以出现在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之中（不论它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或「民主主义」）[39]。就这一点而言，「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的观念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观念；而且，诚如马金泰（Macintyre）所说的，它凭借的是一个「极为粗糙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40]。因此，马尔库塞在一篇讨论韦伯的论文中认为，「不但科技的应用，而且科技本身，都是对（自然与人）的统治——具有方法性、科学性、数量性与数量的控制性。统治的特殊目的与兴趣，并不是『后来』从外面附加给科技的，而是科技在建构它的器械之时就已驻进的」[41]。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科技往往是一个历史的与社会的设计（a historical social project）；在它里面，一个社会及其主导的兴趣（rulling interests）将如何对待人与事物，亦被设计出来。」[42]；但「主导的兴趣」（rulling interests）这一概念，并没有获得分析，显得含糊笼统，而且，到底它是指布尔乔亚（即资本家）的兴趣，或是指某些其它可以界定的社会团体的兴趣，也没有说明。
第二，在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解释中，都可发现苍白的悲观主义。假如韦伯一如毛姆森（Mommsen）所说的，是「一个失望的自由主义者」（a liberal in despair）[43]，则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或至少就马尔库塞而言，可以说是「失望的激进主义者」（radicals in despair）。在韦伯看来，合理性化与知识化（intellectualization）的无情扩张，意味着社会将遭受纯属工具性的社会关系所统治；它将成为一个「铁笼」（ironcage），陷入一个「机械化的化石」的状态（a state of mechanized petrifaction），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与人格的价值。面对这一威胁，韦伯找寻不到真正有效的防卫，认为吾人仅能抱一个愈来愈渺茫的希望，设法在纯属隐私的领域维护某些个人的价值，或者期待一个卡里斯马型领导人物（a charismatic leader）的出现，这种人物不但可以「转换一切价值」（trab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尼采语〕，而且可以将社会生活安置于一个新的脉络中。马尔库塞的悲观主义（特别是霍克海默对个人命运的悲观看法〕，也是如此。他认为，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是科技性的合理性化（technological rationalization）〔即，工具理性〕，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对抗；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的结论中说道：「批判的社会理论在其成立之初，所面临的是现存的社会在迈向愈来愈理性与愈来愈自由的制度之过程中……实际力量的出现。……这些都是理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的经验基础。……对这样的力量若不予以证明……则『各种与生俱来的可能性之解放』（liberation of inherent possibilities）便不再正确地表达历史的其它出路」（页二五四至二五五）；假如真的有其它出路存在的话。但不同于韦伯的是，马尔库塞甚至不认为个人对一己的价值领域的维护（虽然霍克海默较为倾向这一看法），具有和「被管制的社会」（the administered society）对立的丝毫可能性。唯有在社会的下层，从「放逐者与异端分子、其它种族与肤色的被剥削者与被迫害者，以及失业者与不能谋生者」之中，革命的反对派（a revolutionary opposition）才能找到唯一的机会，而且这是一个极为渺茫的机会。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代，由于新的激进运动的兴起，马尔库塞变得愈为乐观；因为这时的革命力量似乎增大许多，包括学生、被剥削的少数民族，以及第三世界的农民。
法兰克福学派在其最后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愈来愈消沉的面貌，从形式的意义上来看，固然是源自于它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分析，但也必须把它放在社会思潮的更大背景（尤其德国方面）中来理解。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社会思潮不但和实证论的科学理论探取对立的姿态，更由于科技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也使它们普遍的对科技本身抱有敌意。诚如休斯（Hughes）对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问的欧洲思想的研究所显示[44]，对实证论的反抗结合着一种对物质进步底崇拜的质疑与一种对「生命的机械化」（mechanization of life）的排斥；而这种排斥，一则可以在新浪漫主义、生命哲学与对精神价值的再肯定中发现，二则可以从韦伯对世界的合理性化与「解除魔咒」（disenchantment）所作的悲观反省中发现。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骚动与破坏、德国国社党政权的体验，以及一九四五年以来超级强国在核子武器的竞赛中对世界所造成的统治与分化，这一切都日积月累的提高了文化的失落感与挫折感，以及非理性在不断抬头的印象。
法兰克福学派深深根植于这一思想传统，而且不容置疑的，它在一九六〇年代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与当时各种形态（特别是中产阶级）对科技的合理性化与官僚的合理性化（technological and bureaucratic rationalization）逐渐升高的厌恶感之问，有密切的关联。同时，我们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可以发现它对现代社会的性格做了一个最完整、最明白的分析，从而特意的以这一分析做基础，提出了它对现代社会的批评。这一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主要的阶级——布尔乔亚与无产阶级——已经消失，它们不再是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枢纽；因此，一方面，虽不再有居于统治位置的阶级，然其位置已由一个非个人的力量〔即「科技理性」（scientific-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所取代；另一方面，也不再有居于反对位置的阶级，因为，不仅经由高度的大众消费，而且经由生产本身的合理性化过程，工人阶级已经被同化与被安抚了。然而，马尔库塞并未将他的分析放置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或者对那些可以掌握的证据进行详细的省察；他只是笼统地援引大量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学说，便遽而归结地说「只要我们连续几天、连续几个钟头地看电视，或收听AM广播，而且不关掉广告时段，也不转台，我们便可获得最有力的证明」（页十七）。这本书是由一些对美国式的先进工业社会所做的哲学反省组成的，它以更为通俗的方式重复了《理性与革命》一书的论证，但它所获致的成果并未超出霍克海默所形容的「心境的无力表现」的范围之外。尤其，可以看得出来，他这种以偏盖全的说法，是多么偏重他对美国特有的经验的解释；这些美国特有的经验指的是，文化失调的商业电台与电视，以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缺少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45]。
虽然马尔库塞的观念，在一九六〇年代后期的美国学生运动中，由于它和「体制」（system）的对立，而曾引起了一时的回响；并且曾在欧洲各国的学生运动中造成冲击。但是，当时的社会运动所受的影响，都来自于社会学家对变迁中的阶级结构，以及对技术官僚体制与行政官僚体制（bureaucracy）的意义，所做的范围更广而性质更多的分析。随着韦伯对合理化的生产与行政管理的无情扩张之检讨，首先出现的是「经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的理论[46]，以及最早有关技术官僚体制的讨论[47]，其后则是更大规模有关「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研究。从保守的立场来解释这些现象的，例如阿宏（Raymond Aron）与贝尔（Daniel Bell）的著作[48]，都强调阶级歧异的逐渐消失（这也可视为中产阶级占有优势的社会的出现），强调阶级冲突的缓和与彻底消除，以及因此所造成之「各种意识形态」（ideologies）的没落；就阿宏的定义而言，「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历史与政治世界的整体解释系统」（total systems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political world）〔马克思主义当然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识形态〕。至于从激进立场出发的解释，特别在陶兰尼（Alain Touraine）的著作中可以看出[49]，它在指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已经变形之同时，认为在西方社会（而且就其它社会背景而言，这也包括东欧的社会主义社会[50]）中已经出现了新的阶级裂痕，而且这些新的冲突〔显示在一九六〇年代后期的社会运动的行动（actions）及其反动（reaction）中〕，有的部分已经取代了旧式的阶级冲突，有的部分则已涵盖了旧式的阶级冲突。就陶兰尼的观点而言，在后工业社会〔亦可称之为「技术官僚的」（technocratic）或「规划管理的」（programmed）社会〕中介入冲突的主要团体，不再是布尔乔亚与工人阶级，而变为一方面是那些控制经济与政治决策结构的人，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被贬入依赖的参与处境（a condition of dependent participation）的人（前者当然包括庞大的资本拥有者，而后者则包括工厂的工人）。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著作，不但有别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对「后工业社会」的解释，而且不同于马尔库塞的分析（它在许多方面接近保守主义的观点）；他们（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强调资本（特别是以大公司与跨国企业的形态出现的资本）从未间断的统治，以及传统的工人运动作为社会改造的一个枢纽。这些社会学家确实检讨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变化；一方面，说明经济上资本的中心化（centralization）与集中（concentration）以及国家干预的增加，另一方面，说明阶级结构的（部分相关的）变化，包括工人阶级的社会处境与意识的变化，以及中产阶级的成长。在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过程的解释之间，存在着许多观点上的差异[51]，但是同时，对于资本与劳动之问不曾间断的重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阶级斗争的形态，诸如各个政党与各个社会运动的行动之间的冲突，他们的见解却有共通之处。相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对「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所做的广泛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阶级结构，以及政党与政治运动的发展，显得缺少严谨周密的分析，在此更显示出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似乎是超乎寻常的偏狭与不正确。
其次，我们必须检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的第二个主题，即，个人在当前社会中的命运的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密切的牵涉到「科技理性」的统治的观念，并且也和韦伯在其后期著作中的关怀之问，有一明显的共同点。我在前面曾经提及（见页一五），霍克海默一开始就已肯定个人的价值，而且在他生命最后十年间的论文与访问中，又重申这一看法；这一看法虽表现在一个更为悲观的氛围中[52]，但却近似韦伯。在一个「即使连个人的相对自主性（a relative autonomy）的遗迹都难以幸存」的时代中，面对着他心目中「合理性化、自动化与完全被管制的世界」，霍克海默找不到一个足以和这个趋势对抗的途径，他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维护，进而可能扩充「个人有限的短暂的自由」之途径[53]，除非他诉诸宗教上「对完美无缺的仰望」（yearning for the wholly other）[54]。在他人生的末期，霍克海默的确愈来愈不像一个「批判理论家」，而倾向于某种宗教思想。他认为康德与黑格尔比马克思更重要，而且用顾尼尔（Gumnior）与林古特（Ringguth）的话来说，他「从德国观念论与犹太人的宗教性格和犹太思想之间的相同点，来肯定德国观念论的伟大」[55]。霍克海默自己在提出他晚年对宗教思想的看法时指出，神学中重要的是「体会这个世界是『表象』而不是绝对真理或终极目的之意识」[56]，而且「我不相信我可以接受任何不具宗教色彩的哲学」[57]。
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对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抱持的也是一个相同的失望观点，但是他们从极其不同的方向来谋求出路。我们知道，马尔库塞心存一个渺小的希望，相信新的革命力量将会来自这个社会的内部，而且在他对弗洛伊德所做的哲学性的再解释中[58]，他认为一旦征服了先进工业社会中的物质匮乏，便已建立了人类透过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获取幸福与至高无上的「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条件，而这一条件可以说就是一个可以影响一切社会关系的全面解放的基础。然而，阿多诺认为个人从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既不在于新的反对团体的兴起，也不在于性解放，而在于「真正的」（authentic）艺术家的作品中；真正的艺术家，藉着他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世界的深切体会，来面对既有的现实。因此，真正的艺术具有一种颠覆的潜能（a subversive potential），而且它作为一种认知的形式——一种朝向未来的真理追求，阿多诺认为它与科学之所以不同，在于科学只是在反映已存的现实[59]。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个人在先进工业社会中的处境的看法，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正视。第一，他们的说法在描写上是否正确。在此，我们面临了一个常见的难题，因为他们并未在经验上确定到底曾经发生那些重大的变化；最多只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视为具有自主性的布尔乔亚个人做了比较。至于这一以偏概全的区分本身，是否能够受到支持，而且不只是暂时的支持，则需要许多的条件（关于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传统之间的差异，更是不能只做轻描淡写），而且，若要更有力的提出这一区分，则需要对历史做透彻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向来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偏废的。更重要的事实是，他们的整个讨论重点在于布尔乔亚的个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从未正视，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工业国家由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社会权力的均衡（虽缓慢但却真实的），以及社会福利、教育、充分就业的保障与更强的工会组织，大部分人的自由与自主性都已获得长足的进展。在这段期间所获得之世俗的但却不可或缺的自由，包括可观的休闲时问的增加，必将和出现在合理性化的生产与行政管理过程中更严密的调节与控制的趋势，发生相互抗衡。甚至在东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显而易见的损失之外，也有诸如此类的收获，虽然这些地区的情形更易于说明「完全管制的社会」（totally administered society）这一概念，唯统治着这些社会的并非「科技理性」，而是一个政党，或可能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九八〇年代的经济危机已经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反击（a counter-offensive of capital against labour），资本家由于剥夺下层阶级的就业机会，破坏社会福利制度，从而使他们陷入更为残酷的经济压迫中，已经明显地侵害了他们的自由与自主性。在阅读法兰克福学派论及个人自主性的丧失之作品（尤其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著作）时，我们难免有个印象，认为他们所要表达的正如韦伯一般，是关于社会某一特珠阶层的没落，是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没落，以及一种对传统德国文化（culture）的怀旧病。
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经由心理学与心理分析的兴趣，法兰克福学派对个人命运的关心，是否已经在理论上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另一个方向提出新的学说。在该学派的初期，弗洛姆特别强调家庭在因着历史而产生的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从而反对弗洛伊德的超历史的文化理论，他企图藉此建立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与马克思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从此，在他和法兰克福学派断绝关系之后，弗洛姆探取许多不同的方向，指出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一是提出「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的观念〔在《自由的恐惧》（The Fear of Freedom）一书〕，其二是彻底探取了弗洛伊德对人性与人类需求的看法，其三则是把马克思在《经济与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中提出的「异化」（alienation）问题及其超越与克服，视为马克思社会思想的中心主题[60]。要追溯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一课题的想法，更为困难。在其流亡美国期间所做的研究中，特别在《权威人格》一书中，个体心理学最受到重视，至于心理现象，尤其它们之中的变化和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则未受注意（见页一七）。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思想中，存在着一个基于生命的普遍理性化与「文化工业」的影响而提出的关于附和主义（conformism）的假设；然而，这个假设从未接受任何历史的或社会学的比较研究之检验，并且实际用来操作的社会过程与心理学的过程也未曾被有系统的加以探讨。进一步的，附和主义、同化（assimilation）与极权主义（这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字眼）等观念，甚至在毫无批判的情形下（马尔库塞较之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尤甚）常被运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而未曾对东欧「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格加以厘淸，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附和是由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所摆布的。其实，就东欧而言，附和主义的程度亦应从接一一连三的社会动乱事件，予以更详细的检视；自一九五三、一九五六与一九六八年的几次革命事件，一直到波兰「团结工联」（Solidarity）的出现，以及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活的学理之彻底否定（换言之，仅视之为一个有力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应该加以考虑的因素。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在一九六〇年代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异端行动〔它不但使马尔库塞对内在于「靑年人在抗议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能上的抗拒」（the instinctual refusal among the youth in protest）中之激进改造的可能性，抱持更为乐观的观点[61]，而且提供了一个使法兰克福学派得以造成最深远影响的气候〕；甚至今天，在经过长达十余年迎自四面八方的挞伐之后，由于和平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的东山再起，当年的一些观念已经在各种重新整顿过的异端行动与抗议中，获得了实质的长足发展。
就一个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在此最需要的是以更为严谨的态度来说明，甚至可能的话以这一态度来解释抗议与压抑之间的循环，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一课题却只投以微小的注意。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马尔库塞所说的靑年人「本能上的抗拒」似乎是很不正确的，因为它不但不能说明靑年人的社会态度在历史中的各种演变，也不能说明由阶级、种族与民族的差异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定位；而且，在这个领域中，一个更能获致丰硕成果的研究路径，便是探讨在各种特殊历史与社会背景下新的「世代」（generations）的各种形成方式[62]。马尔库塞的《原欲与文明》一书对本能因素的偏重，源自于他对弗洛伊德所做的哲学再解释，马氏此书接受弗洛伊德那种认为普遍人性乃是朝着幸福的目的之看法，后者主要是经由性解放与性满足而界定的，然却不认为压迫是创造与维持文明所不可或缺的。〔换言之，不认为「享乐的原理」（pleasure principle）是由「现实的原理」（reality principle）所统辖的。〕根据马尔库塞的说法，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中的性压迫，基本上都是「剩余的压迫」（surplus repression），目的在于维系经济贫乏的条件下之社会统治的特殊形式；贫乏一旦消逝，这一剩余的压迫亦将结束，而且，性的〔欲力的（libidinal）〕自由也会从而改造一切其它的社会关系。然而，马尔库塞并未明确指出，这一改造如何发生，而且事实上，根据现代社会上更多的性纵欲的经验显示，它是极易与继续不断的经济统治与阶级统治相行不悖的。整个来说，他对弗洛伊德所做的哲学重建，提供的只不过是一种玄想的而且缺乏经验根据的对人性与文明史的看法。
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中的第三个基本主题——「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是与社会学的关怀最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这个观念，最早是由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二人，在他们的论文《文化工业：启蒙是大众欺骗》（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一文[63]，以极为笼统的说法提出来的。在该文中，他们认为「在垄断之下，一切的大众文化都是同一的」，而且同时「被降格」（depraved）为「文化与娱乐的混合」的一种结果；甚且，这将导致广吿宣传与文化工业的合流，从而二者都成为「一种专门控制人的程序」。他们的结论认为，「文化工业中广告宣传的获胜」，「结果是使消费者被迫购买与使用它的产品，即使他们已经看透了它们」（页一六七）。这个看法之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光从这篇论文本身，难以正确掌握文化工业的影响是如何地不同于其它类型的社会中的文化统治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教会可以被视为是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工业」。然而，我们接着要问，被马克思视为是经济统治的必然结果的现象，换言之，「统治阶级的观念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统治的（或主导的）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以何种特殊的形式展现出来？当前的文化工业是否真如这里所描述的，具有那般惊人的威力？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强烈排斥态度，是否可以解释（至少部分的解释）为他们遭遇美国商业广播、电视以及电影工业的文化冲击的结果（众所周知，这些冲击明显的影响了马尔库塞后期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先进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看法）？
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必须对「统治的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64]，进行历史式与比较式的研究；这导出了第二个问题，因为一个既定的文化（an established culture）的强度，特别可由社会中的异端与反对的程度来衡量。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他们的后期著作中予人一种印象，认为有影响力的异端是不存在的，而且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也表示了相同的悲观看法。但是几年后，在学生反抗风潮中，至少马尔库塞开始修正了他的主张，而且在「青年的反抗」（the revolt of youth）中见到了一些希望的曙光。就在同时，特别是在北美洲地区，「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的观念成为一时的风尚，而且罗査克（Theodore Roszak）在一本颇为流行的书中指出[65]，马尔库塞的观念〔即使罗氏本人较为偏爱布朗（Norman Brown）与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观念〕构成了反文化的主要特质之一。正如马尔库塞一般，罗查克认为新的异端运动是「靑年人对技术官僚社会（the technocratic society）的一种反对方式」，但他将之解释为一种「神话—宗教式的兴趣之复兴」（renaissance of mythical-religious interest），这是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企图大异其趣的倾向（虽然它并不完全有异于霍克海默的后期哲学），它特别有异于马尔库塞的企图；而马尔库塞的退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罗氏曾予以严厉批评的。
「反文化」这一观念所遭遇到的最主要难题，便在于解释它如何能够从一个几乎完全被文化工业所统治的社会中展现出来。这有两个可能的解决方式：其一，或许「反文化」的有限发挥范围，及其遽然的消失或遽然的同化，实际上确已显示了文化工业的强度；其二，或许二十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异端运动（以及东欧社会中较为沉默但也令人瞩目的趋势，其实际的影响远比法兰克福学派所认识的还要深远而广大，而且正在社会政治运动的风潮中有规律的展现它自己。关于第二点，对这些异端与反对运动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加以说明是有必要的，或许有人会说，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而言，「反文化」长久以来就以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这一观点，以葛兰西（A.Gramsci）在他对工人阶级运动的看法中表达得最淋漓尽致，它视马克思主义为这一运动的社会理论，为一种「新文明」（new civilization）的背负者。其次的主要课题，便是评估这一落实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文化」的长远影响，以及它在历史上的盛衰变迁。法兰克福学派本身，肇始于一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革命的失败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之关心；除此，它的领导性思想家的观念的形成，不但都深受苏联与日后东欧国家中斯大林主义的巩固之影响，而且也都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空前的经济成长与普遍的富裕，所造成的一种对社会冲突所抱持的政治共识与和谐态度的崛起之影响。他们对一九五〇年代与六〇年代中存在的事态之批评，着重于战后西方社会某些重要但却被人忽略的层面〔正如米尔斯（C.Wright Mills）所做的极为特别的社会批评〕[66]，而且在六〇年代后期，它在中层阶级的靑年之中，特别在大学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但回过来说，一般认为他们过于夸张现代社会中附和主义与冷感症的程度，以及社会生活上一种朝向极权主义组织的趋势之强度，这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未能将这些现象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中来审视，也或许是由于他们未能发现矛盾的力量已经开始在发生作用了。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自战后以来，西欧社会的社会党与共产党不但成员增加了，而且他们在选举中所得到的支持（即使迭有增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况。因此，就这一角度而言，一方面可以说，历史上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异端与反对运动，现在已获致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些政党，尤其是社会党（或工人党、或社会民主党〕，不再对现存的社会形态构成一种激进的（radical）反对运动，甚且大体上能接受它〔指现存的社会〕的组织的基本成因与原则；简而言之，它们已经成为纯粹的改革党，它们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与追求真正获得解放的社会之目标。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67]，但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检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是否能够对这一课题提出更为新颖剔透的见解，从而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主要方向，提供一个大致可循的展望。显然的，在他们的分析之中存在着不容讳言的漏洞。他们未有片言只语论及战后政党与政治运动的实际发展；而且这一点只是整个批判理论缺乏历史与不重视经验的特质中的一个部分。这一缺点，一方面缘自它未能在资本主义的长期演进中的冷感症与异端运动（表现于不同强度的阶级冲突与其它社会冲突中）之间，有变化的赋予平衡的定位；另一方面，它未能在经验的细节方面探讨各个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扩张的过程。
最近有一个研究，从更严格而且更周密的角度，检讨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性质与影响，它的结论，认为即使意识形态的传播的机制（the mechanisms of ideological transmission）能有良好的发展（就其与在此之前的社会比较而言〕，它们也只有部分是有效力的；认为居于下位的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随波逐流之程度，过于渲染夸张；认为可以提出一个特殊的个案，「英国事实上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a cohesive society）」[68]。这一研究中显示出来的证明，至少对文化工业的全面性效力提出了疑问，对它在维持统治上所占有的份量提出了疑问。在此应该附加的指出，一个统治的意识形态一旦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有效力的，则它的强度大致上源自一个负面的因素；换句话说，这是由于社会主义与「实际存在的」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时期以及斯大林主义以后的「权威主义」时期的东欧（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结合，已经使得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反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极少论及「社会主义」（他们对苏俄社会的批评可以显示），而代之以「解放」〔emancipation〕作为激进运动的目标。然而，这在内容上与明确性上都是有缺失的。虽然马克思不赞成「为未来的食品店撰写食谱」的想法，但事实上他在论及合作生产（cooperative production）与评估巴黎公社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曾经提出一些明确的看法；而且在日后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中，社会主义的性质与问题已经更为完整地被揭露了出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忽略了它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而且迭有变化的思想体系，而且，除了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的论证[69]，认为「性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的改造是解放过程中的首要因素之外，他们对自己的解放的理想，也尚未予以明确的定义。至于社会主义是否能够被充分的认定是一种有说服力与值得效法的新文明，以及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什么社会力量能够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力，则是一个庞大而且争议甚多的问题；但不重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定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则它无法透过「解放」的抽象词汇来获得正确的展现，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其成熟阶段，完成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重要论点：对社会科学上的实证论（或更广义的指科学主义），提出了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批判；对科技作为新的统治形态——技术官僚与行政官僚（technocratic-bureaucratic）形态——之所以产生的主要因素，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文化工业的重视，尤其是对统治的文化层面的重视。我曾经指出，这些特点并不独属于法兰克福学派，它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一九六〇年代期问，欧洲的其它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亦有密切的关系：「对实证论的反抗」是一持久而且迭有新意的趋势，它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柯西（K.Korsch）与卢卡奇早期著作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之中，出现在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之中；对大规模的工业化、技术官僚与行政官僚体制的批判，是韦伯在「合理性化」的观念中提出的，而在许多日后的社会学著作中做了更多的发挥；德国的文化评论的传统，在滕尼斯对「社会」（Gemeinschaft）「共同体」（Gesellschaft）的区分之中已有一个重要的现代根源[70]，它经由齐美尔（G.Simmel）的著作，对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对法兰克福学派，造成了影响。
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所流露的社会哲学（Social-philosophical）的企图，便在于反对一种认为历史是由客观规律则所控制的过程之观点，从而「维护主体性」（defence of subjectivity）；就是这一企图引起了六〇年代学生运动的热烈回响，使他们进而反对「体制」（the system）。但是，新左派与学生运动也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派别的理论中找寻他们的灵感；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那些并无显著的固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地方（英国与美国），或那些这一传统大致已被扑灭的地方（西德），反而显得更为强烈。在法国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存在确立了正统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地位，然而在这一体系受到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或补充之后，特别在一九五六年之后，最主要的思想影响则来自葛兰西、卢卡奇〔在法国尤其是透过郭德勉（Lucien Goldmann）的著作〕、沙特与阿图色（L.Althusser）；其中，阿图色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一般的崭新面貌。这一时期，东欧开始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影响是来自卢卡奇与葛兰西的观念。最后，一九六〇年代后期的激进社会运动，则是深受中国大陆与古巴革命，尤其是毛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具有批判性格的理论的重建风潮中，法兰克福学派只是一个思想的流派；而且它在这些理论的日后发展中，更是许多争论的主题。
注释：
[1] 阿多诺《当前德国经验的社会研究之处境》，发表于《经验的社会研究》。
[2] 《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记录》。
[3] 诚如基特所说：「虽然批判理论家赋予实证论的批判莫大的意义，但从他们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中，显示出几个特点，其一就是对实证论到底包含什么，缺少任何明确的看法。」
[4] 马尔库塞《理性与社会理论的兴起》。
[5] 霍克海默《最近对形而上学的攻击》与《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两篇论文，收录于《批判理论：论文集》。
[6] 参见诺拉特所著《统一的科学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整合》一文。收录于诺拉特与卡纳普、摩尔士合著的《科学统一的基础》。
[7] 霍克海默，前揭书，页183。
[8] 前揭书，页197-198。
[9] 前揭书，页207-208。
[10] 前揭书，页208。
[11] 前揭书，页209。
[12] 前揭书，页210。
[13] 前揭书，页140-187。他特别在批评诺拉特的专论《经验的社会学》时指出，该文既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论为基础的社会学，其后却又进而主张一种在我看来非常牵强的所谓的物理主义的社会学。
[14] 霍克海默，前揭书，页197-198。
[15] 特别参看他在第四届社会学大会所提出的论文《当代德国社会学》，以及《一个欧洲学者在美国的科学经验》；1969年出版。
[16] 阿多诺在1969年为《德国社会学的实证论论战》一书所写的导论，英译本，1976年由伦敦的海涅曼公司出版。
[17] 诚如巴柏指出，当时并无论战，而且他的论文不论是在原来的会议上，或者在后来的专辑中，都没有受到详细的讨论；
[18]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出版。英译本，1973年，纽约Seabury公司出版。
[19] 英文的主要研究著作有：柯拉考夫斯基抱持强烈批判态度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书，第三卷，页357-369。以及罗斯所著《悲情之学》一书，这是对阿多诺的全部著所采取同情也具有批判性意见的一本书。
[20] 柯拉考夫斯基，前揭书。
[21]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页343。
[22] 威尔美所著《批判的社会理论》，第二章。
[23] 哈贝马斯，《迈向一个理性的社会》。
[24] 费伊著《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
[25] 前揭书，页29至48。
[26] 基特著《社会理论的政治学》，页21。
[27] 后来辑为一书题为《科学的反革命》。
[28] 哈耶克指出，它们是从法文借来的；前揭书，页15。
[29] 林洛著《德国豪门的没落》。
[30] 马丁杰，《辩证的想象》，页294。
[31] 《小说理论》新版的前言，1963年出版；英译本，1971年由伦敦梅林公司出版。
[32] 马丁杰，前揭书，页292。
[33] 参见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的后半部分。
[34] 阿多诺，《阶级理论的反省》一文，收录于《阿多诺全集》，第八卷，页373至391。
[35] 阿多诺，《论社会》一文，收录于《阿多诺全集》，第八卷，页9至19。
[36] 阿多诺，《后期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前揭书，页354至370。
[37] 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的概念，已经受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与欧菲的批判，至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建，则在下一章将予以讨论。关于这一点，也参见雷斯著《自然的统治》一书的附录。
[38] 马尔库塞，《工业化与资本主义》。
[39] 对这一观念的评注，参见马金泰著《马尔库塞》一书，页67至69。
[40] 前揭书，页66.
[41] 马尔库塞，《工业化与资本主义》，页179。
[42] 前揭书。
[43] 毛姆森著《官僚政治的时代》，第五章。
[44] 休斯著《意识与社会》，第二章。
[45] 美国经验的影响，可以从米尔斯对他所谓的劳动的形而上学的不赞成的态度中，找到相同的说明；参见他的《新左派》一文，收录于《权力、政治与人民》一书，页256.关于美国欠缺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参见宋巴特著《为何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本的绪论。以及拉斯雷特与李普赛特合编的《一个梦想的失落？：美国社会主义史论文集》。
[46] 布楠著《经理革命论》。
[47] 顾威契编《工业化与技术官僚体制》。
[48] 顾威契编《论工业社会演讲十八篇》，1961年出版。以及《工业社会》，1966年出版。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49] 陶兰尼著《后工业社会》，1969年出版。以及《社会的自我生产》，1973年出版。
[50] 关于这一主题，特别参见康雷德著《知识分子论往阶级权力之路》。
[51] 关于经济的变化，例如关于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研究，参见高林著《垄断的资本主义》；以及杰琐普著《资本主义国家》；并可参见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关于阶级结构的各种不同的分析，参见拙著《社会学是社会批评》与《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二书中，讨论阶级问题的几篇论文；以及亚伯克伦比与乌力著《资本、劳动与中产阶级》。
[52] 特别表现在他对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的反省之中；参见讨论叔本华的实在性的论文，该文收录于顾尼尔与林古特合著的《霍克海默》，最后论及霍克海默后期哲学的部分。
[53] 《批判理论》一书前言，页7。
[54] 参见《渴望全面性的改革》，这是一篇附有顾尼尔的注解的访问。
[55] 顾尼尔与林古特，前揭书，页123。
[56] 《神学的最后踪迹：田立克的遗产》，这是发表于1966年四月七日的《法兰克福日报》上的一篇谈话。
[57] 原出自《田立克纪念文集》，页16；此时引自顾尼尔与林古特，前揭书，页131.关于霍克海默对宗教，特别是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态度，较为广泛的讨论可以参加卡里巴赫著《马克思与犹太教的激烈批判》，页234—257。
[58]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966年的新版附加了一个具有政治意味的前言。
[59] 阿多诺《美学理论》。也请参加阿拉托与盖布哈特合编《法兰克福学派文选精华》中的编者的讨论，页185—224。
[60] 特别参见《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以及他的后期著作之一的《人类破坏力的剖析》。
[61] 参见他在《爱欲与文明》一书的1966年版中所写的前言。
[62] 特别参见曼海姆的论文《世代的问题》，收录于《知识社会学论文集》，页276—322。就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参见米德著《文化与价值选择:代沟的研究》。
[63] 在《启蒙的辩证法》，页120—167。
[64] 亚伯克伦比、希尔与杜拿等人，抱着更强烈的批判精神合著的《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论文集》，便是一个值得推崇的研究。
[65] 罗查克著《一个反文化的形成》。
[66] 参见爱德瑞吉著《米尔斯》一书。
[67] 在拙著《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有一篇讨论工人阶级在西欧的政治角色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已检讨了它的各种不同的层面。
[68] 亚伯克伦比、希尔与杜拿合著，前揭书，第五章。
[69] 关于需求这一概念所做的更完整的分析，参见海勒著《马克思的需求理论》。
[70] 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18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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