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1952)

第七章 黑人和承认



  A.黑人和阿德勒


  “不管从什么方面着手分析精神疾病的状况,立即就会面对下面的现象:神经系统的整个图表及其症状出现如同受一最终目标影响,甚至好像是这目的的投射。因此可以赋予这最终目的以形式原因的价值,指导原则、安排、协调的价值。请你们试着搞懂生病现象的‘方面’和方向,不考虑这个最终目的,你们会立即面对许多乱七八糟的倾向、驱使、偏爱和不正常,这些都是为了使一些人灰心丧气而引起另一些人的大胆愿望:不惜一切代价冲破黑暗,冒着双手空空或带着虚幻的战利品而归的危险。相反,如果人们承认存在着最终目标的或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目的性的假设,那么黑暗立即消散,我们像在打开的书中那样察知病人心灵中的东西。”[1]
  这就是从我们时代通常最使人目瞪口呆的故弄玄虚所建立的理论观点出发。确实,让我们把患性格障碍的精神病学应用到安的列斯人身上。
  黑人是对照。首要实情。他们是对照,就是说他们随时关心自我提高身价和自我的理想。每当他们与另一人接触时,就涉及价值、优点。安的列斯人没有固有的价值,他们总是求助于“另一人”的出现。总是涉及没有我聪明,比我更黑,没有我好。一切自己的观点,一切自己的扎根、保持同另一人的垮台的依赖关系。我是在周围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男子气概的。
  我向给我读后面的实验的马提尼克岛人提出建议。决定法兰西堡街道中最“对照”的。舍尔歇路、维克多·雨果路……当然不是弗朗索瓦·阿拉戈路。同意做这实验的马提尼克岛人将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他看到自己暴露无遗时不肌肉收缩。一个安的列斯人在五六年后又见到一个伙伴时挑衅性地上前同他交谈。因为当时这两人的地位已确定。产生自卑感者认为自己提高了身价……而高傲的那一位一心想要等级制度。
  “你没有变……还是愚蠢。”
  然而,我知道有些医生和牙医继续在头脑中产生有十五年之久的判断的错误。比概念错误要好些的是,这是对危险者发起的“克里奥尔主义”。人们把他一劳永逸地控制住:没办法。安的列斯人的特点表现为想要超出另一人。他的方向线经过另一条。问题总是在于主体而毫不顾及客体。我试图在另一人的眼中看出赞赏,而如果不幸地,另一人给我投来不愉快的形象,我就贬低这面镜子:这另一人肯定是个笨蛋。我不力图赤裸裸地面对客体。作为个人和自由的客体是被否认的。客体是个工具。他应该能使我实现我主观的安全。我冒充自己完满无缺(想要完满)且不承认任何分裂。另一人进入舞台来布置舞台。主角则是我。你们鼓掌或批评,对我无关紧要,我是中心。如果另一人想以他提高身价的欲望(他的想像)使我不安,我毫不客气地把他驱逐出去。他不再存在。别跟我谈论这个家伙。我不愿遭受客体的打击。同客体接触是冲突的。我是那喀索斯,我要在另一人的眼睛中看出使我满意的自我形象。因此,在马提尼克岛,在一定的圈子(环境)里,有“被拔毛者”、“被拔毛者”区、冷漠者(他们等候着)和丢脸者。那些人被无情地屠杀。人们猜测统治这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气温。无法摆脱它。
  我呢,只是我。
  马提尼克岛人渴望安全。他们想让人接受他们的想像。他们想在他们的男子生殖力欲望方面得到公认。他们想显现。他们中每个人构成一个在很有限的领地内的孤立的、冷漠的、锐利的原子,他们每一个人存在。他们每个人想存在,想显现。安的列斯人的一切行动经过另一人。并非因为这另一人从阿德勒描述的人类观点看,仍然是他行动的最终目标[2],而仅仅因为是另一人在其提高身价的需要中显示这一点。
  既然我们发现了安的列斯人的阿德勒方向线,我们需要追寻其根源。
  这里出现了困难。的确,阿德勒创造了个人的心理学。然而我们刚刚看到自卑感是安的列斯的。并不是某个安的列斯人表现出神经质人的结构,而是所有的安的列斯人。安的列斯社会是个神经质社会,“对照”社会。因此我们从个人转移到社会结构。如果说有缺陷,那么它不存在于个人的“精神”中,而是在环境的精神中。
  马提尼克岛人是神经质的,且不光是一个人。如果我们严格地应用阿德勒学派的结论,我们会说黑人试图反对他历史上所感受的自卑。由于黑人历来是个下属,他试图通过优越感来抵抗。而这正是从布拉施费尔德(Brachfeld)的书中所得出的东西。谈到种族的自卑感,作者援引安德烈·德·克拉拉门特(Andre de Claramunte)的一个西班牙文剧作《弗朗德勒的强壮勇敢的黑人》。人们可从中看出黑人的自卑并不始于这个世纪,因为德·克拉拉门特和洛普·德·韦加(Lope de Vega)是同时代人。

  “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士
  惟一缺少的是皮肤的颜色……”

  而黑人胡安·德·梅里达却这样表达:

  “在这世界上做黑人
  是多么的耻辱!
  难道黑人不是人吗?
  他们是否为此而心地
  更加卑鄙、更加愚蠢、更加丑陋?
  而为了这个人家给他们起的绰号
  我沉重地从我肤色的耻辱中
  站立起
  并且我向世界显示我的勇气……
  黑人是不是那么卑劣?”

  可怜的胡安不知怎么办才好。通常,黑人是个奴隶。他的地位丝毫不是这样的:

  “因为虽然我是黑人
  我不是个奴隶。”

  然而他想逃脱这个黑色。他在生活中有个人种的态度。显而易见,他是个白人:

  “我比雪还要白。”

  因为归根结蒂,在象征性方面,

  “那么黑人是什么?
  是否属于这肤色的人?
  我向命运之神、向时光、向上苍
  并向所有使我成为黑人的人
  申诉这种侮辱!
  啊,倒霉的肤色!”

  胡安闭门不出,意识到意愿并不能救他。他“显出的样子”削弱他所有的行动:

  “精神有什么关系?
  我是疯子。
  如果不绝望那又怎么办呢?
  苍天,啊,做黑人
  是多么可怕的事。”

  可怜的黑人痛苦极了,他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向别人并尤其向他自己证明他的白色。

  “如果我不能改变肤色,
  我要冒险。”

  就如人们所见到的,必须从过度补偿的观点去理解胡安·德·梅里达。因为黑人属于一个“低等”的种族,他试图与高等种族相似。
  但我们知道摆脱阿德勒的拔火罐。在美国,德·曼和伊斯特曼有点过度地应用阿德勒的方法。我指出的所有事实是真的,但还用说吗,这些事实和阿德勒的心理学只保持外在的关系。马提尼克岛人并不与被看作父亲、首领、上帝的白人相比较,而是与得到白人赞助的他的同类相比。一个阿德勒的比较以如下方式概括之:

  “我比他人更伟大。”

  相反,安的列斯式的比较则表现为这样:

白人
————————
与他人不同的我


  阿德勒的比较含有两层关系,它集中在自我上。
  安的列斯式的比较具有第三层关系:其中领导假想并非个人的,而是社会的。
  马提尼克岛人是个受磨难之人。造就他的环境(但他并未造就这环境)使他可怕地无所适从;而这个文化环境,他却以自己的血和心情维持了它。然而黑人的血是行家们认为的肥料。
  以阿德勒的方式,在确认我的伙伴在梦想中实现变白的愿望后,于是我向他指出他的神经质症、他身体的不稳定性,他自我的裂缝来自这领导假想,并会对他说:“马诺尼先生十分恰当地描述了马达加斯加人身上的这种现象。要知道,我认为最好你接受待在人家给你让出的位子。”
  唉不会的!我决不会说这个!我会跟他说:是环境、社会应对你的蒙蔽负责。说了这话,其余的就会进展顺利了,并知道问题之所在。
  当然了,问题在于世界的目的。
  我有时思忖那些督学和行政部门的头头是否意识到他们在殖民地的作用。二十年间,他们计划拼命使黑人变成白人。最后,他们甩掉了他并对他说:你对白人不容置疑地有依赖情结。

  B.黑人和黑格尔


  自我意识,当它对于并且因为另一个自我意识而言是自在的和自为的,所以它是自在的和自为的,也就是说,它只作为被承认的存在而存在。[3]


  人只有在他想把自己强加于另一个人,以便使这另一人承认自己时,才是人文的。只要他实际上未被另一人承认,这个另一人依旧是他行动的主题。取决他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实在性的是这另一人,是被这另一人的承认。他的生存意义是凝聚在这另一人中。
  在白人和黑人之间没有公开的斗争。
  一天白人主子“不经斗争地”承认了黑人奴隶。
  但从前的奴隶想要“让人家承认他”。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中,有绝对的相互性,必须加以强调。
  这是由于我超越了我那个直接的本质,故我实现了作为天生的和比天生更天生的实在性的另一人的本质。如果我闭合电路,如果我使运动不能实行双向,那么我把另一人维持在他的自我的内部。在外部,我甚至除掉他的这个为自我本质。
  打破这反映我自己的可怕圈子的惟一办法,是通过中介和承认,恢复另一人的人文的实在性,它不同于天生的实在性。然而另一人应该实行类似的行动。“单方面的行动是没有用的,因为该发生的只能通过双方面行动发生……”;“……他们承认自己好像互相承认那样。”[4]
  自我意识在其直接性中是单一的为自我。为了获得自我的确实性,必须与承认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另一人同样地等待我们的承认,以便在普遍的自我意识中充分发展。每个自我意识追求绝对性。它想要作为受社会排斥的生命的原始价值、作为主观坚信(Gewisheit)的客观事实(Wahrheit)的转变而受到承认。
  由于碰到另一人的反对,自我意识体验“愿望”;这是弓I向精神上的自尊之路的第一阶段。它同意冒生命危险,固而威胁到另一人的肉体出现。“只有通过冒生命危险才保存自由,证明自我意识的精华不是‘存在’,不是自我意识首先冒出来的直接方式,不是进入生命延伸部分的深处。”[5]
  因此自在自为的人类实在性只有在斗争中和通过这实在性所包含的冒险才能完成。这种冒险意味着我超越生命,朝向至善,也就是从我对自我固有价值的主观坚信普遍有效的客观事实的转变。
  我要求人们从我的“愿望”出发重视我。我不是仅仅在此时此地的、圈在事务性中的。我是为了别处和别的事情。就要求人们考虑到我的负面作用是由于我追求和生命不一样的另一回事;由于我为一个人文世界的诞生,即一个互相承认的世界的诞生而斗争。
  那个对承认我犹豫不决的人反对我。在残酷的斗争中,我承认感受到死亡的震撼、不可逆转的崩溃,但也感受到可能性和不可能性。[6]
  然而,另一人能不斗争而承认我:
  “没拿生命去冒险的个体可以被承认为‘人’,但他没有达到这种有着对独立的自我的意识的承认的真实。”[7]
  从历史上看,黑人陷于奴役的非本质,被主子释放了,他没有支持为自由而斗争。
  处于奴隶地位,黑人涌入主人所在的城堡周围的木栅栏里。同这些被准许每年一次在客厅跳舞的仆人一样,黑人寻求支持。黑人没有变成主人。当不再有奴隶时,就没有主人。
  黑人是人们准许他采取主人态度的奴隶。
  白人是允许他奴隶们和他同桌吃饭的主人。
  一天,一个有影响的、善良的白人主子对他的伙伴们说:
  “对黑人们要和气……”
  于是,白人主子们表示不满,因为这还是很困难的,他们决定把一些“人一机器一牲口”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人”的行列。
  “任何一块法国土地不应再承载奴隶了。”
  骚乱从外部波及黑人。黑人受到影响。一些没有从他行动中产生的价值,一些不是由他那心脏收缩上升的血液所产生的价值,来到他周围跳起彩色圆舞。骚乱并未区分黑人。他从一个生活方式到另一个生活方式,但并非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正如当有人对病情好转的病人宣布他将于不日出院时,有时他会复发,同样,黑奴解放的消息决定精神病的猝死。
  在一生中,人们不会两次得知这同样的消息。黑人只限于感谢白人,这事实的最残酷的证明存在于分散在法国和殖民地的数目可观的塑像中,表现出白人的法国抚摸这刚被粉碎锁链的诚实黑人那天生短而拳曲的头发。
  “你谢谢先生。”母亲对她儿子说……但我们知道这小男孩经常梦想大声说几句别的话——更加引起轰动的……[8]
  身为主子的白人对黑人说道:
  “从今以后你自由了。”
  但黑奴不知道自由的代价,因为他没有为自由而斗争过。不时地,他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但总是涉及白人的自由和白人的正义,即涉及由主子们散发出的价值。在过去的奴隶的记忆里既没有为自由斗争,也没有为基尔凯廓尔所谈论的自由而焦虑不安,他面对这个在生命处于危险中游戏和唱歌的白人青年保持喉咙干涩。
  当有时黑人凶恶地注视白人时,白人对他说:“兄弟,我们之间没有差异。”然而黑人“知道”有差异。他“希望”不同。他想要白人突然对他说:“肮脏的黑奴。”于是,他就会有这个惟一的机会——“让他们看到……”
  但最经常是没有什么,只有冷漠或家长式的好奇。
  过去的奴隶要求人家对他的人文持异议,他希望斗争、吵架。但是太晚了;法国黑人被迫自己咬自己和咬别人。我们说法国人,因为美国黑人经历另一悲剧。在美国,黑人斗争并被制伏。有些法律逐渐从宪法中消失。有些法令禁止某些歧视。然而我们有把握问题并不在于才能。
  有交战,就有失败、休战、胜利。
  《一千二百万白人的心声》大声疾呼反对天幕。天幕从这边到另一边,横贯着那些布置整齐、装入其禁止腹部的牙印,它落了下来,犹如一把裂开的非洲木琴。
  战场的四角由二十来个吊儿郎当的黑人挖制,战场渐渐竖起一座预示十分宏伟的纪念碑。
  我已瞥见,在这纪念碑的顶端,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相互伸出手。
  对于法国黑人,境况是无法容忍的。由于他从不确信白人把他看作自为的自我意识,他不断地关心显示抵抗、反对、争执。
  穆尼埃对非洲贡献的是从书中引出的几段[9]。他在那儿认识的那些黑人青年想保存他们的相异性。具有决裂、斗争、战斗的相异性。
  菲希特说,自我通过对立而确立。既是也不是。
  我们在我们的引言中说过人是个“是”字。我们将不断地重复这个字。
  对生命说是。对爱说是。对宽厚说是。
  但人也是个“不”字。对人的轻视说不。对人的可耻行为说不。对人的剥削说不。对扼杀人类中更加人道的东西——自由——说不。
  人的行为不仅仅是反应的。而在一个“反应”中总是有感受。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已指出这一点。
  引导人成为“起作用的”,同时在其循环中保持创造人类世界的主要价值的尊重,这就是经过思考后,准备行动者的当务之急。




[1] 阿德勒,《神经质》,第12页。

[2] 阿德勒,《人的认识》。 

[3] 《精神现象学》,伊波利特译,第155页。 

[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57页。

[5] 黑格尔,同前书,第159页。

[6] 当我们开始这工作时,我们想研究黑人的为死亡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研究是必要的,因为人们不断地重复说:黑人不自杀。
  阿希尔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毫不犹豫地支持这说法,而理査德·赖特在其一篇新闻报道上让一白人说:“如果我是个黑人,我就会自杀……”,由此想说只有黑人能接受这样的对待而不感到自杀的引诱。
  从此,德塞先生的论点用在自杀的问题上。他指出雅恩施的研究工作是最不似是而非的,这研究以分裂的典型(蓝眼睛,白皮肤)来与结合一体的典型(棕色的眼睛和皮肤)对立。
  涂尔甘认为犹太人不自杀。今天是黑人不自杀。然而,“底特律医院接收的自杀者中有16.6%是黑人,而黑人在居民中的比例中只占7.6%。在辛辛那提,黑人自杀是白人的两倍多,由于黑人妇女的惊人比例而不断增加:358个黑人妇女比76个黑人”(加布里埃尔·德塞,《自杀的心理状态》,n,23)。

[7] 黑格尔,同前书,第150页。

[8] 我们希望指出了这儿的主人与黑格尔描写的主人在本质是不同的。黑格尔所描写的,有相互性,这里的主人不把奴隶的觉悟放在眼里。他不要求奴隶的感激,但要求他劳动。
  同样,这里的奴隶丝毫不可与那个陷于目的中,在工作中找得他解放源泉的人相比较。
  黑奴想要像主人那样。
  因此他没有黑格尔所描写的奴隶那么独立。
  在黑格尔的描写中,奴隶离开主子并转向目的。
  这里,奴隶转向主子而抛弃目的。

[9] 埃马纽埃尔·穆尼埃,《黑非洲的觉醒》,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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