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革命工长组织
国民议会等于苏维埃的死亡
恩斯特·多伊米希
本文是多伊米希在1918年12月19日的第一次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根据特奥·潘特（Teo Panther）编纂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苏维埃运动文献汇编》（Alle Macht den Räten! Texte zur Räte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两卷集，明斯特：Unrast，2007年）收录的文本译出。
同志们，士兵们，先生们！“我们就是动力！因为上帝的愤怒，我们现在还是无产者，我们要把老朽的国家打击得年轻起来！[1]”
昨天，人民全权代表迪特曼用这段话结束了他的发言。今天，我要用这段话来开始我的发言，因为这位革命先知在七十年前讲过的东西，也就是无产阶级注定要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任务和职责——而在他那个时代，世界还没有做好准备。
当然，国家这个“腐朽的东西”，是不会被兰茨贝格先生和人民全权代表迪特曼这样久经考验的议员摧毁的。它不会被聪明的党委书记摧毁，过去几天里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些人甚至操纵了本次大会。它不会被驯顺的工会干部摧毁，这些人躲在会员名单和账本后面，他们只对工人运动中的一件事情感兴趣：工资。新世界只能通过全体德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建成。整个德国无产阶级，德国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必须参加进去，并理解这个事实：新世界只能从血泪之海中诞生。
本次大会是德国的第一届革命议会。所以我对它寄予厚望。自从1848年4月以后，人民终于能够传达出真实的声音了[2]。
当然，现在不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与它的革命议会有一些独特之处。革命头几天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退了。犹豫不决，不情不愿、对旧的意识形态的依恋，这些情绪仍很强烈。因此，继续推进革命，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也是出于文化原因。一定要把革命变成囊括社会最底层的真正的人民运动。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并没有显而易见到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程度。先生们，如此无精打采、萎靡不振——照我说，简直就是非利士人的精神——的革命议会，历史上可从没有过。
人民的心灵、思想的大转变（法国国民公会就是它的具体体现）在哪里呢？1848年3月的青春热血在哪里呢？从德意志人民对自由的热切渴望中诞生的国歌在哪里呢？我们根本感受不到这些东西的存在。旧政权的旗帜和徽章依然挂在政府大楼上面——只不过加了条可怜巴巴的红绸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这就是革命现在看起来的样子！没错，我说的是外观——但外观体现了我们所处的形势。
然而，现在这个革命议会在某一方面跟所有的革命议会是一样的：它看不清自己走了多远，还自欺欺人。它拒绝承认铁的历史规律，而革命发展过程正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当我们的工人和士兵入场时，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发笑，说俏皮话。但他们代表了社会底层的声音，我跟你们说：不要指望他们会默不作声。他们的声音会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楚！将来在编写德国革命这几周的历史时，人们会扪心自问：难道这些人真是瞎子，不知道自己正在给自己的脖子套上绞索吗？毕竟只要是能够正常思考的人，都会看出来：选举国民议会这个美妙的决定，等于给现行制度——苏维埃制度——判处死刑。你们要想成立一个政治自杀俱乐部，那就随便你们好了——我就不掺和了！
同志们！士兵们！我并不想冒犯会场里的任何人，但我得指出：我们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认真考虑过苏维埃制度。你们是怎么当上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的？你们基本上是被潮流带着走，但你们不一定理解苏维埃的深刻意义。
苏维埃的思想是怎么来的？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领导了自己的首次英勇斗争，反抗恐怖的沙皇专制制度，苏维埃就是在那时候诞生的。工人苏维埃是自发地、没有经过多少准备地从新世界的种子——大工厂中诞生的。1905年，这些苏维埃领导了革命斗争。在1906—1907年，苏维埃的委员们为他们的英勇付出了代价，他们要么上了战地军事法庭，要么被流放到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但是，苏维埃制度的思想活了下来。1917年3月，当俄国大革命的烈焰燃起时，它又重新出现了。我们对这段历史都很熟悉了。
但是，在1918年11月的德国事变中，苏维埃制度为什么会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呢？答案是：因为苏维埃制度是——而且必须是——现代革命的组织结构。我当然知道——穿军装的同志们对此特别关心——苏维埃制度听起来就像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无论是我，还是具有清晰思路的人，都不会因此而分心。每一次革命都会遭到诽谤污蔑。无套裤汉、爱国者、鼓动者、1871年的巴黎公社社员，他们全都受到过诽谤、污蔑和攻讦。也就是说，别人骂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也只能接受。可是，同志们，这算不了什么。现在又有什么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呢？在某些人看来，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所谓的士兵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妖怪到处都是，所以我不得不跟你们讲个奇闻。
许多士兵从前线回来时，由于消息不灵通，被灌输了错误的消息，他们以为柏林满是堕落败坏的革命者在杀人放火，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后，便把教育士兵当成了我们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我们印制了一种传单，以《战友们！》为标题[3]。执行委员会里的社民党同志和士兵代表，全都同意这种传单的内容。我们派出信使，把大批传单发放到东线和西线的部队。当信使抵达维尔纽斯的第十集团军士兵苏维埃时，那个苏维埃的委员对信使说，这张传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的鬼话，他们可不能给士兵散发这些东西。他们把整包传单都销毁了。这种反应是很典型的。对于那些被选入士兵苏维埃的军官来说，仅仅得到士兵的信任是不够的。特别是在革命时期，他们的信念至关重要！
工人苏维埃是怎样在德国出现的？它们是从过去几年的大规模罢工运动中诞生的，在这些罢工中，我们——我们一直强烈反对战争，过去四年里，由于德国人民饱受压迫和谎言之苦，让我们备受煎熬——是主要的政治推动力。我们说服了大工厂的工人，让他们接受了我们的主张，成立了工人苏维埃；他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样做的。在革命前的最后几周里，我们在柏林的各个兵营里全力进行鼓动，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设法找到了一些士兵，他们愿意参加我们推翻这个血腥体制的计划。我们成立了——当然是非法地——临时工人士兵苏维埃。我们在兵营里散发的每一个宣言和每一张传单，都在呼吁士兵不要向自己的兄弟和母亲开枪，这些宣言和传单上的署名都是“临时工人士兵苏维埃”。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特务追捕我们，柏林—勃兰登堡军区司令部——1848年的反动机关——全力镇压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遭到了自己阶级的同志们的攻讦、诅咒和污蔑！就在11月6日，社民党对我们的传单做出了回应：“当心界线！当心无产阶级内部的兄弟相残！当心那些不负责任的分子！他们企图煽动轻率的攻击，那并不符合你们的利益！不要听从那些小团体和不知哪里来的操纵者的口号！如果工人四处乱跑，逾越界线，就只会招来惨剧，而不是幸福！”
看了这个，你们就应该明白，社民党是怎么看待工人士兵苏维埃的。然后，到了11月9日，由于我们在企业和工厂中开展了准备工作，旧世界被推翻了。社民党员突然全都跑了出来，喊着要参加苏维埃制度。这进一步证明，在革命时期——特别是现在，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它必须推动革命——苏维埃制度是自然而然地自行降临的。如果有人想抵抗这种历史必然性，那将是愚不可及的。事实很简单：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它的选举，还有它那卑微的议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只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今天，随着社会主义作为新世界的基础而诞生出来，资产阶级民主必将被以苏维埃制度为表现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所取代。
同志们，士兵们，当科恩[4]同志极力要求召开国民议会，甚至建议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时，你们当中有不少人在热烈鼓掌。你们这样做就等于给自己下了死刑判决。科恩同志和其他人在发言中说，国民议会召开后，苏维埃制度仍会继续存在，这些全是空话。国民议会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代表，有了它，苏维埃制度还有什么意义？苏维埃只会沦为陪衬，沦为傀儡！在经济方面，在国民议会和资产阶级的帮助下，旧的工会很快就会把工人苏维埃赶出企业和工厂。他们正在这样做。
不，这两个东西不能凑合到一块。你们只能从中选择一个！但我要警告你们：如果你们选择了旧制度，你们就等于埋葬了自己的梦想：建设一个自由的（文化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自由）新德国；让德国摆脱旧的奴性（这种奴性仍在奴役着人民）；让人民真正积极参与国家大事，而不仅仅是每隔两三年投一次票。
在全国各地的地方选举中，结果往往是社会主义者获得五分之三的票数，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五分之二的票数，这种结果并不出奇。这表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经济制度，依然在德国拥有强大的根基。不管是谁宣称社会主义者能够在即将召开的国民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都必须以怀疑的态度去看待。《周一世界》的冯·盖尔拉赫先生[5]是国民议会的热情拥护者，也是苏维埃制度的坚决反对者，他看待事物的方式是非常现实的。在谈到万众欢呼的国民议会时，他是这么说的：
我担心的是，我们会看见国民议会里有很多熟面孔——都是帝国国会里的老熟人。这将会变成用旧人去建立新政治的尝试，我们将会发现，对于为数不少的人来说，革命并不等于进化。我敢预测，国民议会选出后，不出一个月，就会受到猛烈的批判。当它不得不接受苛刻的和约，包括为旧政权的暴行赔款时，也就是说，当国民议会不得不从上层阶级那里取走许多东西，同时又不能给下层阶级提供足够的东西时，它就会遭到左派和右派的猛烈夹击。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因为它不可能不出现。
这番话并不是出自布尔什维克，而是出自一个遵纪守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和国民议会的狂热信徒之口。如果连他都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那我就得说：要想埋葬旧德国，在它的坟墓上建设新德国，我们就得用一种全新的政治精神和文明精神去教育德国人民。我要强调“文明”这个词。我说的“文明”，是指可以概括为“人类的高度发展”的一切东西。物质和政治自由固然重要，但重要的不只有它们。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从正在燃遍全球的烈火中，必须产生出什么样的新文化。
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考虑德国和它狭窄的疆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边界会在哪里[6]。我们还必须看到其它国家，它们跟我们一样，浑身伤口，血如泉涌。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才能拯救他们，这股力量，就是团结一心的各国人民群众！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指望克莱蒙索[7]、洛伊德·乔治[8]之流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不赞同科恩同志的悲观看法。其它国家的形势也在变化。科恩同志应该知道，比方说，三年来，英国工会并没有彻底控制军工产业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就是由工人苏维埃单独进行的。这是时代的一个显著迹象。
在法国，苏维埃一天比一天强大。在其它国家，沙文主义被迫屈服，就像德国一样。战争的重担不光压在德国无产阶级肩上，也压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无产阶级肩上，造成了同样的痛苦。如果现在有人认为，由于我们并没有见到足够强烈的征兆，所以指望其它国家发生革命是愚蠢的，那我就得提醒你们一下：在11月7日那天，我们光荣的社民党同志们还在大谈“一小撮阴谋家”——他们就是不相信革命可以在德国发生。我不得不跟自己的朋友争吵，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后革命就降临了。
同样的事情正在其它国家发生。如果我们尊重历史的规律——世界大战必然导致世界革命，尽管某些地方的革命会来得更早一些——那我们就只能承认，这种情况是必然发生的。无论是在塞内加尔河沿岸的黑人村庄，还是在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农场，人民都在受苦受难。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世界大战导致的后果。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德国的首次大革命期间，我们必须拥抱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苏维埃制度。其它的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都等于顽固地抓着旧传统不放。
但是，我担心本次大会不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吕德曼提案[9]等于本次大会的自我阉割，因此也就等于革命的自我阉割[10]。如果本次大会是一个有性格、有热情的革命议会，它就会宣布自己就是“国民议会”，并明确表态：我们就是这个机关，我们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士兵和工人以他们的力量为我们撑腰，我们要决定德国的未来！
如果有谁以为，这样做就会让和平条约更难签订，那就大错特错了。协约国不会在乎这个举动。我们甚至不知道协约国是怎么看待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我们得到的只有彼此矛盾的消息。如果今天的新闻看起来很不乐观，那我就要说：只要跟艾尔茨贝格尔[11]部长有关，不管什么事我都会怀疑！
如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还没撤掉佐尔夫[12]的部长职务，还让那些参加了秘密外交的外交部官员继续留任的话，我们就只能猜测，他们还在利用战争期间就在使用的旧的、有毒的外交渠道，还在维持着旧的关系，这条关系一头连着柏林的威廉大街，另一头连着伯尔尼和克里斯蒂安尼亚等地[13]。外交部、总参谋部、陆军部还有许多机构的秘密档案至今没有公布，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现在已经是革命的第七周了！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说：“你们看看，我们人民是无辜的！我们被欺骗了，被叛卖了，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会对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大有帮助！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外交政策依然如故，没有谁想改变它。首届革命大会本来应当要求采取行动。然而，你们大多数人却只是跟着老路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打破惯例[14]。我们要避开一切新的东西，用一切手段躲开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历史将会对本次大会作出严苛的评判。
苏维埃制度经常被称作专政，它吓得每一个资产者心惊肉跳。资产者想到了勃朗宁机枪之类的东西。请回顾一下最近几年的历史吧。这几年里，我们是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可耻、最残暴的专政之下。沙皇专制制度的残暴，至少被腐败抵消了一部分。从1914年8月4日开始，德国就建立了军事专政和精神专政，在这四年里，德国人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他们的怨愤是不会消失的。我指的是那些没有加入战争贩子阵营，并在1914年8月1日保持了人性的人[15]。这场战争从来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到了十一月事变期间，我们当中有人还想抱着8月4日政策不放！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革命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这些真诚献身革命的人，对于那些人依然抱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苏维埃制度可以具有专政性质。但是，我们观察到的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发展，是受到历史规律主宰的，它不一定会在德国重演。有人在鼓吹照搬俄国榜样，但我不是这种人。我是德国人，我为我是德国人而自豪。在我参加政党政治的二十年时间里[16]，我一直在试图让群众理解德国文化、欣赏德国诗歌、体会德国文学。资产阶级一直在牢牢地把守着这些宝贵的财富，不让群众接触它们。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运用俄国大革命中有用的成分。我过去一直支持布尔什维克，我以后仍会支持布尔什维克。
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他们的勇气，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都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是最早采取实际行动实现和平的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洪水猛兽，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资产阶级哀嚎，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太多他们钟爱的一切，失去了原本享有的一切舒适，这并不难理解。但是——我要问在座的士兵一个问题——在这四年里，当你们面对榴弹的时候，当你们在波兰和俄国的冰天雪地里匍匐前进的时候，当你们负伤并且至今仍在饱受伤痛折磨的时候，资产阶级可曾在乎过你们吗？不，他们没有。他们给你们灌输民族主义，向你们许诺祖国会感激你们。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要保护统治者的财产，让他们的房子保持温暖。那么，现在德国人民终于挣脱了身上的锁链，并开始自己做主了，难道我们真的要担心什么“专政”吗？
“专政”这个词在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手上正好拿着1907年的经济统计数据，这是我们能弄到的最近的年份了。这些数字显示，在一切产业，无产阶级都占了大多数：农业、林业、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商业和运输业。这就表明他们是被享有经济特权的少数人统治的。现在，你们还想要一个国民议会，让这一切继续维持下去吗？听了我的话，你们可能会摇头，那就随你们便好了：如果现在召开国民议会，它既不会有决心、也不会有能力去实现社会主义。没错，它会建立一些机构，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供必要的财政手段；它会实行国家垄断，采取其它一些国家资本主义措施，建立一些国家资本主义机构。但它绝不会建立一种由人民当家作主、并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享有平等权利的经济制度。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彻底改变所有制及相关法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苏维埃统治。
不用说，现在的苏维埃制度还很不完善，而且还很混乱。在第一波革命浪潮期间，并没有组织计划，没有组织结构。但是，事情是可以改变的，苏维埃制度是可以正确建立的，它会建立一套统一的选举制度，让全体德国人都能参加。最最重要的是，它跟工人，然后是逐步返回劳动力中的士兵，接着是相关的农民，是息息相关的。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选出一个国民议会。但是，那样的国民议会，将是一个能把全国人民真正团结起来的国民议会——而这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制度上的国民议会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现在目睹的背信弃义的分离主义运动不是由工人主导的[17]。在莱茵河等地，它们是由资本家和教士唆使的。无产阶级的团结与苏维埃制度是国家统一的最有力保障！
从现有的政治体制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也会改变我们同邻国波兰的关系。也许来自波兰地区的同志们也会在本次大会上发言，证明汉肯蒂主义政治[18]是怎样在波兰造成了关于分离与合并的争论的。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治——再加上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而产生的国民议会——将会为德国与周边邻国的和平与友谊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远远胜过现行制度。
再回过头来讲讲所谓的“专政”吧：对于那些几十年来，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利用人民的血汗大发横财的人来说，苏维埃统治的确是灭顶之灾；他们不想听到这样的话：你们已经享福够久了，现在该让那些以前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享享福了。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判决。它不是资产阶级为专政的“不公”嚎哭几声就能逆转的。
关于德国的未来，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我前面说过，奴性已经深入了德国人的骨髓，即使是在革命时期也还是这样。人民要求有人站出来领导他们。德国人对自己如此不信任，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从单纯军事观点来看，士兵在西线、东线、巴尔干，在每一处战场，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士兵们的自信心却非常低。看看英国大革命吧：它建立了自己的议会军，让车夫、商人的小伙计和马夫当上了上校和准将。克伦威尔和他的铁骑军粉碎了当时的反动军队——骑士军。没错，这是两百年前的事情，但是世界早该前进了，而且它在今天前进起来也应该更容易一些！在法国大革命中，当革命向人民发出召唤时，Levée en masse（群众奋起响应）[19]。砖瓦工克雷贝尔[20]和其他人领导了这个革命运动，利用了可用的一切军事手段。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那也同样是一个革命时期，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然而，德国士兵虽然接受过军事训练，却要求自己的军官留任，如果不让军官留任，他们甚至不肯回家。我相信，如果士兵们能够更多地理解苏维埃制度，如果他们选择了正确的领导，他们的退伍工作就会更加顺利，更加有序，远远胜过在现在这些军官领导下的退伍工作。
德国革命对自己缺乏信心，而奴性和盲从的精神又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遗产。要想改变这种情况，仅靠两三年举行一次选举运动，在群众中间散发传单，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改变它，只能让德国人民积极参加政治，并一直保持这种热情。这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做到。我们必须全面废除旧的行政机关，从联邦一级、地区一级，一直到市镇一级，统统都要废除。德国人民必须习惯自我管理，而不是被人管理。但是，如果你们只让人民一路小跑，往议会里派去代表，又怎么能够教育他们，让他们完全理解自我管理的概念呢？议员们还是发表漂亮的演讲，参加政党政治，而群众却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们还要讲一下社会化问题。如果不让工人直接参与，怎么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呢？当然，在目前这种困难时期，不能随意进行试验。这我们也懂。社会化只能根据正确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计划进行。我们只有获得了和平，知道了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懂得了自己将拥有哪些经济手段，明白了我们能维持什么样的国际贸易关系，才能进行成功、高效而彻底的社会化。但是，如果把工人拒之门外，让他们保持消极冷漠，不让他们参加经济事务，社会化就不可能实现，或是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变成违背工人意志的垄断。
我们需要的是在工作单位里贯彻落实苏维埃制度。我们要让工人通过他们信任的苏维埃来管理自己的企业和工厂。必须马上动手去做！在社会化来临之前，企业和工厂的老板们会拼命捞一把。工人有义务了解和掌握整个生产过程，而不仅是他们现在负责的工作。我再次重申，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苏维埃制度的选举方式可以商量，但我现在不打算讨论这个。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可以很快、很容易地解决。
革命初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不要因为错误而灰心丧气。工人苏维埃已经遍地开花。由于通信不畅，难免会有误会和摩擦。但是，这些都是出牙期的麻烦，是可以克服的。或者可以说：一定要克服它们。只有为苏维埃制度而斗争，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实现苏维埃制度之后，我们现在听到的许多抱怨很快就会平息。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革命和旧制度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是没有前途的。旧的国家机器依然在位，所有公务员依然留任。柏林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士兵苏维埃都只有监督权，没有立法权。这样一种双重制度肯定会导致冲突。维持这种制度的代价也比单一制度更加高昂。
昨天你们通过了吕德曼提案，这就等于宣称：成百上千万工人的专政对德国是坏事，而六个人的专政反倒是好事。这再次证明了德国人的奴性是何等深重。我们要让工人苏维埃真正承担起行政工作。这样做之后，一切引发抱怨的根源都将成为历史。这也会对我前面讲过的文化教育大有帮助。苏维埃制度会让一切阶级参与进来，让每个人都对其感兴趣并积极参加其活动，所以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才能实现文化教育。
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战争对道德造成的损害仍然随处可见。这已经成了工人队伍中的一个问题，否认这一点是没用的。工人必须明白，一段紧张的生产时期，对于目前的大众利益来说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做才能克服战争债券等措施造成的腐化效果。但是，如果工人每两年才能投一次票，他们又怎么可能明白这一点呢？他们怎么会对国家产生兴趣呢？为了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必须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这只有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才能做到。
我知道，在座各位并不喜欢我说的话。没有什么新生事物是一开始就大受欢迎的。但我并不担心。就算你们现在拒绝了苏维埃制度，它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你们或许可以把最聪明的议员选入国民议会，起草最杰出的宪法——但你们不能阻止大地上的发展。不要以为德国革命仅限于十一月的头几天。它会继续发展下去。俄国发生过的一切，也许会在德国重演。我们的俄国朋友说，二月革命是美妙的，而十月革命就是丑陋的——然而，真正实现了社会改造的是十月革命。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在不久后发生，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德国革命或许会披着卷发、迈着有力的步伐返回这里，并提出问题：“我在十一月给过你们机会，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呢？”
我不能断言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每个懂一点世界史的人都该知道它一定会发生。所以，那些给我们投了反对票、为国民议会而欢呼雀跃、要求在1月19日举行选举的人们——你们想怎么做都可以，但你们阻挡不了命运！
在东线和西线都有许多大型墓地，埋在里面的人都以为他们是为了新的、更美好的德国而献身的。他们被欺骗了，而我们有义务让他们的信念变成现实。
就在不远的地方，就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21]，不仅埋葬着1848年的起义者，也埋葬着1918年11月的起义者。其中就有我年轻的朋友埃里希·哈贝尔萨特[22]。我认为我有义务在这里提到他的名字。他是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德国青年工人的代表。没错，他正是经常被污蔑的柏林青年中的一个！在我演讲时，埃里希·哈贝尔萨特曾坐在我旁边，怀着热情和决心散发传单。在11月9日早上，他怀着青年人的勇气冲入兵营——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心脏。
我听见弗里德里希公墓传来一个声音，你们也会听到的，它在引用弗莱利格拉特的诗句：“做好准备，蓄势待发，去解放那埋葬着我们的大地。不要被这样的回忆纠缠：在再次沦为奴隶之前，我们曾是自由的，而我们命中注定将要永远自由！[23]”
[1] 出自费迪南德·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的诗歌《由下而上！》（Von unten auf!）。——编注
此处的译文借自《德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钱春绮译，1982年5月第1版，第341页。——中译者注
[2] 这里指的是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特别是指1848年4月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民议会筹备会议（在德语中叫作Vorparlament，意为“预备议会”。——编注
[3] 在德语中，士兵一般用“战友”（Kamerad）来称呼彼此。由于纳粹党广泛使用这个词，所以它在现在的右翼团体中间依然很流行，但在左翼语境中已经不用这个词了。——编注
[4] 马克斯·科恩—罗伊斯（Max Cohen-Reuss，1876年1月30日——1963年3月1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当过会计和出口商。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担任记者。他在党内属于右派，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魏玛共和国时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二战后，他担任过多家德语报纸驻法国的特派记者，1947年至1951年间任社民党驻法国正式代表。——中译者注
[5] 《周一世界》（Die Welt am Montag）是柏林的一家民族自由派周报，1896年创刊，1933年停刊。赫尔穆特·冯·盖尔拉赫（Hellmut von Gerlach，1866—1935）是一位倾向和平主义的出版商，曾长期担任《周一世界》主编。——编注
[6] 由于和平谈判仍未结束，所以德国未来的边界会在哪里，此时仍不清楚。——编注
[7] 若尔日·克莱蒙索（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1917—1920年任法国总理。——编注
[8] 戴维·洛伊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战时联合政府首脑。——编注
[9] 关于吕德曼的提案，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2—93页。——中译者注
[10] 社民党人赫尔曼·吕德曼（Hermann Lüdemann，1880—1959）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转交给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这个议案被大会通过了。——编注
[11] 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年9月20日——1921年8月26日），德国政治家，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一战开始时支持战争，自1917年起开始采取反战立场。马克斯亲王任首相后入阁，任国务秘书，1918年11月率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同协约国进行和谈，11月11日他代表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战后于1919年8月出任财政部长，支持凡尔赛和约，后来被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中译者注
[12] 威廉·海因里希·佐尔夫（Wilhelm Heinrich Solf，1862年10月5日——1936年2月6日），德国外交官，生于柏林一个富裕家庭，1888年进入外交界。1900年3月1日——1911年12月19日任德属萨摩亚总督，1911年12月19日——1918年任殖民地大臣，1918年10月3日——1918年12月13日任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13] 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是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当时的名称。——编注
[14] 这里化用了一句拉丁文谚语：Stare decisis et non quieta movere（意为“循规蹈矩，不要添乱”）。——中译者注
[15]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社民党在1914年8月4日宣布支持战争。——编注
[16] 多伊米希于190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编注
[17] 在德国一些地方，包括德国西北部，鲁尔河谷和巴伐利亚等地，存在着较为强大的分离主义运动。请参阅本书中的“布伦瑞克”、“巴伐利亚”和“鲁尔河谷”等章节。——编注
[18] “汉肯蒂主义”（Hakatismus）是指支持在波兰领土上推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人。这个名称源自“德意志东方边疆社”（Deutscher Ostmarkenverein）的三位创始人的缩写“HKT”，它是由波兹南的日耳曼贵族和政客在1894年成立的一个组织。——编注
“德意志东方边疆社”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鼓吹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推行日耳曼化，摧毁波兰人的民族认同。它有时会被简称为“HKT”或“Hakata”（Ha、ka、ta是H、K和T在德语中的读音），因为它的三个创始人的姓氏首字母分别是H、K和T：费迪南德·冯·汉塞曼（Ferdinand von Hansemann，1861—1900）、赫尔曼·肯奈曼—克伦卡（Hermann Kennemann-Klenka，1815—1910）和海因里希·冯·蒂德曼（Heinrich von Tiedemann，1840—1922）。因此中译者将Hakatismus翻译成“汉肯蒂主义”。——中译者注
[19] 在德语原文中，这里用的是Lever en masse；但是作者指的应该是法国革命战争期间的广泛动员，叫作Levée en masse（大意为“群众奋起响应”）。——编注
[20] 让—巴蒂斯特·克雷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1754—1800），法国革命战争期间著名将领，出身无产阶级。——编注
[21] 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是柏林的一个市区，居民以工人为主。——中译者注
[22] 埃里希·哈贝尔萨特（Erich Habersaath）是施瓦茨科夫的一位青年工人，也是斯巴达克斯同盟成员，在11月9日的柏林起义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23] 出自弗莱利格拉特的诗歌《亡者对生者说》（Die Toten an die Lebenden），他因为这首诗惹上了官司，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不过最后被判无罪。——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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