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附录〕

旅伴



一


　　害怕一个人不够，我于是邀来五人和我结伴。这也是为着要让他们分沾此次旅行的种种非常利便的条件。他们预先就快乐了，简直是欢喜若狂了；他们同我一样地热心，倾心于苏联及其所预计的整个未来时代，都是这种政制的热烈的崇拜者，然而与我又是差异很多的；就他们的年龄说（都是比我年轻得多），就他们的气质、教养和环境说；他们相互间也有很多差异；虽然如此，我们互相仍是非常地了解。是的，我想，为看得明白和听得清楚，六对耳目是不会太多的，而且为的能够相互交换各人的一定不会相同的感想。

　　这几个旅伴，你们都认识的，就是：耶夫·拉斯特、雪夫灵、欧珍·达比、彼尔·赫巴、路易·季友。

　　这五位旅伴中，有二个是很老的党员，很忠实的，很积极的。有二个能说俄国话。此外，耶夫·拉斯特这番是第四次苏联旅行。彼尔·赫巴则最近六个月就在莫斯科居住，他在那里主持一个宣传杂志，《国际文学》，每期用四国文字出版；这就使他很熟悉那些阴谋诡计，很通达内情。此外他又特别地精明。他指教我不少，我的意思是说：他给我解释了好多事情，没有他我自己一定不了解的。我举出小小一例如下：

　　我们到莫斯科第二天（彼尔·赫巴和我是从巴黎坐飞机去的，那时他刚回巴黎来，住了三天；我们比其他几个旅伴先去，他们坐苏维埃轮船，十天之后才到列宁格勒），布哈林就来拜访我。那时布哈林还是很受人尊崇的。最近一次，我不记得哪个会议上，他出台时候，群众热烈地向他欢呼。然而已经有某些排斥他的征兆阴险地露出来了。彼尔·赫巴为要在他主持的杂志上登载布哈林一篇很可注意的文章，竟遭遇很大的反对。这都是值得知道的，但我后来才晓得。布哈林是一个人来的。但他刚踏进首都旅馆人家给我居住的华丽房间的小客厅内，就有一个自称为新闻记者的混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弄得谈不成功。布哈林差不多是立刻就起身走；当我送他到候见室时，他告诉我：希望再同我见面。

　　三天之后，我又看见他，在送高尔基下葬时候，确切点说，在下葬前一天，那时民众得到允许，好几个钟头列队在大停床前经过，停床铺着花，高尔基尸体尚未烧化，就停在那上面。在一个小得多的邻近厅堂内聚集着那些“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在其内，我尚不认识他，现在我向他行礼。布哈林就在他近旁。我离开季米特洛夫以后，布哈林就拉着我的臂膀，靠近我身边说：

　　“一个钟头之后我可以去访你么，在首都旅馆？我有话同你说。”

　　彼尔·赫巴陪伴着我，他听到了这几句话，于是低声对我说：

　　“我敢打赌，他一定做不到这个事情。”

　　果然，柯尔佐夫看见布哈林曾靠近我身边，就立刻把他拉到旁边去。我不知道他能对布哈林说什么话，但在我居留莫斯科的时期中，我就未曾再见布哈林一面。

　　没有这个小小的指教，我就不明白的。那时我一定以为是冷淡，是疏忽；总之我将以为布哈林并不重视再同我见面的，但我永远想不到他是不能再见我的面。

※　　　　　※　　　　　※


　　彼尔·赫巴和我到列宁格勒码头上迎接了季友、雪夫灵、拉斯特和达比，然后我们坐了专用车厢回莫斯科来。几天之后，同一个车厢把我们拉到奥尔忠尼启则地方去，以后三辆很舒适的汽车载我们穿过高加索，第三天到了梯弗里斯。我们到这格鲁吉亚首都，照预定的行程迟了一天，以致很客气地到山中他们的国土边界汽车站上来欢迎我们的那些格鲁吉亚诗人等候了我们二十四个钟头。我趁此机会，在这里说说：我何等感受他们接待的好意，他们的恳挚，以及他们的礼仪的自始至终的殷勤。倘若由于什么奇迹，这本书能到他们手里的话，那就愿他们知道。不管别人能对他们说什么话，我仍旧是深深感激他们的。

二


　　梯弗里斯这地方，起初使我们大大失望，但以后一天比一天更迷诱我们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我们就是从那里出发到卡黑底做了四天旅行，很好；而且各方面都是最有趣味的；但很辛苦，以致不大习惯于旅行疲劳的雪夫灵和季友两人回来后，宣布说：他们看够了，种种情绪也感受过了，他们渴想回法兰西去。

　　我们离开了他们两位，很觉惋惜，因为有他们做伴是很有趣味的。但以后我们也庆贺他们两人幸而未曾经受因渐渐炎热而增加的疲劳。

　　然而我们旅行的第二部分是最富于教训的。没有以前那样死板，那样受束缚，我们还能更直接同民众接触；仅仅是从梯弗里斯开始，我们的眼睛才真正睁开了。

　　自从二十年来——有些人说，但其他的人则说：自从十五年来——此地没有今年这样热了。但我们未曾因热而衰疲，而且没有一点征兆能使我们预见三星期后使达比丧命的那个病症。我要抗议而且要气愤愤地抗议某些关于达比病症的恶意的暗示。诊断错误，——那些最少恶意的人说。在苏联，人们将好多因各种成串的球形菌致成的类似的传染病，都称之为“猩红热”，——这本是可能的。我以为真正猩红热一开始要呕吐的，达比并没有这个特征。我回巴黎以后一个时候，偶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见一张病症统计表，我很惊讶：在苏联，“猩红热”占的比例数如此之大，无论同其他国家比较，或同苏联其他病症比较；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猜想：这个病名，在苏联比在我们国内，更富于弹性和更常使用的。但这点说过以后（这里说不上诊断错误，——这种事情也可以在巴黎发生的，我有两个可痛惜的例证：查理·路易·菲力和杰克·里维叶两人，病初起时都被当作一种简单的流行性感冒来医治，到了认出是伤寒症时已经太迟了），我就坚决说：达比是受了最细心的最周到的医治的，由于塞瓦斯托坡尔地方三个最好的医生，而且由于女同志波拉，她在这里还是表现十全的恳挚。

　　同样，我也必须抗议另一种恶意的暗示，关于达比的笔记的。这些笔记以及其他属于他的一切稿件，都由我经手送给他的家庭了；不错，被扣留了一个时候以后才送去的。其实里面绝对没有使检查官为难的地方。达比是非常谨慎的。他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他要把说话之责托付给我。[1]他很担心，不愿加入那足以扰乱他的安宁和工作的辩论。在最后几天，他差不多是唯一地顾念着这个工作，即他同我说了好多的那部小说，他计划再写，完全改写，现在他更看清楚了他要写的是什么；我想，他出发旅行前所写的一百页左右稿子，将差不多完全抛弃了。

　　“回国后，我即将从头写起，”他屡次对我们说。而这个内心要求如此逼迫他，以致他说：他要单独回去的，倘若我们在归途中还要耽搁的话。那时正有人提议到敖德萨及基辅去的。

　　达比同我一样，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也表示对好多事情很痛心，虽然他也看到那些能使人欣喜的东西，因为他同我们一样希望在苏联只见着这些使人欣喜的东西。达比是从下层民众出身的，他的心和精神都深深关切于无产阶级利益；他方面，他的气质是很少战斗性的，与其说他接近于唐吉诃德先生，毋宁说他接近于桑科·邦札；他自立一条蒙田式的箴言，认为生命是比任何理想更可宝贵的，人们不值得为任何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表示很担心西班牙事变，他的忧虑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即人们若有个时候怀疑政府军之胜利，他也是受不住的。这个胜利，他不以支持之或相信之为满足：他不断地需要将这胜利看作是有保证的。但他激烈反对耶夫·拉斯特，当拉斯特说起要到西班牙去，加入民军作战（他以后不久果真这样做了）时候。某天晚上，在塞瓦斯托坡尔，即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后一日之前夜，我看见达比真正发气起来了，而他平时是如此恬静的。耶夫·拉斯特刚宣布说：他宁可看见他的儿女死，不愿看见他们受法西斯统治。

　　“你这话说得岂有此理，”达比于是叫喊说（这是第一次，我听他用如此声调说话），一面用拳头捶桌子，我们刚在这桌上用完了晚饭。“岂有此理！你没有权利为一种观念牺牲了别人的生命，也没有权利牺牲你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比一切都更宝贵的。”

　　他还说了好多，忽然有了一种非凡的口才。耶夫也是雄辩滔滔的。我只限于听他们说话，有时赞成这个，有时赞成那个，随着那一个人在说话；或宁可说：倘若我比较地钦佩耶夫和那鼓动他的热情，那么我是特别赞成达比以及他的反抗起来的良知的。尤其我想：人类中有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是很好的，好在这个可以调剂那个。但忽然我来干涉了，当耶夫回答达比谈起了“怯懦”时候。我抗议说，“怯懦”这个字眼在我们中间是不能行用的，倘若时常需要一种大勇去战斗的话，那么有时也需要同样的大勇来宣告说：不战斗。

　　在写这几行字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卓诺和他的《拒绝服从》。达比很喜欢卓诺，而且在某几方面很像卓诺。这两个人是很有兴味和有“菜汤感觉”的（同有此感觉的人才能懂得这话的含义）。[2]我们在格鲁吉亚时常说起卓诺，我们以为这个洪荒的和饶沃的国土是非常能使他喜欢的，我们又以为他将感受很多痛苦，在那些失却了“菜汤感觉”的地方。

　　并非达比完全感觉旅行无味，而是他终于比我们较少兴趣去注意旅行；他渐渐地爱好独处了，专心于读书或写字。[3]那时他读孟果译的《死魂灵》，这书是我带来的；他时常读一段给我欣赏。尤其果戈理诗集第二卷头上附的《四封信》中几行字，即我在我的《从苏联归来》书中所征引的。还是因为有这几行，就使得我们怀疑：是否真如人们所常说的，俄国帝制的时候没有或差不多没有给民众做一点东西；至少没有可供人们夸耀的东西？

　　差不多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自从彼得大帝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学习欧洲文化，并将一切实行手段交付于我们之手……

　　自从那时以后，“政府不断地活动，由这些可以证明，即是：几大本章程，法律和命令，好多新建的房舍，出版的书籍，设立的各种教育、慈善、赈济等基金，至于那些外国政府设施中找不到的东西还不算在内哩。”

　　不管苏联如何铺张，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手段不是今日发明的。



[1] 最后几时，耶夫·拉斯特和彼尔·赫巴两人轮流地和他同房间，他有机会同他们谈话，比同我更多而且更亲切地。他们两人知道这个。为此原故，他们出来抗议彼尔·西采先生对于我的这个攻击（这个攻击，后来弗里曼也拿来用了，虽然是以一种很有礼貌的声口说出来的），即说我滥用了达比之名，献我的书给他，写道：“我在他旁边，跟着他，所见闻的，所思想的之反映。”
　　摘录彼尔·赫巴一篇论文。
　　“我要告诉弗里曼——回答他关于《从苏联归来》上给达比的献辞的话——以我同达比在塞瓦斯托坡尔一次谈话，在他死前不久。他表示非常担心纪德回法国后要公开发表与他在旅行中时常有同感的那些恐惧。‘他将会说得好的，’他说，‘人们将明白他是以友人资格说话的。”
　　无论人们对这种献辞的感想如何，但我认为绝不能反驳纪德将我们的朋友的名字连结于他对苏联的感想的那种权利以至于义务。

（《星期五》，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还有耶夫·拉斯特这封信。
我的亲爱的弗里曼：
　　我十分惊讶读到你的论文中如下一条小注：
　　“但达比不会比纪德更进一层，批评，完成这些印象么（他打算延长在苏联居留期间，说起还要再来的话）？他不会更胜于纪德认识心理学价值以外发生的事情么？他曾允许给予这些印象（当我们在黑海相遇时候，他自己曾对我说这些印象是不充分的）以这样大的政治意义么，而且在这样一个时候？
　　“这些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只要是可以提出来，我就没有权利默而不言。”
这话，我认为不很确切。
　　在梯弗里斯，达比就已开始感觉旅行无味了，一种令人为难的态度。我同他有好多次的谈话，但他从来未曾表示要更长久留在苏联，或再来一次。恰好相反，他固执地反对延长旅行计划去游基辅。他要立刻回莫斯科去，由那里坐飞机回巴黎。达比屡次表示愿在西班牙一个小乡村中安静地工作，完成他的关于希腊人的著作。苏联有好多事情使他不喜欢，但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感想，始终是很差异的。达比时常同纪德谈论这些事情，他自己既然不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人，他便将说话之责付托给纪德。我敢说，纪德写的那本书，正是达比所期待并要求于他的。

耶夫·拉斯特


[2] “他们撒谎。他们都撒谎，”X告诉我们，在梯弗里斯，谈起了苏联当权者时候。那时只有赫巴和我听他说话。“他们完全失却了和真正现实的联系。这些都是理论家，都迷失在抽象观念里面。”他的声音因兴奋而颤抖了。最后就说了这句话，起初我没有大注意，以后赫巴时常向我提起，因为他认为这话妙得很（本来是妙得很），时常征引来说：“他们都已失去了菜汤感觉。”

[3] “我是何等愿望寂寞和安静！”死前不久几天，他在他的秘密笔记中写过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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