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译者序言
六七十年代社会斗争的历史对今天的国内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不仅因为它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思想背景不复存在，还因为它不合时宜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而遭到了集体的默杀。
同样，拉丁美洲和整个第三世界都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提到阿根廷，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有足球、探戈和经济破产。但在当年，阿根廷曾经是城市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几度推翻军政府，社会革命却从来没有接近胜利。而且，这里还发生了比同时期的欧洲更为残酷的国家恐怖主义，即“肮脏战争”。
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残酷的斗争就有重演的可能。工人阶级需要深入了解阿根廷阶级斗争的经验，认识到那里发生了什么，何以发生。为了不致白白牺牲，需要帮助起而斗争的工人阶级辨明方向，看到陷阱，避免这样那样的错误。
几十年来，在阿根廷，想必跟在任何地方一样，不欢迎对社会斗争的深入研究，以免自称团结了全民族的“革命领袖庇隆”形象掉色，现出原形——法西斯分子与利用工人学生的野心家。
但直到今天，扮演过“左翼领袖”的庇隆仍是许多群众的革命偶像。他们深受资本主义压迫，渴望出路，继续对庇隆主义抱有期待。要卸下这个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时间，更需要阶级斗争的洗礼。（当时没想到时代转换就在眼前。——25年中译者注）
为了理解庇隆，首先要考察法西斯主义[1]，否则光看庇隆给予工人的种种好处以及庇隆在工人中间享有的声誉，很容易把他当做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可别忘了，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的政策看上去也是那么美妙，比如打击了黑手党、让火车准点，甚至推出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真讽刺）的八小时工作制。法西斯主义，即民族工团主义，也受到主流舆论淡化处理（课本只教你“反法西斯圣战”，而不教你法西斯的来源和本质）。因为它必然会涉及到阶级关系，也就是触及到社会的实质。这里我们先来谈谈意大利的民族工团主义，因为墨索里尼完成了这一理论，进行了最具代表性的组合国家的实验，间接影响了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实验。
民族工团主义的特点有：承认私有财产，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崇尚民族主义，强化国家。意大利资产阶级选择法西斯是为瓦解阶级斗争的动力，再导引到推动民族工业的轨道上。阿根廷的庇隆更像是波拿巴，在各阶级都无力直接掌权时，跃居全社会之上，以法西斯的方式重组社会。
意大利法西斯掌权后，立刻镇压反对派。法西斯强制各阶级在组合国家中“各就各位”，宣布阶级矛盾由法西斯国家进行裁决。工人阶级不许以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资本家，而要任法西斯工会为自己的官方代表，不忘高举某种“工人运动”的大旗，再由法西斯政府出面主持公道，满足工人要求的“合理”部分。
组合国家的定义是这样的：只有国家承认的团体，才能成为工人或资方的唯一代表；劳资关系由国家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协议决定；劳资之间的冲突由“顾及双方与民族工业利益”的劳动法庭裁决；破坏生产的阶级斗争将受到严厉的镇压。
显然，意大利组合国家的劳动纪律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至于法西斯工会，作为统治手段，它的垄断消灭了工人的阶级组织。它受到法西斯政党和国家的完全监督，不具任何的自主性。工会安排可靠的法西斯分子担任干部，工会的议程也由法西斯的劳动部门控制。多么可靠的代表！
意大利法西斯将自己理想的资本主义粉饰为田园，承诺永远美好繁荣的未来（这对于破产中产来说，可太有吸引力了），而它用以维持幻想的，正是同一个理想资本主义的权威和“劳动纪律”的暴力。雇主仍然在指导经济生活，工人阶级对社会权力的要求表现为法西斯工会在组合国家中的地位。工人阶级在民族工团的控制下，从来没有掌握过对于社会生产的权力，阶级斗争的动力不过是从颠覆资本的方向导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用以建立和维持一个注定无法稳定的“超阶级国家”。
考察弗朗哥西班牙和萨拉查葡萄牙一样套公式就行了。
从书中能够看出，庇隆建立的阿根廷国家也是如此。本书作者叙述时采用的是令人生厌的“中立”语气，因为作者依附的主流学术总想“不偏不倚”地解读历史事件，其实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本书作者解释了各方的动机，结果只是合理化了“肮脏战争”。好在我们能从中读取出需要的部分。
革命运动失败了，随后国家通过镇压恢复了资本主义秩序，这就是在阿根廷发生的事。在这里，还需提到作者避而不谈（但是我们可以读出）的两点。其一，1973年庇隆结束流亡回国之前，就做好了肃清左翼的打算。其二，支持阿根廷军政府的苏联早就不代表工人阶级的自觉斗争了，苏联的官僚集团想要的只是在国际上寻求暂时的政治互保，连它自身都害怕工人革命的前景，怕它动摇自己的权威。书中带着蔑称意味的“民粹主义”一词，无非在暗示群众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不可能自觉地认识自身的利益，而只是盲目地被动员、被利用。此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作者的采访记录，因此我们将它完整翻译并公开，仅略过前言中无关紧要的部分和结论章充斥空话的一半内容（在此基础上我又删去了更多，正文不动。——25年中译者注）。作者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概念，只在根据所发生历史事件的现象来倒推原因，不断向自己提问，再不断否定自己的假说。看起来，主流社会学的全部智慧也不过如此。
本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人们受历史事件的影响，无法从个人的角度认识到资本在以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重建市场秩序。阿根廷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国家恐怖，需要粉碎社会革命的幽灵以及工人的组织与福利，流亡归来的庇隆以及之后接手工作的军政府不过是满足这一需要的角色。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后世界对青年的压迫，而资本主义向来是害怕青年的，它害怕一切的自主性、首创精神和它的古老价值观无法容忍的事物。那一整个世代的青年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前程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思考、行为和为了高尚事业而奋斗的生活，是当代青年所无法理解的。九十年代以来，当代青年的主要特征是对社会现实无动于衷、只求向上钻营且从未考虑过另一种生活方式，全然由资本主义精神滋养。
一位受访者说道：“我成长的那个时代，与今天大有不同。摇滚也一样——我当时醉心政治，但我也喜欢摇滚——但如果你想在一个热衷政治的团体中谈论摇滚什么的，可不容易。这是错误倾向。革命才是主题。革命将由工人阶级进行下去。音乐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我们从未去过舞会或迪斯科，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和世界建立了严肃的关系，这是献身。许多人在二十岁前就结婚了。我们把这视为献身，是历史使命的一部分。政治吞没了一切，你没法避开政治。去年，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了一个二十多年没见的同学。他没有参与任何“事业”。他对我说，他不了解当初发生了啥。他感觉自己跟所有的圈子脱节。他说，那些年里，他过得很糟，因为他对跳舞感兴趣，对生活有着“温和”的态度——这是今天大多数年轻人的作风——因此受到了大家的排挤。”
全书的结论章中这样写道：“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一代，对当时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他们父母一辈曾梦想过新的社会，有些人甚至对这样的父母表现出敌意。他们和全世界年轻人一样，热衷于同样的活动与想法——跳舞、恋爱、听音乐（尤其是美式音乐）、打扮时髦、买新潮玩意儿、读书上学、在社会中向上钻营。过去——即使是他们父母的过去——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他们也不怎么同情受害者。他们的激情来自消费主义，而不是政治；推动他们的是消费，而非公民权利。”
社会革命遭受沉痛打击之后，必然归于沉寂。在重新投入战斗以前，必须要花费时间修整和喘息。虽然几代人的精神麻木，对于老朽的资本主义也显得太久了。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为了理解庇隆年代，作者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阿根廷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历史。国内读者对于七八十年代的火热斗争史诗一无所知，对拉丁美洲较为久远的苦难也鲜有所闻。不过，读者不必像主流学者那样执迷于细节，书中的材料已经足够我们经过智力劳动来得出所需结论了。从阿根廷阶级斗争兴起的历史中，能看到胡安·庇隆是怎样在各方利益角逐的背景下，利用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实现自己的雾月十八日的。在“悲惨周”用机枪扫射工人，并不妨碍庇隆摆出一副工人救世主的姿态。书中提供的材料，揭露了庇隆的组合国家是怎样用舶来的理论在阿根廷支离破碎的社会上进行实践的。与意大利组合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庇隆主义在社会动荡时期，由于缺少工人阶级的自觉力量，完全垄断并引导了走向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导致它在群众中间具有广泛基础。这也是为什么阿根廷在六七十年代，除了在（唯一拥有基层工人网络的）科尔多瓦的工业区，工人阶级始终没能像他们在法西斯西班牙的阶级同志那样对资本主义予以痛击，而只是完全被动地任人宰割。庇隆主义的包袱使得他们无法找到自己的道路。庇隆主义工会对工人阶级的束缚，要更甚于欧洲的左翼政党。
流亡中的庇隆以左翼领袖自居，于是反抗军政府统治的势力都自命为庇隆主义者，因而也是社会主义者，直到庇隆回国后露出真面目，甚至还没下飞机就开始清算他们。
第三部分所讲述的“肮脏战争”，即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对革命的残酷镇压，为其后的新自由主义铺平道路，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正常国家的过程。这并非是偶然发生的，因为阿根廷的“肮脏战争”的开端，正值世界革命的退潮以及新自由主义反攻开启之际。不仅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整个世界都在干着同样的事：由国家对革命者执行广泛而残酷的镇压。诸多左翼政党则扮演着帮凶的角色。这些无可救药的左翼政党跟工人阶级的利益彻底地分道扬镳，只要有机会占到议会政治的便宜，就忙不迭地大搞联合统战，不管对方是不是阶级敌人。
作者囿于主流学术的“中立”，不愿直截了当地指出庇隆归来后镇压左翼的逻辑：埃塞萨机场的蓄谋屠杀、不断收回给予左翼的承诺、背地里集结右翼势力和暗杀队，最后是在五月广场的公众集会上公开和左翼翻脸。庇隆归国后，原来的“庇隆主义者”迅速往左右两边站队，建制派、工会和游击队都产生了内部分歧。庇隆与反革命在自觉地准备反攻，左翼无知无觉，陷入麻木；工人的动员早就受到了庇隆主义工会的压制，游击队还在进行表演性质的活动，希望像以前的好时光那样，用城市游击活动换取支持和让步。
就这样，拉美最大的城市游击队在阿根廷轻易一笔勾销。我们有必要多说几句。在失去革命形势的社会中，游击队是无法与正规军进行拉锯战的。城市游击队曾是产生于革命需要的历史性工具。我们在对包括红色旅在内的意大利城市游击队（在笔者关于意大利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另一本译作《黄金暴徒》中）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最初的游击队是作为无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而诞生的，它满足了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愿望，其实践最初并没有脱离鼓舞群众士气的目的。但游击活动特有的逻辑产生了盲目的激情，再加上革命退潮的影响，这种激情正中了国家恐怖主义的下怀。（现在我对这种解释不够满意。本质其实还是想革命，但是不懂如何革命，见第二版译序。——25年中译者注）
这并不是说本不应该搞游击活动（但何谓阶级战争中的游击战？要我说，日本左翼几十年来全部的游击活动，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山上彻也对统治秩序的打击大。——25年中译者注），需要理解的是游击队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规律，要从它的整个历史时期来进行考察，就像要从整个世界历史来考察阿根廷历史一样。回过头看，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阿根廷本身还没有动力实现自己的社会革命，即便是科尔多瓦起义，也远未达到当时欧洲工人斗争的高度。阿根廷远非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它的革命前途很大程度依赖世界革命的突破。（现在想想，革命者肯定是有能做的事的。看看科尔多瓦吧，为什么只有那儿的工人能组织起来，正面反击军政府？游击队反而一触即溃？——25年中译者注）历史对于没能实现革命的惩罚，就是野蛮。没有自下而上的彻底变革，拉丁美洲绝不能摆脱第三世界背负的苦难与悲惨。那一代的青年本能地懂得这一点，并坚信能以自己的双手开辟一个新社会，那里没有压迫和贫穷，没有军事独裁，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的老一辈，并且能够充分实现自己对于社会正义的理想。现实的苦难如此露骨，而革命的前景又如此接近。古巴和越南人民可以取得胜利，为什么苦难如此深沉的拉丁美洲不可以？在法国、匈牙利和中国都在发生着剧变，青年相信自己有着创造历史的力量，也正在创造着历史。
受访者提供的丰富素材，让我们对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遭遇有了足够的认识。但在这段时期之后，为了重新加入议会政治的游戏，左派却和民主政府达成和解，那一整代人再一次被迫沉默。
从文中还能看出，用“社会治理”包装起来的军政府，并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事物。它意味着不受颠覆思想惊扰的日常生活、受舆论审查的大众媒体和掌握话语权的保守群体的活跃。而这，就是资本主义。
访谈的第四部分则讲述了教会的不同观点，第三世界的激进神父运动同样也是一场广受瞩目，国内读者却不甚了解的运动。这一部分中还包括了军人的自我辩解，他们自认为保卫了家庭、宗教和秩序，民主政府审判他们是不公平的。而其实，最不公平的是他们竟能如此轻易地逃过审判。他们本应领受阶级斗争的清算。阶级复仇应当是无期限的。
希望这本书能够填补国内对于庇隆及其后的阿根廷阶级斗争史的空白，有助于理解革命与反革命。在此，感谢“马面”为第一部分提供的校对，并且容忍了我粗糙的底稿。感谢“科佩尼克鼹鼠”为本书编写的注释，假如没有他们几位提供的帮助，这本书的译制工作想必是没法这么快完成的。后期工作要比翻译本身更磨人呐。
2021年1月27日
修改于2025年
[1] 以下参见《意大利独裁政治下的劳动组合》，《新生命》月刊，1930年，第三卷，第十二；《法西斯经济结构》，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法西斯运动问题》第六。网络上都有资源。——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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