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一部分前言

第一章前言

　　1976年3月24日至1983年10月30日间，阿根廷约有三万人失踪。许多人遭到非法监禁，成千上万人流亡海外。遭绑架的人们关在全国数百个集中营内，受到阿根廷军队严刑拷打，最终惨遭谋杀。军政府控制了阿根廷，在人称“进程”（el Proceso）的国家重组过程中实施了恐怖统治。或许这帮军官意识不到，弗朗兹·卡夫卡^[1]关于官僚主义的经典小说《审判》的书名，在西班牙语中也叫做《进程》（el Proceso）。
　　军事政变之前，阿根廷经历了无政府状态和经济衰退，地下活动的武装团体称这段时期为“肮脏的战争”。从胡安·多明戈·庇隆的第三个任期（自1973年9月当选至1974年初去世）到庇隆第三任妻子玛利亚·埃斯特拉（以艺名“伊莎贝尔”著称）执政时期，政府部门组建的准军事组织三A团^[2]杀害了两千人。此外，在游击队与军队的公开冲突中，至少两百人丧生^[3]（有些统计数字还要大）。
　　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军政府，目标都是消灭反抗分子、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以及官方眼中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福祉构成严重威胁的反对派。大大小小的游击队组织成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些武装团体参与了抢劫、绑架、暗杀活动。国内外的商人都成了游击队的潜在目标。游击队袭击军营，盗走军火，连一些装备都是通过绑架要人索取赎金，在国外购买的。总之，对于国家来说，颠覆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有政府撑腰的准军事组织三A团和后来的军政府，杀死的人远远不止游击队的成员。起初，显然无辜的年轻人、工会会员、学者、艺术家、记者、律师、神父、社会工作者、精神分析学家都纷纷遇害，或是锒铛入狱又在军事政变后短短几天内“失踪”了。天知道谁要死。谁也说不准什么构成犯罪，或者某个人是否有罪。你就算不参与颠覆组织，也绝不能说安全无事。有些人落难，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在被捕者的通讯录里，或者偶然目击了一场绑架，又或者只是意外；有些人遭到绑架，只因秘密警察垂涎他们的财产；有些人是因为大人物不喜欢他们；有些人是因为谁也不知道的理由遭罪的。恐惧笼罩了整个社会，“失踪”愈演愈烈，而警察和宗教当局拒不承认发生这些事。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游击队的绑架和炸弹袭击，加上准军事组织的绑架和炸弹袭击，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直接诱因。但在游击队和阿根廷反共联盟（三A团）建立之前，阿根廷经历了很久的暴力。年轻人纷纷造反，反抗接连不断的军事政变与军政府。工人反抗军队，不许军人控制工会活动。名为“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小团体也威胁着强大的天主教会，把为穷人服务置于了“原罪与救赎”的布道之上。军方试图摧毁阿根廷独一无二的政治思想：庇隆主义，因为它成为了广大群众的偶像。虽然在1973年前，国家恐怖主义还没有系统性地建立起来，但军警滥用暴力早已成为了家常便饭。
　　阿根廷社会的暴力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阿根廷历史上，军队始终都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四十年代后期，胡安·庇隆领导下的工会也对反对派的分会和会员施加暴力。天主教会没有采取露骨的暴力，但也实行了严厉的极权。总之，这个独裁的社会无力实现——或者说，无法在实现后维持——社会冲突的合法解决。多元化没有出现，多样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不受容忍。政治组织没有胡萝卜，只有大棒。整个司法体系、出版自由、学术独立、多党制度、警察系统的独立性，早已土崩瓦解。对立的利益集团在这样的社会中互相争斗。因此，从根本上讲，一切活动都是政治性的，各方都在要求权力。甚至早在庇隆1973年从西班牙流亡归国，到他去世后，伊莎贝尔·庇隆武力镇压运动之前，阿根廷就已经极度撕裂了，早已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对于这段历史，有人可能会问：国家恐怖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解答，虽然回答的方式是间接的。本书的写作目的，比起解决历史问题，更多的是聆听经历恐怖年代的阿根廷公民。作为七十年代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者，受访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些人讲述的是他们在政变前的焦虑，表示支持军队下场。另一些人则讲述了他们的愤怒、他们跟军政府的抗争。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为何成为革命者，加入游击队意味着什么，自己又如何在七十年代活下来。一些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成为了“第三世界神父”，又如何在各自的教区和这个国家生存下来。另一些保守的教徒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支持军政府。军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恐怖主义是必要且合理的。这些采访没有为国家恐怖主义的起因提供什么“证据”，但是给出了丰富的素材，有助我们理解恐怖主义发生的背景、了解当事人的经历……但本书无关理论，而是关于个人经历的。受访者的自述是我们的一手资料。历史记录是对个人经历的补充。

本书的编排

　　我们会在讲述阿根廷历史的过程中插入访谈。开篇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面对社会暴力的经历。受访者给出了个人经历与思考，包括害怕军政府、支持军政府，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诸多观点。受访者当时卷入的事件，则在后续章节进行讨论。
　　第二部分关于七十年代初的阿根廷历史。第三章非常简短，介绍了阿根廷从建国至1945年的历史背景。第四章重点介绍庇隆执政的十年，至1973年前的（准）军政府时期。第五章关注后庇隆时代的工会发展，及工会与军政府的关系。这一章也包括了对动荡的六七十年代居住在工业城市科尔多瓦的民众的三段访谈。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详尽地讨论了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成立的游击队组织，并讲述了胡安·庇隆的归来。
　　第三部分有许多采访，提供了人们对1970年后暴力加剧的看法。采访中夹杂着当时报纸上的内容与传言。这一部分首先是对（胡安·庇隆政府发起，后由伊莎贝尔政府接手的）肮脏战争的讨论。一位重要的阿根廷作家、几名年轻学生、一名游击战士讲述了肮脏战争对自己的影响。第八章是对肮脏战争时期的囚犯的专访。这些人对工会及其内部斗争，以及他们在监狱中的痛苦经历，提供了一手资料。
　　同样在第三部分中，第九章是对1976年政变后的“进程”的考察。第十章则是对一些前游击运动成员的采访。采访中流露着懊悔，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因为他们今时今日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往往与当时相去甚远。第十一章采访了贫穷的农业城镇图库曼（革命战士在当地大批牺牲）的幸存者。最后，第十二章，我们听取了一名出版商和一位编辑对军政府和游击队的看法。本章还探讨了国际社会对阿根廷事件的反应。
　　第四部分着重于社会的两大机构：天主教会和军队。教会内部对教会在镇压期间扮演角色的看法不一。军队内部的声音也不一致，有捍卫者、谴责者、怀疑者之分。这些采访揭示了，独裁时期的乱局和冲突，至今仍困扰着这些组织。
　　结论部分回到了本书开头的讨论。国家恐怖主义的起源和成因是什么？我们从访谈中的社会背景与进程，从采访者在那些事件的经历中，了解到了什么？
　　我们要求读者按顺序阅读这本书，因为本书的采访中，人们讲述的经历、对事件的解释与认识，是层层推进的。一些受访者的猜想得到证实，或者被别人了解的东西否定了。一些人经历了悲剧，结果发现是白白受了苦，显得更悲壮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十分严肃的事物，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荒谬或是难以置信的。
　　这些采访不仅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讲述历史，而且告诉我们，国家恐怖主义有多么复杂。最初的印象完全变了样，三言两语什么也解释不清。读者会在书中找到贯穿历史的诸多支线。第一条关于蒙特内罗的一位领导人，一些受访者和几位作家认为他是双面间谍。第二条支线关于工会的内部冲突及其在恐怖时期对工会运动的影响。第三条支线关于天主教会步入千禧年时的困境。教皇敦促教会直面过去，但教会仍未承认自己在那场悲剧中的责任……

^[1] 弗兰茨·卡夫卡（František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匈帝国捷克犹太裔小说家，西方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文学先驱，代表作《变形记》，《审判》。——中译者注

^[2] 阿根廷反共联盟（La Alianza Anticomunista Argentina，AAA），简称“三A团”（Triple A），是阿根廷1973—1976年期间存在的一个右翼准军事组织，常以恐怖手段大肆迫害左翼势力、工会团体及左翼庇隆主义成员。1976年因财政丑闻被迫解散。——中译者注

^[3] 这一估计数字由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提供，出自《各国政府的政治谋杀》（Political Killings by Governments）。第50—60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