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二章 面对国家恐怖主义
这一章采访了曾在阿根廷经历过恐怖主义的人们。这些人不是游击队员，不是教会官员，也不是警察或军官，而只是时运不济的普通人。他们诉说着恐惧、困惑、愤世嫉俗和愤怒，也表达着悲伤、冷漠，甚至自鸣得意。军事政变是灾难，或是赐福。军队是白痴，或者是圣徒。社会生活完全乱了套，也有人照常过日子。这些都是社会动荡时期的普通人的声音。这些声音为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发生这些事，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解释。它们代表了身处事件中心之外的普通人的看法。
瓦尔特
1977年，我离开了军政府治下的阿根廷，我非常讨厌那儿的生活。住在阿根廷使我非常害怕。我当时十九岁，想着总有一个地方，人没有那么愚蠢，起码能讲道理，因为国内的人暮气沉沉的。我生活在恐惧中，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然后我就想，这个国家的现实是不合理的。肯定有另一种现实存在。
我为啥这么说？我时时刻刻都处在恐惧中。我为自己是年轻人而担惊受怕。比方说，我们都必须剃短发，不能蓄胡子。再比方说，我们不能戴绿的东西、穿绿的衣服，因为绿颜色是游击队的象征。穿绿外套是不行的。如果你年轻又特立独行，那就危险了。你出门得随身带着身份证。要是忘带了，你必须马上赶回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没有参加什么政治党派，但我啥时候都很紧张。
在阿根廷，“年轻”一直都非常危险。你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法律叫你们闭嘴。课照常上着，我们也继续学着，就像在另一个世界一样。我们尽量不谈别的，只谈学习方面的事。大家都怕自己的事情传到警察或军人的耳朵里。
塞巴斯蒂安
1970年，我十岁，还在上小学。我父亲是教授，在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政党里当左翼活动家。他的同志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阿根廷左翼应当重新审视与庇隆和庇隆主义的关系。1971年，我参加了党的会议。从那时起，我开始阅读本国历史。第二年，整个城市处处都是“庇隆归来”（Perón Vuelve）的标语。
我进入了公立中学。学校里的政治气氛很浓厚。庇隆主义青年团在学生当中举足轻重。学校里有很多十三、四岁的蒙特内罗和一些活动家的小组。我不是蒙特内罗，但我跟庇隆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很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1974年，政府接管了我的中学。政治活动是绝对禁止的，所以我不再参加活动了。假如当年我没淡出，可能小命就没了。
我的家庭生活并不平静。父亲不得不再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1966年，昂加尼亚[1]将军发起军事政变时，父亲曾被赶出大学。1973年，胡安·庇隆的追随者埃克托·坎波拉[2]当选总统时，父亲回到了大学。但在1975年，政府再次接管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父亲又得离开那里。后来，他到布兰卡港大学教书，我们举家搬了过去。那年我十五岁。
布兰卡港离军事基地非常近。城里有强大的右翼和法西斯组织。七十年代的阿根廷没有保守派与自由派之分，只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中间余地。有一天，我想，大概是1975年的两三月份，武装分子在我们住的酒店露面。这些人持枪走在街头，说大学里教书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要统统杀掉。这是我第一次目睹真真切切的暴力。
我的父亲让我们冷静下来，送母亲、妹妹和我到了另一个镇上，到周末再来看我们。到了1976年，大学里的许多教授被军队抓起来了，大部分都失踪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系统性的失踪。我们知道有些人进了大牢，但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们觉得，他们过不久就会回来了。
1975年下半年，父亲离开布兰卡港大学。全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祖母家里住了几个月。父亲焦虑不安，当时他有几个朋友被抓了，但他们既不是蒙特内罗，也不是左翼分子。有位朋友关了一个月后，不得不流亡出国。父亲很害怕，但从没想过自己可能遇害。他觉得，顶多关上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不会比这更糟了。另一位朋友在以色列大使馆工作，跟父亲在大学里见过面。此人告诉了父亲一个逃离阿根廷的方法。他说，要是父亲愿意，在四十八小时内就能送他到以色列。他说：“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想出国，我就会把你一家人送上飞机，四十八小时内就能到以色列。”然后父亲把这事告诉我们，问我们怎么想。他说：“我不想走。我想留下来，因为我问心无愧。”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当然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的后果。父亲不知道，那时已经死了人。他知道蒙特内罗被绑架和处死。但他觉得：“嘿，我不是蒙特内罗，所以我没事。”当时这么想也很正常。
父亲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不必再担心了，就带我们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但那里的气氛还是很吓人。我们天天都能听到警笛声，见到穿便服的武装人员，还有穿制服的警察或军人包围谁家房子。偶尔还有枪声。这些都发生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碰到这种事，父亲就叫我们躲进地下室。政变后，过了半年，警察找上了我家。
便衣警察上了我们家，叫门卫来敲门。母亲去应门时，来人说是门卫。母亲问：“你要干什么？”当时是晚上十一点。那人说：“我有东西要给你。”母亲打开门，看到两人拿着枪，一人守在楼梯口。他们一副掏枪就要打的样子，推开门卫，闯入我家。
他们搜查了屋子。过了十分钟，他们发现屋里没有藏枪，便自称是警察，在军队的命令下行事。他们开始讲军队的坏话，表示自己不得已才对平民动粗。他们说要带走书本，统统烧掉，因为书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我的父亲事先把所有“危险”的书，包括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在内，放进了地下室。所以警察没有找到这些书。但他们带走了让·保罗·萨特[3]和左翼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4]的书，还带走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5]的一本书。然后，他们抓走了我父亲。别的倒是没拿走什么。后来我们听说，每次警察闯入人家，都会抢走或弄坏东西，有时还会抓走女人。所以我们还算运气好的。
他们逮捕了父亲，告诉我们，要带父亲去布兰卡港的法官那里。第二天，我的母亲去了布兰卡港。那儿的法官说，他连我父亲的名字都没听过。谁抓走了你，就掌握了你的生死。他们要是发狂，就会杀了你。但父亲很幸运，他们是在演习，只是假装杀了他。布兰卡港的法官知道我的父亲被绑架了，但没有告诉母亲，因为他心里明白，父亲从家到布兰卡港的路上可能已经死了。法官不想多管闲事。之后的一个月，父亲杳无音讯。
我们找了警察。最后一位律师朋友取得了人身保护令，我们总算得知了父亲在哪儿。母亲带上食物和衣服去监狱看他。他们说（人不能见，但是）父亲会收到东西的。其实并没有。第二天，母亲再来时，他们说父亲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又一次失去了父亲的行踪。十五天后，我们收到了第一份父亲从监狱写来的信。父亲入狱一年半之后，我们才能探望他。不知道什么法律判了父亲有罪，那相当于意识形态上的罪名。
我们在布兰卡港探望了父亲，下一次再见他，是在1978年9月的拉普拉塔。我忘不了，我们第一次见到父亲时，他对我们说，有个俄国小说家说过：“纵观各个国家的历史，有时最好的去处是牢房”[6]。这么些年过去了，我觉得他是对的。这是出于两点：一方面，父亲为入狱而自豪，我也一样。另一方面，他没有“失踪”，这算是幸运的。
寻找父亲的过程中，我们见到了许多失踪者的母亲。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消息很闭塞，因为母亲、妹妹与我没有多少朋友。老朋友一听到我们有难，都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打给朋友，都说自己很忙，别再打给他们。我们很孤独……
父亲的一些朋友出狱了，他本人也在1978年11月出狱。我们听说，有些人前脚刚出监狱，后脚就遭到枪杀。他们在守株待兔。不知道是军队、警察，还是什么人干的。他们等人出了监狱，再干掉。所以说，得知父亲出狱后，我们整天守在监狱门口。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记得在他出狱那一天，我们从监狱去了车站，乘公交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个晴朗的好日子。后来，我们没再遇到什么麻烦。之后，政治党派重新出现，我们得知了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些是无法解释的。庇隆派在1955年的政变中被赶下台后，军方的镇压显得庇隆主义比它实际的样子好得多。想跟政府与军队作斗争、想跟这个国家里他们觉得是错误的事物作斗争的人，开始自称“庇隆主义者”。接着，那些自称反庇隆主义者的人，尤其是大地主和富人，发觉了危机的苗头。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权力交给军队，以便阻止这场危险的政治运动。这个异常古怪又强大的运动，像是某种爆发的文化。观点相左的人们、失去控制的强大军队、与军队对抗的恐怖主义者组成了这场运动。暴力日增月长。军队认为，最大的恐怖主义者就是理想主义者，也就是大学里的人。所以他们认为，在政治上，该杀的不是拿枪的，而是拿书的。他们觉得，拿书的人教唆人们拿枪。这一切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而灾难是无止境的。谁都可能戴上恐怖主义者的帽子。每个军人都想抓几个反对派和意识形态之敌，当作投名状。那个年头就是这样的。
马丁
政变前，我在政府部门当差。我的职务还算比较重要。我个人不做重大决策，但我经手的事务相当重要。我在工作上跟一些部门打过交道。它们势力庞大，有强大的政界影响力，我知道它们是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工商业部长们和部门里的秘书都是业界的大佬任命的。就这样，他们把手伸进了政府，因为官员都是他们选的。
产业秘书处的大部分工作都在为私营部门开法律的后门。部门里的高层一口答应说客们的要求，而我们这些中层呢，就负责审查这些提案中，有哪些地方是违法的。
军事政变前两年，我去参加某个行业的调查委员会。一些国会代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终于推进了这项工作。我奉命调查某家公司……要是没有工业部的官员从中作梗，这家公司得不到那么多的优惠条件。1976年，我和三位同事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列出了（这家公司）所有的违规行为，其中包括了日后成为凶手与帮凶的阿根廷人的名字。
不久后，我拿奖学金去意大利深造。我到意大利一个月后，政变发生了。又过了一个月，我收到单位的电报，说已经解雇了我。我花了五个月念完了书，回到阿根廷后，要求部门的新领导解释：为什么解雇我。他们没有明确回答我，但我得看出来，他们借两件事搞我：第一，（牵扯进前面我说的事的）官员在报复我。第二，（他们说）我属于一个左翼的革命党。这个指控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断言，我去欧洲这一趟，参加了第四国际在巴黎的会议。
这是胡说，全是一派胡言。我从没参加过什么第四国际的会议。再怎么说，我来自极右翼家庭。另外，我回国不久，就体会到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没有任何不可接受的政治观点。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党派，我跟革命运动八竿子打不着。左翼和右翼跟我都没关系。他们在扯淡。
我出国时，刚好碰上了第四国际开会。说白了，上面指控我们几个同事是左翼分子，就是想赶我们走。我从来没参加过政治活动。为此，我有合理的个人原因。首先，我在左翼和右翼中，都看不到可行的出路。两边都只会背教条。我觉得政治领袖和左翼运动的领袖都是自命不凡的家伙。左右两边都是如此。此外，还有我的家庭原因：我父亲曾被政治流放，为此后悔一生。父亲出身于法国，是二战的难民，隶属于维希政权。父亲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才发觉，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政治才能。他从未告诉我——但我能猜到——他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极有限地参与了德国在法国的占领活动。
我在意大利时，还不了解阿根廷的情况。回国不到几天，我意识到，这次的军事政变与以往的不同。它把恐怖主义“系统化”了，搞得人人自危。报纸大幅报道了军队占领布兰卡港大学的新闻。读完报纸后，我看开了：很明显，这是一场“猎巫”，跟中世纪没两样。那天，我急匆匆赶到岳母家里。我很害怕，因为我有一处书房，放的都是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的书。我不得不烧了一大叠书。
军队在我附近活动。军人关注每户人家的政治倾向，还会闯入民宅。没几天，一支巡逻队搜遍了我岳母家那一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片街区，搜查了一整天。军队基本上在城郊活动，四处搜捕工会领袖和左翼知识分子。其实，正如我们后来所知，军队——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警察——的做法，就是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走一个。
我曾和一位“失踪又出现”的人谈过。他的经历，可以用“重生”来形容。失踪的人很少有回来的。这个男孩蒙住了眼睛，受了多天的酷刑，才重见天日。他们想让他说出左翼活动家的名字，但他谁也不认识。后来发生一些事，军方发现抓错了人。囚犯总是蒙着眼睛。他们开车把他载到荒郊野外，告诉他，这是他重生的日子。那天起，他有了新的生日。他获救了，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我的一个老上司碰上同样的事。他以前在庇隆政府的左翼部门里当部长。他遭到绑架、酷讯、审讯。后来，他答应说出“名字”，条件是让他出门打个电话。他一出门，就到联合国办公室避难，逃出了阿根廷。
现在，我得讲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这种事在我一辈子里只发生过一次。那是一种预感。我梦到了我那个逃到联合国办公室的前上司，我俩走在街上，他跟在我身后。他告诉我，他必须躲藏起来，因为他们正在跟踪他，想绑架他。在梦中，我给了他一个安全的地址，到地方跟我碰头。自从我上一次见到他之后，已经好几年了。我醒来时，感到非常恍惚。
第二天，我就在街上遇到了他。那是在1976年，我刚从意大利回国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我告诉他昨晚的梦时，他告诉我，他正受到监视，每周必须向警察报道。大约两个月后，他就给绑架了。因此，那场噩梦之后，发生什么我都不奇怪了。我通过我们的共同朋友，得知了他遭到绑架的事情。后来我得知，他通过这位朋友得到了联合国庇护。这件轶事，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一位心理学家朋友说，这是一种对时间的焦虑。
许多人遭到绑架，或者不得不离开流亡海外。我本人既没有左翼倾向，也没有右翼倾向。但是和很多人一样，我们成天担惊受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每绑架一个恐怖分子，就会抓走另外九十九个无关者。不仅是我这么说。1985年，一位军方高层在最高法院上承认了这一点。总之，我想说，除了国家恐怖主义之外，我也完全无法认同马丁内斯·德·奥斯[7]部长实行的新的经济政策。那是当今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萌芽与开端。这项政策忽视了阿根廷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严峻问题……七十年代的阿根廷已经病入膏肓。这就是我的看法。但我认为，出路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让强大的国有部门和被迫参与市场竞争的私营部门并存。在这一点上，我是受到了法国传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为什么拒绝从左到右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因为他们提出的是彻底的组合国家[8]或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我认为，他们对事物缺乏正确的认识。照我看，他们只会背教条，空谈毛的红宝书和弗里德曼[9]的册子。
所以说，我不可能参与政治。但我不是个有远见的人。我知道，自然是辩证的，但这辩证属于黑格尔式的辩证。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现社会的内部矛盾，让社会得以发展。但解决矛盾的不是市场之神，也不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只靠市场或者社会主义就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有一回，我差点卷入麻烦。法国寄来一些杂志给我。我去拿包裹时，跟审查官一起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等他一页一页地分析杂志的内容。杂志上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拉美军方。我不知道审查官能不能看懂，但他肯定能认出一些法语单词。我猜，就算到了现在，国家情报处[10]里还留有我的有趣记录。我的父亲也留有案底，不过他是作为右翼……
阿纳托尔·埃尔曼
除开酷刑，军政府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届政府。我没看到有任何反抗。我没见谁在担惊受怕。大家都很随意，都在购物旅行，一切相安无事。七十年代早期的生活非常安逸。公共舆论以浪漫和轻浮的方式赞同反叛者。没有人觉得这些人真会搞暴力。要理解阿根廷社会，你必须意识到，这里没有法律，没有对与错的界限。人们受到一个极端问题的困扰，但与此同时，他们没有处理日常问题的合法制度。人人都用游行示威反对法律。
那个年头，我还没有醉心民主，但我加入了一些抗争团体。我上大学时，加入过很多个团体。我以前是鲍勃·迪伦[11]的粉丝。我对天主教不太感冒，但我是关心穷人的。我不喜欢什么都让人做主。革命者都是暴力和专制的。他们想要革命，认为宣传蒙骗了工人。他们认为，要是消灭宣传，工人就会加入革命。1974年，我退出了。他们疯了……
不过，军队也一事无成。人民革命军只有两千人。而军队、警察、宪兵，加起来少说有二十万人。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机关，敲诈勒索样样精通。到了1982年，军队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军事指挥机关没有做过实战训练。缺少统一的军事指挥，三军在马岛[12]根本配合不起来。他们疯了。整个庇隆—洛佩斯·雷加[13]时期也很疯狂。毫无道理可言。六七十年代的公共舆论也反复无常。
埃莱娜
我运气很好。1966年，我移居委内瑞拉，当时二十三岁。我在那里工作了八年，所以说，当我所有的朋友都加入游击队时，我没有跟他们一起遭殃。政变前不久，我回国那会儿，还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国内人人自危。神父们很害怕，因为一些修士遭到谋杀，所以教会没为人们提供任何帮助。大家都死气沉沉的。中产阶级和工人支持军方。做人都要低调。说实话，当时待在阿根廷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危险得多。我无能为力，只能低头过日子。
吉耶尔莫
1974年，我在拉普拉塔念完了高中。拉普拉塔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省会，将近五十万人口。拉普拉塔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官僚城市，有一所名声在外的古老大学，城市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围绕大学进行的。学生的生活是重要的。生源来自阿根廷各地和其它拉美国家。人们认为，比起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地方更小，上学也更安全。当然，出于这些原因，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本市的政治环境激荡。按人均计算，拉普拉塔显然是阿根廷失踪者最多的城市。可以说，本市的镇压也是最严厉、最高效的。这地方很小，大家都相互认识。想从家里把谁抓走，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同大多数学生一样，我在国立学院读书，这是一所附属于大学的古老学校[14]，每个中产阶级做梦都想来的地方，但这里也极为政治化。当时的每个政治组织，无论左右，在全国每一所学校里都有组织。所以，我在第四年也卷入了政治。我加入了学生组织，大家都阅读和讨论马克思，政治倾向挺左的。我不是庇隆主义者，现在也不是。次年年末，我加入了一个小的政党，是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有毛派倾向，但我很快退出了。
后来，出人意料的是，由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这个毛派共产党支持伊莎贝尔·庇隆。你们能想象吗：阿根廷的毛派共产党支持伊莎贝尔·庇隆！有民族主义的关系：那一代人认为民主是美国的发明，而我们不相信美国。那为啥我们不支持那个女人呢？支持她就是支持妇女的民族运动。好吧，也许实际情况更复杂。具体想不起来了，但我肯定当时就是这样。
我在庇隆时代上大学。我决定脱离政治。从我高中毕业到大学二年级，我们有过三四位总统：上届独裁政府的最后一位军人总统亚历杭德罗·拉努塞[15]将军，他筹划了胡安·多明戈·庇隆回国。然后是短暂的埃克托·坎波拉执政，接着是庇隆，再后来是伊莎贝尔·庇隆。到我读完大学，军人又掌权了。加起来有五位总统。设想一下，这样的大学生活就像在土耳其人围攻下的君士坦丁堡。我在军队的包围下读完了大学。日子真不好过。
我活了下来，是私生活帮了我。我决心脱离政治活动，不再过街头生活，也不再跟朋友开会讨论文学和政治。说实话，我的大多数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加入了庇隆主义组织。他们大都加入了青年团，也就是蒙特内罗最年轻的支部。也许我对暴力没有兴趣——可能这一点很重要，我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我出身在工人区。我确信，我年轻时认识的工会活动者，没有一个会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坦白说吧，革命是中产阶级学生的幻想，他们希望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在我看来，青年团和蒙特内罗都是保守组织。我从未改变过这样的看法。
我的一些朋友给谋杀了。我高中班上的两个同学给绑架了。其中一个从警察手里逃出来后，跟我住在一起。他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当时的身份证跟身家性命一样重要。我试图说服他退出蒙特内罗，我俩吵了好久。他还是跟他们搞在一起，最后丢了小命。照我看，蒙特内罗是一群……我没法承认马里奥·菲尔梅尼奇[16]（蒙特内罗的领导人）是哪门子社会主义者。我没见过他，但我从蒙特内罗那里听说了不少。那是属于中产阶级年轻人的某种法西斯主义。庇隆派在拉普拉塔从没赢过选举，五十年代的拉普拉塔人是反对庇隆主义的。在这个家庭传统浓厚的地方，新一代却离经叛道。我在军方眼里也不是什么圣人。尤其是在哲学方面，我在军队的眼里是亲共的。我确信，他们对每个人的底细一清二楚。
蒙特内罗实施的绑架，比如绑架和谋杀主流报纸的主编[17]，对我的同龄人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关心的是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学者家庭出身的十八到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大都支持蒙特内罗。他们大部分都加入了庇隆派组织。你可以在失踪者名单上找到这些人。换句话说，对于我这一代人，还有我父母那一代人而言，在大家的政治观念中，不存在一丁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问题在于革命，在于国民价值观念。要务实，有无数种办法解读暴力的使用。暴力是资本主义。暴力是不平等和贫穷。因此，对任何具体的个人施暴，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成长的那个时代，与今天大有不同。摇滚也一样——我当时醉心政治，但我也喜欢摇滚——但如果你想在一个热衷政治的团体中谈论摇滚什么的，可不容易。这是错误倾向。革命才是主题。革命将由工人阶级进行下去。音乐是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我们从未去过舞会或迪斯科，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和世界建立了严肃的关系，这是献身。许多人在二十岁前就结婚了。我们把这视为献身，是历史使命的一部分。政治吞没了一切，你没法避开政治。去年，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了一个二十多年没见的同学。他没有参与任何“事业”。他对我说，他不了解当初发生了啥。他感觉自己跟所有的圈子脱节。他说，那些年里，他过得很糟，因为他对跳舞感兴趣，对生活有着“温和”的态度——这是今天大多数年轻人的作风——因此受到了大家的排挤。
军队在阿根廷酿造了惨剧。我不相信什么“外国干涉”的说法。谁这么说，都绕不开一个问题：这个政府是从我们的社会中产生的。阿根廷人更得认清这一点。
何塞·路易斯·法谢
1970年，我四十岁，在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18]当律师。当时，政府军和游击队正在火并。游击队受到境外势力，尤其是庇隆的煽动。革命者杀死了阿根廷史上的大人物阿兰布鲁[19]将军。蒙特内罗运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顶尖学府的精英学生发起的，得到了第三世界神父的支持与庇护。同时，明显左倾的颠覆活动与游击队运动出现。它们比最初的蒙特内罗还要左倾。人民革命军受到古巴影响，领导人在古巴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
我记得当时，我们镇上有位年轻的人民革命军成员，想脱离组织。他在酒吧里告诉我，他是怎么去的古巴，不留一点痕迹，也没有叫阿根廷政府知道。他在古巴接受了军事训练。他想离开组织，然后就失踪了。因为颠覆组织不允许成员退出。
在马德普拉塔，有些人属于革命组织，但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准备在特定时机出来战斗。这是常识。我们都知道这些组织的存在，但认不出谁是成员。左翼和右翼都有这样的组织。右翼组织得到了军方背书。一场左派学生的聚会上，十几个右翼分子闯进来开枪，打死一名学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右翼团体叫“三A团”，背后有政府撑腰。不论如何，左翼回击了，闯入法院旁边一间酒吧，打死了正在喝咖啡的年轻右翼领导人。此人也是律师。当晚死了六人。这是在政变之前发生的。凶手来自左边：武装的年轻学生。
我不在任何一方，我一直都是旁观者。但这一切使我感受到人们的不安与痛苦。人人都在等无能的伊莎贝尔倒台。我举个例子。1975年，当时的工会领袖对政府的影响很大，还制定了沿用至今的劳动法。工会认为现状对它们非常有利，只想维持原样。
问：当时，你认为游击运动和工会有关系吗？
不。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工会是这样在政府中掌权的：立法机关中有三分之一是工会的人。总工会[20]仍然是站在庇隆一边的。我想说的是，颠覆组织的某些成员转入了地下，在地下作战。但大多数成员照常过日子，当医生、律师、兽医。他们当着平民百姓。组织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再为组织服务。
我最近读了不少关于古巴的书，1990年后，我也去过几次古巴。当年，古巴政府卖武器给游击运动。我认为，七十年代里，阿根廷的运动也从古巴得到了指示或武器。切·格瓦拉依照古巴提出的游击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当年的马埃斯特拉山区，古巴游击队得到了外界同情者的支持，尤其北美的同情者给他们送来了钱和武器。
问：让我们回到阿根廷的军事政变问题。你欢迎政变吗？
是的，我高兴坏了，因为“误国”的时期结束了。我希望通货膨胀结束，政府更加平衡，而工会在保留地位的同时，不会掌控整个国家。我还希望阿根廷的经济能够立马增长。当然了，政府与游击队交战是必须的。回到1970年，军方在审理颠覆案件时，成立了特别法庭。颠覆分子都有律师辩护。坎波拉政府在1973年夺权之后，所做第一件事就是释放颠覆分子。那些人说，他们只反对军队，想要民主政府。但他们当街打死了特别法庭的一名成员。最后，伊莎贝尔下令剿灭颠覆分子。
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你必须认识到，这是真正的战争。虽然肮脏，但毕竟是战争。颠覆组织有军事密码、地下医院、特工机关、秘密间谍、社会关系。我们要分出谁是战斗人员，谁又是同情者与合作者。而每个战斗人员身后，都有金钱、药物、宣传等方面的广泛后勤支持。我估计吧，大概有一万名真正的战斗人员。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阿根廷有些地方是颠覆分子占领的匪区。北部的土库曼省还要交“革命税”。颠覆运动占领了城镇，公然袭击正规军……那次袭击，我估计有五百名颠覆分子。这些战斗人员按照格瓦拉的游击理论，精心在多山的崎岖丛林中挑选了一处。还有很多战斗人员是城市游击队。他们抢劫银行，制造绑架，杀死不支持他们的人。他们还杀死了工会领袖，比如何塞·鲁奇[21]和奥古斯托·范多尔[22]。
很难说军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这是战争，像所有战争一样肮脏，各方想要取胜，做的事都差不多。颠覆分子也一样，大搞酷刑和谋杀。我相信，失踪和受刑的人，没有颠覆分子说的那么多，肯定远远少于一万人。人们还想工作、学习、养家糊口呢。全国三千万人，这一万人还不到万分之三。这个数字里，我还包括了死者和受刑但没死的人。许多人与镇压者合作，告发同伴。现在他们倒逞起英雄来了。
问：你觉得，当时有必要杀死这么多人吗？
我再重复一遍，这一万人里包括了死者和受刑的人。我认为，死者也就三千左右，这三千人里，又有一半是死于跟军人、警察、宪兵的公开交战。
问：军政府倒台后，国家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CONADEP）调查了“进程”。你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吗？
是的，我想是的。但话说回来，阿方辛[23]总统的内政部长承诺过要成立全国委员会，专门调查颠覆分子犯下的失踪、酷讯、谋杀。内政部承诺过，但从未兑现诺言。
问：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吗？
是的。
问：但文件中说明，近九千人失踪、受刑、遇害。可许多受害者不是颠覆分子。
回到我之前说的，不少颠覆分子一边过日子，一边为战斗人员提供后勤支持……
问：那孩子又怎么说呢？
一样的。我们得看颠覆分子的说法。蒙特内罗的最高领导人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指出：当一个人过起地下生活时，整个家庭都进入了地下，这样一来，孩子便会在完全革命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菲尔梅尼奇这个说法是有明确记载的。
问：我指的是在监狱出生的孩子。就是军方从母亲身边夺走的那些。
为了表述清楚，我必须复述一遍：这是战争，大规模战争。任何战争都有人领养孩子。颠覆分子的小孩，有些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接受了教育和食物，得到了养父母的爱。有时，他们得知自己是领养的，也不想回到真正的家庭。我理解那些祖父母，没有子孙辈陪在身边，心里不好受。说实话，生活即使没有我们，也会继续下去。
问：我们换个话题。一些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烧掉了大量的书，因为军方觉得它们是颠覆书籍。你认为这有必要吗？
没有这种事。另外，军政府跟苏联有贸易往来，阿根廷和苏联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当时手里有过，也读过左翼和右翼的书，可从来没有遇到麻烦。
问：可我们跟参与焚书、见过焚书的人谈过，这些书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是些大学图书馆里常见的人文科学的书。比方说，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让·皮亚杰[24]，数学集合论。你相信这些吗？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我有个朋友是精神病学家，我们可以去问问他。我现在就能联系到他。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弗洛伊德、皮亚杰和数学理论被烧了。
问：还有一个关于军政府时期的问题。根据《永不再来》（Nunca Más）和当时的其它历史记载，军队和警察参与了抢劫活动。你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吗？
这是可能的。我承认这一点。这是真的。这事儿发生过。当年，双方都表现出了人性中最美丽和最丑恶的一面。英雄主义有时会让人送命。而丑恶，比如说强暴和抢劫，这些人类的不幸呢，在任何战争中都时有发生。
问：回到你之前提的：你估计有一万名武装游击队员，还说有一万人遇害或受刑，而他们只占人口的万分之三。问题来了，如果颠覆分子只占了人口的万分之三，为什么国家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他们？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游击队在台面上，另一些在地下。比方说，菲尔梅尼奇就说了，他们进行公开的军事行动时，要穿醒目的制服。但在秘密行动时，他们可不这么搞。有时，根据古巴的指示，他们穿上正规军的军服，给军队造成混乱。
这样的战术沿用至今。甚至在1989年，阿方辛执政时期，游击队袭击拉塔布拉达[25]时，也用了这些战术。当时，人民革命军的残部都参与了行动。他们的首领戈里亚兰·梅洛[26]穿着军装袭击了拉塔布拉达。之后，他逃去了墨西哥，接受了两名记者的采访。采访录像在阿根廷的电视上公开播放。影像中，戈里亚兰解释了行动是如何进行的。之后，阿根廷最高法院联系国际刑警，寻找戈里亚兰和他的妻子：他妻子也参与袭击拉塔布拉达。墨西哥把他引渡回阿根廷，回国以合法程序审判了他。
你问我，为什么要用强大的军队去对付一支小小的游击武装。这是因为，军队平日的训练不是打游击战的。真打起仗来，双方都会穿制服。但游击队可不会。要记住，许多军人没有在跟游击队打仗，而在继续日常勤务。我认为，只有一两成的军人参与了游击战。很多军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过非常规的战争训练。那是非常肮脏的战争。许多军方骨干在别的国家受过特别训练。我想是在美国的巴拿马，许多拉美的骨干都在那里受训。
我没有跟军队打过交道，也没有从军方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不管是工作还是私生活，什么交集也没有。1976年，军政府让我当省里的法官，我拒绝了，因为我更想当律师。我和军方没什么交集，也没拿过他们的好处。但我相信，阿根廷当年发生了一场文化和经济上的革命。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一场战争，而战争的胜利者却坐上了被告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场颠倒的纽伦堡审判。
问：在“进程”中，法律废止了吗？
不。只有一些法律中止了。鼓吹颠覆的出版物都被取缔了。但正常工作、玩乐的人，什么麻烦也没有。国外还以为阿根廷到处是堑壕和街头枪战呢。不是这样的。
问：有人说，他们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但法官都不批准。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问：所以很多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你身为律师是怎么看的？
很多律师也会遇到人身保护令的问题。但我不处理这些事。
[1] 胡安·卡洛斯·昂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1914年3月17日——1995年6月8日），1934年入伍。1943年参加了推翻拉蒙·卡斯蒂略的军事政变。1962—1965年任阿根廷陆军总司令。1966年8月参加了推翻伊里亚的军事政变，后出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取消了国有化和资本管制措施，实施艺术审查，取缔了一切政党活动。1969年，血腥镇压了科尔多瓦群众起义，引发了全国工人和学生运动。1970年被军方废黜，随后退休。——中译者注
[2] 埃克托·何塞·坎波拉（Héctor José Cámpora，1909年3月26日——1980年12月19日），出身意大利移民家庭。1945年加入工党（Partido Laborista），支持庇隆竞选总统。1946年加入正义党。1946—1948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正义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46—1955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49—1955年任国会众议院议长。1955年庇隆下台后被捕，1957年越狱后流亡智利。后于1963年回国。1971年担任庇隆的代理人，领导“民族解放阵线”。1972—1973年任正义党第二副主席。1973年5月25日——7月3日任总统，同年6月跟随庇隆回国，7月3日辞职，为庇隆再次当选总统创造条件。同年12月任驻墨西哥大使，1974年庇隆去世后辞职。1975年3月改组庇隆主义左派青年组织为“真正庇隆主义党：，同年4月被开除出正义党。1976年3月24日在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中，携全家到墨西哥驻阿根廷大使馆避难。1979年获准流亡墨西哥，次年去世。——中译者注
[3]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译者注
[4] 阿尔多·费雷尔（Aldo Ferrer，1927年4月15日——2016年3月8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58—1960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经济和财政部长。1970—1971年任经济和劳工部长。1983—1987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银行行长。1999—2001年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主席。2011—2013年任驻法国大使。2016年逝世。——中译者注
[5]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原名里卡多·埃利塞·内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尔托（Ricardo Eliécer Neftalí Reyes Basoalto），智利诗人、外交家。1917年起从事诗歌创作。1936—1939年期间参加西班牙内战，支持共和军。1943年回国，参加了智利共产党。1943—1949年任参议院议员。1949—1952年期间流亡国外。1969年被智利共产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退选，为阿连德助选。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1—1973年任驻法国大使。1973年回国，同年9月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后，准备流亡墨西哥前被捕，被强行带至医院，9月23日遭到毒害。——中译者注
[6] 出处不详，可能是索尔仁尼琴说的。——中译者注
[7] 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José Alfredo Martínez de Hoz，1925年8月13日——2013年3月16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57—1958年任萨尔塔省经济部长。1962—1963年任阿根廷农业和畜牧部长。1963年5—10月、1976—1981年任经济部长。1981年被迫辞职。2010年被捕，软禁在家中。2013年去世。——中译者注
[8] 组合国家（corporate state），法西斯主义即民族工团主义的国家形式。——中译者注
[9]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译者注
[10] 国家情报处（Secretaria de Informaciones de Estado）：当时的秘密警察组织。——原注
[11] 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美国六、七十年代最著名的抗议歌手之一，在欧美反叛青年中拥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中译者注
[12] 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发生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又称福克兰群岛战役）。——原注
[13] 何塞·洛佩斯·雷加（Jose Lopez Rega）：曾担任庇隆侍从的前警察官员，后升为社会福利部长，作为顾问对胡安·庇隆与伊莎贝尔·庇隆有强大的影响。——原注
何塞·洛佩斯·雷加（José López Rega，1916年10月17日——1989年6月9日），早年担任阿根廷联邦警察特工。1965年起担任庇隆的贴身警卫。1973—1975年任社会福利部长，1974—1976年任联邦警察总监，在此期间成立“三A团：，大肆屠杀左翼人士、工会成员及左翼庇隆派成员。1975—1976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76年被迫辞职后，相继流亡西班牙、瑞士、巴哈马、美国。1986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引渡回国。1986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4] 大学都与国内特定的一些学校具有特殊的关系。大学从这些学校招生。这些学校的课程设计，也是专为过渡中学与大学教育的。考入这些学校的竞争非常激烈。——原注
[15] 亚列杭德罗·阿古斯丁·拉努塞（Alejandro Agustín Lanusse，1918年8月28日——1996年8月26日），1938年入伍。1951年参加了推翻庇隆的政变，政变失败后，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庇隆倒台后获释。1956—1958年任驻梵蒂冈大使。1960—1962年任高级战争学校副校长。1962—1968年任第一装甲师师长。1966年参与了推翻伊里亚的政变。1968—1973年任阿根廷陆军总司令。1970年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入侵智利推翻阿连德政府的要求。1971—197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允许庇隆回国，大力推行工业建设，同时大力镇压工人运动。1973年总统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16] 马里奥·爱德华多·菲尔梅尼奇（Mario Eduardo Firmenich，1948年1月24日—— ），早年曾参加天主教学生联合会。1970年参加了绑架和处死前总统阿兰布鲁的行动，同年创建庇隆主义准军事组织“蒙特内罗”（Montoneros），担任总书记，在1970—1980年期间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暗杀右翼政客，企图在阿根廷建立“民族”社会主义体制。1976年起，先后流亡意大利、墨西哥、古巴、巴西。1983年在巴西被捕，引渡回国，判处30年监禁。1990年特赦出狱。1996年起定居西班牙。2023年起担任尼加拉瓜总统顾问。——中译者注
[17] 这里指的是《日报》（El Dia）的出版商大卫·克莱斯布尔德（David Kraiselburd）在拉普拉塔遭到绑架，见第十二章的讨论。——原注
[18] 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布宜诺斯艾利斯南边的沿海城镇。——原注
[19] 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1903年5月21日——1970年6月1日），1922年入伍。1950—1951年任驻巴西大使馆武官。1952—195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1953—1955年任陆军卫生局局长。1955年8—11月任国家战争学院院长。1955年11月—1958年任临时总统。1958年退役。1963年发起成立“阿根廷人民联盟”，参加总统选举。1970年起，参与推翻昂加尼亚政权的活动，同年6月1日遭绑架杀害，普遍认为是蒙特内罗杀害他的，也有人认为始作俑者是昂加尼亚。——中译者注
[20] 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CGT）是阿根廷的一个重要的工会团体，1930年成立。早年持社会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立场。1937年起支持社会主义。1945年起支持庇隆。1955年以后转入地下活动，多次发生分裂。1966年工会内部多数支持昂加尼亚，导致再次分裂。1976年军事政变后遭受重创，大批领导人遇害。1989年梅内姆上台后逐渐右转，成员不断减少，影响力日渐削弱。——中译者注
[21] 何塞·伊格纳西奥·鲁奇（José Ignacio Rucci，1924年3月15日——1973年9月25日），1946年加入阿根廷共和国工人总联合会。1955年起成为冶金工会领导人。1970—1973年任阿根廷共和国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期间支持右翼庇隆派。1973年被蒙特内罗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22] 奥古斯多·蒂莫特奥·范多尔（Augusto Timoteo Vandor，1923年2月26日——1969年6月30日），1941—1947年期间在阿根廷海军服役。1950年进厂做工。195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55年被捕后，监禁半年。1968—1969年期间任冶金工人工会总书记，提出“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对政府持妥协立场。1969年被左翼庇隆派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23] 劳尔·里卡多·阿方辛（Raúl Ricardo Alfonsín，1927年3月12日——2009年3月31日），早年担任律师。1950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1955年被捕，后获释。1958—1962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会议员。1963—1966年、1973—1976年任国会议员。1975年参与创立常设人权大会。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免费为受迫害者辩护。1982年反对马岛战争。1983—1989年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家债务缠身，1989年在总统选举中下台。1983—1991年、1993—1995年、1999—2001年任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2009年逝世。——中译者注
[24] 让·威廉·弗里茨·皮亚杰（Jean William Fritz Piaget，1896年8月9日——1980年9月16日），瑞士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中译者注
[25] “一切为了祖国运动”（Movimiento Todos por la Patria）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成员袭击了拉塔布拉达（La Tablada）的军事基地。显然因为他们希望发生另一场军事政变。期间，四十多人死亡，近百人受伤。一些被捕的叛乱分子在七十年代曾是人民革命军的成员或支持者。（人民革命军在1975年战败。）——原注
[26] 梅洛是一名佣兵，曾是人民革命军的成员。他吹嘘自己杀死了尼加拉瓜前总统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和图库曼省蔗糖业工人主席。——原注
恩里奎·阿罗尔多·戈里亚兰·梅洛（Enrique Haroldo Gorriarán Merlo，1941年10月18日——2006年9月22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66年加入工人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PRT）。1970—1978年任工人革命党下属的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多次被捕并流亡国外。1976年进入工人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同年流亡法国，参与解散工人革命党。1979年赴尼加拉瓜，协助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政权，担任尼加拉瓜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领导。1980年赴巴拉圭，暗杀了尼加拉瓜前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1986年回国，创建了“一切为了祖国运动“（Movimiento Todos por la Patria），继续进行武装斗争，1989年失败后流亡国外。1995年被墨西哥政府逮捕，引渡回国，1996年判处终身监禁，曾在监狱开展绝食斗争。2003年特赦出狱。2006年逝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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