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暴力的历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二部分历史起源

第三章暴力的历史

↘殖民历史与寡头统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
↘移民
↘阶级分化：二十世纪早期
↘民主：二十世纪早期
↘军政府：1930—45年

　　阿根廷历届政府都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实行暴力。国家的精英们毫不留情地镇压工人和反对派，以此控制社会。教会集团也在积极压制反对势力。历史上的阿根廷是个毫无民主可言的、不堪忍受的、矛盾尖锐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不得片刻安宁。而在这段历史中，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意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阿根廷的历史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殖民与后殖民时期。这段时期建立了最初的国家制度与民族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第二段是自三十年代起，军人首次掌管国家权力后的时期。本章中，我们将简要考察阿根廷的重要历史事件、经济发展史、早期移民模式。接着，我们将分析胡安·庇隆执政前的军政府时期。

殖民历史与寡头统治

　　西班牙征服者在阿根廷留下的遗产，与他们在整个拉美留下的一样。土著遭到了残忍的屠杀。好几个世纪里，独裁者（caudillos）掌握着土地和港口，统治着这些国家。
　　而在1850—1920年间，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与其它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比如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没有多大区别，但在土地所有权形式上，差别就大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有大量的家庭农场，大部分人口是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阿根廷则相反，寡头垄断了土地。少数有权有势的家族占有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内陆的大片肥沃土地、蔗糖园及北部的各种庄稼产区。
　　在图库曼省的蔗糖产区，寡头统治建立了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说是农奴制也毫不为过——这样的条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但在南部肥沃的农业土地上，出产的都是谷物和（用以羊毛贸易的）绵羊与肉牛，不需要大量受压迫的劳力。因此，在许多富裕的农业地区，总是一个大寡头拥有大片的庄园，加上寥寥无几的农民。蔗糖种植业所需的劳动形式，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庄园上的劳动力是牛仔（高乔人）。他们最早是奴隶，不久就成了靠工资维生的农业无产者。在阿根廷的大部分（而非全部）地区，高乔人能移居城市，当雇佣工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工会在城市中诞生，到世纪末已有了很好的组织。工人的劳动条件是残酷的、无法忍受的，但在十九世纪后期，各国在这方面都差不多。
　　在阿根廷定居者的历史上，寡头们早早分成了两类。一类寡头仍保持着乡村贵族的传统土地所有权形式，他们的财富来自土地的产出。而更大的一类寡头，就跟其它殖民地拥有土地与资本的同类一样，开始进军商业和金融业，最后进入第二产业。绵羊、小麦、肉牛生意，需要发展铁路、道路、港口、银行及下游制造业。尽管英国资本像在加拿大一样，迅速把持了阿根廷铁路业和银行业，可阿根廷地主包揽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沿海城市的工业发展。地主寡头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商品出口贸易（主要是出口给英国）。但是阿根廷的第二产业，特别是出口贸易相关的产业，跟其它殖民地的增长率差不多，甚至更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

　　1900年以前，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与德国相当，高于大多数西欧与北欧国家^[1]。阿根廷在1800—1913年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列^[2]。1900—1914年间，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3%。1914年，阿根廷的人均产值与瑞士相当，高于瑞典和法国，是意大利的两倍、日本的五倍^[3]。阿根廷和加拿大的发展水平相当。比起加拿大，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略低，但是两国自然资源差不多，而阿根廷的人口密度更低^[4]。
　　从阿根廷的初期发展，直至一战爆发前，英国（其它欧洲国家的投资比英国的少些）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主要在铁路、公用事业、运输服务、电报、电话、航运、食品加工等领域。这种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有了基建设施，阿根廷资本家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农产品。一战后，欧洲的投资减少，但美国公司的私人投资逐渐增加^[5]。
　　与其它地区一样，阿根廷的经济增长在1914年后放缓，但在战后仍处于高水平行列。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十八位。即使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阿根廷仍保持了相当可观的增长率^[6]。到四十年代末，阿根廷经济开始下滑。从国家的初期发展到三十年代初，阿根廷都与其它拉美国家不同。虽说，直到1933年的《罗卡—朗西曼条约》（Roca-Runciman Treaty），阿根廷的对外贸易都对英国有利，但把南美国家“落后”的说法套在那些年的阿根廷身上，是不合适的。但在三十年代之前，不对等的贸易条件也没有使阿根廷没落。因此，用“落后”解释国家恐怖主义的说法，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移民

　　有些学者认为，阿根廷和其它殖民地的主要区别是移民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阿根廷的定居者不识字，不是产业工人出身；其二，他们带有不利于民主制度的“拉丁气质”。
　　的确，十九世纪中，阿根廷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大多数是贫困的农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约有86%的移民来自南欧和中欧最贫穷的地区，也有少数来自北欧的技术工人（这些人成为了最初的商人）。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阿根廷大约有四百万定居者。但令人怀疑的是，上述事实是否能得出结论：这些移民不适合工业或民主的发展。阿根廷工业的确得到了发展，而且发展速度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快，后者的移民主要是北欧和西欧人，识字水平和工业技能还要高一些。
　　此外，虽然阿根廷具有“拉丁气质”，但在1930年之前，阿根廷经过了七十年的宪政。乌拉圭和智利都是拉丁裔国家，在七十年代前，也都是民主政体。因此，虽然十九世纪的土地所有权和移民模式是阿根廷历史的一部分，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它们（各自或相互）的作用，对七十年代所发生的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初和一战后，大量移民的涌入，加上工业的迅速现代化，产生了阿根廷无法消化的社会与民主问题。在1900—1914年的短时间内，约有三百五十万人移民到阿根廷，一半人定居了下来^[7]（另一半打季节工，收成季节结束后，就回了南欧）。阿根廷社会无法很快吸收他们。移民常常成为社会问题。
　　1912年的选举改革采用了无记名投票、男性普选等等，更成熟的民主制基本要素，但阿根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入籍，无法投票。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资本家和商人保留了原籍，但没有参加阿根廷的政治生活^[8]。对社会来说，与移民的来源或性格相比，政治生活缺少民众参与，可能问题更严重。

阶级分化：二十世纪早期

　　在1919年和1921—22年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与阿根廷拉开了差距。直到那时，无论是工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兴起，还是最大港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扩张，以及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各类社会进步，在这些国家都是类似的。但是，那些年里，阿根廷发生了几起血腥大屠杀，标志着经济精英和政府对付反对者的手段有所不同了。我们同阿根廷相比的国家，自然资源、殖民模式、早期发展史都差不多，它们在历史上当然也有一些流血的阶级冲突，但发生在阿根廷的两起事件的规模，却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
　　第一件事发生在1919年1月的第二周，亦称“悲剧周”。军队血腥镇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起义群众。在这场造反中，军队打死了一百多名工人（带队用机枪扫射工人的正是年轻中尉胡安·多明戈·庇隆），老板雇的右翼私兵也打伤打死了不少人^[9]。
　　1921—22年的巴塔哥尼亚叛乱中，士兵杀死了一千五百名反抗英国和阿根廷牧场主的工人，使得圣克鲁斯省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停滞了。恶劣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再加上失业的绝望，引发了动荡。军队保证“不追究”，却仍残杀了投降的工人。尸体埋在一个大坑里^[10]。事件的指挥官埃克托·瓦雷拉上校^[11]遭到复仇暗杀。报复的代价是高昂的。这次起义使有产阶级和雇主相信：传统方式无法再束缚工人阶级了。结果军方借题发挥，工人遭受了变本加厉的镇压。直到本书所研究的时期，这些镇压都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正当化。

民主：二十世纪早期

　　在长期的寡头统治中，执政集团始终鼓励移民、公民教育、政教分离、自由市场的政策。直到1912年，当阿根廷的选举制度引入无记名投票和男性普选权等原则时，民主也没有对精英统治构成挑战，换句话说，精英没有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
　　讽刺的是，虽然这些改革和其它工业化社会的一样，但实行改革却是为了遏制工人运动，避免寡头们不乐意看到的政治局面。这也使其它政党发展壮大，有了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因此，激进公民联盟^[12]诞生。这个激进党在1916年选举中获胜。伊波利托·伊里戈延^[13]主持的激进党是温和的，比往届政府更接近自由主义。保守党眼中的它们，比实际的它们还要更左一点。然而，伊里戈延政府在“悲剧周”未能及时弹压罢工者。反对派立即抓住这一点，指责政府软弱无能，放任工人运动。
　　国外事件也影响了阿根廷上层阶级对布宜诺斯艾利斯起义的看法。俄国革命、德国面临斯巴达克的革命威胁、智利的战斗性罢工，加剧了他们对更大暴力和失去生命与财产的恐惧。上层阶级认为国内的叛乱全是苏联干的，东欧的犹太移民都是颠覆分子。暴民和警察袭击犹太居民区，破坏犹太人的财产，把俄国移民关进监狱。

右翼运动崛起

　　经过民主改革，非寡头政党选举上台后，阿根廷出现了一些极右翼、民族主义、原教旨天主教的运动。1919年，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阿根廷爱国同盟^[14]成立。同盟提倡更严厉地管控教师，教授更多的本国历史，防范移民的“外来”思想，维持社会现状。同盟更进一步反对工会后，得到了一部分军方、精英、非工会的城市工人的支持。同盟组织了社区联防队。1919年11月，它声称在整个阿根廷有了833个联防队组织，约两万名成员^[15]。这个组织成了伊里戈延政府的威胁。甚至激进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工会的声音。在二十年代初，同盟的成员积极参与反工会活动、破坏罢工、招募佣兵和罪犯煽动流血冲突。
　　1920—1928年间，同盟有69%的成员来自上层阶级；大约一半的领导人是地主，或者地主家庭出身；31%的成员在1916年前就在政府中任职；19%是能掌握最高当局动向的军官。同时，更多的非工会工人、技术人员、资产者、公司、政府雇员加入了联防队。同盟中还有一部分上层阶级的大学生，他们在天主教会里建立了组织，称为“社会天主教运动”。与工会的做法不同，社会天主教运动会募集资金，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论，这样做能够建立“社会和平”。这些学生在二十年代资助了一个中世纪天主教价值观的学会。他们和某些知识分子一样，迷上了法国作家夏尔·莫拉斯^[16]的反革命思想^[17]。
　　另一个极右团体“民族主义者”（Nacionalistas）成立于1920年，它同样迷恋莫拉斯在内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世俗的欧洲作家。除此之外，还有阿根廷诗人卢戈内斯^[18]。同盟成员中，流行着此人为独裁制度的诡辩。“民族主义者”的成员比同盟成员更年轻，拥有军方背景的人更少。桑德拉·麦吉·多伊奇^[19]对三十年代前阿根廷各类组织的详细研究中发现，“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工会方面更加激进。他们渴望建立墨索里尼式的社团制度，反对“外国人”（尤其是犹太人）并支持军方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20]。
　　右翼团体反对伊里戈延总统、反对马塞洛·德·阿尔韦亚尔^[21]，又接着反对第二次上台的伊里戈延。1928年，反对派开始关注民主。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话可能格外耳熟。他们抱怨道，民主政体是行不通的，工会损害了穷人，穷人有权摆脱工会的束缚，而伊里戈延握在手中的权力是“群众独裁”或者“大多数的压迫”。伊里戈延的“罪行”有：开放大学教育给更多的中产阶级，扩大了自由授课的范围。那时，伊里戈延已经上了年纪了。大萧条时期，参议院也不再支持他。国会无法解决政治和经济危机，而同盟在军队的协助下，得到了罢免政府的广泛支持。1930年9月，军事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

军政府：1930—45年

　　数十年间，阿根廷军队完成了现代化。到了1930年，军方拥有了庞大势力，陆军又是三军中最大的一支。然而，军队由于政治意见不和，不断发生分裂。就像社会一样，军队为国家的疾病配制解药时，也分为了温和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满足于有限的民主，但两派都对民主不怎么上心。天主教民族主义要求更加专制的政府（等庇隆上台后，双方的立场都改变了）。直到1943年，两大派别都在争夺政治权力。
　　1930年，最高法院裁定，军队有权罢免民选总统。理由是：假如现存秩序打破，只能由军人出面，保卫生命、自由、财产。军方要进行“合法”政变，只需向法庭提供“下场”的理由和目的，宣誓遵守宪法和现有法律就够了。
　　这一年的军事政变后，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何塞·乌里布鲁^[22]将军合法地建立了以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为原型的法西斯社团主义政权。这一届政府实行戒严、解散工会、驱逐未入籍的工会领袖、逮捕了疑似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工会领袖、逮捕了合法的社会党与激进党的领袖，还开除或流放了许多政客。当时的阿根廷也经历了大萧条，但受的冲击不如美国那么大。政治动荡成了经济问题。政府认为，问题出在阿根廷对外部市场原料的依赖。乌里布鲁的目标是建立“组合国家”。但没多久，一场宫廷政变把乌里布鲁赶下台，恢复了选举。随后两届阿古斯丁·胡斯托^[23]和罗贝托·奥尔蒂斯^[24]的政府都是“暗箱选举”产生的。在军人独裁下，尤其是在奥尔蒂斯和他的继任者拉蒙·卡斯蒂略^[25]（分别在1938年和1942年但任总统）治下，经济有所改善，但这两届政府的支持率都非常低。

奥唐纳^[26]的现代化理论

　　军人独裁者推行进口替代政策^[27]。吉列尔莫·奥唐纳视这项政策为拉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典型^[28]。奥唐纳认为，这些阶段包括：减少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建立进口替代产业，提高国内消费，最终完成进口替代。顺利的话，最初的阶段会导致国家机器膨胀。奥唐纳认为，国内快速经济变化造成的紧张局势，导致了政府官僚机构（通常是军事官僚机构）镇压的加剧，而非政治民主的发展。
　　奥唐纳认为，这一过程出现在拉美的现代化最迅速、最广泛的社会中，也就是阿根廷和巴西，因为它们相当富庶，有中产阶级、组织有序的工人阶级、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两国用“进口替代”发展工业，比贫穷的小地方前途更大。但他对进口替代完成后的情形不太乐观。下一章，我们将来讨论胡安·庇隆第二任期的阿根廷经济是如何衰退的。

不平等的发展

　　军方采取了有利于制造业的经济政策，逐步排除了农业部门对经济的控制。但是，尽管经济在三十年代有所改善，工人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在这十年中，工人的人数增加了，财富却没有。到了1940年，阿根廷劳动人口接近一百万，而1944年的制造业工人人数是1930年的两倍。妇女逐渐占到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直到第一任庇隆政府，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现阶段只有两成的产业工人加入工会，但是工人斗争激增，罢工愈发频繁。工会克服了内部政治分歧，在1930年建立了一个中央组织，即总工会。
　　到了1941—42年，为了对抗保守派与军方的联盟，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建立了人民阵线。左派刚刚起步，就在工业化的阿根廷异军突起。同时在外部舞台上，人民阵线在1936年的西班牙大选中获胜，西班牙随即爆发内战，此事加上工人阶级起义与政治变革的危险，引起了阿根廷军部的不安。此外，到了1942年，二战的天平倒向了盟军，这也在军队中造成了恐慌，因为阿根廷军队里不少人都支持轴心国。
　　面对这一局面，军队得出结论，除非先发制人采取行动，否则他们视为“颠覆分子”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将在阿根廷夺取政权。主要的反共组织是叫“统一军官小组”^[29]的军官团。小组的头目是胡安·多明戈·庇隆上校，目标是让阿根廷军官做好与共党分子战斗的准备，在章程中写明了“人民阵线式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威胁”。

政变中的政变：四十年代早期

　　1943年发生了两场政变，第一场是在6月4日，自由派的阿图罗·罗森^[30]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卡斯蒂略总统。第二场是两天后（6月6日），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军人把相对温和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佩德罗·拉米雷斯^[31]将军推上了总统之位。历史学家唐纳德·霍奇斯^[32]提到这场“政变中的政变”时，说道：“统一军官小组成为了一小群中级军官谋取政府要职的工具。他们通过控制关键的军部，掌管了军队。这是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的密谋组织。”^[33]他还指出，这是军队与农业出口寡头分道扬镳的转折点。对于军官小组的领导人胡安·庇隆而言，这也无疑是个转折点：庇隆抓住机会，一跃上位了。
　　拉米雷斯政府全面镇压了工人和它眼中的一切“颠覆分子”。政府枪毙了共产党报纸《时代》（La Hora）的编辑；逮捕了肉类工人工会的领袖，查封了工会；未经审判就关了肉类工人工会总书记何塞·皮特^[34]一年半；取缔了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家有关联的工人组织；解散了国会，罢免了所有当选的省级官员；禁止了政党，剥夺了新闻自由。
　　庇隆先后担任劳动与福利部长和军政部长，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政府的决策。但是，他也在劝说同僚和军方改变战术：减少直接的压迫，给予工人阶级更多的让步。他能看到，假如阿根廷的工业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势必获得政治影响力。庇隆不断与工会建立联系，代表工人发言，从而建立了以总工会为中心的基本盘。庇隆成功维持了军方的权力，但在工会得势后，庇隆就失去了寡头的支持。

军政府引导的现代化

　　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阿根廷军队已经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独立势力。军方在1927年建立了自己的航空工业，随后建立了生产弹药、化学品、电子设备、生铁的产业。1943年，名为“军事工业总局”（General Agency for Military Industry）的公司成立，负责经营管理这些产业。因此，军队发展出了独立的经济势力。
　　军队也不再受制于寡头。军方下令，由国家决定所有价格、工资、信贷、原料的分配。接着，政府勒令地主减少和冻结租金，把所有私人谷仓收归国有，结束了谷物商人的垄断。1943—1944年，国家接管了私营和跨国企业。为了管理国有资产，政府雇员在1940—1945年间，从二十万增加到了超过三十一万两千人。1942—1946年间，军队占政府总预算的比例从27.8%上升到50.7%。因此，政府赤字越来越大，只能好向国外借钱、发行更多货币^[35]。
　　最初，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的各部门，都对刺激个人消费和鼓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津津乐道。1935—1945年间，本土制造商大大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份额。小企业在军政府治下赚了钱。大体上讲，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是进口替代政策的受益者^[36]。
　　但是，工业与金融精英和前寡头并不买账。在军队独立发展的同时，寡头也在转型。虽然他们拥有地产或者出生地主家庭，但已不再是地主贵族了。农产品出口使他们与外国资本建立关系，而关系的主导者是与外国垄断企业密不可分的金融精英（同一时期，加拿大金融精英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虽然加拿大和阿根廷与英国和欧洲公司做了不少生意，但两国与美国垄断企业的往来越来越多）。
　　因此，军方及后来的庇隆政府，与精英的方向背道而驰。精英阶层的利益在于开放经济，军方则固步自封，让国家高度控制经济（应当指出，当时阿根廷的某些精英也支持进口替代政策）^[37]。唐纳德·霍奇斯在考察军方日益增长的经济与政治上的独立性时，说道：“军队成为了寡头的对手。它与寡头不同，建立在选拔与功绩，而非继承来的财富上。军队是阿根廷独立的传统捍卫者，而寡头依赖外国资本，两方早晚必有一战。因此，两方在政治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最多是一道反对两个拥有群众基础的平民政党。”^[38]

美国的压力

　　在美国的压力下，阿根廷政府不得不与轴心国断交。军队十分不满，庇隆等人迫使拉米雷斯于1944年2月辞职。庇隆成为了新的军政部长和副总统。美国认为这些变化对自己不利，便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阿根廷对轴心国宣战，镇压国内的纳粹法西斯。阿根廷政府照办了，但（以新任驻阿根廷大使斯普鲁伊尔·布拉登^[39]为代表的）美国成为了支持民主改革与颠覆军政府的代言人。美国心照不宣地支持大学生和社会主义者反对军事政权的游行。政府对动乱做出回应，恢复了（1941年12月至1944年5月的）戒严。随后，军队中的一支自由派发动政变，逮捕了庇隆，逼庇隆在1945年10月辞职，但没能得手。
　　总工会的工人宣布于1945年10月18日总罢工，前一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五月广场，要求释放庇隆。政变的领导人不仅受工人的压力，也受到军中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和改革派的压力，只能下台。政变领导人所能做的，至多是要求在1946年进行大选。
　　虽然军方不情愿支持庇隆，但比起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人民阵线，还是庇隆好一些，即使两党在民主联盟^[40]中，与激进党和保守派结了盟。军方意识到，就算要向工人让步，他们也可以通过支持庇隆，继续发挥影响力。于是，庇隆成为了军队的候选人。

^[1] 迪亚兹·亚历杭德罗（Diaz Alejandro），《关于阿根廷经济史的论文》（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第54—58页。——原注

^[2] 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800至1913年的发展与波动》（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70-1913），第197页。——原注

^[3] 魏斯曼（Waisman），《阿根廷发展的倒退》（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第6页，表格1.1。——原注

^[4]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16页。——原注

^[5]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50—52页。——原注

^[6]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第17页，表格2.1和2.2。——原注

^[7] 蒙克（Munck），法尔孔（Falcon），加利铁里（Galitelli），《阿根廷：从无政府主义到庇隆主义》（Argentina: 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第43—44页。——原注

^[8]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9页。——原注

^[9] 同上，第24页。——原注

^[10] 巴耶尔（Bayer），《巴塔哥尼亚起义》（La Patagonia rebelde）。——原注

^[11] 埃克托·贝尼尼奥·巴雷拉（Héctor Benigno Varela，1875年1月27日——1923年1月27日），阿根廷军人，1896年入伍，曾参加1905年起义。1919年12月血腥镇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冶金工人大罢工。1921年11月在巴塔哥尼亚圣克鲁斯地区血腥镇压罢工。1923年1月27日被一名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12] 激进公民联盟（La Unión Cívica Radical ,UCR），阿根廷中道政党，持激进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立场，1891年成立。——中译者注

^[13] 胡安·伊波利托·德尔·萨格拉多·科拉松·德·赫苏斯·伊里格延（Juan Hipólito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Yrigoyen，1852年7月12日——1933年7月3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69年加入自治党（El Partido Autonomista）。后参加了1874年革命。1877年加入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1878—1880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众议院议员。1880—1882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889年参与创立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1890年、1893年两次参加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1891年参与创立激进公民联盟， 1897—1931年任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1905年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乌拉圭。1916—1922年、1928—1930年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实施外贸、土地、石油国有化，但未推行民主改革，血腥镇压工人运动。1930年9月6日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1931年被捕，193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4] 阿根廷爱国同盟（La Liga Patriótica Argentina），阿根廷的一个极右翼政治组织，持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立场，1918年12月成立。该组织成立之初参与镇压了1918年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冶金工人大罢工。此后迅速发展，积极帮助阿根廷政府镇压罢工，迫害工人运动。1930年参与了推翻伊里格延总统的政变，但随即开始衰落。1969年正式解散。——中译者注

^[15] 多伊奇（Deutsch），《1916—30年激进主义下的右翼》，（The Right under Radicalism, 1916-1930），第40页。——原注

^[16] 夏尔—玛丽—弗秋斯·莫拉斯（Charles-Marie-Photius Maurras，1868年4月20日——1952年11月16日），法国作家、诗人。生于普罗旺斯的古老家族。自幼受家庭的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氛围熏陶。成年后积极投身保王派运动。1899年“法兰西行动”成立后不久即加入，很快成为该运动的主要理论家。1936年因向莱昂·布鲁姆发出死亡威胁，被判处监禁八个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政府。法国解放后被捕，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准保外就医，同年死于医院。——中译者注

^[17] 多伊奇（Deutsch），《1916—30年激进主义下的右翼》，（The Right under Radicalism, 1916-1930），第42—50页。——原注

^[18] 雷奥波尔多·安东尼奥·卢戈内斯·阿圭罗（Leopoldo Antonio Lugones Argüello，1874年6月13日——1938年2月18日），阿根廷作家、记者、教育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年持社会主义立场。1897年开始出版小说。1899年加入共济会。1903年转向自由主义立场。1920年起转向民族主义立场，支持伊里格延。1924年获国家文学奖。1928年创建阿根廷作家协会，任第一任主席，期间转向法西斯主义。1930年参加了推翻伊里格延的政变。1938年因感情问题服毒自尽。——中译者注

^[19] 桑德拉·麦吉·多伊奇（Sandra McGee Deutsch，1950—），美国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20] 多伊奇（Deutsch），《1916—30年激进主义下的右翼》，（The Right under Radicalism, 1916-1930），第47—58页。——原注

^[21] 马克西莫·马尔塞洛·托尔夸托·德·阿尔维亚尔·帕切科（Máximo Marcelo Torcuato de Alvear Pacheco，1868年10月4日——1942年3月23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90年加入公民联盟。1922年代表激进党赢得总统大选后，于1922—1928年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制定社会保障政策，实行有限的改良政策。1930年返回法国。1931年在伊里格延倒台后回国，同年7月在试图推翻军政府失败后流亡国外。1932年回国，领导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1933年流亡葡萄牙，随后返回法国，不久回国。此后继续反对军政府。1942年去世。——中译者注

^[22] 何塞·菲利克斯·贝尼托·乌里布鲁（Jose Felix Benito Uriburu，1868年7月20日——1932年4月29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5年入伍。1890年参加“公园革命”。1907年任高级战争学校校长。1913—1914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14年加入进步民主党（El Partido Demócrata Progresista，PDP）。1930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伊里格延政府，随后于1930—1932年担任临时政府总统。在任期间仿照墨索里尼推行“社团主义”，大肆迫害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激进公民联盟成员。1932年因病辞职，不久去世。——中译者注

^[23] 阿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1876年2月26日——1943年1月1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7年入伍。1890年参加“公园革命”。1915—1922年任纳里昂国家军事大学校长。1922—1928年任民族战争部长。1927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30年支持乌里布鲁发动的政变。1932—1938年任总统，期间大力推行私有化，腐败盛行。1938年退休。二战期间公开反对轴心国，但同时与纳粹德国保持友好关系。1943年逝世。——中译者注

^[24] 海梅·赫拉尔多·罗贝托·马塞利诺·玛丽亚·奥尔蒂斯（Jaime Gerardo Roberto Marcelino María Ortiz，1886年9月24日——1942年7月15日），出身于西班牙移民家庭。1904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参加了1905年阿根廷革命。1920—1924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24年退出激进公民联盟，参加了激进反个人主义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 Antipersonalista，UCRA）。1936—1937年任财政部长。1938—1942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继续推行私有化政策，但反对反犹太主义，在二战中保持中立。1942年6月27日因糖尿病导致的双目失明而辞职，7月15日去世。——中译者注

^[25] 拉蒙·安东尼奥·卡斯蒂略（Ramón Antonio Castillo，1873年11月20日——1944年10月12日），早年曾担任法官。1931年加入国家民主党（Partido Demócrata Nacional，PDN）。1936年任司法和公共教育部长。1936—1937年任内政部长。1938—1942年任副总统。1942—194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延续前总统奥尔蒂斯的政策，大力打击保守派。1943年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1944年在穷困潦倒中病逝。——中译者注

^[26] 吉列尔莫·阿尔维托·奥唐奈（Guillermo Alberto O'Donnell，1936年2月24日——2011年11月29日），阿根廷政治学家。——中译者注

^[27] 进口替代政策（import-substitution）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促进国内有关工业品的生产，逐渐在国内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工业化。——中译者注

^[28] 奥唐纳（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权威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原注

^[29] 统一军官小组（El GOU, Grupo de Oficiales Unidos），阿根廷右翼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1943年成立。这一组织企图结束“臭名昭著的十年”带来的恶劣影响，同时大力遏制工人运动。同年一举推翻卡斯蒂略政府，一直统治到1946年。1946年庇隆上台后逐步瓦解。——中译者注

^[30] 阿尔图罗·弗兰克林·罗森（Arturo Franklin Rawson，1885年6月4日——1952年10月8日），1903年入伍。1943年加入统一军官小组，参与了推翻卡斯蒂略政府的军事政变，政变结束后于6月4—7日担任临时政府总统，随即被解除职务。1943—1945年任驻巴西大使。1952年去世。——中译者注

^[31] 佩德罗·帕布洛·拉米雷斯（Pedro Pablo Ramírez，1884年1月30日——1962年6月11日），1913年入伍。1930年参与了推翻伊里格延政府的军事政变，政变后任驻意大利武官。1942—1943年任国防部长。1943年领导了推翻总统拉蒙·卡斯蒂略的军事政变，1943—1944年任临时政府总统，在任期间取缔一切政党，推行宗教教育。1944年受到美国压力，被迫与德国、日本断交，此举遭致内阁及军队的一致反对，被迫辞职并退休。——中译者注

^[32] 唐纳德·克拉克·霍奇斯（Donald Clark Hodges，1923—2009），美国哲学家，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专家。——中译者注

^[33]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32页。——原注

^[34] 何塞·彼得（Jose Peter，1895年9月13日——1970年9月4日），1927年加入冰箱工会。1931年创建肉类工业工人联合会。1937年创建食品工人联合会。1939年加入阿根廷工人总联合会，但在1940年退出了工人总联合会，参加了第二号总联合会（CGT No2）。1943年军政府上台后被捕。1945年流亡乌拉圭。1946年解散了肉类工业工人联合会，此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35]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93—95页。——原注

^[36] 保罗·刘易斯（同上，第95页）说明，1939-45年间，阿根廷本土制造商在纺织品、制纸、化学品、石油、金属制品、电气机械上的国内市场份额增加，其中一些增加了30%。——原注

^[37] 保罗·刘易斯（同上，第97页）引用了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亚列杭德罗·邦吉（Alejandro Bunge）的意见。——原注

^[38]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43页。——原注

^[39] 斯普鲁伊尔·布拉登（Spruille Braden，1894年3月13日——1978年1月10日），美国外交官。1945年5 —9月任驻阿根廷大使。1945—1947年任副国务卿。1954年参与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计划。1967—1973年任纽约大都会俱乐部总裁。1978年逝世。——中译者注

^[40] 民主联盟（la Unión Democrática ,UD），阿根廷政治团体，1945年成立，试图在1946年总统选举中阻止庇隆上台，成员包括激进公民联盟、社会党、阿根廷共产党、进步民主党。持反庇隆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纳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共和主义立场。1946年庇隆赢得大选后解散。——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