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庇隆主义与军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四章庇隆主义与军国主义

↘庇隆的政策
↘经济发展
↘军事统治
↘流亡中的庇隆
↘1966年政变
↘马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亚努齐

　　1946年，庇隆以52.4%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庇隆派在国会、省立法机关、政府首脑等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担任总统期间，工会始终坚定地支持庇隆，但军队和教会没那么死心塌地。庇隆在第二任期给予工人新的权利时，军队在教会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

庇隆的政策

　　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庇隆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经济政策着眼于收入的再分配^[1]。庇隆让忠诚的支持者进入官僚机构，排挤了其它派别。他很快建立了三万人的情报部门，用于压制反对派，还仿照盖世太保的模样，都身穿棕色外套和华达呢雨衣。他还建立了一支数千人的军事冲锋队，即民族解放联盟（National Liberating Alliance）。庇隆把铁路收归国有，接管了包括港口和电话业在内的许多领域的外国公司。赎买这些产业的费用（加上扩大的用人成本）昂贵，但民众非常欢迎国有化。

司法系统的解体

　　庇隆拆解了司法系统，使在野的反对派政客无法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他上任不到几周，庇隆派就弹劾了五名最高法官中的四名。到1949年底，超过七十名联邦法官换成了庇隆的支持者。他清洗了政府部门。他制订了针对性的法律，加重对诋毁当局者的处罚，还剥夺了被告申诉的权利。这项法律尤其适用于国会中非庇隆派的团体，他们会因“不尊重庇隆派”的言论而失去席位。国会议员们因“不当行为”被除名，甚至入狱。此外，他还颁布了一些法律，使反对党无法举行群众集会、无法接触大众媒体。

恐吓新闻界与反对派政党

　　1949年5月生效的新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不久后，国家查抄了报社，把新闻纸的采购收归国有。庇隆派控制了广播电台，以及除《国家报》（La Nacion）外的所有报纸。1951年1月，他们没收了《新闻报》（La Prensa）。庇隆还成立了调查“反阿根廷活动”、间谍活动、破坏活动，以及口袋罪“叛国活动”的委员会。公民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反对派领导人要么流放，要么坐牢，要么闭上嘴。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描述了这段时期：

　　“反对派无法接触公众。它不能广播；政府取缔了它的出版物，还警告印刷商，不准帮它宣传。地方官员常常担心‘扰乱秩序’，因此拒绝反对派公开集会；举行集会时，庇隆分子常来砸场子。反对派候选人遭到各种恐吓与迫害。在1951年的竞选活动中，激进党领袖巴尔宾刚出监狱，而保守党和社会党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都在狱中或地下；此外，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出狱后，参加集会时，死在庇隆派暴徒的枪口下。竞选众议院的三十二名社会党候选人中，有二十三名正在狱中、躲藏在地下，或是等待审判。”^[2]

工会改革

　　庇隆大刀阔斧地改革工会，破天荒地承认了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他还支持工会反对军方和保守党。他的第二任妻子艾娃·杜阿特·德·庇隆^[3]史称“艾维塔”（Evita）。艾维塔一生中为穷人做了不少事。尽管人人都知道，她的慈善组织腐败又伪善，但当年，相当一部分阿根廷人视艾维塔为“圣人”，现在也是如此。艾维塔的追随者，人送外号“赤膊者”（descamisados），都是信徒般虔诚的庇隆主义者。庇隆夫妇能够召集成千上万的虔诚工人参加游行示威。当然，他们不断制定有关工资改革、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劳工参与决策的法律，受到了雇主与越来越多的上层中产和精英的强烈抵制与不满。
　　1943—1946年间，从庇隆初次登场，到他的第一任期结束，工会会员人数在稳步增长。后四年里，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到了1955年，庇隆下台前，参加工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工人总数的42%^[4]。同时，参加工会的工人有80%属于总工会^[5]。1942年后，实际工资稳步增长。到了1950年，工资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到约46%^[6]。工人得到了带薪年假，病假、解雇、工伤赔偿，以及在圣诞节得到第十三个月工资的权利。所有工人都享受到了养老金。这些改革是工人和私人资本的集体协议的结果，国家则作为“社会契约”的中介。
　　改革不是没有让工人付出代价：工会开始依赖庇隆的干预，无法发展出独立与民主的倾向。庇隆控制了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安插了自己人，撤换了不听话的工会领袖，镇压了罢工，取缔了不听从指示的工会。工会开除了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其实庇隆也向资本家吹嘘，他的改革把国家从共产主义中拯救了出来。在庇隆的指导下，劳工与福利秘书处膨胀成了超过六千人的官僚机构，社会福利部门职员的薪水也水涨船高^[7]。
　　1951年11月，庇隆以60%的得票当选连任后^[8]，承诺建立工团主义国家。这意味着，他要让工人代表参加（包括立法机关在内）政府机构。庇隆开始在人口稀少又偏远的查科省进行这项实验。他修改了宪法，从省里大约二十万的选民选出一半的立法机关，再从三万人的省工会中选出另一半。查科是唯一的“示范区”。历史学家唐纳德·霍奇斯指出：“虽然离‘工人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在全国实行它（宪法改革），那么工人将得到联邦政府50%的股份，正好对应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50%的比例。”^[9]
　　1951年，为了应对一场毫无胜算的军事政变，庇隆宣布进入“国内战争状态”（宪法里可没有这一条），声称政府有权中止宪法自由。接下来的四年，阿根廷处于常态化戒严中，政府能够随意逮捕公民。期间，所有政治领袖、许多报纸编辑与公众人物都身陷囹圄。1952年，庇隆派最高会议指示全国的地方委员会制定反对派名单，还指示削弱“敌人”的士气。
　　庇隆的准军事组织“民族解放联盟”曾多次煽动暴乱。1953年4月，他们烧毁了赛马俱乐部，这是精英们的社交中心。他们还袭击了各大政党总部。1955年6月，他们为了回应海军的一场未遂政变，摧毁了国家大教堂和几座市中心的教会。平民也在交火中丧生。庇隆也在煽动暴力，在1955年8月的著名演讲中，他朝群众大喊：“在任何地方，任何妄图改变体制、反对当局、违反宪法或法律之人，都会死在任何阿根廷人手中。”他赌咒发誓说，每有一名庇隆派在内战中丧生，就要杀死五名“敌人”^[10]。

与天主教会的关系

　　庇隆执政的头几年，尤其艾维塔还在世时，与强大的天主教会势力（天主教实为国教^[11]）交好。庇隆谨慎地遵守着教会的“社会通谕”。他在1945年的竞选演说中，以及与上层人士对话时，都提到结合工人的社会权利与天主教社会思想，以此为政策提供合法性。
　　1947年，庇隆制定法律，规定公立学校必须进行宗教教育。庇隆把这项法律提交给众议院，以此建立统一的道德教育，在文化和精神上统一阿根廷人民。之后数年，他常引用教皇的通谕，使庇隆主义的政治利益合法化。他为自己的政治哲学起了“正义主义”的名字。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这一理论与天主教联系在一起，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根基后，就立刻盖过了教会。政治学家何塞·吉奥（Jose Ghio）认为，“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术语，成了政府宣传手段中，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部分。所以说，政府盗用了教会的理论，将之转化为了国家学说。”五十年代初，正义党的标志在阿根廷随处可见，学校里也用“崇拜庇隆和艾娃·庇隆的教科书”^[12]教授学生。那时，正义党与教会的权威产生了冲突。庇隆采纳的教会的社会学说，参考的是天主教而非天主教会本身。
　　我们能够通过权力关系理解这场冲突，但不要忽略教会内部的分裂。六十年代后期，教会内部的分歧爆发，这也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一幕。阿根廷的天主教会和世界各地的一样，都发生过内部争论。一些人视基督教为社会改革运动，而另一些人认为基督教只是与原罪、天堂、地狱有关的神学教义。庇隆强调教会的社会理论方面，把它套用到自己的“正义主义”理论上，实则是否定了教会本身及其等级制度。
　　庇隆与教会的公开决裂发生在1954年。当时，庇隆在捍卫基督的同时，贬低了教会。他在一段著名的演讲中说：“我从未与基督有过冲突。其实，我始终在努力捍卫基督的教义。千年来，教士们都在试图摧毁他的教义，但是未能成功。”^[13]这段讲话和诸多“越界行为”演变成了重大冲突，信天主教的庇隆主义者发现自己夹在两个阵营之间。许多人选择了庇隆主义。从当年的一件事就能略见一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天主教会遭到毁坏。但是，人民越是选择庇隆，教会也越是跟别人走得近。
　　此处需要简述一下庇隆的哲学思想。根据庇隆书中的观点，他把历史视为一系列大规模的周期性演进阶段，这些阶段伴随着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小规模震荡。革命标志着转折点，或者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最后一步。庇隆认为，在他执政时，阿根廷正好处于转折的这一刻。但庇隆的解释有矛盾。他一会说“人民的时刻”^[14]已经到来，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一会又说国家需要压制民众的不满，否则民主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面这段话中，庇隆“拥护”工人阶级：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贵族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俄国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政府，为无产阶级群众打开了道路。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15]

　　但庇隆对工人阶级的“拥护”是有折扣的。庇隆的一些思想出自1932年出版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教义》（Doctrine of Fascism）。墨索里尼认为，自由主义（同义于个人主义）的世纪过去了，它将为法西斯主义（同义于集体主义和国家对个人的至上权力）取代。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6]和阿诺德·汤因比^[17]的影响下，庇隆认为阶级斗争和种族战争最终会摧毁西方文明。庇隆懂得巧立名目的重要性。虽然他的话里有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他的追随者也在使用“基督教民族社会主义”一词，他仍称自己的哲学为“正义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跟无神论联系在一起，而这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阿根廷是不可接受的。
　　霍奇斯认为，庇隆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18]，这位西班牙长枪党与民族工团主义学说创始人的思想中学到很多，虽然庇隆本人没提到这一点^[19]。庇隆还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里习得了战略。庇隆与他的“导师”不同，他想在政府中赋予工人真正的角色，以激起平民主义^[20]。他的改革削弱了农业出口寡头的力量，把统治的能力赋予了工人阶级，同时在新的政府官僚机构中，为中产阶级经理人与专家提供了更多机会。

与军队的关系

　　起初，军队也不情愿支持庇隆。庇隆转向后，军官们愈发敌视他。庇隆撤换了异己的军官，大大削减了军事预算。同时，他不仅成功地把“庇隆主义”加入了普通学校，还加入了军事学校的课程。他用加薪和更好的晋升机会从下层招募士官，为工人阶级青年进入军事学院提供了奖学金。他任命的庇隆派要员在低级军官中鼓吹庇隆主义。庇隆派的军官受到青睐，反对派则遭到报复。但是，当艾维塔·庇隆成为1951年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时，连庇隆派的军队支持者也倒戈了。于是，庇隆中止了艾维塔的竞选活动（虽说庇隆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她得了癌症）。艾维塔死后，总工会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官俱乐部赠送了一幅巨大的艾维塔肖像。这可谈不上友好的表现。
　　之前，总工会一直在奋力争取工人民兵武装来“保卫革命”。艾维塔尝试过武装民兵，庇隆很可能提供了武器和反坦克枪。证据就是，工会在1955年6月破产的海军政变中保卫了政府^[21]。此事三个月之后，军方政变成功上位^[22]。

庇隆主义的遗产：总结

　　庇隆时代留下的遗产，是司法部门的解体与政治化、正当程序与法治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民众普遍蔑视民主和法律。大众媒体受到不断恐吓，变得软弱无力。政治党派四分五裂，陷入混乱。军队高度政治化，内斗激烈。但到了1955年，隶属于国家的中产阶级官僚机构已经建成了。集中在国家内部的庞大官僚工会势力强盛。工会与军方相互敌对，都准备抄起武器，夺取国家的控制权。
　　天主教会和庇隆派也处于敌对状态。教会的教义和庇隆的平民主义争夺着公众的支持。两者都是用说服大众的方法，但一种是通过讲坛，另一种则是通过政治化的学校制度和课程，还有各种公共机构和场所的教育。国家教育一整代年轻人崇拜庇隆主义。学校和公共集会把艾维塔·庇隆描述成了圣人。这些人与工会工人一起，从整整十八年的（准）军政府时期一直到庇隆回国，都坚持着对庇隆主义的信仰。

经济发展

　　我们在上一章中，介绍了吉列尔莫·奥唐奈对于进口替代政策的看法，提到当简单的消费品生产饱和后，政策都会遭遇瓶颈^[23]。奥唐奈说，经济停滞伴随着外汇短缺、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的频繁交替、幻灭的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以及国家无法再满足技术官僚机构与活跃的“人民阶级”^[24]不断提高的期望。经济危机发生了。出路是没有的，因为人们的需求各不相容。过去的平民主义行不通了，体制无法再保持稳定。
　　庇隆是否因“进口替代政策”对经济危机负有责任，仍是有争议的。有人说，庇隆实施极端的民族主义政策，扼杀了出口产业。但一些学者认为，他没有连贯地推行民族主义的政策，甚至他的经济政策也不是民族主义的^[25]。庇隆说要反对帝国主义，却鼓励了美国在石油与汽车行业的直接投资。他在1953年制定的法律中，给了国际资本特惠待遇。而当他在冷战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时，连国际事务中的“第三位置”也失去了。
　　另一种观点是，庇隆政府过多关注“再分配”，忽略了发展生产力，结果导致了生产上的许多消极因素。蛋糕分得越来越多，但蛋糕本身却越来越小。例如，曼努埃尔·莫拉·阿劳霍^[26]认为，1945年前，阿根廷经济是有生产能力的。但庇隆的组合国家实行强制分配，把经济从属于政治权力之下，导致了新公司的“增长率”放缓，而得到分配的团体迅速增多：“阿根廷的问题是，庇隆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庇隆使经济权力中立化，“目的是将所有权力集中在国家上，再通过分配的斗争，确立这个国家的合法性。”^[27]
　　当然，在庇隆治下，官僚化的国家急剧膨胀，庞大官僚国家机器的雇员也大大增加。他们的要求，以及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的要求，本来还能够为不断发展的经济所适应，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经济停滞了。不论什么经济模式都失去了活力。

军事统治

　　阿根廷从三十年代就建立了军事统治，虽然庇隆两次当选总统，另有两位合宪总统通过受限制的选举上台，但1930—1973年，军队基本上把持着国家政权。研究军方的历史学家阿兰·鲁基^[28]指出：阿根廷军队间歇性地下场干预，导致政府更迭，相继把这些势力赶下台：中产阶级及其代表（1930年）、农业出口寡头（1943年）、工会和平民政党（1955年）、工业部门（1962年）、传统政党（1963年）、再一次的工会和平民政党（1976年）^[29]。
　　这一点表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军队各派一致反对工会，尤其是在庇隆倒台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军方总是捍卫寡头的利益，无论是金融寡头、工业寡头还是农业寡头。鲁基认为，军队从来不是中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或者跨国公司的党派。军队扮演着“社会趋势推动力”的角色。另一种观点是，军队阻止了其它利益集团掌控国家，把国家当成了自己的东西。
　　但考察了1930年以来军事统治的历史后，我们必须补充道，军队的内部利益并不是铁板一块。阿根廷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在庇隆执政时期以及1955年政变后，更是变本加厉。庇隆的继任者爱德华多·洛纳尔迪^[30]将军上任不到两个月，又因另一场军事政变下台。这场政变与政变中的政变，就是军队内部分歧的重要征兆。洛纳尔迪得到了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和一些自由派的支持，但他要组建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内阁时，自由派不答应了。这里的“自由”意味着自由市场，而非政治自由^[31]。军队的自由派通常是反工人的，敌视工会的。他们对洛纳尔迪不满，就因为他在上任后没有立即镇压工人。
　　接着上台的是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将军。此人更受自由派的欢迎。阿兰布鲁干涉了总工会，取缔了正义党。阿根廷语境中的“干预”是指对政府部门、工会、大学等，统治者认为“不合规定”的公共组织进行强制托管。手段包括：强制组织的领导人辞职（有些则是逃亡），再用“可接受”的人取代他们，强制规定组织的安排或议程。阿兰布鲁不仅取缔了正义党，还禁止了“庇隆主义”这个词，禁止了庇隆这个人，禁止了有关庇隆及其政策的一切。1958年，阿兰布鲁下台后，这些政策保留了下来。从1958年2月至1973年，多数派的代表（庇隆派）没有参加任何一场选举，这加剧了民众对民主的蔑视。
　　同时，支持政变的激进党发生了内斗，分裂为了两派；阿图罗·弗隆迪齐^[32]领导的激进公民联盟强硬派^[33]和里卡多·巴尔宾^[34]领导的人民激进公民联盟^[35]。弗隆迪齐在允许庇隆派候选人为他助选后，赢得了1958年的选举，但军方下场遏制了庇隆派的势头，导致弗隆迪齐输掉了1962年的选举。

红派与蓝派

　　1955年政变后，军队中的两个支持政变的主要派系，一方称为红派（Colorados），是狂热的反庇隆主义者，倾向于军事统治，另一方称为蓝派（Azules），倾向于文官统治。从经济角度来讲，红派是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马文·戈德韦特（Marvin Goldwert）描述他们的理想为“纯粹的反共”。他引用了一位阿根廷军方分析家的话，说红派希望通过军事独裁“整顿国家，打破庇隆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36]。蓝派主张军队去政治化，提高专业化程度，以捍卫军方的共同利益。表面上，他们都支持民主，但不止一位分析家认为，蓝派的民族主义、天主教、亲弗朗哥倾向更强烈。选民选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拥护法治，但在民主危机时，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为了右翼军国主义者^[37]。从经济角度来讲，蓝派比红派更希望促进工业发展。也许是蓝派军头在工业和银行中有股份的缘故。军方仍然持有军工厂的集体所有权，而军工厂已经成为了阿根廷工业的重要部分。
　　1955年后的时期，军人集团的首要目标都是防止庇隆主义死灰复燃，但没有庇隆派的支持，军政府和弗隆迪齐都无法避免长期的政治动荡。即使正义党被取缔了，也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只要不让正义党参加选举，选举就注定是骗局。军队两派都同意推翻弗隆迪齐，但希望以相反的方式解决政变引起的政治危机。红派企图建立军事独裁，直接由军人掌权。但是蓝派依据宪法，任命了参议院临时议长何塞·玛利亚·圭多^[38]担任总统。
　　然而，圭多上台后，解散了国会，保留了对庇隆主义的禁令，宣布先前的选举结果无效，禁止了党派活动。这些反民主的措施并没有遏制局势进一步失控。1962年4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发生了军事冲突，在海军的支持下，这场冲突以红派的“胜利”告终。几个月内，红派控制了政府的主要部门。蓝派自然进行了报复。在这场冲突中，蓝派得到了陆军大多数将领加上空军的支持。这一回，昂加尼亚将军领导的蓝派取得了胜利。然后，蓝派向全国发布新闻公报，强调会遵守宪法。最后一段话值得注意：

　　“我们相信，军队不应执政，而应当服从民权。这不是说，军队不应对制度发挥影响。同时，军队的角色应当是沉默的、基本的。军队保证我们能享有前人的宪法条款，负有防止国内发生任何集权运动——无论来自政府内部，亦或来自反对派——的神圣职责。”^[39]

　　公报承诺恢复选举，“保证人人参与国家生活”，但在1962年，任何军政府都不可能允许庇隆主义死灰复燃。政府想通过没有“继续醉心于庇隆的人”的正义党^[40]，把庇隆主义与正义主义分开，而红派还是不买账。摇摇欲坠的圭多政府对庇隆主义展现了强硬立场，逮捕了工会领袖在内的庇隆分子。这些手段没能安抚红派。最终，红派在海军和部分陆军的支持下，于1962年4月发动叛乱。叛乱持续了四天，双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爆发激战，最终叛军战败。
　　海军因参与叛乱，不得不裁减人员、削减预算。但这次失败的政变后，政府被迫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庇隆主义。政府借口庇隆主义构成独裁、威胁了阿根廷宪法，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剥夺了所有庇隆主义政党和候选人的法律权利。1963年7月，阿图罗·伊里亚^[41]以仅25.1%的得票率和大量弃票当选新任总统。
　　伊里亚一上台，就立即打压军中的红派势力。他提拔了蓝派担任空缺的要职，又允许庇隆派政党取得选举权。军方认为，他没有充分意识到古巴革命和共产主义颠覆的潜在威胁^[42]。到了1965年，军方再次发声，表达了对庇隆主义复兴的恐惧，同年11月，昂加尼亚将军辞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标志着军方不满伊里亚对待共产主义者和庇隆主义者的态度。总统对庇隆派的态度进一步软化，连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对庇隆派让步的迹象。因此红方更加好斗，最终导致了1966年6月2日的军事政变。宪法的拥护者昂加尼亚将军成为了军政府的总统，这是阿根廷历史上的又一个讽刺。这一届政府得到三军支持，致力于消除庇隆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看到，昂加尼亚将军的榜样是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他的理论则是参考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西班牙长枪党理论。

流亡中的庇隆

　　流亡中的庇隆始终在影响他的追随者。庇隆曾多次表示反对暴力：经历暴力革命的国家都经受了痛苦，假如他在1955年武装了工人，那么很多人会白白送死。但他失去权力和流亡国外的那些年里，却反悔当年没有反击军事政变，也不再崇尚温和与和平的手段。庇隆给友人和政治伙伴的信中——尤其给自己指定的发言人约翰·威廉·库克^[43]的信中——提倡暴力革命。他告诉库克：“我们必须建立……永久的起义状态。”^[44]自称“庇隆抵抗运动”的庇隆派听进了这话，他们在库克的领导下，在1955年政变和1958年2月的选举之间，引爆了近七千枚炸弹。十年后，庇隆的进一步煽动在青年当中点燃了熊熊烈火。
　　同时在1956年初，庇隆发布了《致领导者的指示》。这是库克等人制定的详细策略，意图是通过游击活动助长革命。它提供了一项破坏公共秩序和社会生产的计划，鼓动大规模破坏活动，以此瘫痪军政府。文中表示，革命游击队需要建立地下小组，打击特定的目标。文中说，必须要除掉“黑手”（指在政变前后，处决忠诚的庇隆主义者与普通公民的军方人士）。庇隆说，应当在秘密法庭上将人民之敌绳之以法，而这些敌人的头目，正是1955年9月发动军事政变的佩德罗·阿兰布鲁将军和伊萨克·罗哈斯^[45]海军上将。蒙特内罗的成立离这项指示已经过去十四年了，但他们还是完全照着庇隆在1956年的指示行动。
　　这些指示发布的几个月后，军政府发动了血腥屠杀。庇隆派的将军们发动叛乱，最终失败。政府处决了忠于庇隆的军官，以及先前因起义反对政变关在狱中的工人。于是，庇隆下达了一份更加强硬的文件《致全体庇隆派的最高指示》，说别无选择：“为了彻底的社会革命而斗争，总要有牺牲的。我们必须通过积极战斗实现这一目标，直到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彻底消灭反动势力。”^[46]
　　这份文件中提到的策略，包括“公民抵制运动”，目的是使社会瘫痪，不成功的话，“就由我们的群众组织进行政治行动”。但到五十年代后期，潜在的革命力量耗尽，即使约翰·威廉·库克等人继续策划武装起义，在古巴训练追随者，庇隆也未能在六十年代煽动群众起义。但庇隆终究是碍了他的军人继任者的路。这十年间，军方势力与独裁政府竭力镇压庇隆主义和工会，报复庇隆的支持者。这段时期，经济持续下滑，社会仍然四分五裂。

1966年政变

　　1966年政变后，昂加尼亚将军上台。这是自1955年庇隆政府倒台以来的第三次军事政变，也是自1930年以来的第六次军事政变。在昂加尼亚的领导下，军队直接统治阿根廷，而不光是通过政变和临时总统干预国事了。多亏庇隆，军方推开了农业出口寡头，虽然军队和保守派同样畏惧共产主义，但军方有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确，在1966—73年间，军方较之金融精英起到了主导作用，因为金融业与外国公司都对军政府言听计从。军方能够行使权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持有全国主要工业公司的所有权。据丹尼尔·彭曼^[47]估计，军工厂的销售额在一些年里占GDP的2.5%，在某些年份甚至高达5%^[48]。
　　金融界推翻军政府或者踢开军人、指派傀儡出任总统的可能性，以及金融界的政治代理人能够多大程度剥夺军方对本国工业的控制权，决定了军人集团相对金融巨头的政治独立性。无论如何，金融巨头无法建立纯粹的“金融政府”。军队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但军方依照自身利益逻辑，而非金融界的经济动力而行动。同样，克里格·瓦塞纳^[49]和马丁内斯·德·奥斯——分别在昂加尼亚时期和1976年后主持经济——都没法把军工厂私有化。
　　昂加尼亚政府取缔了所有政党、罢免并取代了最高法院的成员、再次解散国会、派兵进驻大学。虽然军队不再受制于金融和工业阶层（前寡头），昂加尼亚还是让自由派民族主义者进入内阁，高度重视有利于农产品出口业等产业利益的经济政策，以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昂加尼亚成功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阿根廷比索成为了拉美最坚挺的货币。联邦赤字减少，外国投资增加。同时，昂加尼亚与美国军方发展了更加亲密的关系，重组了陆军的大部分组织，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国家安全和发展。
　　军方放出了要摧毁左派的信号。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国家限制了工人工资，削减了社会福利。工人的生活水平全面下降。国家实行强制仲裁，在劳资争议中支持资方。工会与军方变为敌对关系，不过工会中的一些派别曾跟昂加尼亚走得很近。到了1969年，工会与军方水火不容。在科尔多瓦工人罢工后（见第五章），昂加尼亚就不再对工会留情面了。

与美国的关系

　　其实，自六十年代初，昂加尼亚的阿根廷军事政权就在寻求美国军方的支持，派遣人员参加镇压叛乱方面的指导与意识形态的课程。但是，正如阿根廷军方人士所说，美国把阿根廷军队当成了殖民地警察，只向阿根廷出售二流武器。阿根廷只能找法国买军备。1967年，法国施耐德公司向阿根廷军方出售了坦克，得到在阿根廷生产武器的许可，打破了美国对阿根廷的武备垄断^[50]，还在当地建立了由军方控制的国家军备产业。十年后，卡特政府抗议阿根廷侵犯人权，减少了军事援助。阿根廷军事工业的独立便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军方干脆取消了与美国的协议。它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援助了。

马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亚努齐

　　以下是对一名罗萨里奥居民的采访，讲述了六十年代，那个工业城镇发生的暴力。

　　六十年代，我在罗萨里奥上高中。我们有三位总统，三位军人总统。大家认为，第一位总统昂加尼亚将军很特别。大家都觉得，你要是在社会上碰到麻烦，最好去找军人，因为军人都很机灵。军政府是集权的，但效率很高。人都需要效率，你要是独裁者的话，你的效率会很高，因为只需要你下决定就行。国会（总的来说，整个社会都是）接受了1966年的政变，默许军人执政到了1969年。
　　1969年，我们在罗萨里奥发起了第一场大游行。当时非常暴力。你知道的，1968年，法国发生了很多抗议，在阿根廷，乃至全世界引起了一连串响应。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此前，我没搞过什么政治，除非是把联合国赞助的青年协会也算在内。以前，我们在北方贫民区做过志愿者。我们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当然了，不想这种事的话，我们也不会做志愿者了。1969年，我们搞了一次大游行，告诉警察：我们反对暴力。因为在科连特斯（Corrientes）城里，警察杀害了一些人。我们要声援那里的人。
　　高中毕业那年，我参加了游行。当时，我还是个小懵懂，什么都不开窍。我参与政党活动后，学到了一点技巧：假如你和外界没有保持“联系”，就不要去游行，否则没人知道你出事了。但我们没有与外界保持“联系”，就去参加了游行。“联系”的意思是，某人预先说好，呆在酒吧或者住所，游行过后，你就故意路过酒吧，不必跟他说话，让他看见你就行。假如那个联系人待在住所，你就给他打电话。当时吧，我们估计所有电话都受监听，所以你就闲扯点什么，让他知道你是安全的。
　　1969年的游行中，骑警打死了一位抗议者。骑警拿刀砍人脖子，不少人的脖子，甚至脑袋都挨刀了。游行后一天，我要上学校。学校附近就是军事基地，旁边还有总工会的大楼和省警察局。我说这些是因为，发生游行时，军人和警察就站在学校门口。有时候，他们会接管学校，用来存放武器。所以上学变得很麻烦，得提早过去。有些人把刀的图案醒目地画在了墙上。墙上还留有血迹。人头那么高的位置画了把刀，这就很有戏剧性。士兵和警察就在学校的街角。你不表明自己身份，他们就会朝你开枪。
　　城市封锁了，颁布了戒严令。大家很害怕，也对骑警的做法非常恼火。这些警察杀了人。据说，他们关在总部好多天，还打了药，所以啥都干得出。警察非常狂躁。公众的反应很激烈。人们说：“我们不要这样的警察”。这是罗萨里奥骚乱的一个插曲。
　　我们当时就在游行队伍里，但我们很冷静，因为游行是沉默的。突然一枚催泪弹落到大街中间，人们四散而逃。大家向圣·费街跑去。记得跑到一栋房子前面，有人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拉了进去。我不知道那人是谁，但他把好几个年轻人从街上拉下来了。他不把我拉下来，我很可能就进去了，或者让人弄死了。
　　还有些地方，人们给骑警气坏了，在两栋楼之间拖了绳子，用来绊马，还朝他们扔铺路石。一些人很火大，向警察倒热水。报纸和官媒呢，什么也没报道，只提到死掉一个人。其它一个字都没讲，但我们都看到了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同时，第一批城市游击队出现。我们听说了蒙特内罗。他们是右翼的天主教团体。还有人民革命军，这是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但不如别的团体流行。另外，大多数本地人——可以说整个社会——都赞同这些游击队的做法。当蒙特内罗或者哪个组织击毙了军头，他们都很高兴。他们说，“好啊，这家伙很坏。他们干掉了他，可是做了件大好事。”中产阶级把杀人者视为英雄，但自己肯定不会做这些事的。直到最后都是这样。
　　我认为，许多人分不清这些组织。他们说：“蒙特内罗就是游击队吧”。你说：“他们干掉了军头”，一听这话，这些人会非常高兴。当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说。但在家里，他们会说，“好啊，太棒了，他们把桑切斯干掉了，棒极了，这人造孽太多。” 他们觉得杀人就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1976年的军事政变后，他们还是这副样子。你知道的，“有人会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的确，这些组织，尤其是蒙特内罗，在民主化前都是受庇隆鼓动的。
　　1970年，我到罗萨里奥上大学，经历了一段非常暴力的时期。人们对政府非常不满。大学里有很多政治小组，当然这是不允许的。我们搞了不少游行。我们都知道，要是去参加游行，肯定要跟警察打一场。

^[1] 关于这一时期的更多描述，见蒙克（Munck），法尔孔（Falcon），加利铁里（Galitelli），《阿根廷：从无政府主义到庇隆主义》（Argentina: 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第127—146页。——原注

^[2]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215页。——原注

^[3] 玛丽亚·艾娃·杜瓦尔特·德·庇隆（María Eva Duarte de Perón，1919年5月7日——1952年7月26日），原名艾娃·玛丽亚·杜瓦尔特（Eva María Duarte），庇隆的第一任妻子。出身于牧场主家庭。1935年开始在剧院演出。1938年加入阿根廷演员协会。1943年发起成立无线电工人工会并当选为工会主席。1945年同庇隆结婚。1946年协助庇隆当选总统。1948—1952年任艾娃·庇隆基金会主席。1949年发起成立庇隆主义女性党（El Partido Peronista Femenino），担任党主席。1952年因子宫癌逝世，死后追封为“民族精神领袖”。——中译者注

^[4] 蒙克（Munck），法尔孔（Falcon），加利铁里（Galitelli），《阿根廷：从无政府主义到庇隆主义》（Argentina: 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第170页。——原注

^[5] 派恩—柏林（Pion-Berlin），《国家恐怖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tate Terror），第65页。——原注

^[6]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rgentina），第170页。——原注

^[7] 派恩—柏林（Pion-Berlin），《国家恐怖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tate Terror），第66—68页。——原注

^[8] 根据阿根廷的政治制度，1951年大选的胜利者，到1952年才上台。——原注

^[9]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69页。——原注

^[10]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216页。——原注

^[11] 吉奥（Ghio），《教会与政治：比较视角下的阿根廷教会》（Church and Politics: The Argentine Church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原注

^[12] 同上，第198页。——原注

^[13] 同上，第207页。——原注

^[14] 庇隆所说的“人民的时刻”指的是以人民的民主取代自由主义的民主，结束金钱的统治，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推翻帝国主义。此外，庇隆还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让个人被资本剥削，共产主义是让个人被国家剥削……没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没有原因，就不再有结果。”（庇隆，《第三位置的阿根廷》〔La tercera posición argentina〕，霍奇斯的《阿根廷的“肮脏战争”》第49—50页引用了这一段。）——原注

^[15]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48页。——原注

^[16] 奥斯瓦尔德·阿尔诺德·戈特菲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年5月29日——1936年5月8日），德国哲学家。1917年出版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反对魏玛共和国。1922—1923年间往来于多个右翼团体，企图武力推翻魏玛共和国，但未能如愿。1925年起参加反犹太主义运动，但与纳粹党拉开距离。此后支持墨索里尼。1934年“长刀之夜”后与纳粹党决裂。1936年去世。——中译者注

^[17] 阿尔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18]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萨恩斯·德·艾雷迪亚（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y Sáenz de Heredia，1903年4月24日——1936年11月20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10月29日成立长枪党，同年当选众议员。1936年3月14日被捕，内战爆发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19] 霍奇斯认为，正义主义民族运动的两项原则——全体阿根廷人的团结与社会正义原则——是根据西班牙长枪党的1934年纲领的第26条改编的。这种“长枪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与弗朗哥将军的完全专制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也与墨索里尼后来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原注

^[20] 通常译为民粹主义（populism）。这个翻译很不好，带有贬义，故意引导读者将它与纳粹等“混乱”元素联系在一起，暗示“底层人总是愚昧无知，容易受到煽动，因此必须乖乖服从统治阶级主流的正确领导，不得有任何自我主张”。这词翻成“平民主义”更合适。——中译者注

^[21] 戈德韦特（Goldwert），《1930至1966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第113页，第117—118页，第129页。——原注

^[22] 为何庇隆不在此时全面武装工人，而是向军方妥协，阿根廷历史学家们对此仍有争议。见戈德韦特（Goldwert），《1930至1966年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原注

^[23] 奥唐纳（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权威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原注

^[24] 这个说法常在阿根廷文学作品中用来指代下层中产和工人阶级。——原注

^[25] 详见蒂特里亚（di Telia）和多恩布什（Dornbusch），《1946—83年的阿根廷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1946-83），尤其是豪尔赫·福多尔（Jorge Fodor）和巴勃罗·赫尔丘诺夫（Pablo Gerchunoff）的论文。——原注

^[26] 曼努埃尔·莫拉·阿劳霍（Manuel Mora y Araujo，1937年9月30日——2017年5月26日），阿根廷社会学家、政治分析家。——中译者注

^[27] 莫拉·阿罗约（Mora y Araujo），《评论》（Comment），第26页。——原注

^[28] 阿兰·鲁基（Alain Rouquie，1939年2月11日—— ），法国外交官、学者。1999—2003年任法国驻巴西大使。——中译者注

^[29] 鲁基（Rouquie），《拉丁美洲的军事与国家》（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第287页。——原注

^[30] 爱德华多·埃内斯托·洛纳尔迪（Eduardo Ernesto Lonardi，1896年9月15日——1956年3月22日），1916年入伍。1938年任驻智利大使馆武官，因涉嫌间谍案被捕，被遣返回国。1943年、1951年两次参加未遂政变，1951年被迫以少将军衔退役。1955年9月23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庇隆政府，担任临时总统，11月13日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改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1956年去世。——中译者注

^[31] 其实，我们所说的“自由派”与“自由主义者”，通常也是这一含义。——中译者注

^[32] 阿图罗·弗隆迪齐（Arturo Frondizi，1908年10月28日——1995年4月18日），1932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曾多次被捕。1936年起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1954—1957年任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1957年退出激进公民联盟，参加了不屈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 Intransigente ，UCRI），担任全国委员会主席至1963年。1958—1962年任总统，期间大力推行庇隆主义政策，镇压工人运动。1962年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监禁了十八个月，1963年获释。1966年支持推翻伊里亚的军事政变。1973年支持庇隆竞选总统。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在暗中予以支持，但反对军方的经济政策。1982年反对马岛战争。1989—1995年任总统荣誉顾问。1995年去世。——中译者注

^[33] 激进公民联盟强硬派（La Unión Cívica Radical Intransigente ,UCRI），阿根廷改良主义政党，1957年成立，由左翼激进党人组成，持左翼庇隆主义立场。1972年解散，改组为不屈党（El Partido Intransigente ,PI）。——中译者注

^[34] 里卡多·巴尔宾（Ricardo Balbín，1904年7月29日——1981年9月9日），1922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1927年起担任律师。1946—1949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49年被以“藐视总统”的名义褫夺议员资格。1950年在竞选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时再次被捕，拒绝庇隆的赦免，因“藐视法庭”被判处5年徒刑，1951年获释。1957年退出激进公民联盟，率领党内右翼组建了人民激进公民联盟。曾先后于1951年、1958年、1973年3月和9月参加总统选举。1972年返回激进公民联盟， 1972—1981年任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1976年后对军政府持放任态度。1981年去世。——中译者注

^[35]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La Unión Cívica Radical del Pueblo ,UCRP），阿根廷中道政党，持激进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立场，1957年成立，由右翼激进党人组成。60年代一度为议会最大党。70年代走向衰落，1973年解散。——中译者注

^[36] 戈德韦特（Goldwert），《1930至1966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第188—210页。书中第189页的引文又摘自詹姆斯·罗维（James W. Rowe），《阿根廷：红与蓝与新年》（Argentina: Reds, Blues and the New Year），1962年。——原注

^[37] 斯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第150—152页。——原注

^[38] 何塞·玛丽亚·圭多（Jose Maria Guido，1910年8月29日——1975年6月13日），早年参加大学改革运动，支持伊里格延。40年代参加了激进公民联盟，在党内属于左翼。1957年加入不屈激进公民联盟。1958—1962年任参议院议员，担任临时议长。1962—196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受军队严密控制，被迫废除选举，解散议会。1963年卸任总统后退休。——中译者注

^[39] 戈德韦特（Goldwert），《1930至1966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第192页。第150号新闻公报摘自詹姆斯·罗维（James W. Rowe），《阿根廷：红与蓝与新年》（Argentina: Reds, Blues and the New Year），第9—10页。——原注

^[40] 国防部长的话发表于1963年2月8日。戈德韦特（Goldwert），《1930至1966的阿根廷的民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Democracy,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1930-1966），第193页。

^[41] 阿图罗·文贝托·伊里亚（Arturo Umberto Illia，1900年8月4日——1983年1月18日），1918年参加大学改革运动，同年加入激进公民联盟。1923年起成为执业医师。1936—1940年任科尔多瓦省参议院议员。1940—1943年任科尔多瓦省副省长。1948—1952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57年退出激进公民联盟，参加了人民激进公民联盟。1962年任科尔多瓦省长。1963—1966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开放党禁，恢复了正义党和阿根廷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提高最低工资，大举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促进工业化，但同时大力镇压工人运动。1966年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此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42]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39页。——原注

^[43] 约翰·威廉·库克（John William Cooke，1919年11月14日——1968年9月19日），早年从事法律工作。1946—1952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持左翼庇隆主义立场。1955—1959年担任庇隆在阿根廷的代理人，领导庇隆主义抵抗运动。1955—1957年期间入狱，1957年越狱，流亡智利。1960年赴古巴，参加了古巴革命。后回国，1968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44]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71页。——原注

^[45] 伊萨克·弗兰西斯科·德尔·安赫尔·罗哈斯（Isaac Francisco del Ángel Rojas，1906年12月3日——1993年4月13日），1924年入伍。1950—1951年期间先后担任驻巴西和乌拉圭武官。1953—1955年任海军学校校长。1955年参加了推翻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1955—1958年任临时政府副总统兼海军司令。1958年被迫退休。——中译者注

^[46]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78—83页。庇隆与库克通讯集（Peron-Cooke correspondencia）。——原注

^[47] 丹尼尔·布鲁斯·彭曼（Daniel Bruce Poneman，1956年3月12日—— ），早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14—2019年任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中译者注

^[48] 彭曼（Poneman），《阿根廷：审判民主》（Argentina: Democracy on Trial），第101页。——原注

^[49] 阿达尔维尔特·克里格·巴塞纳（Adalbert Krieger Vasena，1920年2月11日——2000年6月15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57—1958年任经济部长，推动阿根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6—1969年再次担任经济部长。1969年因全国总罢工下台。1973—1978年任世界银行拉美地区执行副总裁。2000年逝世。——中译者注

^[50] 鲁基（Rouquie），《拉丁美洲的军事与国家》（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第145—146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