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工会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五章工会运动

↘总工会的分裂
↘1969年科尔多瓦起义
↘军事统治（暂时）告终
↘对科尔多瓦当地人的采访

　　庇隆留给工会的遗产，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制权力机构。总工会就是这个权力机构的组织，谁控制了它，谁就控制了庇隆派工会。权力斗争导致了黑幕，发展为枪战。贿选司空见惯。考察后庇隆时代的工会时，丹尼尔·詹姆斯^[1]把1970年强大的五金工人工会的选举描述为“一场有组织的黑帮、‘西部帮派’与政治斗腕的结合”。
　　工会领袖都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们通过对基层会员的权力，掌握了他人的利益。不仅是权力，还有金钱。工会的资金有两成来自会员费。会员费在工资的一到五个百分点不等，从薪水中自动扣除，经劳动秘书处交给工会。只要分会乖乖听总工会和政府的话，它的领袖就不会在工会事务上受到严密监视。普通会员管不着会费的用途。工会经手的投资和税收的数目比会费更大，有时高达数百万比索^[2]。因此，谁掌握了金钱，谁就能掌握巨大的权力。这也是阿根廷工会离不开暴力和腐败的原因。
　　商业雇员工会的老大阿曼多·马奇（Armando March）积攒下了巨额财富，住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豪宅，收集画作，养名犬。昂加尼亚政府发现他从工会的户头上挪用了三千万美元后，就把他扭送监狱。建筑工人工会的老大罗赫里奥·科里亚^[3]也发了大财。此人退休后，住进了巴拉圭的大农庄，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回国旅行时遭遇暗杀。何塞·阿隆索^[4]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工会会员大概很想知道，阿隆索那点工会薪水是怎么负担得起豪宅、仆人、豪华轿车、周末度假别墅等等的奢侈享受的^[5]。他在1970年遇刺。前一年六月底，他在总工会中的死对头奥古斯多·范多尔遇刺身亡。
　　这些例子表明，工会头子有机会从组织中窃取大笔款项，但是要拿命为赌注。工会领袖都会在身边配保镖。这几桩暗杀全是左翼游击队干的。他们得当心游击队，包括公开广播对暗杀负责的蒙特内罗。游击队获得了“训练有素的强大战斗力”的名声，但这个名声过誉了，而维持这一神话是符合政府和军警集团利益的。同样，工会内斗也是暴力的，一个派别完全有可能暗杀敌对派别的领袖。
　　虽然工会拥有权力，但这权力受到总工会的约束。总工会从各行业、各地区的工会会员手上收取会费，对各项工作收取罚金和提成。关键是，总工会与政府交往密切，通过高度集中于国家的工会组织，控制了工会工人。
　　总工会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工会要看政府脸色，因为庇隆的《劳动法》规定，政府能决定工会是否合法。政府还有权干预工会事务，当工会发起太多罢工或影响到政府时，政府也有权下场干预。六十年代里，政府的确援引过这些法律。有时，政府会暂时中止工会活动、干预工会事物或者任命代理人。政府也会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即便意识到普遍贪污、黑帮行为与腐败的存在，也会支持特定的领导人或工会。
　　政府插手工会事务，使工会看起来更像政治反对派了。工会领袖必须把握好分寸，如何既代表会员的要求，又能跟劳工部门打好交道。此外，庇隆派工会一直与流亡中的庇隆保持联系，而庇隆对工会抓得很紧。如果某工会试图争取更多独立性，或者支持不忠于庇隆的工会领袖，庇隆及其追随者就会出来收拾它^[6]。1965年，总工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后，手握大权的工会领袖奥古斯多·范多尔试图建立“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范多尔位高权重，但是工会反对派建立的“六十二个支持庇隆组织”最终阻挠了他的野心。
　　工会领袖和基层会员都认为，工会不应当停留在对工资的讨价还价上，因为工会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部分。的确，庇隆掌权时（当他下台的时候，则是由他派来的使者）就在劝说工会领袖，工会会员是社会上最重要的部分，他们的需求应当是首要的。因此，工会采取的政治立场，必然影响1955年后的多届政府。
　　即便如此，尤其在六十年代，工会和会员们还是命运多舛。庇隆下台后，工人激烈反抗阿兰布鲁政府，使工会恢复了活力。工会支持庇隆，在1958年推了阿图罗·弗隆迪齐上台，也同样在1962年推了这届政府下台。但在后来，工会遭遇了大量挫折。研究阿根廷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丹尼尔·詹姆斯认为，到了六十年代初，工会会员的士气低落。不仅是政府和老板施压，工会领袖的腐败与欺骗行为，也叫工人不断退出工会^[7]。到了1966年，工会的基层工人已经与阿根廷当时的政治深深疏远了。
　　原因是传统经济部门衰落、失业率上升、普遍未充分就业。跟各国一样，技术取代了劳动力，导致阿根廷工人失业，但过剩劳动力又无法吸收。六七十年代里，大多数大型工会的会员人数都大幅减少了。1963年，强大的五金工人工会有二十一万九千名会员，但在1970年只剩不到十二万六千名会员。公共雇员工会（Civil Servants' Union ,UPCN）在1963年有十九万名会员，但在1970年只剩下五万人。建筑工人、木工、公交汽车与电车工人、食品加工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这些行业的工会都失去了大量会员。一些产业勉强维持住了会员数，比如说有三万人的国家石油工人工会，而一些新兴产业的工会则增加了会员。一些城市（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话工人和市政工人的工会会员人数也都增加了^[8]。
　　庇隆主义从来没有鼓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它一直都是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比起没有类似包袱的乌拉圭与智利，共产党在阿根廷取得的成果很少^[9]。但是庇隆主义也阻碍了经济自由化。跨国公司在资本密集的先进技术部门中崛起。它们希望有一支自由的（至少是较为自由的）劳动力大军，这些劳动力应分散在行会，而不是集中在庇隆的大工会中。它们希望扳倒总工会，让市场决定一切。新兴产业的工人拥有更熟练的技能，比别的工人收入更高。六十年代中期，在以汽车行业为主的新兴产业中，工人收入要比同业平均收入水平高35%，比传统和能源行业的收入高59%。到了1970年^[10]，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工会运动进退两难：它想建设庇隆主义的产业工会运动，却始终绕不开“现代化”^[11]。
　　1966年政变后，范多尔受到了何塞·阿隆索的挑战。政府中的昂加尼亚派支持何塞·阿隆索，而商人们间接支持范多尔。不是因为商人喜欢范多尔，而是因为他跟国家走得没那么近。政变后，范多尔铤而走险，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和总罢工。昂加尼亚政府武力镇压了它们，取缔了多家工会，颁布了法律，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实行“劳动力军事化”。历史学家威廉·史密斯（William C. Smith）说：“这一信息很明确。如果工会和工人阶级想跟新政府打交道，就必须‘合作’，放弃激进的庇隆主义与好斗的工会战术。”史密斯认为，主张“人民与军队”结盟的流行口号，应该改成“资产阶级与反人民的军队”结盟^[12]。
　　工会吃了败仗，不得不向政府妥协，但又不愿忍气吞声。工会中出现了两个 “派别”：“合作派”与“范多尔派”。此时，范多尔派选择与国家谈判，静待更有利的形势。合作派乐意从属于国家，使工会与国家进一步融合。昂加尼亚的劳工部门抛弃了范多尔，与他的对手建立了合作关系。

总工会的分裂

　　虽然范多尔派与合作派的角力是工会舞台上的压轴戏，但还有好戏在幕后酝酿着。非庇隆主义的工会领袖，或者说自四十年代以来就反对庇隆工会的基层干部粉墨登场。有一支反对派叫“阶级主义”，更激进、更关心阶级政治，呼吁基层的自主性，反对范多尔、阿隆索等官僚。到了1968年，这个团体攒足实力向总工会的领导权发起挑战，结果产生了两个工会联合会（总工会）。范多尔、阿隆索及其追随者组成了“阿索帕多”（Azopardo，即总工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事处所在地）总工会，后起之秀们组成了“阿根廷人总工会”（CGT de los Argentinos），领导人是拉伊蒙多·昂加罗^[13]，还有阿古斯丁·托斯克^[14]及其忠诚的追随者。虽然阿根廷人总工会没有提出先锋队的策略，但在公开文件和讲话中，都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不过，它在行动上的革命性却不及它的言辞。
　　国家与工会官僚都要粉碎新生的工会联合会，但在1968年6月，阿根廷人总工会建立了广泛的公民抵抗阵线，包括了学生、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成员、小商人以及反对国家与工会官僚的各方势力。示威游行和大规模逮捕使这场运动扩展开来，来到了工人区。

1969年科尔多瓦起义

　　1968年9月，国家石油垄断企业的战斗性工人发起罢工，遭到武力镇压。政府解雇了工人，采取了许多强硬措施。其它行业的工人见状，发现与国家结盟就是自杀。此时，范多尔与“阿索帕多”总工会担心左派的势力盖过他们，也公开反对昂加尼亚。此时，范多尔得到了庇隆的支持。庇隆虽身处流亡，但影响力不容小觑^[15]。
　　1969年5月，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折。在内陆工业城市科尔多瓦，汽车制造等行业工厂的工人纷纷起来反抗政府。这场起义称为“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cordobazo），与1919年“悲惨周”和1921—1922年的巴塔哥尼亚起义齐名。千万人卷入了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这场起义演变成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不出一周就席卷了整个科尔多瓦地区。当地人建起街垒，对抗警察，冲击了政府、银行、跨国公司。最终，大约五千名别动队和四千名当地警察出动^[16]，弹压了这场起义。起义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迫使昂加尼亚一年后辞职。他的继任者罗贝托·莱文斯顿^[17]将军在1971年3月经历了第二次科尔多瓦起义后，又被另一场军事政变赶下台。
　　六十年代后期的工人骚动是反对昂加尼亚政权的社会冲突的一环。到处都是学生们的示威游行、第三世界神父的活动、武装团体制造的爆炸和绑架。社会冲突愈演愈烈。1969年4月，学生在省工业中心（科连特斯、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发起抗议活动，工人在科尔多瓦等地进行示威。而五月起义的成果，相比之下远远小于它的规模。
　　普遍的看法是，这场战斗之所以在科尔多瓦，而不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是因为科尔多瓦的工人阶级更强大，而资产阶级更弱小，又一盘散沙。省内的政治局势一团乱，腐败简直是家常便饭。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主要在汽车配套产业上，科尔多瓦迅速工业化。福特、雷诺、菲亚特都在科尔多瓦开设工厂，但总部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六十年代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置办了越来越多的装配厂，科尔多瓦却止步不前。大多数产业工人都在大型工厂工作，大都是年轻人和工会会员，所以他们要比传统工业中心的工人更加团结，领导人也都是年轻人，更亲庇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传统的阿根廷工会有较强的等级制度，这里正好相反，科尔多瓦的工会鼓励有力的基层组织。他们认为在反抗资本的斗争中（而不是在国内的权力斗争中），基层已经成为了战斗的前线^[18]。
　　1969年，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后，阿根廷人总工会被迫转入地下。工会领袖遭到监禁。但这没能停止罢工。七十年代初期，罢工更频繁了，“阶级主义”很快在工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场起义后不久，“阿索帕多”总工会的领袖奥古斯托·范多尔遇刺，因为他试图反对庇隆插手工会事物。工会在回击军政府时，内部也为争夺工人运动的控制权，闹得不可开交。政变后，军事统治者换了人，但工会的内斗并没有结束。军头换人也无法缓解经济危机，阻止不了通货膨胀和外债激增。军方没能唤起经济奇迹，而军队跟工会的冲突，也无济于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和遏制飞涨的生活成本。
　　突然之间，新的游击队组织（蒙特内罗）宣布，他们绑架了阿兰布鲁将军。事件发生在1970年5月29日。不久后，蒙特内罗声明阿兰布鲁是人民之敌，处决了他。他们对这起事件负全部责任，还发布了新闻稿，为他的灵魂祈福。当时没有人质疑他们的声明。后来出现了两样说法。一个是幸存的蒙特内罗提出的，说阿兰布鲁其实死于心脏病；第二种说法是，绑架是昂加尼亚干的，目的是夺权。下一章，我们再来回顾这段有趣的插曲。

军事统治（暂时）告终

　　亚历杭德罗·拉努塞将军接过了权力，但无法压制对手。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在昂加尼亚治下壮大了，想要建立专制的法团主义社会。曾接受庇隆领导，试图与工人分享权力来取得社会和平的军方改革派的影响力减弱。蓝派想搞民主，但又要在政治选举中禁止庇隆主义。昂加尼亚派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掌权时，红派在政府中决定着经济议程，但政权易手后，他们也施展不开了。军队各派内斗的同时，拉努塞还得当心国内爆发起义。到处都是暴力。全国处在无政府状态和极其严厉的镇压下——两者合二为一，势必一发不可收拾——而军方连步调都不一致，无法再维持统治了。
　　工会和各路反对派大量使用庇隆主义的政治语言。因此，遭到取缔的庇隆主义政党就“神化”了。军方的唯一出路是让庇隆重返政治舞台，而允许庇隆参加选举，就是叫他重新掌权。军方不得已才搬出这根救命稻草。
　　1972年的大选禁止庇隆担任总统候选人，因为规则要求，候选人必须国内居住满五年。自1955年以来，庇隆一直在流亡，满足不了这一要求。拉努塞说服了同僚，修改了这条规则，允许庇隆派通过正义解放阵线^[19]参加选举。1972年11月，庇隆短暂回国，左思右想，最后提名埃克托·坎波拉为正义解放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叫所有人大吃一惊。没人喜欢坎波拉。大家都认为，庇隆这么做，是在诱使军方背弃“公开选举”的诺言。然而，军方没有改变决定：它已经无力统治国家了。庇隆派主导的正义解放阵线赢得了三月份的选举。1973年5月，坎波拉就任阿根廷总统。

对科尔多瓦当地人的采访

　　本章的自述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与七十年代初期，直至“进程”的尾声。这些片段使我们了解到，从1966年军事政变到1976—1983年军事独裁结束的这段时期里，工业城市科尔多瓦经历了怎样的暴力。第一个片段中，一位工会活动家的妻子讲述了这位活动家的失踪，还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工会领袖之死。第二个片段中，一个坐牢多年的科尔多瓦年轻人讲述了回忆。与之相对的第三个片段中，一位工会领袖声称，在动荡岁月里，工会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从反对派活动家到幸存的无名氏，形形色色的人都参与了科尔多瓦的工会运动。
　　采访中的一些信息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必要时，我们会在方括号中给出简要注释，或者加入相关事件和特定人物的尾注。等到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进一步讲述它们。

达琳达·奥尔默斯·德·迪·托菲诺

　　1970年，我三十岁。那会儿，我在科尔多瓦省的电力公司（科尔多瓦省能源公司）上班。公司现在还在老地方。我从1958年开始工作，那年我十八岁。三四年后，我成为了部门里的工会代表，干了很多年，但我没有进入工会的领导层。1964年，我跟公司里的男同事结婚，他也是他那个部门的工会代表。今天，他是阿根廷三万名失踪者中的一员。
　　我们工会出了一个国际知名的领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的名字叫阿古斯丁·托斯克。1975年，他在地下生活中死去了。托斯克为人正直，品行无可挑剔，不愧为电力与能源工会最伟大的领导人。
　　1969年5月29日，托斯克与我的丈夫参加了“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1969年5月30日，宪兵队闯进了工会办公室，逮捕了托斯克与我丈夫，抓走了许多工会领袖。军方认为，科尔多瓦起义是他们搞的鬼。昂加尼亚独裁政权的军事法庭判他们有罪。
　　头两三天，我不知道丈夫的行踪。我上军队营房也没找到人。然后他出现在了军方的逮捕名单上。我母亲去找人，人又不在那儿了。军队已经判了他们有罪，先是把人带到拉潘帕，又转移到南边两千公里的罗森监狱。我丈夫判了四年，托斯克判了八年。
　　我们的分会是阿根廷电力与能源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后者又是全国总工会的成员。虽然工会联合会和总工会与独裁统治并存，但我们的工会想要民主，是反对独裁的。六十年代末期，联合会开除了我们的工会。然后，我们与其它工会一起成立了一个叫“阿根廷人总工会”的联合会，领导人是拉伊蒙多·昂加罗。（电力与能源）联合会的人控制着（手下）所有工会的医疗和社会服务。哪个工会退出了联合会，就会失去联合会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但在科尔多瓦，我们的独立性很强。脱离联合会后，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服务，交给托斯克管理，还有自己的度假中心，也交给托斯克管理。托斯克还说服了同事，在山里买下我们的旅馆。我们还留着这家旅馆呢。他还在海边给工人们租了一块地方。
　　托斯克服刑时，仍然是工会的领导人。后来，我们几个工会对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释放军事法庭逮捕的人。1969年12月，昂加尼亚总统下令释放军事法庭逮捕的囚犯。
　　1971年的第二次科尔瓦多起义后，托斯克再次被捕入狱。这回，他关了两年，我丈夫关了两个月。他们关在科尔多瓦。政府干预了工会，军方特派员进驻工会办公楼。工会的工作人员照常上班。但有些人离开了工会，组织了抵抗运动。虽然罢工和游行是非法的，但到处都在闹游行、闹罢工。当然，警方进行了镇压。1976年前，警方就逮捕和殴打人们，但没有后来军事统治时期那么下手狠毒。听话的工会安然无恙，但我们的总书记拉伊蒙多·昂加罗进去了。狱中的托斯克当选为工会领导人。他在1972年9月获释。1973年，民主重返阿根廷。庇隆派赢得了选举，坎波拉在1973年5月25日成为了总统。
　　但在下半年，庇隆回国时，埃塞萨机场的事件揭开了庇隆派内部的分歧。极右派在一边，最进步的庇隆主义者在另一边。两方发生了冲突，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大多数工会活动家都是庇隆派，但我们的工会（以托斯克为总书记）立场是多元的。托斯克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别的某些小工会里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托斯克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他有自己的哲学和想法，也表达了自己的哲学和想法。左派都想拉拢他，让他当什么“代表”啊，“副主席”啊。但托斯克始终认为自己是工人，必须与工会站在一起。大家把自己的福祉托付给了他，而他也是以这样的身份死去的。
　　1974年2月，庇隆派里的进步派组成了科尔多瓦政府。科尔多瓦的副省长曾是反抗独裁的阿根廷人总工会的领导人。1974年2月28日，警方接管了政府，带走了省长和副省长阿蒂利奥·洛佩斯^[20]，拘禁了起来。警方解散了民选当局，身为总统的庇隆却在袖手旁观。庇隆没有问责，也没有拨乱反正，什么也没做。国民政府干预了科尔多瓦省。到了1974年9月，一个空军军官和一名警官前来接管我们的工会。右翼庇隆分子控制了工会。然后，进步的工会反对派、活动家、工会领袖开始遭到迫害。尤其是我们的工会和雷诺工厂的运输工人工会（Sindacatos de Mecanicos y Afines del Transporte，SMATA），大家遭到了镇压，警察接管了工会，逮捕了工人。那时，不少同事过起了地下生活。我丈夫虽然还在上班，但不回家睡觉了。右翼在房子里放了炸弹，还炸毁了城市里唯一一家报纸《内部之声》（La Voz del Interior）的大楼。
　　奥古斯丁·托斯克没有去上班。他给解雇了。他已经转入地下，因为他们正在搜寻他。1975—76年，爆破和枪击事件仍在继续。他们也开始杀人。1975年9月，阿蒂利奥·洛佩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害。这一年，三A团还杀死了工会律师阿尔弗雷多·卡吕谢（Alfredo Caruchet）博士，当时他老先生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哎，整个1975年糟透了。虽然大家都很害怕，但还是建立了抵抗组织。我们有了地下组织，还有一份工人通讯。
　　1975年11月，阿古斯丁·托斯克去世了。我丈夫一直与他保持联系，所以我知道他病了。会员把他藏起来，帮助他。他去世的时候，当局允许人们前来参加追悼会。他们当托斯克是敌人，但也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这是科尔多瓦工人历史性的追悼会。我们知道会遇到危险，但说不准仪式上会发生什么。我们从追悼会前往墓园，来了两千人左右。其它工会的人在墓园门口致悼词。但枪手已经埋伏在了教堂和墓园里面，他们突然开枪了。这些枪手可能是警察或情报部门的人。你能想象，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到处跑。没人给棺材下葬。有些人被捕，但没有人被打死。他们是想威慑我们，不是杀死我们。最终，包括我丈夫在内，几个人扛着棺材，跑到坟墓旁边，头顶着子弹给托斯克下了葬。
　　1976年1月，伊莎贝尔还在执政，三A团就在科尔多瓦搞“失踪”了。最开始失踪的是年轻的两姐妹，两个积极的学生，年纪都非常轻。她们是在夜里被带走的。到1976年3月24日政变之前，绑架和失踪愈演愈烈。政变前，三A团就当街杀人，把尸体留在街上。突然之间，他们开始把人“带走”。大家都一头雾水。电力与能源工会的阿尔贝托·卡法拉蒂（Alberto Cafaratti）失踪了。他们在白天，当着众人的面带走了他。我提到的两姐妹是在晚上被带走的。而我们的同事，他是在下班后，众目睽睽之下，在街上被带走的。全是穿便服的人干的，他们是科尔多瓦一个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希望我们的同事是坐牢了，而不是“失踪”了。1974年入狱的工会会员，当时还关在监狱里。奥古斯丁·托斯克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又有一位同事失踪。1976年1月，科尔多瓦发生了多起绑架事件后，我们才意识到，发生的事不同寻常。我们觉得，同事们可能已经遇害了，但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接着，三月份发生了政变。
　　我曾天真地认为，只要政变了，“绑架”就会结束，生活就能继续下去了。丈夫告诉我：“别骗自己了。绑架是警察和军方合伙干的。”1976年7月，更多同事失踪。某些同事给狱中同事的家庭募集了钱。埃尔南·比维斯（Hernan Vives）这么做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他绑架了。1976年3月至11月那段时间，我丈夫不回家睡觉，但是照常上班。
　　我当时怀着最小的孩子（现在二十一岁了），怀孕之后很不便，只能睡在床上。我觉得政变后，员工和公司、老板、医生的关系大变样了。医师之前告诉我，我必须好好休息，否则可能会流产。政变后，我又上了医院，我对医生（公司的人）说：“这是证明，我必须在家里休息。”他对我说，“规矩变了。军队的救护车会上你家，把你载去军医院。到了地方，他们会决定你需不需要休息。”我本应该这么回他，“好吧，如果是这样，我就回去上班了。”但是我告诉他，“来我家就来我家吧。”他们没有来。但是公司医生不时会上我家，看我是不是待在床上。因为我是受迫害的工会领袖的妻子。
　　八月份，我的孩子出生了。然后我回去工作。按照工会合同，刚分娩的母亲可以提早一个小时下班。十一月的一天，我提早下班。我丈夫正常下班，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绑架。当时，一个同事想跟我丈夫说话，跟在后面，听到绑架者说了些什么。这些人自称联邦警察，出示了证件。他们穿着便服。目击者记下了车牌号。第二天，我在电脑机房工作的时候，拜托了市政厅的熟人，查查车牌号的主人。电脑上显示，这个车牌号是我同事熟人的，但跟他完全没关系。警察只是套用了这个车牌号。他们换了假车牌，然后绑架了我丈夫。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控制了一切。
　　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找人。到了1979年，一些同事联系了我。他们从1974年开始就关在牢里，后来才放出来，条件是离开阿根廷。他们告诉我，一个拉佩拉（La Perla）集中营的狱友对他们说，我的丈夫在1977年2月左右就遇害了。
　　我给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写了信，交给了一个出国旅行的人。我还写信给国外工会。我想提一句托马斯·迪·托菲诺^[21]案，西班牙法官准备对这项反人类罪行采取行动，因为托马斯·迪·托菲诺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此外，还有幸存者的证词（也表明），他们看见了我的丈夫在拉佩拉（La Perla）集中营里。

麦克·恩里奎

　　跟你讲讲科尔多瓦起义吧。1969年，我十二三岁，在工人区（也就是北部的“红区”）参加了那次起义，那一片住了很多工厂工人，尤其是铁路工人。科尔多瓦起义是学生和工人反对军事独裁的伟大运动。工人不仅要争工会的合法地位，也是为了争民主。当然了，当时的工会主要领袖也是起义的带头人。
　　这不是群众孤立自发的行为，而是群众在工会领导下进行的有组织的行动。在这些工会领袖中，有运输工人工会的阿蒂利奥·洛佩斯，他在1973年成为科尔多瓦副省长，在1975年遭到三A团谋杀；电力与能源工会的阿古斯丁·托斯克，他是个杰出的左翼人物；这类人物还有不少。科尔多瓦起义期间，死去的第一位工人就来自运输工人工会。
　　“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给本市的工人运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起义挫败了军人政权。一年后，发生了第二轮罢工，我们称它为“第二次科尔多瓦起义”（viborazo）。那又是一次大规模示威。连锁超市给洗劫一空。最重要的是，这些行动要求恢复民主。此地的工人运动对全国上下的工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最初阶段（1955年政变后），工会高层对军人独裁做出了妥协。两次起义之后，我们夺过了工会运动的领导权。
　　科尔多瓦学生运动也在背后助力。学生甚至跟工人一起参加集会。他们的口号是“工人和学生共同斗争”。学生们也是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的主要参与者。科尔多瓦这座城市拥有重要的大学和悠久文化传统。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与工人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五月风暴和“嬉皮”运动对学生影响很大。学生留长发、不用肥皂洗澡，以示反抗制度。我们的起义也受到了切·格瓦拉和他在玻利维亚之死的影响。
　　当时有两个总工会，两帮工人：阿根廷人总工会和阿索帕多总工会。还有一些独立工会，跟主流工会差不多，区别只在于战斗性。阿根廷人总工会更有战斗性。但当工人采取行动时，所有工会一齐行动。没有人掉队。
　　你想知道我怎么参与的吗？当时我还是中学生，庇隆的归来使我深受感动。那时，我完全认同庇隆主义。对我们来说，庇隆归来，就是庇隆主义抵抗运动的胜利，是一场被禁止多年的运动的胜利，是庇隆主义青年运动提出的口号“为庇隆归来而战”的胜利。
　　庇隆原定于1973年6月归国那天，各派的追随者都前往埃塞萨机场迎接他。庇隆的飞机抵达之前，右翼分子突然向庇隆主义青年团和游击武装组织开火，打死很多人。这是杀戮与绑架的开端。在这场冲突中，某些工会，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与右翼结盟了。同时，年轻人开始质疑工会官僚的态度。年轻人曾经把庇隆主义视为左翼的民族革命运动。
　　庇隆归国后，进步的、接近人民的庇隆派与民族主义的右翼庇隆派，为夺取国家权力，陷入了争斗。庇隆派在自相残杀。寡头、右翼势力、阿根廷大资产阶级挑拨了庇隆派内斗。他们害怕庇隆和最进步的庇隆派联手，建立更进步的社会主义政府。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巴拿马的“学校”，右派与军队情报部门勾结在一起。他们都担心庇隆与进步派结盟，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好吧，1974年，我在当公务员，还加入了科尔多瓦省公共雇员工会。我没有担任工会要职，但1976年4月政变期间，我在戒严中被捕，获刑六年。罪名是，我是庇隆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没有因为工会活动，而是因为政治活动被捕。跟庇隆主义青年组织走近的人，全都遭到逮捕、谋杀、失踪。只要你参与政治，那你就进去吧。这些是在1973年恢复民主制度、正义党重新合法化的同时进行的。所以说，（我们的）成员身份是公开的，没有人隐藏身份。我的岳父当时在正义党内，担任科尔多瓦市议员，也关进了大牢。
　　镇压的逻辑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失踪了，那些人却好好的？我仍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军警抓走了我。我关在科尔多瓦第一监狱。我们的三十六名同志在这所监狱遇害。一些人是因戒严被捕的，另一些人则是出于别的原因。后来听说，外面每有一名警察或军官遇袭，就要处决三到五名囚犯。他们把两三个狱友带到军官办公室，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们，叫他们转告犯人。军官甚至隐晦地告诉他们，要拿谁先开刀。有时，他们干脆说要干掉谁。那是真的变态。不知道生杀大权是拿什么判断的。
　　我记得有个狱友，是工会的伙计。有一天，狱方在监狱露台上搜身，那天早上特别冷，我们赤条条地挨棍子打。那个狱友给打翻在地。接着，就因为他站不起来，军官掏出武器，朝他头上开了枪。还有一回，他们把一个囚犯带出监狱，执行了“飞行法则”。就是说，他们声称，犯人在企图逃跑时中枪毙命。还有一位狱友让他们拉出去，殴打了一个晚上，活活打死了。你不参加政治，也会遇到这种事。谁会遭殃呢？他们说了算。

诺贝托

　　1970年，我三十岁，已经是这个工会的领导人了。这个国家还在盼着庇隆将军回归。他带来了社会正义，为工人而工作。他制定了法律，给予了我们胜利。庇隆给了我们选举权、退休金、教育、住房、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人们一直在等他回来。我们拼尽全力要让他回来，工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即使我们不得不跟各种军人执政者打交道。

　　问：庇隆回国以前，工会和游击队组织有关系吗？

　　工会和游击队没有关系。游击队屡次与工会火并，还袭击工会领袖。游击队想搞颠覆，尝试在一些地方尝试建立革命政权，但他们只是少数，阿根廷社会的大多数不听他们的。当时，有许多工会领导人遇害。游击队或准军事人员杀害了何塞·伊格纳西奥·鲁奇、何塞·阿隆索在内的许多人。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一些领导人。我们的领导人到埃塞萨去迎接庇隆，欢迎庇隆将军的归来。一百万人在埃塞萨等待庇隆归来。这一刻，我们苦等了好多年。而一群人冲进来大开杀戒。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团体都加入了冲突。
　　庇隆重新掌权时，国际资本希望他的政府倒台，通过阻碍消费，给他制造了财政困难。游击队还占领了一些地方。庇隆始终反对暴力。他总是说，两个极端是不好的；然而国际上的游击队一直在妨碍各国的民主。他们不允许像庇隆这样的拉美领导人为了“共同防御”而统一拉美。庇隆说过，在五月广场上，当他与一些受游击队——这些组织向往国际左翼，但是敬畏我们的总统——影响的年轻人交流时，觉得是在侮辱自己，因为他们想要政治变革。他们只是一小撮与广大人民背离的年轻人。
　　庇隆去世后，这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军队也制造了分歧和冲突。1976年政变之前，阿根廷经历了极端的社会动荡，毫无人身安全可言，因为炸弹就放在电影院里和大型广场上。我们认为，颠覆和反颠覆的两方都干过这种事。在这个国家，三A团是非常危险的。要是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就会报复工会领袖、活动家或学生。那个年代，你不得不经历许多痛苦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发生政变。我们想要民主，想要民选政府。我们的工会为“换总统”的事交涉过，但不想要军事政变。政变后，工会活动瘫痪了。军方接管了工会。工会领导人锒铛入狱，或者干脆人间蒸发。在科尔多瓦，我们有六名同事在政变后被立刻逮捕了，几个月都杳无音讯。军方为了对付工人和工会领袖，宣布军事戒严，逮捕了他们。
　　我的工会没有受到干预。因为我们的工人采取了和平的倾向。这不是天天抗议，跟体制斗的工会。我们对极端派别敬而远之。这可能就是（还有上帝的旨意）他们没有动我们的原因。那六名被捕的同事都有政治背景，所以才摊上事了。其中一人是国会代表，一人是省体育部长兼庇隆派工会领袖。还好，我们发现这些同事还活着，军队也没有接管我们。同样，我们的工会领导人也没有像别人一样遭到解雇，流落街头。
　　虽然我们没有受到干预，但还是失去了自由。他们削减了工会方方面面的权力，工会领导人也失去了民主选举赋予的一切权利。军方控制了所有工会，逃过一劫的同事继续着工会的日常工作。大家都害怕逮捕和绑架。游击队和军队都威胁我们：游击队以为我们是庇隆主义者，军队以为我们就是庇隆分子。极端派别的工会领导人有时会铲除异己。大部分工会的日子都不好过。最具战斗性的工会，比如庇隆派的五金工人工会，就有领导人遇难。
　　我认为，军队犯了错误。军队不由分说，报复了无力自卫的无辜者。但我们的工会与（游击队或工会里的）极端分子无关。我们认为，唯一改变现状的方法就是回到民主制度下。

^[1] 丹尼尔·詹姆斯（Daniel James，1948年8月8日—— ）英国历史学家，庇隆主义学者。——中译者注

^[2]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08—409页。——原注

^[3] 罗赫里奥·科里亚（Rogelio Coria，1929年？月？日——1974年3月22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早年在面包店打工，后当砖瓦匠，参加了阿根廷建筑工人工会。1968—1974年任建筑工人工会总书记，曾多次领导罢工。1972年流亡巴拉圭。1973年随庇隆回国。1974年被蒙特内罗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4] 何塞·阿隆索（José Alonso，1917年2月6日——1970年8月27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1938年参加工人运动。1943年支持庇隆，在庇隆任上，为了反共而创建工会，担任工会领袖。1956年被军政府逮捕，越狱后流亡委内瑞拉。1957年回国，因参加罢工入狱三个月。1960—1963年任全国服装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1963—1965年任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1970年被蒙特内罗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5]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07—408页。——原注

^[6] 詹姆斯（James），《权力与政治》（Power and Politics），第17页。——原注

^[7] 同上，第21—31页。——原注

^[8]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13页，表格16.3，关于总工会的数据。——原注

^[9]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102—103页。——原注

^[10] 同上，第106页。——原注

^[11] 同上，第110页。——原注

^[12] 同上，第114页。至于口号，史密斯引用了巴尔维（Balve）等人的《街头斗争，阶级斗争》（Lucha de calles, lucha de clases），第173页。——原注

^[13] 拉伊蒙多·何塞·昂加罗（Raimundo José Ongaro，1925年2月13日——2016年8月1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1966—1975年、1984—2016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会总书记。1968—1974年任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总书记。1969年因支持科尔多瓦起义被捕。1974年获释。1975年因支持左翼庇隆派而再次被捕，家人遭到“三A团”的残酷迫害。1984年后继续参加工会运动。1989年支持梅内姆竞选总统。2016年逝世。——中译者注

^[14] 阿古斯丁·托斯克（Agustin Tosco，1930年5月22日——1975年11月5日），1950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反对庇隆主义，倾向于马克思主义。1968—1970年任科尔多瓦省电力与能源工人联合会总书记。1969年因参加科尔多瓦起义被捕，判处8年徒刑，监禁十七个月后获释。1973年庇隆再次上台后，被迫转入地下。1975年因细菌性脑膜炎逝世。——中译者注

^[15]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115—125页。——原注

^[16] 同上，第128—129页。——原注

^[17] 罗贝托·马尔塞洛·莱文斯顿（Roberto Marcelo Levingston，1920年1月10日——2015年6月18日），1938年入伍。1957—1960年任高级战争学院教授，后晋升为准将。1969—1970年任驻美国武官。1970年昂加尼亚政府倒台后，于1970—1971年任临时政府总统。1971年3月爆发全国大罢工，3月23日迫于军方的压力辞职。2015年逝世。——原注

^[18] 关于胡安·卡洛斯·托雷（Juan Carlos Torre）的个人采访，见他的《1973—76年，政府中的工会》（Los sindicatos en el gobierno, 1973-76）与《庇隆主义工会的形成》（La formacia del sindicalisme peronista）。——原注

^[19] 正义解放阵线（El Frente Justicialista de Liberación,FREJULI），阿根廷政治团体，1972年成立，旨在推动庇隆派取得政权。成员包括正义党、人民保守党（El Partido Conservador Popular ,PCP）、统合发展运动（El Movimiento de Integración y Desarrollo ,MID）、基督教人民党（El 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 ,PDC）、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Movimiento Social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伊里格延民族运动（Movimiento Nacional Yrigoyenista）、阿根廷全国大会党（Encuentro Nacional de los Argentinos）、国民革命运动（Movimiento de la Revolución Nacional）、基督教民主联盟（Unión Federal Democrática Cristiana）。组织多数持庇隆主义立场，少数派持社会主义、改良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天主教民主主义等立场。在1973年3月和9月的选举中，正义解放阵线大获全胜，庇隆重新担任总统。1976年庇隆夫人倒台后，正义解放阵线宣告解散。——中译者注

^[20] 伊波利托·阿蒂利奥·洛佩斯（Hipólito Atilio López，1929年8月9日——1974年9月16日），早年参与工人运动，支持庇隆主义。1955年在庇隆下台后，曾短暂入狱。1956—1974年任科尔多瓦省运输工人工会总书记。1957—1974年任科尔多瓦省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使运输工人工会成为科尔多瓦省最具战斗力的工会。1973—1974年任科尔多瓦省副省长，1974年3月2日在军事政变中下台，9月16日遭到“三A团”绑架后遇害。——中译者注

^[21] 托马斯·迪·托菲诺（Tomas Di Toffino，1939年4月10日——1976年11月30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1953年进入科尔多瓦省能源公司工作，积极参加科尔多瓦省电力与能源工人联合会的工作。1969年因参加科尔多瓦起义而入狱。1972年积极参与“庇隆主义革命派”的活动，因此1974年后受到“三A团”迫害。1976年11月30日在下班途中遭到绑架，随即失踪。——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