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一场短暂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六章一场短暂的革命

↘六十年代学生的经历
↘1968—1973年的革命组织
↘其它方面
↘第二次的到来

　　革命运动在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兴起，很快遍及全国。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青年学生建立了各类小组。天主教学生加入了庇隆派和蒙特内罗，而另一些人，包括坚信社会主义的天主教徒，则是加入了左翼组织。表面上看，这些组织有共同的目标和相似的组织形式。他们都想推翻军政府，建立新社会，建立大体上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他们关心穷人、工人、边缘群体。他们自认为，应该带领这些人，帮助和指导他们发动革命、当家作主。
　　这些组织通常是集权和等级制的。成员都是活动家——或者照它们自己的说法：“积极分子”——甚至是文学和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推动彼此采取更暴力的行动来反抗当局。无论什么目标的组织都拿切·格瓦拉当偶像（照雷吉斯·德布雷^[1]的说法，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格瓦拉写的作品很少，又早早在1967年去世）。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短暂时期内，他们都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的差别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这些小型左翼组织都受马克思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专门的革命者，早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就去了古巴，学习古巴革命者的理论和战术。相比之下，虽然庇隆主义者有时自称“社会主义者”，甚至一些最年轻的追随者也相信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所知甚少。更糟的是，有些人了解社会主义，但很晚才意识到，自己参加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管是支持庇隆还是反对庇隆，这些组织都受到庇隆主义与胡安·庇隆重返阿根廷政治舞台的影响。

六十年代学生的经历

　　正如我们的受访者以及整个历史时期所展示的那样，阿根廷的社会背景是暴力的。极端的暴力事件成为了学生参加地下游击组织的重要路标。这些路标还包括：警察突袭夜间俱乐部；官方取缔文学和讽刺刊物；学校惩戒穿短裙的女孩，限制学生参与政治；政府在六十年代初干涉了八所国立大学。最终约有三千名教学与研究人员移民。1966年7月29日，对当时的学生来说，最苦涩的记忆便是“长棍之夜”。那晚，联邦骑警出动，持警棍袭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根据罗萨里奥居民，马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亚努齐的说法（见上文第四章），类似的事情到处上演。六十年代中期，形势有利于庇隆主义的发展。六十多年代初，许多大学敌视庇隆主义，但到了1966年，政变后，军政府对大学出手，唯一能够自卫的似乎只有庇隆派的团体。在附录中，我们给出了各个组织的名录，进行了简要介绍。以下我们将关注最主要组织的活动。

1968—1973年的革命组织

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与革命武装力量

　　六十年代后期组建的几个左翼小团体中，马里奥·罗贝托·桑图乔^[2]领导的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最为活跃。工人革命党与人民革命军同时诞生，持有反庇隆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后来转向格瓦拉主义。工人革命党是指挥中心，人民革命军是军事部队。它的临时盟友是革命武装力量，后者与蒙特内罗合并之前，常与人民革命军联手开展绑架和抢劫行动。但是革命武装力量和工人革命党与人民革命军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人民革命军定义阿根廷为国际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形态，认为庇隆主义是在工人中间发展阶级意识的障碍。而革命武装力量的立场是：没有追随者的革命先锋党毫无用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阿根廷工人的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永远不会成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庇隆主义是工人的意识形态，通过庇隆主义可以树立工人的革命意识。两个组织在七十年代初，围绕这两种观念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但当它们的成员都积极投入“武斗”之后，就无暇顾及论战了。
　　1972年4月10日，两个组织联手刺杀了罗萨里奥第二军司令胡安·卡洛斯·桑切斯将军。同一天，人民革命军杀死了关押十九天的菲亚特阿根廷分公司经理。

1972年特雷利乌惨案

　　1972年8月，人民革命军和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人员，还有蒙特内罗的政治犯，准备逃离巴塔哥尼亚特雷利乌（Trelew）的罗森监狱。他们与外界失去联络，只有六人逃到特雷利乌机场，上了准备好的飞机。十九名游击队员迟到，被迫投降后遭处决。包括十一名人民革命军成员在内，共有十六人死亡。路易斯·马蒂尼^[3]作为人民革命军的当事人，称特雷利乌事件为“肮脏战争”的开始^[4]。

特雷利乌后的绑架与杀戮

　　选举日期定下后，人民革命军游击队拒绝放下武器，理由是：军方无论如何都会背叛，而庇隆主义者的胜利并不是人民的胜利。他们在1973年开展了诸多暴力活动。当年一百七十起针对商界高层的绑架案，大部分是人民革命军所为。1973年6月，他们炸伤了阿根廷福特公司的两名高管，迫使福特公司支付一百万美元的保护费，为穷人购买医疗设备。庇隆主义青年团中，有一派反对这种“慈善”行为，表示人民的新政府可以保障医院^[5]。而在人民革命军的队伍里，也有人反对在民选政府下继续使用暴力。
　　从人民革命军中分离出来（8月22日）一个团体，宣布支持庇隆主义青年团，指责老同志是“宗派主义”。工人们也没有准备好支持人民革命军游击队。1973年6月，当一支突击队进入工厂时，工人对庇隆和坎波拉的欢呼声，盖过了讲话者的声音^[6]。到了1973年7月，坎波拉看到工人和青年支持自己后，进行了全国广播，呼吁结束暴力和无政府状态。人民革命军受到了孤立。

庇隆主义青年团与蒙特内罗

　　庇隆主义青年团由一些早期的组织演变而来的。其中一个叫“塔夸拉”（Tacuara）的天主教组织，面向学生群体，持强烈的反犹和反共立场。这些组织使用制服和仪式（包括秘密的入会仪式）吸引年轻人参与。六十年代早期，塔夸拉分裂成了意识形态各异的团体，其中的 “塔夸拉民族革命运动”曾在1963年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抢劫银行。不久后，警方摧毁了这个组织^[7]。另一个团体到工人和穷人中间做社会工作，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中转站。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庇隆主义者和蒙特内罗。
　　最初，庇隆主义青年团是为了反对昂加尼亚政府而成立的。它以高中和大学为中心，迅速扩张，在全国的工作单位建立了支部。1970年后，这个组织成了蒙特内罗的青年组织，负责思想工作。
　　蒙特内罗则是天主教青年的武装组织。三位创始人：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纳^[8]、卡洛斯·古斯塔沃·拉姆斯^[9]、马里奥·菲尔梅尼奇都参加过早期的各类青年组织。他们得出结论：阿根廷社会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改变的。加入他们的人有：何塞·萨维诺·纳瓦罗^[10]，曾在科尔多瓦领导自己的武装团体，又是这些人中唯一跟工人阶级有联系的人。此人终生都是庇隆主义者；埃米利奥·安赫尔·马萨^[11]，此人领导科尔多瓦的一个组织，曾袭击多家银行，为运动筹集资金；艾丝特·诺玛·阿洛斯蒂多^[12]，此人是唯一具有传统左翼背景的蒙特内罗创始成员。她在1967年脱离共产党，次年与麦地那一同前往古巴学习游击战术。1970年5月，蒙特内罗只有十二人。这么一个小团体居然绑架与谋杀了阿兰布鲁将军。在新闻公告中，蒙特内罗自称是阿根廷的、是庇隆主义的，“准备用手中的枪，为庇隆与他的人民夺取政权而战”，致力于“基督教与民族意志的正义主义”^[13]。
　　蒙特内罗（Montonero）这个名字，源于边远地区的大草原上游荡的高乔人。传说中，高乔人一出生就在保家卫国。另一个版本是，他们是大庄园主的斥候。这个名字象征着民族主义，明确表明蒙特内罗都是反帝国主义者与“纯正”的阿根廷人。除了象征意义外，这个名字还颇具浪漫气质，其它革命组织的缩写都没有这种感觉。此外，这个组织还搬出了艾维塔·庇隆的浪漫故事。艾维塔声称“庇隆主义是革命的，否则什么都不是”，呼吁把反对寡头的革命变成蒙特内罗的传统。蒙特内罗的报纸也叫《蒙特内罗艾维塔》。
　　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那与卡洛斯·古斯塔沃·拉姆斯在1970年9月死于埋伏（表面原因是他们杀死了阿兰布鲁将军）。纳瓦罗在1971年7月的枪战中遇害。此后，马里奥·爱德华多·菲尔梅尼奇扛起了运动的大旗。
　　后民主时期的激进党政治家吉多·迪·特拉^[14]这样描述蒙特内罗：

　　“他们搞了一种极为浪漫的庇隆主义，理想化了它的过去，连旧时代的人都不禁产生了怀疑。他们极力反对工会，认为工会是官僚机构，是对基层‘真正愿望’的扭曲。他们渴望人民与领袖之间的自发交流，甚至否定了政党的形式，而去支持模糊的运动理念：没有官僚主义、没有从属关系和选举，领导人只是自然而然地从运动中产生。”^[15]

　　这个描述很真实，但它忽略了在这些青年伪造的乌托邦背后，是极端暴力的社会背景，以及这样一个事实：自这些庇隆主义游击队成立以来，直到1974年，它们都能获得大量民众的支持。七十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加入游行，以示威的方式声援游击队。这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处于极端暴力的镇压与反动下，又没有一个集团能够进行统治，蒙特内罗就抓住了公众的幻想与愤怒。
　　蒙特内罗来自中产阶级，而非支持庇隆的工人阶级。传记作者理查德·吉莱斯皮（Richard Gillespie）认为，对于许多人来说，庇隆主义运动是青年对父辈政治立场的否定。父辈记得真正的老庇隆，而下一代热衷于宣扬革命和暴力的新庇隆^[16]。现在的庇隆公开站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古巴革命、格瓦拉思想、毛泽东的战略一边。他自称是反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领袖，下的指示也越来越敌视资本主义。他把录像带交给年轻追随者，敦促他们发动革命，采取必要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但同时，他还给工会支持者下达右倾的指示，而年轻的庇隆主义者们，很久之后才能得知这一点。

蒙特内罗与第三世界神父运动

　　那个动荡年代，天主教会内部也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主持的梵蒂冈改变了教会对穷人的立场，甚至暗示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可取之处。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会议甚至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同于彻底的基督教生活。1967年，教皇保罗六世发表声明，抨击了追求利润的动机、不平等、种族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问题，这份声明对阿根廷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在教皇的加持下，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于1967年^[17]诞生。“第三世界主教”发表了一份文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它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和武装革命，但是区分了“压迫者的不公正暴力”和“受压迫者的公正暴力”。1968年，在拉美教区主教在麦德林（哥伦比亚）的会议上，这份文件得到了许多神父的支持。正如在采访中表明的那样，蒙特内罗与第三世界神父运动受麦德林会议的影响很大。两个团体最终走在了一起。从一开始，它们就做出了与麦德林会议相反的解释。遇害的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18]的追随者，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19]表示“革命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所有想让人类获得真正‘大爱’的基督徒的义务”^[20]。
　　卡洛斯·穆希卡神父^[21]表达了另一种看法：“我准备赴死，但我不准备杀人。”^[22]理查德·吉莱斯皮认为，穆希卡年轻时就接受了庇隆主义，为教会在1955年推翻庇隆感到遗憾。神父觉得，如此一来，许多阿根廷工人把教会，跟寡头政权和后来的军政府看作了同一个东西。吉莱斯皮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加入‘人民阵营’时，对庇隆主义采取了过分幼稚的态度。”第三世界神父运动成立前，穆希卡在天主教学生青年组织里担任“精神导师”，遇到了还是学生的阿瓦尔·麦地那、拉姆斯、菲尔梅尼奇。他把男孩们带到贫民窟去，与穷人一起工作，宣讲社会福音。照菲尔梅尼奇的说法，是神父带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
　　最终，这三位学生为了摆脱充满压迫的世界，开始了武装斗争。1967年，他们与卡米洛·托雷斯指挥部的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建立了联系。这个组织正致力于庇隆主义、社会主义、武装斗争。埃洛里奥于1966年发表了影响力不小的《基督教与革命》。这本书让许多支持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阿根廷神父与主教变得更加激进了。书中颂扬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战士，为年轻的激进分子创造了一种文化，使他们把暴力活动中的死亡作为“嘉奖”。穆希卡于1974年5月遇害，想必是三A团动的手。

其它方面

1970年阿兰布鲁将军的处决

　　如上一章所述，这桩冒险的主角可能不止年轻的革命者。庇隆派自然痛恨阿兰布鲁将军，庇隆本人也在煽风点火，但昂加尼亚将军一伙人也有处理阿兰布鲁的理由，因为阿兰布鲁密谋赶昂加尼亚下台。有一种说法：蒙特内罗与昂加尼亚达成了某种交易，才宣称阿兰布鲁的绑架与暗杀是自己所为。这个说法是阿兰布鲁的一位友人提出的，他有线报称，政府为这场谋杀，向第三方支付了款项^[23]，但第三方有一人背叛了政府，把这件事透露给了警方。告密者在几个月后离奇死亡，所以证人没了。证据还有：相关人员说，阿兰布鲁没有受到胁迫，是自愿跟熟人出门的，而且“绑架者”的年龄比蒙特内罗分子更大（例如，警方在事后打死的阿瓦尔·麦地那只有二十岁）。还有一种说法是，情报部门绑架了阿兰布鲁，又把人交给了这个后来自称“蒙特内罗”的团伙^[24]。理查德·吉莱斯皮在1982年调查了蒙特内罗，认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证据间接无力，也不符合蒙特内罗的政治性质。

日后菲尔梅尼奇作为双面间谍的证据

　　十年后，曾在《每日新闻》、《华盛顿邮报》等报纸担任记者的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en）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了马里奥·菲尔梅尼奇与军队情报部门之间有合作关系。根据安德森的说法，菲尔梅尼奇在1973年（也许早在1970年就开始了）担任军队情报部门的线人。安德森的消息渠道是一位退休的美国外交官，后者当时能直接接触阿根廷军队的高层。这位外交官根据菲尔梅尼奇的“中间人”阿尔贝托·比亚尔^[25]提供的情报，写了一份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报告。阿尔贝托·比亚尔显然不相信蒙特内罗的说法，对阿兰布鲁的绑架案展开了独立调查。马丁·安德森采访了一位退休警官，此人是比亚尔的知己，透露了比亚尔的调查结果。安德森说，美方认为菲尔梅尼奇肯定是卧底。他指出，麦地那和拉姆斯在一年内都死于警方伏击，其他领导人也接连遇害或失踪，而菲尔梅尼奇却奇迹般地死里逃生^[26]。
　　关于此事的争论，对我们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关重要。假如菲尔梅尼奇（根据我们采访的军方人员的说法，可能还有其他人）是情报部门的线人（正如安德森所言）或者与军队合作，那么蒙特内罗就是“作为敌人”而建立的，军方利用它为镇压“左翼”提供口实。七十年代初，蒙特内罗的成员大多是受乌托邦吸引的年轻庇隆主义者。
　　蒙特内罗对阿兰布鲁之死的声明有不少矛盾，所以七十年代就发生了这场争论，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怀疑影响了青年团与蒙特内罗基层的忠诚。他们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单元”形式上的，成员不知道谁参与了武装行动。在自己的小组以外，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后面几章对游击队战士的采访中，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阿兰布鲁谋杀案的几个月后，最初的游击队领导人没几个逃脱警方的伏击。幸存下来的人得到了群众中的庇隆派和包括卡洛斯·穆希卡神父在内（他主持了阿瓦尔·麦地那与拉姆斯的葬礼）的第三世界神父的庇护。群众对他们的同情叫当局吃了一惊。与当局的期望相反，游击队刺杀阿兰布鲁等人，居然激起了群众的赞扬，而不是谴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小组也加入了蒙特内罗，包括革命武装力量、庇隆武装力量、“赤膊者”。1973年大选前，以蒙特内罗为首的庇隆派革命团体主要通过银行抢劫和袭击军营获得枪支和资金。他们还在外国高管的家里和警察局里安放炸弹，绑架过几位商界高层和军队情报人员。

革命者与总工会

　　不管蒙特内罗领导人的真相是什么，绝大多数年轻革命者都渴望革命、实现平等、让人民当家作主。他们想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工人阶级只是抽象概念。他们不属于工人阶级，却渴望带领工人阶级进行美好的革命。他们相信，假如能提供“先锋队”，工人自然会成为革命者。但与自诩的“先锋队”不同，工人有家庭要养，有工作要守护。想采取激进行动的工人选择建立另一种工会组织。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就是工人不满的表达。但总体上，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在工厂或社会层面进行不断革命。蒙特内罗解释说，这是工人受到工会官僚威吓的结果。
　　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之外，工会与游击队互不相容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两方都希望庇隆回国，但都相信庇隆站在自己这一边，也都想夺取政府权力（这个政府肯定比它年迈的领袖活得更久）。但不是所有工会都听总工会的。正如上一章，我们对科尔多瓦当地人的采访表明，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并不是工人起义的结束。电力与能源工会的领袖阿古斯丁·托斯克公开反对总工会的庇隆派领导人，鼓动在工会组织中进行革命性的变革^[27]。

右翼庇隆青年

　　工会对庇隆主义青年团的反感，催生了庇隆主义工会青年团（Juventud Sindical Peronista，JSP）。总工会纠集了这帮年轻人与同龄的革命青年打架叫骂。他们也加入了右翼的大学青年组织（大学民族主义中心^[28]）与庇隆在五十年代组织的准军事组织（民族解放联盟）。从极左到极右的各个组织都包含在了庇隆主义运动中。

第二次的到来

　　作为庇隆的替身，埃克托·坎波拉赢得了1973年的大选。军方势力四分五裂，名声扫地，不得不退出舞台。工会会员和游击队完全有理由放下武器，坐下来商谈：如何和平过渡到民主。但敌人不可能这么做。敌人会为争夺继承权挑起战斗。显然，年迈的庇隆跟不上七十年代了。他的追随者都明白，庇隆去世前倚重哪一派，哪一派就赢得了未来。
　　庇隆自己的做法也加剧了权力斗争。1972年10月，他任命胡安·马努埃尔·阿瓦尔·麦地那^[29]（费尔南多的兄弟，但不是蒙特内罗）担任党的总书记。经过协商，庇隆派达成协议，党内选举产生的职务，三分之一给到庇隆主义青年团（蒙特内罗）。这就是说，蒙特内罗在庇隆党内的势力，已经与政治和工会机关旗鼓相当。

埃塞萨的杀戮

　　庇隆原定于1973年6月2日返回阿根廷，在埃塞萨机场举行大型集会。集会的主要策划者是庇隆的前军事情报安全负责人豪尔赫·奥辛德^[30]及当时的秘书何塞·洛佩斯·雷加。他们组织了三千多人的私人卫队为集会提供安全保障。右翼的大学民族主义中心和民族解放联盟占据了站台，手上还有机关枪。他们显然是要包抄游击队和青年团的侧翼。午后，庇隆即将到达时，蒙特内罗和庇隆武装力量的成员走向站台，遭遇了机枪扫射。随后的两个小时里，埃塞萨机场变成了战场。约有二十人丧生，四百人受伤。庇隆的座机改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西的空军基地降落。

过渡时期的总统坎波拉

　　坎波拉政府是庇隆的主意。它的任命遵循了老庇隆“平衡党内左右两翼”的做法^[31]。坎波拉政府最初的一项行动就是赦免政治犯。畅销报纸《军号》（Clarin）认为，大赦“是消除冲突的恶性循环的起点”^[32]，左翼和知识分子也都拍手叫好。蒙特内罗宣布暂时中止暴力活动，条件是政府要制定革命的纲领。1973年5月，庇隆回国前不久，蒙特内罗当选了六名省长和两名内阁部长（外交部与内政部），表明他们在庇隆党内拥有相当的权力。然而，后半年，马里奥·菲尔梅尼奇与“赤膊者”对话时说，蒙特内罗不会放弃武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说：“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有枪、用枪。假如放下了枪，我们就会失去政治地位。在战争中，既有‘战’也有‘和’，我们刚刚经历的就是‘战’，在下一‘战’之前，我们还有几个月的‘和’。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准备。”^[33]
　　坎波拉上任后不久，引入了“社会契约”，试图再分配收入，以换取工会复工。庇隆一直在背后指点坎波拉。此时，庇隆需要工会的支持，便向总工会的总书记何塞·鲁奇求助。比起工会左翼，工会右翼更欢迎这项协议，因为右翼想遏制通货膨胀。蒙特内罗和人民革命军表示谴责，指责鲁奇是“人民公敌”。没多久，庇隆当选总统两天后，鲁奇遇刺身亡。
　　庇隆在1973年7月12日推开了坎波拉。根据临时法律，众议院议长劳尔·拉斯蒂里^[34]（庇隆秘书何塞·洛佩斯·雷加的女婿）接替总统。新的选举定于九月，庇隆获准参选。庇隆选择了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为竞选伙伴。他是在巴拿马遇见夜总会舞者伊莎贝尔的（真名是玛利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拉斯蒂里是夜总会经理。

庇隆再任总统

　　庇隆再次担任总统，一上台就罢免了坎波拉政府任命的大部分人，还有他不信任的官僚。坎波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放上了左翼校长，庇隆用右翼取而代之。庇隆反对左翼的青年团，反对容忍左翼活动的军官，反对左翼团体的支持者。他不再需要左翼团体了，所以没有挽留它们，也没有如他们所想，扮演“革命领袖”。接下来的数月，庇隆驱逐了同情左翼的省领导人，到了1974年2月，庇隆准备抛弃蒙特内罗及其支持者。惩戒“政治犯罪”的法律通过之后，蒙特内罗的八名代表辞职。他们发表了如下声明：

　　“庇隆将军常说，自上而下的暴力制造了自下而上的暴力，剥削与从属的关系引起了激烈的反抗活动。当然，由于人民政府的存在，从上而来的暴力是不存在的，因此也不应当有从下而来的暴力。但事实不仅如此，因为人民政府存在内部矛盾。旧政权的官员留下来了，还与庇隆组织中的反动势力结盟了。”^[35]

　　1974年3月，警方下场干涉，最后一位左翼省长：科尔多瓦的奥布雷贡·卡诺^[36]下台了。庇隆政府没有触动另一半官员。右翼掌握了政权。
　　庇隆归国后，重新采用了1945—1955年的社团主义政策，包括坎波拉提出的“社会契约”。政府提出协议：保持工资与物价两年不变。协议的范围会逐步扩展到投资、利率、贸易、生产。同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法律，着手重建组合国家（或者说工团主义的国家）。几项法律赋予了工会官员一系列特权，包括免于起诉的权利。因此，庇隆的官僚机构对工会运动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大。工会很快开始铲除异己。一些非庇隆派的工会领导人被捕，另一些人则躲藏起来，包括科尔多瓦电力与能源工会的阿古斯丁·何塞·托斯克。政府取缔了非庇隆派工会（例如教师联合会），搜查了工会办公室。
　　不出一年的时间，“社会契约”就废除了。它似乎在1973年起了一段时间的作用，但由于油价下跌、世界市场上的进口产品价格提高，以及工人与工商业资本的冲突，它没能发挥作用。1974年3月，罢工卷土重来，工人在工会选举中没有一边倒支持忠诚的庇隆派。工人运动的内部争斗激烈而广泛，压根不受“上边”的控制^[37]。
　　同时，工会领袖频频遭到绑架和暗杀。运输工人工会的总书记在1973年5月遇刺。如上所述，何塞·鲁奇在9月遇刺。大量的工会领袖、高管和老板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人们都认为，这些都是（自称）蒙特内罗、人民革命军的各种小团体干的，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绑架和暗杀是庇隆的顾问（特别是何塞·洛佩斯·雷加）教唆的。
　　绑架高管显然是游击队干的，一般是为了获取赎金。游击队的目标包括柯达（Kodak）、韦斯特利（Vestey）、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凡士通（Firestone）、埃索（Esso），游击队绑架这些公司的高管换取赎金。已知资方支付了一百万美元以上的赎金。赎金资助了革命者。有时游击队会撕票，可能是因为绑架者无能，或是“人民法庭”判他们有罪。环境不利于进一步的投资，阿根廷的公司正在大量外流。

^[1] 茹勒·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égis Debray，1940年9月2日—— ），法国作家、哲学家。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1965年跟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被俘，遭受残酷虐待后，判处30年监禁。1973年在萨特、阿连德、聂鲁达等人的斡旋下获释回国。1979年赴尼加拉瓜，参加了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起义。1981年、1988年两次支持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1982—1992年任太平洋共同体秘书长。2002—2004年任欧洲宗教研究所所长。2009年支持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2010年支持左翼阵线。——中译者注

^[2] 马里奥·罗贝托·桑图乔（Mario Roberto Santucho，1936年8月12日——1976年7月19日），早年就读于图库曼国立大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61年参与创立印第安美洲人民革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o Indoamericanista Popular，FRIP）。1963年起与纳维尔·莫雷诺建立联系，逐渐倒向于托洛茨基主义。1965年创建工人革命党， 1965—1971年、1972—1976年任工人革命党总书记。1970年创建人民革命军，1970—1976年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71年被捕，狱中积极联络阿根廷共产党、蒙特内罗等左翼游击队力量。1972年越狱逃走。1973年积极参与游击战争，对抗右翼庇隆派。1976年遭到阿根廷陆军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3] 路易斯·马蒂尼（Luis Mattini，1941年2月2日— ），原名胡安·克雷默（Juan Kremer），出身于木匠家庭。1959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受到一个前斯巴达克派德国移民的政治影响。1961—1962年期间在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锅炉工会工作。1969年加入工人革命党。1970年加入人民革命军，与政府军作战。1973年赴古巴，试图获得古巴援助未果。1973—1979年任工人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1979年任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总书记，期间把工人革命党改造为拥护苏联的政治团体，本人在国外继续指挥武装活动，曾流亡意大利、苏联、朝鲜等国；1979年解除职务后，赴墨西哥从事宣传工作。1981年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出境，流亡瑞典，随即脱离工人革命党。1986年回国，曾与阿根廷共产党有联络，但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4] 马蒂尼（Mattini），《从图库曼到拉塔布拉达的人民革命军—工人革命党们》（Hombres y mujeres PRT-ERP de Tucuman a la Tablada），第158页。——原注

^[5]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3年6月1日，第170页。——原注

^[6]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3年6月8日，第180页。——原注

^[7]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51页。讽刺的是，这次抢劫发生在银行职员的工会诊所，目的是给诊所员工发工资。——原注

^[8] 费尔南多·路易斯·阿瓦尔·麦地纳（Fernando Luis Abal Medina，1947年？月？日——1970年9月7日），出身于天主教民族主义家庭。1964年起参加解放神学运动。1969年加入蒙特内罗。1970年5月29日参与绑架并杀害了前总统阿兰布鲁，9月7日在与警方枪战中壮烈牺牲。——中译者注

^[9] 卡洛斯·古斯塔沃·拉姆斯（Carlos Gustavo Ramus，1947年11月5日——1970年9月7日），早年参加极右翼活动。1969年以后立场急剧左倾，创建蒙特内罗。1970年5月29日参与绑架并杀害了前总统阿兰布鲁，9月7日在与警方枪战中壮烈牺牲。——中译者注

^[10] 何塞·萨维诺·纳瓦罗（Jose Sabino Navarro，1942年12月11日——1971年？月？日），早年持庇隆主义立场，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70年任蒙特内罗领导人，1971年7月前往声援菲亚特工人罢工的途中遭遇警方截击，经历一周战斗后身负重伤，弹尽粮绝，遂开枪自杀。——中译者注

^[11] 埃米利奥·安赫尔·马萨（Emilio Angel Maza，1943年？月？日——1970年7月8日），1958年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天主教会改革派的影响。1961年参加“统合主义”（integralismo）运动。1969年加入蒙特内罗。1970年7月1日在与警方的战斗中身负重伤，7月8日逝世。——中译者注

^[12] 艾丝特·诺玛·阿洛斯蒂多（Esther Norma Arrostito，1940年1月17日——1978年1月15日），1964年加入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1965年转向左翼庇隆派，参加庇隆主义革命派的活动。1969年加入蒙特内罗，积极参加武装斗争。1970年受到军政府通缉，1973年获庇隆大赦，在大学任教，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秘书处长，与蒙特内罗仍保持联系。1976年被绑架，在狱中遭受折磨，1978年就义。——中译者注

^[13]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90—91页。——原注

^[14] 圭多·何塞·马里奥·迪·特拉（Guido José Mario Di Tella，1931年6月12日——2001年12月31日），阿根廷经济学家。1954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55年加入正义党。1972年跟随庇隆回国。1976年政变中被捕，获释后流亡英国。1983年回国。2001年逝世。——中译者注

^[15] 狄特里亚（Di Telia），《庇隆治下的阿根廷》（Argentina under Peron），第46页。——原注

^[16]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原注

^[17] 第二次梵蒂冈大会，《进步平民主义》（ Populorum progressio），1967年。——原注

^[18] 霍尔赫·卡米洛·托雷斯·莱斯特雷波（Jorge Camilo Torres Restrepo，1929年2月3日——1966年2月15日），哥伦比亚神父。1965年创立人民统一战线（Frente Unido del Pueblo），发起了解放神学运动。1964年加入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1966年在与政府军作战中壮烈牺牲。——中译者注

^[19] 胡安·加西亚·艾洛里奥（Juan Garcia Elorrio，1938年6月1日——1970年1月26日），1961年起研究神学，倾向于天主教改革派。1965年参加解放神学运动。1966年起出版《基督教与革命》杂志，支持庇隆主义革命派，积极参加农村游击活动。1970年因车祸身亡。——中译者注

^[20]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引文摘自加西亚·埃洛里奥（Garcia Elorrio），《基督教与革命》（Cristianismo y Revolucion），1966年9月，第23页。——原注

^[21] 卡洛斯·弗朗西斯科·塞尔吉奥·穆希卡·埃查古埃（Carlos Francisco Sergio Mugica Echagüe，1930年10月7日——1974年11月5日），阿根廷神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5年欢迎推翻庇隆的政变，但1956年转向庇隆主义。1958年担任神父。1964年发起解放神学运动，支持庇隆主义。1969年积极参加反对军政府的活动。1973年公开反对蒙特内罗。1974年遭到“三A团”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22]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此处出自马里奥·爱德华多·菲尔梅尼奇（Mario Eduardo Firmenich）的《我们的政治分歧》（Nuestras diferencias politicas），《庇隆主义者》（El peonista），1974年5月21日，第4—8页。——原注

^[23] 费尔南德斯·阿尔巴利诺（Fernandez Alvarino），《阿根廷Z世代：世纪大案》（Z argentina, el crimen del siglo）。——原注

^[24] 可参考《门德斯·阿兰布鲁：不完美犯罪》（Mendez Aramburo: El crimen imperfecto）。——原注

^[25] 阿尔贝托·比亚尔（Alberto Villar，1917年8月12日——1974年11月1日），阿根廷警察，曾在法国接受培训，回国后担任警察首长，领导警方在全国各地镇压游击队。1973年退休，经营一家私人保安公司。1974年1月奉召返回警队，领导“三A团”的活动，同年11月1日被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炸死。——中译者注

^[26]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65—67页，第107页，第117—118页，第319页。——原注

^[27]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3年7月13日，第221—222页。——原注

^[28] 大学民族主义中心（La Concentración Nacional Universitaria ,CNU），阿根廷极右翼恐怖组织，1971年成立，持右翼庇隆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立场。1973年起联合“三A团”、警察和军方一同实施了超过五十起谋杀案，大肆迫害左翼庇隆派。1976年政变后解散。——中译者注

^[29] 胡安·曼努埃尔·阿瓦尔·麦地那（Juan Manuel Abal Medina，1945年3月1日—— ），早年即参与民族主义运动，但未加入蒙特内罗。1972—1974年任正义党总书记，为庇隆的代理人。1974年遭到“三A团”刺杀未遂，被解除正义党总书记一职，随即与庇隆决裂。1976年政变后躲入墨西哥驻阿根廷大使馆避难。1982年获准流亡墨西哥，定居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30] 霍尔赫·曼努埃尔·奥辛德（Jorge Manuel Osinde，1912—1986），1954—1955年任阿根廷陆军情报处负责人。1955年被捕。1958年流亡国外。1973—1974年任体育部副部长。1974—1976年任驻巴拉圭大使。1976年政变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31] 见波纳索（Bonasso），《不是总统的总统》（El Presidente que no fue），讲述的是坎波拉时期。——原注

^[32] 《军号》（Clarin），1973年5月12日。——原注

^[33] 这段话发表于1973年9月11日。出自狄特里亚（Di Telia），《庇隆治下的阿根廷》（Argentina under Peron），第55页。——原注

^[34] 劳尔·阿尔贝托·拉斯蒂里（Raúl Alberto Lastiri，1915年9月11日——1978年12月11日），早年在石油公司工作，后在广播部门任职。1955年5—9月任驻智利大使馆秘书，同年9月在庇隆被推翻后回国，拘留了一个月。60年代秘密恢复与正义党的联系，担任伊莎贝尔·庇隆的私人秘书。1973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73—1975年任众议院议长。1973年7月13日至10月12日任临时总统。1976年在伊莎贝尔·庇隆政权倒台后被捕，1978年因淋巴瘤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35]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4年2月1日，第39页。——原注

^[36] 里卡多·阿尔曼多·奥布雷贡·卡诺（Ricardo Armando Obregón Cano，1917年4月4日——2016年6月19日），早年即加入正义党。1951—1954年任科尔多瓦省参议院议员。1954—1955年任科尔多瓦省教育、宗教、司法部长。1955年庇隆下台后被捕，1956年获释。1973—1974年任科尔多瓦省省长。1974年被警方强行解职，流亡墨西哥，在墨西哥参加“真正庇隆主义者党”。1984年回国，试图领导庇隆主义蒙特内罗运动未果。2016年去世。——中译者注

^[37] 赫林（Jelin），《1973—76年阿根廷的劳资冲突》（Conflictos laborales en la Argentina, 1973-76），第29—30页；托雷（Torre），《1973—76年，政府中的工会》（Los sindicatos en el gobierno, 1973-76），第87—88页；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27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