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三部分 暴力的加剧


第七章 肮脏战争


↘暗杀队与新闻界的缄默
↘庇隆的临终声明
↘伊莎贝尔与洛佩斯·雷加
↘三A团（阿根廷反共联盟）
↘人民革命军　图库曼与蒙特钦戈洛
↘新闻审查
↘城市地下战斗
↘经济衰退


　　胡安·庇隆政府主导的肮脏战争始于1973年。它是无法无天的隐秘战争，是暴力的变本加厉。六十年代末以来，阿根廷充斥着暴力，而肮脏战争是暴力的进一步加剧。同时，国家一手组织的右翼恐怖团体也参与其中。
　　“肮脏战争”一词是军队为打击游击队而创造出来的。受军方或准军事团体损害的人从不承认它，因为官方没有宣布过任何战争，“肮脏战争”只是对“左翼”的阴险恐怖活动[1]。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在书中使用了这个词。因为这段时期想必发生了内战。不同派别的恐怖分子相互交火，牵连了无关人员。但这不是势均力敌和明确“站队”的战争。相反，它是有大量武装团体参与的庞大国内冲突。国家显然也参与了恐怖活动，动用了警察、军队、准军事组织杀死潜在的敌人。
　　各方面的冲突使我们难以理解这一时期：工会官僚内部，即庇隆派与反对派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年轻的游击队及其支持者与工会领袖也在争斗；还有庇隆主义运动中的各派领导人之间的大量内斗。从极左到极右，各方势力都陷入了不断的战斗，而不参与战斗的温和派也有许多伤亡。暗杀可能是右翼恐怖分子、庇隆派或游击队所为，也可能是某个团体借用另一个团体的名义借刀杀人。国家指使了一些暗杀，把罪名扣在游击队头上，游击队有时也欣然接受了，因为这能显得他们是无所畏惧的战士。

暗杀队与新闻界的缄默


　　总工会官员一般都是蒙特内罗暗杀的（人民革命军不太会做这种事），而针对左翼的暗杀，只能是右翼暗杀队干的。假如没有庇隆的指示，这样的右翼暗杀组织不可能存在。庇隆曾经用过刺客，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庇隆从马德里的来信中，用过“黑手”（gorilla）一词，蒙特内罗用这词称呼右翼暗杀队。媒体想问个究竟，但庇隆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当时，左翼的《世界报》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庇隆是否打算调查法西斯暗杀组织，这位记者和报纸都吃了大亏。她因“无礼”被捕，几个月后遭到绑架，挨了毒打[2]。新闻发布会的几天后，这家报纸给查封了。理由是，它非法刊登了人民革命军的发言稿，上面说人民革命军已经收到了人质的赎金。官方声称这家报纸“与非法组织的行动有明显联系”。
　　后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在社论中表示，它也受到了政府的压力，因为它发表了人民革命军的谈判记录，还对绑架案（雇主支付了1420万美元后，游击队释放了埃克森美孚子公司的高管）做了评论。一个月后，法院以“违宪”为由，驳回了政府查封《世界报》的决定。但没等他们松一口气，报社就受到了炸弹袭击。
　　武装人员不仅袭击了左翼媒体，也突袭了科尔多瓦的报纸《内部之声》。据信是警察干的，这家报纸报道了警察干的一桩谋杀案，因此遭到报复。国有广播电台解雇了疑似同情左派的记者。罗萨里奥省的省会受到炸弹威胁。这种事在1973—74年日复一日地上演。庇隆派的左右翼都放过炸弹，威胁过媒体[3]。阿根廷新闻业联合会（Argentine Press Federation）关于袭击事件发表声明，“我们对左翼和右翼，对警察越权、缺乏法律保障、新闻的自我审查、记者身处险境，诸如此类的情况提出批评”[4]。可暴力事件没有减少的迹象。

庇隆的临终声明


　　庇隆去世的前两个月，为了远离蒙特内罗与青年团，他选择在五月广场举行群众集会。1974年的劳动节举行了盛大的节日庆典。那天，工会率先进入广场，紧接着是高举旗帜的蒙特内罗与青年团。二十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中，年轻人高喊着反对伊莎贝尔·庇隆和洛佩斯·雷加的口号[5]。庇隆恼火了，斥责了他的年轻追随者，称他们为“没胡子的”和“蠢货”（这个词比英语中的“蠢货”更重一些），告诉他们“要长大”。政府的新闻机构（Telam）称，这是庇隆对革命分子的“除籍”。庇隆对听众说，政府正从外部殖民势力，以及“比起外部敌人更危险的狡猾内奸”手中拯救阿根廷[6]。
　　然后，工会工人站在了以前的盟友对面。整个集会的气氛紧张起来。蒙特内罗显然没料到庇隆会做出如此反应，悻悻退场了。一些当事人说，他们是仓惶逃出来的。但另一些人说，他们是有尊严地离开的。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工会工人、庇隆、游击战士之间，结束了休战。1974年5月，蒙特内罗转入地下（尽管马里奥·菲尔梅尼奇刚开过新闻发布会，宣布次年九月再进入地下的决定）[7]。
　　庇隆以前依靠的是工会领袖的一贯支持，为此冒过不少风险。但此时的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了独立的力量，不能算是庇隆主义的支持者了。七十七岁的庇隆在1974年7月去世后，伊莎贝尔·庇隆把工会列为了主要敌人。

伊莎贝尔与洛佩斯·雷加


　　胡安·庇隆死后，暴力加剧。伊莎贝尔·庇隆就任总统。她上任后，面临着军事政变的威胁，也得不到民众支持，只能靠武力来维持统治。内战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不管是支持庇隆还是反对庇隆的派别，都在街头造成了普遍混乱。为了镇压游击队，伊莎贝尔宣布“戒严”，但还没有取缔蒙特内罗，也没有对工会雇用的“保镖”采取法律措施。另一方面，她指示军警清洗这个到处是颠覆分子的国家，她指的“颠覆分子”不仅是游击队，还包括了学生、左翼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工会领袖、记者、自由派律师、政府（与它的刺客）眼中的一切敌人。为三A团的受害者家庭辩护的律师也成为了国家镇压的对象。

三A团（阿根廷反共联盟）


　　三A团（阿根廷反共联盟）是伊莎贝尔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门成立（或批准成立）的秘密组织。它是结构松散的右翼组织，成员有警察和军人。三A团的行动目标是包括左翼领袖在内的一切疑似为颠覆活动提供支持的人。
　　三A团的领导人何塞·洛佩斯·雷加是深受庇隆信赖的顾问。在五十年代，洛佩斯·雷加是警察下士（corporal），自荐为伊莎贝尔的精神顾问。庇隆从马德里流亡回国时，此人已经从胡安·多明戈与伊莎贝尔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人送外号“巫师”（the Sorcerer）。胡安·庇隆弥留的最后数月，身为总统私人秘书的洛佩斯·雷加已经纠集了三A团。在伊莎贝尔政府下，他控制着国家机关，压制了左右两方的政敌。由于三A团秘密行动和组织松散的特点，我们很难证实它的存在。有许多组织（成员有军警）都以三A团的名义，独立于社会福利部门开展活动。当然了，社会福利部门也不承认为它们的活动买了账。
　　三A团暗杀队有一些特征：他们开没有牌照的福特猎鹰（Falcon）；他们杀了人后，总是把尸体留在沟里、路边或烧毁的车里；他们还吹嘘自己的行为。警察接到报案都不管，政府也放任三A团的活动。正如奥斯瓦多·巴耶尔[8]在下文所说，三A团无法无天，会公然宣布要谋杀知名人物，假如在二十四小时内不离开阿根廷，就处决他们。
　　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汉森[9]研究三A团时认为，庇隆与三A团策划的第一场杀戮，就在1973年庇隆回国时，原定抵达的埃塞萨机场[10]。后来在洛佩斯·雷加的主持下，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智利流亡者卡洛斯·普拉茨将军[11]，以及许多前政府官员与工会领袖都死在了三A团手中。有些人收到三A团的“匿名”警告后，立马跑路了。
　　在科尔多瓦，九月接任省长职务的劳尔·拉卡万内[12]将军下达了“歼灭”游击队的指令。就算是一直反对游击队、支持镇压的社会民主党[13]，此时也发表声明，说它十分担忧“警察借与游击队作战的口实，对科尔多瓦人民肆意妄为”[14]。
　　镇压左翼的同时，伊莎贝尔政府的部长们也在跟工会领袖内斗。洛伦佐·米盖尔[15]（五金工人工会的总书记和二十六个庇隆派组织的领导人）把经济部长何塞·贝尔·赫尔瓦尔德[16]（他是胡安·庇隆任命的）赶下了台，而前者是洛佩斯·雷加的盟友。赫尔瓦尔德下台没多久，洛佩斯·雷加又与米盖尔争了起来，最后米盖尔也下台了[17]。接下的数月，洛佩斯·雷加削弱了其他工会领袖的势力，借着戒严，把许多人投入了监狱。

奥斯瓦多·巴耶尔


　　我们在1974年拍的电影拿了柏林银熊奖。这部电影叫《巴塔哥尼亚起义》[18]。我写了四卷书，在1972年出版，之后这部讲起义的电影就拍出来了。这部电影让军方很不安。所以在伊莎贝尔·庇隆时代，我上了三A团的名单，只得流亡出国。
　　你想知道自己在不在名单上？很简单。你吃早饭的时候，读读早报，准能读到上面的名单，每份报纸上都有。比方说，洛佩斯·雷加的三A团会给报社打电话，“拉巴斯咖啡馆的洗手间有新的死亡名单。”然后，记者们都会赶到拉巴斯咖啡馆的洗手间去，第二天，把它当非常重要的新闻发表出来。
　　你有二十四小时离开国家。你要是不走，就必死无疑。刚开始，上名单的人不肯离开，压根不当回事。比方说，希尔维奥·弗隆迪齐[19]教授不肯离开国家。第二天，他们就去找他，把人关在家里，弄死了。通往埃塞萨机场的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上面打了110枪。这是很典型的。尸体一般都丢在去往埃塞萨的路上。这就是恐怖。他们想要制造恐怖，叫人们（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离开这个国家。
　　我在《观点报》上读到了我的名字。那一天，我把全家人送去了德国，但自己留了下来。这对我很不公平：我刚刚才实现梦想，写了一套历史书，还拍成了电影。突然一下子要我流亡，岂不是要我从头开始？我在1974年10月上了名单，一直待到了1975年2月。可以说，我“非法”待了四个月。我躲藏起来了。我跟一些朋友，还有一个西班牙无政府老头住在一起。这老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有个大果园。我没法工作，也不能上银行取钱。钱贬值得越来越快。最后我只好离开阿根廷。1975年2月，我去了德国。
　　1976年初，伊莎贝尔·庇隆竞选时，我觉得是时候回去了。1976年2月，我独自一人回国。四周后，魏地拉[20]发动政变。边境布下了天罗地网，插翅难逃。这段日子太糟糕了。1976年6月，我到了德国大使馆避难。大使馆的人把我带出国。他们对我很不错。但他们只带走了我一个。只有两个国家（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为身处险境的人们提供庇护。
　　然后，我在德国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直到1983年10月才回国。那时，我有很多朋友遇害了。官方烧掉了我的书。独裁政权蠢的不行，还在新闻公告里，说什么烧毁书籍是为了上帝、祖国、家庭。他们说这话时，还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图书馆都关门了，特别是大学和某些学院的图书馆。但“阿根廷学术界”的沉默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支持独裁统治，因为他们非常痛恨庇隆主义。

卡特莉娜


　　1975年，他们杀死希尔维奥·弗隆迪齐后，我们才醒悟过来。当时，军人还没有掌权。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人甄别出来的。许多人受到了威胁，有人是接到了电话，有人是家里挨了炸弹。走运的离开了国家，不然就失踪了。
　　后来，大家意识到了情况不对，但很多军方特务已经渗透了大学的“校友”组织。在诸如蒙特内罗和人民革命军这些活动家的武装团体中，里面有些人是跟他们想杀死的人一样有罪的罪犯。这太糟糕了。但我们还一无所知。对“变革”的渴望蒙蔽了我们。当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化运动，那是阿根廷文化的复兴。电影导演、雕塑家、画家、作家，人人都想要变革。

丹特


　　庇隆死后（即1974年7月1日起）就开始发生大事，但对我来说，一切都从我的哥哥在1975年5月遇害开始。当时，我哥二十三岁，我十八岁。他参加了左翼政党，加入了工人革命党，但他不属于武斗派，而是属于反对武装斗争的“红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旗下。他当时在印刷厂工作。那是家小厂，有三四个工人，只为工人革命党印刷读物。武装人员袭击了那里。这些人应该是联邦警察。我觉得他们走了合法程序：警局有这件事的记录。但你搞“武装斗争”还是写这方面的书，他们才不会区分呢。我哥额头中枪，根本就是谋害。在这次袭击中，除了我哥，还死了一个人。

维罗妮卡


　　我在七十年代的经历，在那代人里算典型了吧。早年，我是工业城市罗萨里奥的一个大学政治小组的一员。就算是讨论学习，我们也三句不离政治。我们热衷于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工人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法国和伯克利的学生也影响了我们。对我这样信天主教的来说，第三世界神父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本人也是通过天主教团体，才加入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此外，庇隆主义也（对我们）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我们重建了庇隆主义。因为我们太年轻，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庇隆政府。我们一度相信，庇隆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条件与尊严。因此，有一部分天主教士和宗教思想是支持庇隆主义的。年轻时，我是庇隆主义者。上大学后，我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
　　我们还很年轻。死了许多人。刚开始我们觉得，想要推翻军政府的话，暴力是必须的。因此，蒙特内罗杀死阿兰布鲁将军的时候，我们没有太意外。我们认为，人民必须清算阿兰布鲁那帮军头。
　　庇隆归国后，庇隆主义运动的左右两派发生了冲突。他们斥责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指责庇隆派的右翼团体和工会官僚是法西斯分子。我们认为庇隆站在左边，但他身边都是法西斯。1974年5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的大会上，我们在庇隆主义青年团和蒙特内罗的队列里，两手空空。接着，我们察觉到，枪手占领了四周的建筑。右翼工会的人占领了广场正前方，手持链条和钢棍。局势一触即发。庇隆还没有出现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庇隆现身了，说：“最愚蠢的那些家伙在叫喊……”这说的是我们。这时，工会的伙计抄起了铁链和棍棒，我们都逃走了。我当时很害怕，以为他们会把我们都杀了。
　　之后的几年，我们一直惶惶不安。我记得一晚，我要去见个朋友。她以前是庇隆主义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我到她家时，家里没人。我看到不远处有辆车，车里有人。那是一辆绿色的猎鹰，是军队和警察开的型号。我很慌张，就逃跑了。没有人跟着我。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总是担心过去的事把我们拖下水。到了晚上，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也会用沉重的家具抵住门，防止武装人员闯入。
　　人称“三A团”的右翼准军事部队开始散发名单。谁不离开这个国家就会死。我丈夫是精神病学家，他开始惶恐不安。我们无法从流言中得出真相。有些精神病学家也在名单上面。我们搬到一间公寓，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过起了地下生活。我们烧了很多书，把剩下的书都埋了。我们是在厨房的水槽中烧的。因为我们担心，他们——刚开始是武装团伙，政变后就是军队——会在晚上闯进家门。我肯定，对于我那一代人来说，那些年非常艰苦。后来，我们也没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它仍然阴魂不散。

罗密欧


　　1973年，我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哲学与文学学院，当时我十七岁。我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内的小镇。那是在革命年代，学校里有强烈的政治气氛。开学前，我得上大学完成入学手续，参加入学考试，所以说，我第一次到校，是在1972年11月。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有一场集会。讲台上有两名人民革命军的成员。他们吹嘘烧了前任院长的房子，展示了周末烧房子的证据。当时有三个人：一个讲话者，还有两个武装的护卫。他们说，这位院长有罪，因为他告发了几个学生。这令我印象深刻。但我不得不说，就算在只有两万居民的我老家，这也是很普遍的风气。
　　我在次年三月入学。可以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上课的内容也跟学术不沾边：我们上课讲埃内斯托·格瓦拉和毛泽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才十七岁，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而且正在改变世界。我有个“同志”，他是第三世界运动的天主教神父。我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的会议，但最后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整个1973年，我都以同情者身份参加会议，没有投入太多活动。但1974年开始，我变得积极起来。首先，这意味着在大学里“搞政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管理委员会由学生和教师组成。在大学选举中，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提案。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我们和院长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这位院长跟蒙特内罗走得很近。我们的任务是在大学环境中实践我们的政治思想。我们也把自己看作政治军事组织的一份子。
　　我们青年团里有个标志——塔夸拉棒，就是一根长矛。“塔夸拉矛”是上个世纪的蒙特内罗使用的东西。这根长矛与机关枪交叉着。这个标志就是“庇隆归来”（Perón Vuelve）中的“V”。这是蒙特内罗的标志，下面有一句：“要么庇隆，要么死亡”。
　　我家里人都反对庇隆。而我是这么想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庇隆主义能够帮助平民百姓。我们成天谈论国家大事。在我印象里，我跟镇上的人关系是这样的：我完全没法跟他们谈列宁或托洛茨基，因为他们的政治水平太低。可你不管在哪儿，都可以跟人谈庇隆主义，都能争取实现另一种庇隆主义。
　　所以说，我们也读左翼理论，但是读得非常肤浅。我读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列宁的《怎么办》。庇隆左派写了很多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左派。在阿根廷，后者指的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们（庇隆左派）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了解阿根廷的普通百姓。我觉得，我们当中也没多少人了解。我相信社会变革和正义的抽象概念。我相信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读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21]关于古巴的通俗著作，要比我读马克思或列宁的书更好理解。我和同志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大家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为了“爱与正义”。归属感难能可贵，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创造阿根廷的历史。
　　1974年，我们不再参与大学政治活动，以便转向一般性的政治宣传。1974年后，局势对于蒙特内罗的活动非常危险。我们庇隆主义青年团大学分部（JUP）的另一位哲学与文学学院的同志在张贴蒙特内罗的布告时，给三A团打死了。早在1974年末，在墙上涂标语就成了很危险的工作。这项工作要和团队里的前辈一起做，他们会拿武器保护涂鸦的人。涂一面墙需要十个人，要观察到每个街角。1974—75年，蒙特内罗转入地下后，行动就更加危险了。当时，我们这些团体暴露在外，情况非常复杂。
　　我参加了法学院的活动，院里的蒙特内罗宣布转入地下。当晚，我们离开法学院时，一些汽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虽然没有标记，但我们认出是警车。我们朝它们发出嘘声。当时学校已经处在暴力的氛围下。一个人拿枪从车上下来。没有人中枪。我猜他往天上放枪。我们吓坏了，都跑了起来。
　　奥斯卡·伊万尼谢维奇[22]部长主持的教育部干预了我们学校。他是右翼庇隆分子。于是我们非法占领了教学楼。学生武装起来，保卫大楼。教学楼前不断有车经过。它们都是经过伪装的警车，车上的人全副武装，威胁着我们。
　　为了让你明白那个时代的风气，再告诉你一件事吧。大学青年团的积极分子支持哲学与文学学院的院长阿德里亚纳·普伊格罗斯[23]。有一天，我们坐在海报桌旁，一个男人径直走过来，问院长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就带他去见院长。他离开时，告诉我，他是从科尔多瓦来的律师，专门为政治犯辩护。第二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三A团杀死了这位律师。可能就在我们离开大楼那会儿，发生了命案。
　　当时的生活非常紧张。回过头来看，想不到我儿子都十七岁大了。我们在这个岁数卷入了一些事件，本来都要没命了。其实，我也是因为一场意外才活下来的。我有条腿必须动手术。我退出了活动。我试着与朋友保持联系，但暴力活动非常激烈，我们失联了。我的骨头动了手术，得回老家，休养两三个月。我回来后，给朋友们，还有哲学与文学学院的大学青年团成员打电话。电话另一头战栗不安。有人死了。我打给一位女性朋友。她丈夫是组织里的一员，在海军受过军事训练，是个神枪手。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他们得四处奔波，不停换地方。他们一直在逃亡。由于她丈夫的活动，他们甚至还要把屋子让给组织里一位受伤的成员避难。他们还说得在家里搭“野战医院”。他们有一个很小的女儿。当时他们非常害怕。似乎这种险情还要继续下去。接着我问：“我能做些什么？”朋友们告诉我，我必须做些事情，但一定要格外小心。他们叫我和打入监狱的一个团队建立联系。
　　最后，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一天，我很害怕。我想跟他们谈谈，但给家里打电话，联系不上人。我就打到另一个人的单位，他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我吓得挂了电话，立马回了老家。如果我担起更多责任，那会更危险。但我幸免于难了……
　　至于这一切为何发生，我做过很多探讨。我没有非常深刻的答案，但我相信，即使在我那个小镇上，大家都感到社会变革是可能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相信，我们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府。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军队里有一部分庇隆主义左翼的同情者，运动中有天主教会的神父。还有同情我们理想的中小企业家。所以，我们相信改变是可以实现的。

人民革命军　图库曼与蒙特钦戈洛


　　庇隆上台后，人民革命军也继续跟军队及其密探作战。但在1975年下半年，人民革命军在袭击军火库时屡屡受挫。1975年，他们进入图库曼作战，付出了惨重代价[24]。图库曼是阿根廷最落后贫穷的省份。长期以来，图库曼的经济基础都是大型甘蔗种植园，仍然保持着封建的组织形式，把工人当作农奴对待，让他们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蔗糖业在六十年代经历了严重的低迷，各种经济多样化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失业与贫困非常普遍。根据格瓦拉关于农村游击战的教导，人民革命军尝试在1975年“拿下”图库曼。
　　关于游击队在图库曼的兵力，众说纷纭。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en）估计他们人数不超过一百四十人，又缺少训练和装备[25]。军方声称至少有六百人，我们采访的一位军官坚持认为有两千人。当然，提高数字是为了给“战争”造势，加尔铁里[26]将军还声称游击队是“对国家的严重威胁”。安德森坚持认为，军方早已渗透了游击队，高层掌握了游击队的真实人数。而人民革命军和蒙特内罗一样，都在宣传中夸大了自己的实力。
　　1975年2月5日，伊莎贝尔·庇隆签署了一项秘密法令，即“独立行动”[27]，授权军队采取一切行动歼灭图库曼省的颠覆分子。陆军总参谋长豪尔赫·魏地拉将军不仅派出了军队，还派出军队的宣传专家告知民众，这条法令是宪制政府制订的[28]。在装甲车和武装直升机的协助下，一千五百名军人与同数目的警察部署在了图库曼省。国家控制了新闻，当地陷入了孤立，公众无法得知双方实力上的差距。宣传口却说这是平等的战争。
　　图库曼军队的指挥官比拉斯[29]将军指示了“虚假宣传”，他说一旦军队迫使游击队在市区交战，就能够“避免执法部队在1975年受到任何损失，以代价最小的手段作战”[30]。根据军队情报部门后来的统计结果，包括后勤人员、传话者、同情者在内，游击队活动的整个十八个月里，人数只有二百二十六人。假如比拉斯的夸夸其谈是真的，那么在图库曼发生的一切肯定不是战争，最多是打垮了一群根本不知道何谓游击战的青年。
　　军队在图库曼学到了重要的经验，在当地进行了实验，后来运用到了“进程”中。比拉斯认为，“视道德与荣誉为军事生涯重中之重的军事学院的教义与常规战争的法律……不再适用。”[31]后来，军人穿着便服，开着无牌照的汽车，用非法手段抓捕疑似的游击队。军队抓走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关在小学校舍。严刑拷打算是家常便饭。这也许是军队开设的第一家集中营，虽然其它的监狱——比如拉佩拉和罗森监狱（根据幸存者的说法）——在1976年政变之前，就已经很像集中营了。

蒙特钦戈洛


　　人民革命军的绝唱在1975年圣诞节前夕。当时，约有一百五十名人民革命军战士试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几英里的工业小镇蒙特钦戈洛（Monte Chingolo）夺取军火库。一名内部的卧底把消息泄露给了情报部门，军队迅速包围了游击队。击败游击队后，军方又进行了老一套的宣传。按照魏地拉将军的说法，人民革命军有八十人伤亡，但宣传部门又把人数“增加”到了两百多。人民革命军承认有四十五人伤亡。比起夸张的说法，美国军方1976年1月31日正式报告中的评价更值得关注。报告指出，人民革命军“组织与作战方面的重大缺陷表明，他们缺乏军事能力”[32]。尽管如此，军队还是为了与已经战败的敌人作战，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

萨内塔


　　1970年，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我还是人民革命军的积极分子。我加入了人民革命军的“融工”计划，在工厂里工作。我们首先要使工人政治化，然后取得政治权力。工厂里的工会是五金工人工会。人民革命军是武装组织，而我们的政治组织，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组织是工人革命党。这些组织我都参加了。一开始，我加入了格瓦拉青年团，在团里加入了工人革命党，又加入了人民革命军。我中学就参加活动了。
　　我们相信我们能夺取政权。我们渴望这个国家大变样。他们给我们读了很多材料。我们也经常进行政治讨论。我在武装团体中，进行了锻炼和生存训练……就是军事训练，我也说不清。我当时很年轻，1970年才十九岁。他们教我怎么用步枪，怎么用手榴弹。我是在阿根廷学的。我不是什么响当当的游击队员，只是普通士兵。
　　我和别人一样，来自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家庭。它不是最低层的社会阶级，而是指导革命的受过教育的阶层。1976年，我去了图库曼，那是在1975年12月到1976年3月。当时，我参与了武装行动，袭击银行与外国公司，筹集资金。我们认为，应该让有钱人、掌权者，承担革命的费用。你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我们当时做的事。我不记得细节了——嗯，我们没有杀人。我们是战士，我们的任务是为战争“筹钱”。我们做了很多讨论。我们参与所有这些行动之后，也在不断地进行政治讨论。
　　另外，其它游击组织说我们很“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信念与坚定的思想。这个“纯”打着引号，因为我们在某些地方犯了错误。我们需要反思，做自我批评。否则就太过自负了，那可不行。有些人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可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会抢劫。行动中可能造成伤亡，但没必要这么做。我们袭击过工厂、本土或跨国公司，什么都有。这是为了弄资金或武器。武器是从海外，从法国或美国买的，但我没法告诉你更多信息，因为说实话，我本人从来没指挥过什么。我倒是嫁给了一位指挥员。
　　我在战斗的尾声去了图库曼。那是在政变发生前，魏地拉控制着军队。当地在交战，死了不少人。那是最血腥、最残忍的时期。我丈夫也死在了那里。1976年3月18日，他在图库曼的一场战斗中阵亡。那段时期非常混乱。当时，我们的领导者告诉我们，这就是“最后一战”了。我在1975年12月动身前往图库曼时，仍然坚信这是值得的。但政变后不久，我在1976年3月30日离开了这个国家。我的家人和朋友在大赦国际的帮助下，把我弄了出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出国，从巴西辗转到了墨西哥。
　　我必须要去图库曼，因为到了1975年，武装团体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所以说，这是一场拼死的行动。我们联合了各个武装团体——人民革命军与蒙特内罗——搞了几次行动。蒙特内罗一个领导人都不剩了。非常艰难。我也讲不清楚。那是个非常混乱的时期，我们也太年轻了。我认为1975年去图库曼是自杀之旅。一些人指责我们有“彼得潘”情节：表现得像孩子，想永远当孩子。说实话，我们为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尽量不带“傲慢”[33]地看待过去，但我们曾相信，由于这个国家的现状，我们必须战斗。我们的错误是对敌人估计不足。我们从没想过，他们会做到那种程度，堪比种族灭绝。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这一点。有些同志跟我说过，“你都怀孕了，要是他们把你关进监狱，会怎么样？他们会抓住你的头发，扇你耳光……”现在，听说有五百个孩子失踪了，军队抢走了他们。你大概能体会到我们当时有多单纯。我不对我们做过的事感到后悔，但我不会再使用这些方法了。所以说，今天的我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不会逃避那个时代真正的样子。

塔尼亚


　　我加入了一个号召武装斗争的左翼组织，也就是工人革命党。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只有十九、二十岁。我从没参加过武装行动，只加入了学生知识分子小组，为这些行动提供支持，负责宣传工作。我们非常关心第三世界和那里的运动。我们认为，社会分为两大阵营，而统治者是很强大的，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压迫者。
　　那时，我的丈夫是个更好理论的积极分子，也比我更积极。有一回，经过贝尔格拉诺（Belgrano）居民区时——也就是富人居住区——我很天真地说，“当革命来临时，我们要摧毁这些房子，住在这里的人要换个法子生活了。”我的意思是，在人们生活的地方，个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总和构成了整个社会。然后他回答我，“不行，革命需要这些房子。”意思是，城市中的所有东西都要保持原样。革命会带来思想和经济上的变化，改变掌权者，但不会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那时，我对革命的想法，就是要创造，或是通过斗争创造新的社会。不光是改变掌权者，还要（说起来，非常的理想主义）建立平等的社会。
　　我的同志们认为，革命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不是彻底改变社会。革命领袖占领了富人的房子，就好像是拿回自己的东西，像是报复一样。富人要去死，或者离开国家。要么财产充公后，派去做苦工。他的想法是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由工人阶级领导。这是乌托邦。在过渡阶段里，资产阶级的组织会继续存在，只是掌权者换人了：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将掌握在无产者的手中，而且是在先锋队的手中。我们满怀热情，对此进行了非常乌托邦的讨论。
　　政变前，三A团杀死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熟知的人与崇拜的教授。我丈夫的妹夫关到了1980或1981年。他很幸运，因为他们闯进家门抓人时，他用的是假名。家里也没搜出多少东西。他们不知道他是游击队。他们判他有罪，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只是因为在家里发现了书和小册子。他用的是假身份证，但最后暴露了。他母亲去看望他，不小心用了他的真名。但他是因为别的原因坐牢的，所以刑期没有延长。军事政变后，监狱里情况更糟了，法律程序都不走了。他只是政治犯，仅此而已。没有别的罪证。假如不是政变的话，他早出狱了，然后很可能就失踪了。所以他非常幸运。

新闻审查


　　庇隆严厉压制了新闻界。伊莎贝尔政府颁布的新《治安法》更是加剧了言论管控。若是报纸、广播、电视台以任何形式冒犯了政府，或是未经政府同意，报道了暗杀和监禁事件，就要成为炸弹的目标或者关门大吉。在伊莎贝尔就职典礼后的几天内，反庇隆的保守派报纸《新闻报》（庇隆在第一次任期内曾接管这家报纸）在多个省的办公室遭遇枪击[34]。几周后，蒙特内罗报纸的编辑米盖尔·波纳索[35]的家遭到炸弹袭击[36]。许多新闻工作者失去工作、关入大牢，或者遭到不明人士暗杀[37]。1974年9月颁布的新《治安法》有一条规定，“发布或公开”游击队等非法组织行动的作者、出版商、电视台导演均会“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五年”[38]。
　　自从《治安法》颁布后，暴力进一步加剧。新闻记者和摄像师受到殴打，一些人遭到谋杀，死者包括1975年5月为《观点报》写稿的商业记者。当年，《观点报》、《新闻报》、《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一起，不顾审查制度，依然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

城市地下战斗


　　1975年年中，三A团赢得了城市的地下战斗。至于蒙特内罗游击队及报纸称为“颠覆分子”的各种游击队，他们的伤亡要比三A团和已知的右翼团体的伤亡增长快得多。1974年和1975年初，在游击队与三A团或军警的直接冲突中，当局估计有137名游击队死亡，另有109名军警死亡。根据1975年9月12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1974年7月1日至1975年9月12日间，“左翼”损失了248人，另有131人（主要是“左翼”）死于枪战；同一时期，“右翼分子”损失了41人，警察75人，军人34人（三者共计150人），还有商人19人；此外，有35人无法确定政治倾向，另有122具尸体无法查明身份。根据《新闻报》的说法，从1973年5月到1976年3月，官方估计共有1358人死于恐怖袭击，其中677人为平民，445人为“颠覆分子”，其余是军事人员和警察。
　　蒙特内罗是尚有军事能力的唯一革命组织，其它组织的残部都加入了它。1975年间，三A团和军方重创了蒙特内罗。1975年12月，陆军司令提到“恐怖组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39]。
　　到了1976年，游击队彻底放弃了有组织的持续战斗，顶多搞几次零星的袭击。1976年军事政变后，豪尔赫·魏地拉总统（见第九章）声称已经摧毁了九成的颠覆团体。即便如此，他继续穷追猛打[40]。1977年，游击队承认损失了两千人，从此一蹶不振[41]。

经济衰退


　　经济并不是在伊莎贝尔·庇隆治下突然恶化的。过去的二十年里，军政府始终苦于经济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归咎于进口替代政策；军政府时期就开始实行这项政策，1946—1955年间，胡安·庇隆政府也在全力推行它。关于经济衰退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对于长期的经济下滑趋势（从五十年代末至整个六十年代）还没有人进行过探讨。到了七十年代初，阿根廷国外投资已经开始减少。甚至在六十年代，汽车行业就大大减少了投资。庇隆在1974年7月去世，伊莎贝尔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之后，经济就开始快速下滑。
　　1976年政变的前两周，庇隆政府的经济部长就要求实行一百八十天的紧急状态，描述局势为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说，人均生产总值下降了；出口减少，国际收支赤字上升了；上一年度几乎没有一分钱的国外投资；同期的生活成本上涨了335%；恶性通货膨胀爆发，比索大幅贬值；普遍失业。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严格管控工资和物价[42]。此事一经宣布，便在全国各地引发了罢工和暴力事件。
　　工会成为了反对伊莎贝尔·庇隆和她的社会福利部长何塞·洛佩斯·雷加的中心。1975年7月，总工会在五月广场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接着是全国罢工。它与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事件一样，都是总工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引起的，这些斗争又与洛佩斯·雷加试图控制工会的阴谋纠缠在一起。政府大肆搜捕当事人，根据戒严法，逮捕是不需要法院的命令和监督的。最终，工会斗得洛佩斯·雷加下了台[43]。但那时，整个社会都不再支持政府了，总统成了光杆司令。工会得到了真空中的权力，但也为时不长。政变到来了。



[1] 德高望重的人权活动家兼议员阿尔弗雷多·布拉沃（Alfredo Bravo）反对使用“国家恐怖主义”一词，因为没有宣布过什么战争。此外，他认为恐怖主义还没到“国家”的程度，因为（庇隆的）国家否认了准军事团体有官方背景，但军政府就不一样了。他在1996年12月29日的采访中表达了这些观点。——原注

[2] 以下出自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34页；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第14—16页，第35页，第42—44页，第46页，第49页，第53—53页，第78页；埃斯科尔维（Aizcorbe），《阿根廷：庇隆神话》（Argentina, the Peronist Myth），第286页；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156页。——原注

[3] 详见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原注

[4] 同上，见1974年3月11日后，第45页。

[5]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4年5月10日，第142页。——原注

[6] 狄特里亚（Di Telia），《庇隆治下的阿根廷》（Argentina under Peron）。——原注

[7] 见游击队的分析，巴塞特（Baschett）等人，《1973至1976年文件》（Documentos 1973-1976），第630—686页。——原注

[8] 奥斯瓦多·霍尔赫·巴耶尔（Osvaldo Jorge Bayer，1927年2月18日——2018年12月24日），阿根廷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1956年毕业于汉堡大学。1959—1962年任新闻协会主席。。1973年庇隆再次上台后，遭到迫害，1975年被迫流亡联邦德国，1983年回国，从事剧本创作，2018年逝世。——中译者注

[9] 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汉森（Ignacio Gonzalez Janzen，1945— ），阿根廷记者。早年持庇隆主义立场，参加了蒙特内罗，因此被捕，后流亡智利，支持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政府被颠覆后回国，不久流亡墨西哥和尼加拉瓜，参加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工作。此后回国定居。——中译者注

[10] 冈萨雷斯·汉森（Gonzalez Janzen），《三A团》（La Triple A），第107—116页。——原注

[11] 卡洛斯·普拉茨·冈萨雷斯（Carlos Prats González，1915年2月2日——1974年9月30日），1931年参加智利陆军。1970—1973年任智利军队总司令。1972—1973年兼任内政部长。1973年8月9—23日兼任国防部长，支持阿连德改革，后被迫辞职。皮诺切特夺权后流亡阿根廷。此处说他是三A团的受害者，但他是在1974年9月30日在美国和皮诺切特的指令下被中央情报局特工暗杀身亡的。——中译者注

[12] 劳尔·奥斯卡·拉卡万内（Raúl Oscar Lacabanne，1914年7月25日——1985年3月7日），早年加入阿根廷空军，晋升为准将。1954—1955年任军事航空学院院长。1955年9月对推翻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采取了武装抵抗，在政变成功后被捕。1974—1975年任科尔多瓦省省长，大力支持“三A团”系统性地迫害左翼工人。1985年去世。——中译者注

[13] 社会民主党（El Partido Socialista Democrático ,PSD），阿根廷左翼政党，持反庇隆主义立场，1959年由原社会党内左派组成。2002年并入社会党。——中译者注

[14]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5年1月17日，第18页。——原注

[15] 洛伦佐·米格尔（Lorenzo Miguel，1927年3月27日——2002年12月29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1941年进厂做工。1951年参加工会活动。1954—1956年任五金工会卢加诺分会总书记。1956年因参加罢工被军政府解雇。1958—1959年任五金工会司库，1959年被时任总统弗隆迪齐下令逮捕，后获释。1969—2002年任五金工会总书记。1973年庇隆上台后，在工会内部属于“真正庇隆主义”派。1976年在伊莎贝尔·庇隆政权倒台后被捕，1980年获释后继续与军政府对抗。1983年民主化后，在总统选举中支持正义党候选人。1989年支持梅内姆竞选总统。2002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16] 何塞·贝尔·赫尔瓦尔德（Jose Ber Gelbard，1917年4月14日——1977年10月4日），出身于波兰犹太人家庭。30年代移民阿根廷。早年曾参加阿根廷共产党，一度负责掌管党内的财政事务，后创立了总经济联合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Económica，CGE），吸引中小商人和农业生产者加入，与阿图罗·弗隆迪齐、拉努塞等人交好，在庇隆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负责执行商业政策，后脱离阿根廷共产党。1973—1974年任经济部长，主张劳资和谐。1976年在军政府上台后被剥夺国籍，流亡美国。1977年死于华盛顿。1987年恢复阿根廷国籍。——中译者注

[17] 《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1975年1月31日，第33—34页。——原注

[18] 《巴塔哥尼亚起义》（The Patagonian Rebellion）指的是1921—22年的那场起义。巴耶尔是影片的历史指导。——原注

[19] 希尔维奥·弗隆迪齐（Silvio Frondizi，1907年1月19日——1974年9月27日），阿图罗·弗隆迪齐的弟弟。50年代起从事政治活动。1955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革命左派普拉西斯运动”（Praxis y 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MIR-Praxis）。1959年支持古巴革命，赴古巴访问，采访了格瓦拉。1965年加入工人革命党，作为律师积极为政治犯辩护。1972年创建反帝反独裁阵线（formación del Frente Antiimperialista y Anti dictatorial，FAA）担任主席，试图团结马克思主义者和庇隆主义革命派。1974年遭到“三A团”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0] 霍尔赫·拉法埃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1925年8月2日——2013年5月17日），1942年入伍。1973—1975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75年7—8月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75—1978年任陆军总司令。1976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伊莎贝尔·庇隆政权，1976—1981年任临时总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文化专制，推行宗教教育，经济上全面私有化。1981年因内部矛盾被军方解职。1985年判处终身监禁，永久开除军籍。1990年特赦出狱。1998年因在执政期间杀害一名德国公民被捕，软禁家中。2008年再次被捕。2010年撤销特赦令后，再次判处终身监禁。2012年加刑50年徒刑。201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21] 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马丁内斯（Ernesto Cardenal Martínez，1925年1月20日——2020年3月1日），尼加拉瓜诗人、作家、翻译家、雕塑家和神学家。1954年参加了反对索摩查政权的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1959年成为神父。1965年回国，参加解放神学运动。70年代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反对索摩查政权。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1979—1987年任文化部长。1984年被剥夺教籍。1994年因反对奥尔特加而脱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2006年支持桑地诺革新运动。2019年恢复教籍。2020年逝世。——中译者注

[22] 奥斯卡·伊万尼谢维奇（Oscar Ivanissevich，1895年8月5日——1976年6月5日），阿根廷外科医生，足球运动员。1907年起参与足球运动。1917年退役，转而担任执业医师。1946—1948年任驻美国大使。1946—1949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1949—1950年、1974—1975年任教育部长。1976年逝世。——中译者注

[23] 阿德里亚纳·比克多利亚·普伊格罗斯（Adriana Victoria Puiggrós，1941年9月12日—— ），阿根廷教育家。1974年起在大学任教。2011—2013年任伟大阵线（El Frente Grande）主席。2019—2020年任教育部副部长。——中译者注

[24] 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阿根廷资本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第435页。——原注

[25]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125—126页。——原注

[26] 莱奥波尔多·弗尔图纳托·加尔铁里·卡斯特利（Leopoldo Fortunato Galtieri Castelli，1926年7月15日——2003年1月12日），1943年入伍。1975—1976年任陆军工程兵团司令，1976年参加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6—1979年任罗萨里奥第二军团司令。1979—1982年任陆军总司令。1981—1982年接替魏地拉出任临时总统，延续了魏地拉的政策。1982年4月2日发动马岛战争，企图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被英军击溃，6月17日引咎辞职。1986年被捕，判处12年徒刑。1990年特赦出狱。2002年再次被捕。2003年死于家中。——中译者注

[27] 独立行动（El Operativo Independencia），指阿根廷陆军和空军按照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歼灭命令”（Decretos de aniquilamiento）所采取的行动，目的是在图库曼省压制或歼灭颠覆活动，对把“游击中心”定在图库曼山区的人民革命军、蒙特内罗、各政党、工会、学生与宗教团体，以及一般民众活动进行镇压。期间，军队在图库曼省实施了戒严，进行了一系列血腥战斗，制造了大量的失踪，建立了秘密集中营。——中译者注

[28]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130页。——原注

[29] 阿克德尔·爱德瓜多·比拉斯（Acdel Edgardo Vilas，1925年6月20日——2010年7月23日），1943年入伍。1975年任第五旅旅长兼独立行动指挥，大肆镇压人民革命军等游击队。1976年2—12月任第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参谋长，1976年12月退役。1988年被捕。1989年获特赦出狱。2004年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2010年去世——中译者注

[30]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131—132页，第135页编号27，摘自《公报》（La Gaceta）中阿克德尔·比拉斯（Acdel Vilas）写的一篇小册子，现归安德森所有。——原注

[31] 同上，第134页，编号37。——原注

[32] 同上，第163页，引用了《军号》（Clarin）的一篇报告，1976年1月31日。——原注

[33] “傲慢”一词是一本阿根廷的畅销书在标题中对蒙特内罗的形容，这本书叫《蒙特内罗：武装的傲慢》（Montoneros: La soberbia armada），巴勃罗·朱萨尼（Pablo Giussani）。——原注

[34]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见1974年7月6日后，第59页。——原注

[35] 米格尔·路易斯·波纳索（Miguel Luis Bonasso，1940年5月17日—— ），阿根廷记者。1969年加入蒙特内罗。1972—1973年任正义解放阵线发言人。2003年加入民主革命党（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ática ,PRD）。2003—2011年任众议院议员。2011年退休。——中译者注

[36]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见1974年8月23日后，第60页。——原注

[37] 详见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原注

[38] 同上，见1974年9月30日后，第63页。——原注

[39] 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66页。——原注

[40] 见派恩—柏林（Pion-Berlin），《国家恐怖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tate Terror），第5页，引自重印的《28号审判日记》（El diario del juicio no28），1985年12月，第529—532页——原注

[41] 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38页。——原注

[42] 经济部长埃米利奥·蒙德利（Emilio Mondelli）向全国的讲话，1976年3月6日，全文见当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原注

[43] 1975年7月，洛佩斯·雷加开始流亡后，政府指控他卷款潜逃。之后几个月里，报纸上有的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病倒了，还有的说他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生活。——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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