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八章 非法监禁
长期以来，国家都拥有无需提出具体指控，也无需经过司法程序，就能长期关押公民的权力。一项长期有效的法律允许政府在“戒严”下（例如伊莎贝尔·庇隆和她几位前任宣布的戒严），能够无视法律规定的人身保护权。这项程序称为“国家执行权力”（PEN）。囚犯本应享有“选择权”，能在流亡和监狱之间进行选择，但很多人表示，他们根本选不了。宪法禁止虐待囚犯，但每个依据“国家执行权力”逮捕的人都自称受过（身心上的）折磨。判决没有给定期限，这些折磨不知道何时结束，自己又何时能重获（如果有的话）自由。有些人在监狱里待了八九年，许多人死于受伤、酷刑、精神错乱或绝望。即使亲属能够找到囚犯所在的监狱，也不知道囚犯何时会转移，而他们又总是挪地方。
监禁的罪名千奇百怪。正如一位父亲（下述受访者）所说，一个既不是游击队战士也不是工会会员的年轻人，不过是在征兵时犹豫了片刻，就要坐几年牢。一些游击队成员关了进去，但庇隆派组织中的无关者也入狱了。大量囚犯是工会领袖或工会的重要成员。伊莎贝尔·庇隆时期，反对派工会入狱的人要比传统工会更多。但政变后，差别消失了。那时，各派的工会活动家和打成“颠覆分子”的人一样，纷纷进了监狱，但更多的人“失踪”了。
后来，那些在政变之前就坐牢的人，要比政变发生时是自由身的人，更有机会幸存下来。前提是他们能承受住不断的虐待。
阿尔贝托·皮奇尼尼
1976年，我三十四岁，已经进了监狱。我从十九岁起，就在当五金工人。我二十多岁时，昂加尼亚独裁时期，在五金工人工会里活动。在圣塔菲（Santa Fe）省的孔斯蒂图西翁镇（Villa Constitucion），我们加入了人称“战斗性工会”的工会运动，领导人有奥古斯丁·托斯克、雷内·萨拉曼卡[1]、拉伊蒙多·昂加罗。他们反抗独裁，为民主而斗争，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工会官僚。奥古斯多·范多尔是庇隆官僚工会的头子。洛伦佐·米盖尔是五金工会的全国总书记。而庇隆党有强大的（工会）影响力。但不是所有的庇隆派都一样。有些人在争取民主，但庇隆工会大都是官僚的，而不是民主的。坎波拉下台后，右翼势力掌权。庇隆死后，官方工会和三A团开始迫害我们工会。
1974年底，我们赢得了孔斯蒂图西翁镇的工会选举。这是总工会内部的选举，一共有七千名工人投票。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五金工会和总工会的领导人。工会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总工会，但我们是里面的反对派。当我们在1974年赢得选举时，其它工会就指责我们和游击队组织有关系。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反对的是总工会的经济政策。我们也反对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政策，但我们和游击队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政府借口我们在孔斯蒂图西翁镇和整个地区策划阴谋，企图颠覆针对伊莎贝尔·庇隆政府，便在巴拉纳（Parana）河沿岸的工业带，即圣塔菲省内，从坎帕纳斯到圣洛伦佐之间约三百公里的地区，组织了镇压行动。军警和右翼庇隆派民团一起参与了镇压，大概有五六百人。镇压的中心是在孔斯蒂图西翁镇。我是工会的总书记，代表着工会里的七千名工人。他们逮捕了所有工会领导人、厂内委员会和代表，总共三百人。作为回应，工人发起了罢工，让这片地区的冶金业瘫痪了两个月。
后来，三A团杀死了我们的一些同事。我们受到镇压和迫害。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杀死了二十五、六名我们的同事。他们都是团伙行动的。一开始，他们像警察一样，在白天行动。他们会带走工人。第二天，大家找到人的时候，人都死了。后来他们晚上出没，一两天后才能找到死者。所以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匪帮上门时，工人就用武器捍卫自己，这就导致了绑架。那些都是非法活动。但在伊莎贝尔·庇隆时期，这片地区遭受了最严厉的镇压。镇压从1975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政变后的一年。在那个阶段，脏活都是三A团干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警察。后来我们知道，军方早就完全掌握了暗杀活动的情报。起初，军队只是参与右翼组织的活动，到了1976年，他们就公开掌权了。
1975年3月20日，我进了监狱，在里面待了五年半。他们来到我家，指控我策划阴谋，企图颠覆伊莎贝尔·庇隆政府。他们依据“国家执行权力”把我和同事关进监狱，所以这是合法程序，但从未进行过审判，也从未把案件交给法官。坐牢的第一年，直到宪制政府倒台，我关在南方的罗森监狱。条件很不好受，但他们还是遵守着一些规定。1976年政变后，他们就开始搞灭绝、酷刑、殴打。
政变之前，他们没用电击枪折磨过我们。他们打我。某些日子里，他们只留给我很少的食物，把我关在小囚室里，也就是“惩罚”犯人的地牢。囚室里没有床和衣服，只有一点点吃的。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他们把囚犯关在小囚室里，关在惩罚用的地牢里，再把衣服拿走，不给人吃东西。犯人会在地牢里待十天、十五天甚至三十天，然后就病倒了。这一切都是折磨。它不会杀死我们，但让我们变得虚弱。有时，他们会问一些问题，目的是在心理上恐吓我们。许多同伴生了病，有些人自杀了，还有人在不断的迫害下，终于精神崩溃。这里没有任何规矩，谁床铺得不好，也要受到惩罚。我们始终生活在高压下。同样，他们也用禁止家人探望来惩罚我们。本来每四十五天里，有五天能有一小时的探亲时间。来南方可不容易，所以（犯人的）家人往往每年只来一次。他们选择在那一天惩罚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就见不到家人了。于是两年过去了，我们也没见到家人一眼。我坐牢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我有两个儿子，入狱前一年，我和妻子离婚了。我的新任妻子是厂里的代表，与我一起进了监狱。她关了四个月，在伊莎贝尔·庇隆执政时放出来了。1977年，军警特宪杀害了她。将近一年后，我才得知此事。但我想，哪里不对头，因为她可能去看了我妹妹。后来，妹妹就不再给我秘密传信了，因为狱方把信件都查出来了。所以我就想，妻子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才得到准信。孩子们与我的前妻在一起。我已经四年没有见到他们了。
我一共关了五年半，然后是六到八个月的家内软禁。我必须待在孔斯蒂图西翁镇，不能参加任何工会或政治活动，未经警察允许不得离开城市。1980年，他们放了我，因为国际上有个争取释放工会囚犯的大型援助项目。1980年6月，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OIT）要求释放所有的工会囚犯，在日内瓦国际的压力以及许多意大利工会（我是意大利来的），还有许多西班牙、法国、挪威、加拿大工会的要求下，他们释放了所有的工会囚犯。
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
从1975年末一直到1982年，我在监狱里待了七年零四个月。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拘禁在自己家中。我曾是基尔梅斯（Quilmes，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工厂的五金工会领导人。我的许多朋友在军政府时期都在监狱里。工厂的六百名工人中，有七十名进了监狱。除了依据“国家执行权力”逮捕的人以外，他们还无缘无故带走了二十名同事。另外还有四人失踪。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政府动用《反颠覆活动法》对付工会运动、工人组织、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他们没有放我离开国内，因为担心我进行反阿根廷活动，也就是工会层面上的产业游击战。1975年，他们逮捕了最有战斗性的工会活动家，也就是他们眼里的左翼分子，包括庇隆主义者。但是从1976年开始，他们无差别地逮捕工人。
我上班的公司有美国资本的背景。工会领导人全都被捕后，厂里又解雇了许多人。他们取消了工人的社会福利，降低了工资。他们还提高了产量，减少了工休时间。他们有一套对付工会的镇压制度。军队会到厂里盘查每个人。他们会翻出工人的私人物品，逐一检查。他们会检查储物柜中的衣物，翻找非法物品、武器什么的。谁表示抗议或者不想接受检查，就坐牢去吧。
所有囚犯都吃了电击枪的苦头。他们经常折磨我们，有时是想套出情报，有时则是毫无缘由的。他们总问，谁是“带头”的。比如说，如果有同事要求涨工资，或者想在厂里换岗，或者要求改善条件……他们也会带走别人，问这事是谁提出来的，谁带的头？或者，假如有人跟厂外的政治组织有联系，那么都有谁？许多时候，他们还会上工会会员的家，把东西都抢走。他们带走了电视机、戒指、手表、耳环，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我同事和他们家人可以告诉你，有时候，带小孩的女人会把钱和珠宝放在婴儿的尿布里，以防被抢走。他们每周会上我同事的家，把所有东西都抢走，借口是他们在找游击队和颠覆分子，工厂里的某某是游击队，就把人带走了，还抢了他的所有东西。
他们还打了一些同事的妻子。他们打孩子，说是在找他们的父亲，打孩子是为了让孩子说出父亲的下落。我厂里的同事，一些工人，躲去了北方的米西奥内斯（Misiones），因为军方正在找他们。宪制政府时期，他们就成了“颠覆分子”。许多人去了北方或其它省份，军警也去那里寻找他们。这种情况持续了七年左右。那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斗争。
从1976年开始，一切形式的工会活动都禁止了。因此，如果你和公司里的十个人聚在一起，讨论某样工作条件，他们就说这是工会活动，就有足够的理由逮捕你了。在我的公司里，1976年底左右，下午轮班的工人在更衣室里换衣服。一些年轻人正在聊天、开玩笑。然后，工厂的管理来到更衣室，要求工人加班。一些人开始讨论要不要留下加班，说如果给加班费就留下吧。接着一位二十二岁左右的工人决定走人，因为他不想加班。三言两语中，有人提到了军政府的电视广告。广告中说，员工应该工作、守纪律、遵守法律、尊重政府和军队。这是好工人。还有个懒家伙，他不喜欢工作，也不尊重国家。一个叫胡安，另一个叫佩德罗。政府一直说，我们都要像胡安那样努力工作。所以，这个不想加班的年轻人对另一个人说，“你是胡安，因为你留下来干活，我是佩德罗，因为我不想加班。”那天半夜，一队军人上他们家，把两人都绑架了。其中一人至今下落不明，另一个人在集中营关了六个月后，放出来了。他没有做任何事，但受了酷讯，最后蒙着眼睛在另一个城市释放了。
我要跟你讲讲哈拉米略（Jaramillo）的故事。他是我的同事。当时，他大概四十岁，是个聪明能干的工人，他在军政府时期担任过工会代表。在工厂外面，他还兼职当音乐老师。他是智利人。阿根廷和智利有边界问题。有些工人——我想他们是军人假扮的工人——找了他的麻烦，让他离开工厂，叫他必须辞职，因为他是颠覆分子。此外，还因为他是智利人。但哈拉米略不想离开。他不想辞职，因为他没有参与过任何颠覆活动。而且他有五个孩子，一个身患残疾，所以他需要钱。
一天，公司经理打电话对他说，“你必须离开，要不然他们会来绑架你，你要失踪了。”第二天，他找经理结钱走人，经理说，“好的，中午过来领取你的薪水。写份辞职报告。”中午，他交完报告后，来到工厂。他们给了他一张支票，要在银行兑现。他走出银行时，遭到了绑架。钱也被人拿走了。他再也没有出现过，钱也下落不明。公司经理和军队有联系。三年后，人们在墓地的一个普通坟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这些事情真没法讲。哈拉米略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很早就一起共事。到今天，这些不公正的事都叫我非常生气。我曾是工会活动者。我从未否认过这一点。我一生都在搞政治。之前的军政府时期，我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为庇隆归来而战。所以……好吧，我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因为我的活动。因为我是政治犯，是工会活动者。但哈拉米略不是。
就算我是工会活动者，他们也没有理由折磨我，或是把我关进监狱。我没有犯罪。但在当时的阿根廷，当工会领导人就是在犯罪。军方不允许工人讲话。许多公司高管拍手叫好，因为他们想要压得工人阶级抬不起头。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如此强大。为民主斗争付出最多的是工人。所以说，大多数的失踪者和死者都是年轻工人。
厂里的工人建立了生活的社区。每当工人拿到工资，军队就会闯进我们的社区，进入人家打劫。最后，人们再也受不了了，妇女儿童上了军事基地，叫他们不要再来抢东西。许多人不得不卖掉房子，但没人想在1976—77年接盘，因为谁都知道军队会来抢劫。
军方会把犯人分类。我们在工会里做过什么职务，是不是庇隆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独立分子、蒙特内罗、人民革命军战士什么的，都要登记下来。他们会把工会领导人和左翼游击队组织的成员带到一个叫“死亡间”的特别室。他们当我们的面，在那儿杀死了十一名囚犯。他们用了“飞行法则”。警卫说要把犯人带去另一个监狱，路上就射杀了他们，然后声称，他们是在企图逃跑时中枪身亡的。
他们会把我们关在地牢里，地方很小，不给衣服、光线、食物。后来，他们让我们在凌晨三点洗冷水澡，拿橡皮棍打我们，打到晕过去。他们经常找茬把人带到地牢去。他们经常殴打我，打得我全身发黑。这七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不想套取情报，只是为了折磨而折磨。他们说，我们有罪，我们是社会不接纳的恐怖分子。
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某些监狱人员的配合下，找到了向司法系统申诉的方法。这些监狱与我们合作，换取我们的情报。1977年，我们四位同事遇害后，监狱里来了几个法官。我们提出上诉。法官找了我，因为我也提了上诉。然后我们告诉了法官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求落实《日内瓦公约》关于囚犯的规定。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法官……他们离开后，军人带我去了地牢，问我都对法官胡说了什么。
胡安·胡斯托与胡安·吉列尔莫
胡安·胡斯托：1971年，我二十三岁，刚从拉普拉塔国立大学数学系毕业。我在1969年开始做助教，毕业后在学院里留任。我成为了学院工会的积极分子。1974年9月发生了大事。庇隆死后大约三十天，教育部长换了人，伊万尼谢维奇当上了教育部长。五十年代，伊万尼谢维奇就是庇隆政府的教育部门首脑。现在，历史学家证明了他是个纳粹法西斯分子。庇隆在非常广泛的庇隆主义运动中，把新纳粹或法西斯分子纳入了教育体系里。好吧，大多数大学都换了校长。从那时起，意识形态迫害就开始了。本来我每年签一次合同，然后他们什么也不说，就不给我签合同。学校开除了我。
第二年，也就是1975年，我去了科尔多瓦南部的里奥夸尔托（Rio Cuarto），竞聘国立大学的教职。我凭借学历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我和妻子带着一岁的孩子搬去了那里。我在那所大学工作到1976年2月2日。
一天，我回到家，警察也在。我的家人都在场。他们有逮捕令，因为多年前，他们指控我是游击队的思想组织者。他们是联邦警察，这也是合法逮捕。他们依据“国家执行权力”逮捕了我。我先是关在里奥夸尔托，又转移到了科尔多瓦市。接着，我到塞拉奇卡（Sierra Chica）监狱待了两年，又到罗森监狱待了四五年。最后的几个月里，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德沃托（Devoto）监狱。直到1983年12月，我才放出来。
这项惩罚非常残酷。比方说，被捕的第一天，我就受了五天的酷刑。我对法官也是这么说的。我的手刚受过电刑，连字都签不了，可是那里的医生却说我完全健康。他们会问：“谁是你的同志，谁是你的朋友？他们把武器藏在哪里？”我无可奉告，但他们不信。他们还会问：“你为什么读这些书？”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始终都是“你是不肯坦白的游击队”。
1976—1980年很不好过。他们允许（美洲国家组织的）人权委员会探视监狱后，情况才慢慢好起来。他们整天盯着你。这取决于你呆的监狱。比方说，在塞拉奇卡监狱，我们每天关在单间牢房里二十三个小时。另外一小时，他们把我们带到院子里散步。你在院子里不能踢足球，不能做任何运动。你们必须三人一组，不停走路。在罗森监狱里，我们成天待在一个房间，有个狱警听我们讲话。他们一直在监视你，给你施加很大的压力。监狱的管理是高度军事化的。他们总要找茬，把我们关进惩戒室里。他们不允许读自由派作者写的书，更不要提左派的了。在家人探视期间，你不能触碰，也无法拥抱你的家人。
政变发生前一个月，我就入狱了，已经落到了司法系统的手上。所以我没有失踪。但有些人关在监狱里，也逃不了“失踪”的命运。我认为，关于这一点，应该让我的朋友胡安·吉列尔莫也谈谈。因为我们的经历差不多。
胡安·吉列尔莫：七十年代，我住在科连特斯省。1975年，我二十五岁，我在查科省的安赫拉（Angela）被捕。我出身在庇隆派家庭，父亲一直是庇隆派活动家。他是铁路工人，一直参与所谓的庇隆主义抵抗运动。我十五岁时，父亲把我介绍给了一些庇隆主义青年团的年轻人。它不是后来和蒙特内罗有关系的那个青年团，而是更早的某个组织。我参加了本地的青年运动的所有活动。那是当时阿根廷的政治生活。
1969年，我高中毕业，开始在科连特斯学习法律。我二十岁结婚了，有了一个儿子，所以我只好放弃学业。当时，我是科连特斯的庇隆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1973年恢复民主后，坎波拉当上总统。庇隆派在科连特斯取得了胜利，而我成为了省政府的青年代表。这样过了一年，到了1974年，这场巨大运动中的矛盾加剧了。庇隆之死，加快了胡安·胡斯托告诉你的事情。伊莎贝尔·庇隆宣布戒严，下令逮捕各派政治领袖，尤其是庇隆左派。因此，在1975年4月，我被逮捕时，就在这么个过程中。
是的，胡安·胡斯托说的没错，当时很多人已经失踪了、受刑了，公开的政治暗杀不少。那么政变后，又有什么不同呢？国家制定了“人口失踪”计划，他们有专门的镇压策略。对独裁当局来说，一切只是开始。当时发生的一切，只是后续计划的序幕。到了1975年，白色恐怖才真正开始。对囚犯来说，政变当局显然有一套明确的方针，旨在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革命者、打垮革命者。
1975年，我第一次入狱时，受到了酷刑。后来审讯的性质变了。在监狱里，政治犯受到了“有方法的”电击、殴打和各种羞辱。而我呢，是在查科省跟朋友一起被捕的，其中有代表查科农民的农业协会总书记。我们受了一个半月的酷刑。然后，我们就“失踪”了，人间蒸发了。谁都知道我们被捕了，但家人问我们的消息时，警察说，“不，他们不在这里。”
当时是这样的。我住在科里连特，而不是查科，我的兄弟是工人领袖，他参加了庇隆主义青年协会，他们正在寻找他。我帮他逃走了。他们毁了他的房子、抢了他的东西，还威胁他的女儿和老婆，连这样都找不到他，他们就上我家，但我为了避风头，跑去了查科。他们在安赫拉镇抓住了我。我想在那儿等风头过去，然后再回科连特斯。我是在一家酒吧……一家餐厅里落难的。他们跟着我到了那儿，然后等着抓我。
他们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城市，又从那里，把我带去了查科的省会雷西斯坦西亚（Resistancia），到了那儿，所有人都受到了最残忍的酷刑。这都是非法的。这里没有律师，没有法律。顺便提一句，查科当地有个臭名昭著的拷问者、警察长官兼特务头子。他的姓是托马斯，人送外号“爱尔兰人”，因为他的红头发看起来像爱尔兰人。一群警察跟在他屁股后头。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我们受了沉重的酷刑。此后的牢狱岁月里，我们受着漫长的折磨：孤立和单间牢房，与家人分离，殴打与恐惧。
胡安·胡斯托：比方说，他们会把二十多人从监狱带去科尔多瓦集中营，说是魏地拉将军访问科尔多瓦。他们会说，要是魏地拉将军身上发生了什么，就把我们全杀了。因此，我们生活在恐惧中，还感觉监狱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胡安·吉列尔莫：我们坐牢的七八年都是这样。我们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你觉得，只要你被捕了，很好，一切都结束了，只要安分关几天，就万事大吉了。不！那还要更糟。犯人一直受着精神上的折磨。
我要说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坐牢的折磨），因为我想（虽然我不清楚细节，可能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让国人知道这些。他们隐瞒了（我也觉得不应该把这事儿传开）许多朋友的自杀。他们再也受不了了，上吊了，割腕自杀了。在罗森监狱里，我有个朋友，他们把他带出房间审讯。他跟军人待上四五个小时后，回来了，看上去十分疲惫。他的精神崩溃了，当晚就自杀了。
我在拉普拉塔监狱还有个朋友，他弟弟隔着玻璃探访他。监狱看守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缩短了探访时间，说：“探访结束了，你兄弟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得说，多年的牢狱生涯中，他还深爱着他那个十四、十五岁的弟弟。他们把人带到洞里去，不是回到单间牢房，而是到“洞”里去。他很绝望，担心弟弟会发生什么事。他发疯了。过了十天，他们把人送回牢房后，他自杀了。
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保持理智的。所以说，我们那一代人里，现在还活跃着的，只剩下很少的、非常少的人。这是很好理解的。许多出狱的人病倒了。我想，如果你明白我意思的话，是因为他们的良知和信念扭曲了。
胡安·胡斯托：监狱想毁掉囚犯。但是，我们组织了起来，营造了一种氛围，建立了必要的人际交往，帮助我们抵抗下去。这就是大家能熬过来的原因。团结、理解、情感需求，以及我们的共同抵抗，这些使我们摆脱了疯狂。我相信，他们从来没能摧毁过这些。我们成功地架起了一堵墙、一堵看不见的墙，在我们和狱卒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
至于我们的家人……好吧，我母亲今天还没恢复过来。当时，她的精神越来越沮丧，其它毛病也严重了。情况很糟，因为我父母都很穷，没法来看望我。而且无论如何……好吧，我父亲理解不了（这些事），他从不相信军队和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是暴行的始作俑者。他不能理解我的情况。他不能相信压迫者的所作所为，也从不相信警察动了酷刑。
我妻子和我同时被捕。她把儿子交给了友人照顾。她在监狱里待了六年，度过了艰难的时光。最后的一个月里，她差点丧命。出去后，我们就分手了。我们没法在一起，因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已经毁了她。我们孩子现在二十三岁了，没什么好说的，朋友的祖母抚养了他。我们很感激她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了他。
胡安·吉列尔莫：啊，我的故事就很难说了。我父母一直在和其他家庭合作，尽力帮助囚犯。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我所有的朋友而言，他们都是最棒的父母和朋友。美洲国家组织的代表团到这儿的那天，我父亲中风了。父亲想找他们谈谈，但在这次访问中，他中风了。不过他现在康复了。父亲一直都在我身边，给我力量，两年前他刚去世。
之前说过，我结婚了，我入狱时有两个孩子。男孩四岁，女孩两岁。我被捕后的1976年年中，我的妻子也被捕了，因为她与被捕者的家人合作。我们陷入了孤立，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军人夺权后，他们就把监狱隔离了，不允许任何人探访，也不允许通信。我们只有从新来的犯人那里，才能得到外面的消息。好吧，在她被捕大约两个月后，一些新来的犯人告诉我，军人杀死了我的妻子。我悲痛极了。我得打听个清楚。第二天，其他犯人告诉我，她没有死，而是跟压迫者合作了。监狱里的八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当时是1978年。出于对孩子们的尊重，我不想公开太多细节。我说了这些，是为了让你更全面了解我们曾经历的事……嗯，有首歌里唱道，“历史是在温火中铸成的”，而人们知道风是老师。现在我在当老师，我对未来是乐观的。有朝一日，我们将建立清廉的、没有腐败的阿根廷政府，关心教育、修复体制，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
何塞·费德里科·维斯特坎普夫妇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们受到了镇压的直接影响。我们儿子因为政治原因，被“国家执行权力”抓走了。那是在1975年，他二十三岁。他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半。他没上过法庭，只是戴上了颠覆分子的帽子。这是一项口袋罪。当时，他在读经济学，上大一。当然，他和许多的年轻人一样，在大学和什么地方参加了示威。阿根廷乱了好多年了。
我立即请求了人身保护令，试着把我儿子弄出国。宪法规定，未经审判就依据“国家执行权力”把人带走时，应该放人，或者允许他出国。不管怎样，还是要上法庭的。但两三个月过去了，他们没有这么做。那是庇隆夫人执政的宪制时期，但军队已经控制了政府。甚至当时负责这些事的内政部长，我去见他的时候，他也亲口对我说，“我无能为力，我现在只能听军队的了。”然后他辞职了，因为他也受不了了。
我尽快去看儿子。他消失了两天半。最后，我们在一所监狱里找到了儿子。这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警察监狱。他受到了虐待，脸还肿着……我妻子看到他的样子后吓坏了。
早些时候，儿子告诉我，“爸，我不去服兵役，因为我知道，很多跟我一样的男生都在军营里被绑架了，我不想碰到这种事。”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并不相信。我们跟儿子说，“不，这不会是真的。”于是，我试着找一些军人问问。我通过亲戚，见到了一位上校。我见了上校，对他说，“我儿子说，他不想服兵役。他觉得，他会和其他人一样遭到绑架。”上校说，“不，不，这不可能，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让那孩子来见我。”
那次见面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桌上有个盒子，看起来是本书，其实是个盒子。我就问他，“那本书是什么？”他说，“啊，如果有应征兵来见我，我有时会到对门的办公室，打开盒子，取出里面的枪，”他说，这是因为他害怕一些士兵。
我跟儿子说，上校向我保证过，他不会出什么事的，他应该去服兵役。他就去了。可是我们还是很担心，我们叫他一有什么事，立刻告诉我们。报道那天，他没回来。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他那天报道后，在街上被绑架了。我们现在知道，他在兵营附近等公车时，就发现有人跟踪。不知道跟踪者是乘车还是徒步，搞不清楚。他赶紧跑向公车，但跟踪者也加快速度。上车前，他们拦下了公车，抓走了他。他们叫他“颠覆分子”、“刺客”什么的。
维斯特坎普夫人：人们聚在圣塔菲大街。警察见状赶人，大喊：“不，他是个颠覆分子，颠覆分子，把他带走。”然后打了他一顿，把他带走了。
维斯特坎普先生：所以我们马上要求人身保护令。
维斯特坎普夫人：是的。我丈夫有个亲戚，当时在政府里当记者。他告诉我们，三天后就会知道我儿子去了哪里。我们同时得到了法官的消息，说我们儿子被逮捕了。
维斯特坎普先生：这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参军，但我们说服了他，还得到了军方的保证。还可能是因为，我儿子在三个月前拘留了三四天。我记得，他被捕的时候，我们正打算去美国。学院里的教授让我儿子和另一名同学帮忙搬家。到地方，警察把所有人都抓走了，说他们参与非法结社。
维斯特坎普夫人：他们说，因为教授是左派，就和许多教授一样。当时，我们提出人身保护令。教授的律师让我们别担心，我儿子肯定马上出来。所以我们并不担心，按计划去了加利福尼亚。我们回来时，法官赦免了他们，他也放出来了。也许他已经被盯上了。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立即打电话给上校，要求他给出解释，因为他向我保证……然后他说，“你儿子在军营里很好，但我怕你儿子的一些朋友打死我。”
维斯特坎普夫人：通过我丈夫的叔叔，我们找到了儿子关押的地方，于是立即赶过去，给他带了些吃的。到地方时，我们说，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他们不能阻止我们进去。他们允许我们透过窗户看看古斯塔沃。我吓坏了，问他：“古斯塔沃，你怎么了？”他的眼睛肿成黑色的了，但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镜子。
后来，他们把他带到了德沃托监狱。根据宪法第二十三条，戒严时，他们可以监禁公民，把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除非他决定出国。他到了德沃托，我们获准见他之后，他马上告诉我们，他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他们把他扔到一个许多人来回经过的地方，蒙住了他的眼睛，还给他戴上手铐。每个经过的人都会朝他撒尿，朝他吐口水，踢他。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刚刚提出了人身保护令。我们能这么做，因为他是依据“国家执行权力”批捕的。但我们得到了法官的判决——我不记得是在1975年底还是在1976年初了——允许他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就等他出国。但是……很快发生了军事政变，军方撤了那名法官，换了一位法官上去。拖了一阵子，儿子仍然没有放出来。他们没有让他出国。和我谈话的内政部长不再是部长了，部长也换人了。
维斯特坎普夫人：新的法官说，虽然裁决下来了，但无法执行，因为他要行使“国家执行权力”第二十三条。又过了七年半。“国家执行权力”还是不让我儿子出国。囚犯不能去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他们不能去那些国家。于是“政治犯”孩子的父母开始向当局情愿，因为他们说，犯人出国需要当局的批准。因此，我们找上了各国大使馆。我们联系上的国家有荷兰、比利时、瑞典。许多国家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于是“政治犯”的父母开始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描述了子女受到了何种待遇，以及为什么要让他们离开国家。这是军方犯下的大错误，因为大使馆把这些事告知了他们的政府。即便如此，每当我们以为清除了一个障碍，就会出现另一个障碍。我们的上诉总是缺些什么……
维斯特坎普先生：1975年12月，我们在家里成立了“被关押与失踪者亲属组织”。当月晚些时候，我们成立了常设人权大会[2]。我们的组织不大，只有十到十五人。那是在政变前不久。那会儿，军队已经在管事了。伊莎贝尔是个傀儡……
我们的常设人权大会开始秘密活动，最初在律师事务所，后来在教堂里。律师告诉我们，“行吧，今天可以来，但以后别再来了。”所以我们去了教堂。我们去了好多回，然后神父对我们说，“请不要再来了。”我们只能秘密会面了。这个团体里的父母在寻找子女时，都在监狱碰过面，或是在争取释放孩子时，在政府见过面。在这些会面期间，我们发现有人失踪了。我们以前不知道这回事。我们在报纸上读过，比方说，有人在街上被枪杀或者处决，不是吗？……我们相信报纸上写的。然后我们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切都是假象。其实人都失踪了。他们搞处决、失踪，要么把人带去海军工程学校集中营受审。
维斯特坎普夫人：他们把囚犯从一个监狱带到另一个监狱，路上还用了所谓的“飞行法则”。他们说这些犯人想要逃跑，然后射杀他们。他们转移犯人时，也没有告诉我们。父母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去看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又去了哪里。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们的儿子又去了阿苏尔（Azul）的塞拉奇卡监狱，还有拉普拉塔、罗森、德沃托镇的其它监狱。最后，他到了罗森监狱。
维斯特坎普夫人：犯人转移时，都要蒙住眼睛。下巴士后，犯人都要绑在一起，强制跑步。奔跑的时候，两边的宪兵手持钢棍抽打他们。而后犯人要赤身裸体，露天洗干净，再进牢房。十五天后，他们允许我们探望儿子。
维斯特坎普先生：我们尽量（向亲属）提供帮助。我们给囚犯亲属提供了全方位的协助。比方说，我们组织了许多囚犯的父母兄弟来看他们。所以我们要弄一些钱。我们管瑞典要钱。瑞典把钱给了这些家庭。我们属于大赦国际，所以也管它要钱。大赦国际有时会寄来一些钱，帮助亲属前往监狱，或者帮助有急需的人购置衣食。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维斯特坎普夫人：跟你讲讲吧，当我们第一次在塞拉奇卡看见古斯塔沃的时候，亲属们来看望子女，排了一长条队。
维斯特坎普先生：那里有辆坦克朝着我们，那可是坦克。他们还用机关枪威吓大伙。
维斯特坎普夫人：是的，太可怕了。亲属们一个接一个进去。他们必须出示证件，满足一系列要求，才能进去。有些人来自很远的地方，两千公里远的北方。他们是非常卑微、非常非常贫穷的人，为了看看孩子，把家底都砸上了。有人带着生病的婴儿，有人没钱住旅店。还有些人进不去，因为他们没有证明。他们都花光了积蓄和借来的钱，只能无功而返。
一条长队慢慢前进。我们在队伍最后，跟一个朋友一起排队。朋友的儿子也在里面。然后叫到了我们，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去。”一开始不放我们进去。然后我们朋友（曾经是准将）说，“我要和监狱的长官谈谈，为什么维斯特坎普先生和我不能进去。”过了一个多小时，警卫回来了，说：“好，准将可以进去，但你不行。”准将说：“我不是作为军人来到这里的。维斯特坎普先生不进的话，我也不进去。”警卫又去请示了，这才放我们进去。
我们在教堂见面。我们在一边，囚犯在另一边。两边都隔着祈祷椅。我们能碰到囚犯，握住他们的手。我们问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眼睛黑了。我们说，警卫本来不让我们进来，他们说，“因为我们身上有伤，他们想让我们签署声明，说这些伤是事故搞的，但我们不签。”他们还说，“警卫喜欢找茬。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这样用铅笔。明天，他们会为此惩罚我们，叫我们用另一种方式使用。一切都是把我们带去惩戒室的借口。”这与获取情报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遭到了殴打。真是毫无人性。
维斯特坎普先生：……直到1982年，马岛战争后，他们才放我们儿子出来。
[1] 雷内·萨拉曼卡（Rene Salamanca，1940—1976），早年当五金工人。1963年加入五金工会（La Unión Obrera Metalúrgica，UOM），持庇隆主义立场，不久相继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列毛主义。1968年加入革命共产党（El Partido Comunista Revolucionario，PCR）。1972—1976年任运输工会总书记，积极领导工会运动。1974年支持伊莎贝尔·庇隆上台，不久后被迫转入地下。1976年3月24日政变后被捕，关押在拉佩拉（La Perla）秘密监狱，随后神秘失踪。大多数人认为他在受刑后遇害了。——中译者注
[2] 常设人权大会（La Asamblea Permanente por los Derechos Humanos，APDH），阿根廷非政府组织，1975年成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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