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九章 “进程”


↘人民对政变的支持
↘恐怖主义组织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
↘国家失踪者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的证词
↘人权活动出现
↘经济管控
↘马岛冒险


　　1976年的军事政变并不是意外。当时的政府已经瘫痪。政变前一周，报纸（已变得更加大胆）报道了四十起凶杀案，就法律与秩序的缺失写了社论。《国家报》为新成立的“联邦党”[1]印刷了巨幅广告，直言政府“已经死了”，死于“自身的错误”。报上还说：“每一天，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见到游击活动，但拿枪的游击队并不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唯一敌人。阻碍‘进程’的也不是坐办公室的人。现在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游击队。滥用制度的政府将成为人民肩膀上真正的苏联。”[2]
　　政变前不久，军方认为总司令“同情”政府，把总司令换了。新的司令是豪尔赫·拉法尔·魏地拉将军。军队不加掩饰地执掌大权，要求总统“休假”。当她拒绝休假超过五周，政府与军队的关系陷入僵局时，1976年3月24日的军事政变打破了局面。

人民对政变的支持


　　最近，历史修正主义派审查了纳粹的活动。他们不愿承认种族灭绝是党卫军的疯狂暴行或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同僚的发明。丹尼尔·戈德哈根[3]辩称，种族灭绝代表了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意愿，也是数百年来激烈的反犹主义的高潮[4]。他的观点引起的争论未决（特别是德国的反犹情绪是否比欧洲其它地区要强，以及一些证据的真实性方面的问题），而他坚持认为，没有民众的允许是不会发生这样的社会灾难的。
　　允许不一定意味着同谋。它可以是接受和服从，而不必积极参与。在阿根廷，大部分人都是“允许”，一些人则是同谋。阿根廷没有德国那么长久的种族仇恨。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充当了思想上的同谋。阿根廷人经历了庇隆时期的暴力冲突和七十年代初的混乱。这些年的事件留下了沉重的伤痛，人们渴求和平与秩序。军事政变承诺结束暴力和混乱，正是这一承诺——而不是别的——最早使人们接受了军事统治。
　　军方承诺了法律和秩序，回到“家庭观念”，重建“基督教道德和价值观”。民众欢迎这些承诺，就连日后的严厉批评家——还有不久后不得不流亡海外，或者后面几年，胆战心惊地过着地下生活的人——都为军事政变拍手叫好。阿根廷人民习惯了军政府，希望回到熟悉的模式下。尽管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反对这一模式，但他们的长辈、工会中的许多人、教会高层以及工商业部门更想要军事统治和稳定，而不是七十年代初的混乱生活。
　　一些人（尤其是富人）积极响应政变是出于强烈的反庇隆情绪。正如历史学家和电影制片人奥斯瓦多·巴耶尔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所说，许多知识分子痛恨庇隆主义，宁可承受国家的压迫，也要摆脱这一阿根廷的顽疾。他们认为，只要军队镇压庇隆派，自己就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虽然蒙特内罗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又缺少工人阶级和穷人的支持，他们的领导人在军方重新上台时，也曾为之欢欣鼓舞。他们认为，现在既然确定了真正的敌人，那么民众将会在斗争中跟随他们。
　　除了公开支持政变的人之外，还有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只是保持沉默，低下头，目光呆滞地说他们别无选择。对于一些人来说，政治事件是无视他们的意志进行的。他们继续过日子，仿佛与世无争。他们也许认为，要活命必须得关掉眼睛、耳朵、智慧，要把同情心保持得“非常低”。这不是他们的战斗，他们也不想卷进去。许多中产家庭的父母否认了十几岁的孩子失踪的消息。他们说：“这是左翼分子的宣传”。即使他们的孩子受到酷刑，他们也无法想象“当局”能够肆意妄为。一些家庭与遭绑架的孩子断绝了关系，另一些人则是（正如我们一位受“国家执行权力”逮捕的受访者所说）拒绝相信自己的孩子遭受酷刑的证据。要他们承认自己信任的军队在搞国家恐怖主义，对他们来说，过于沉重了。
　　根据一份委内瑞拉在1976年4月5日的报告，阿根廷富人为政变拍手叫好。在一场富农、中年商人、艺术家、公众人物和“闲散人士”的晚宴上，《（委内瑞拉）日报》引述了一位与会者的话：“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讲同样的事。我们衷心希望这届政府取得成功。”这不是无意义的闲聊。1974—1982年间，阿根廷富人把高达八百二十五亿美元的巨款转移到了国外银行，逃了阿根廷的税[5]。根据庇隆政府的数据，个人所得税的未缴税率在1973—1975年高达70%。逃税是七十年代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恐怖主义组织


　　政变后，阿根廷公民开始遭受严刑拷打、残忍杀害、系统性“失踪”。“进程”早已计划好，刑室也准备就绪。施刑人员受过了业务培训，在政变后的几分钟里，便展开了工作。总司令魏地拉将军是七个孩子的父亲，据说还是个虔诚的教徒。军政府的其他成员是陆军总司令罗贝托·比奥拉[6]中将，代表海军的海军上将埃米利奥·马赛拉[7]，代表空军的奥兰多·阿戈斯蒂[8]准将。三军看起来和平共处。正如当时报纸所说，军政府似乎是由“认真对待自身公民身份的职业官僚”组成的。
　　之前的政变中，陆军都是主角，其它部队支持陆军，或是密谋造它的反。但是，这次的执政需要各方势力积极参与。马赛拉海军上将明确表示，海军的支持取决于地位上的平等，即海军要有政府三分之一的职务。国家划分成了治安区（按照军区划分），各治安区又划分为单元，负责各自辖区内的安全。这非但没有消除军队的派阀之争，反而加剧了它们。从一开始，司令们就相互敌视，拥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魏地拉当上总统后，陆军很快控制了战略要地和大多数的公职。人们认为三位军政府成员是“自由派”，但读者读完这段历史就会明白，这个词意味着支持军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此外，它还意味着对庇隆主义的强烈仇恨。
　　在镇压中最积极的是第三军司令卢西亚诺·梅南德斯[9]。梅内德斯是公认的法西斯分子。此人负责一大片地区，包括十个省、科尔多瓦市，以及科尔多瓦郊区臭名昭著的拉佩拉集中营。其他军头基本都是法西斯分子，包括第一军司令卡洛斯·苏亚雷斯·马松[10]将军、海军中将鲁本·查莫罗[11]（海军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后来学校改建为集中营）、内政部长阿尔瓦诺·阿尔金德古伊[12]将军、拉普拉塔警察局长拉蒙·坎普斯[13]上校（此人因积极参与镇压和谋杀臭名昭著）。
　　尽管阿根廷在历史上一直跟邻国纠纷不断，但智利情报部门（DINA）在1975年启动了一项支持阿根廷军政府的计划。按照“秃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六个拉美国家允许彼此的暗杀队在各自领土上自由行动。因此，军方在整片南美大陆上，都可以随意逮捕或谋杀任何试图逃离阿根廷魔掌的人。其它国家的军警提供了合作与支持。
　　军政府制定了缜密的镇压计划，建立了三百四十个拘留所和集中营。一些用来关押转移的被捕者，不少是样样俱全的审讯中心，能关几百人，有时关押数千人。人们关在里面受尽折磨，最终死去。如此庞大的组织需要详细的计划和人员培训。驻巴拿马的美国军队和驻阿根廷的法国军官负责培训[14]，之后三A团和警方接手了培训工作。七十年代初，阿根廷陆军约有八万人，海军约有两万人，空军则在一万五到两万人之间[15]。这些数字还没算上没有正式参加镇压活动的应征兵。另一方面，军队得到了各省市大量警力的支持，总人数可能达到了二十万。不属于军队的警察也接受军方指挥。除人员外，军队还有坦克（主要是法国生产的）和从美国和法国得到的各种武器，对于国内镇压已经绰绰有余了。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


　　从政变之夜到1978年6月世界杯前夕，镇压都是残酷无情的。决赛有国际观众，所以军政府要粉饰太平，减少街头的恐怖活动。此后绑架事件减少了，但谋杀仍未停止。等1979年之后才慢慢发生了变化。
　　军方的目标是消灭国内的颠覆活动，但在军政府统治下，“颠覆活动”的含义多多。显然，它包括反对军事统治的武装斗争和激进活动。广义上，它意味着任何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事物。但我们稍后看到，它的实际含义远不止此。

军政府对“恐怖分子”的定义


　　魏地拉将军把恐怖分子定义为“不仅拥有枪支或炸弹，而且鼓吹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不相容思想的人”[16]。政变发生前，魏地拉在蒙得维的亚的拉美军队会议上说：“为了保证国家安全，阿根廷必须要杀死很多人。”[17]1977年4月的新闻发布会上，罗贝托·比奥拉将军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任何企图改变或破坏人民道德准则与生活方式，目的是夺取权力或施行基于不同人类价值观的新生活方式的，隐蔽或公开、隐秘或暴力的行为”[18]。
　　这样的说法重复了许多次，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消灭国内的特定人物，而且要摧毁任何冒犯，或与将军们的想法相左的思想、书籍、组织。大学和工会就是这些异端思想的主要来源。
　　将军们坚定地认为，有颠覆思想的人根本不能算做人，无论如何都不是真正的阿根廷人。魏地拉总统说：“我想澄清一点：镇压不是针对阿根廷公民的，而是针对少数分子，他们不能算作是阿根廷人。”[19]克里斯蒂诺·尼古莱德斯[20]将军说：“在我看来，战斗和搞颠覆活动的都是无可救药的坏分子。”[21]然而右翼恐怖分子不在其中，因为在军方看来，他们代表左翼颠覆分子“疾病”的“抗体”[22]。在如此宽泛的定义和认知下，不难想象，军方眼里的唯一办法就是清洗。伊维里科·圣让[23]将军说：“首先，我们先杀光所有的颠覆分子；然后，我们杀死他们的合作者；接着，是他们的同情者；再接着……是那些政治冷淡者；最后，我们要杀死胆小鬼。”[24]

失踪者


　　向武装的游击队公开宣战，是一回事；而用思想俘获人民，是另一回事了。恐怖主义是精心选用的方法，而不是偶一为之。那些被绑架的人不经起诉，不会留有证据，也不会有任何审判宣布他们犯了什么罪，或者是否有罪。家人从未得知他们受到监禁的理由或关押的地点，连监狱也没有得到公开承认。他们的刑期各不相同，但是殊途同归，难逃一死。他们称为“失踪者”，但他们的消失并非自愿。因此，那个年代的幸存者提到绑架时，用了及物动词：“军方使他们失踪了。”这些人可不是自己失踪的。
　　这些失踪案不论是对于受害者，还是对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国家执行权力”的监禁。失踪和逮捕、审判、监禁的区别很大。在法治社会中，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的，当局判谁犯有颠覆或危害国家罪，会逮捕或监禁他。指控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审判可能是公开或秘密的、公正或不公正的，但逮捕和审判至少是公开承认的事实。被捕者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这件事。相反，“失踪”就相当于人间蒸发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家人和朋友找不到关押的地方，甚至没法知道他是关着，还是已经死了。雅各布·提莫曼[25]的书的标题，《没有名字的囚徒》（Prisoner without a Name）、《没有号码的牢房》（Cell without a Number）很好地表达了那种感觉。对于失踪者与认识他们的人来说，他们的身份被抹去了。对于失踪者的家人来说，这是永远无法得知真相的痛苦：没有尸体，没有证据，只有他最后一次活着出现在人们（不包括拷问者在内）眼中的记忆。
　　大多数失踪者从未重见天日。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来自他们逃出生天的狱友。犯人们只要能够交流，就会交换名字，打听来人是谁，还有没有逃出去的机会。

国家失踪者调查委员会


　　马岛战争惨败后不久，军政府倒台，民选政府任命了“国家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调查侵犯人权的罪行。委员会听取了集中营幸存者，以及目击军警搞绑架、谋杀、强奸、抢劫等暴行的证人证词。总共有八千九百六十起绑架、酷刑、强奸、谋杀，《永不再来》中都作了报告。幸存者们成为了1984年审判军政府成员的主要证人。
　　逃脱了死亡，未必能逃过社会偏见。他们重新露面后，熟人往往不敢接近或者不信任他们。人们怀疑，他们为了活命，做过很糟糕的事。这种怀疑非常普遍，乃至一些证人要到1984—1985年审判军队时，才敢说出自己的故事。有些人甚至向最亲密的友人隐瞒了这段故事。因此，他们失踪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肉体上，第二次是在个人经历与记忆上。

逮捕与受刑的典型经历


　　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凌晨时分，突然传来响声——砸门声，有时还有警笛声——吵醒了屋里人，然后几道手电筒的光束照过来，军队或警方的人命令住户开门。五六个人（一般不穿制服）进入屋内洗劫。一两个人把住户绑起来，在捆绑的时候，往往要拳脚相加。他们说谁犯了什么罪，再绑走几个人。如果住户不是目标，他们会说，找到人之后，再放走在场者。屋里人可能要一直待到失踪者出现为止，不管要等几个小时还是几天。不然，他们会至少带走一人，上另一个地方找人。有时，他们当场杀人，把尸体丢到沟里。
　　报纸往往把这些尸体说成是“英勇的军警在枪战中击毙的恐怖分子的尸体”。报纸上每天都有大量类似报道——还有所谓“战斗”和发现藏匿武器的精彩照片——但他们大都是从家里、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工作单位里遭到绑架的人。受害者要蒙住眼睛、戴上手铐，通常倒在汽车座椅下面（凶手喜欢开绿色的福特猎鹰）。到达牢房之前，暴徒一直用脚踢他们，一到地方就立即上刑。
　　酷刑包括电击生殖器、乳头、牙根、耳朵，按节奏击打臀部和后背，尤其是抓捕过程中打断骨头的地方。许多人埋在地下的“坑”里。他们赤身裸体埋下去，好几天只留个头在地上。人挖出来时，浑身都是昆虫咬的伤痕、蠕虫、感染的伤口和自己的排泄物。他们强迫犯人站立数小时，或者面朝墙壁吊起来，双臂张开扣住、两腿吊起来。在这些极为痛苦的姿势下，犯人会受到殴打或者反复电击。殴打总是伴着侮辱与威胁。犯人强忍着痛苦，赤身裸体，蒙住双眼，连日活在自己屎尿里，不断受到辱骂，逐渐失去了全部人格。
　　女性通常会遭到强奸，反复强奸变成残废。他们经常告诉囚犯：你的爱人也关进来了，或者你的配偶、孩子、家人死了。有时候，他们会把囚犯带去和快要死掉的，或者受尽折磨与强奸的爱人见面。许多人说，拷问者反复讯问自己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甚至听不懂问的是什么。他们成了恐怖分子，但他们并不是。他们也不知道审讯逼问的信息。
　　那些恐怖组织的成员也受到了同样的酷刑。他们很可能招供了，因为蒙特内罗（仅存的革命团体）在政变后的很短时间里就垮了。受刑的还有几千名年轻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在道义上支持蒙特内罗。这些年轻的成员从未进行过地下活动，也没有受过使用武器的训练。他们的罪过就是涂鸦、散发小册子、谈论禁止的话题。
　　失踪者还有另一类人，他们只是碍了军队和警察的眼，特别是给生活在工人区或城市贫民窟的穷人提供帮助，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就是第三世界神父们（一般都在天主教会的底层），以及追随神父的年轻人所犯下的罪过。这些青年相信，第三世界神父在贫民窟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基督徒的工作。
　　其他人的罪过则是他们的职业或好奇心。他们是记者、社会学家、教师、艺术家、律师。他们不必真的做过什么，或是说过什么“冒犯”的话。他们的罪过，可能仅仅是他们读书、与读书人交朋友，要么观看戏剧、参加有思想交流的活动。如果有想法和军方的想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想法就有问题。军事政变后，军队烧毁了所有的公共和私人图书馆。当然，那些说过什么的人（比如讨论让·皮亚杰或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以及做过实事的人（比如为穷人提供辩护），军方极有可能当他们有罪。

委员会报告中的数字


　　大约三万名死者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失踪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描述与确认的八千九百六十起案件中，81%的受害者年龄在十六岁至三十岁之间。这项调查的许多受访者都说“它杀死了一代人”，许多幸存者都相信，他们这一代是镇压的目标。男性比女性失踪的概率更大：委员会报告表明70%的失踪者是男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它的主要目标是年轻男性。
　　按照职业来划分（先把独居或跟父母同居的婴儿与小孩放在一边），30.2%的失踪者是蓝领工人（根据阿根廷的标准）、21%是学生，还有37.3%是白领工人、教授、教师、记者或艺术家。个体经营者占5.0%，家庭主妇占3.8%。应征士兵和治安部队成员为2.5%，宗教界人士为0.3%。这些数据表明，社会的诸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
　　估计有三万人死亡与失踪，这只是个粗略的猜测。这个数字基于官方委员会在调查中完全确定和无法完全确定的人数，法国《世界报》（Le Monde）和大赦国际等外部来源提供的信息，以及各个专门协会提出的详细数据。最后，调查恐怖时期的坟墓数量和集体坟墓也能得出一些信息。1976—1979年担任陆军总司令，后来担任总统的罗贝托·比奥拉将军在1981年承认说，有七千到一万人死亡或失踪[26]。

审讯室中的新生儿


　　女性在失踪者中占30%，而有3%的女性在绑架期间怀孕。怀孕妇女的命运一直是引人落泪的话题。她们都是在骇人听闻的环境中，活着生下孩子的。许多情况下，审问者会带走她们的孩子，交给军人和他们的朋友。电影《官方说法》（The Official Story）的故事里，一位养母发现孩子是军人丈夫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一个祖母的组织（即五月广场的祖母，稍后我们会在本章介绍）通过先进的DNA检测技术和有力的法律顾问，追查到了许多儿童。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阿根廷人权组织说服了政府，在大赦军政府成员时，不会赦免绑架婴儿的罪行。在1998年底和1999年，军政府成员受到绑架婴儿在内的指控。由于年龄原因，他们仅仅是软禁在家，但指控没有撤销。

对报复的恐惧


　　委员会表示，有非常多的家庭不愿在1984年出庭作证，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政府程序，担心受到报复。当时，人们发现了一些乱坟岗，把尸体都挖掘出来了。法医和医务人员进行了基因检测等调查。后十年里，这些调查进行得愈发频繁[27]。人们还逐渐发现了其它处置尸体的方法，尤其是下药后，把人和尸体一起从飞机上丢到大西洋里。
　　自1984年以来，更多信息公之于众，包括在墓地里埋尸体的细节。从1976年3月至1978年年中（此后杀戮逐渐减少），坟墓的数量急剧增加。飞行员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28]参加过把昏迷的乘客丢入海里的行动。1995年，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29]。老同事对他大加挞伐。1997年9月，一伙人抓走他，拿刀子划烂了他的脸，毁了他的容。
　　假如在九十年代后期回头看这些数字，那么估计出来的总数很可能更大。但是军方的支持者认为，委员会的方法是错误的，失踪人数甚至不到九千人。可正如一些人权组织的人告诉我们的那样，即使是一次失踪、一场酷刑、一次秘密谋杀，也已经不少了。当然，有多少人失踪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数字本身并不是给“进程”下论断的关键信息。

委员会的证词


　　《绝不再来》讲述的数千个案例中，以下证言非常典型：

　　1976年3月24日凌晨12时30分，我们在科尔多瓦省里维拉·因达尔特镇（Rivera Indarte）的家中。一伙穿制服拿步枪的人闯入我家，自称是军人，身后跟着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他们拿我们当射击的靶子，还抢走书、艺术品、酒瓶等等。穿制服的把东西都搬到了外面。他们没有对话，只用手势交流。他们在房子里翻箱倒柜两个小时。突袭前，周围的街道都停电了。他们绑架了我丈夫（曾是工会干部）、儿子大卫还有我。第二天，我放出来了。我儿子关在拉里维拉（La Ribela）集中营，没多久也出来了。我们的房子全毁了。人们发现了我丈夫的遗体，喉咙上有七处枪伤（档案编号3860：阿尔贝托·圣地亚哥·布尼齐昂〔Alberto Santiago Burnichon〕）[30]

　　1976年4月2日凌晨4点，几名穿便服的男人闯进我家。他们全副武装，自称是海军和联邦警察。带头的自称马约加（Mayorga）探长。他们带走了我六十五岁的父亲。第二天，我哥哥米盖尔向圣伊西德罗（San Isidro）法院要求人身保护令。同一天晚上九点，他们回到我家，罩住我母亲的头，把人带走了。他们带她到某个陌生的地方，连续五天施暴审讯。抓走我母亲后，武装人员还待在我家。4月23日，我哥哥米盖尔一进家门就遭到了绑架。在此期间（4月21日的4小时，还有22日起的36小时里），虽然我四肢瘫痪，但没有任何人帮助我。我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不能吃东西，不能得到照顾。他们一直在逼我给妹妹玛利亚·德尔·卡门打电话。电话掉在了地上，他们就拿来了我家的另一个电话。他们最后离开时，还开走了我的福特猎鹰。他们蒙住了母亲的眼睛，在离家两个街区的地方放了人。我父亲和哥哥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听说，我的妹妹玛利亚·德尔·卡门、她的丈夫豪尔赫·里扎索（Jorge Lizaso），还有她丈夫的兄弟米盖尔·弗朗西斯科·里扎索（Miguel Francisco Lizaso）都被绑架了，公寓也遭到洗劫。他们都在失踪者名单上。（档案编号3081：洛克·努涅斯〔Roque Nuñez〕）[31]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中，感觉有点不对劲：里面有人粗暴地朝内拉。我往前跌倒了。
　　我往后跳，想要逃跑，结果两腿各中一枪，走不动道。我还在挣扎，奋力抵抗了几分钟后，戴上了手铐。他们还套住我的头。同时，我拼尽全力大喊：有人绑架。我乞求邻居转告我的家人，试图阻止他们把我带走。
　　最后，我眼睛蒙上了，一点力气也没了。带头的对我说，他们已经抓住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都“失踪”了。
　　他们得把我拖出去，因为腿上的伤，我走不动道……（他们）把我扔到了车里，可能是一辆福特猎鹰，然后开走了。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把我拖下车……把我扔到桌上，手脚绑在四个桌角上。
　　接着，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此人自称“上校”。他告诉我，他们知道我没有参与恐怖活动或游击队，但还是要折磨我，因为我反对当局，“不懂在阿根廷没有任何反对国家改造进程的余地”。他又说：“你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穷人不会再有什么好心人来管了！”……几天来，他们电击了我的牙根、乳头、生殖器、腹部、耳朵……
　　然后，他们有节奏有规律地打我的后背、大腿背部、小腿、脚掌……两种酷刑换着来，一连搞了好多天。有时，他们两样同时做……在两次施刑之间，我的手挂在固定在牢房墙上的钩子上……
　　有一次，我面朝下坐在酷刑椅上，他们提起我的头，取下面罩，给我看了一块沾满鲜血的破布。他们问我能不能认出它，不等我答复——我没法回答，因为我的视力受到严重影响，根本看不清东西——他们说这是我妻子的裤子，一句话也没解释，借此折磨我……然后再蒙住我的眼睛，继续殴打……
　　一天，他们把我放在酷刑椅上，面朝下，和平时一样把我绑起来，不作声地从脚底剥下我的皮肤。虽然我蒙住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但我想他们是用剃须刀或手术刀做的。我能感受到，他们扒开了皮肤，似乎是拿钳子撕开伤口两侧的皮肤。我昏了过去……感觉我在死亡边缘徘徊。我没在受刑时——要么醒着，要么昏过去了——产生了已经死去的幻觉……我无法思考。我拼命想主意，说服自己还没有死，还没有疯掉。同时，我真希望他们能快点杀死我……
　　还有一样恐怖手段：他们随时会把我带到“手术室”。在那儿，他们把我绑起来，对我的睾丸用刑。我不知道他们是用手还是用机器做的。我从未经历如此的痛苦。那就像他们把我体内的所有东西，从喉咙和脑门往外拉。就好像我的喉咙、脑袋、胃、睾丸是一根尼龙绳连在一起的，他们把绳子拽紧，就搅碎了我体内的一切。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他们能把我里面的东西全部扯出来，掏空我。然后我昏过去了……（档案编号7397：诺尔贝托·里维斯基〔Norberto Liwsky〕博士）[32]

莫妮卡·米尼奥内的故事


　　1976年5月，政变后不久，穿便衣和军裤的五名武装人员闯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门家中，绑架了家里的二十四岁女儿莫妮卡·米尼奥内。父母当时还相信当局。士兵说问完话就放人，他们相信了。后来无数煎熬的日子里，他们到处搜寻，找了所有能找的人，追查了一切可能的线索。但他们再也没能见到莫妮卡。她的事情在阿根廷广为人知，成为了国际社会签名声援失踪案的契机。
　　她的父亲埃米利奥·米尼奥内[33]是律师、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忠诚的庇隆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日后成为了阿根廷失踪者亲属与人权组织的领导人。虽然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成了严厉的教会批评家。他指责主教们不仅背叛了人民，还与军队勾结，狼狈为奸。他后来发表文章，激烈控诉了教会领袖和各界精英。他说：“大多数阿根廷人感到混乱和不安，但消息灵通的社会人士——军官、高级官员、外交官，以及政治、社会、金融、商业、工会领袖，最后是新闻工作者和主教——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许多人还为军队的做法辩护，表示欢迎，甚至还提供了合作。”[34]
　　他推测，莫妮卡的“罪过”不过是在贫困地区和几个神父与六位年轻人（他们也在同一时间失踪）当家庭志愿护工。她是专业的教育心理学者，为当地的医院和大学工作。
　　每周，她都会与神父和别的学生一起去贫民区，改善穷人的境况。她从来没有时间或机会参与军事行动。夫妻俩经常跟她一起去贫民区帮忙。也许她太热心了，而军方并不喜欢这样。他们说：“你只是在物质上帮助穷人。这是唯物主义的。你应该在精神上帮助他们。”他们说，那是对福音的唯物主义解释。
　　自从五月那个不祥的早晨以来，我们拼命向各种当局上诉，找莫妮卡的线索。她的朋友在同一天失去自由，这些家庭也是如此。我不知道那五个带走莫妮卡的人的名字。我现在才知道，他们把她带去了海军工程学校（海军设立的集中营）。他们自称是陆军，但其实是海军。他们说只带她离开一小会儿，却永远把她带走了。[35]

反对派神父的故事


　　虽然有少数天主教神父在1968—1974年间活跃于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但当时的暗杀与镇压使他们保持了沉默），教会当局并没有对颠覆分子表现出任何同情，即便是对莫妮卡·米尼奥内那样，只想要改善贫民窟的医疗保障和福利的人也是如此。政变前，巴拉纳省的大主教阿道夫·托托洛[36]为军政府成员赐福。图库曼省的随军神父比克托里奥·博纳明[37]在军政府实施镇压前，就提到要进行肮脏战争。他说，这是“上帝必定关心的战争，我们定会得到神助”[38]。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生活在恐惧下的教徒恳请教会帮忙寻找失踪的亲人，可教会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发表公开声明提供慰藉。
　　在教会中，不服从纪律的人没有好下场。1976年7月4日，在贝尔格拉诺富裕的圣帕特里西奥教区，三名帕罗廷修会（Pallotine）神父和两名修士遇害。有人用他们的血写下了“毒害我们青年的纯洁思想的下场”和“婊子养的神父”。其中一名修士遭到强奸。他们每周都会提供令中产阶级教民（包括军人、法官、商人）不快的消息，要求他们为穷人考虑，因此遇害。人们起初认为这起谋杀是准军事团体干的，但1984年委员会的调查证词表明，这起谋杀是海军集中营的负责人鲁本·查莫罗中将授意的。他们在杀死神父们的同时[39]，还杀了三位法国修女（她们与五月广场的母亲组织最初的领导人绑架案有关，见下文讨论）以及与马赛拉海军上将有过节的阿根廷外交官艾蕾娜·霍尔姆贝格[40]。
　　教会中还有一起谋杀案，受害者是拉里奥哈的恩里奎·安赫雷希[41]主教，他曾奋力改善省内贫苦农民的生活。富有地主责难他，他的同事也受到无故的骚扰和监禁。政变前不久，主教在空军基地前发起群众示威，抗议军队管制。军方极为不满，波纳明主教只得公开道歉。1976年7月，军方谋杀了两名教区神父。8月，安赫雷希与助手在从空军基地开车回拉里奥哈的途中，遭到蓄意谋杀。有人把他们的车逼出大路，导致主教死亡。事故发生后，他整理的早期失踪者谋杀案的相关文件都消失了。直到1984年，证人才敢向委员会作证。

铅笔之夜


　　1976年9月16日拉普拉塔的夜晚，人称“铅笔之夜”。当时，军人强制把十个孩子（十四到十八岁之间）从家中带走，因为他们参加过一个活动，专为学生提供车费补贴。根据《永不再来》的证词，“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决定惩治所有参加校外活动的学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教室里搞颠覆活动’。”[42]这些学生中有六名受尽折磨后遇害[43]。其中一位，巴勃罗·迪亚斯（Pablo Diaz）在监狱待了四年才重见天日。他是调查委员会的主要证人。

雅各布·提莫曼的故事


　　1977年4月，《观点报》的编辑雅各布·提莫曼在家中遭到绑架。拉蒙·坎普斯将军亲自审问了他，对他上了刑。军队绑架他的理由是，提莫曼和疑似为蒙特内罗周转资金（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日后证实了这一点）的阿根廷银行家大卫·格莱维尔[44]有联系[45]。格莱维尔就在自己手上最大的两家金融控股公司倒闭前不久，在1976年死于空难。格莱维尔持有提莫曼报纸的45%股份[46]。就在提莫曼绑架案前不久，《观点报》印刷厂负责人兼知名记者埃德加尔多·萨洪（Edgardo Sajón）也遭到了绑架。《拉丁美洲政治报告》猜测，军方也怀疑萨洪与格莱维尔有联系，绑架后杀了他[47]。
　　提莫曼和格莱维尔都是犹太人，而坎普斯将军则是公认的反犹分子。坎普斯认为，提莫曼代表国际犹太势力的阴谋。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DAIA）公布了这起事件，提莫曼在国际上出了名。吉米·卡特亲自干预了此事。提莫曼遭到绑架一年后，关在家里软禁。一年半后，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把他驱逐出境。毫无疑问，他的审讯者和施刑者都是反犹分子，但他之所以遭到绑架，究竟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还是因为他与格莱维尔的关系，或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不该发表的消息，至今尚未查清：这比一名普通的报纸编辑遭遇绑架的故事还要重要。对此，阿根廷新闻秘书处公开表示，逮捕提莫曼不是侵犯言论自由，也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无关，仅仅是因为他和格莱维尔之间的关系[48]。
　　到了1977年，许多出版商、编辑、记者都遭受了酷刑。但报纸编辑们对提莫曼被捕的消息做出了不同的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詹姆斯·尼尔森（James Neilson）是为数不多的强烈要求释放提莫曼的编辑[49]，但他后来写道：“提莫曼……帮助阿根廷成为了一个成千上万的人会‘失踪’，主流报纸的所有者锒铛入狱、遭受酷刑的社会。他难道不是‘强硬派’眼中‘进程’的最佳宣传者吗……说白了，这就是他下狱之后扮演的角色。”[50]当然，官方除了指控提莫曼与大卫·格莱维尔有联系，还指控他同情游击队。但这也许是出于他对政变前的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强烈反感。
　　提莫曼本人在《没有名字的囚徒，没有号码的牢房》里辩称，他和自家报纸是温和的，反对军队和游击队的极端主义，也是“唯一一家关心失踪者的报纸”[51]。他认为，军中的极端派绑架了自己。他指出，权力的分配产生了广大的利益集团，领袖们可能认识到绑架雅各布·提莫曼这一行为的愚蠢，但其它派别——各种极端分子、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或者单纯看不惯《观点报》的派别——不听上级指示采取了行动。他一度失去自由，却仍在书中为魏地拉和比奥拉辩护，指责少数派和极端分子的过激行为。他认为，这些极端分子比起反共分子，更像是反犹主义者。他说这些人其实是新纳粹分子。他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声称作案者只是军中的一派，而将军们的确为了释放他忙里忙外，但他出狱后，还得软禁在家，最后流亡海外。这和阿根廷的其它事情一样，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的。

人权活动出现


　　政变发生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个人权组织：阿根廷人权联盟（Liga Argentina por los Derochos del Hombre），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政变后，它的领导人下狱受刑。但政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阿根廷比以往何时都强烈要求保护人权。到了1977年，被监禁与失踪孩子的父母开始秘密会面，制定和平抗议的计划。在这些会面中诞生了许多组织，例如五月广场的母亲（Madres）和因政见被捕者与失踪者亲属会[52]。
　　母亲们在总统府对面的五月广场聚会。1977年初，她们从一群担惊受怕又顽强的妇女小会成为了反对军事独裁的强大力量。每周四，妇女们在广场碰面，绕着广场游行，手持写有失踪亲人名字的标语。她们拿白色尿布当作围巾，绣上失踪亲属的名字。组织的第一位领导人阿苏塞纳·比拉弗洛尔·德·德·文琴蒂[53]于1977年12月失踪。当时，她和一位法国修女在家中遭到绑架。此前，还有九位组织中的妇女遭到绑架（最终，共有十四名妇女失踪）。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多·阿斯蒂斯[54]当内鬼出卖了她们。一群男人从母亲聚会的教堂，把人强行带走了[55]。
　　尤其是在1978年世界杯期间，母亲们每周四在五月广场游行，吸引了许多外国记者。虽然足球比赛分散了本地人的注意，外国观众却得知了大量有关失踪的消息，看到了电视中戴着白色尿布的女性的画面。此后，整个军政府时期内骚扰不断——例如官方不时粗暴地把她们从广场上赶走、逮捕了六十八名游行者（1981年）以及人身威胁——但这些母亲在国外电视上太出名了，军政府不能让她们“失踪”。她们名气很大，不用主动筹款也能获得资金，足以维持长期活动的场所，用来制定策略和接待访客。组织的新领导人是艾薇·帕斯托尔·德·波纳菲尼[56]。她的三个孩子都失踪了。1980年，失踪人数减少，军政府提出国内和解时，母亲们分裂为了两派。一派仍由德·波纳菲尼领导，另一派则称为创始者阵线[57]。后者表示，她们已经接受了孩子已死的事实。但德·波纳菲尼那一派坚决反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接受这种说法。她们的立场是：政府夺走了她们的孩子，但又不敢承认罪行。
　　如上所述，“祖母”成立于1977年。这个组织还有别的使命：找到在监狱中生下，由军人家庭或朋友收养的孙辈。对她们的采访中，一位受访者谈到她们的女儿遇害之前，生孩子时的非人状况：“因此，我们为子孙寻求真相和正义。我们永远不会说他们死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国家应该告诉我们，他们在哪里，谁说他们有罪，又发生了什么。国家有义务告诉我们答案。”
　　祖母们讲述了她们是如何到各地的产房，寻找怀孕的女儿的：“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我们没有经历过孩子的失踪。我们算出生日期差不多了，就上医院去，但仍然一无所获。最后，我们去找法官。我们就在这些地方相识了，大家一起找人。”
　　最初，她们找到了一百八十名在监狱出生的婴儿。到了1990年，这个组织已经找到了二百十五名失踪的孩子。她们需要方法证明孩子是她们的孙子，便获得了欧洲和美国的基因鉴定专家的帮助。通过基因鉴定，她们在十九年里找回了五十七个孩子。虽然基因技术在近几年得到了发展，这项工作还是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她们现在寻找的是成年人。她们会区分收养孩子的好心人，与非常清楚孩子是在监狱出生的“抢孩子”的人。而找回的孩子都得知了自己的身世。由于她们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时间的流逝以及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了懂事的成年人，“失踪者的孩子们”成立了新的组织，称为“孩子”。
　　第八章里，维斯特坎普夫妇在接受采访时，说明了亲属组织的由来。这个组织仍在积极活动着，帮助失踪者的亲属、为失踪者的孩子（“孩子”组织）提供聚会场所，同时整理西班牙、意大利等非阿根廷公民的失踪者的详细档案。这些档案转交给欧洲各国政府，希望能够借此控告军政府成员，查出行凶者。1997年，当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有人闯入亲属组织的办公室，盗走了一些档案。这些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它们提醒着每个人，就算政变过去了二十多年，参与镇压的人仍有许多逍遥法外、习性难改。
　　除了这些亲属组织以外，大量团体都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完善公民权利的立法。这些组织机构包括常设人权集会和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它们提供调查服务、维护有关七十年代独裁统治的大量剪报和图书馆、为受侵犯的人权提供法律援助、为了人权问题游说。

经济管控


　　军政府并不打算独力重振阿根廷经济。它任命何塞·马丁内斯·德·奥斯为经济部长；此人是阿根廷最富有的地主与工业巨头家族的继承人，作为经济学家小有名气。他的政策当时叫做“货币主义”，许多受访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这些政策是消除各国的一切贸易壁垒的国际运动的先声。然而马丁内斯·德·奥斯并没有始终如一地采用自由市场政策。为了避免严重失业或同等严重的通货膨胀，他有时不得不倚向国家干预。
　　虽时有偏差，他的政策方向仍是削减实际工资，把全国的实际工资降低到比前五年的平均水平低40%的程度。正如威廉·史密斯所说，这意味着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的大量收入转移，以及减少大众消费品的需求。史密斯说：“这些目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人阶级、工会、政党的‘结构上必要的’高度镇压。”[58]与吉列尔莫·奥唐奈一样，史密斯认为1976年和十年前一样，军方的目的一直都是重建经济，但不再需要特定的现代化过程作为基础。
　　史密斯看出，重建过程必然受到底层阶级的反抗，这些阶级被排除在权力之外，“首当其冲承受了（旨在控制通货膨胀并增加收入与储蓄的）政策的恶果”。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消灭这些阶级及其抵抗并不是军政府的首要任务。此外，资本也可能反对这些制度。因为这一过程包含由国家领导的资本“自上而下的重组”：“国家作为政治斗争和阶级冲突的主体、客体、决定性因素的性质，使国家必然在自身主导的任何重建计划中，发挥核心作用。”[59]抵抗可能来自别处，史密斯说：“国家机器内部及资本各派系的斗争，不逊于国家面对的‘来自下面的威胁’。”[60]
　　最后，军方与文职技术精英也不愿回到真正的私营经济或民选政府，因为他们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中，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因此，即使在军队官僚内部，军政府的新政策也不应解释为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的集体决策。的确，当我们研究新自由主义部长们干预下的经济发展时，发现经济无法得到长期改善。失败可能是由于政策内在的特点，也可能是由于各阶层的不断抵抗。
　　马丁内斯·德·奥斯取消了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出口税，使出口农产品的资产阶级获益。他大幅降低了进口关税，减少了对国内产业和在阿根廷本土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的保护。此外，他改革了金融部门、放开了外汇市场、提高了国有产业的价格，以便提高效益，刺激国有企业对利润的追求。由于政策涉及的许多企业效益低下，军方又控制着许多产业，私有化受阻。最后，他削减了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共开支，大幅削减了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投入。
　　其实马丁内斯·德·奥斯推行的政策快把阿根廷搞破产了。第一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扶持下，阿根廷的外贸平衡稍有改善，但通货膨胀仍在继续，实际工资的降低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第二年进行了重大的“金融改革”，刺激了通货膨胀，抑制了产业投资。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到了1978年初，官方抛弃了正统的货币主义政策和“老”芝加哥学派的教条。为了压低通货膨胀，出台了新的政策，包括限制新的外资流入。这些政策都失败了，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减少了收入转移，这是有利于农业出口资产阶级大庄园的。
　　最终在1978年12月，马丁内斯·德·奥斯尝试了另一项对工业不利的反通胀政策，人称为“甜头”（sweet money），因为进口货物的价格可能会远低于当地产品的价格。因此，阿根廷上层阶级只要带一点阿根廷比索去迈阿密度假，就能带着不用交税的电子产品回国。进口总额增加，国内企业失去竞争能力。到了1980年，国有企业和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外国公司都陷入了困境，破产了不少。1980年4月至1981年3月之间，有七十二家金融机构倒闭。一家主要工业集团和阿根廷最大的农业出口商破产，留下大约十亿美元的债务。近15%的城市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阿根廷的经济危机比起军事政变前更加凶险。
　　按照三军在1976年政变之前达成的协议，魏地拉将军和马塞拉海军上将于1981年下台。罗贝托·比奥拉将军继任了魏地拉的职务，阿曼多·兰布鲁基尼[61]海军少将继任了马赛拉的职务。比奥拉立即解雇了马丁内斯·德·奥斯，任命了以洛伦佐·西戈[62]为首的新的经济团队。比索贬值，关税进一步降低。但经济危机还要一直持续到1981年。
　　1981年12月，莱奥波尔多·福尔图纳托·加尔铁里将军把比奥拉赶下台。加尔铁里代表的是天主教民族主义者，这一派比“自由派”更为专制强硬。他的经济“最高部长”罗贝托·阿莱曼[63]也和马丁内斯与西戈一样，无力回天。1981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1.4%，工业产值下降了23%，而实际工资降低了20%。同时，阿莱曼提倡“里根经济政策”，包括废除保护本土产业或工人的各类措施，以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64]。此后，将军们和三军的内斗，以及军中各派的内斗演变成了公开冲突。

马岛冒险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入侵了受英国保护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又称福克兰群岛）。加尔铁里的这次军事冒险，不仅是转移人们对于经济危机的注意、国际上对于失踪问题的谴责、军队内部矛盾的冒险之举，它还把阿根廷推到了濒临破产、无力支付外债的边缘。与他的期望相反，美国支持了英国，英国也带来了欧洲共同体的制裁。威廉·史密斯说：“即使阿根廷能够避免战败，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经济决策中。大多数人厌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军方各势力也不买它的账。”[65]
　　加尔铁里和他的部长们下台，其他将军无法对继任者达成一致。海军和空军退出军政府。1982年7月，军队的“自由派”任命了雷纳尔多·比尼奥内[66]将军担任总统。然而，军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加尔铁里在谈判中让步，接受了1983年10月的民主选举。



[1] 联邦党（Partido Federal），阿根廷中右翼政党，1973年12月8日成立，企图继承1966—1972年期间的阿根廷军政府的政治遗产。1974—1976年积极反对伊莎贝尔·庇隆政权的政策，但未参加1976年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86年支持阿方辛的社会政策。2005年以后逐渐倒向庇隆主义。——中译者注

[2] 《生产是自由》，《国家报》（La Nacion），1976年3月22日。——原注
　　“真正的苏联”指全面压迫社会的政府。

[3] 丹尼尔·约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1959年6月30日—— ），美国犹太裔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中译者注

[4] 戈德哈根（Goldhagen），《希特勒的自愿行凶者》（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原注

[5] 约翰·格兰迪（John Grundy），《阿根廷，不要为了大银行哭泣》，见《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加拿大多伦多），1987年3月7日。——原注

[6] 罗贝托·爱德华多·比奥拉·普雷韦迪尼（Roberto Eduardo Viola Prevedini，1924年10月13日——1994年9月30日），1942年入伍。1973—1975年任陆军参谋长。1975年5—8月任第二军团司令。1975—1978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76年参与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8—1979年任陆军总司令。1981年3—11月任临时总统，在任期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人运动高涨，11月被迫辞职。1982年马岛战争战败后，参与了推翻加尔铁里的政变。1983年被捕。1985年判处17年徒刑。1990年特赦出狱。1994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7] 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1925年10月19日——2010年11月8日），1942年入伍。1973—1978年任海军司令。1974年晋升为海军上将。1976年参与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8年退役。1985年被捕，判处终身监禁。1990年特赦出狱。1998年再次被捕。2002年因脑血管瘤破裂导致痴呆症，丧失行为能力，免于入狱。2010年去世。——中译者注

[8] 奥兰多·拉蒙·阿戈斯蒂（Orlando Ramón Agosti，1924年8月22日——1997年10月6日），1944年入伍。1951年参与了推翻庇隆政权的政变，政变失败后，流亡乌拉圭。1955年回国。1975—1979年任空军司令，假装拥护庇隆主义，但私下反对庇隆，主张与美国合作，1976年参与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但未积极参与军政府的镇压活动。1979年退役。1983年判处四年半，后减为三年零九个月。1989年获释。1997年去世。——中译者注

[9] 卢西亚诺·本哈明·梅南德斯（Luciano Benjamín Menéndez，1927年6月19日——2018年2月27日），早年入伍。1975年9月19—20日任科尔多瓦省总督。1976年政变后持强硬立场，主张实行军政府永久独裁。1979年企图推翻魏地拉政权，政变失败后监禁三个月。2009年、2010年、2014年、2016年四次判处终身监禁。2018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0] 卡洛斯·吉列尔莫·苏亚雷斯·马松（Carlos Guillermo Suárez Mason，1924年1月2日——2005年6月21日），1944年入伍。1951年发动政变，企图推翻庇隆，政变失败后流亡乌拉圭。1955年回国。此后曾担任驻厄瓜多尔武官。1975—1979年任第一军团司令，积极参与“肮脏战争”。1979年主持阿根廷青年足球俱乐部，参与了将迭戈·马拉多纳运作到博卡青年、马德里竞技、巴塞罗那等足球俱乐部的转会。1979—1982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82—1983年任财政部长。1983年民主化后流亡美国。90年代中期被引渡回国，但因年龄问题软禁家中，但在1998年因私自在阿根廷青年人足球俱乐部的体育场举办八十大寿而被逮捕。2003年判处三年半监禁，2005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1] 鲁本·哈辛托·查莫罗（Rubén Jacinto Chamorro，1926年6月7日——1986年6月2日），阿根廷海军上将，绰号“海豚”（Delfin），1975—1979年任海军工程学院院长，在学院内设立秘密监狱，大肆镇压反对派。1979—1981年任驻南非大使馆海军武官。1984年被捕。1986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2] 阿尔瓦诺·爱德华多·阿尔金德古伊（Albano Eduardo Harguindeguy，1927年2月11日——2012年10月29日），1945年入伍。1972—1974年任第一装甲旅旅长。1974—1975年任第一军团总参谋长。1975—1976年任警队司令，1976年参与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76—1981年任内政部长，残酷镇压反对派。1983年被捕。1990年特赦。2004年软禁在家，2006年撤销特赦令。2012年死于家中。——中译者注

[13] 拉蒙·胡安·阿尔维托·坎普斯（Ramón Juan Alberto Camps，1927年1月25日——1994年8月22日），阿根廷陆军准将。1976—1977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1977—1979年任阿根廷警察首长，设立了多个秘密监狱，大肆使用酷刑，发起反犹运动，对希特勒抱有好感。1984年被捕，1986年判处25年监禁，1990年特赦出狱。1994年病死。——中译者注

[14] 见郎古特（Langguth），《隐藏的恐怖》（Hidden Terrors），第124—142页；阿吉（Agee），《公司里：中情局日记》（Inside the Company: CIA Diary），第632页；杜瓦尔（Duvall）和斯托尔（Stohl），《恐怖统治》（Governance by Terror），第246页。——原注

[15] 数据出自各种渠道，包括采访，但没有“官方”给出的数字。——原注

[16] 《军号》（Clarin），1977年12月13日，同样见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24页。这是军政府成员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演讲的合集。——原注

[17] 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192—193页。——原注

[18] 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75页。我在书里用了霍奇斯（Hodges）的译本。——原注

[19] 《新闻报》（La Prensa），1977年12月18日，同样见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22页。——原注

[20] 克里斯蒂诺·尼古莱德斯（Cristino Nicolaides，1925年1月2日——2011年1月22日），1970—1975年任战勤学校（Escuela de Servicio de Combate）主任。1975—1979年任第七旅旅长。1980—1981年任第三集团军司令。1981—1982年任第一集团军司令。1982年接替在马岛战争中战败的加尔铁里出任陆军总司令。1983年把军政府权力移交给阿方辛政府。2007年判处25年徒刑。2011年去世。——中译者注

[21] 《道理报》（La Razon），1976年6月12日，同样见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22页。——原注

[22] 比如海军少将塞萨尔·古泽蒂（Cesar A. Guzzetti）也表达了这种看法，《观点报》（La Opinion），1976年10月3日，同样见福隆塔里尼（Frontalini）和卡亚蒂（Caiati），《肮脏战争的神话》（El mito de la guerra sucia），第21页。——原注

[23] 伊维里科·曼努埃尔·圣让（Ibérico Manuel Saint-Jean，1922年9月17日——2012年10月5日），1943年入伍，曾任驻巴西大使馆武官，1973年退役。1976年参加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 1976—1981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总督，设立了多个秘密监狱，大肆镇压反对派。2012年被捕，同年死于家中。——中译者注

[24] 《卫士》（Guardian），1977年5月6日，引用在了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250页。——原注

[25] 雅各布·提默曼（Jacobo Timerman，1923年1月6日——1999年11月11日），阿根廷记者。出身于乌克兰犹太人家庭，1928年流亡阿根廷。1962年主办新闻杂志，为推翻伊利亚政权摇唇鼓舌。1977年遭到军政府绑架，在狱中遭受酷刑，1980年获释后，流亡以色列和美国。1984年回国。1999年逝世。——中译者注

[26] 大赦国际，《政府的政治谋杀》（Political Killings by Governments），1983年年报。——原注

[27] 电影《阿韦亚内达》（Avellaneda）以半纪实的形式，讲述了这些人类学家的工作。——原注

[28] 阿道佛·弗兰西斯科·希林戈（Adolfo Francisco Scilingo，1946年7月28日—— ），阿根廷海军军官。1995年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了自己在军政府时期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2005年，西班牙政府逮捕此人，判处640年徒刑，2007年改判1084年徒刑。——中译者注

[29] 正如奥拉西奥·维比茨基（Horacio Verbitsky）所说，阿道佛·弗兰西斯科·希林戈（Adolfo Francisco Scilingo）在《飞行》（El Vuelo）中描述了此事。——原注

[30] 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永不再来》（Nunca Mas）英文版，第12页。——原注

[31] 同上，第16页。——原注

[32] 同上，第21—26页。——原注

[33] 埃米利奥·费尔明·米尼奥内（Emilio Fermín Mignone，1922年7月23日——1998年12月21日），阿根廷作家、教育家、法学家。早年加入天主教行动。1948—1952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教育局长。1955年流亡美国。1966—1970年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加入了正义党。1973年起在大学任教。1976年政变后辞职。1981年被捕，在国际压力下获释。此后继续参与人权运动。1998年逝世。——中译者注

[34] 米尼奥内（Mignone），《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第2页。——原注

[35] 个人访谈，1997年1月18日，MPM。——原注

[36] 阿道夫·塞尔万多·托托洛（Adolfo Servando Tortolo，1911年7月9日——1986年4月1日），1934年成为神父。1962—1983年任巴拉纳大主教。1975—1982年任阿根廷军队神父，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支持军政府独裁统治，与魏地拉建立了良好关系。1982年因病辞职。1986年去世。——中译者注

[37] 比克托里奥·曼努埃尔·波纳明（Victorio Manuel Bonamín，1909年10月19日——1991年11月11日），1935年成为神父。1960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副主教。1960—1982年任阿根廷军队神父，两次担任阿根廷圣公会主席。属于极端保守派，为镇压游击队辩护，支持军方动用酷刑。1991年去世。——中译者注

[38] 不同主流报纸都有报道，同样见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185页。——原注

[39] 米利亚姆·列文·德·加西亚（Miriam Lewin de Garcia）的证词，见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永不再来》（Nunca Mas），第2365号档案。——原注

[40] 艾蕾娜·安赫丽卡·多萝蕾丝·霍尔姆贝格·拉努塞（Elena Angélica Dolores Holmberg Lanusse，1931年5月24日——1978年？），阿根廷外交官，曾任驻法国大使馆随员。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在法国发表反对意见。1978年召回国，12月20日准备与法国记者会面时，遭到“3.3工作组”（El Grupo de Tareas 3.3 ，GT 3.3）绑架，旋即失踪。1979年1月11日发现尸体。大多数人认为埃米利奥·马塞拉将军下令杀害了她。——中译者注

[41] 恩里克·安赫尔·安赫雷希（Enrique Ángel Angelelli，1923年7月18日——1976年8月4日），1947年成为神父。1961—1968年任科尔多瓦副主教。1968—1976年任拉里奥哈大主教，积极支持工人运动。1976年3月24日军政府上台后，入狱了一段时间。8月4日在科尔多瓦被军政府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42] 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永不再来》（Nunca Mas）英文版，第319—319页。——原注

[43] 这些事件在赛奥内（Seoane）和鲁伊斯·努涅斯（Ruiz Nunez）的著作《铅笔之夜》（La noche de los Iapices）和1986年埃克托·奥利维拉（Hector Olivera）拍的电影，英文名也叫《铅笔之夜》（The Night of the Pencils）中有描述。赛奥内和鲁伊斯·努涅斯漏了一起案件，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CONADEP）的报告收录了这起案件：维克多·特莱韦诺（Victor Trevino），档案编号4018.——原注

[44] 大卫·格莱维尔·基特纳赫特（David Graiver Gitnacht，1941年1月？日——1976年8月6日），阿根廷银行家，曾于1971—1973年任社会福利部副部长，与蒙特内罗关系密切。1976年8月6日在墨西哥因飞机失事身亡。——中译者注

[45] 豪尔赫·阿西斯（Jorge Asis）的专访，《自由杂志》（Revista libre），1984年3月13日，第1—4页，又见霍奇斯（Hodges），《阿根廷的“肮脏战争”》（Argentina's "Dirty War"），第91页。——原注

[46]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258—259页。更多详情见格拉维尔（Graiver）事件，《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77年7月29日，第15页。——原注

[47] 《拉丁美洲政治报告》（Latin America Political Report），1977年4月22日。——原注

[48]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见1977年4月，第144—145页。——原注

[49]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285页。——原注

[50] 尼尔森（Neilson），《雅各布·提莫曼的教训》（The Education of Jacobo Timerman）。——原注

[51] 提莫曼（Timerman），《没有名字的囚徒，没有号码的牢房》（Prisoner without a Name, Cell without a Number），第42页。——原注

[52] 因政见被捕者与失踪者亲属会（Familiares de Desaparecidos y Detenidos por Razones Politicos），即亲属组织（Familiares）——中译者注

[53] 阿苏塞纳·比拉弗洛尔·德·德·文琴蒂（Azucena Villaflor de De Vincenti，1924年4月7日——1977年12月？日），阿根廷社会活动家。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丈夫是工会会员。1976年11月30日，她的一个儿子被军政府绑架，遍寻无果。1977年发起成立失踪亲属组织“五月广场的母亲”（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多次举行游行示威，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晚被海军工程学院特务绑架，遭受酷刑后遇害。——中译者注

[54] 阿尔弗雷多·伊格纳西奥·阿斯蒂斯（Alfredo Ignacio Astiz，1951年11月8日—— ），1970年入伍。1976年政变后在海军工程学校任职，曾打入多个反对派组织进行破坏活动，亲手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反对派。1982年参加了马岛战争，在战斗中被英军俘虏，后被遣返回国。1998年被开除出海军。2003年被捕。2014、2017年两次判处终身监禁。——中译者注

[55] 关于这些事件与母亲们的组织，见五月广场母亲协会（Asociacion 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五月广场母亲的历史》（Historia de la 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贝奈特（Bennett）和辛普森（Simpson），《失踪者与五月广场的母亲》（The Disappeared and 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布瓦德（Bouvard），《革命母性：五月广场的母亲》（Revolutionizing Motherhood: 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原注

[56] 艾薇·帕斯托尔·德·波纳菲尼（Hebe Pastor de Bonafini，1928年12月4日—— ），早年育有三个儿女。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两个儿子均在被绑架后失踪。1979年担任“五月广场的母亲”协会主席，积极营救军政府绑架的人员。1991年因在电视节目中辱骂时任总统梅内姆，受到“侮辱罪”的起诉，判处罚款4500比索。1996年在反对《高等教育法》改革游行中遭警察殴打。2000年公开声援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2001年公开支持“9·11”恐怖袭击。2008年反对农业罢工。后来经常因“煽动暴乱”和“扰乱公共秩序”被起诉。——中译者注

[57] “五月广场的母亲”创始者阵线（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 Línea Fundadora），阿根廷非政府组织，旨在营救被绑架者，反对阿方辛政府的政策，1986年成立。——中译者注

[58]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235页。——原注

[59] 同上，第5页。——原注

[60] 同上。无标页。——原注

[61] 阿曼多·兰布鲁基尼（Armando Lambruschini，1924年6月15日——2004年8月15日），1942年入伍。1975—1978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978—1981年任海军司令。1985年被捕，判处8年徒刑。1990年特赦出狱。1997年起软禁在家。2004年死于家中。——中译者注

[62] 洛伦佐·胡安·西戈（Lorenzo Juan Sigaut，1933年6月6日—— ），阿根廷经济学家。1981年4—12月任经济部长，期间货币大幅贬值，经济严重衰退。加尔铁里上台后被解职。——中译者注

[63] 罗贝托·特奥多罗·阿莱曼（Roberto Teodoro Alemann，1922年12月22日——2020年3月27日），阿根廷作家、律师与新闻工作者。1961—1962年、1981—1982年任经济部长。1962—1964年任驻美国大使。1982年马岛战争战败后辞职。2020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64]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专制主义与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危机》（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第244—245页。——原注

[65] 同上，第246页。——原注

[66] 雷纳尔多·贝尼托·安东尼奥·比尼奥内（Reynaldo Benito Antonio Bignone，1928年1月21日——2018年3月7日），1950年入伍。1975年任阿根廷陆军参谋长。1975—1976年任国家军事学院院长， 1976年参加了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变。1981年退役。1982—1983年任临时总统，为军政府最后一任首脑。1983年宣布大赦，恢复选举制度，当年下台。1989年被捕，1990年特赦出狱。1999年再次被捕，后续多年反复判刑，2018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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