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十章 革命者与动摇者
那是政治思想发酵的年代。当时的年轻人自觉有义务投身救国事业。对于投身事业的人（也对并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那是相当危险的时代。本章介绍了当时的年轻革命者，讲述了他们为信念付出的代价。
这些并不是英雄故事。大多数的英雄都没有活下来。而且大多数平凡的幸存者都开始怀疑，年轻时献身的事业是否是崇高的。正如我们的受访者所说：“讲述我们的故事，说出真相。我们不是无辜的，我们确实犯了错。但我们是在和真正邪恶的敌人抗争。”大多数幸存者都不愿相信领导人是内奸，但也不再相信领袖告诉他们的一切。在这些事件的很久之后，一件谎言尤其令人反感：幸存的领导人过分低估了军方杀死的蒙特内罗人数。这个谎言让幸存的领导人逃避了责任，因为他们自己转入地下、逃亡欧洲，却把成千上万的年轻生命置于危险之下。如果死去的同伴这样轻易抹去了，那么他们的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克里斯蒂娜
六十年代末，我十八岁左右，开始理解世界的政治局势。“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是对当时军事独裁的反抗，它是独裁者与劳动人民、工人、学生，也就是科尔多瓦省所有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当时，我们年轻女性开始对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那年头，男女生分校上学，我们受的教育很传统。“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在政治上唤醒了整整一代人。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切·格瓦拉的故事和他的斗争，给阿根廷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瓦拉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想要当芭蕾舞者，我也在戏剧学院学习戏剧，但高中毕业之后，我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
我来自庇隆派家庭，当年的庇隆主义抵抗运动很强大。在庇隆主义的旗帜后面，是群众运动。他们要求庇隆回来，希望阿根廷军事独裁在1973年的选举中失败。我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工作。我们参与了许多工作：卫生、扫盲、房屋维护。这一切都带有政治目的：把贫民窟的人带入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我本人并没有参与武装行动，但我算是积极分子。
庇隆回国那天，我非常高兴。那一天，我也遇到了未来的丈夫，我俩不久结了婚。他没有参加过武装行动，只是搞政治的蒙特内罗。庇隆有个“改造国家”的计划，他要彻底改变社会结构。因此，许多不是庇隆主义者的人都寄希望于庇隆的回归。但到了第二年，1974年5月24日，庇隆在五月广场发表演说，叫蒙特内罗解散。我们非常难过。我们不得不脱离庇隆党、脱离一切活动。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再继续事业了。
不久后，我生下了大儿子。我丈夫继续和蒙特内罗共事，但他的工作是保密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他身边。军事政变发生在1976年3月。1977年2月，我丈夫失踪了。
他失踪的前一年，形势非常艰难。每天都有同志遭到绑架。我们没有完全转入地下，但得一直换地方，因为我们被绑架或监禁的同志，可能在酷刑下把我们招出来。我怀着孕，又带着两岁的儿子，经常只能睡在大街上。有时，朋友会告诉我，某人遇害了。有时，我们整夜都坐在巴士上奔波，到达站头后，又搭上另一辆巴士。有时，我们不得不找朋友、熟人、亲戚、邻居，拜托收留我们睡一晚。我怀着孕，还常常要带着孩子，整天待在动物园里，直到关门，然后有人会带我去某个地方睡觉。这段时间非常恐怖、非常糟糕。后来，在2月20日（星期天），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
下一个星期六，他们带走了我丈夫。他和蒙特内罗的同志们会面的时候，他们在街上抓住了他。之后，他们闯进了我住的房子。我刚给婴儿喂好母乳。我穿好裙子，把婴儿放在床上，那一刻，他们突然闯进来。他们踢我，分娩的伤口都裂开了。然后，他们把刚出生的婴儿放在地板上，抓住脚，头朝地面，把枪放在婴儿嘴里。他们一顿打砸，翻箱倒柜。他们自称是联邦安全部门派来的。然后他们把我也放在地上。谢天谢地，大儿子不在这里，而是与我母亲在一起。
我始终忘不了这一天。我切身体会到了恐惧。其余的一切，战斗和痛苦，全是疯狂的。我呢，在多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后，才能开口讲述那一天的故事。真可怕、真吓人。完全是恐惧、暴力、挑衅。
他们离开后，过两个小时，母亲来了，因为邻居给她打了电话。我没有衣服穿。他们撕破了我的睡衣，上面沾满了血，因为生孩子的伤口都裂开了。母亲不知道发生了啥。房子给翻了个底朝天，啥都打坏了，婴儿也裸着，因为他们把尿布也取了下来，看里面有没有东西。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花了许多年，才能够开口讲述这些事。
我一出门，就赶忙寻找丈夫。因为他们自称联邦安全部门的人。那晚，我找上门，告诉他们，那些人把我的伤口都弄开了，我都没法正常走路。他们说找不到我丈夫，那里也没有什么囚犯。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地方确实有囚犯，那是个秘密据点，他们在那里对人们用刑，绑来的人都关在那里。
官方没有告诉我任何有关我丈夫的消息。许多年后，一些熟人从集中营里逃出生天，另一些人也从流放中回国。从他们手上，我了解到丈夫可能去了哪里。到了1984年，我联系上了一些人，证实了我丈夫曾经在海军学校集中营。我丈夫死后，他们还关在那儿。后来，就在1996年，我遇到了丈夫的同志：一位同他一起落网，又幸存下来的蒙特内罗成员。他说我丈夫死在了海军学校。他在遭受酷刑后，忍受了两三天的痛苦才死去。我没有找到任何正式的消息。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他还告诉我，当时他们没有把尸体扔进海里。死在海军学校的人都会在校舍后面火化。
寻找丈夫时，我去了教会的每间办公室。我去了自由大楼（Edificio Libertad），这地方是海军学校的监狱。格拉西里（Graceli）主教在那里。大楼的入口处，海军人员要求我们出示证件。他们把我们的来访记在一份清单上。然后，我们见到了神父，他桌上也有一份清单。他问了一些信息，对我说，“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丈夫。告诉我一个他朋友的名字。”他一直要求我们提供信息，因为他在为海军做事。那时我的丈夫已经死了。
米盖尔
很难讲述我的个人经历，因为1976年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三年前，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卷入这种事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这些事确实发生了。我当时二十二岁，正在司法系统当差，准备在法律界大展身手。我的生活本来在正确的轨道上。我很满足，想着再过几年，兴许能当上法官。1975年，我结婚了，一切都很美满。但短短一年后，我就无家可归，没有事业，没有工作，过起了地下生活。
我以前参加的政治活动是受许多限制的。你知道的，1972—1974年，这里社会动荡，独裁制度限制了人权。就是说，年轻人不准留长发、不准听摇滚乐、不准在街上亲吻。文化组织、政治协会、工会的活动受到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和同龄人青春期在政治上的激进。我曾是法学院学生中心的成员，但我在1973年退出了，因为我不是活动家，也不想成为政治活动家。
民主政府上台后不久，又开始镇压人民。极右分子逐步控制了民主政府。庇隆去世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所有公共活动都带有暴力的痕迹。1975年，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下，法西斯分子每二十小时就谋杀一个人。许多受害者都是年轻人：学生、工人或者当地的政治领袖。全是我们的朋友和熟人。因此，我们意识到，国家已经完全放弃了保护公民的职责。国家想让我们死。我们没有要求过警察保护，因为干这些勾当的就是警察。
谁反对政府，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可不会区分你是批评，还是有什么政治立场。大部分民主政党和议会中的合法反对派也受着威胁。不断加剧的暴力，使我们无法想象任何不带有暴力的政治行动。人们为了生存才使用暴力。1976年政变后，暴力变本加厉。国家摘下了合法性的面孔。法西斯组织摇身一变，成为了军队和政府。国家实行了恐怖制度，开设集中营、绑架手无寸铁的公民，以及系统性的酷刑、凶杀、失踪。
好吧，1976年3月的政变期间，我正在法院工作，处理经济犯罪。同时，我也在司法系统雇员的工会工作。这是阿根廷第一个司法系统雇员的组织。工会刚成立时，离政变不到一个月，工会的领导人遭到了绑架和谋杀。因此，政变发生后，我一个月没来上班，观望会发生什么。等我回去上班时，发现联邦监狱的武装人员包围了法院，把守着入口。所有雇员必须出示证件，有些雇员甚至在法官的抗议下遭到绑架。
我回去工作后不久，有两个监狱的人来法院找我。他们是来逮捕我的。幸运的是，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虽然我就在隔壁房间里）。这个体制享有豁免权，它能在法院里逮捕雇员，还让人“失踪”。
我立刻找了法官。法官说帮不了我，连送我出门都不行。他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写了一个号码，能在紧急情况下与他联系，然后叫我赶紧走。这说明什么？法官无法阻止法院的员工被绑架。我在法院也不安全。他只能劝我藏到别的地方，再冒险给我一张卡片。假如我落到他们手里，大概会拿它当“通行证”。当然了，可能也没啥用。
我觉得，法官本可以抗议“非法逮捕”，但他什么也没做。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有许多集中营在运作了，法官原本是能够揭穿这一切的。有个集中营离法院三十条街都不到。每位法官都能指出，那儿的人遭到了酷刑和谋杀。但事实相反，法官们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当失踪者的父母要求人身保护令，寻求帮助时，法官就说不知道失踪者在哪里。
我们的活动没有多激进，但我在司法系统里是出名的工会积极分子。我其实就是要求加薪。五年后，我将成为司法系统的官员，再过一些年，我将成为法律专家。假如没有政变的话，我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我结婚时，买了一套房。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让朋友来我家，也没把电话号码给他们。我得强调一点，我没有过地下生活：我有工作和家庭，只是个普通学生。那时，已经没有人交换电话号码和上门做客了。是的，我一直呆在家里，直到我的一位同事被抓。然后我和当时二十一岁的妻子离开了家。
我不怎么向往地下生活，也不是革命家。可我的朋友接连遭遇谋杀和失踪，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只想弄明白该怎么做。父母想帮我出国。我们不想出国。最后，我决定加入蒙特内罗。有些事情必须完成，我觉得该做点什么。因此，我参加了诸如偷窃文件、偷取车辆、送人出国的活动。在那个阶段，蒙特内罗正在帮助许多人离开国家。为此，他们需要车辆和金钱。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个人能做的事情很少。
好几个月过去了，一年快要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天昏地暗，到处是死亡和流血。而我惊讶地发现，我没有在为推翻独裁而战。我只是在尝试挽救一些人的生命，这让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父辈与我们断绝了关系。我很久都没有见到妻子。失去了家和工作之后，我越来越依赖蒙特内罗。但组织受到了严厉的镇压，基本上散了。领导人也都出国了。过段时间，我们干脆在当小偷，抢劫加油站或者便利店。我们和蒙特内罗的联络越来越少。我们的任务是活下来。我们不断寻找被捕者的线索。消息是靠不住的。我们的联络人失踪了。于是，我们发了疯地想法子联系组织。
无奈之下，我们劫持公共汽车，向去上班的人说明，我们正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人们遭到绑架，他们也可能随时被解雇……但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他们看我们拿枪，就把我们当恐怖分子，只想让我们离开。他们是对的。看出来了吧，当时的局面有多疯狂。
我最开始认为，帮助两三个人逃出阿根廷就差不多了。但后来，我投入进去，甚至想不到要做点别的。离开国家（对我而言）意味着个人的毁灭，意味着接受了军人掌权。也许我到国外去，对恢复民主的事业更有帮助，因为比起游击队的地下工作，我更擅长需要沟通技巧的工作。我一直都反对暴力，直到我不得不与暴力抗争。
关于阿根廷发生的暴力事件，众说纷纭。它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社会冲突必须用武力解决。法律无法达成共识。统治阶级把意志强加于他人，当被压迫阶级讨要自己的权利时，受到的镇压就更甚了。阿根廷人不认为国家需要守法。在内心深处，他们觉得制定法律的就是国家。如果国家违反过一次法律，就能再次违反法律。但国家还是权威。
我认为这些想法，是从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开始的。在阿根廷和拉美其它地区的殖民地时期，反宗教改革达到了高潮。在西班牙，反宗教改革本身就是国教。西班牙的宗教战争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是反对基督徒的，而是针对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西班牙人在发现美洲的同时，就把犹太人和摩尔人赶出了国家。为了在广大的美洲传播基督教，西班牙人就认为，殖民是上帝让全世界信仰基督教的神圣法则。国家和上帝的权威一起放在高高的宝座上，而国家的法律和上帝之爱，是作为天赋赐予下人的。当西班牙人碰到土著时，不会说，“我要来征服你。”他会说，“我要来打救你。”如果土著不要打救，就去死吧。这就是镇压的历史根源。
还有更多的现代因素。1955年以来，在以共产主义为敌人的冷战背景下，军方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军队会压迫自己的人民。然后是1976年的政变。政变代表的是农业资本。地主和金融家需要控制国家。为此，他们需要整顿阿根廷社会，这样一来，才能让人们接受更低的收入。
独裁时期的经济部长是旧寡头的代表马丁内斯·德·奥斯。政变前的几个月，他投靠了即将掌权的人——魏地拉和比奥拉将军——以支持政变换取了经济的控制权。马丁内斯·德·奥斯代表了阿根廷最强大的经济部门的利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经济力量的集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与外国资本的结盟。
军队的道德在血腥灭绝中瓦解了。军官丧失了道德准则。许多参与镇压的人抢劫了被绑架者的财产，鼓足了自己的钱包。军方听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话，也就是民族主义的语言。我想说，虽然政变表面上出于意识形态，但它同时服务于重建经济的目的。这意味着，他们要做的工作特别肮脏、不道德，连执行任务的人都深陷危机。他们只有通过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才能克服危机。自军事独裁以来，搞私有化的人也是如此。国家恐怖主义下正在发生什么，法官和司法部门都一清二楚。阿根廷发生了与纳粹德国一样的事情。
好吧，继续我自己的故事。到了1978年底，我的生活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二十五岁的我无家可归，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未来，是个货真价实的朋克，而我妻子怀孕了。这是当头一棒。面对这种情况，我本可以抛妻弃子，但我决定试着重新开始。我现在觉得是儿子让我得到重生，让我开始考虑未来。我肯定，假如我回去地下活动，早就死了。我找了个地方住，又找了份工作。那时起，我做过很多工作……我在超市里堆罐子，在五金工厂打工。最后，到了1983年，我用实名找到了工作。我回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也曾与人权组织合作，几年后，我恢复了学业与合法工作。是的，我错过了赚大钱的机会，但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我没有进监狱，没有受刑。我还活着。一天，我牵着两个儿子的手，送孩子上学。我在校门口与他们告别时，情不自禁地哭了。我还活着，我的儿子们是安全的！
格拉谢拉
我从1968年开始积极参加政治。当时，我拿奖学金在欧洲读书。我结婚了，有一个孩子。五月风暴和德国的事件影响了我们。1969年我回国时，发现朋友都参与了政治活动。我们讨论切·格瓦拉和古巴局势，整个拉美都是这样。所以我参加了这场运动。
在我的小组里，有许多天主教积极分子，还有第三世界神父。我和丈夫开始与他们共事。一位重要的主教为我们主持了婚礼。蒙特内罗在科尔多瓦成立的一年零八个月后，我加入了这个组织。蒙特内罗是一个集团，我们小组在里面有自己的组织与领导关系。那时，我怀了第二个孩子，我是组织里唯一有孩子的女人，所以我比较特别。小组里没别人生过孩子。其他人都比我们年轻，都没结婚，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如果我和同志们做一样的事，他们就说：“你带着两个孩子能做什么？”确实很难，但我对他们说，“我是女人，但我想和你们做一样的事，而且生孩子很正常。你们一直在谈论工人，可工人也有孩子，他们不是独身的学生，所以你们也要让带孩子的女人参加活动。”此外，我也是社会工作者，我曾在贫民窟工作过。我了解劳动人民，了解穷人。这些年轻人并不了解他们。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了解，因为他们都独身。运动中也有一些工人，但大多数成员都来自中产阶级。
我们在科尔多瓦的目标是搞钱，但当地并不富有。我不记得做过绑架或暴力活动。我们经常讨论政治局势，认为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就是游击战。我们抢来汽车和钱。我们讨论暴力的各个阶段。我们认为抢东西和杀人是完全不同的。最初是钱、车子这类东西。后来，我们开始考虑人民的正义。我们想进行审判，把人绑来判决。也许杀死某些人也是正当的。
阿兰布鲁将军死时，庇隆派非常高兴。我和穷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穷人对阿兰布鲁治下的压迫记忆犹新。穷人很高兴。那时，我还没有在蒙特内罗里担任职务。我们听说了两起暗杀，大家都非常高兴。一起是何塞·鲁奇（总工会总书记，死于1973年9月），另一起就是阿兰布鲁。说实话，我们对鲁奇的死，比阿兰布鲁的死更高兴。接着是绑架索要赎金的邦吉公司兄弟（Bunge Born brothers）案。鲁奇死时，我们开了一瓶香槟。我丈夫说，“哪个疯子干掉了鲁奇？”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自豪。”是的，当初就是这样。有人认为，就该这样清洗工会运动。现在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是最初的问题：我们不理解我国的工会运动代表着什么。这是典型的阶级错误，典型的学生错误。我们没能理解工会的力量。
每个阶段都会产生分歧，就有人退出组织。他们说，“我同意这一点，但我不认同杀死这个人。”然后就离开了。到1976年为止，退出组织都很容易。没有人会来杀你。但你会失去所有的朋友。你会从附近搬走，因为你不想见到老面孔。对成员来说，加入组织就像一场婚姻。我们在一起分享重要的事。
问：照你的看法，组织里有民主决议吗？
好吧，我希望组织更民主一些，但也不能说他们骗我。后来，我们离开这个国家时，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没想过这一点。我们在六十年代非常封闭。我们可以提出异议，但非常封闭。我们没有多少钱，实在很穷。是的，组织里有上下级关系，首先是军事决策者，然后是党和军队。这是典型的革命组织。
阿兰布鲁对我们的组织没啥影响。没有人因为阿兰布鲁遇到麻烦，但许多人因为鲁奇遇到了问题。鲁奇是庇隆工会中的大人物。没有人会提阿兰布鲁，他只是个将军。许多人认为，杀死鲁奇就相当于攻击庇隆。这是荒谬的。但许多人因此离开了。
阿兰布鲁死后，我在政府机关工作：我不参与秘密行动。我当时在贫困地区工作，工作虽然是政治性的，但是完全公开的。蒙特内罗没有告诉我关于军事行动的事，这是为了保护我，避免把我牵涉进来。我记得科尔多瓦的美国领事与克莱斯勒公司经理的绑架案，但我没有参与过这些行动。不过我知道是谁做的，也知道当时的细节。
1974年，科尔多瓦发生政变，推翻了省长。这位省长和其它四五个省的省长一样，是公开的庇隆派。本地的大多数人都是庇隆派。幕后黑手是警察局长。政变后，我们有一百多人，就因为是庇隆派，所以不得不离职或者入狱。我们发表声明，全体辞职。警察那天来到我家，但我不在。他们就抢走了所有的东西。
我们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和孩子、丈夫搬去了远方。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朋友说，“他们在找你，你还剩十分钟。”我们举家开车走了。军方占领了房子。那时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逃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有家人在那里。我向家人寻求帮助。我们完全处于地下状态。我和家人呆了一个月，但这非常危险。然后我们离开了，家人也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组织尽力帮助我们。我曾在组织的出版社、文库等地工作，一直到1977年。
那时，我的两个孩子分别是七岁和九岁。情况非常艰难。他们已经懂事了，非常警惕警察。他们会告诉我们：“当心，妈妈，警察离我们只有两条街”等等，他们比你想象的更懂事。我们带着孩子和家什搬了四十五次。1976年，我怀孕了，这一年又生下了孩子。我用另一个名字上了公立医院。同志们觉得我完全疯了。
直到出国，我都一直随身带着氰化物。从军方开始搞绑架时，我就带着它们了。刚开始，我们不理解“失踪”。我们觉得，你会进监狱，但不会失踪。天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在监狱和警察局里寻找失踪者。我们终于得知发生了什么后，就开始携带药丸。我们有充足的补给；组织的后勤部门非常厉害。我们还有医生。
有一回，我带着情报站在街上，旁边就是警察局。同志在街的另一边等我。警察朝我走来。每一秒我都在考虑是不是要吞下药丸。我假装在等公交，没法转头跑路。我决定，他们要是绑架我，我就把药丸吞下去，但也许他们只是在吓唬我。我很害怕，一时半会手足无措。他们没有绑架我，所以我活了下来。
当时，1976—77年，我只想着活下来。回首往事，那段日子不过是为了活命，仅此而已。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奔波。我刚开始和小组里的十个人一起共事。我离开阿根廷时，只剩我一个活着了。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事情。那会儿，我以为只有我的小组运气这么差。我当时很盲目，我们大家都很盲目。后来，我意识到，大多数失踪都发生在那一年。当时，我只觉得我们的小组运气不好。在求生的过程中，我完全失去了对整个局势的洞察力。那时，我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同志。
我对事物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我无法思考明天该做什么、我该如何活下来。我想的只是，明天早上八点要和谁碰面。如果八点零五，人还没到，我就当他失踪了。我会立即联络其他同志：“阿尔贝托失踪了，你们要尽可能地活下来。”我们想的只有如何活下来，没法再考虑别的东西了。我只能想一些小事情，比如：这些人需要十本手册，那些人需要十份文件，我怎么给他们弄到这些？我们曾经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有整体的把握，到后来，满脑子只有一些琐事。太蠢了，全是白费力气。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些。
（组织的）领导人都离开了国家，大都在1976年走了。他们回来过一阵，又离开了。他们有假护照。等我们出国后，没有人能再逃出来了。我们用假护照从乌拉圭和巴西离开，但在我们这一批之后，就没有人能出来了。边境封锁了。有些人在机场遭到绑架。
多洛雷斯
1972年，当军队在特雷利乌搞屠杀时，我十七岁。当年当活动家是很常见的。我们都相信，阿根廷正在经历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和1959年古巴革命同样的过程。切·格瓦拉的角色给了我们归属感。对我们青年来说，切是阿根廷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感觉自己也是阿根廷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年轻人不可能不成为活动家，这就像是宿命。1973年，当我进入大学时，我一生都在军人的掌控下，所以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历史的关键一刻。另外，我们认为自己丢开了阿根廷的书，因为我们在读马克思、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1]。我还加入了青年团外围的文学活动小组。
1974年，政府开始镇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不是1976年，而是从1974年开始，伊莎贝尔·庇隆政府就在镇压学校。1974年9月到1975年年中，他们关闭了大学，甚至毁了我们上课的教学楼。我们继续读我们的书，有了所谓的“地下大学”。有些小组在教堂和学生家里学习。当镇压开始后，问题很严重。因为这么做的话，大家都相互认识。假如他们逮到我们，上了刑，很可能逼问出别人。镇压开始后，我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抵抗运动，所以我加入了蒙特内罗。我知道这是个军事组织。
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因为加入蒙特内罗，就意味着必须工作和服从命令、与家人保持特殊的关系、加入非常封闭的安全网络。1975年复学后，我负责和学生交谈，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因此，我没有让别人知道我是蒙特内罗。所以，我当时有两个身份：学生和武装游击队组织的秘密成员。但我现在意识到，蒙特内罗给我们的武装，只能让我们白白送死，因为我根本没开过枪。就是这样，假如他们抓住我，就能杀了我。有人教我怎么用枪，但你想象一下：一个带枪的女孩在街上涂鸦，旁边有两名伙伴。过会儿开来一辆车，车上跳下三四个军人。你想象一下，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我们毁在了内部，毁在军事化上。不仅是组织，活动也在不断军事化。我在蒙特内罗的最后两年里，成天做着安全预防措施。当时，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这并不是阶级斗争。但我不能脱离组织，因为对我来说，在外面比在里面更危险。
我们有军事计划。人民革命军也有，但它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左派。1975年，他们大多数人都死了。我们崇拜他们，但我们觉得反对庇隆主义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要改变阿根廷，就必须通过庇隆主义。庇隆主义是建立社会变革的唯一可行力量。但至少，人民革命军有个阶级斗争的革命纲领，而我们没有。我记得读到过一份从我们组织高层得到的材料，然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是学生，在智力上非常活跃，所以我们意识到了，这份计划其实不是左翼的。它是左翼术语和右翼实践的结合。
社会成了军营，教会也一样。我们大多数领导人都上过阿根廷的军校。他们来自社会的极右阵营，也就是保守的一方，当他们转向左翼时，我们以为他们变了。当他们撕票了阿兰布鲁将军时，我们就当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他们抓住阿兰布鲁，就要杀了他，因为他在独裁时期杀了庇隆主义者。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有一种宿命感。我们无法看到另一种生存方式。
镇压开始后，我们只能留在组织里。说实话，我没见过谁脱离组织后，还活下来了。脱离组织，等于在一周之内落网。我们有安全网络，可以知道谁被抓了，谁还没有被抓，谁对警察交代了。所有被抓的人都交代了。我有几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试图在1976年初离开组织。接下去的两年，军方把他们全杀死了。
问：蒙特内罗会杀死试图脱离组织的自己人吗？
我不知道蒙特内罗有没有杀自己人。我只知道他们抛弃了自己人，但不知道有没有杀过自己人。
成为“积极分子”就意味着你要去工作，用大部分收入供养一个蒙特内罗的战士。我们干得很卖力，比方说，开车把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参与引人注目的公开活动（我们知道这非常危险，也没什么效果）。我们在中午的集市上，给不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人发传单（我们就为了一张传单暴露自己），上面写着“我们蒙特内罗会为了国家而死”。我们知道，这没什么用，很冒险，也算不上什么社会活动。同时，我们认为，拒绝这么做或者脱离组织都非常危险。我幸存了下来，因为我还留在组织里。我每天给联络人打三次电话，他会告诉我谁被抓了，谁还是自由身。所以我知道危险离我多近。
军方很了解我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因为他们拷问过许许多多了解我们一切的人。他们知道我住在哪里，我妹妹又住在哪里。我只是碰巧才逃过一劫。他们手上有大量的情报，但他们配合不好，有些单位没那么高的警惕性。他们三次追捕我，每次都差一点。抓我的组织不一样，他们的策略和战术不一样，处理情报的方式也不一样。一个逃出生天的女人告诉我，她在关押的集中营里看到一块黑板。我们所有人的名字和信息（包括工作和住址）都在上面。他们对人动刑，只为核实黑板上的信息。
一个离开组织的人的父母，把孩子回家的事透露给了某人。他们很快把她抓了起来，然后她供出了一些名字，整个组织就完蛋了。
1977年，我们得知组织的领导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他们说，他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正处在极端危险中，出国是符合组织利益的。就像越南人民必须进入丛林一样，他们必须出走巴黎。你能想象吗！他们用了丛林和越南的比喻，就好像他们躲在丛林里。我的朋友们留在国内，替这些在欧洲的人工作，他们也“处在极端危险中”。我们还留在国内。他们说，组织在与欧洲各国政府商量，力求解决问题。
后来，最糟糕的日子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过上了现实生活，我能去欧洲了。那是1980年。我得知（马里奥）菲尔梅尼奇在巴黎和马赛拉（军政府成员，海军上将埃米利奥·马赛拉）见了面。他们用了非常诡辩的说法为此辩护。我们知道这是一派胡言。据说，菲尔梅尼奇和马赛拉谈论（大卫）格莱维尔的钱。你知道格莱维尔的钱吗？格莱维尔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七十年代初的金融界要人，据说蒙特内罗把邦吉公司绑架案的钱交给了他，但他在七十年代中期遇到空难，死在了墨西哥。没有人知道钱在哪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有人说，菲尔梅尼奇用这钱收买了一些人。
问：你相信马里奥·菲尔梅尼奇吗？
不，我不相信菲尔梅尼奇。问题是，我们知道组织是专制的，但也愿意为运动做任何事情。这就是矛盾所在。这也是我离开大学，成为活动家的原因。我认为，这个计划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什么都行。即使后来我不再相信领袖，我还是相信组织。而你必须考虑这个阿根廷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问题出在与我们打交道的人身上，而不是整个计划上。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格莱维尔的钱。不，不，我非常确定菲尔梅尼奇不是内鬼，不然的话，我们早像人民革命军那样完蛋了。他们（人民革命军）在1975年“消失”了。当时，他们试图占领一个军营，因为队伍里有军队的特务，他们就全完蛋了。所以我想，菲尔梅尼奇这个人非常专断，很自我为是，可能脑子有问题，但他要是被收买了，我们不会活到1980年。你要意识到，杀人是阿根廷政治的家常便饭。
我当时不知道菲尔梅尼奇正在和马赛拉对话，但我知道他在巴黎商量我们的存活问题。我记得，我曾和一位朋友说过——对的，形势很艰难，我们不能在大街上进行讨论——我记得，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能讨论的，只有我们的朋友、身边死去的伙伴。我们没法考虑活人，只能考虑死人。他告诉我：“计划是错的”。这句话我毕生难忘。
但同时，我认为唯一能活下来的方法，就是成为局势的一部分。我每天打三通电话，以便掌握我在城市里的活动范围。城市里的某些地方，我们是不能去的。我已经两年没见老朋友了。我见不了妹妹，也只在暗处见过一次父亲。我认为，这也许是我幸存下来的原因，因为我固执地遵守保密原则。
是的，我可以肯定菲尔梅尼奇不是军方的人，也没有被军方收买。一个原因是，蒙特内罗在1977年重组了，制定了“返回行动”。我知道一个操办这项计划的人，他1978—79年还在巴西。所以，菲尔梅尼奇不可能被军队收买。他准备回国，重振蒙特内罗的组织。但当时，像我一样留在国内的人都在努力适应环境。
1974年，我和第一任丈夫到工人区做社会工作。1977年，我们故地重游。一个人也没了，全死了，房子也炸平了。我们躲在那里，但什么都没了。我们的朋友被抓走了，他们的父母还留在那儿。我们看到计划是错误的：这里的人都死了，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
那是在1977年底。我和组织里的某个高层——也许是个重要人物——见了面。那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在泥泞中行走。那是个女人，我没看到她的脸——她戴着墨镜、帽子，脸上蒙着围巾——所以讲不出她的样子。她告诉我，她要摆脱这个“困境”，所以把我们留在了荒郊野外。他们确实摆脱了困境。
现在，我认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在另一个省的朋友遭殃了，就因为他们的组织没有“摆脱困境”。他们明白，继续活动非常危险，但退出组织可能更危险。我们留在了荒郊野外，做什么都行，但他们说：“你们什么都能做，但不能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会跟你们联络。请不要和任何人联络。”我们没有得到联络用的号码。之前，这个号码对我们来说，就像躲藏和工作的地方一样重要。
我们躲在那个工人区里，接下来的两年，我们试着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法拜访家人，非常孤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躲躲藏藏，两年过去了。后来，我非常谨慎地看望了父母。不久后，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了住处。回去之后，1980年，我要求拿回护照，因为我要去欧洲看望朋友。当时，军方知道我的一切。我确定，他们仍掌握我的一切。他们仍控制着一切，但没有再来管我。
在历史的这一刻，两代人之间，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了一道鸿沟。很明显，她们在五月广场举行大游行时，这些母亲所说的，与她们过去二十年里对我们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儿女们想听的，是与从父母口中说出不同的东西。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整整一代人始终被迫沉默。就是我这一代。我们没有创造出必要的物质条件来谈论现实发生的事，像我跟你谈起的这些事。我不能跟朋友谈这些事。我不能公开跟你讲这些事。我不能说：“我们是战士，我们有武装，我们不是牺牲品。”因为如果我这么说，就是在说我的同伴，我的同志丧命，是因为他们有武装，然后有些人就能说，这是公平的战争。这可不是公平的战争。
我不能说，我们是专制组织的成员，除非有什么办法审判我们的领袖。但是，对这种局面负有最大责任的领导人们，现在正与政府、大学、公共机构合作，他们在过去十年里一直这么做，他们改写了这段历史，不准我们反驳。照我看，保持沉默是荒诞的义务。
他们有些人认为我们没有错，我们是对的，而我们只是彻底疯狂的镇压的受害者。我同意这是疯狂的镇压，但我不能说这与我们的活动无关。如果我不讲出这一点，就是对下一代（包括我的学生们，他们现在跟我们当时一样大）的不公平。但首先，我得知道如何创造条件，使我们能批判自己的处境。
是的，我很想向你讲述这个故事。这是实话。我们并不是牺牲品。我们确实参加了战斗，我们也相信武装斗争与社会活动是通向更美好世界之路。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领导人是腐败的、独断专行的，为权力蒙蔽了双眼。在最后的两年里，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安全，在一场我们无法理解却必须要战斗的战争中苟且偷生。那就是我在后面几年的任务。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听年轻人来讲了。
他们比我们更真诚，也更直接。有时候，他们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经历过斗争，但不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何等专制。因为我们没有谈论过它，所以在理解上，有一道鸿沟。在母亲（五月广场的母亲）和孩子之间，还有被迫沉默的一代，那就是我这一代，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现在）四十到四十五岁。一些朋友告诉我，要是回到从前，他们会像过去那样，再来一遍。但我肯定不会。当军人满街走，我要如何开口？母亲们好像不受时间的影响。每个人都停留在原地，我们都无法再前进一步。
1992年，大学里开了一场会，一些（我们）组织的领导人也来了。我去旁听了会议，一位领导人说，蒙特内罗有五千人失踪。那是不正确的。如果他们连自己组织里的失踪者都不承认，那我们就不会有公道。他们错了，失踪者还有很多。他们有责任承认我们的人数，宣布我们的朋友与我们的挚爱失踪了。对于这种领导人……要把他们也（和军政府一起）放在公堂上审判。这就是问题所在。历史已经翻篇了。经过了十年的审判，我们生活在了民主下，可以走向新的历史阶段了。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怎样才能说出真相。我们又如何创造条件，使之成为可能？
朋友告诉我，有人说阿兰布鲁不是被杀死的，而是死于心脏病。这太可怕了，因为他的死就是整个计划的开始。所以，他们说出这种话，就是在否定这些年里死去的人，是否定死亡，否定他们身负的责任。我们一直在否定历史。大学里有很多这样的前领导人（有几个至今还在教育部里）。我们（这一代）有很多很多人，至少和失踪者一样多。我们是整整一代人。当然，全世界都有当时的幸存者。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交谈，否认，极力忘记。
萨比诺与里卡多
萨比诺：那些与庇隆主义，与庇隆左派、总工会、半“社会基督徒”半左翼分子，还有与后来的蒙特内罗有关系的人，都带上了神圣的含义。但我们不信这套，因为阿兰布鲁死时，他们最后留了一句“愿上帝怜悯他的灵魂”。这是蒙特内罗的第一份新闻公告，是关于阿兰布鲁之死的。它说上帝应该宽恕阿兰布鲁。“我们杀了他，愿上帝原谅他。”这是天主教文化。我们反对教权主义，不信仰基督教。我们同情与我们观点一致的第三世界神父。我们和第三世界神父是一起的，但我们不是教徒。
我们认为，昂加尼亚的独裁很糟糕。在七十年代初，售货亭卖一份叫《基督教与革命》的杂志。每次我们去买这本杂志，感觉就像在抢银行。这份杂志发表了当时所有游击队组织的消息、探讨、争论，还有全部炸弹案的时间表。那是在1970—71年。
里卡多：1972年，科斯塔·加夫拉斯[2]的电影《戒严令》上映。这部片子讲图帕马罗[3]在乌拉圭绑架CIA官员丹尼尔·米特里奥内[4]的故事。我去看了那部电影。走进电影院之前，我是个白痴。离开电影院时，我变成了革命者。之前有一次，我们偷偷看一部阿根廷电影的时候，警察突然闯进来抓人。那部电影是索拉纳斯[5]的《烽火的时刻》。索拉纳斯就是那个拍了《探戈，加德尔的放逐》的导演。
萨比诺：对的，《烽火的时刻》完全是部地下电影。我们做了拷贝，因为警察一来，肯定会把电影带走。当时没有录像，没有卫星电视。我十六岁的时候，用假身份证上电影院，里面放法国和意大利电影。我们看了《阿尔及尔战争》，还有戈达尔[6]的电影。我们想上电影院，聚在咖啡馆里与人讨论，搞搞革命。那段时期非常令人振奋。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事不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比方说，在波哥大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后来的蒙特内罗这类组织也不是头一回出现的。哥伦比亚的4·19运动[7]（M-19）与它很类似。我们很崇拜图帕马罗，但不太了解4·19运动。
至于蒙特内罗，它们有一个谜团，我们可以讨论上一整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情报部门放出来的风声。这些武装团体之间有冲突。我不是说，蒙特内罗是军方特务建立的组织。它的建立者是去过古巴的青年。当然了，那年头没有去古巴旅游的。他们到古巴去接受了军事训练。他们是基督徒。1968—69年，他们才二十多岁，有的还要年轻。1968年以前，蒙特内罗还不存在。只有庇隆主义武装力量。在阿兰布鲁撕票之后，蒙特内罗突然出现了，就像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当时，反对制度的人还是少数。这里有共产党，但它是可耻的斯大林党。比方说，在切死后，他们还举行野餐庆祝。他们是和平主义者。我们瞧不起他们，拿他们来逗乐。
里卡多：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很荒唐。他们在墙上涂鸦：“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背叛者”……胡安·加西亚·埃洛里奥编写过《革命左派的日记》。这人的生活很阔绰。他是基督徒，但不是庇隆主义者。他属于反对庇隆的宗教人士。1971年，有人开车撞死了他，现在还搞不清是不是暗杀。人们一直怀疑他是遇刺的。官方查禁了这本日记。
萨比诺：庇隆武装力量、革命武装力量、格瓦拉主义者最终都加入了蒙特内罗，但人民革命军和“赤膊者”除外。我个人非常讨厌蒙特内罗的宗教味，我加入了庇隆武装力量和“赤膊者”，这俩都是高中生的团体。庇隆武装力量分成了两派：左派和庇隆派。我们不想去蒙特内罗，但最后还是加入了。蒙特内罗的名字最好听，这是优势。后来坎波拉赢了选举，庇隆任命罗多夫·加林贝蒂[8]主持庇隆主义青年团，但他不知道加林贝蒂和蒙特内罗之间的协议。好吧，这促成了所有无政府小组——相当于摇滚团体——与加林贝蒂和庇隆主义青年团的统一。因此，蒙特内罗成为了领导组织，与庇隆主义青年团联合了。
我们对“民主”这个词不屑一顾，对我们来说，民主就是在禁止自由选举的十八年间，学校教我们的东西。我们觉得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把戏。无论如何，它只不过是希腊人的民主。这儿有两百个享受民主的希腊人，还有一万个和民主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一丁点权利的人。
我们当时还小。我十四岁就参加政治了。当时，科尔多瓦发生了一场起义。当蒙特内罗杀死阿兰布鲁时，政府已经行将就木。政府倒台后，许多银行遭到抢劫。这些革命组织——庇隆武装力量、革命武装力量、“赤膊者”、人民革命军——需要搞钱，他们简直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知道是他们抢了银行，因为不仅报纸上有讲，他们自己也在谈论。
有时候，我们在晚上放炸弹，然后呆在咖啡馆里，等睡醒后，看看报纸上有没有相关的新闻。正因为这一点，一些成员最终进入了新闻界！报纸上说，我们有老练的组织。这是谎言。他们说我们收了莫斯科的钱，说得像真的一样。此外，我们帮助过1969—71年罢工的工会，尤其是三个帮我们印刷的工会。我们合作密切。
蒙特内罗成立之初，使用了庇隆武装力量的标志：八角联邦星。甚至蒙特内罗这个词，也是后者曾用过的。庇隆武装力量有一支队伍就叫“10月17日蒙特内罗”。历史上的蒙特内罗是十九世纪国内一支抵抗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剥削的武装。到了1972年，其它组织都加入了蒙特内罗，它还打算吸收其它庇隆派。当时，我是“赤膊者”的成员，这个小团体更加民主，大约两百号人。到了1972年，组织人数激增。大多数成员只是高中生。组织里可能有一百到一百二十名积极分子。所有左翼小组开始与蒙特内罗合并。
那时，我在军队里服兵役。我尽力掩盖自己和革命组织的关系。我很幸运，因为十个月过去了，他们啥也没发现。他们察觉的时候，我假装过自杀。过了一阵子，我发现三A团想要杀我。四个军官说他们要来杀我。他们发现我是蒙特内罗。我装疯，摆出娘娘腔模样。我播放摇滚乐，佯装是一个精神错乱者而不是游击队员。我就是这样逃离军营，结束兵役的。
同时，我警告同志们，三A团要杀他们。当时有几个迹象。首先，他们给我的军事训练是特别的。他们说：“我们不会教你如何使用炸弹或火炮，因为你会用这些对付我们。”第二年，在我后面入伍的新兵，待遇就不一样了。他们让一些人穿成士兵的样子，拍黑白照。另一些人则穿便服，拍彩照。他们已经在调查我们了。1975年，我离开了蒙特内罗，到了一个更左的组织。到1975—76年为止，你都可以随时离开。其实他们更希望你离开。我伤心地离开了。我十六岁就离家，一个人过日子。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青年团和蒙特内罗。他们把我视为叛徒和自由派（“自由派”是句骂人话）。还说我是个人主义者。
1976年1月，我和许多仍把我当朋友，并且爱我的人——都是我儿时的伙伴——一起度假。我尝试说服那些要服兵役的，叫他们别去，因为三A团会杀死他们。我告诉他们，军方已经开始调查了，正在戒备中。他们已经调查了我父母的房子和我的祖孙三代。他们在为政变做准备。我没能说服朋友。两个我最想要说服的人，在当兵时遇害了。我没能说服他们逃跑，离开国家，逃出军队。军队无法无天，想杀谁就杀谁。
我在1975年加入的“工人之声”（见附录）是共产主义组织。它比蒙特内罗更小，参加的暴力活动也更少。我加入的时候，它与蒙特内罗不同：它想要阻止政变。蒙特内罗可不想，觉得可以跟以往的军事政变一样，把军政府再赶下台。他们认为，政变会产生对他们有利的影响：矛盾加剧会使人民激进化。但是我刚从军队里出来。我觉得他们疯了，军队会整死他们的。我极力告诉他们，不要跟军队对抗，不然肯定会失败，力量太悬殊了。但蒙特内罗的大部分人都欣喜若狂。他们讨厌军队，还说发生政变的话，就跟军队打一仗。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有两百人装备凑合，就这么点了。其他人只有小口径的手枪。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1973年何塞·鲁奇死后，他们就疯了。在蒙特内罗的会议上，他们不再谈论政治。他们谈的是后勤、子弹、刺杀。他们的领导人都非常无知。组织里也有不无知的人，但他们不是领导人。
许多领导人死了。活着的人就是灾星。马里奥·菲尔梅尼奇、费尔南多·巴卡·纳尔瓦哈[9]（如今在某个市当工业部长）、罗贝托·西里洛·佩尔迪亚[10]（他曾是军事活动负责人，人送外号“失败者”）。这几个人离开了一线。他们还活着，这三个王八羔子都不是好东西。菲尔梅尼奇讲的话比他这个人还要混账。别的好人都死了。
巴卡·纳尔瓦哈是弗隆迪齐政府部长的儿子。军事学院开除了他，因为他是民族主义者。他本人并不是胆小鬼。二十岁时，他就在铁路上放炸弹，把证件掉在了那里，于是成为了逃犯。1970年到1973年，他东躲西藏，偶尔抢抢银行。1973年，庇隆主义胜利了，大家都聚在五月广场。坎波拉释放了囚犯。突然，巴卡·纳尔瓦哈这家伙在五万人面前用麦克风讲话。他在想什么？那五万人聚在这里，是因为他抢了银行，因为他很勇敢吗？那是在发疯。人们聚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是庇隆派。经过十八年的禁令，庇隆主义再次赢得了胜利。人民把巴卡·纳尔瓦哈当成了庇隆的战士。掌声不是给他本人的。但他觉得群众会跟随他，而他会成为蒙特内罗的领袖。他脑子不太灵光。
我们那个高中生组织里，就我跟我兄弟活下来了。其他人都死了，要么出国了。活着并不是什么功绩，只是死得晚几天。我兄弟在监狱里呆了八年。我之所以能在1976年底还活着，是因为我离开了阿根廷，到西班牙待了八年。他们袭击芙末沙军营的时候，我彻底脱离了蒙特内罗。我觉得他们已经疯了。芙末沙和巴拉圭接壤。游击队在那里没有政治支持，而他们袭击了军营，劫持了一架飞机。他们穿着带红星的蓝色制服、抢来的李维斯牛仔裤、登山靴、蒙特内罗的衬衫，还拿着重武器！大概死了二十人。这太疯狂了。想象一下，士兵会怎么想！士兵都是半文盲。我能想象到，他们看到这些穿着蓝色制服的人，肯定以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好莱坞电影。最糟的是，蒙特内罗还相信，那些士兵会加入他们。蒙特内罗没有嗑药，而是疯了。蒙特内罗让我的朋友死在了芙末沙。我觉得这些人完全疯了。我喝了个酩酊大醉，然后就离开了。
[1]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法国人类学家、人种学家。——中译者注
[2] 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1933年2月17日—— ），原名康斯坦丁诺斯·加夫拉斯（Konstantinos Gavras），法国希腊裔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1970年凭电影《焦点新闻》（“Z”）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和最佳外语片奖。1983年凭电影《失踪》获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中译者注
[3] 图帕马罗（Tupamaros），全名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Tupamaros，MLN-T），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乌拉圭的一支左翼游击队。早年从事政治绑架活动，70年代初开展游击活动。1972年被乌拉圭军队击溃后瓦解，主要领导人基本被捕。1984年获大赦。——中译者注
[4] 丹尼尔·安东尼·米特里奥内（Daniel Anthony Mitrione，1920年8月4日——1970年8月10日），出身于意大利移民家庭。1945年成为巡警。1956—1960年任里士满警察局长。1960—1967年在巴西担任警务顾问。1969—1970年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首席公共安全顾问。1970年7月31日被左翼游击队“图帕马罗”绑架，8月10日处死。——中译者注
[5] 费尔南多·艾塞基耶尔·索拉纳斯（Fernando Ezequiel Solanas，1936年2月16日——2020年11月6日），阿根廷电影导演、编剧。1962年从事电影工作。1971年公开支持庇隆。1976年伊莎贝尔·庇隆倒台后，躲过了军政府抓捕，流亡西班牙和法国。80年代曾在威尼斯电影节、哈瓦那电影节与戛纳电影节获奖。1991年公开抨击梅内姆的政策，遭遇刺杀，身中六弹，但幸免于难。2007年参加总统大选，但以失败告终。2020年11月6日因感染新冠病毒在法国逝世。——中译者注
[6] 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年12月3日—— ），法国瑞士裔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电影评论家、电影理论家，曾多次在奥斯卡奖、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中译者注
[7] 4·19运动（El Movimiento 19 de abril），哥伦比亚游击队，持左翼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玻利瓦尔主义立场，1974年成立。早年被誉为“罗宾汉”，积极开展游击活动。1984年受围剿后遭到沉重打击，此后转向政治绑架行动。1990年与政府军谈判后宣布解散。——中译者注
[8] 鲁道夫·加林贝蒂（Rodolfo Galimberti，1947年5月7日——2002年2月12日），出身于右翼天主教家庭。1961年加入极右翼组织塔夸拉民族主义运动（El Movimiento Nacionalista Tacuara），后来创立了阿根廷青年促进全国解放组织（Juventud Argentina para la Emancipación Nacional，JAEN）。1973年担任庇隆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参加了蒙特内罗。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相继流亡巴西、墨西哥、法国，在法国与蒙特内罗决裂。此后曾赴黎巴嫩，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活动。1989年回国，担任国家情报局顾问。2002年去世。——中译者注
[9] 费尔南多·巴卡·纳尔瓦哈（Fernando Vaca Narvaja，1948年1月7日—— ），出身于政治世家。1969年参加蒙特内罗。1972年蒙特内罗被镇压后流亡智利，在阿连德被推翻后流亡墨西哥。1989年获赦回国。2003年遭短暂监禁。——中译者注
[10] 罗维尔托·西里洛·佩尔迪亚（Roberto Cirilo Perdia，1941年7月9日—— ），阿根廷律师。1970年参加蒙特内罗，为蒙特内罗的第三号领导人。1976年军政府上台后流亡西班牙。1979年在马德里参与策划了蒙特内罗“反攻”的计划，导致许多蒙特内罗成员在回国后迅速遇害。1983年回国，因阿方辛政府企图审判蒙特内罗，被迫转入地下。1989年被梅内姆赦免。——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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