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十一章 图库曼省
图库曼省是个贫穷落后的沿海省份，值得一提的产业只有蔗糖业，就连这一行也在衰败。在肮脏战争中，这个省的恶名不是因为当地居民做过什么，而是由于革命者的到来，他们相信这个半热带山区满足发起革命的条件[1]。图库曼省很快成为了国家恐怖主义的试验场，后来军方又把当地的经验运用到了全国。
革命者们很快一败涂地，但一小部分的反对派、学生领袖、新闻记者、庇隆派也卷入了风暴之中。1974—1975年实施“独立行动”的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2]将军，在当地建立了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军工厂”。图库曼省还有许多集中营。军队绑架到那里的人九死一生。我们采访了受害者的亲人，还有图库曼的省会圣米盖尔的他们的潜在支持者。我们注意到，这些采访正是在这个布西将军当选为图库曼省长期间进行的。
内利·德·比安奇（里佐）与里佐先生
内利：我在1923年出生，一辈子都生活在图库曼的小镇上。事件发生之前，我对政治一无所知。有人告诉我“去给这个投票”，我就去投了。我完全不了解国内正在发生什么。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啥都不知道。只有老板、大地主、有权有势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然，军事政变是有原因的，并非偶然。
庇隆在七十年代返回阿根廷时，左翼组织开始兴起。我们的儿子1973年上了本地的大学。大约1974年，他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团。什么东西都从大学里冒出来了。他是读生物化学的，对学院行政有意见。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但他当时没有积极搞政治。1974年，他加入了人民革命军的政治部门。人民革命军在图库曼只有一支一百八十人的小型游击队，加上武装和政治部门，总共就这么点。当时庇隆还在掌权。
1975年出现了大麻烦。伊莎贝尔·庇隆总统来了图库曼，下达了歼灭游击队的明确指示。他们使用了“歼灭”这个词，意思就是动用军队。总统不是说“扑灭”。她说，应该（以某种我不理解的方式）歼灭，让他们缴械什么的。我认为，她的意思不是杀死他们。我相信……我情愿相信这一点。
我儿子1975年还在这里读书。他没有跟游击队进山。学生们想让大学变得更好，那就是他们的斗争，那就是他们反抗的原因，因为他们想让大学变好。比方说，他们想让国家在大学里开个食堂。有许多年轻人不属于任何政党，也不是共产党。虽然他从不跟我讲他的政治活动，我还是不认为我儿子参加过什么武装行动。我猜，他是在保护我。到了1975年，他对我说，“妈，有机会我就结婚，因为他们要杀我。”他结婚了，政变不久后就失踪了。
1976年4月15日凌晨2点15分，他们弄醒了我们——拿枪顶着我和丈夫的头。他们把我丈夫拖下床，强迫脸朝地面，趴在地上。他们粗暴地踢他。十个全副武装的人闯了进来。这帮懦夫，他们伪装起来了，所以我们认不出来。我儿子当时不在家。
里佐先生：他们自称是警察。但除了一个人，我们认得出是警察之外，全部都是军人，后来那个警察被自己人打死了。我认为他们都是军人，因为他们都有南方口音，听上去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我们说的“南方”是指科尔多瓦以南的地方。他们制服我们后，开始在房子里翻箱倒柜，抢劫一空。他们拿走了内利的戒指和女儿的项链。我当时在大学里当电工，他们从我的工具箱里，拿走了钳子、手电什么的。他们摸走我身上的工资，把支票顺走。后来他们兑走了这张支票。
内利：是的，支票兑走了。他们把东西全拿走了。他们把冰箱搬空，吃掉了冰箱里的所有东西。
里佐先生：他们蒙上了我的眼睛，把我的双手绑在背后，带出屋子。我没法走路，因为他们打伤了我。他们把我脸朝下，放在地板上，在我脖子上缠安全带，踩在身上，想让我们说出儿子的下落。
内利：之前，他们还叫醒了我十一岁的女儿，拿枪顶着她的头。
里佐先生：之后，他们把我放到车上，车里还坐着另一个蒙住眼睛的人。他是我儿子一个学院的学生，他们是朋友。我认出他来了，因为他有呼吸上的毛病，我能听见他在喘气。司机对图库曼不熟，旁边那人叫我带路，去我儿子和他妻子住的地方。我了解这座城市。每天，我都会经过那块地方，所以我数着经过的街道。然后，我们到了儿子丈母娘家里。我呆在车里，他们进屋抓人。儿子上了另一辆车，然后一起开走了。感觉一共有三辆车。
内利：第二天，早上很早，因为我没有睡，手上也没有电话，我去了儿子丈母娘家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到了那儿，他们告诉我，他们所有人——这一家人很多——都躺在地板上。家里的母亲是残疾人，不能动弹，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恶劣地对待她，殴打了她，强迫脸贴到地上。算上我儿子，屋里有八个人。他妻子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他们把塑料袋套在她头上，然后把人丢在那里。房间里有电话，但他们切断了电话线。
里佐先生：他们带走了无线电、录音机……
内利：他们把能拿的都拿了。他们把东西都抢走了、吃掉了。床罩、毯子，什么都拿走了。
里佐先生：他们带走我儿子后，把我带去了离这里十五公里的巴蒂耶霍（Patillejo）。到地方，一个南方口音的人问，“我们拿这个老家伙怎么办？”然后他打开门，把我丢了出去。当时车还在开，我双手绑在背后，脸蒙住了，所以啥也看不见。我就记得这些。
内利当时很糟，她吓坏了。过几天，我想投诉警察，但警察劝我不要这么做。他们说，我这么做，什么也得不到，还会把工作和一切都丢掉。受理投诉的人把我的文件丢掉了。我们没有主意，不知道能做什么。我们没有律师，也没有人想掺和这件事。那天晚上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做事情，因为我走路非常不便。我将近一个月没法回去工作。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内利的情况一直很糟。我们让她吃了镇定剂。
内利：我吃药吃了一年。就算是这样，醒来时，我还是去了警备司令部。我要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填了起诉书。我去了，但我的情况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后来，当他们看到我非常糟糕，无法走路，无法进食、睡觉，啥也没法干的时候，就让我去看精神病医生。那时，我已经向第五军区司令部提出了指控。
这起行动是布西将军干的。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是我们遭遇的罪魁祸首。他搞了图库曼省的三十三所集中营，特别是“军工厂”那个。这些营地在政变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失踪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也说明了图库曼的事件[3]。
我康复后，开始联系别的被绑架孩子的母亲。我们是母亲的组织，大约有十五人，我们的孩子是同学，所以我们见了面。孩子们都是4月15日那晚的行动中带走的。他们带走了罗梅罗家的孩子（两兄弟），带走了叫麦地那的男孩，也带走了我的孩子和其他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失踪了。我们只知道他们遭到了绑架。
我们十五个人一起去了主教办公室，搞得他们很烦，就把我们送去了圣心教堂，让我们在那里聚会，不要在主教办公室烦他们了。后来，我们天天都上那儿。否则天主教会就会反对我们，站到军队那边去。我是天主教徒，从小就受洗了。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见了教皇使团的皮奥·拉尼[4]。他也是政权的帮凶。除了很少的人之外，整个天主教会都是帮凶。对的，有海梅·德·内瓦雷斯[5]主教和拉罗·阿马特·佩雷斯[6]神父这样的例外。他们一位在拉里奥哈被阿尔金德古伊暗杀，另一位在帕塔哥尼亚遇害。还有一个8月4日遇害的安赫雷希。我们一直在向教会寻求帮助，他们都拒绝了。他们不想惹上麻烦，最多是接待我们，给我们孩子念主祷文。这就是全部了——他们只给孩子祈祷。我们理解不了教会的做法。
我们去找过省长布西。他从来没有胆量接待母亲，从来没有。政府里一切照旧。我们上政府站好几个小时，谁也不搭理我们，我们只好回家。在这一整年里，自从我康复后，就去各个地方：我去了主教办公室，去了教堂——从教堂再去主教办公室，又从主教办公室回到教堂——就这样到了1978年。那一年，我们派了二十个代表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那儿，我们了解到还有其他母亲——五月广场的母亲，于是就加入了她们。我们上门找了各家人权组织、正义与和平服务处（SERPAJ）、我们现在所属的人权常设集会，还有各个非天主教教会的神父[7]。他们倾听了我们，敞开大门，给了精神上的支持。这些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的为人与帮助都令我印象深刻。
1981年9月，“母亲”组织在图库曼正式成立。此前四五名母亲主持我们的小组，她们是共产党。她们有些消息没有转告我们。图库曼省有大约四百名母亲在寻找失去的孩子。我们是羊群。最初决定成立独立的组织，与五月广场的母亲合作的，就是我和我朋友。我俩都是母亲。接着，其他母亲也从别的组织来加入我们……
我相信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因为人民的不满情绪在增长，政府需要制止它。当宪制政府倒台时，他们为消灭那些为人民而战的人，进行了“猎巫”。布西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他发起了“独立行动”。经过精心策划后，“猎巫”开始了，人们开始失踪。1973年或1974年就开始了，我不太确定。在独裁之前，1973年，就有失踪案了。布西将军早就参与了。他老早准备好了关押的营地。最可怕的营地是“军工厂”，去到那儿的无一幸免。那是个大型屠宰场，里面分成十个区，每个区里挖了六个坑，每个坑六米深。每十到十五天，他们在人手臂上绑红丝带，把人带到洞口处死。囚犯跪在洞口，布西朝他们开枪。他们会把可以烧的东西扔进坑里，把囚犯（有时活着）扔进去。官员们都参与了这场屠杀。杀多少人，只看布西的心情。
我从一个囚犯（他从那个地方幸存下来）那里听说，我儿子就在这里，后来《十二页报》（Página12）上也有说。我知道儿子在那里，因为十多年后，一个当时关在那里的年轻人对我说，他和所有的生物化学系的小组成员都关在那里。他见过我儿子的朋友。
现在布西又当回了省长。这个人满口扯谎，没有遵守他的承诺。这里那么苦，穷人又那么多，但非常穷的人投票支持他。（投票的）他们不是法西斯分子，但他们做错了。我只觉得，我的孩子不值得为此而死，不值得为了这种人而死。
玛尔塔·奥菲利亚·瓦洛伊
1976年，我正在读书，在中学里兼职教书。我完成了在图库曼大学的哲学与文学系的学业。我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但我姐姐的政治活动影响了全家的生活。她加入了庇隆主义青年运动，一开始是在大学里，后来到外边活动。现在她和丈夫都失踪了。我们家不知道她参与青年团活动的细节，只知道她念中学时，就是积极分子了。之后，她搬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姐姐在1977年5月失踪。当时她二十七岁。
他们留下了一个婴儿，只有一岁零三个月大。在我姐姐失踪的两个月后，我们终于把孩子找了回来。当过兵的叔叔告诉我，孩子在他那里，但他从未告诉我们，孩子是怎么到他家的。所以我们把孩子接回来，现在也和我一起住。直到叔叔联系，我们才知道姐姐不见了。我认为她逃走了，把婴儿留给了叔叔。叔叔告诉我们，婴儿留在了公寓门口，随身还有一些衣物和一张便条，上面叫他照顾好孩子，因为姐姐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又告诉我们，是姐姐自己丢下孩子的。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很久以后，到了1984年，我们和曾在集中营里的人谈了话，才得知婴儿是和父母一起被绑架的。先是我姐姐，然后是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在孩子面前受到拷打，他们就是在孩子面前对她用刑的。
我们是从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那里听说的。姐姐的案子成为了审判军方指挥官的证据。她遭到绑架的事实成了证据，但孩子受到虐待的细节没有出现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能用孩子的表现证明这一点。孩子到这里时，才一年零三个月大，他不能躺在床上，见不得任何穿制服的人。施刑者是穿制服的。所以他见到护士、医生、担架，就会变得神经质。
我以前当老师，但一直打零工维生，生活很忙，没什么前途。当局拒绝承认我的学历。这是教育部长定的规矩。我想，有亲属失踪的人都这样：我们被打入了另册。我们在社会上也受到歧视。有很多人，甚至以前的朋友，再也没来看我们，也不再和我们说话。一些邻居也歧视我们。我们在人权组织的帮助下，认识了许多有亲属失踪的人。
我们的邻居听说了姐姐的事，因为她和丈夫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纸上有新闻说有左翼武装分子在逃，其中就有她和丈夫的名字。他们知道我侄子就是我姐姐的儿子。我们掩盖不了孩子的来历。此外，我们也不想把他藏起来。有很多人，很多我们认识的人，都掩盖了家人失踪的事实。他们害怕受到排挤，所以否认了事实，也没有去寻找失踪的亲人。他们不是怕在亲人身上发生什么事，而是害怕排挤，或者不能升官。比如，我有个想当法官的律师朋友，她明白，如果她有个失踪的兄弟，那她就当不上法官了，因此否认了这回事。他们从没有去寻找过他，就当兄弟已经死了。
当布西将军赢得图库曼的选举时，人权人士遭了很多罪。有位五月广场的母亲死于中风。她得知布西赢了选举，还当上省长，就中风了，一直昏迷到去世。深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承受了许多道义上的痛苦，因为布西是镇压图库曼的元凶。我的两个孩子和侄子承受了许多痛苦。他们在经历危机。许多家庭都是如此。这是悲剧！就像哀悼，可怕的哀悼。自从布西掌权以来，什么都没有变好。
至于人们为什么投票给他，三言两语无法解释。可能是其它党派执政表现太糟糕了，人们要惩罚它们。行政部门缺乏组织，而布西似乎是“秩序”的保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图库曼的社会具有非常独裁专制的文化。世界上最保守的教会就在图库曼。这里的天主教会全是纳粹。还有一种说法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说，人们会投票给自己的……出于病态，他们在寻求自己的压迫者。
图库曼大约有四百多人失踪，还有像我姐姐一样，在图库曼外面失踪的。还有一些没有人认领的失踪者。然而，就算那么多家庭受到影响，社会仍把失踪者的亲属视为左翼分子、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的亲戚。许多人为镇压辩护，他们仍然认为失踪者的死亡与受刑，是因为犯了什么事，就应该受到惩罚，认为他们是社会的祸害。
图库曼的天主教大学始终受到保护。甚至天主教大学还为镇压提供合作。他们列了一份左倾分子的名单。我们后来才得知这一点。天主教大学非常非常反动，此外，它还充当镇压的先锋。学校领导承认手上有名单，甚至威胁一些人说，“我们要把你放在名单上。”指挥这一切的是多名我会的教长，这人和军队走得非常近。在六七十年代的镇压中，他掌管着秩序和天主教会，民主化后，他离开了图库曼。他最近回来访问，看望了好友布西将军。他离开后，人们发现了军队和图库曼天主教大学之间的秘密协议，上面让天主教大学接管图库曼国立大学的事务。后来，这人离开了图库曼，去了阿根廷的另一个地方。
这些协议已经发表在了报纸上。民主化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发现后谴责了它。左翼学生的名单也公开了，上面的许多学生都失踪了。我们还在图库曼国立大学的档案室里，发现了名单。当时，国立大学的校长是军方任命的，所以两所大学的政策相同。他是极端天主教分子。协议表明了两所大学都有收集情报的任务。校长在大学里搞了情报部门，无疑在监视学生的活动。许多军官成了大学的行政人员和教师。他们没有隐藏身份，也顺便监视着工会。在这些学生名单中，还记录了每个人的政治倾向和人际工作关系。
国立大学内部建立了一套情报部门，带头的是校长。此外，学校公开任命了一些特务，负责监视学生、获取情报，乃至渗透自己人。我的意思是，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他们丝毫没有掩饰。虽然他们没有把“我是情报机关的”挂在嘴上，但他们毫不掩饰身份。总之，当时有许多军官在大学里当行政人员。
政变之前，1974年，但尤其是1975年，不仅是学生，工会会员也受到迫害。1976年，蔗糖工人领袖安蒂利奥·桑迪杨[8]遇刺（也可能是人民革命军打死了他）。同样，教师工会的创建人与总书记伊萨罗·阿兰西维亚[9]也在政变当晚遇害。他死在自己家里。他们还杀死了他的兄弟（只是偶然在场）。是布西将军指示军警干的。
当时大家都很害怕。我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在暗处。身边同事可能就是揭发检举你的人。我姐姐失踪后，感觉谁有亲属失踪，就被打入了另册。你会遭到排挤。至少到1978年，我们才了解事情的全貌。一直以来，我们认为犯人不过是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从没想过集中营和审讯有那么恐怖。1979年美洲国家组织来的时候，我们才得知酷刑这回事。我们怀疑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直到那时，才意识到它全部的恐怖之处。我们相信这些人还活着，直到1980年左右，我们还对此抱有一线希望。
里卡多·富马洛神父
大约在1970年，制糖产业陷入危机。总的来说，图库曼制糖厂的设备都过时了。当地保留了在提炼厂附近住人的古老传统。当提炼厂陷入危机时，所有人都失去了工作……这个小省份有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高失业率、亚热带丛林以及横穿丛林的两条大路。颠覆分子认为这里是建立根据地的要地。他们觉得自己能影响人民。他们来自科尔多瓦、圣塔菲、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普拉塔，基本都是大学生……还有些智利人、玻利维亚人……我不记得有古巴人。没有古巴人吧。差不多就这些人。
图库曼的农村居民不支持他们。在古旧的阿根廷，图库曼省的宗教民俗与天主教文化更为浓厚。甘蔗田和提炼厂的工人不支持游击队。支持游击队的都是大学里来的。这是意识形态（问题），对吧？在图库曼市，大学成了颠覆思想的中心。教会里也有人和大学里的颠覆分子有联系。但这些人没有钻进丛林。他们从城市里来。
政府机关、甘蔗种植园主、提炼厂、蔗糖工人工会之间，进行了复杂的谈判。颠覆分子的存在，在城市和乡村中引起了不安。当时的军政府，也就是拉努塞将军的政府，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重新举行选举，民主政府成立后，各个政治党派都无法提供领导。我只能说，它们都是二流的领导角色。
有些人原本可以提供更好的领导，可以出更大的力，但他们不愿意。许多人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顾虑游击队活动，宁愿袖手旁观，也不肯亲自出面，力挽狂澜。和提炼厂老板有关系的人都远离了这里。大学领导层是左翼。比起经济权力，工会领袖更想要政治权力。教会发生了分裂，因为教会内部有一些非常左的神父。而图库曼的普通人都蒙在鼓里。
当时，我在大学里工作。我试着保持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避免卷进政治。那段时间，国立大学成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的中心，而不是学术中心。天主教大学受政治影响较小，没有烧书，也没有为了政治原因解雇谁。这所大学属于“多名我会”，神父们都献身教会。
需要区分意识形态上的贫困和真正的贫穷。教会把自己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是犯了错误。七十年代的局势非常复杂困难。颠覆分子在这里挑起了内战。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留在国内教导人们，重建和平。许多高谈阔论的人不在国内，而在巴黎、马德里等地。他们把武器带给年轻人，然后离开国家，再作为“人权的救星”回国。那些留下来，重建生活的人，往往受到了叛徒般的对待。
卡特领导的美国提倡人权，自诩为“裁决者”。美国不管自己国内，却插手别的国家的人权。美国采取了两项重要行动，导致了苏联解体。卡特一方面在军备工业上削弱苏联，另一方面关注人权，削弱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力量。我的意思是，卡特总统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以此削弱敌人。
我想说，杀人是不应该的。军队犯下大错。首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列宁主义的分析，从马列主义武装斗争的角度看待颠覆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眼下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葛兰西主义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通过文化上的改革夺取政治权力。因此，他们选择了错误的策略，把原本的文化斗争变成了武装斗争。我认为，军队拿文化斗争没什么好办法。我们年轻的国家没有认识到危机。这场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从未感到自己融入国家的政治体制，这就导致了重大的制度危机。
阿根廷的大学和教会都没取得政治权力。我要说，这就是庇隆主义的目的。它作为人民运动兴起，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伟大价值，因此具有力量。庇隆主义理论虽好，执行得却很差，所以没有成功。然而，这股精神使它保留了下来。这在阿根廷是很难理解的。政治家就不理解。军人更是一窍不通，他们自以为是庇隆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出路，其实并不是。
问：在我们看来，似乎问题是（国家）无法应对多元化、无法容忍异己。
好吧，我认为“多元化”是个当代词。阿根廷一直都是开放的国家。我的祖父母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阿根廷人！1825年，有位英国人来阿根廷旅行，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对阿根廷印象的书，书里讲了件轶事：尽管多年前，英国入侵了阿根廷，但他还是能在阿根廷自由活动。这样的开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问：是的，（你说的是）国家之间的开放，但我指的是思想上。
你瞧，是这样的，我们用“多元化”一词表示个人权利的减少，我是说，国家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减少。但是除了多元化，也就是个人自由之外，政治共同体还要有共识，要承认自身的文化遗产。这可不是多元论的。因此，我们说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西班牙文化、法国文化，或者斯拉夫民族的文化。这些价值观不能是多元的。
至于你把“多元化”和容忍异见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在观念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军队不应该与颠覆分子对话。他们是国家机关，依照国会选出的共和国总统的法令行事，而总统命令军队镇压叛乱。这是1975年，伊莎贝尔·庇隆下的命令。所以军队是作为国家机器行动的。失败的不是军队与颠覆分子之间的对话。对话是在平民的层面上失败的。国家机器无法对话。军队不是去对话，而是去打仗的。危机是平民危机，而不是军事危机。
我认为，我们需要搞清楚一点：政治机构能否让观点不同的人共事，或者领导者能否履行自己的义务。我认为，当代阿根廷最大的危机，是（早在1880年建成的）体制的危机。当时的民族国家是大型机构（大学、军队、政治权力与议会）构成的。这些机构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它们属于英国设想的国际政治的一部分，直到一战结束，英国都是国际政治力量的中心。当这个中心转移到美国时，我国制度还是那样，好像什么也没变。然后二战来了，这个国家仍旧保持原样。这就导致了制度的危机。最后，这个制度破产了。
在我看来，现在还缺少合适的主流政治领导核心。人民不信任政客，感到自己选出的国会议员、民意代表并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由于上述体制问题，阿根廷社会没有演变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模式。我国各阶层缺乏对何为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理解，让主流政治显得复杂难辨。因此，民主化以来的阿根廷社会没有产生良性的民主政治，而让政治生活充斥着“压力集团”，产生了社会无政府状态，尽管它貌似没有取代日常的权力结构。我认为，这是阿根廷目前最大的政治难题。人民需要相信主流政治力量。这也是今日政治人物的重大挑战。不解决民心问题，阿根廷政治就没有出路。这也是国民教育制度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
一群失去亲人的女人
以下片段摘自与几位妇女的对话，她们讲述了各自在图库曼的经历。
比安卡：图库曼的省长是退休将军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与军政府时期的图库曼省长是同一位。图库曼发生的八百起失踪案都是他干的。民众投票选了他当省长。这事儿太可怕了，我们一直都想不通怎么来解释它。
安娜：图库曼有三千人遇害或失踪。没人说为啥要杀他们。我失去了五个家人：父亲、母亲、妹妹、哥哥和怀孕的嫂子。他们在一起午睡。为什么是他们？好吧，可能是家里的年轻人：妹妹、哥哥与我本人都参加过政治活动的缘故。我们是庇隆主义者。妹妹和嫂嫂都是学生活动者，而我加入了印刷工会，我认为这就是原因。这些理由足够绑架你了。但为什么父母也受到牵连？完全说不过去。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答案。
政变就是肆无忌惮行凶的开端。我们认为，这场政变与阿根廷发生的其它政变的区别在于，这场政变是有条不紊地反对人民的。他们把“国家安全战略”变为了现实。
加布里埃拉：最早用在巴西、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的方法，也用在了阿根廷上。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但一些阿根廷军官在巴拿马受过训练。比方说，当时的图库曼省长布西将军就是在巴拿马受训的。整个社会生活在恐怖主义之下，被迫保持沉默。
比安卡：沉默是因为恐惧，还因为部分人的共识。总之，主导社会的首先是恐惧，其次是同谋。教会和其它机构都是同谋者。
加布里埃拉：我认为，教会作为机构，具有原教旨主义的、麦卡锡主义的自我意识。就像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圣战。它超出了基督教的本质与启示。在我看来，这是造成当今社会严重腐败的一大原因。因为这种同谋是不道德的。它带给了我许多痛苦，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丈夫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年轻时是天主教领袖。他投身了“人类进步”。这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启示。我们受到了一些最进步思想家的影响，他们在努力帮助穷人。
我丈夫是图库曼人道主义学生联盟的主席，是个出色的学生。我们有很好的国际教师团队。他在1977年7月21日遭到绑架，同一天里，另一位学生领导人也被带走了。此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图库曼省的大学里，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在同一天失踪。他们是大学里的政治对头，没有私人交情。这种巧合让我觉得，这起绑架是有预谋的。他们想消灭所有的年轻领导人物。时至今日，似乎是这些领导人的消失，才使人们想起了失踪者。
有人曾在乌尔基萨（Urquiza）监狱待过，见过我丈夫和另一位失踪者，他向委员会提供了证词。这些反人类罪行至今没有下文。在国际社会上，你（采访者）作为外国人，觉得人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路易萨：人民是这种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人们在担惊受怕。这些机构，军队、教会、政党——尤其是政党，甚至庇隆党和激进党也是——都在作壁上观。比方说，伊莎贝尔还担任总统的时候，他们通过了《独立法案》，表示必须肃清颠覆分子。那是1975年，庇隆党和激进党都在法律上签了字。后来军方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绑架。那会儿还没政变呢。政党的领导人全是同谋。他们还说，杀人很有必要。有人遭到绑架，其他人却压根不知道这回事，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出现。不知为何，政党的领导人却说这是必要的。这就是他们同谋的方式。
许多报纸都说一切正常。是的，报纸也是说过，那是“必要的”。不过，报纸可能无法随意开口。新闻记者的受害人数比其它组织的受害人数要多。当时约有一百位记者失踪，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国家持有并控制了许多电视台和广播站，因此控制着大众媒体。另外，许多报纸、出版社都赞同军方的做法。而反对者啥也做不了。
安娜：我现在给报纸写稿。我必须带着悲痛生活在这个不作为的民主政府之下。将军一伙人控制了政府。最痛苦的则莫过于，明知道这些人的滔天罪行，还得与他们共处。罪魁祸首是布西将军跟他的共犯。他们必须：首先，承认发生在那么多人身上的真相。第二，公开忏悔罪行。第三，向受害者的亲友子女请求宽恕。第四，作为补偿，退出政坛与公共视野。
如今，他们受到了豁免法的保护。法律保护了他们。梅内姆总统赦免了他们。另一些人则受到《应有服从法》[10]的保护。大多数人没有受审，而受审的人，又得到了梅内姆的宽恕。出于今时今日的苦痛，这些人物至少要退出公众生活，再让他们继续从政是不道德的。此外，这也是给下一代人的糟糕例子。
比安卡：他们是杀人犯。
加布里埃拉：布西将军是以48%的得票率，民选产生的省长。他是“进程”中的省长，而且也参与了屠杀。
路易萨：我个人在感情上无法理解。不过，先不谈它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痛苦，我可以用理性去解释。显然，其它政党都没有给出可行的出路。
比安卡：人们给杀人犯投票，这怎么解释？布西之前的省长欺骗了人民。人们投票给他，是相信这个人能让图库曼摆脱混乱和经济灾难。帕利托·奥尔特加[11]是歌手，图库曼出身，是个非常贫贱的庇隆主义者。他以前当甘蔗园里的工人，六十年代里，突然作为歌手和吉他手火了起来。转眼间，他成了图库曼省长候选人。许多人认为，他代表着脱离生活的混乱与无序的可能性，但帕利托·奥尔特加的政府欺诈又腐败，怎么看都是彻头彻尾的灾难。那是个大骗局。所以他必须下台。但机会到来时，各党都没提出有分量的候选人，布西就赢了选举。我听有人说，布西也许能带来秩序。我们就回答，他会带来让人失踪的秩序。
安娜：这是一种说法。有的说这是“惩罚”。还有的说，阿根廷社会的独裁专制还没消失。它是人们行为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还未成熟。这里没有民主的作风，还很落后。比方说在军队中寻找救世主的历史倾向。我们有过的军政府比平民政府更多。
比安卡：我不认为会重蹈覆辙，因为国际社会现在不支持军方了。但这不是内部原因。我认为，军方仍能够通过民选掌权。民主没有带给人们它所承诺的东西。
路易萨：我同意比安卡的话。我只想澄清一点：在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的高礼帽下面，也是个出身卑微的图库曼人，但这人是个成功的歌手：我指的是现居迈阿密的帕利托·奥尔特加。我支持激进党，但我不想让布西赢得选举，所以投票给了帕利托。照我看，他们故意让奥尔特加当庇隆派的候选人，就是想保送布西当选。
安娜：还有，至于军方是否会重新上台，我想澄清一件事，我认为军队不再是必须的了，因为他们的角色：国家庞大经济利益的监护者，如今已为民主总统所取代。
路易萨：现任省长布西就是选举上台的。不希望他获胜的人，投票给了帕利托。他们甚至说，选举有舞弊，否则帕利托·奥尔特加就选上了。
安娜：布西关心富人的经济利益。但非常穷的人也支持他。他的许多票来自贫困阶层。民间传说中，布西将军名叫多明戈（domingo），这是庇隆的中间名和圣日（礼拜天）的名字。因此，他是庇隆将军的象征。
加布里埃拉：我们知道失踪者都死了，但我们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失踪者遭到了绑架。他们无法开口，荣誉受到玷污，至今不得平反。我丈夫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就连最凶恶的罪犯也有权申辩，失踪者却无法为自己辩护。社会不理解，因为每当我说：“我的丈夫失踪了，”他们会问：“他做了什么？他犯了什么法？”出于对孩子父亲的爱，我必须捍卫我丈夫，我也始终在捍卫他。这也是为了孩子，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无辜的，可他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也希望，那些置身事外的人能够意识到，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曾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我希望人民能够致力于人权事业。我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这种事再次上演。
比安卡：还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教师身上。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我们就看着学生一个接一个失踪。我们留意到有人没来上课，就问她（大多数学生是女生）是什么情况。没有人能找到她，突然之间，人不见了，要么出现在官方的被捕名单上（上面说她们“依国家执行权力批捕”），这并不表示她们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再也不会见到她。这成了我们的责任，我们中选择留下来，而不是离开国家的人——我选择了留在国内——有责任尽力帮助这些年轻人。但我们面临着伦理问题，我现在仍和学生与孩子面对着这一问题：如何教会她们民主，又不让她们身处险境呢。这是我们的职责。作为教师，教育她们尊重他人，是我永远不会放下的责任。但同时，我必须教她们要小心谨慎，以免成为又一个失踪者或受刑者。
我是外语教师，所以有了解决伦理问题的机会。我的办法是，教授拥有民主精神的文化——非常坚实的民主精神……就像法国文化一样。主要是通过文学，通过那些被禁的文学作品。加缪[12]、萨特，甚至圣埃克絮佩里[13]（《小王子》的作者）都成了禁书。“国家执行权力”禁止了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从图书馆里把这些书拿走了，因为从安纳托尔·法郎士[14]（首字母A）起，所有法国作家写的都是禁书。我们把书全都带回家，都分掉，以免这些书付之一炬。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烧了大学中央图书馆的书。我还记得，我们四五位法语系的老师来了，把书带回了自己家。这样一来，就保住了我们视为至宝的东西，我们也能继续教书了。这是很冒险的。要是他们发现了，就会逮捕我们，或者让我们失踪。
我们的许多同事丢了工作……比如学院的院长。这里也有黑名单，上面有名字，有个人和院系的活动。心理学系关停了，因为它在黑名单上。全国的社会学系都关停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的都关了。我承认，虽然我不担心自己——当时我不害怕——但我为年轻人担心。我总是告诉我的孩子和学生，要是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必须组织起来，紧密合作。不能单打独斗，因为国家恐怖主义不是一个人能面对的。
国家拥有权力。不幸的是，我们的民主是假的。按照宪法，人民选出政府，但是各种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导致民主或正义根本无法实现。行政机关拥有无限的权力。司法机关不是独立的，受制于行政机关。是的，最近的宪法改革后，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都服从行政权力的意识形态。梅内姆上台后，撤换了好几个最高法官。梅内姆有权选出法官，因为他的党在国会里是多数。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终身制的。因此，除非是国会决定的政治审判，否则法院都要服从行政机关的意识形态。所以社会变革非常非常缓慢。
[1] 关于游击队如何看待图库曼事件，可见马蒂尼（Mattini），《从图库曼到拉塔布拉达的人民革命军—工人革命党们》（Hombres y mujeres PRT-ERP de Tucuman a la Tablada）。——原注
[2] 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Antonio Domingo Bussi，1926年1月17日——2011年11月24日），1944年入伍。1975—1976年任拉普拉塔第十机械化旅旅长，在图库曼省血腥镇压反对派活动。1976—1977年任图库曼省临时总督，推行强硬的镇压政策，1982年以少将军衔退役。1987年加入图库曼省的右翼政党“省自卫团—白旗”（Defensa Provincial - Bandera Blanca）。1988年在图库曼省创立共和力量（Fuerza Republicana），鼓吹新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 1988—2003年任共和力量主席。1995—1999年任图库曼省省长，在任期间大肆贪污。1999年会见梅内姆。因支持率大幅降低，被迫放弃连任。同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但被众议院褫夺了就职资格。2003年当选为圣米格尔·德·图库曼市长，但未能就职，当选三个月后即被捕。2008年判处终身监禁。2011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3] 图库曼，《省报》（La Provincia），《两院调查委员会关于图库曼省侵犯人权事件的报告》（Informe de la comision bicameral investigadora de las violaciones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provincia de Tucumdn），1974—1983。之前，当地居民也编写了一份简短的名单，列出了失踪者的身份（Nomina de 409 personas detenidas desaparecidas de la provincia de Tucuman (Argentina), denunciadas por sus familiares, n.d）。——原注
[4] 皮奥·拉尼（Pio Laghi，1922年5月21日——2009年1月10日），梵蒂冈外交官。1946年成为神父。1952年在梵蒂冈教廷工作。1974—1980年任驻阿根廷大使，支持军政府，但反对设立秘密监狱，1980年被驱逐出境。2009年逝世。——中译者注
[5] 海梅·弗兰西斯科·德·内瓦雷斯（Jaime Francisco de Nevares，1915年1月29日——1995年5月19日），出身于上流家庭，1951年成为神父。1961—1991年任内乌肯教区主教。1969年起积极支持工人运动。1976—1983年积极参与人权运动，创建了常设人权大会和普世人权大会。1983—1984年任全国失踪问题委员会委员。1995年去世。——中译者注
[6] 拉罗·阿马特·佩雷斯（Lalo Amate Perez），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7] 如系新教教会，中文里称为“牧师”。亦可统称为“教士”。
[8] 阿蒂利奥·桑迪杨（Atilio Santillan，1935年？月？日——1976年3月22日），阿根廷工会活动家。60年代初开始担任图库曼制糖业工会总书记，激烈反对军政府，持右翼庇隆主义立场。1976年遭到人民革命军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9] 伊萨罗·阿兰西维亚（Isauro Arancibia，1926年3月25日——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教师和工会活动家，曾参与工人革命党的活动。1973年创建阿根廷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担任副总书记。1976年3月24日军事政变爆发时，遭到警方杀害。——中译者注
[10] 《应有服从法》（La Ley de Obediencia Debida），1987年6月8日由劳尔·阿方辛政府颁布，其中规定上校以下军衔的军人在国家恐怖主义和军事独裁期间所犯的罪行（除了抢走小孩和窃取失踪者财产）将不被起诉，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应有服从”（军事术语，指下级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这项法令的受益人包括阿尔弗雷多·伊格纳西奥·阿斯蒂斯与安东尼奥·多明戈·布西将军。——中译者注
[11] 拉蒙·巴蒂斯塔·奥尔特加（Ramón Bautista Ortega，1941年3月8日—— ），即帕利托·奥尔特加（Palito Ortega），阿根廷歌手、演员、唱片制作人和导演。出身于汽车工人家庭。1957年进入乐坛。1991—1995年任图库曼省省长。1994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98—1999年任社会发展部长。1998—2001年任国会参议院议员。1999年加入正义党，任正义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未能当选。2013年获拉丁格莱美音乐卓越奖。——中译者注
[12]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小说家、哲学家、评论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局外人》，《鼠疫》。——中译者注
[13]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年6月29日——1944年7月31日），法国作家、空军飞行员，代表作《小王子》。——中译者注
[14] 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1844年4月16日——1924年10月12日），原名弗朗索瓦—阿纳托尔·蒂博（François-Anatole Thibault），法国小说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金色诗篇》，《波纳尔之罪》。——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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