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媒体与国际背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十二章媒体与国际背景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在社论中表达了社会主流对1976年政变的普遍看法：

　　“全国上下松了一口气，意识到剑胆琴心的卓绝人物已接管了政府权力……被迫拯救国家的人们，他们是值得钦佩的革命者……这不是又一场玩弄权术的政变，而是救国行动。站出来挽救危局的那群人并不渴望权力，而是身负使命，又严肃对待这一使命。采取了最初的行动后，我国的新领袖似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在言语和行动上，新政府都值得称赞。它业已创造一种气氛，为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新颖的思路。过去一年半的道德、经济、社会衰退，宣告终止了。国家复兴并非易事，但已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看样子，军政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内的真诚合作与海外援助指日可待。”^[1]

　　西班牙语报纸普遍支持政变，不过它们的社论调子更多是存疑观望的。军政府时期充当官方喉舌的《国家报》表态支持政变，但又有所保留：

　　“危机结束了。在政府已死、已倒台的国家中，这不足为奇……与其说政变激发了惊讶，不如说巨大期望……鉴于当前任务艰巨，最关键的是军方的行动要维持现有的凝聚力。国家拥有宝贵的信心，但恐怖主义也在伺机蠢动。”^[2]

　　许多社会群体对政变的支持与喜悦持续了数月之久。军队也表现出了克制、清醒、正直。
　　1976年4月下旬，政府下令“凡涉及颠覆活动、发现尸体，及军警与颠覆分子死亡的题材，除非有官方的可靠信息来源，否则一律不得发表评论和文章。绑架和失踪也包括在内。”^[3] 对于任何一个绑架和暗杀不算高发的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一声警告。但它在阿根廷新闻界中没有激起波澜，正如官方的说法：“国家正在战争中。”阿根廷从未中断过审查制度，伊莎贝尔·庇隆政府更是加大了审查力度。因此人们认为军方的行动是适当的、必要的。
　　其实，军方并没有下达“审查”的指示，而是鼓励媒体自我审查。它给了一些指引，名为“大众媒体应遵循之原则与规程”，里面提供了大致的指示，以“促进有助于社会健全基本价值观的恢复。例如：在基督教道德下的秩序—劳动—等级制度—责任—身份—诚实……等等；捍卫家庭制度……对一切形式的恶行采取坚定一致的行动”及诸如此类的道德建议。
　　此外，它还给新闻界定了一套“规矩”，包括“不得涉足不适合公众讨论（粗体是原文就有的）的内容，因为受众还没有对它们的影响做好准备（教育程度不足），或是内容不适合他们的身心；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凡是资格或威望不足以发表意见者，均不得宣传任何意见。包括采访和∕或街头调查。”^[4]随着记者和编辑接连失踪、报社遭遇炸弹袭击，这些模糊的指令很快变得更加具体。
　　自我审查变得比官方指令更严苛，阿根廷的大多数媒体成为了新式国家恐怖主义的无声见证者。这有一部分是恐惧，还有一部分是历届政府对它们的镇压所致。但是，至少在早期阶段，由于庇隆夫人治下的混乱局面，报纸大都支持军队接管政府。
　　1976年4月5日，《拉普拉塔日报》的出版商劳尔·克莱塞尔伯德^[5]（他的父亲遭到蒙特内罗绑架，1974年在警方突袭中遇害）首当其冲告诉美洲新闻协会说，“现在判断阿根廷的新闻自由还为时尚早。”但一年后，他告诉同一个协会，阿根廷新闻界正遭受着“集体恐吓”^[6]。1977年4月，巴黎《世界报》报道说，自政变以来，共有七十二名新闻工作者在阿根廷遇害、被捕或失踪。1978年3月，《世界报》给出的数字是四十人失踪、二十九人遇害、七十人被捕或入狱^[7]。
　　媒体的报道有多少是真实的，谁也不清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关反游击活动的报道有所增加，几家西班牙语报纸上，充斥着所谓在军警的突袭中发现的“武器库”照片，还有所谓在战斗中打死的“游击队”尸体。
　　根据安德鲁·格雷厄姆·约尔（时任《先驱报》的政治编辑，1996年接受我们采访时，他当上了主编）的说法，“在阿根廷，历届政府决定的审查和新闻的自我审查之间，只有很细微的差别。”^[8]到1976年8月底，格雷厄姆·约尔的专栏文章接受的自我审查，要少于大部分的新闻媒体。当时，他注意到（他现在也那么警惕），尽管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了保证，“遭到绑架或失踪”的人数依然令人担忧^[9]，而游击活动“正在减少”，这表示政府关于“战争”的说法是在夸大其词^[10]。下一个月，格雷厄姆·约尔就流亡伦敦。《先驱报》继续默默地刊登失踪人员的情况，挑战当时的自我审查。而主编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继续发表着保留意见（但不再唱赞歌）的社论^[11]。8月22日，考克斯在名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社论中，几乎是在指控政府指使了政治领袖等人的失踪，以及爱尔兰帕罗廷郊区神父的谋杀案：

　　“体面人始终在自我安慰，那些没法归咎于左翼颠覆分子的谋杀案，都属于报复杀人……大多数普通人呢，心存侥幸：那些怪不到左翼颠覆分子头上的死亡与失踪，最终会有一个不至于激起他们义愤的答案，而真相大白的时刻来了，那就神父被残杀。从那一刻起，阿根廷的每位守法公民都看得越来越清楚——除非让偏见蒙蔽了双眼——某些没头脑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已经发疯了。此后，不可能再说无辜者遇害都是左翼颠覆坏分子干的了。没有什么比内政部昨日的新闻公报更接近于证实这样的怪物存在。它拒不承认‘这起野蛮的事件完全是失去理智的疯狂团伙所为’。可我们至今仍未见警方抓获一个‘失去理智的团伙’的成员。”^[12]

　　考克斯一家多次受到死亡威胁，于1979年12月16日离开了阿根廷。
　　以下采访提供了马克西莫·盖恩萨（Maximo Gainza）（当时《新闻报》的出版商兼所有者），还有安德鲁·格雷厄姆·约尔（他在1976年流亡前是政治主编）的看法。

马克西莫·盖恩萨

　　人权组织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每一家报纸都提供了文件，但只有两家报纸发表。这两家还刊登了六千多人的失踪名单，《新闻报》就是其中一家。《新闻报》刊登了佩雷斯·埃斯基韦尔^[13]博士的两页广告（后来，他因为捍卫被关押者与失踪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广告费是现金支付的。为此我们失去了一万订户。人们不想了解正在发生什么。
　　我不在乎是三四万人、六千人还是一个人。在任何文明国家中，都不该有人失踪。要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你必须明白，军队只是一家国营的大公司。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国营公司有多糟糕。你得知道，这个穿制服的武装官僚组织，手上的枪给了他们权力。枪的权力高过法律。人们开始失踪。
　　好比律师弄丢了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文件，就会打输官司一样。然后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但这不太现实。可那些穿制服拿枪的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更像官僚，而不是像疯子一样思考。当然，里面也有疯子，但大多数都是穿制服拿枪的地道官僚。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问题。他们就是这么对待人的。
　　我们有个主要通讯员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如果这些人是有罪的，是所谓的恐怖分子或游击队，无论如何都应该受到审判。如果他们有罪，那就根据绑架和谋杀的法律，判他们死刑。
　　现在阿根廷约有五万三千名退役和现役的三军军官。他们一般在四十五至五十岁退伍。陆军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一部分是女兵。没有义务兵了，全是职业兵。在一万五千名陆军中，有一万人负责官僚工作！海军学英国人，陆军学德国人，空军又学意大利人。庇隆当过驻意大利武官，尤其崇拜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作风更官僚——要求条理和整齐划一——但墨索里尼是鼓动家，懂得适当变通。
　　二战前夕，我们大学里只有两种人，要么亲纳粹，要么不亲。亲纳粹团体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弗朗哥，因为弗朗哥是天主教徒，而阿根廷是天主教国家。共产主义无法在阿根廷夺取权力，因为人民总会回到天主教。庇隆是全能的，是说一不二的老大。要是庇隆将军觉得哪个工会势力强过头了，就会干掉它。有人试过，然后挨枪子了，就像鲁奇那样。

　　问：《新闻报》是如何让人们了解军队掌权后的局势的呢？

　　我们发表了很多社论。但是呢，要是国家感觉不舒服……就像你不舒服，就会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一些人会立即去看医生，要是得动手术，那么还有得救的机会。但有些人不去看医生，他们不想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阿根廷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知道军队在杀人，晚上从家里把人带走等等。可他们不想了解这些。当我们发布失踪者的人身保护令时，甚至都没人读。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始终要敬这份报纸三分，最后只是把我们接管了。为什么我没有留住报纸？因为我们忍不下去了。在这个不体面的国家，办不成体面的报纸。1951年，庇隆政府第一次接管了我们。四年后，在阿兰布鲁总统执政的1955年，我们把它拿了回来。但没有政府喜欢我们：他们不喜欢《新闻报》的独立立场。他们尊重我们，要么是想改变我们。比方说，庇隆没有垄断官方广告，但是昂加尼亚政府干了，还建立了垄断官方广告的代理商。别忘了，那时候的航空、铁路、燃气、石油、电力公司都是国有的，政府手底下有九百家企业，它们的广告生意是非常赚钱的。他们不想支持独立的报纸。你随便写什么社论，但在报纸上，人们读得最少的部分就是社论。占星运势最流行，但我们从来没有这个版面。

　　问：另一家发表埃斯基韦尔的失踪者名单的报纸是哪一家？

　　《观点报》，提莫曼的报纸。我们发表的东西一样。在那段时间，提莫曼站在游击队那一边。他变了。大多数的左翼优秀作家都给《观点报》写过稿，左翼总有比右翼更好的写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确实写得更好。他们写得很不错。

　　问：显然，你们不是左翼报纸，但你们发布了这条新闻。你受过威胁吗？

　　有一回，新闻局的秘书打电话来，告诉我，我们不能发布与游击运动、战斗相关的任何新闻。我问他：“这是建议还是命令？”他说：“这是命令。”“好吧，那告诉你的上司，拿书面的命令给我。”他说：“你不得发表任何与游击队作战相关的人员伤亡的新闻。”于是，我把这些话放到了头版上。至少读者能够知道，为什么报上没有实时新闻。但当天，附近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我们查了有关枪击的报道。什么也没有。

　　问：那么，为什么其它报纸那么害怕？

　　因为他们经历了长年的恐吓，一直在担惊受怕。他们没法改变。盖恩萨是巴斯克人，巴斯克人都非常固执。所以我们也没法改变。1976年，革命推翻了伊莎贝尔·庇隆，好吧，我们知道这革命（政变）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也收到消息，它会在那一晚发生。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让印刷机待命，得到全国各地的更多消息后，一连出了六版报纸。
　　第二天，我发现其它报纸关于这场革命连一行字都没有写。因为，新的军政府曾召集了新闻业的所有大人物，给他们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得印刷有关革命的任何内容。会开完后，他说：“《新闻报》的人在哪儿？”但《新闻报》的人没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发布新闻时，我们不在他们的通知名单上！所以我们是唯一一家（不在场的）报纸。他们在搞官僚主义那一套。这些人的通知名单上，没有他们不想联系的报纸的电话。他们没有《新闻报》的人的名字和地址，多年以来都没发现这一点。
　　左翼从来没有提过我们出的两页报纸。我在纽约拿了美国基金会的奖，这个奖是因为一直与独裁战斗，还有……出版了两页六千名失踪者的名单。你问他们：“看过那两页了吗？”他们说没看，因为左翼不想表扬敌人发表的东西。你知道的，就算你们是敌人，你也要尊重对手和他们所做的事。那才是正派的做法……
　　人们害怕你，因为他们知道，假如哪天要我们帮一个违法的忙，我们是不会做的。他们声称我们是在帮助敌人。公布失踪者名单又不是在帮助敌人。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发表过整份人身保护令，法官会介入，但（名单中的）大多数人——年轻人，没人知道（在哪里）。但那两页印出来的时候，可不是一张人身保护令的事，那事关千万人的失踪。

安德鲁·格雷厄姆·约尔

　　七十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政治编辑，在九十年代担任主编。

　　当你有整整一代人，非常活跃的一代人在讨论政治时，有位将军说，不许搞政治活动，禁止党派，还要派骑警进入大学。第一个结果就是一整代的讲师说：“好吧，我们就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确实走了。一夜之间，学生没有了政治活动，也没有了老师。顺便说一句，这不是道歉或借口，也不是同情游击队，但我认为，当你发现所有讨论政治的门都关上后，你就会用枪打开它。这不会发生在加拿大，不会发生在英国。但这发生在了许多地方。你想表达自我，就只剩下“暴力”一条路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那一代的事情。（当时的）蒙特内罗的领袖要比我还小两岁。
　　年轻的游击队都来自民族主义团体、天主教团体、左翼团体，他们不是在意识形态下，而是在枪杆下走在一起的。里面也有出色的人。我记得一位朋友，他是那一代的领军诗人，比我大一点点。他死于枪战。是的，就在游击战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有一点：蒙特内罗刚开始只有十二个人。他们绑架和杀死阿兰布鲁将军时，只有十二个人。那十二个人里，只有一两个人活了下来。之前，我认识还他们几个人。后来，很久以后，我见到了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我是在邦吉公司绑架案之前见到他的，还采访过他。

　　问：阿兰布鲁事件改变了你和他们的关系，或者你对他们的看法了吗？

　　我的看法始终如一。你不能到处去杀人，就算为了政治信仰也不行。我不知道，假如我在希特勒的德国会怎么样。但我和这些人保持联系，他们会来报社，而且他们信任我。不信任我的人是菲尔梅尼奇。他下令杀了我，因为我亵渎了艾娃·庇隆的形象。

　　问：你怎么知道他下令杀你的？显然，你现在还活着。

　　因为他有个助手是圣乔治学院的盎格鲁—阿根廷人。这人说：“不，不，你不能杀死安德鲁。”他们有些人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报社放了颗手榴弹。桌面是玻璃的。他们在金属桌内放一枚手榴弹，拿根针当保险销戳上去，当有人打开桌子——好吧，我把领带、架子、文稿什么的，统统放在里面——当你打开抽屉时，会拉走保险销，然后炸开花。他们放炸弹的时候，那位同志说，“你可能不喜欢安德鲁，但不要杀了他。”命令就收回了。
　　我觉得，菲尔梅尼奇要杀我是为了两件事。首先，我朋友写过一本书，关于艾娃·庇隆生平的最早一批书，叫做《艾娃·庇隆传的笔记》（Notes for a Biography of Eva Perón）。它就在我办公室。警察搜查过一次后，书弄丢了。一两个月前，我在一家二手商店里发现了这本书。我在1970—1971年写了书评，是在阿兰布鲁事件之后。他们恼火了，想杀了我。他们也想杀死作者。更糟的是，我们还再版了《纽约书评》的奈保尔^[14]给《艾娃·庇隆史》（History of Eva Perón）的评论。那是在前一件事晚些时候，在1972年。接着，奈保尔本人来到了阿根廷，写了一篇关于艾娃·庇隆的长文，叫《铁门背后的尸体》（The Body behind the Iron Gate）。我们再版了这篇文章。因为我担任政治编辑，蒙特内罗认为我对此负有责任。
　　因此，书评加上奈保尔文章的再版——对艾娃·庇隆的恶毒侮辱——这两件事使他们决意杀死我。奈保尔说，艾娃·庇隆是阿根廷男子心目中的女子，她鲜红的嘴唇激起了阿根廷男性对口交的幻想。我们再版了那篇文章，蒙特内罗对我说，“你去吃我的屌”。这就是他们要杀我的原因，但这个命令收回了。
　　民众对庇隆抱有幻想。因为昂加尼亚想让历史停滞不前。历史的终结不是福山^[15]，而是昂加尼亚发明的。昂加尼亚想彻底停止阿根廷的政治活动，禁止了党派活动。庇隆完全失败了，他老人家的经济政策早在五年前破产了。但一夜之间，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成了狂热的庇隆主义者，要知道，这是幻想的产物。如果你关上所有门，不允许任何政治活动，你也看到了，（庇隆）成为了教父般的人物。这些人创造了围绕胡安与艾娃·庇隆的政治幻想。

　　问：我读过你写的邦吉公司案的报道^[16]，他们把豪尔赫·博恩（Jorge Born）送回来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然后，马丁·安德森书里说，菲尔梅尼奇是情报部门的人^[17]。你知道这一点后，对菲尔梅尼奇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这么说吧，菲尔梅尼奇是顶位的，因为之前的领导人都死了。我一直都不喜欢他。后来在他受审时，我试图掩盖这一点，因为律师本来可以把我的偏见提出来。我非常讨厌他，他也要我死。假如他们问，“你是否与当事人有任何过节？”就会完全摧毁我针对他的证言。既然他们不问，我就不必多说什么。官司就是这么打的。

　　问：但马丁·安德森认为，菲尔梅尼奇是双面间谍。

　　我不知道菲尔梅尼奇是不是双面间谍。（假如他是的话）我也不惊讶。我已经说了对他的看法。假如他像著名的恐怖分子卡洛斯^[18]一样，直到最后一刻都扮演着双面角色，那么他就是为钱卖命的。卡洛斯在一通壮举后，说他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钱。我认为菲尔梅尼奇就是为了钱。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我在法国大使馆，恰巧碰见了一位死去的蒙特内罗的母亲，我对她说：“我对您女儿的去世深表遗憾。但她是为了她的领导人才倒的霉。此人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原教旨法西斯主义者，要么就是个新法西斯分子。”这位母亲非常生气。我承认，对于她的不幸，她有权利生气。但在我看来，菲尔梅尼奇把年轻人都派去送死了。这位母亲说，“不，从流放中回国与军队作战是个人的决定。”她女儿为信仰而死，虽然我很想，但我总不能跟她说，“我很抱歉，女士，但你女儿是个要命的傻瓜，这就是她死掉的原因。”当然了，你不能对人家这么说。
　　1974年，我转入地下。有那么十天，我每天晚上都要挪地方。我得说，地下活动对坚强的性格、个人技能、保持思考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你不仅是进入地下。那时我很孤独，我得决定怎么打发这十天时间。我没有去上班，就在天天换地方。你必须知道要去哪里，谁会收留你，而不会吓得把你赶走。菲尔梅尼奇突然宣布，由于蒙特内罗受到迫害，他要转入地下。他把整支队伍留在了地上，方便自己进入地下。你是在告诉安德鲁·格雷厄姆·约尔，让他自己玩去吧，你告诉那些还在台面上活动的人，那些每晚回家和父母妻儿在一起的人……他们……你对他们该怎么说？好啊，这是谋杀他们的同谋。你不该这么做。
　　回到安德森说菲尔梅尼奇是双面间谍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双面间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有些事很奇怪。一名上校曾经渗透了关博恩的房子（我曾作为记者去过现场）。后来这名上校发现，绑架人质很有赚头，就加入了蒙特内罗。那人是个双面间谍。我不记得上校的名字了。最后他进了监狱，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盯上。如果能给一方干，为什么不能给另一方干呢？军方没有公开表示过“菲尔梅尼奇是个双面间谍”。这些都是传闻。更何况，安德森没有援引过菲尔梅尼奇身边人的话。但我不会因此说他的好话。他还和马赛拉谈判。马赛拉尝试和菲尔梅尼奇谈判。马赛拉完全是坨屎。菲尔梅尼奇也是，他们两个都是。
　　但那是后话了。当时马赛拉正在西班牙寻求支持。还有加林贝蒂（如今成了豪尔赫·博恩的安全顾问）之流，身边全是保镖。还有一位脱离蒙特内罗逃到西班牙的诗人，他指责菲尔梅尼奇的狂妄，因为他派队伍回阿根廷，简直是送死。但即使是他们，也不会说“这家伙是双面间谍”。他们都是臭虫……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是控告菲尔梅尼奇的主要证人。我是记者。因此检察官和法官开了后门，给我看其他证人的证词。我看到加林贝蒂在证词中，详细解释了蒙特内罗内部是如何管钱的。但他从没说过菲尔梅尼奇是个小偷。要知道，他把组织的整个资金管理的过程全盘托出了。

　　问：你认为，（由于受访者在豪尔赫·博恩的移交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你参与谈判的绑架案里的钱，真的到了蒙特内罗手上吗？

　　哦，是的。我认为到了蒙特内罗手上，一部分放在古巴。古巴是他们大多数人的银行。古巴没有把钱吞掉。检察官认为钱给古巴拿了，但我认为古巴不会拿走钱。有人给我提供消息——不，不是提供消息，而是干脆告诉我——菲尔梅尼奇被捕时，他手上有六百万美元，足以收买你翻供。到分佣金的时候，我可能就拿到六百美元。我有个律师朋友从伦敦打电话给我，“只要你翻供，就能赚六百万美元。”但那时，我已经做完证了。所以孩子们一直对我说：“我们本来可以发财的……”
　　1976年，我离开了阿根廷。法国为我提供了庇护，但我不会法语。保守右翼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19]下令法航尽快把我全家送出阿根廷。吉斯卡尔签署了命令。我从未见过这个人，这辈子都没见过他。大赦国际叫他做点什么，把我弄出阿根廷。法航给我全家提供了机票和热情款待。那是在1976年。我非常感谢法国政府拯救了我和家人的生命，但我想去伦敦，在那儿我能讲英语。
　　后来，我非常走运，在伦敦的《每日电讯报》找到了工作。我又到《卫报》工作，直到1984年。那一年，我回国为菲尔梅尼奇的受审出庭作证。是阿方辛叫我回来的，他的意思非常明确。1983年12月，阿方辛上任时，颁布了两项法令，一项是让军政府由他们的同僚审判，换句话说，设立军事法庭。另一项是审判游击队领袖，但他们手上没有游击队领袖。几个月后，军事法庭表示，没有针对他们同僚的指控。审判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而阿方辛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所以他要让军政府伏法，下令审判魏地拉那伙人，魏地拉、马赛拉……显然，他们对他说，如果他不至少审判一支游击队，就不能审判军方。后来发生的事情，从法律术语上讲，算是“程序违法”。
　　菲尔梅尼奇当时在巴西，受到巴西当局的保护。他去领事馆领护照，然后嘲讽了当局。巴西当局在左派压力下，本来是保护菲尔梅尼奇的，结果突然食言，声明不再为菲尔梅尼奇负责。于是他们立即把菲尔梅尼奇带上飞机，抓回了阿根廷。
　　在公开的法律程序中，菲尔梅尼奇受到了刑事指控，而不是政治指控。指控是在博恩绑架案中，他杀死了博恩的经理博世（Bosch）。而他们在捏造的法律程序中，引用的是我书的某个译本。他们没有其它的合法文件证明自己的指控。所以它是“程序违法”。这是非法的。我不知道（证据有什么用），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本书的翻译而已。政府部门完成了翻译，检察院负责提出引渡程序。
　　菲尔梅尼奇押送回国了。有一种说法是，菲尔梅尼奇想要被抓，就自投罗网，然后进行了谈判。他认为自己回国后，肯定是无罪释放。阿方辛不接受，就捏造了假证，所以我说是“程序违法”。然而，他叫我回国，给我书里的一章和自己的经历作证。后来，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法院要求我跟菲尔梅尼奇本人对质，搞得程序更合法的样子。

　　问：当然了，你一直受到警察保护。但那以后，你受到保护了吗？我的意思是，菲尔梅尼奇获得自由了，然后……

　　不，不，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不要去旅馆，政府想做掉你。到我家来。”他这么说是要承担责任的。“你就到我家来。”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我的意思是……算了。他只说：“来我家”。我就带了十二个保镖去了。我认出了带队的保镖。我说：“嘿，我认得你，你1975年想杀我。当时你还闯我家里来了。”他拍着大腿说：“啊哈，生活没有改变！”而他也没有。换句话说，以前要杀我的人，现在在保护我。我在朋友家里，朋友认为他家比旅馆更安全，旅馆里万事难料。保镖都知道我在哪儿。如果我要过马路，他们就会切断周围的交通。这就是一次“过马路行动”。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感觉有点久。然后我回到伦敦，直到1994年，我当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编辑后，才回阿根廷久居。
　　还有件事，我该告诉你。1976年，我在伦敦。一位阿根廷科学家在《新科学家》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军政府时期的学术界发生了什么。一位军官给《新科学家》写信说，“这绝对不是真的。太荒谬了。军方从来没做过那样的事情。”我看到了这段话。我平时不读《新科学家》的，碰巧有人拿给我读。然后，我给《新科学家》写信，给他们附上了我在科尔多瓦被烧的一本书里的一段话：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哪一天发生的云云。你看，记者都闻讯而来了。科尔多瓦的书全烧了。图库曼也烧了非常多的书。他们查封了出版商，烧光了书。我那封信告诉了世界，这里都发生了什么。

国际意见与干预

　　军方镇压的理由是，他们是从颠覆分子和共产党手中拯救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我们对平民的采访中，听到过类似的解释：“要是他们（军队）没有接管（政府），我们可能就成了下一个苏联或者古巴。”一位到当地出差的加拿大人告诉我们一个说法，说苏联如何在整个七十年代里支援颠覆活动和资助游击队。他声称这是内部消息。假如有证据表明，当时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确实有遭到颠覆的巨大危险，那么这就算严肃的假说。我们采访的一些人仍认为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他们指出，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阿根廷成立了大量游击队，这些组织开展了诸多暴力活动，以及古巴革命者对阿根廷青年的影响。
　　信仰不一定基于真理就能让许多人付诸实践，但为了验证它的合理性，我们可能要暂时改变话题。首先，是否有证据表明苏联或古巴介入了阿根廷政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苏联肯定支持了古巴等盟国，渗透了其它地区。但后来，苏联对南美的直接影响力衰退了。与普遍的观点——如果苏联干预，那么就是站在游击队这一边——相反，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苏联在1976—1983年间是军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同时毫无证据表明它支持过游击队。如下所示，苏联需要小麦，而将军们需要市场，这些需求比冷战意识形态更有力。阿根廷共产党始终听从苏联的指示，从未与军方或资产阶级起冲突。众所周知，它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政党，规模非常小，而且还支持军政府最传统保守的政策。
　　至于古巴，阿根廷游击队迷上了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的作战方式。在六十年代早期和中期，最初的革命者前往古巴学习游击战。古巴也成了军政府时期的流亡者避风港。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古巴采取过任何境外行动，支援过阿根廷境内战斗的游击队。根据目前的证据，1967年，格瓦拉死在玻利维亚后，古巴军队就不在南美活动了。没有证据表明共产党在阿根廷搞颠覆活动。因此七十年代中期，阿根廷似乎没有外部的共产主义威胁。

美国与冷战

　　共产主义颠覆活动是阿根廷的真正威胁，这一想法与美国（其次是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法国与美国军方对拉美军警的指导有关。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两国培训了阿根廷军警。一些阿根廷人也把国家恐怖主义的使用归咎于法国和美国的压力、渗透、训练。他们指出了一个事实：虽然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打输了殖民战争，它仍有出色的反游击战术知识，也向其它国家的军队提供了这些专业知识。
　　执着于西半球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美国，眼看共产党可能夺权——尤其是在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开始向军官传授反颠覆方法。除了军事训练，美国还向拉美军警下达反共的指示。据报道，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警察学院最初叫“全美警察学院”，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戴维斯堡，为亚非拉军警提供了培训^[20]。我们常在采访中讨论这一点。政治理论家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和迈克尔·斯托尔（Michael Stohl）总结这些材料说，“毫不夸张地说，超级大国间接通过第三世界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自己的帝国。”^[21]
　　美国政府、美国军方、中情局培训别国军队，雇用代理人参加见不得光的秘密活动，是有战略理由的。有人推测，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资本的经济利益和美国国家的政治利益。有充分的记载表明，美方参与了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政变。我们也知道，大量美国公司，包括矿业公司，参与了1973年推翻智利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的准备与执行过程。“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参与了皮诺切特将军的智利经济，而皮诺切特的目标就是通过货币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基础，重建智利社会。因此，世界各国和美国资本、美国军方、中情局秘密干预了阿根廷，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
　　但阿根廷与智利的情况不同。虽然智利方面的证据确凿，各方也点头承认了，但没有类似的证据表明美国干预了阿根廷。大家都知道，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两届美国政府对阿根廷的政策很不同，虽然政策尚待考察，但两届政府都没有直接操纵阿根廷政治，也没有积极参与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对于阿根廷来说，“间接干涉”的说法更加合理。这一理论有许多变种，大致内容是：拉丁美洲的南锥体国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债主的货币主义控制。国际资本说服了它们，货币主义是摆脱长期债务和通胀问题的出路。受访者经常引述这些理论，或者提供自己的版本，通常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和“芝加哥学派”，后者为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理论家大卫·派恩—柏林^[22]辩称，军方迷信货币主义，认为就像“芝加哥学派”在智利一样，货币主义是能够拯救阿根廷经济的政策。他认为：“经济思想不仅会产生自己的现实方案，从而决定利润如何花费，又如何在社会中分配。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会对当前和过去的经济事务提供判断。”^[23]
　　军方“判断”问题出在，有人危害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那反对者就是坏分子，结论是：消灭反对者是合理的。派恩—柏林认为，货币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对于解释恐怖主义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包括缩小工会规模、减少穷人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消灭左翼的反对者。我们将在结论章中，进一步考虑这一论点。

大赦国际

　　无论国际资本和外部军事力量做了什么，大赦国际始终在凭良知发声，反对滥用监禁和失踪。大赦国际不断为“国家执行权力”逮捕的囚犯和军政府统治下的失踪者发声。拉美各国政府称大赦国际的志愿者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天真幼稚”。他们揭露了阿根廷侵犯人权的行为，举行请愿，要求释放“良心犯”。正如伊恩·盖斯特在他的详尽研究《失踪案背后》中所说，“对于大赦国际来说，恐怖分子只是普通的罪犯”^[24]，而政府必须要为恐怖行为负责。当1976年，大赦国际访问阿根廷时，军政府不喜欢对犯人做这种区分。当时，吉米·卡特正在竞选总统，美国已经把人权问题提上议程。美国公众得知了阿根廷发生的故事。
　　军政府同意大赦国际进行调查。军政府意识到大赦国际不会保护人民革命军或蒙特内罗，因为大赦国际坚决拒绝帮助主张暴力的人。调查人员没有向记者提供任何信息，但报纸上还是报道了相应内容。估计是军政府的公关人员加工的，上面大肆篡改和歪曲了大赦国际的说法。游行是非法的，但一些“民族爱国运动”（National Patriotic Movement）的年轻人在调查人员住的旅馆外示威。警察无动于衷。这些年轻人朝调查员叫骂，张贴告示，反对“侵犯我国尊严的外国人……应该知道我们正与马克思主义作战：为了我们能够继续信仰上帝；为了家庭能够继续作为阿根廷生活的中心；为了父母能够继续成为子女的主要教育者。”^[25]
　　大赦国际的随行人员给所有敢跟调查者说话的人拍了照。两家报纸——雅各布·提莫曼（虽然他后来成为了受害者，但他当时支持政变）主编的《观点报》和罗贝托·考克斯主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审慎地讨论了大赦国际的访问。其它报纸则付印了军政府提供的“新闻”。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要报纸《新闻报》发表社论：“他们捍卫的是谁的权力？只有那些监狱里的人吗？显然，他们不关心社会的其他成员。大赦国际仍无视无辜人民遭到残忍杀害的事实。别指望这样就能激起我们国家的信任与同情。”^[26]
　　政变一年后，大赦国际于1977年3月23日发布报告，提供了失踪案的细节，包括姓名、日期、地点。这是对军政府公共关系的重大打击，但它没能阻止“进程”。

国际劳工组织与其它干预

　　政变六个月后，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了一份监禁与失踪的工会会员名单。这没有立即见效，但在国际劳工组织及旗下工会的压力下，许多工会会员得以释放。本书对幸存者的采访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流亡者们——例如，阿根廷律师兼前人民革命军的积极分子罗道夫·马塔罗约^[27]（政变时，他住在巴黎），以及政变前在阿根廷成立，但1976年流亡国外的两个组织：阿根廷人权委员会（CADHU）和阿根廷信息与声援中心（CAIS）——也向国际社会提出了阿根廷的境况。阿根廷人权委员会的两位领导人，古斯塔沃·罗卡（Gustavo Roca）与卢西奥·加尔松·马塞达（Lucio Garzon Maceda）在美国众议院的人权与国际组织委员会上做了证。虽然阿根廷人权委员会解散了，但世界各地又出现了许多流亡组织。它们不断活动，敦促国际社会关注阿根廷的暴行。
　　三位从海军学校集中营获释的女子流亡到欧洲，把遇见过的囚犯做成了详细卷宗。她们算出1976—1979年，这个集中营里关押了四千七百三十六人，得出结论：幸存者不到百人。她们在1979年10月向法国国会发表了这些内容，它成了与军政府斗争的重要文件。^[28]

卡特政府的美国政策

　　吉米·卡特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施加了更多压力。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裁减了对“不断”侵犯人权的国家的军事援助。军政府秘密进行绑架和谋杀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像智利那样，遭到国际制裁。
　　卡特政府的美国人权事务助理，帕特里夏·德里安^[29]积极在阿根廷推动变革。同时，美国强烈要求美洲国家组织下设的美洲人权委员会（IACHR）进行调查。经过多次延期之后，美洲人权委员会于1979年9月访问了阿根廷。尽管被关押与失踪者亲属组织的主要证人失踪了，存放证词的办公室遇到袭击，军警想方设法进行露骨的威胁与阻挠，仍有几千名勇敢的阿根廷人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指控。调查人员收到了五千五百八十项指控，在墓地看到了满身弹孔的尸体，见到了许多失踪者正被秘密掩埋的证据^[30]。1979年12月，美洲国家组织发表报告，谴责军政府犯下的诸多罪行。尽管军政府不会在阿根廷发布这份报告，但埃米利奥·米尼奥内走私了五百份，交给失踪者的家属，给予了他们精神鼓励。

阿根廷军政府与苏联的利益关系

　　军政府相当成功地逃避了联合国的调查。1979年以前，阿根廷驻瑞士大使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Gabriel Martinez）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把阿根廷列入议程^[31]。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阿根廷的主要盟友，因为它们互有所求：卡特政府对苏联实行贸易禁运期间，阿根廷是苏联的小麦进口来源；苏联又一直阻挠联合国讨论侵犯人权的问题。阿根廷愿意无视谷物禁运，作为交换，苏联无视阿根廷侵犯人权的行径。
　　最终，美洲国家组织的报告把阿根廷推上联合国的议程。1980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的失踪问题工作组，根据集中营释放或逃脱的受害者^[32]及某些施刑者的证词，针对阿根廷军政府编写了证据确凿的案文。那时军政府正在减少“失踪”的使用，转而谈论“和解”。

美国政府的矛盾政策

　　虽然吉米·卡特政府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制裁了阿根廷，但美国官方并没有对这项政策达成一致。正如在1943—1945年一样，美国政府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33]。1976—1980年间，在帕特里夏·德里安发表了强烈声明，吉米·卡特为支持声明采取行动的同时，美国进出口银行继续向军政府慷慨解囊。早先，美国国务院以侵犯人权为由，否决了水利涡轮机的融资。相关公司、商会与许多游说团体（要是生意黄了，它们的成员会受到损失）立即发难。国务院让步了，进出口银行继续向阿根廷提供资金。事后，对此了解颇多的卡洛斯·埃斯库德^[34]认为，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制裁。而且阿根廷经济部长何塞·马丁内斯·德·奥斯受到了美国企业和财政部的欢迎。毕竟，财政部不用像国务院一样考虑政治。这位经济部长也一直在华盛顿游说，有影响力的朋友可不少。”^[35]
　　其实，不仅是进出口银行照常开展业务。在此期间，世界银行更是向军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此外，美国让阿根廷享受了普遍优惠制。1980年，阿根廷向美国出口了总额为2.31亿美元的免税商品，数目之大，已经不能用“保持美国贸易平衡”来解释了^[36]（美国向侵犯人权的国家提供贷款时，经常会用“保持贸易平衡”的借口）。

里根上台

　　1980年美国大选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突然转变了方向。罗纳德·里根罢免了帕特里夏·德里安，停下了针对侵犯人权的行动。美国立即取消了对阿根廷的武器禁运。对于里根政府而言，如果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颠覆活动，什么侵犯人权行为都不用管。联合国最终判决军政府有罪，但这对于阿根廷的失踪者来说，为时已晚了。

对于国际上不作为的可能解释

　　对于美国的矛盾政策，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向阿根廷出售商品的跨国公司（及其工会）并不关心人权问题。里根的做法是，如果侵犯人权的对象是反共分子，就一律无视。同样的，为了让国际社会注意阿根廷工人的艰难处境，美国工会的行动也很重要。而里根上任之初，没有多少美国公司仍在阿根廷开展业务。
　　不幸的是，任何诚实的观察者都会考虑另一种解释：哪怕到了八十年代，阿根廷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都不怎么关注侵犯人权的行为。当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租车司机，许多私家车司机，还有能在所有物上贴出口号的人，都会在标语上说“阿根廷人正义又人道”，借以反驳外国人权活动家的指责。埃斯库德引用了盖洛普（Gallup）的数据，表明“在1980年3月，大约64%的阿根廷人认为生活水平稳定或正在提高，62%的人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与上一年持平或好得多”，同时“67%的人认为收入够满足基本需求”^[37]。
　　那些不关心人权、未受到侵犯人权的影响，还有1980年因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德·奥斯的政策受益的人，他们反感美国涉及阿根廷内政的一切言论。尽管卡特和德里安在道义上为失踪者家属做了很多，争取释放了提莫曼这样的模范囚犯，但他们的声明还是激起了许多阿根廷人的愤怒和抗拒，而非对失踪者的关心。这种反应使人们继续服从军事独裁统治。图尔钦对美国与阿根廷关系的研究中说：“大多数阿根廷人民有意接受……进行恐怖镇压的政权，将它视为最好的选择。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美国）对他们政府的外部压力只是激起了敌对的反应与自卫情绪。”^[38]

^[1]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社论，1976年3月25日。——原注

^[2] 《国家报》（La Nacion），社论，1976年3月25日。——原注

^[3]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社论，1976年3月25日。——原注

^[4] 译自“新闻与传播国务秘书处”（Secretaria de Estado de Prensa y Difusion）的指示，出自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第118—119页。——原注

^[5] 劳尔·爱德华多·克莱塞尔伯德（Raúl Eduardo Kraiselburd，1944年5月12日—— ），阿根廷记者。1962年起在《拉普拉塔日报》工作。1974年他的父亲被蒙特内罗绑架并杀害。1976年他的儿子和妹妹被军政府绑架并失踪。1974年至今担任《拉普拉塔日报》主编。1994—1995年任美洲新闻协会主席。2000—2009年任拉丁美洲新闻学教学鉴定理事会主席。——中译者注

^[6]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第122页，第144页。第二段讲话出自美洲新闻协会（Inter-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卡塔赫纳，哥伦比亚，1977年3月28日。——原注

^[7]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1973—78年的阿根廷新闻》（The Press in Argentina, 1973-1978），第153页。附录A中提供了“国家执行权力”、大赦国际、伦敦的全国新闻工作者工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给出的记者名单。——原注

^[8] 同上，第14页。——原注

^[9]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全国盯着变化》（All Country's Eyes on Changes），《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1976年8月15日。——原注

^[10]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没有高潮的屠杀》（Bloodbath No Climax），《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1976年8月22日。——原注

^[11] 考克斯（Cox）主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始终报道在失踪人员的信息与军警犯下的抢劫案，而其它报纸早就不报道这些新闻了。——原注

^[12]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社论，1976年8月22日。——原注

^[13] 阿道夫·佩雷斯·艾斯基韦尔（Adolfo Pérez Esquivel，1931年11月26日），阿根廷画家、雕塑家与人权活动家。出身于西班牙移民家庭。1971年参加非暴力运动。1974年参加解放神学运动。1975年和1976年分别遭到巴西政府和厄瓜多尔政府拘留。197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遭受酷刑，监禁14个月后获释。198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中译者注

^[14] 维迪亚德哈尔·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爵士（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年8月17日——2018年8月11日），英国作家。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15] 指《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中译者注

^[16] 格雷厄姆·约尔（Graham-Yooll），《满是恐惧的国家》（A State of Fear），发表于博恩交换了六千万美金的赎金后。——原注

^[17]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原注

^[18] 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Ilich Ramírez Sánchez，1949年10月？日—— ），绰号“豺狼卡洛斯”（Carlos el Chacal），出身于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家庭。1970年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持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1973年开始从事政治绑架活动。1975年12月21日率领一支小队攻占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总部，抓获42名欧佩克部长，劫掠大量款项后逃走。1994年在苏丹治病时被贴身警卫出卖，被法国警方逮捕回国。1997年、2011年、2013年、2014年四次判处终身监禁。——中译者注

^[19]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1926年2月2日——2020年12月2日），1944年参加自由法国运动。1956年发起成立独立派与农民全国中心（Centre national des indépendants et paysans）。1956—1959年、1962—1963年、1967—1969年、1973年4—5月、1984—1989年、1993—2002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9—1962年任财政部国务秘书。1962—1966年、1969—1974年任财政和经济部长。1966年发起成立独立共和党，并于1966—1974年任独立共和党主席。1967—1974年任沙马利埃市长。1974—1981年任总统。1977年发起成立共和党（Parti républicain）。1978年发起成立法国民主联盟。1981—2020年任宪法委员会委员。1986—2004年任奥弗涅省议会主席。1988—1996年任民主联盟主席。1989—1993年任欧洲议会议员。2004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2020年12月2日因感染新冠病毒而逝世。——中译者注

^[20] 杜瓦尔（Duvall）和斯托尔（Stohl），《恐怖统治》（Governance by Terror），第246页；阿吉（Agee），《公司里：中情局日记》（Inside the Company: CIA Diary），第632页；郎古特（Langguth），《隐藏的恐怖》（Hidden Terrors），第124—142页，第244页；乔姆斯基（Chomsky ）和赫尔曼（Herman），《华盛顿的联系与第三世界法西斯主义》（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ird World Fascism），第252—253页，第264—271页；波尔绍（Poelchau）等人，《白皮书：就中情局与萨尔瓦多之事采访菲利普·阿吉》（White Paper Whitewash: Interviews with Philip Agee on the CIA and El Salvador），第37—39页，第65—69页。——原注

^[21] 杜瓦尔（Duvall）和斯托尔（Stohl），《恐怖统治》（Governance by Terror），第247页。——原注

^[22] 大卫·派恩—柏林（David Pion-Berlin），美国作家、记者、政治学家。——中译者注

^[23] 派恩—柏林（Pion-Berlin），《国家恐怖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tate Terror），第10页。——原注

^[24] 盖斯特（Guest），《失踪案背后》（Behind the Disappearances），第76页。——原注

^[25] 同上，第83页，盖斯特的翻译版本。——原注

^[26] 同上，第85页。——原注

^[27] 罗道夫·马塔罗约（Rodolfo Matarollo，1939年？月？日——2014年6月18日），阿根廷作家、律师，原是左翼杂志《新人》（Nuevo Hombre）的编辑。1970年起从事律师工作，为工会活动家进行辩护。1976年政变后流亡欧洲。1976—1983年任阿根廷人权委员会委员。直至2012年从事国际事务与人权活动。此后在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28] 盖斯特（Guest），《失踪案背后》（Behind the Disappearances），第230页。——原注

^[29] 帕特丽夏·墨菲（“帕特”）·德里安（Patricia Murphy 〔"Patt"〕 Derian，1929年8月12日——2016年5月20日），美国民权活动家。1959年起参加民权运动。1976年协助卡特当选总统。1977—1981年任总统人权事务助理。1985年赴阿根廷，为审判军政府作证。2016年因阿尔茨海默症逝世。——中译者注

^[30] 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关于阿根廷人权问题的报告》（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Argentina），第186页，同样见盖斯特（Guest），《失踪案背后》（Behind the Disappearances），第177页，及第13章的脚注37和38。——原注

^[31] 伊恩·盖斯特（Iain Guest）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Gabriel Martinez）的阴谋诡计，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整个七十年代未能把阿根廷列入议程的问题。——原注

^[32] 包括海军学校集中营在内，偶尔会有犯人获释，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此外，有些人成功越狱了。还有些人受了一阵子酷刑后，以立即出国为条件获释了。——原注

^[33] 麦克唐纳（Macdonald），《干预政策：1941至46年的美国与阿根廷》（The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gentina, 1941-46），书中详细研究了那个时期。——原注

^[34] 卡洛斯·艾斯库德（Carlos Escude，1948— ），阿根廷外交学者。——中译者注

^[35] 卡洛斯·艾斯库德（Carlos Escude），《阿根廷：矛盾的代价》（Argentina: The Costs of Contradiction），第141—142页。——原注

^[36] 同上，第142—143页。——原注

^[37] 同上，第148—149页。——原注

^[38] 图尔钦（Tulchin），《阿根廷与美国》（Argent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149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