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四部分 镇压的中央机构
第十三章 深刻分裂的教会
七十年代的天主教会与它的后起之秀“第三世界神父运动”，正如五十年代的天主教会与庇隆主义一样相差甚远。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类似，不过神父们没有庇隆那样的政治纲领。第三世界神父关心穷人，想要消除贫困，但教会高层关心传统的神学话题——原罪、灵魂、救赎——认为第三世界神父的运动颠覆了教会的真正使命。这一巨大分歧不是阿根廷首创的，也不是阿根廷独有的。它贯穿了基督教的全部历史，但在七十年代的阿根廷，两个意识形态集团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分别与军队和游击队结盟。
埃米利奥·米尼奥内是天主教会的忠实拥护者，也是以直言不讳捍卫人权闻名的律师。他是莫妮卡·米尼奥内的父亲（1976年，莫妮卡·米尼奥内的失踪案轰动了阿根廷），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文章，严厉指责了教会的领袖。他指责那个时期的教会领袖，而不是教会机构本身。他认为教会领袖和独裁统治串通一气[1]。
大主教阿道夫·赛尔万多·托托洛、红衣主教胡安·卡洛斯·阿兰布鲁[2]、劳尔·普利马德斯塔[3]在1976年组成了主教会议执行委员会。当时，身在巴拉那[4]的托托洛是随军总神父和主教会议的主席。米尼奥内夫妇在寻找女儿莫妮卡的过程中，联系了托托洛大主教，但大主教自称无能为力。后来，米尼奥内和其他失踪孩子的父母一起，再次找上托托洛，当面质问他，指出他明明能够对军方施加影响，让失踪者重获自由。可托托洛无动于衷，于1976年10月公开表示，“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见到证据，表明我国的人权受到什么侵犯。”后来，他重申了自己支持军事统治的立场，说这是必要的，军队正在“履行职责”[5]。
米尼奥内在随军神父比克托里奥·波纳明主教那里也碰了一鼻子灰。米尼奥内上了主教办公室，从秘书那里得知，主教没有处理失踪、逮捕、解雇的问题，“因为他不想插手军队的行动”。1976年10月，布西将军也在场，波纳明发表了讲话：“上帝赋予了军队治理国家——从担任总统到干涉工会——的使命。”后来谈到军队执行镇压任务时，波纳明还说：“基督带着真理与善良下场了”[6]。他把战斗称为“为了保卫道德、保卫人的尊严，最后是为了捍卫上帝……因此，我祈祷主，保佑我们这场‘肮脏战争’。”[7]他1977年12月在大学讲话中，告诉听众，世界分成了“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和基督教的人文主义”[8]。托托洛和波纳明在1981年退休时，让位给了观点类似或更保守的人。
红衣主教阿兰布鲁成为了阿根廷主教会议的下一任主席。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座公墓发现了乱坟岗（最终在各个墓园发现了四千具以类似方式埋葬的尸体）。对于此事，主教于1982年11月在罗马告诉记者，这些并不是失踪者的尸体：“我不知道这个游击队和恐怖主义的问题怎么又来了。问题已经结束了很久……别把事情搞混了。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些‘失踪者’还好好得活在欧洲吗？”[9]
《永不再来》有好几起案件表明，教会同军方合作。许多神父以“报国”为由，引诱囚犯坦白一切。许多幸存者都说，他们寻找亲人无果，教会拒绝帮助，还把他们的来访告诉军队。当五月广场的母亲寻求帮助，找地方集会时，市中心的教堂都无法或不愿接纳她们。
证据确凿，教会的罪名已经坐实了：教会就是同谋。因此，我们更需要听取教会为自己的辩解。读者得明白，采访教会高层并非易事。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教廷大使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还说换谁都不会答应采访的。一名位高权重的主教同意接受采访，但拒绝录音。一位级别更高的官员答应接受采访，但我们没能和他谈上话。我们在此不能给出多少采访，因为受访者没有给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许可。
当社会对抗结束，迎来民主时，教会召集了主教会议，讨论教会的社会角色。这场讨论的内容发表在了1981年的《教会与市民社会》（Iglesia y comunidad national）等文件上。主教们说，他们（或前任）抗议过军方侵犯人权的行为。现在，魏地拉将军的一些信件已经公开。一头雾水的读者或许在信件中看不出教会和暴行有什么关系。可以说，这里面的关系很微妙。但随着新千年的临近，教皇指示全世界的教会领袖承认过去的错误，尽可能地纠正它们。这在九十年代对阿根廷教会的宣传口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章的三个采访分别代表了保守的天主教会的不同立场。第一位受访者在非常传统的神学院里当神父，当他与1997年来访的加拿大人（即本书作者）谈论时，没有对军方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表现出丝毫同情。第二位的政治嗅觉非常敏锐，很关注教会的公众形象。他为七十年代的教会高层辩护时，说得非常谨慎。第三位则代表在动荡岁月中，尝试开辟第三条道路的神父们，虽然他谴责了游击队，本人也在胡安·庇隆时期遭受过游击队的恶意。
桑塔诺神父
七十年代，教会内部出现了问题。此前的阿根廷教会有两大天主教派系。从成分上来看，第一种派系可以说更西班牙式、民族式、托马斯主义式[10]。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这一派为主流。此后更加自由化的一派发展起来了，它沿着民主的基督教路线发展，导致了阿根廷天主教在思考方式上的分歧。这个派系本质是基督教的民主派，它在大学礼堂里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神父是大学生团体的教区神父。到了七十年代，总而言之，由于这一派的关系，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进入了教堂。
起初，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冒了出来，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四处渗透。一些神父接受不了教会的社会学说，对国家权力的问题感到困扰。他们认为，1968年梵蒂冈会议就表示教会要向世界敞开大门，所以要更加关心政治和穷人。这种想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在欧洲表现为技术进步的东西，由于缺少技术，在这里都表现为社会方面的进步。在欧洲会导致否定基督神性——教义与神学思想——的东西，在这里导致了否定教会的社会学说在内的社会理论。在欧洲，争论更多是神学上的。而在这里，争论的是社会。
那时候，阿根廷出现了两个游击队运动：一个是人民革命军，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带有任何天主教的影响。另一个是蒙特内罗，它带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成员都是天主教徒。它的许多成员来自天主教学生团体。因此，人民革命军是好战的，而蒙特内罗则是天主教与神秘主义的混合物。
教会内部出现了“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他们许多是教区神父。他们在年轻人当中煽动不安情绪，还让年轻人走上战场。他们让孩子参加战争，自己却留在教区里。好吧，我相信他们确实参加了一些战斗。一位军人告诉我，在一次小规模冲突中，他中枪倒地，差点送命。后来，他从报纸的照片中认出（开枪打他的）那人是神父。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不会告诉你。这是很常见的。他们（神父）不参加战斗才稀奇。
举个例子，有所大学，一个班上的全部学生都在战斗中丧生了。他们都曾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全都死在战斗中，要么失踪了。这表明神父们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候，教育过他们的神父说：“不，不。你们没理解我们。你们走得太远了。”男孩们则会反驳说：“我们走了你为我们描绘的道路。”
问：你觉得，那些对学生具有如此影响力的神父们，是受1968年梵蒂冈会议，还是受别的东西的影响更多一些？
一半一半吧，但我认为，那不是唯一的原因。“关怀穷人”与一种非常无远见的思想——也就是说，需要发动武装起义——结合在一起。这是毫无远见的，他们把福音的启示世俗化了。他们唯一谈的就是社会话题。没有恩典、原罪、永生、天堂、地狱。超自然的话题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和社会话题。
然后——我不确定是1970—72年的哪一年——巴拉那的托托洛主教主持的主教会议发表了谴责第三世界神父的议案，主要是批评他们单方面坚持关注社会问题。教友萨切里（Sachelli）写了一本叫《秘密教会》（The Clandestine Church）的书，甚至在书里列举了国内几位神父的活动和名字。他是加拿大的教授，在一个地方教六个月的书，又跑去另一个地方。游击队谋杀了他。我不是说第三世界神父杀死了他，我只是说他批评了他们。
问：1971—1973年那段时间里，你参与教会两派的争论了吗？
是的，我参加过。我写过几篇文章，谴责了当时的形势。我进了托托洛的神学院，他是巴拉那主教，后来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主教。很久以前，托托洛主教把艾娃·庇隆带到那里，后来把伊莎贝尔·庇隆也带了过去。他也和军方打交道，因为他是军队的神父。他用这一身份走遍了全国。我也和军方有些往来，偶尔给他们开会布道。这不是什么结盟，不，只是交心的正常往来。是的，马岛战争那会儿，我们（为军队）提供了很多帮助。每当有人阵亡，我们——包括一位马岛的随军神父——就会上他家登门拜访。
1976年革命发生时，全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现在都否认这一点。当时，我们觉得国家总算步入了正轨。因为上一任政府太腐败无能，没法再执政下去了。然后，军队掌权了，就像前几次革命一样，他们只是希望带来秩序，没有要做什么的明确目的。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建造了道路和桥梁。在我看来，他们想做的就只有这些。
而他们的敌人从两个有利位置发起攻击：军事上的战斗，和文化上在大学里的战斗。军队参与了军事战斗，但没有参与文化上的战斗。因此，就算赶跑了很多激进分子，文化仍掌握在他们的手上，除非军队任命自己的校长，否则无法彻底改变大学。当时军方没有解雇的人，后来也被“审判”或逮捕了。当然了，我是支持军队的。
问：据说，军队掌权后，动用了非常强硬的手段，包括酷刑、谋杀、失踪。当时，你了解过军政府的做法吗？
是的，那阵子有传言。就是说，我知道，但不是通过内部消息知道的。是的，有传言说，军方在掌权时用了强硬的手段。我大概在1978年左右知道了这一点。好吧，我不记得到底什么时候听说的。我了解到的是，有人告诉军方，如果必须处决谁，应该在审判后公开进行。（这个问题）没有经过正式讨论，但军方的回应是：如果在公开场合行刑，立马会有人说：“别开枪！别开枪！”这样是没法打仗的。
问：是谁提出的反对意见？民众？神父？
反对的是军人的朋友，他们不同意，说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执行。但问题是，有些颠覆分子甚至想建立独立的国家，还妄图得到联合国承认。因此，对军方而言，这是爱国主义的自卫。游击战术是很可怕的，所以军方开始模仿这些战术，因为他们没法（就像在阿尔及尔一样）采用别的战术，这就造成了不公平与不必要的暴力。
还有一些反对者来自我们的教会。是的，是这样的。有些人是从皮诺切特那会儿开始（反对军方行径）的——并不是直接因为皮诺切特——有些人则建议像智利那样做……但有些人说，这么做一点也不实用。军方说：“你们不了解战争。”
问：为了阻止秘密行动，教会给军方提出过任何政治要求吗？
我不知道教会在公共事务上，有没有给军方提过直接要求。这方面我不清楚，但在私人关系上，我知道是有的。
问：你认为，教会为什么没有谴责失踪案、谴责监狱里关孩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主教们没有谴责失踪案。我听说，他们私下里斡旋过，救出过不少失踪者。他们会和军方交涉，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在我看来，他们深藏功与名的理由是，这样可能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递刀子。我的意思是，虽然方法不正当，但这场战争是正当的。战争正当就在于它是正确的。因此，虽然教会不想停止这场战争，但确实批评了这些方法。
问：你用了“敌人”这个词。谁是教会的敌人？
敌人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敌人是教会和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威胁着国家。我不知道所有受害者是否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指的不是小孩。他们还小，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追随者。他们属于镇压的附带损失。
问：按照你现在的看法，他们也是敌人吗？
是的，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信念，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敌人。想法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的人也是。
问：我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你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想法一样的人”是指武装游击队吗？
对的。但它和武装游击队不完全一样。他们有些领导人是怨恨军队才加入的游击队。不是所有人都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他们的一些盟友不是。
问：你认为大部分的死者或失踪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不是，但主要的思想家是的。
问：你认为，军方的做法成功了吗？他们达到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了吗？
他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原因我之前讲过了。因为，如果说军队某些方面打赢了武装冲突，在文化上却失败了。正如葛兰西所说，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上赢了。
问：军队有文化上的目标吗？“进程”期间，政府禁止和焚毁了许多书，宣布学校里的新教学运动有害，还禁止了一般不算马克思主义者的让·皮亚杰的书。为什么禁止他的书？
因为军方觉得这是必要的。我没听说过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的事情，但他们肯定对基督教和传统观念有害。与“进程”无关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写书反对皮亚杰，也在与军事无关的话题上，反对过皮亚杰和弗洛伊德。我本人没有察觉到烧书。这一定是极少数事件。我只知道有些大学的出版物从市面上撤下，换了新书上去。
问：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当时你不知道烧书？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们从市面上撤下来了。军队里有些人很愚蠢。看得出来，没人给他们出主意。为了驳倒马克思，他们就在一些地方烧了马克思的书。
问：军队禁止并从市面上撤下不符合基督教教理的书，是教会的要求吗？
如果“教会”是指教会的高层，我认为不是。但可能有许多激进的天主教部长参与了。
问：回到“进程”问题上，你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吗？
不，肯定不是。它做得太糟糕了，连军政府都要为此接受审判。反军方势力获胜时，军队受了审判。他们做得很糟糕，没能像仍在位的皮诺切特或乌拉圭那样成功。他们把自己交给了会无条件把他们送上法庭的人手中。他们搞砸了不少事情，也没把问题彻底解决。
问：你说“他们”赢了，你指的是谁赢了？
好吧，某种角度上，是军队倒台前的反抗组织：那些允许游击队行动的人、反对军事当局的人、不同意军队做法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派赢了。你都看到了，在军政府倒台之前，有些自己不是颠覆分子的人对颠覆分子很友好。他们在军队离场后获得了权力。军政府无法建立共同体。他们仿效皮诺切特，但搞得一塌糊涂。他们不懂皮诺切特是怎么做的：他组建了政党。马赛拉将军也在这里搞了一个党，但搞得稀巴烂。
问：你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上取得胜利了吗？
那就很难说了。那些取得胜利的人，没有看到与马克思主义战斗的必要。阿方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问：在军政府的最初阶段，有第三世界神父遭到谋杀了吗？
我认为是的。哦，是的！穆希卡神父。但他们说，是他的同志杀了他，因为他离庇隆太近了，而庇隆抛弃了他们所有人。没有人知道真相。庇隆回国前，蒙特内罗是靠近庇隆的。阿兰布鲁将军死时，庇隆向他们表示了祝贺。庇隆回国后，五月广场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所有的蒙特内罗都去迎接他，显然庇隆（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个“食草动物”，换句话说，就是在玩弄他们。庇隆抛弃了他们。我想蒙特内罗退场时，穆希卡还跟着庇隆，但我不确定。我的意思是，并非所有的第三世界主义者都死于军队之手。庇隆派也有内斗。
还有拉里奥哈省的安赫雷希主教的事件。我确定他的死是意外。证据就是，他当时和一位住在科尔多瓦的还俗神父在一起。如果是谋杀的话，那么他俩应该都会死（但只有安赫雷希遇害了）。我只能这么认为了。
但“进程”没有摧毁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不，没有，一点都没有。“进程”没有攻击第三世界神父。这是教会内部的事。他们（第三世界神父们）惹恼了教会。教会必须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后来改头换面，但在共产主义垮台后，他们解散了。虽然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分析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接受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的，但他们接受其中一部分。对于教会来说，这个运动没有以前那么棘手了。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出席主教会议。他们（教会中）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没有表现出来。
问：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认为，在军方消灭一些第三世界神父与学生的过程中，教会高层与军方勾结。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这是在污蔑。我完全否认这一点。看看托托洛为他们做了什么！我也知道，许多主教走访监狱时，做了很多善事。
问：教会在智利军政府下扮演的角色，与教会在阿根廷扮演的角色有不同吗？
是的，那是不同的，我相信这是因为教会的倾向，换句话说，（智利的）教士们比较左倾。这里的情况不同。在阿根廷，大家所反对的，正是智利的大多数所赞成的。
我现在认为，当时教会高层，还有教会中的左派都很迷茫。教皇坚持圣灵的话题。你应该记得，第三世界神父们坚持世俗的话题。不想违背教皇的主教们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但在拉丁美洲发生了许多变化。我想说的是，更传统的天主教派已经衰弱。大多数主教都选择了中间路线。除了一小部分更左的团体外，中间派没有什么活动的余地。另一些人都没有参与很多（社会事件），只喜欢埋头搞思想。但我并不是说传统派反对这么做。他们反对解决社会问题的特定方案。比方说，麦德林（1968）和普埃布拉（1979）两场大会，表明教皇对南美主教没什么影响力。麦德林大会更像是第三世界主义的，而普埃布拉大会像调和主义的。教皇说：“你必须坚持上帝和耶稣的重要性”。他担心麦德林大会产生的结果，因此在普埃布拉大会时，发表演讲“力挽狂澜”。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说，阿根廷当下的全球化正对教会和国家造成许多恶劣影响。比方说，以前投身战斗、加入游击队的青年人，今天却无所事事，脑子里空空如也，就连坏的思想也没有。他们现在顶多玩玩吉他。切·格瓦拉成了他们的英雄。这是怀疑的一代，他们彻底失去了理想，甚至比上一代更糟。
莫拉雷斯主教
我在那段时间（1976—1983年）还不是主教。教会里有许多种意见，而“进程”时期的那些主教，他们的意见并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主教已经反思了那个时期，但对它做出评价绝非易事，因为当时的主教并不都还在世。
伊莎贝尔之后的世道很艰难，真是天下大乱。拉美有不少军事政变，人人在见证历史。历史学者会遇到困难，是因为他们有某种立场，但我们要兼顾不同的看法。两方都有过火的地方。有人说，为了保卫阿根廷国家，必须要打败游击队，他们的说法就太过了。但在另一方面，那些参加战斗的游击队，今天也没有开口。即使都从流亡中回国了，蒙特内罗也没有开口。五月广场的母亲表示她们不会宽恕，因为国家未经审判就带走了她们孩子的生命。她们说，国家应该按照程序进行审判，而不是杀死他们。当时呢，军人、神父、律师也会聚会，但他们也担心炸弹和袭击，不会太张扬。
我认为游击运动是非常恶劣的事情。游击队组织就像庇隆左派一样，是阿根廷的威胁。比方说，他们为自己的绑架辩护，说是在捍卫穷人。教会说自己也在想办法，但对失踪并不知情。当失踪开始时，许多主教进行了沟通和干预，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情况变糟，不让公众知晓此事。他们不想中断与政府的对话。一切都是在对话中进行的。其他主教总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批评的意见也越来越多。情况就是这样，但问题比较复杂。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教们为自己的疏忽请求原谅。他们说，他们应该为左翼组织成员做更多的事情，因为许多人是天主教徒。他们说，“也许当时我们的认识还不足。”他们为两件事请求原谅。记者说，“仅仅要求原谅是不够的，因为教会默许了那些行为。”既然死了那么多人，这些事件就进行了审判。那些活着的人，比如普利马德斯塔和阿兰布鲁（两位前大主教）就说，他们从来不是同谋。他们在教会里算是老资格了。
问：有记载表明，前大主教阿兰布鲁曾说过所有失踪者都生活在欧洲。
是的，那是真的，但他试着找过失踪的神父。有些红衣主教走访过监狱。阿兰布鲁就去见了每一位囚犯。
问：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在对待穷人方面非常接近。蒙特内罗关注教会中的穷人。为什么教会高层如此反对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士呢？
这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庇隆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就算它支持穷人也不是。它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给穷人食物的主义。这些神父是在教会中接受的教育。那些组织的思想里并没有民主，他们都成为了使用暴力的激进分子。
问：但我记得你说过，教会非常关注共产主义的问题，其中包括基督徒拥护的主张吗？
是的，但教会的一些人在贫民窟工作。他们说，这是为了建立革命组织。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不一样，但两者之间产生了没人能够阻止的敌对关系。所以民主是重要的。教会高层别无他法，只能保护人民。当时也处在恐怖之下。
问：根据《永不再来》的证词，许多人为了找到失踪者，向教会求助，还说没有教会给予任何帮助。你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也许不是所有能做的事都做了，但教会确实做了很多，因为他们确实和亲属交谈过。他们去找了失踪者。罗马有家报纸写了一些文章，指责当时的教廷大使，也就是红衣主教拉吉（Laghi）[11]。这位绅士很有风度，与年轻人很亲密。他与政府建立了联系，一些人在他的帮助下离开了国家。但有些人说，“假如他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他又是怎么帮到他们的呢？”要知道，这是持续的战斗。当时没人听说酷刑。许多人在监狱里。有人看到军队把人带走，但不知道他们正在对人做什么。一些主教公开说出了事实，别人就说，他们应该做得更多。但你必须意识到，当时处在恐怖的氛围中。他们会绑架你，要么开枪打死你。这就需要民主，要能在不受暴力的情况下，表达思想……
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教会的意见[12]。但我们绝不能仅根据某位主教的意思判断历史，要通过整个历史背景看待教会。谁允许世俗主义与安乐死，那他的立场是有问题的。而教会并不反对死刑。
问：当时军队杀死的那些人就应该判死刑吗？
许多人是的，因为他们是相当坏的人。因此军队才绑架了他们。
问：《永不再来》发表时，你对上面的记述感到惊讶吗？
是的。我对书上的大部分内容都不知情。许多人没有读过《永不再来》。我们想用谅解和对话走出那个时代。可能的话，偿还我们欠下的责任。道歉意味着什么都没发生。教皇遭到枪击时，他原谅了犯人，但“进程”仍在继续。教会想要往前走。不承认这些的话，它是无法前进一步的。
贝亚特兰·拉菲尼神父
1970年，我在天主教大学任教。教会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第三世界神父（大概一共四百人），另一派是极端保守派，主要是跟军方有关系的神父。有人为左派的暴力辩护，也有人为右派和教会的暴力辩护。我试图主张民主，同时反对教会高层和游击队两方。这样的立场在教会中并不常见。
游击队都鼓吹暴力。他们的目标是接管政府，他们不相信民主。他们是切·格瓦拉，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教会的领导者，以法团主义的眼光把社会看作了商界、庇隆工会（不是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工会）、信教的军队、掌握了文化领域（尤其是掌握了教育）的教会之间的联盟。许多人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是发展必需的模式。
我们看到了巴西与秘鲁的军政府，又看到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智利所发生的事，发现后者其实也很吓人。你知道的，那就是当时的文化。1981年，教会首次发表文件支持民主。这份文件叫《教会与市民社会》（英文版发表于1984年）。我们担心智利的原因有两个：我们从媒体和智利的基督民主党那里得知了情况，以及智利流亡者的到来。我们看到了激进社会主义对经济造成了多少恶果。
阿连德是民主选举上台的，但他只拿到38%或39%的选票。他没有获得过半多数。再说了，纳粹在选举中也拿到了多数票。这不是多数的问题，问题在于民主。需要尊重法律，但阿连德不尊重法律。我们说的是1970年，必须提到背景。1967年，切·格瓦拉死在玻利维亚。1968年，肯尼迪在美国遇刺。同一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说，当时这种激进主义在这里非常强烈。
1973年，当庇隆分子进入政府时，我失去了大学里的教职。那时候，耶稣会士完全站在蒙特内罗这一边，在天主教大学里势力强大。学生们的立场非常激进，还有耶稣会士撑腰。于是温和派不得不离开大学。这是暴力，他们纵容暴力。一天，我到了学院，看到了谴责我的标语，两根木棒封上了我办公室的门。后来，我的几个学生失踪了。我们教的学生里面出了游击队。我以前是想教给他们文明、民主、共和的思想的。
我认为教学的耶稣会士中间也有分歧。但当时，那些管理大学的人没有制止暴力，而是恰恰相反。许多教职人员辞职了。我们没法在那个环境下教书。社会科学专业至少一半教师辞职了，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在另一所大学获得了教职。
照我看，教会是暴力的帮凶，因为它没有谴责军队的暴力，也没有谴责左派的暴力。双方都有教会的成员。他们在互相残杀。我认为，至今阿根廷教会仍未对这一事实达成共识。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有责任，因为蒙特内罗来自天主教行动运动和天主教学校。发生这些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政治文化没有对人权的尊重，而且我们没有自由的政治制度。
阿根廷有非常强大的反自由思想体系。我们没有民主的政党，这绝不是偶然。这里的社会基督教很强大，它就是典型的庇隆主义。我想，教会里大部分人都宁愿旁观——他们关心的是政府的效率高不高，而不是这个政府是怎么来的。我说不清，但这对于政治文化的性质非常重要。他们从1981年才开始考虑这一点。我认为，许多赞成1981年文件的主教，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投票赞成的是什么。但无论如何，这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时军方还不打算承认民主选举。选举的到来，只是马岛战争的缘故。
教会终于在1981年通过了这份文件，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是宪法问题与民主问题；其次是承认阿根廷是个多元化的、而非单一的社会。文件中明确承认了这些。教会也必须做穷人的工作。慈善是神学的信念，而不仅仅是红十字会的工作。我的意思是，特蕾莎修女做善事，不是因为她是红十字会的修女。她在穷人中见到了耶稣。好吧，目前大约有四十万人在靠博爱会（Caritas）养活，教会运营这些机构，政府也给了补贴。在此之前，有人会指责照顾穷人的神父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变了。
对于第三世界神父的主要批评是，他们的观点带有政治倾向。他们大多数人和庇隆分子走在了一起，他们说，好吧，既然这里的穷人是庇隆主义者，那我们也要成为庇隆主义者。而且庇隆主义者是天主教徒，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他们自己就是人民。同时有这样的看法：这个国家的人民等同于庇隆主义的人民。我强烈批评了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他们没有在政治学与社会学方面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方面的专家，只是从别的地方拿来一两个理论，根本不在追求基督徒该有的价值观。你也知道，现在至少有一半的神父不像样。我的意思是，他们大都缺乏身为神父的使命感。
[1] 埃米利奥·米尼奥内（Emilio F. Mignone），见个人采访及《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原注
[2] 胡安·卡洛斯·阿兰布鲁（Juan Carlos Aramburu，1912年2月11日——2004年11月19日），1934年成为神父。1975—1990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积极与军政府合作。1976年晋升为红衣主教。1989年支持梅内姆推行私有化政策，支持特赦军政府。1990年退休。——中译者注
[3] 劳尔·弗兰西斯科·普里马特斯塔（Raúl Francisco Primatesta，1919年4月14日——2006年5月1日），1942年成为神父。1957—1961年任拉普拉塔副主教。1961—1965年任门多萨省圣拉斐尔主教。1965—1998年任科尔多瓦大主教， 1973年晋升为红衣主教，明确反对解放神学，支持军政府的镇压活动。2002年退休。——中译者注
[4] 恩特雷里奥斯省(Entre Rios，意译为“河流之间”)的首府，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北三百公里处。——原注
[5] 米尼奥内（Mignone），《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第3—5页。——原注
[6] 同上，第4—6页。——原注
[7] 《国家报》（La Nacion），1976年5月6日与10月11日，同样见米尼奥内（Mignone），《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第6页。——原注
[8] 滨海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l Litoral）的演讲，见圣塔菲（Santa Fe）报纸《滨海报》（El Litoral），1977年12月6日，米尼奥内的书中第6页引用了。——原注
[9] 米尼奥内（Mignone），《真相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uth），第36页，引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杂志《广播兰迪亚2000》（Radiolandia 2000），采访发生在罗马。——原注
[10] 指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74）或阿奎那的哲学与追随者。一般认为，阿奎那调和了强调经验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强调启示的圣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思想成果。——原注
[11] 《不义与痛苦之事》（Vicenda ingiusta e amara），《王国时事版》（II regno attualita），1977年7月，第385—390页。——原注
[12] 见《教会与人权》（La Igles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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