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十四章 第三世界神父运动
1974年5月，卡洛斯·穆希卡神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座教堂外遭到机关枪射杀。他遇刺前，曾与前门生马里奥·菲尔梅内奇发生争执，而此人告诉同伴，游击队要杀了穆希卡。同时，穆希卡也是洛佩斯·雷加与社会福利部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家[1]。菲尔梅内奇坚决否认是自己干的，表明了自己对穆希卡的“敬爱与感激”。事后，凶手确认为联邦警察下士，作案时有三A团提供掩护。此人还是洛佩斯·雷加的私人保镖[2]。
1976年7月，军政府上台后不久，三名帕罗廷修会神父与两名神学院学生遇害。公开批评“教会与军队狼狈为奸”的恩里奎·安赫雷希主教于同年8月遇害。还有许多人遇害，包括一些公开承认自己参与第三世界运动的神父，但一些人仅仅是在贫民窟布道，就成为了受害者。第三世界神父运动始于1968年，仅持续到1974年，最后一年的谋杀与威胁使这些神父根本无法碰面。运动在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有四百名成员。本章采访对象是对第三世界神父的工作表示同情的神父，或者与那一小部分改革家有关系的人。
帕特里西奥·里赛
1970年，我从爱尔兰来到这里。我是神父，那时加入了夏尔·德·弗科尔[3]的小兄弟会[4]，开始在查科传教。到了1976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工作。1976年10月，他们把我抓去用刑，爱尔兰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5]为我请愿。起初，我是被绑架的。大约一周后，我被正式逮捕。两个月后，他们把我驱逐出境，叫我离开这个国家。1987年，我终于才回到阿根廷，参加了普世人权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这事儿呢，不过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卷入了争端。天主教其实是阿根廷的国教，这就导致了某种结果，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深深植根于罗马天主教传统（相当于反国家）的人来说。从一开始，我就卷入了某种争端。我发现没人请我去参加平民仪式、赐福、升起具有明确宗教意味的旗帜。好吧，这里的教会非常露骨地代表国家权力。
在六十年代，尤其是在六八年，阿根廷质疑了梵蒂冈会议和整个教会体制。也许这种情况（在阿根廷）要比其它拉美国家更加普遍。当时新设立了许多教区，许多新的神父来自中下阶层。主教送他们去欧洲培训，他们也成为了出色的神职人员。1968年，第三世界神父运动诞生。那阵子，每个教区都产生了非常开明进步、能言善辩的神父团体，他们对不少正进行的事提出了质疑。然后迫害开始了，这些神父受到了一系列的镇压。突然之间，监禁神父的事情越来越多。1968年，罗萨里奥一次抓进去了四十名神父。所以，我1970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教会已经四分五裂了。这里有反动的主教（现在还在位），还有非常反动的制度。自然，这里发生了冲突。
如何解释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庇隆主义的历史呢？这一直是个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受到了庇隆主义的迫害。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主教队伍始终无法容纳进步运动的成员。任命进步的主教是非常少见的，进步主教最多只有四五位。说实话，等他们上任后，没几个还是进步的。只有个别人在上任后更加激进。而教廷大使一手遮天，掌控了主教会议。
因为阿根廷跟别的国家不同，按照这里的习惯，主教往往是提名产生的，而提名又往往是利益交换得来的。因此，一些在阿根廷当了十几二十年主教的德国籍、意大利籍、西班牙籍的主教，之所以得到提名，只因为他们有钱，或者做了某些教会认为的“好事”。教区里找不到土生土长的主教，这到现在也很普遍。你能找到阿根廷神父，但你找不到一位阿根廷主教。在委内瑞拉，出生在委内瑞拉才有资格当主教候选人，在阿根廷就不用。
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外国主教都是保守派——他们也可能不是。但这确实意味着，有许多非常优秀的神父、优秀正直的阿根廷神父，为社会奉献了这么久，仍处在二十年前我结识他们时的地位。他们仍然是教士，以本堂神父的身份退休，而他们本该是出色的主教。教会的内部政策耽误了他们。
在镇压期间，教会的体制仍和三十年代一样。科尔多瓦的大主教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主教区等地，向来都是非常守旧的。阿根廷没有进步或开明的大主教，大主教一个比一个保守。这些人支配着教会政策，主导了主教会议。
我认为，镇压期间的冲突影响到了国家稳定，主教们也开始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维稳必须要靠军队。此外，阿根廷军队一直热衷于对天主教的某种解读，也就是右翼长枪党的天主教学说。军队说服了梵蒂冈，或者对梵蒂冈施加了足够的影响，给军队单独设立了教区。于是军队的主教获得了单独的管辖权。军队没有与当地的天主教人士融合，它有自己的体制。军队的主教是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他们为施虐、暴行辩护，为军队的一切行为辩护。他们也有权力干涉任何教区。许多人相信，保守的主教是军政府的同谋，他们决定了谁成为镇压的受害者。这不是因为教会毫无作为，或是俗事缠身。只是因为，右翼教会的门对世界上的苦难者是关闭的，但它又积极支持军方。
阿根廷主教们在一段历史时期里是反民主的。我记得，当我在七十年代第一次来到阿根廷时，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十九世纪的民主制度会让教会失去对学校的控制。政府把宗教分离出了学校。这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但是宗教界仍把政治家视为敌人。后来，在七十年代，蒙特内罗们从教会中涌现出来。然后是第三世界神父。主教们就用这些事实来证明，军队干涉教会事务是正当的，例如在1976年禁用拉美《圣经》或是在1977年审查《教理问答》。
神父在监狱里受到的对待更糟，他们当我们是叛徒，说我们背叛了信仰。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站在他们这一边，而我们的所作所为却像是在另一边，就对我们尤为愤怒。我们有十二人关在了拉普拉塔监狱，就像犹太犯人一样，吃了很多苦。
我们扪心自问，教会人士怎么能为暴力、酷刑、谋杀辩护，甚至参与其中，还能坦然做神职呢？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教会与阿根廷社会。它不会让教会逃避责任，但能够帮助解释。不仅是教会人士参与了、支持了镇压，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已经麻木了。甚至1976年，我记得市政墓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在烧尸体。我的意思是，他们居然直接把“墓园里烧尸体”这件事讲了出来。
好吧，官方的说法是，人们必须承担牺牲。说什么为了稳定，必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1975年11月，豪尔赫·魏地拉总统亲口宣布，为了阿根廷的稳定，任何人都必须在必要的时候去死。这句话发表了出来，然后有些人说，“好吧，你知道的，游击运动很强大，所以军队必须跟它打仗。”但真正的冲突是微不足道的。发生的只是国家恐怖主义。
去年，我们社会纪念了军事独裁二十周年。教会曾支持军队，因此受到严厉批评，也丧失了许多威望。教皇为新千年发表了一份文件，建议阿根廷教会忏悔，回顾他们的历史、清扫他们的台阶——也可以这么说。梵蒂冈要求自我批评。好吧，教会在1995年试过自我批评。我们建议教会应当坚持真理。意思是，如果教会或军官掌握对和解有用的情报，就该鼓励他们把真相告诉议会正在搞的什么委员会。虽然目前委员会还没有搞成。
我们给每个主教寄去了有关真相问题的信，大概有五六页。我们说，无法面对自身现实的社会永远不得安宁。最终，今年年底通过一份文件，但教会的右翼势力又否决了它。去年（1996年3月）终于出现了一份折中方案，但这份文件着眼于别人的过错，对主教的过错只字不提。在它对阿根廷社会的解读中，表明这是两个极端之间的全面冲突，而教会则处在中间立场。刚开始，这份文件引起过一些讨论，后来谁也不提了。教皇（的说法）要比阿根廷主教们的文件要明白得多。我们最初的那份文件和教皇说法一样：教会应当承认错误。但是阿根廷教会不肯承认自己的责任。
多明戈·布雷西亚神父
我是第三世界神父运动的神父，从最开始的1968年5月到1974—75年运动结束，我担任过许多职务[6]。阿根廷的社会动荡以及军方镇压的开始，迫使我们结束了运动。我们积极与当局作斗争，努力实现社会变革。这让教会内外的保守派和军方人士感到不快。我们的成员受到社会、政治、工会活动家同样的迫害。十六位神父遇害，另有人遭受监禁、酷刑、流放。我们最终不得不停下这场运动，因为我们和工会一样，连开会都没法开。同一年里，1974年5月，穆希卡神父遇害。他是我们运动最知名的代表。当时，我们发表了一些有关迫害、针对运动的攻击以及我们发起的自卫的文件[7]。
在白色恐怖下，我们的地下组织无法正常开会。同时，组织内部也无法维持友爱和尊重不同意见的环境，不再能讨论不同想法。本来这场运动就一直有内部争论。在政治意见上，有人同意庇隆的观点，有人则反对。有人与马克思主义结盟，有人没有。有人把教会视为国家机构，有人不这么想。那是时代性的辩论。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必须讨论这一点，因为它对教会有深远的影响。我们讨论了神父的政治任务、讨论了神父与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什么都要思考。可行动不是比思考更有必要吗？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行动促使我们不断做出选择。我们聚在一起时，就讨论如何与这个或那个作斗争。因此，这场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行动的运动、声援的运动。它是为了实现全国一切社会需求的运动。这里有各种需求——（于是产生了）罢工、游行、工作、绝食、抗议。庇隆归来后，我们面临新的政治局势。他死后又发生了庇隆主义的危机。伊莎贝尔·庇隆签署了“歼灭”颠覆活动的命令。她给军队下的命令中，说我们也是颠覆分子。
当时的教会高层也把我们当作颠覆分子。主教会议主席托托洛大主教是军队总神父，他在道义上支持所谓“国家安全战略”。托托洛主教企图下手谕把我们逐出教会。他申言第三世界运动的错误与离经叛道，而我们用一份七十五页的文件回应他，证明我们之所行，正是基督耶稣之所愿，也符合正统神学。在文件中，我们也解释了我们所理解的颠覆活动、革命、武装斗争、财产、解放。在当时的教会内部，困难在于这是政治行为。我们认为，采取政治行动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从最得人心的政党（庇隆党）与庇隆思想宣告禁止的那十八年间兴起的。我们与许多社会团体（包括中产阶级和学者）重新发掘了庇隆主义的价值观。1973—74年，庇隆主义复兴后，我们能投票选举了。自1955年来，人民第一次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说：“够了！我们需要政治选择！”
好吧，在教会外面，军队的情报部门把我们当成想要摧毁民族、摧毁阿根廷传统的人。他们说，我们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既然如此，对话是不可能的。他们从没试过和我们对话，只给我们扣上帽子。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努力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在社区内寻求支持。我们得到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主教——在七八十个主教里的不到五六个——的帮助。1974年前，我们都在公开场合演讲，后来不行了。整个国家陷入黑暗，我们也一样。庇隆死后，军队就在准备政变，为此实行了审查制度与迫害。
在阿根廷的五千名神父中，约有四百名参加了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他们遍布全国。很少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来的，大概七八十个人里只有十五个。更多人来自内陆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每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神父都成了第三世界神父。甚至修女们也用“第三世界神父”称呼在穷人和工人区与人民共事的神父。我们是一场运动，但是组织很小，没有组织关系或成员名单。它是教会内部思想与行动的潮流，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每一位具有这种责任感的神父，就算不属于这场运动，都给当成了“第三世界神父”。我们没有入会要求，会议都是公开的，而非秘密的。好吧，在“当作”成员的四百人里，我认为有两百人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迫害。我本人也受到威胁，他们叫我离开阿根廷。
教会间接警告了我。它根本没有保护我们。我必须想办法自保。政变后，我决定留在这里，留在我现在这所学校里。军队掌权后，盯上了所有人。他们有神父的名单，所有公开活动的人都在上面。我们都是在台面上活动的，我们都在文件上签字，公开演说，公开支持社会活动，所以谁都知道我们的名字。过去是陆军推翻政府，但这次是三军一起谋反。他们决定让全军一起来清算所有人。这是默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经常有人问我，我们是怎样幸存下来的？首先（笑）因为上帝不想带我走。话说回来，他们不敢把我们全部带走。他们本来能把我们全带进地狱，把我们都干掉。好吧，我不知道政权是否能够承受消灭一百名神父的代价。此外，军队与教会建立了某种联系，会定期讨论教会成员的情况。军方会拿出名单，上面有参加演说或颠覆活动的神父名字。主教会对他们说，“这人不是颠覆分子。”军人眼里，颠覆分子等于武装团伙，反正是非法的。
主教委员会由三名地区主教代表组成。他们要求军队证明这些神父犯过法。主教说，“你们要是不能证明神父犯法，比方说加入武装组织，他就不是颠覆分子。”我不属于任何武装组织。他们证明不了，因为我从没加入过。要是绑架我，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这是主教提出的要求。但是主教没有管和武装组织有任何关系的神父。他们遭到绑架后遇害了。
有一次，警察叫我过去做思想调查。他们放了我一马，没有对我做什么，而是给我机会解释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放我出来。我受到思想上的审问。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作为神父会有这种想法。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危害人民的事情？他们说，我们是在把人们带入共产主义、带入死亡。
问：你们有没有因为没有鼓吹将军们想要的思想而遭到批评？
不（笑）。还好吧。后来，当他们再次要求我离开国家时，派我朋友以神父的身份找我（后来我发现他是军队神父）。为了帮我，他派人告诉我，我在名单上，有可能遇到不测，最好还是出国吧。当时发生了许多“事故”，安赫雷希主教也死于事故。
我留了下来。当时呢，有人说要来找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是敌是友，不知道是不是要套我的话，挑出我不想表达的意思。很麻烦。当时就是这样。如果我说“我要走了”，就说明我参与过某些事情。如果我说“我什么也没参与，我只是宣扬自己相信的东西，做我必须要做的事”，那我就死定了。出走路线和证件什么的，他都给了我。这神父托一个不认识的教友把东西给了我。如果有神父找我问话，我得非常小心，但至少我知道在和谁说话。但来路不明的人来找我，我没法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哎呀，感谢你跑大老远这一趟”。我最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把话说死。这次见面一共花了二十四个小时。
问：所以你留了下来。显然，你没有跑路。那你还出门上街吗？
我上街要留个心眼（笑）。跟其他人比，我这不算什么。别的神父都没有机会出门。他们得躲藏起来，否则就要坐牢受刑。主教把他们赶出教区，要么赶出国。很奇怪，我却得救了。有许多神父献身于这场运动，我想，这就是他们不敢杀死我们的原因。（要不然）他们得杀死不少神父。这就是他们只故意杀死穆希卡的原因。
问：你认为是谁杀了穆希卡？
洛佩斯·雷加手下的三A团。
问：梵蒂冈对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影响吗？
教廷大使皮奥·拉吉的角色很有争议。他帮助一些神父与教友逃走了。但梵蒂冈会怎么说？这是阿根廷主教的职责。皮奥·拉吉说：“不要问我大主教和其它社会政治机构怎么会袖手旁观！”他们对军方的大部分行为都达成了默契。而镇压的具体方式是尚不清楚的。有人提到绑架和谋杀时，许多人都不愿相信。红衣主教阿兰布鲁说，颠覆分子生活在欧洲，失踪者也在欧洲。那是在撒谎。他们都埋在了标着“无名氏”的公墓里[8]。更何况呢，要在红衣主教和我的话之间做选择，那么大多数人会选择相信红衣主教。梵蒂冈也听红衣主教的话。
问：你说教廷大使的态度引起争议。它在什么地方引起争议？
1997年，他接受了罗马的意大利报纸《王国》（il Regno）的采访[9]。标题是《本该做更多的主教》（Di bisogno di fare di piu），意思是他们应该做得更多。主教们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确出面过，替囚犯说过情，但没什么用。他们没有像智利和巴西的主教那样，后者除了语言之外，还采取了行动。原因就是，阿根廷的保守派教会领袖和军队的看法是一致的！这要比他们的宗教信念还要强大。我认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支持军队的所作所为。随军总神父与某些神父在神学上为酷刑辩护。这是反对国际颠覆活动、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圣战，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毁灭教会。
问：阿根廷的天主教氛围浓厚，教会对人们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权力。为什么阿根廷的教会人士没有更加进步呢？另外，你是怎样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的？
关于这方面呢，有过许多研究。有的从教会的起源入手，或者从教育，从它缺乏共情能力等等……还有从他们的恐惧和教权制度进行考察的。他们比教皇本人更加教皇。我的观点和他们不同，因为我是在一场受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启发的讨论会中，形成自己观点的。我们是在那个环境下形成思想的。六十年代的阿根廷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变革。我们怀有强烈的期盼。那时的拉美处在革命的氛围当中。在那个年头，摆脱了偏见与宗派主义的思考方式得以发展。但主教们更关心的是反共。
贝尔南多神父（帕特里西奥·托马斯·休斯）
1970年，我是圣十字教堂的本堂神父。当时，我快要四十岁了。那是最美好的岁月，因为在阿根廷，甚至整个拉美，我们都怀着同样的梦想：我们能够建立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公平正义的世界。我们国家经历过一大堆独裁统治与军事政变。因此，尤其在叛逆的青年中，人们心中涌出了希望。在麦德林的主教会议之后，教会也出现了“新人”[10]。1968年，十八位第三世界主教写了一份文件，许多阿根廷神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于是，诞生了日后的“第三世界运动”。
这场运动主要关注神父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神父与教会的关系。人民在社会和经济上四分五裂，但在教区中还有许多力量、许多热情。当然了，教会高层不会认同我们。但是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在当时获得了两样新的经历。首先，有许多青年和神父一起，在全国的贫困地区工作，还有些人去了城市贫民窟。他们有位领导人是卡洛斯·穆希卡神父，三A团后来谋杀了他。在贫民窟里，我们希望帮助穷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食物、医疗、教育、组织、就业。我们意识到，教会是属于中上层阶级的。教会眼里只能看到教堂所在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是社会边缘人，但他们是天主教徒，他们也是信徒。
1955年，教会与庇隆发生了激烈冲突，在人民与教会之间造成了分歧。人们继续给孩子受洗，但拒绝了教会。因此，第三世界神父走近人民，试图在教会与人民之间，或者说，在教会学说与庇隆主义理论之间，建立共同的基础。好吧，后来游击运动出现了，里面一些人也是天主教徒。为了信仰，他们开始在内陆和贫民窟活动，这就导致了1973年的事件。人称“三A团”的军事力量出现了。他们1973年就很活跃了，庇隆死后，更是肆无忌惮。那年头很混乱，政治非常腐败。但大多数年轻人没有看清这一点。他们相信当选的坎波拉，后来也相信庇隆。不说年轻人了，我们神父也很糊涂，没有怀疑过什么。
那段时期，发生了非常棒的事情：从未组织起来的农民也建立了协会。协会越搞越好，组织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文化体育活动。教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它成熟了，从教会中独立了出来。他们组织起了自己的工会。此外，他们也和游击队非常亲密。
在我看来，游击队是首先进行“思考”的组织。任何改革的尝试，都由于镇压而无法进行下去。他们得出这个结论后，才参加了游击队。有人认为，游击队是在跟民主战斗。他们说这话，就是不愿意承认：游击队存在之前，我们就忍受了多年的压迫与沉默。
问：第三世界神父与更保守的教会势力之间是什么关系？
好吧，主教们更喜欢听话的、不给他们找麻烦的神父。布宜诺斯艾利斯容忍了第三世界神父们（的活动）。有些人支持神父和乡村运动，但他们只是一小部分。这些神父也是圣职人员的一小部分，也许只有两百人，但他们不一定是唯一有这样想法的人。比方说，我不属于这个运动，但我跟他们想的一样。他们在布道时，提到了“正义”，所以政府和警察把他们叫做“第三世界神父”。当然了，不光是谈论正义，他们还谈论现实。只有谈论天堂、德行的神父才算得上好神父，对吧？所以三A团杀了穆希卡神父。
许多第三世界神父想与穷人共同生活。对于神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儿童的死亡、每日发生的露骨的不公正，有时候会激起暴力的反应。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这说明了这些人的献身带给人们的力量。
是的，我在1976年有一种感觉：我们将不可阻挡地跌落悬崖。政变发生前，政治家、掌权者、教会，谁也没有做出反应。暴力非常可怕，街头全是暴力。而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本来能审判总统，让平民担任临时总统，召集选举，总得做点什么，而不是接受军事政变。如今我感觉也差不多，那么多的腐败……
好吧，军事政变前的暴力活动很频繁，所以有些人十分欢迎政变。许多人把政变看作出路。军队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我完全不这么想。我很难过，这个国家就这么接受了政变。几个月后，我得去波多黎各学习五周。差不多那会儿，1976年7月4日，帕罗廷修会的三名神父和两名神学院学生遇害。到了八月，安赫雷希神父也死了。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回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军方给教会打了招呼，说要杀我，说我是个颠覆分子。我受到了威胁。他们正在找我，有人警告我不要回来。
问：你并不是第三世界神父的正式成员，为什么也盯上你了？
我们在教区里始终关注现实问题，总是提出批评。当局就说，我们一直在搞政治。我们照顾过智利难民，这可是严重的犯罪。后来天主教运动的年轻人杀死了阿兰布鲁将军。他们说我教区里的一位神父也参与其中。这位神父的眼睛都看不见东西，压根不可能参与什么行动。七十年代初，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为他举行了两次弥撒，四十多名神父在场。我们做弥撒时，警察包围了教堂。
问：他们是怎么知道你们在给他做弥撒的？
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想暗中干点啥是白日做梦。我们就像暴露在阳光下，给看的一清二楚。教堂不远处就有国家情报处的据点。
那一阵子，我是本地最高级的神父。当时，有人批评我们，批评来这里做弥撒的忠实的人们。由于我们的活动，一些人离开了教会，另一些人则慕名而来。我们做任何事都会遭受怀疑。如果在你们的组织里有年轻人——是的，阿根廷的所有年轻人都受着怀疑。如果他年轻又留胡子，他就更加可疑了。如果他又是大学生，那还要更加可疑。而如果他年轻，留着胡子，又是大学生，还为穷人工作，那么他显然是颠覆分子。你能理解吗？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希特勒有逻辑吗？嗯？道理是一样的……
我去了西班牙，直到1977年12月才回来。那天半夜，我回到教堂时，到处都是涂鸦：“共产党神父”、“游击队的老窝”之类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为啥写这些。无论如何，（教区）这里有许多年轻人。情况就是这样，对吧？
为了描绘当时的印象，我要告诉你一则轶事。某个礼拜六下午，我正在洗礼。一个短发的年轻人进门，说要跟我谈谈。我让他等我完成仪式后再来。他在门口等着。他告诉我，“我是耶稣基督军队的少尉”。我说，“头一回听说耶稣基督还有一支军队。”他回答说，“是的，我属于一支跟共产党、游击队、嗑药的毒虫、犹太人、无神论者……跟所有人打仗的特种部队。”我告诉他，“有些游击队也是天主教徒。”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就像你说的，你来自耶稣基督的军队，可我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存在。但有些人确实是因为信仰基督教才参加游击队的。”
“让我找到谁是游击队，我就杀了他。你告诉我谁是游击队，我就杀了他。我杀了人，也只是杀了他的肉体。我把他的灵魂献给了耶稣基督。”他还说，“哦，既然你说游击队里有天主教徒，我记起来了，有两个犯人，都是年轻人，一男一女，五花大绑倒在地上。我杀他们的时候，听见了他们在祈祷。啊哈，他们应该是天主教徒吧。”他自述开枪打死了他们。那是在图库曼。太疯狂了。当然，游击队也做了失去理智的事情。想象一下，假设有个神父是游击队，他在教区里制作炸弹：一点逻辑都没有，什么都很荒谬。
警察从来没有打断过我们开会，但有时就待在里面。我们知道谁是警察。某些夜里，开完会后，警察就在门口盯梢，开车跟在走路回家的人后面。要不然，他们干脆在后面尾行。这很吓人。这是为了吓唬人。其实他们跟踪的人都没有失踪。
好吧，回到我的故事。最糟的时期，我头一阵子不在家。他们两次上教堂找我。我的上级告诉他们，我不在家。我没有遇到他们。但他们带走了另一些人。他们带走了帕罗廷神父。我认为，这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因为他们在上层中产阶级社区。而上层中产阶级对政变很高兴。此外，许多军人——与我们的寡头联姻的军人——也住在那里。许多年轻人和帕罗廷神父们在一起。最后是他们的布道，这些布道对他们来说，可能太过强烈了。他们觉得这是在抨击自己，而不是在说游击队。神父是在批判不公正和暴力。
问：跟他们在贫民窟工作的年轻人是上层中产阶级的孩子吗？
是的。他们害怕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会思考，能自由地献出生命。而老一辈把自己和生活拴在了一起。大人发起战争，青年为之而死。
问：一些士兵是不是也很年轻？
我不认为只有十九岁的士兵会受刑。我们知道，军队里也有士兵失踪。兵役不是只要一年吗？他们失踪了。阿根廷年轻人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想要改变社会。
我认为军队不够聪明，很没有远见。我觉得，有人让军队相信……他们相信，共产主义要毁灭民族，而军队是国家仅存的良心，只有军人才能抵挡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是——我们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另一件原罪——共产主义反对我们的基督教生活方式，你懂吗？于是他们接过了国家和宗教的旗帜。你要成为军人，就必须受洗。
问：你能不能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认为教会是支持军方、反对人民的？
也许……我是说也许，是因为我尊重他人的想法，而对于这个话题，你没法绝对地说：教会不关心经济问题，只是害怕左翼运动、害怕革命运动、害怕教会内部的质疑。阿根廷人民信天主教，但天主教的受众是中上层阶级。他们参加弥撒、为孩子洗礼、在教堂里结婚。军队也信教。教会在军队中也有神父，有随军神父。因此，军队和教会是两个举足轻重的机构。它们本质上是保守的。我得说，军队里的某些教士，比起神职人员更像是军人。
圣十字教堂的注解
贝尔南多神父的这所教堂为五月广场的母亲提供了集会场所。1977年12月8日，在这座教堂的院子里，海军中尉阿尔弗雷多·阿斯蒂斯指认了参与组织的几位主要母亲。阿斯蒂斯以为失踪的兄弟哀悼为借口，渗透进了母亲们的运动。在当天和接下来的数日内，包括两位法国修女在内，这个组织的十四名成员失踪了。
[1] 冈萨雷斯·汉森（Gonzalez Janzen），《三A团》（La Triple A），第113页。——原注
[2] 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110—111页，脚注27和28。安德森提到，虽然法庭上指认了凶手，但有些证据自相矛盾。——原注
[3] 夏尔·德·弗科尔（Charles de Foucauld，1858年9月15日——1916年12月1日），法国天主教神父、神秘主义者。出身于贵族家庭，六岁成为孤儿，普法战争期间逃往法国境内。1876年进入法军服役，1880年派驻到阿尔及利亚，一年后因纪律问题被开除，不久又获准归队。1882年冒充犹太人赴摩洛哥考察。1886年参加严规熙笃隐修会（Ordo Cisterciensis Strictioris Observantiae），1897—1900年在叙利亚隐居。1901年赴阿尔及利亚，在撒哈拉沙漠隐居，与当地的图阿雷格人（Tuareg）共同生活。1916年被一伙亡命之徒杀害。——中译者注
[4] “耶稣小兄弟会”（拉丁语：Institutum Parvolorum Fratrum Iesu；法语：Petits Frères de Jésus）法国天主教教团，1933年在法国成立。——中译者注
[5] 这是拉美唯一一家爱尔兰大使馆。——原注
[6] 在回答问题时，神父指出，有些教会外人士组成了另一个团体，叫“基督教与革命”（Christianity and Revolution），自称是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的追随者。它与第三世界神父运动之间有互动。虽然卡米洛·托雷斯很出名，但他不是这个团体的中心人物。——原注
[7] 布雷齐（Bresci）等人，《第三世界神父运动》（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mundo）。——原注
[8] 墓碑上的“NN”表示此处埋着一具无名尸体。早期，军队埋尸体时，经常这么做。——原注
[9] 《不义与痛苦之事》（Vicenda ingiusta e amara），《王国时事版》（II regno attualita），1977年7月，第385—390页。——原注
[10] “新人”（Hombre Nuevo）这个词是因为切·格瓦拉（Che Guevara）而流行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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