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十七章 结论[1]
马岛战争失败后，军事独裁走向末路。1983年阿根廷举行自由选举。劳尔·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获胜，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调查失踪案。军队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拒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局势剑拔弩张，但调查没有停止。起初，阿方辛把审判军官的任务交给了最高军事法庭。拖了很久之后，最高军事法庭在1984年9月宣布，由于指控是在反颠覆战争中犯下的，所以无法进行审判。当时，委员会的听证会已经向公众开放，进行了电视转播，因此引起了公众对军方的强烈反感。随着《永不再来》的出版与广泛传播，声讨愈演愈烈。人权组织积极奔走，为听证会收集证据，它们坚信，既然得到了公众支持，军队必须在民事法庭接受审判。198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上诉法院开始了冗长的审判。
在收集证据和传唤证人的几个月里，法院遭到炸弹袭击，证人受到威胁，暴力事件频出。最终，最恶劣的军方领导人因反人类罪行入狱。军方以1976—83年是“肮脏战争”为由提出辩解，但是遭到驳回。军方肆意的“越界”行为证据确凿，军方领导人坐实了罪名。但检察官提出的跨军种（甚至跨国）密谋的指控也遭到驳回。
军政府的五名成员：豪尔赫·魏地拉将军、罗贝托·比奥拉将军、埃米利奥·马赛拉海军上将、阿曼多·兰布鲁基尼海军少将、奥兰多·阿戈斯蒂空军准将，均判处有罪，刑期不等。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首长拉蒙·坎普斯犯下六百起谋杀案，获刑二十五年。整个1986年间进行了许多逮捕和审判。针对中高级军官的控诉在法院里堆积如山。军队躁动不安，四处为非作歹、行凶作乱。最后，政府出台了两项法律限制法院程序：首先是为酷刑案定下了六十天的限时，使一千多名被告逃脱了审判，但偷孩子的罪行不受影响；其次颁布了《应有服从法》，限制了在上级命令下所犯罪行的定义。人权组织对这两项法律表示强烈抗议，但在军队叛乱的威胁和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这两项法律还是通过了。
阿方辛在1989年的大选中落选。卡洛斯·梅内姆领导的庇隆派政府大赦了所有在押的军方人士与少数在押的游击队领袖。而军事预算也在逐步削减。军队勒令许多将官和高级军官退役，尤其是陆军开除了许多涉嫌酷刑的军人。
1998年，“祖母”组织成功起诉了魏地拉将军、比尼奥内将军、马赛拉海军上将，罪名是绑架婴儿，这项罪名不受八十年代后期的法律与大赦影响。
独裁时期活跃的军人仍然声称，他们是为捍卫民族和基督教履行职责，我们也在采访中听到了这种想法。但是在其它采访中，我们从新一代军人口中得知，他们的领导人不再自命为民族的救星。他们说，军队现在甘愿做民主国家的仆人。阿根廷的民主制度尚不健全，但长期以来服从军事权威的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恐怖时期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夜里常常听到惨叫，看到军警的车辆运来犯人。附近居民的活动受到限制。穿便服的武装人员会擅闯人家，或者当街把人抓走。邻居们察觉到了绑架事件，对此一无所知是不可能的。但人们一直患有“健忘症”，忘掉了这些骇人的记忆，或者只是不愿承认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边。另一些人则说，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无能为力，否则会引火上身。一次采访中，有位妇女说，“我们能听见惨叫声。我们放大收音机的音量，不让孩子听见惨叫。军队说‘噪音’是士兵唱歌跳舞弄出来的。难道他们天天唱歌跳舞，连吃饭也不忘吗？”
1996年，一群志同道合的公民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和以“不只是回忆”为名的一些活动，以此纪念军事统治二十周年。他们想通过亲历者的讲述，使年轻人了解历史。他们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采访了集中营附近的居民。一位制片人向我们描述道：
“我们采访了曾住在各个集中营附近的人，问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军警）随时会来打家劫舍，把东西统统抢走。我们认为，居民一定听到过受刑者的惨叫声，或是看到过一些独裁时期发生的事情。”
另一位制片人继续说道：
“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恐惧仍在继续……只有少数人愿意接受采访，许多人都拒绝采访。我们对此的理解是：自那以后，令人不快的恐惧还阴魂不散。民主是脆弱的。我相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恐惧。他们不会开口，吓得不能开口。他们什么也不肯说。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忘记恐怖是更好的选择。
“有时，他们还有一种负罪感。我们管它叫‘幸存者的负罪感’。在国家恐怖主义时期，一些人尽力以各种方式与被迫害者合作，帮助他们离开国家，把人藏在自己家里或者向国外通风报信。当然，这些都是地下活动。而社会上的其他人拒绝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了保命，他们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了，社会上还有些人支持军事独裁。”
拍摄的视频中有位中年男子，他声称从未在集中营附近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甚至是最直爽的人，在措辞时也显得十分谨慎。
我们没有系统性地采访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但在与父母辈的采访中，我们听到了困惑：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一代，对当时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他们父母一辈曾梦想过新的社会，有些人甚至对这样的父母表现出敌意。他们和全世界年轻人一样，热衷于同样的活动与想法——跳舞、恋爱、听音乐（尤其是美式音乐）、打扮时髦、买新潮玩意儿、读书上学、在社会中向上钻营。过去——即使是他们父母的过去——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他们也不怎么同情受害者。他们的激情来自消费主义，而不是政治；推动他们的是消费，而非公民权利。
阿根廷近代史上有不少讽刺，其中两件是：阿方辛政府的继任者是庇隆派，卡洛斯·梅内姆内阁的几位大员还是幸存的蒙特内罗。当时，报纸把政府的腐败归咎于他们与黑手党和毒贩之间的政治交易。黑帮风格的谋杀常常震惊全国，比如1996年调查记者何塞·卡维萨斯[2]遭到谋杀，凶手用了典型的三A团手法。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梅赛德斯·索萨[3]举行了一场纪念演唱会，民众也发誓绝不忘记卡维萨斯，第二年又发生了许多谋杀事件，它们也同样令人震惊，而针对这些犯罪行为的调查也把矛头指向了主流政治人物、只手遮天的警察、富甲一方的商人之间的黑幕。老派的庇隆主义者坚信，梅内姆没有忠于庇隆主义的理想。但当年，连庇隆自己都违背了这一理想。
内斗和腐败层出不穷，但是阿根廷总算有了民主的样子。对于社会而言，容忍异见并非易事，但众议院等机关已有了开放包容的苗头。比方说阿尔弗雷多·布拉沃，他当过教师工会的领导，因此遭受无妄之灾，受了几个月的拷问，如今能跟当初的拷问者及其支持者同坐在一个会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领袖风范[4]。政变前，阿根廷仅仅只有一个人权组织，但现在到处都是，而且都相当强大。这些组织敦促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开展过多次调查，为起诉军政府领导人打下了基础。没有人权组织的坚决行动，调查与审判就不会那么深入。虽然没讨来多少公道，但至少事实是确定下来了。阿根廷是第一个调查本国人权犯罪的国家。关于这些罪行的报告《永不再来》在真实性与全面性上独一无二，人们很容易就能从公共图书馆、街头小店、全国的火车站售货亭免费获取这本书。
与社会运动相比，独立的常设机构发展缓慢。例如，没有真正的新政党扎下根。左派仍然没有强大的政党，因为庇隆主义（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社会运动）仍然是左翼政治的社会主流。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共产党从未在左翼当中享有声誉，还一度支持军政府。阿根廷有社会党，但它吸引不了选民，也提不出有力的领导人。国家的经济精英还未下注，没有投资一个能代表他们与其它保守派利益的政党。尽管国家私有化了许多国有资产，向投资和贸易开放了边界，但国家本身仍是集中的机关。
大众媒体重新活跃。大量批评与独立的出版物崭露头角：《新闻报》（卡维萨斯工作的报纸）、《十二页报》等报纸杂志。那些在军政府时期为军队摇旗助威，或者始终置身事外的普通报纸，如今也有足够的勇气，报道起了警察暴行与政治腐败。他们的报道仍然会引起法律上的麻烦。许多政治家还未学会容忍独立的新闻界。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整个司法系统破坏殆尽，使得阿根廷建立法治尤为困难。目前，没有强大的制度力量能够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执法也远非公正，人民缺乏安全感。人们普遍认为（报纸也经常报道）警察日常收受贿赂或者索要保护费，仍在施行残忍的酷刑，常常涉嫌谋杀（比如说，警察在卡维萨斯案中有很大的嫌疑），人民无法相信他们的执法。此外，曾经的镇压者、准军事团体、警察、退役军人的数量庞大，其中一些人当了私人保镖和公司保安人员，另有许多成了游民，伺机蠢动。
尽管问题不少，这个社会并没有那么暴力。其实，对于九十年代的普通居民来说，阿根廷城市要比许多美国的内陆城市安全得多。天黑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行人也比较安全，就算没有巡警，公民也不会在街头遇上暴力或不文明行为。国家仍然不受民众监督，但今天不再有系统性的恐怖主义，这就是成就。
[1] 校订过程中，我也编译了结论章，删去了大部分主流学术的废话。——中译者注（2024.7.30）
[2] 何塞·路易斯·卡贝萨斯（José Luis Cabezas，1961年11月28日——1997年1月25日），阿根廷摄影记者。1989年起在《新闻杂志》（Revista Noticias）担任摄影记者，1995年曾获昴宿星团奖最佳新闻摄影奖。1996年获得与黑手党有关联的富商阿尔弗雷多·亚布兰（Alfredo Yabrán）的一张独家照片。1997年夏赴旅游胜地皮纳马尔（Pinamer）摄影，1月25日被黑手党和当地警察联手绑架后遇害。这一谋杀案成为阿根廷媒体争取言论自由斗争的标志性事件，迫使梅内姆改组内阁，对1999年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译者注
[3] 海迪·梅塞德斯·索萨·吉隆（Haydee Mercedes Sosa Girón，1935年7月9日——2009年10月4日），绰号“拉丁美洲之声”（la voz de América Latina），阿根廷民谣歌手。早年支持庇隆主义。60年代参加了阿根廷共产党。70年代初赴智利演出，但在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后，拒绝在智利登台表演。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上台后，禁止她在国内从事音乐活动，1978年因在拉普拉塔举办独奏表演被捕，获释后于1979年流亡法国和西班牙。1982年马岛战争结束后回国，举办演出，致力于推翻军政府，不久被迫流亡尼加拉瓜。1983年阿方辛上台后回国。200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中译者注
[4] 布拉沃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此事。——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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