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1999）
第十六章 其他军人的观点
参加过七十年代镇压的高级军官通常会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但奥拉西奥·P·巴耶斯特[1]严厉地攻击了自己服役多年的军队，他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他以前的一些同事要靠酒精或宗教聊以自慰，有些人选择了自杀。正如他在《民主派上校的回忆录》中讲述的那样，他本人选择反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
巴耶斯特上校当了一辈子军人，退伍后，建立了争取军队民主的组织，即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人中心[3]。组织办公室在1984年遭到炸弹袭击。我们来访时，炸弹炸毁的区域还清晰可见。组织的五百名成员有半数在这起袭击后退出了。上校说：“我们只是谈谈话，一些人就失踪了，还有一些人进了监狱。贝林赫尔（Perlinger）上校不经审判就关了七年半。我好多次软禁在家。大家都吓跑了。”他认为，军政府遵从了人民的意愿，但镇压期间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为某些国家效劳。下文我们从与他的采访中摘录了一段。
有些军官在“进程”期间理性地考虑了个人出路，选择了退役。这些人今天可能在从事其它职业。他们对军方策划或影响的事件了解颇多，他们并不忠诚，但有军人里少见的批评视角。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位受访者，比耶加斯（Villegas）少校，他也采用了上一章里洛伦佐上校的思路，指出了军队的冷战思维，表明法国和美国在革命战争中的指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一些采访所示，军队内部也一直在讨论七十年代的事件。最常见的看法是，军队做了人民希望的事——也就是说，肃清共产主义颠覆分子、重建法律与秩序、为民主铺平道路——自己不该为此受到指责。一些人说，他们应该因英勇表现受到称赞。许多人的想法是，社会的态度十分虚伪，先让军队把脏活全揽下来（因此“肮脏战争”一词挥之不去），再唾弃他们的行为。
但军队中还有新的声音，特别是当时年纪太轻，没有参与政变与镇压的军官，他们能以崭新的视角看待这些事件。较开明的参谋长马丁·巴尔萨主持军队后，我们采访了两位少校，他们在本章中坦率地讲述了过去。以下两场采访，一场采访是与卡洛斯·博比奥单独进行的。另一场是与博比奥和他的同事埃内斯托·布尔特拉斯共同进行的。可以明显看出，新一代军官对七十年代的事件有新的见解，了解的公开信息也更多。
读过蒙特内罗领导层与军队情报部门的关系之争的读者，会发现这些采访非常耐人寻味。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是情报部门的人吗，或者是双面间谍吗？其他在1977年出逃的领导人也和军队情报部门有合作吗？是军队内部人员绑架了阿兰布鲁将军，再交给新成立的蒙特内罗吗？阿兰布鲁是死于心脏病，而后蒙特内罗伪造了这场暗杀吗？这些似乎都是蒙特内罗的敌人炮制的阴谋论，像是军队放出的“假情报”。但是，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菲尔梅尼奇与军方）合作的假设，尤其是菲尔梅尼奇等人在1977年奇迹般地逃脱了，活到了现在，而他们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都失踪了。假如军方故意放出菲尔梅尼奇是双面间谍的消息，说明军队在政变前就掌握了敌人的情报，那么不必大量杀戮，就能阻止颠覆活动。假如我们相信是军队放出的消息，那就必须相信，他们一开始的动机就是杀死大量的人，而不管这些人与颠覆分子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为什么他们会在二十年后吹嘘这些呢？
这些采访提到掌权者（包括军政府高层）为一己政治私利，指示了绑架与谋杀，这也同样耐人寻味。根据我们的受访者所说，马赛拉海军上将自认为庇隆的继任者，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杀死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下令撕票一些并非敌对的庇隆派。
最后，我们得知阿根廷的情报部门在各机构中只手遮天，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它。它令人嫌恶的作风正在逐步摧毁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组织。这是汉娜·阿伦特定义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4]。七十年代的阿根廷情报部门，就像四十年代纳粹德国的一样危险。
奥拉西奥·P·巴耶斯特上校（退伍）
在军政府治下，军官担任的职务都是为了镇压服务的，而与国家未来（比如经济或外交）无关。我不是在为军队的行为辩护，但有很多平民也参加了这个政府。许多知道自己永远无法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利用军事政变夺得了权力。然后，他们对军方说：“国家召唤你，国家需要你，不能再继续抢劫下去了，不能再继续蒙羞下去了，都停下吧。”不乏蠢货相信了这些号召。
军队被捧上了天。他们甚至在巴拿马的美国学校里接受了培训。他们自以为在保卫民族、保卫传统。同样，幕后势力（我不是在故意抹黑美国）在学校里教授了酷刑、谋杀、勒索、绑架的方法。就在几天前，美国学校才正式废除这些课程。那就是阿根廷军官接受的职业教育。
阿道夫·比耶加斯少校（退伍）
少校首先讨论了六十年代的冲突与乱局，及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的危机。他说，在六十年代末，“法国上校们指导了阿根廷陆军军官革命战争的基本原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法国人？”
首先，因为法国人是“革命战争”理论的发明者。想想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吧。法国人输掉了战争，但保留了革命战争的学说。根据学说，所有印度支那的反政府活动都是苏联干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活动也是同理。阿根廷军官全盘接受了这种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整代的阿根廷军官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冷战的老古董。所有事件都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发生的，这也解释了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换句话说，后来美国人提出的反颠覆方案，就是阿根廷的根本问题。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军队最关心的东西。尤其在肯尼迪时代，它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想想肯尼迪、绿色贝雷帽（属于美国特种部队）之流吧。所有国家的军队大差不差，始终都在寻找敌人。而革命战争采用了非传统的方式作战。军官的智囊团非常重要，他们教授了革命战争的理论……
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所谓“颠覆活动”。其次，它试图组织经济，重建共和国体制。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它一直说要恢复共和制。没有军事政变会说，“我们将创造新的政治体制”。这场反颠覆战斗，用了从法国和绿色贝雷帽那里学到的方法来重建宪政。
他们从美国学习了绿色贝雷帽的招式。美国人经常访问阿根廷，传授学说和方法——有时在阿根廷，有时在巴拿马的什么美国学校。人们普遍认为，敌人使用什么，你必须有样学样。假如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也必须使用核武器。这是基本的军事思想。你必须把敌人用的所有手段都用上，否则你会自然而然地处于劣势。
问：关于这一点，游击队参与过暗杀，抢劫过银行，但有证据表明他们也使用酷刑吗？
用得不多，但有个例。游击队给许多“肉票”上了酷刑。换句话说，双方都不尊重人权，这不是好事，因为军方代表了国家和阿根廷社会。我不是在给他们找借口，而是在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所有反颠覆战争、殖民战争都是肮脏的战争。极少数情况才不会使用坏的手段。即使是善良的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付反殖民组织时，也使用了坏的手段。
对于非法手段，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事情。我用了“非法”这个词，是为了表示委婉。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使用这些非法手段的空军却遵守了所有法律和国际条约。马岛战争是个教科书般的例子，双方军队遵守了所有规则。这一点支持了这种假设：冲突的性质导致了非法手段的使用。
在颠覆战争中，政府军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敌人。一旦确定了敌人，政府的军事力量就远远处于优势。对此，军事情报最重要。主要目标是寻找、识别、定位敌人。而酷刑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还要记住一点，警察一直在使用非法手段。在反颠覆活动的战争中，警察是在军队的指挥下行动的，可以说，是警察把非法手段带给了军队。除了道德与法律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比方说，当你受到指控时，你干脆承认罪名，往往是为了掩盖什么。假如你绑架了某人，对他动了刑。之后，你要掩盖罪行，只好承认杀了这个人。那段疯狂的日子里，军警觉得自己是无敌的。所以犯罪行为如此猖獗……使用非法手段时，也会失去“犯罪”的概念。有时候，他们会拿走不属于国家的东西，拿走犯人的东西，当自己应得的战利品。应当弄清楚这里的区别。
问：军队在1975年知道游击队的势力有多大吗？
我不清楚，但（军方）非常担心游击队壮大。换句话说，游击队是重要的敌人。颠覆战争无法用常规战争的方法来衡量。游击队的军事手段较少，但他们会搞袭击、谋杀、绑架，还能对公众舆论和政府产生重大影响。那就是他们的目标。
当时，谁能料到社会要清算军队呢。假如军政府没有在政治上输掉，要求清算战争罪犯，也许要困难得多。比方说，你能看到，要求智利军队自我清算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是在强势地位上放弃权力的。而阿根廷军队在经历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后，不得不放弃权力。他们处在绝对弱势的地位，没法谈什么条件。
1982年7月的马岛战役失败后，军政府迅速倒台。连政治家和工会活动家们都对军政府倒台的速度惊讶不已。所以他们现在说，“阿根廷军队对文官政府多么服帖！”他们之所以听话，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极端无力。马岛打输了，他们失去了自尊心。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能力受到了质疑。
大多数军人都觉得，自己当初是为了保卫阿根廷社会而战，因此，要求清算反颠覆战争很不公平。在军队内部，“保卫军事机构”能唤起强大的道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引起了一些美国研究者的注意。例如，派恩—柏林注意到了这一点，问道：“为什么（军队）没有产生更多的分裂、更多的分歧？”[5]
少数“揭开伤疤”的人，例如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等人——大概有五到十人——从军中除名了。他们许多人犯有不名誉的罪行，比如诈骗和盗窃。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向军队报复。他们说的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
问：但在将军们受审时，有人替他们辩护说，许多事情不是高级军官的命令，而是下级军官自作主张，做了多余的事。下级军官会不会感到愤怒？为什么他们要接受指责？
这让我想到了阿方辛执政时期（1983—89年）有关内乱的话题。长话短说吧，阿方辛对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有一套政治方案。他在竞选时说：我们要区分下命令的人、遵守命令的人、把命令推向极端的人，听上去是个好办法。你知道阿方辛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吧。他不得不让军人相互审判，搞了一年多，才让军队的高级顾问揭发军队，但由于我所说的那种凝聚力，他没法追责军队，只能把军队送上特别民事法庭。
军队的凝聚力激起了种种反应。首先，有些军官没有参加（审判）。海军也是，而海军在打击游击队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陆军士兵说，“我们不会参加（审判）。”另一些人说，“我们会参加（审判），因为这是上级的命令。”他们还说，“军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卫社会。我之所以参加这些行动，就是因为下了命令，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既然如此，现在为什么要对这些军事行动做出说明和解释？”
这总是让我想起法国上校和绿色贝雷帽。你知道的，阿方辛面临三起叛乱。他一直试图通过法律把他的说法——区分下命令的人、遵守命令的人、把命令推向极端的人——付诸实践。然后，他尝试通过《应有服从法》把最年轻的和最年长的（责任人）分开。最后，他终于法律手段，挑动了军政府的一些成员或高级军官与警方作对。他最终搞定了三十来个人，解决了军队叛乱的政治问题。
最终几位军政府成员入狱。然后阿方辛的继任者梅内姆总统宣布大赦。梅内姆总统在1989年12月最后试了一次，但这些问题还是成了糊涂账。阿方辛没有赦免他们，而是惩罚了他们，把他们送进了监狱。阿方辛政府官司打个不停，因此花费了大量政治资源。当我和激进党朋友聊天时，他们都说阿方辛为此“不得不和最丑陋的女人跳舞”。
军事政变是个问题，阿方辛的处境举步维艰。威胁现在消失了。但当时，我们认为军方已经大势已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都无法彻底解决它。只有在大赦之后，梅内姆才能改组军队。但梅内姆仅仅是削减军事预算，保持军力处于休眠状态。报纸和电视上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事件，这在政治上起不到太大作用。当然了，失去丈夫或儿子的人们永远不会遗忘。只要他们活着，思念和悲伤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问：他们试过让军方人员参与讨论人权问题吗？
我认为有过，是的，军队的思考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是超然物外的，他们也受社会的影响。参谋长马丁·巴尔萨的公开讲话非常间接地表明了，军队对失踪者负有责任。但军队顾不上什么“责任”了。目前军队正在有限的预算下苟活。无论如何，人们会遗忘，政治家也会犯错误，变得腐败。所以目前来看，在民意调查中，军队的社会形象处于中间位置。工会领袖的受欢迎程度要低得多。你要记住，1976年时，绝大多数人和政治家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支持军队。当时，军方在为政治家干脏活。
问：到马岛战争都是如此吗？还是军方在这场战争前就失去了支持？
军政府在马岛战争后倒台了。（打仗）那是白费力气。反颠覆活动的战争在1978年就结束了。之后，政治家、商人、教会不再担惊受怕。他们从此（在社会中）变得分量更重了。
问：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估计约有三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准确吗？
杀多少人都是一样的。颠覆战争的悲剧在于，你不知道颠覆分子是谁。也许在你找到一个有罪之人的同时，会有三个无辜的人倒大霉。这是非常糟糕的。
卡洛斯·巴尔宾少校
巴尔宾少校1974年参军，时年十七岁。他向我们解释了自己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局势的看法，讨论了蒙特内罗的领导层。
我讲过，我来自庇隆派家庭。军队上台后，压制了庇隆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庇隆主义的右翼死了很多人，但没有任何人权组织为它讲话。另外，蒙特内罗自己也承认：他们的领袖支持政变。我认为菲尔梅尼奇是军方的人。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我读过一些东西，说明阿兰布鲁之死是军队内斗导致的。蒙特内罗也希望伊莎贝尔倒台。菲尔梅尼奇在内的（蒙特内罗）最初领导人都离开了这个国家。
问：其他领导人也是军方的人吗？还是只有菲尔梅尼奇是？
关系藏得很深，但可以肯定，当菲尔梅尼奇离开、当这些领导人离开时，第二线的领导人开始与军队合作，或者为军队效劳，换取自己活命。所以才死了那么多的年轻人。这些领导人揭发了部下。此外，还有军队的内斗，埃米利奥·马赛拉与陆军的内斗，也导致了许多的死亡，最后全怪在镇压头上。这个社会无法无天。
马赛拉有政治野心，想充当庇隆主义的代表。为了个人野心，他杀死了许多庇隆派的领导人。他这人很阴险。政府的内斗更厉害。每个地方的小军阀都在大行其道。当权者想让谁失踪，就让谁失踪。现在你问魏地拉将军，“死了多少人？”他也不知道。长官控制不了下属。这在军队这样的等级制机构中，是很可怕的……
我那一代人没有参加战斗，但庇隆最后一次视察军校生时，我还在军校里。他带着一点哭腔对我们说：“愿上帝在今后的道路上帮助你们。”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懂，现在我想起了他的话。我觉得，他知道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6]
……军队实施了酷刑，但我们从没学过如何施刑。我当时还在军校里，没人提到酷刑之类的东西。他们以准备常规战争的方式培养我。这场战斗是中产阶级各派之间的战斗。阿根廷大多数人民没有参加武装组织。游击队里都是中产阶级的激进子弟。军队是另一方，它属于压迫者。委员会报告给出的名单上说，这场战争造成了游击队这边五千人死亡，另一边两百人死亡。真是可怕。但它没有五月广场的母亲声称的三万人那么多。你知道母亲们为什么说三万人吗？因为她们在1976年里挑了一天，拿这一天的数字推测整个国家的失踪人数。这只是推断而已。而她们给出的名单又是另一回事。我想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可怕的，但只影响到一部分的中产阶级。这场对抗是中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尤其涉及到艺术与学术界，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和影响。
问：但我们仍需要解释，为什么军队掌权后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镇压。不管死了多少人，问题在于，为什么军方认为这是必须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阿根廷的暴力事件从1955年开始增加。全是平民的广场上发生了爆炸案、枪击事件。游击队参与了暴力活动。我得提醒你，当年有位上尉和女儿死在了图库曼，几个军事基地发生了枪击事件——我理解不了，既然游击队想和资本主义斗争，为什么把工会和军事基地当作目标？1975年，游击队占领了两个驻军单位，杀死了所有人。他们在芙末沙还杀死了应征兵，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与仇恨，也使他们失去了支持……
现在的参谋长巴尔萨将军说：“我们曾错误地认为，通过模仿他们的方法就能打败他们，而无需遵守法律。现在，我们绝不能使用违背法律的方法。”
问：军队相信，或者有证据证明游击队使用酷刑吗？
是的。有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一位中校在井里关了九个月，等到发现尸体时，只重二十五公斤。还有不少例子。
问：游击队有多少人？
我认为蒙特内罗人数众多，它是南美最大的游击队组织。确切的数字搞不清，但我认为蒙特内罗至少有一万人。相传他们有五万人。军队把它当作不容轻视的敌人。军人认为自己和家人处在危险中。有些人死了同僚，有些人死了儿子。冲突和对抗时有发生，他们觉得这是错误的。要从客观上解释为何会发生这些暴力，我认为1974—75年的军队是不会想起1955年对庇隆主义的禁令的，而正是禁令导致了当时的局面。蒙特内罗在民主时期转入了地下！他们不仅反对独裁统治，还与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宪制政府走向了对抗。
问：有些人说，军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救世主。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1800—1930年的阿根廷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然而，国家把重要的职能交给了军队。1910年，《普遍和强制性投票法》把军队当作选举过程的透明性与合法性的保证人。1920年，由于技术原因，国家把石油的开采委托给军队。只要是国家搞不定的东西，都当甩手掌柜交给军队。三十年代，国家把一家高新技术控股公司也交给了军队。1940年，军队制定了“政务计划”。这一切的结果是，军队参与了不属于军人本分的事务。阿根廷有很多问题。你觉得为什么会实施《普遍和强制性投票法》？因为政客习惯舞弊，他们比军队还要腐败。1930—83年间，选举舞弊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问：回到七十年代的问题上，假如菲尔梅尼奇等游击队领导人是军方的人，那么军队肯定知道蒙特内罗总共有多少人。
1970年，军队对这么小的组织不感兴趣。之后，蒙特内罗大变样了。他们和革命武装力量合并。革命武装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的蒙特内罗是一回事，但后来加入了另一些人，他们就变了。
问：但在1976年，假如菲尔梅尼奇是军方的人，那么他应该能给军队提供情报。
我不知道在1976年（菲尔梅尼奇和军方）是否还有联系。我想，他们在推翻政府这一点上，正好有共同的利益。我说的联系是情报交换的意思……五十年代末，他们让一些军官去了巴拿马的美国学校。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对付游击队的军事学说是美国给的。其实阿根廷军队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学说影响更大。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蒙特内罗在七十年代出现，美国当时丢了越南。我们在军校里读让·拉尔泰吉[7]的小说，特别是《百夫长》（The Centurions），安东尼·奎恩[8]出演了改编的电影，叫《阿尔及尔之战》。法国人的理论让我们了解到，为了打胜仗，军队必须与人民形成“鱼水情”，这是毛泽东说的。需要理解他们的文化。（美国在）越南太失败了，丢了那么多凝固汽油弹、死了那么多人，却没多少成果。
问：但法国也输掉了阿尔及利亚战争。
是的。但那更加“浪漫”一点。
问：你认为，军队在1975年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游击队停止了国内的活动。他们彻底垮了。我认为，刚才提的“重新确定国家方向”的问题提上了首位。军政府时期是有史以来苏联在阿根廷的影响力最大的时期。真是矛盾！
问：军队为马岛战争做了多少准备？
那可说来话长！马岛问题要从1962年军队的内斗讲起。马岛的步兵没有为真正的战争做好准备，因为他们连打仗要用的武器都没有。这是六十年代军队内部关系导致的结果。六十年代，在拉努塞的主持下，装甲部队很强大。步兵坐了冷板凳，去打一战都嫌落伍。因此，步兵只能在山区和城市作战，要进行常规战争的话，是缺乏作战理论和装备的。
问：你认为，民主化后的军队扮演了什么角色？
就像普通国家的军队那样：保卫领土完整的工具、与其它国家谈判的筹码。当然，它应该受到平民的控制。因为我们犯了错误，摔得很惨，还输掉了战争，我们认为，军队服从宪制政府才是重中之重。我们不是国民的救世主，而是国家内部的机构，拥有特定的角色。对我们来说，最糟的就是改变了我们本来的角色。
卡洛斯·巴尔宾少校和埃内斯托·布尔特拉斯少校
卡洛斯：七十年代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所有拉美国家的下层阶级共有的，不过各有各的不同。这些结构性问题最终导致了武装组织（的产生），而且受到南北（美洲）关系和冷战的广泛影响。英国和梵蒂冈在阿根廷的影响力最大，比美国还要大。至少在八十年代前，英国在阿根廷的地位一直都比美国重要。给你举一些事实吧：美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对阿根廷的人权问题施加了压力，而苏联却为阿根廷辩护。这表明，所有事情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复杂和矛盾。
在一次世界共党大会上，阿根廷共产党宣布阿根廷将军们是进步的，表示支持魏地拉将军。这很有意思，因为极左派的武装组织随后给共产党打上了叛徒的烙印。阿根廷的共产党是苏联政府的直接代表。人们还能看到，当时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没有中断。即使美国总统卡特下令禁止向苏联出口谷物，阿根廷还是向它出售了谷物。不仅如此，阿根廷与苏联的贸易在“进程”期间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以“反共战争”的名义进行的。一支主要的游击队人民革命军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到了最后，蒙特内罗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埃内斯托：我不认为蒙特内罗是庇隆主义的，但它确实是庇隆主义的产物。庇隆主义是非常宽泛的政治定义。庇隆轻而易举就能招来一大堆拥趸，再把他们说成庇隆主义者，就像蒙特内罗那样。庇隆主义具有非常深刻的矛盾，这也是它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要把镇压的背景考虑在内。一方面是冷战。另一方面，军政府遭到了某些意识形态的反对。
在1930年以来的阿根廷，某种权力格局使得一些机构永久化了，但它们又不能靠自身维持下去。阿根廷算不上民主制，算不上共和制，也不能算是——至少在这场如此暴力的冲突以前——具有稳定的传统机构的国家。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暴力的经济制度，那么冲突是能够通过机构来解决的，不必升级为武装冲突。可是阿根廷没有这样的政治。
我和卡洛斯不同，我觉得庇隆主义是阿根廷的魔鬼。他们当我的家庭是“同盟”阵营（亲同盟国），就是二战的“同盟国与中立国”中的“同盟”，也是反庇隆派。可以肯定的是，庇隆主义遭到的迫害是七十年代初爆炸案的一大原因……
切·格瓦拉有首歌这么唱道：“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现在又轮到美国佬统治我们。”所以我们的历史是不断受到统治的历史。六十年代里，一种新的想法冒出来了，就是冈德·弗兰克[9]的依附理论，对阿根廷的影响很大[10]。我们的理解是，人民的出路不是苏联，而是胡志明。是的，就是胡志明，是的，就是阿尔及利亚，但不是苏联，人们不向往苏联。即便如此，边缘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反对着帝国主义。在当时古巴革命的经验下，这种六十年代的思想表明，边缘国家是能够通过斗争击败帝国主义的。
卡洛斯：这里的民族主义运动吸收了欧洲的左翼思想。就是说，民族主义运动以各种方式提炼了它。教会变得更左或者更右，从来没有作为旁观者。教会传播了思想。比方说，美国把新教等宗教引入中美洲，这些教会却为反美运动提供了领导。中美洲和南美洲一直都有反殖民主义。教会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很明显，比如萨帕塔运动[11]……
贫穷并不是这些斗争的主要原因。我相信，如果考察六十年代阿根廷的经济形势，你会发现，当时比今天过得还好。六十年代消灭了小儿麻痹症，控制了流行病，降低了文盲率，把预期寿命提高到了七十岁左右。
埃内斯托：发生了很多事情。还有一些外部条件引发了武装斗争。比方说，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发生在了拉美工人阶级收入最高的地方。那里的经济条件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况且游击队尝试进入农村，进入图库曼，进入贫困省份的时候，它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民众的支持。
卡洛斯：人们不需要游击队。
埃内斯托：他们想要打仗，但是民众不答应。
卡洛斯：他们进入农村时，内省的穷人很反感他们。
埃内斯托：一位在图库曼作战过的军官告诉我，游击队在图库曼开展颠覆活动，早在军队参战前，人们就一直抵制游击队。不说军队，连当地人就在抵抗他们。
卡洛斯：你必须了解一些关于武装斗争的事情。他们选择了图库曼，据说是因为图库曼的客观条件适合游击战。游击队选择去那里，但不是在当地拉起队伍的。游击队是外部势力的产物。游击战是格瓦拉“游击中心”论的产物，而游击队员基本上是科尔多瓦中产阶级的大学生，还有些来自图库曼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决定上山，认为山里能够发展“游击中心”，从而引发革命。但游击队只是中产阶级现象，它是大学的、城市的现象。他们自视为雅各宾式的先锋队。这里没有穷人的代表，没有社会主义的政党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不是人民的运动。穷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什么关系。
图库曼的情况不是贫穷造成的。昂加尼亚将军决定关停蔗糖产业，这才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关闭了制糖厂，搞起别的产业，在利益集团和工会中造成了动乱和冲突，但这是特殊情况。好吧，游击队觉得局面对革命来说已经成熟，就到那里活动了一年。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在非常简单的战斗中一触即溃了。
问：从我读过的材料来看，派去图库曼的军队数量要远远超过游击队人数，人民革命军大部分都死了。这份材料说的正确吗？
卡洛斯：是的，军队发狠镇压了他们，是的，确实是这样。我来跟你讲讲图库曼山里的情况吧。我那时在图库曼。1975年2月，游击队伏击了军队，发生了第一次遭遇战。游击队算是打赢了。死了三四名军官和几个士官。之后，游击队召集了所有“战士”，大约一百号人，企图进攻图库曼的军事指挥部。他们开拔的时候，遇到了一队在农村学校执勤的士兵。他们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就手足无措了。他们试图进攻学校，但没成。因为他们的训练水平很糟糕，都不知道要扔手榴弹，连拔掉保险也不会！他们四散而逃了。他们混乱地撤退了。我得告诉你，这场失败体现了游击队的组织水平。
他们其实只遇到了十名士兵，连一个军官都没有。只有两个士官，剩下都是士兵。几个月后在阿切拉尔（Acheral），在图库曼的一个叫阿切拉尔的地方，军队发现游击队正在转移指挥部，于是发起了进攻。这场行动中，他们领导人（马里奥·罗贝托）的兄弟桑图乔死了。这是1975年（军方）在图库曼的最后一次重要行动。我想，当时只有十六名游击队员，但他们都是领导人。军队通过情报部门，得知了游击队领袖“接头”的位置。游击队的领导人会面时，军队掌握了情况，派了两个团发动了袭击。所以在图库曼，我们只遇到了很少的游击队，他们受的训练很差，军方派出了一大批人消灭了他们。但不要低估了他们。军队付出了巨大努力，许多士兵阵亡了。这是我们本世纪的第一场战斗。
埃内斯托：确实不该小看它。但我认为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让暴力达到那种程度的原因，是在早些年，是在其它方面的镇压。比如1955—56年叛乱中的暴力事件；1956年枪决庇隆派；军政府为了防止庇隆主义上台，采取的反庇隆主义措施；1969年科尔多瓦的镇压，同年罗萨里奥的镇压，警察杀死一名抗议学生，在科连特科，警察又杀死一名学生。这些积年累月的残虐行为，最终让革命暴力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拉努塞政府下，也发生过一件大事：“特雷利乌逃亡案”。在游击队当中，这件事激起了与图库曼事件同等程度的仇恨与暴力。可以说，上述事件一定程度上封死了各政治派别互相周旋的途径。历任执政者的暴行，导致了后来的游击队暴力。是的，军政府咎由自取。
卡洛斯：……我们讨论过，当蒙特内罗的领导人决定离开国家时，第二线的指挥者为了自救，是如何和情报部门搭上关系的。这些人出卖了部下。所以有那么多次要的——对“行动”来说次要的——人死了。米盖尔·波纳索写过这方面的东西[12]。好吧，这个过程中，军队内部也在争权。三军都试图控制国家。比如，教育部里都是军方人员。在教师群体的内斗中，假如我看上了你的位置，我不会去找你的老板，我会到情报部门那里，告发你是蒙特内罗。像这样，情报部门的手段改变了军方组织。曾经有段时间，每个机构的内部问题都“妖魔化”了。任何工会、大学、军队的内部问题，无论牵扯到什么，都要由“特别”部门，也就是情报部门处理。
有点这种意味：“进程”实施的方法赋予了情报部门绝对的权力。没有人能控制它们。科尔多瓦的一位将军利用“特别”部门，在工会、学校、大学里肆意妄为。这种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大量毫无理由的杀戮。许多人的死，压根不是因为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我有一些庇隆派的朋友，他们是强烈反对蒙特内罗的——他们曾和蒙特内罗打过仗——仍然遇难了。没有人权组织问过他们的事情，就因为他们是军人。打击颠覆分子的战斗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人人自危。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我跟你讲讲阿科蒂斯（Actis）将军的故事吧。有本书是讲这个的。阿科蒂斯将军是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的组织者，似乎和拉科斯特（Lacoste）海军中将在“用哪种彩色电视机”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在1977年遇害，据说是蒙特内罗突击队打死了他，但人人都说是拉科斯特海军上将干的。然后在197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电力供应公司的经理索尔达特（Soldate）先生遇害。据说是蒙特内罗突击队杀了托尔达特，海军又打死了他们。但那时，阿根廷国内已经见不到蒙特内罗了！有人指控说，此事是海军与陆军的权力斗争引发的，马丁内斯·德·奥斯是索尔达特之死的幕后黑手——更不用说后来伊达尔戈·索拉[13]大使的死了。
我在图库曼的时候，制糖工会领袖安蒂利奥·桑迪杨在1977年遇刺[14]。人民革命军最重要的领导人戈里亚兰·梅洛（现在还在监狱里）承认他们杀死了安蒂利奥·桑迪杨，他还承认在乌拉圭杀死了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15]，在1989年袭击了拉普拉塔的军事据点。人民革命军认为，备受尊敬的工会领袖桑迪杨正在摧毁革命的条件。矛盾的是，桑迪杨坚决反对“进程”与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经济政策。游击队打死了他，而他的死只对马丁内斯·德·奥斯有好处。一直有人说，戈里亚兰是为钱卖命的佣兵。桑迪诺派指控他是叛徒。他在尼加拉瓜活动，后来人家把他驱逐出境。他在巴拉圭杀死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一事很有疑点：因为他巧妙地逃出了罗网，还能自由出入任何地方。许多人说他为中情局卖命。
埃内斯托：但我不认为美国希望索莫萨死。另外，阿根廷左派坚持认为，“进程”时期的经济权力更加集中，军政府为了推行经济政策，便高压控制社会。这些政策又让利益集团巩固了权力。
在我的印象里，军政府不太了解政治经济学。但军政府的协助者推出了马丁内斯·德·奥斯当经济部长，执行了当时的政策。一方面是军事镇压，另一方面是经济政策。如今我们把这些政策称为新自由主义。马丁内斯·德·奥斯放弃了关税，结果摧毁了中小企业，导致了巨额债务，最终使阿根廷国家崩溃。然后还有私有化。
卡洛斯：石油公司、钢铁公司、航空公司，还有汽车公司（进行了私有化）。说起来，资本家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改变国家状况。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人们已经看到维持福利国家多么困难了。我们的通货膨胀很糟糕，无法再维持过去的福利水平。1975—78年左右，我们经历了经济危机。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又导致了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
埃内斯托：我觉得不能光用阶级术语谈论这个。我认为，当时的整个权力体系里，分量最大的是国家。国家作为仲裁者，倚重某个部门，以此决定经济政策的方向。庇隆时期，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与国家达成了协议，但后来，国家倒向了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部门，而它们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们当时的财富不过只有三、四亿美元。如今，“进程”的一位发起人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康潘[16]坐拥四十五亿美元的资产。经济权力的集中是从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私有化开始的。最初私有化规模很小（科连特科的一家旅馆），后来慢慢涉及了非常重要的部门，比如伊塔洛（Italo）和电力公司。但我不认为外国势力直接参与了私有化。它是从中东石油的石油美元开始的。资本流向美国和欧洲，又从那里贷给拉丁美洲。
卡洛斯：庇隆死后，经济混乱与权力真空的局面摆在各方面前，在精英、游击队、三A团和某些边缘团体——我告诉过你，他们都是投机分子，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之间，发生了战斗。我们有高通胀和许多问题。人们形成了普遍共识：需要一场军事政变。人人都希望军队接管权力，建立秩序。政变发生时，大家都表示欢迎。刚开始，一切都很好，但军队对义务和使命有自己的想法：军人掌权是为了拯救国家。
埃内斯托：拯救民族。但他们彻底搞砸了。那代军人是本世纪最不合格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非常低，每支部队都极为腐败。强硬派夺得大权。经济集团随心所欲。你必须意识到，与梅内姆总统最近搞的东西相比，当年的私有化只能算是皮毛。最近的私有化规模达到了一百二十亿美元，而起初只有八千五百万美元。
私有化。好吧，这是大生意。军政府的镇压力度减轻、游击队活动减少后，大多数人就放弃了这个政府。接着，（军政府）与工会发生了激烈对抗。此前，政府一直牢牢压制着工会，或者凭借合作控制着工会。更有斗志的工人阶级走上舞台。而加尔铁里将军呢，打算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以此保持手中的权力。
卡洛斯：我猜加尔铁里以为，打胜仗就能解决国内问题，但我认为，战争的起因，主要还是加尔铁里与美国走得太近。美国隆重欢迎了加尔铁里的来访。他向阿根廷军队发表讲话：“我们属于西方世界”。我认为是有人使他相信，如果他入侵马岛，美国会支持他。我不是在指责美国政府，这就是他本人的解释。加尔铁里将军的脑子不是很灵光。
埃内斯托：确实。
卡洛斯：这人相当无能。
埃内斯托：货真价实的蠢货。
卡洛斯：是的，货真价实的蠢货[17]……收复马岛的行动表现出，这些指挥官缺乏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他们犯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到今天还没“还完债”。我认为，（发动战争是因为）军方意识到他们失去了支持，其次是他们内斗不断。
埃内斯托：军政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四分五裂。在（军政府成立时的）君子协议中，每个军种各负责三分之一的行动，如此平摊责任。此前，掌权的是昂加尼亚将军或者拉努塞将军。现在是整支军队，就像是他们全都在掌权，又没有一个人在掌权一样。不是说，是我魏地拉将军下令动手，军队才实行“进程”的。到头来，权力没怎么分配。陆军控制着政府。海军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制定自己的政策、实行自己的镇压，而空军呢，什么对自己有利就支持什么。因此，权力分配从未落到实处。
问：根据今天一期《十二页报》的报道，前内政部长阿尔金德古伊说，有一些关于整个镇压过程的档案。你认为他们会曝光这些档案吗？
卡洛斯：不。他说的是他为自己的继任者留下了档案。他不是说这些档案还在。他说的是留过档案。也许是有一些还在——可能不止一份，而是上百万份。每个据点肯定都收集了文件。但也可以肯定，政府更迭的时候，这些文件都销毁了。阿尔金德古伊是魏地拉将军的内政部长。内政部的检察官是埃斯特拉赛达（Estraceda）博士，此人后来审判了军政府。他也是军政府的首席检察官。但在镇压最残酷的1976—77年负责国内政策的内政部长阿尔金德古伊却没有受到审判。审判对象完全是随意决定的。
问：谁随意决定？
卡洛斯：阿方辛。
埃内斯托：阿方辛有个政策，但这种“随意决定”并不是出于这项政策的。他的政策是分三类责任人进行审判：下达命令的人、服从命令的人、越出命令权限的人……[18]
卡洛斯：我想（把话题）回到马里奥·菲尔梅尼奇的事件和蒙特内罗的起源上。我想澄清情报部门和菲尔梅尼奇的关系。昂加尼亚将军的军政府里，大都是反对阿兰布鲁将军的民族主义军人。他们都是陆军军官，但空军也有反对阿兰布鲁将军的人。这些人非常痛恨阿兰布鲁，因为阿兰布鲁在1955年取代了洛纳尔迪将军，抛弃了军队中的民族主义者，包括推翻庇隆的功臣。而且在1956年，为了争夺权力，阿兰布鲁杀红了眼，连不是庇隆派的军人都杀。1955年，阿兰布鲁把他们赶下台，杀死了他们的同僚，这帮人就加入了昂加尼亚政府。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也有反帝思想。他们身边有群年轻人，日后许多成为了蒙特内罗。举个例子，其中就有奥拉西奥·韦比茨基[19]。第一次科尔多瓦起义后，大家都在讨论怎么赶昂加尼亚下台。假如利用选举过渡，很可能又要让阿兰布鲁将军上台。阿兰布鲁的绑架案，就是在人人对他恨之入骨的背景下发生的。
最初的十二名蒙特内罗都不是庇隆派。这支队伍借用了胡安·何塞·巴耶（Juan Jose Valle）将军的名字，这位将军也是非庇隆派，1956年死在阿兰布鲁手上。蒙特内罗的第一位领导人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那曾是民族主义领袖桑切斯·索伦多（现在还活着）的一个民族主义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出过一本叫《蓝与白》（Azul y Blanco）的非常重要的刊物。
阿兰布鲁的绑架案十分离奇。据说绑架案那天，阿兰布鲁是跟着熟人一起出门的，不是有人把他从家中强行带走的。因此，可能是情报部门让熟人把他带走，再交给了蒙特内罗。目击者提到与阿兰布鲁一起离开家的人，要比当时的蒙特内罗年纪大得多，像当时的阿瓦尔·麦地那只有二十到二十一岁。这是阿兰布鲁的人说的。不同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阿兰布鲁的人声明，昂加尼亚政府是绑架案的幕后黑手。不久后，蒙特内罗宣布自己实施了绑架。但最开始，他们没有自称庇隆主义者。当时的蒙特内罗充满疑点。好吧，蒙特内罗若要立足，只有开展军事行动。他们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加林市（Garin），最后以惨败告终。据说这次“占领”是要趁着阿兰布鲁事件，一口气动摇昂加尼亚政府。蒙特内罗想出了进攻加林的计划，目的是在政府中制造政治活动的空间[20]。几个月后，在为阿兰布鲁的死收钱时，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那与警察交火，中枪死了。
问：绑架的赎金？
埃内斯托：是的，当然了。但发生了什么？本来应该交钱的商人没有来，反而叫来警察，那两个人——拉姆斯和阿瓦尔·麦地那——就给打死了。
卡洛斯：嗯哼，是这么个说法。有两本书，作者的政治倾向不同，但都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是政府出钱，帮助蒙特内罗出国的。他们无法直接付钱，所以要通过第三方。而第三方中有一人出卖了他们，打电话给了警察，拉姆斯和阿瓦尔·麦地那就是这么死的。几个月后，蒙特内罗打死了这名商人，后来再也没人提起这回事了。为什么？因为打死商人的人后来自杀了。他是蒙特内罗十二名创始人之一，姓“克鲁兹”（Cruz）。
需要强调一点：在阿兰布鲁死前，蒙特内罗没有接触过庇隆。绑架案整整一年后，双方才第一次接触，而且可以肯定的是，1974年以前，军队没有把阿兰布鲁当作颠覆活动的烈士，或者颠覆分子杀死的军人。这件事很蹊跷。1974年，蒙特内罗才冒出来，公布了阿兰布鲁之死的完整说法。他们提到死亡和审判，提到阿兰布鲁带着尊严而死。他们证实了自己杀死了他。然后军队声明，颠覆活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阿兰布鲁，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几支陆军部队。蒙特内罗需要打出旗号，军队也需要树立与颠覆分子战斗的“烈士”。但这些书的说法相反，它们说阿兰布鲁在军事医院死于心脏病。这并不奇怪。军队中的民族主义与第一批蒙特内罗的思考方式非常类似。他们具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他们都不是庇隆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尤其在阿兰布鲁的事件中，他们还有共同的利益。这些联系仍持续着，军队与蒙特内罗始终保持着联系。
卡洛斯·古斯塔沃·拉姆斯死的时候，菲尔梅尼奇逃走了。他在每场战斗之前都逃走。当阿瓦尔·麦地那走进酒吧，与拉姆斯一起遇刺的时候，菲尔梅尼奇却安然无恙。一段时间后，菲尔梅尼奇和另一位蒙特内罗的最初领导人卡洛斯·卡普亚诺·马丁内斯[21]喝咖啡，菲尔梅尼奇上了洗手间，然后警察冲进来，二话不说杀死了卡普亚诺·马丁内斯。短时间里，除了菲尔梅尼奇和诺玛·阿洛斯蒂多，所有最初的领导人都死了。后者又在几年后死于海军学校集中营。此后，庇隆武装力量加入了蒙特内罗。那时，最初的领导人都死光了。再后来，菲尔梅尼奇和马赛拉在欧洲建立了联系。他们在1978年签署了某种和平协定……
如今，大多数参加过镇压的人都离开了军队。陆军强行退役了所有涉嫌侵犯人权的军人。但是海军相反，海军中“亲马赛拉”势力仍然掌握权力。后来，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的事件东窗事发。当时有两名海军军官准备晋升将官，由于人权方面的记录，国会不让他们晋升。然后这两名军官现身国会，说，“海军做事都是有流程的。要是不让我们晋升，那么现在的所有海军将官都和我们一样有罪，要么罪责更深，因为他们是上级。”海军首长随后撤回了这两位军官的晋升要求。
接着，希林戈讲述了他的故事，把“活人入海”的事告诉了记者奥拉西奥·韦比茨基。我怎么看？我认为这是海军的内部问题引发的。希林戈的说法是：“我知道不少对你们大家都不利的事情。要是不给我们升职，我们就把知道的全都捅出来。”海军诬陷希林戈犯有诈骗罪，把他扔进了监狱。但希林戈把一切都告诉了韦比茨基。之后，人权组织开始给“悔过者”寄钱。比方说，一位薪水很低的退伍陆军军士说：“我看到在某地发生了某事”，他们就会给钱。有人给他钱，他就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
不过呢，委员会和相关审判提出的大量指控，基本上覆盖了所有反游击战期间犯下的人权案件。军队为七十年代的事发表了自我批评的声明。巴尔萨将军就军队的做法进行了公开道歉。
[1] 奥拉西奥·巴耶斯特（Horacio Ballester，1927年7月18日——2015年10月24日），阿根廷陆军上校，1943年入伍，1950年加入正义党。1966年参加了推翻伊利亚总统的政变，但在事后表露了悔意。1972年参加了推翻拉努塞总统的未遂政变，事后采访庇隆，曾参与策划庇隆回国的活动。1982年反对马岛战争。1984年创建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事中心，曾在军政府审判中作证，2015年去世。——中译者注
[2] 巴耶斯特（Ballester)，《民主派上校的回忆录》（Memorias de un coronel democratico）。——原注
[3] 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人中心（El Centro de Militares para la Democracia Argentina, CEMIDA），阿根廷退役军人组织，1984年成立，支持民主政治。2012年解散。——中译者注
[4] 见阿伦特（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原注
[5] 见派恩—柏林（Pion-Berlin），《美洲研究与国际事务期刊》（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和《拉丁美洲的自由化与再民主化》（Liberalization and Re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原注
[6] 巴尔宾少校的第一次执勤就是去图库曼。——原注
[7] 让·拉尔泰吉（Jean Lartéguy，1920年9月5日——2011年2月23日），法国作家、战地记者。原名让·皮埃尔·吕西安·奥斯蒂（Jean Pierre Lucien Osty）。1939年入伍。1942年经西班牙赴非洲，与法西斯作战。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1952年起担任巴黎新闻社记者，参与报导了印度支那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越南革命、拉丁美洲革命等。2011年逝世。——中译者注
[8] 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1915年4月21日——2001年6月3日），原名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鲁道尔佛·奎恩·瓦哈卡（Manuel Antonio Rodolfo Quinn Oaxaca），墨西哥裔美国演员、作家、画家、导演。1953年、1956年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1987年获金球奖终身成就奖。——中译者注
[9] 安德列·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年2月4日——2005年4月25日），德裔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出身于德国犹太人家庭，1941年移居美国。70年代初赴智利，在智利大学任教，参与了阿连德政府改革。1973年阿连德倒台后，流亡欧洲。1981—1994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执教，1994年退休。——中译者注
[10] 弗兰克（Frank），《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原注
[11] 萨帕塔运动（Zapatismo），指1911年墨西哥革命期间，墨西哥南方解放军的土地政策及军事活动，因领导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得名。——中译者注
[12] 波纳索（Bonasso），《死亡的回忆》（Recuerdo de la muerte）。——原注
[13] 艾克托·伊达尔戈·索拉（Héctor Hidalgo Solá，1937年？月？日——1977年7月18日（存疑）），早年担任律师，后加入正义党，在党内属于右派。1976年政变后任驻委内瑞拉大使。1977年遭到绑架后失踪。军政府指控是游击队干的，但后来证明凶手是军政府麾下的3.3小组。——中译者注
[14] 这里在时间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桑迪杨实际上是在1976年3月22日被杀。——原注
[15] 阿纳斯塔西奥·索摩萨·德瓦伊莱（Anastasio Somoza Debayle，1925年12月5日——1980年9月17日），尼加拉瓜独裁者。早年从事家族生意。1956年老索摩查遇刺身亡后，于1956—1979年任国民警卫队局长。1967—1972年、1974—1979年任尼加拉瓜总统。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流亡巴拉圭。1980年在巴拉圭被阿根廷人民革命军的特工用炸弹炸死。——中译者注
[16] 霍尔赫·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康潘克（Jorge Gregorio Pérez Companc，1934年8月23日—— ），阿根廷商人，曾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阿根廷第四富有的人。——中译者注
[17] 以下省略对马岛战争策略的进一步讨论。——原注
[18] 以下省略对阿根廷的策略与成果的讨论。——原注
[19] 奥拉西奥·维比茨基（Horacio Verbitsky，1942年2月11日—— ），阿根廷作家、记者。60年代末参加庇隆武装组织。1973年加入蒙特内罗，后流亡秘鲁。1976年回国，积极报道军政府的暴行。90年代参与创立阿根廷捍卫言论自由记者协会。——中译者注
[20] 1970年发生在加林（Garin）的这些事件，其实是革命武装力量（FAR）策划的，而不是蒙特内罗。见吉莱斯皮（Gillespie），《庇隆的士兵》（Soldiers of Peron），第107页，以及安德森（Andersen），《秘密档案》（Dossier Secreto），第71—72页。蒙特内罗是在1970年7月占领了科尔多瓦省的拉卡雷拉（La Calera）。——原注
[21] 卡洛斯·劳尔·卡普亚诺·马丁内斯（Carlos Raúl Capuano Martínez，1949年4月3日——1972年8月16日），1969年加入蒙特内罗。1970年参加了绑架并杀害前总统阿兰布鲁的行动。1971—1972年任蒙特内罗西北纵队领导人。1972年与警方交战中身亡。——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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