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1980）

第四章 资本主义社会分析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马克思本人所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理由：理解被叫做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方式。本节前面所讲的一切，可以说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作为他毕生工作出发点的前提条件。他的一切辩证见解和历史说明，都只是用来为他毕生从事的中心任务，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经济组织所会受到过的最仔细、最彻底、最全面的考察服务的工具。[1]

　　马克思在这个任务中为他自己规定了一个明确的历史性目标，即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固有的“运动规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马克思对这个制度的各种不同倾向，包括它愈益尖锐的矛盾和阶级冲突，做了各种探究和预测，这已经为他赢得了最大的声誉，同时也招致了最强烈的批评。然而，在我看来，他的预测还不如他的研究中通常不那么受人注意的另一面那样突出，甚至也不那样“马克思主义”，这个另一方面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透彻的批评，我把这种批评称作社会分析（socioanalysis），它就是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各种制度设施和信念进行的历史和辩证的解剖。

　　因为，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资本主义的运动是从它隐蔽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我认为这一章要讨论的马克思著作中的这种社会分析，是他理解马克思所作的最重要和最不朽的贡献。〔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译为：“这一章所要讨论的马克思著作中的这种社会分析，我相信是他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所作的最重要和最不朽的贡献。”〕我当然要讨论著名的运动规律，表示赞成和反对。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完全“赞成”马克思著作的社会分析方面，正象我毫无保留地赞成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深刻成就一样。可以大胆地说，我认为，下一世纪可以想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论断，仍然不大可能被宣布是完全错误，〔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译为：“坦率地讲，我认为在下个世纪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预言有可能被宣布是错的——虽然这不大可能；”〕但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

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历史的，他总是警告不要用没有历史具体性的抽象名词来描写这个制度。在他眼中，资本主义是我们前面描写过的漫长历史旅程中的一个阶段和驿站。然而，令我们惊奇的是，他对这个制度的分析不是从它的历史起源开始；事实上，这个问题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快结束时才直接谈到。他的考察是从这个制度乍看起来毫不显眼的方面，它的最简单、似乎是最易了解的因素开始的。这就是日常的商品，体现这个制度的财富的东西。正如《资本论》第一句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

　　选择商品为进入资本主义的入口，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不选择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独特形式的企业呢？为什么不选择组织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并赋予这种经济生活以如此显着的资本主义特色的市场呢？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制度整体的抽象模式，先把全部概念提到我们面前，然后再加以详细说明呢？

　　回答是，这些以及其它显然是基本的概念或制度设施，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只有在我们掌握了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以后才能理解。的确，马克思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看清楚，企业，或市场机制，或这个制度的更大结构通常显得很简单，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块料，其实并非如此。为了这个目的，“普通”的商品就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入口，正如白天的谈话或夜里的梦为心理分析者提供了进入隐秘的无意识领域的入口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我们能够借以发现这个制度的本质的最简单现象。

　　这个本质，包含在一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经济学就已熟悉的关于商品的特征中。这就是商品的双重性质。商品是体现着对人类有用性或满足的物品——马克思随着古典经济学家把它们称作使用价值。但是，商品也体现着交换价值。也就是指一种在日常生活的交易中支配其它物品或货币的能力。

　　而且，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对商品的这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迷惑不解，从而设法去进行解释。亚当斯密写道：“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很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蛤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然几乎毫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需有大量其它货物才能与之交换。”[3]

　　马克思起初很少说到，使用价值是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秘诀。他指出，商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他写道：“如果把花费在它们上面的有用劳动去掉，总还有剩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4]

　　然而，马克思选中商品作为他进入资本主义的入口，不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社会分析问题是由商品“拥有”的交换价值提出的，因为，商品这一属性并不象使用价值那样寓于商品的内部（使用价值是寓于商品内部的，因为人的劳动或土地的性质需与一匹布或一袋粮食在物质上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它们具有为使用者服务的能力）。确切地说，商品所拥有的交换价值是由社会加给它们的。因为商品在社会中不是按不同的比例交换，象个别猎人把他们的鹿肉与个别渔人捕获的鲑鱼交换时可能发生的情形那样。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社会设法为其所有成员建立一种鹿肉能与鲑鱼（或为了使交易一般化，与货币）交换的比例。于是我们就从报纸上或商店里知道，一磅鹿肉卖两元，一磅鲑鱼卖四元，结果1：2的共同交换比例就取代了当个别猎人与个别渔人交换产品时可能存在的无数比例。交换价值之谜，就是这种社会规定的比例是怎么产生的，它又代表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开始把商品撬开来。然而我们最初看到的，是由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发现和研究了的东西。因为，当马克思宣称，社会借以确立其共同交换比例的调节原则是体现在每个商品中的劳动量（包括生产中使用的工具或机器中所储藏的劳动）时，他只是踏着李嘉图（Ricardo）的足迹走（沿着亚当斯所开拓的宽阔道路走）。所以，李嘉图写的下述这段话，马克思是会完全同意的：

　　“假定在社会的早期阶段，猎人的弓和箭同渔人的独木舟和渔具价值相等，使用期限相等，都是同样的劳动量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猎人每天劳动的产物（即鹿肉的价值），将完全等于渔人每劳动的产物（即鱼的价值）。”[5]

　　在这段关于劳动是交换价值或价格调节者的话，一般认为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时作为理论依据的，“劳动价值论”（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译为：“劳动是交换价值或价格的调节器这一论断，通常被看作‘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概念基础”。〕但是交换比例的决定，对马克思说来，决不是他对价值分析的最重要结果。相反地，强烈吸引马克思的东西——也是他责备古典经济学家未能注意到的东西——是尚未被考察就已决定劳动量是交换关系的调节者这个答案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未被考察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用劳动作为确立交换比例的手段？

　　因为，在劳动的具体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成为商品内部的“价值”的共同标准。相反地，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劳动，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动作，就象苹果和橘子那样互不相同和不能比较。捕鲑鱼所需要的劳动同猎鹿所需要的劳动完全不同，不能交换使用。所以，如果要使劳动成为比较或衡量商品价值的手段，就必须使猎人和渔人、农人和工人各具特性而不互相同的活动，成为一种没有差别的、象谷物或煤一样能明确定量的共同劳动。

　　就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开始表现出它的力量。因为他的论证揭示出，需要有特别的历史环境，才能产生出这样一种特别“抽象”的劳动。这种特别的历史环境当然就是称作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的利润来自生产，而不是来自掠夺、来自限制外国人的不等价交易或封建勒索。因此，它就要设法使它的生产费用到最低限度。正象亚当斯密首先指出的那样，这就迫使资本主义的制造商去探求亚当斯密的所谓的“分工”，就是使个体化的互不相同的劳动变成为常规动作的方法。就这样，利润驱使自己创造出强大的力量使劳动同质化，使它的形式简单化。

　　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劳动市场双代替传统的主仆关系。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史前史的特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强制脱离或被剥夺生产资料。圈地运动使农民与他们的土地分隔开来，由于新兴的商人资本家业务效率更高，手工业者也被迫抛弃他们的手艺。[6]

　　于是就产生了同质化的劳动市场，因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以现在拥有农场和作坊的社会阶级所需要的形式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由于分工的结果，劳动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简单，工人由于别无办法维持生计，成了这种同质化劳动力的提供者。这样，资本主义的兴起就造成了一种的确能够象煤或谷物一样买卖的新形式的劳动，这是由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生产方式下，原来异质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称为劳动力的同质商品。

　　这样，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就揭示出，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在所有商品内部有一种共同劳动的假定，只是为价值问题提出了问题，而不是得到了答案。因此，在马克思手中，劳动价值论不仅仅是了解交换比例的秘诀，它提供线索，帮助了解对资本主义社会非常重要，但大半还掩盖着的社会关系。在天真的人眼中表现为永恒的劳动现实的东西，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成了资本主义过程所要求的特殊的劳动形式。看起来象是劳动者的永恒身份的东西，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独有的情况。以前只是称作商品的财富简单元素的东西，现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变成了“社会的象形文字”（social Hieroglyphic）。[7]

二


　　对商品这种社会象形文字的释义，使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商品不仅是物品，而且还包含着看不见的社会关系。正是商品的这种两重性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感到迷惑不解。

　　马克思把这种神秘化现象称作商品拜物教（the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他这种说法的意思是，隐蔽的社会关系使商品具有抽象劳动，从而赋予它以交换价值的属性；可是在表面上看来，商品的可交换性却是从它们的物质属性中产生的，而不是从这种隐蔽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就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8]

　　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甚至在全部社会科学中，都很少有什么见解象商品拜物教这样叫人惊服。商品拥有交换价值的属性是由于它包含着抽象形式的劳动；这种抽象劳动是一种具体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和技术关系的见证；因此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体现者——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认识。

　　这种认识有许多用处，它很有助于弄清楚传统的对于资本主义下财富如何产生的描写。经济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告诉我们，财富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结果，它们分别对有用物的生产做出各自的贡献。但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土地和资本，只涉及资源和加工品的物质方面，这些方面确实存在商品中，以使商品具有自己的使用价值。然而，土地和资本就象劳动一样，也都是社会关系——换句话说，都使土地和资本的拥有者，基于“他们的”资源或资本货币对产量的贡献，而具有一种针对生产表示意见的权利〔校订者注：此句译文不确。应译为：“而具有一种对生产行使所有权的权利”〕。把这种社会权利同生产的物质方面混淆起来，是拜物教中掩盖资本主义活动方式的最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这种混淆，甚至最老练的经济学家在谈到“土地”时，也好象是土壤本身而不是地主从土地对产量的贡献中得到酬劳，或者好象“应该付给”资本的酬劳是直接付给了机器而不是机器的所有者。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象马克思描写的那样，成了“一个着了魔、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9]

　　要是商品拜物教施的催眠术不是那么厉害，探究资本主义的机制和制度设施的经济学，就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文化心爱的社会科学。对任何集聚财物的体系的考察，对其传统阶级说来，总是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为那时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或是以对掠夺和剥削的淡然默认，或是以宗教或传统的理由，来解释统治阶级对社会的物质产品提出的不相称的要求。[10]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从生产它的人到对生产它起很小作用或不起直接作用的人这种类似的转手，却能轻易地受到最精确的“科学”研究。一旦土地和资本象劳动一样被尊崇为物（马克思把它们叫做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时候，一切颠覆性的解释就消失了。那时土地、劳动和资本就只是表现为“合作”创造社会财富的物，各自做出可以衡量的一份贡献，为此各自得到相应的酬劳。在把这些东西看作社会关系时很明显的对立和冲突，就被完全掩盖起来了。因此，马克思在简单的商品内部看出拜物教成分确实是惊人的。每一件物品都成了一个由各种互相斗争而不是合作的力量构成的小凝块。从此，关于商品世界的任何传统解释再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了。马克思对商品的解剖，就这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洞察资本主义的真正社会分析的见解。

三


　　到此为止，我们主要集中讨论了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赋予商品以交换价值而具有的特殊性质。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马克思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本身的分析。象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也有两个方面——有用性和可交换性。但是，马克思发现劳动力具有一种使它与所有其它商品不同的特殊属性。这就是消费它的使用价值行动会产生“剩余”。这么说吧，假如面包是劳动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因为吃它而变得更富。

　　劳动力之所以有这种特殊属性，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寓于由劳动者在劳动期间为资本家生产的产品中。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条件之一，是劳动者放弃对他创造的产品的任何要求。约翰·洛克（John Locke）能够象下面这样写而不感到任何矛盾：“我的马吃的青草，我的仆人锄的干草，我挖的矿……成为我的财产而不必有任何人的同意。”[11]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从装配线上下来的汽车象洛克的仆人锄的干草一样，不属于工人，甚至不属于管理人员，而是属于公司，工人和管理人员都是公司的“仆人”。

　　但是马克思指出，作为商品投放到市场上的劳动力也有交换价值。象所有商品一样，这种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力构成的。为了生产“劳动力”所花费的劳动，就是为了“制成”投放到市场上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现在的活劳动和过去的储存劳动。换句话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按通常标准维持工人生活所需的工资。这种通常标准不一定是最低标准。马克思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样，认为“生活水平”是一个社会学而不是生物学的概念；劳动力所要求的生活水平会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而提高。

　　马克思就这样把劳动力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对资本家而言的使用价值，它由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最后交换价值所决定，和对工人的劳动力而言的交换价值，它由劳动者所要求的维持的工资所决定。他在这种划分中发现了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最深处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利润不是在商品市场中进行不等价交易的结果，而是生产过程中的正常部分，也就是说，不是在交换中，而是在交换前，在生产本身中获得的。利润的来源就在于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也就是工人阶级作为商品卖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和在生产过程终结时属于资本家所有的那种劳动力的产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校订者注：此句译文费解，应译为：“利润的来源就是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工人阶级作为商品卖出的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力所生产、却在生产过程终结时属于资本家的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

　　剩余价值理论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花点时间来对它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个观念的核心是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差别。劳动力是雇主雇用工人一天或一周所买到的劳动能力。而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实际花费，它体现在创造者创造的商品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断言，这两者之间必定有差别——人总是能够以低于劳动能力付诸使用、生产商品时所创造的价值买到这种劳动能力。的确，只是因为有这种差别，资本本身才能够产生出来。

　　在马克思构想这个观念时的那种历史环境中（在《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章中对这种历史环境作过令人难以忘怀的描写），它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当我们读到关于英国工厂劳动情况的报告，知道当时工人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小时，所得工资尚不够果腹时，剩余价值的存在看起来就象赤裸裸地掠夺奴隶劳动的剩余一样无可否认。然而事实上，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表明剩余价值存在的证据。如果说工资低，那么生产率也低。雇主之间的竞争很厉害，许多手工业作坊的利润很低，甚至全无。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描写反映了他受伤害的正义感，但是即使他也没有声称已经借助经验材料“证明”了剩余价值的存在。

　　事实上，他的意图不是要用计量的办法，而是要用论证的办法来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关于“不公平”的理论，而是关于制度中的倾向的理论；这种制度中的倾向，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自由的当事人缔结雇佣合同，形式上有“平等”的讨价还价能力，工人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得到支付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剩余价值。因为他认为，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他所说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12]，劳动力的价值也总是会少于资本从这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得到的价值。

　　这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如果雇用劳动力能得到剩余价值，那么人们就会认为雇主会多雇用劳动力来扩大取得利润的基地。这样一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工资就会提高。而且，工资会随着资本家继续争相雇用劳动力而继续提高，直到再没有剩余价值可得为止——就是说，直到工资高到了资本家商品不留下任何未付酬的劳动为止。

　　为了防止这种结局，讨价还价形势本身不管表面上如何自由平等，必须有利于资本家才行。马克思看出了两种有利于资本家的情况，实际上这两种情况亚当斯密早就看出了。第一种是劳方的讨价还价力很弱——因为若不出卖劳动就不能长久维持生活。亚当斯密写道：“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13]马克思就是根据这种固有的不平等，认为工人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什么可出卖的，而资本能够支配社会的大部分财富。这样，工人就不能透过罢工争取到与他们产量的价值相等的工资。

　　第二个保护剩余价值的因素，是一种会阻止工资在竞争刺激下提高的“机制”。这又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马克思之前早就看到的了。他们相信，对劳动的需求普遍提高的结果会刺激人口增长，因工人会使用很多挣来的工资来生育或养育更多的孩子到工作年龄（亚当斯密估计儿童的死亡率大约为百分之五十）。马克思没有谈论这种人口反应能力。但是他的方案，也是用劳动需求增加和供应增长一致的办法，来解除对剩余价值的压力的。马克思认为，竞争的压力会促使雇主采用省成本、省劳力的机器。由技术原因引起的失业造成了“相对人口过剩”，这和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口绝对增长起着同样的作用。

　　这样，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劳方软弱的讨还价地位和失业的压力两者经常起作用，使商品劳动力的价值总是达不到资本家竞争出价可能会使它达到的水平。要注意，这两种起抑制作用的力量不能影响任何其它商品；例如，资本家们生产出来卖给彼此的机器。如果从机器的使用中可以得到一种“剩余”，那么资本家就会为它出价，直至机器的价格提高到机器所体现的全部价值为止。所以，从机器中不可能得到与劳动力中剩余相比的那种不变的剩余。只有劳动包含着一种潜在的利润源泉。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结论对资本主义的命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设施和活动方式均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是否仍然适用的问题。讨价还价力量不平衡和技术失业的冲击是否仍然使劳动力的价格（支给劳动的工资）和这些工资购得的劳动的价值之间经常保持差别呢？

　　说来奇怪，这个问题不能用直接调查的办法来解决。价值是一个抽象概念，象能（energy）在物理学中一样。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衡量，在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里体现了多少“抽象劳动”或者在通用汽车公司为之支付工资的劳动力和它得到的劳动之间是否有差别。在价值的抽象世界同价格和工资的具体世界之间，存在着市场的作用。在马克思的方案中，价值只是反映归结为某种共同特性的劳动能量的花费。价格反映实际的费用和供需的消长。这种价格不必——而且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能——确实地符合价值。这样，我们称作“利润”的具体数目就同剩余价值的抽象数目不同。[14]

　　所以，剩余价值理论的适用性必须按不同的标准来判断。明确地说，我们必须问，是否不同的阶级讨价还价能力或技术失业的存在仍然在起作用，把工资——劳动力的价值——压到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以下？

　　甚至这也是一个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就劳方的讨价还价地位而言，毫无疑问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平衡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某些工业里——例如在那些雇用农业工人的工业里——雇主的讨价还价力量还很明显占优势。在另一些工业里，例如在服装工业里，优势可能已经转到劳动方面，劳方时常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在大的企业里，公司和工会的力量现在比过去更加平衡了。

　　然而，讨价还价力量的这种制度性的调整遭到所有资本主义政府的大力反对，他们处心积虑要防止劳方的力量（挣脱控制），即防止工资把利润完全挤掉。例如，在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发现有从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或葡萄牙这种低工资国家输入廉价劳工的作法。输入国政府说，执行这种政策是为了找到人来完成本国工人不再愿意干的工作。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本国工人对这种工作所要求的工资已不被忍受，因为按这种要求支付工资之后已不可能有任何利润。

　　失业仍然是工资增长的阻力。至于这种失业主要是由采用技术引起的，还是由马克思所想象到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这很难说，但这几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发现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有意“抛出”失业来对付通货膨胀——就是说，制造出失业来阻止工资增长，从而制止通货膨胀。

　　所以我认为，完全可以假定，劳动力现在卖的价钱，低于它在没有资本本身直接或间接压力下所能卖的价钱。换句话说，如果劳方更强有力，工资会更高；而如果劳方的讨价还价不被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过程和政府政策所破坏，劳方就会更强有力。虽然这并不能“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它无论如何绝不能用经验事实证明），然而如果剩余价值仍然必定要存在的话，这肯定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入账的利润都来自剩余价值。马克思本人会承认，个别资本家能够透过垄断市场的力量、或者技术上的优势、或者在国外的“不平等交换”来增加他们的利润。他可能会承认，这些利润来源对大规模企业说来比他那个时代更扩大了，而有些阻碍工资增长的力量——特别是工人缺乏讨价还价能力这一点——由于成立了强大的工会和福利制度而被大大地削弱了。[15]

　　因此剩余价值的存在，正象马克思当时一样，仍然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原理。这是一个启发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实用的概念。它的重要性在于确认，对于合理解释一个阶级生产出来并由另一个阶级占有的剩余说来，阶级斗争和商品拜物教是两个基本因素。

　　因此，剩余价值的理论，为一向是经济学的阿基利斯之踵[16]的问题，即利润来源的问题，提供了解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愿意把利润说成是财富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手，他们一直徒劳地力图解释利润不是暂时的垄断的营利或瞬息即逝的技术上的优势，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永远不变的最重要特征。

　　亚当斯密在有限的程度上承认，所有利润的来源的是对劳动酬劳的“扣除”。李嘉图对这一点的承认更大胆一点，但仍然不完全。从那以后，所有试图解释利润的努力，都在把地租归之于“资本”的生产率的拜物教面前消失了。马克思的贡献，不仅在于揭去那许可“土地”和“资本”表现为物而不是社会关系的伪装，而且解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各种力量，怎么能够经常地把劳动力的价值压低到它赋予商品的价值以下。因此，剩余价值理论的目的是解释那种以别的方式无法解释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存在着一种持久的、虽然总是受到威胁的剩余。作为这样一种理论，它一直是马克思的社会分析的重要部分，若没有它，我们就不能透彻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17]

四


　　对剩余价值的考察，已使我们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但是，我们还没有遇到表明这个制度身份的因素，即资本本身。

　　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18]这句话能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通常把资本看作是一堆物，是被花费的劳动的物质体现。因此，资本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对象，即马克思所说的死劳动，它不能具有意志和目的。那么，说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什么意思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想到马克思坚持商品内部包含着社会关系。资本远不止是一堆设备。体现在机器中的过去的劳动和现在的活劳动一起工作时，不是作为它的仆人或是作为可由它现在的受害者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使用的过去的礼物。相反地，死劳动——机器——是作为主人出现在活劳动的面前。活劳动必须使它的动作适应死劳动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不是提高活劳动的劳动经验，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活劳动来创造尽可能更多的剩余价值，新资本的源泉。

　　大家都知道，机器被制造出来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的乐趣，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有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是管理方面的效率标准，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标准。但是，“效率”的定义，就是强调用尽可能低的经济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物质产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超出这种计算以外的考虑——例如，把劳动过程安排得使操作人员感兴趣，或者把劳动设计得需要使用操作人员的智力——都简直是不相干的或者是反生产的。这种考虑，只有在它们并不干扰或者甚至能促进有利可图的劳动的限度内才被许可。[19]

　　这样，资本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种统治的社会关系，是在所有社会中都能看到的阶级结构的等级制的表现。然而，在其它的社会中是公开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是伪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看起来像是由人类支配的巨大杠杆，而不是对付人类的纪律手段。所以，我们在“服从”机器的节奏并且按货币的调子跳舞时，几乎不知道我们是在遵照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绝对命令行事。

　　这种见解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它确切地指出了那种显然不可遏止的增殖要求的来源，这种增殖要求使资本主义获得了它那闲不住的、魔鬼般的性格，并且给自己判处了没完没了追求利润的徒刑。把资本视为表示阶级统治的社会关系的概念，使我们能够看到“自行增殖”的强烈欲望远远超过贪欲。它是统治阶级力图维持其优势地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阶级统治维持那种优势的办法，就是经常更新和扩大它的资本累积，这是它对劳动进行控制的强制力量。

　　资本之所以增殖，是因为统治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消极关系。但是还有另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资本主义不仅在它的劳资合同安排中，而且在资本家本人之间，都是由竞争的市场关系控制着的。这里竞争是市场所产生的统治力量，它是从个别“资本”或企业的增殖欲望、累积欲望中产生出来的。竞争表现为每一个资本对所有其它资本构成经常性的威胁，只有每一个企业采取进攻的、增殖的战略，才能有效地对付这种威胁。因此，单是自我保存的必要性也迫使资本家设法增殖。马克思写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20]

　　从积累欲望的必然性中产生了对唯利是图的赞扬，这同样是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写道：“增加财产是大部分人建议和希望用来改良自身状况的手段”，而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的。”[21]或者像马克思评论的那样，“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値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22]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硏究这种增殖欲望所引起的运动规律。在此之前，我们应该看到那种追求利润的欲望所产生的一个极重要的结果。这就是，一般资本、特别是个别资本所具有的这种永不知足的贪婪，为这个制度的活动产生了方向的一致性。当马克思说到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时，他跟在他之前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及在他之后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使观察者能够据以预见社会机制发展道路的活动模式。

　　所以，资本主义所遵循的运动规律，使它不同于其它社会经济形态。亚细亚专制政府，或希腊城邦，或古代帝国的命运，无论是在当时或是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像是由它们的内在活动规律预先注定了的。只有资本主义的性质特殊，它的命运看来是它内部相互冲突因素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这种异乎寻常的性质使得十八世纪的哲学家马布利（Abbe Mably）神父沉吟道：“那么社会是不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呢？”这种性质，也使得马克思能够同在他之前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样，把社会看作是一个运动中的体系，它的轨迹和它的终点可以从它的增殖倾向和开拓道路的制度中推演出来。

五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制度的运动规律。这个理论领域不仅很宽广，而且从马克思以来又大大扩展了；因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为了适应马克思本人没有预见到或者只是模糊意识到的发展，已做了不少修改。[23]我将不多花功夫去探讨这些使马克思模式现代化的理论——几乎所有这些理论的基本因素都离不开我们已经发现的几个中心概念。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以后论述资本主义的著作，绝大部分是阐述或发挥《资本论》本身已经说明了的运动规律。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把这些规律分作两类来考察。其中一类涉及整个制度的轨迹，我们知道，这个轨迹的方向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但是第二类运动规律也同样重要，虽然也许并不那么惹人注目。它们包括“微观”（micro）运动，即结构和形态上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这个制度的较大型的“宏观”（macro）运动产生出来的。我们将会发现，这些制度内部的运动是为实现整个制度较大范围的运动所不可缺少的。

　　我们从较大范围的场面谈起。竞争的市场体系把工人和资本家拉到一起，后者为前者提供就业机会，前者为后者提供他们的劳动能力。透过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劳动过程的炼金术，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値中产生出它的货币对应物——利润、利息和地租。

　　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这一场面使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出了这一矛盾的因素。一种内在的追求增殖的运动，迫使所有资本家设法增加他们的资本。这种遍及整个制度的推动力，造成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工资提高，利润相对地下降。于是资本家企图用他们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维持利润，即用机器来代替劳动，以求缩减成本并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

　　很明显这种对企业扩张的描写，符合现实情况，但是马克思现在要揭示的是资本家们的反应之矛盾性质——这种反应对他们的自我保存很必要，同时也促进他们的自我灭亡。因为采用机器，无论对最先采用的资本家如何有利，一旦全面普及之后，就要产生相反的结果。原因是，用死劳动替换活劳动——用机器替换劳力——会缩小榨取剩余价值的基地。机器或其它货物永远不能成为剩余价値的源泉，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竞争性的出价过程会消灭这种机器或货物的价格跟它们对那些购买他们的资本家所具有的货币价值之间的任何差额。所以，当劳力被机器所替换时，一定数目的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必定下降。因此增殖过程的矛盾是，它把利润率引向下降的方向，或者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用的谨慎的措词，这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马克思的措词——趋向（tendency）[24]不仅仅是一个绕圈子的说法。它要强调的是，下降的利润率是由相互冲突的多种力量形成的，其结果是不能机械地被预言的。李嘉图认为，利润率之所以会下降，是因为农业向比较贫瘠的土地扩展，必然会产生一种使可作为利润的经济产物缩减的自然力。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只是作为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抵销的结果。事实上他列举了五种能够使利润下降的压力被抵销的社会力量：提高剥削程度（例如，使装配线走得更快）；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条件许可时实行血汗劳动制）；利用经济危机，以低于真正价值的价格购买机器或原料；利用失业劳动生产新类型的商品；透过对外贸易，在国外获取剩余价值。

　　这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力，使得利润率将下降到什么程度或在什么时期下降，变得不可能预先被指出来。马克思所能预期的只是，由于机械化在稳定地取代所有利润的基本源泉，利润总是要受到侵蚀。然而同时，由于资本增殖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危机”，这种下降趋向一直是高低起伏不定的。因为，当这个制度以其充满矛盾的、不协调的方式向前发展时，它通常不是朝着这个极端就是朝着那个极端。一方面，资本积累可能进行得太快，引起“投资过多”的普遍危机，造成企业过分扩张、工资及其它费用过分膨胀和信用基金过分吃紧的现象；另一方面，增殖情势也可能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由于“消费不足”而造成货物滞销及其它使企业失望的结果——群众购买力不能维持生产的规模。

　　因此，大的运动规律本身没有规定这个制度沿着一条直道奔向自己的灭亡。相反地，我们从过程（用机器取代劳力的自毁阵脚的过程）的大内部矛盾中所看到的，是这个制度处于一种独特的压力下，它虽然一直遭到利润下降趋向的损害，但是却有起反作用的力量一再拯救它，这些力量的影响能够在短期内很容易地抵销掉机械化过程的缓慢暗流的冲击。

　　如果有哪个名词能够概括各种相反力量这种变化无常的状态，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政府状态”一词，这是他用来描写资本本身的观念中所固有的矛盾的一个名词。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用这点来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生产力在技术上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科学上越来越复杂，组织越来越合理，可是生产关系却依旧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竞争性的和对抗性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注定要灭亡，就在于它创造的生产技术结构超出它的社会控制的制度设施之外。

　　然而，经济循环的作用或者对侵蚀剩余价值起反作用的各种倾向，本身并不一定会使这个制度落到这一最终矛盾无法解决的地步。将累积的刺激加诸事变进程的，是一些我们从没有考察过的东西——这个制度微观运动的作用。

　　这些作用中最重要的，是在典型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方面的经常变化。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叫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经过这个过程，巨型公司变成了成熟资本主义的典型业务单位，因为成功的企业从它们自己的买卖中生产出额外的资本，并且在危机期间把较弱的竞争者的资产合并过来。

　　这样，接连发生的危机就在经济制度的结构中造成经常的变化。积聚和集中把原子似的小资本的世界变成为大分子似的大资本的世界。随着这种变化，危机的作用变得更加强烈，因为大企业破产时造成很大的损失。危机的严重性从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

　　接连发生的愈益恶化的危机，不仅改变经济环境，而且改变政治舞台。当大公司扩张时，它们把较弱小的资本主义因素排除掉。正如马克思评论的那样，“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25] 这样我们就看到，正像独立的农民所有者和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早期沦为无产阶级一样，小资本家现在被逼得走投无路，落到无产者——靠工资度日——的地步。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就被清除了中间因素，比任何时候都更纯粹地表现为两个相互反对的阵营——绝大多数人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无以为生，而少数资本家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同时，工人阶级的胡涂观念受到反复的锤炼，逐渐被炼成钢铁般的革命觉悟。

　　就这样，这个制度的内部运动赋予它的起伏波动以一种趋势，使各种危机向突变性的最后危机的高潮发展。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描写崩溃的独特机制。结果，在他的后继者中，对这种崩溃的时机选择、性质和必然性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在2500来页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个制度的最后命运，只作过一次启示录式的展望：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6]

六


　　资本主义崩溃的前景，把我们带到下一个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的门坎边。但是在继续往前走之前，我们应该对我们已描述写过其一般模式和方向的运动规律进行一番批判的考察。为了这个目的，可能最好从马克思的一般体系已被历史证明为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问题开始。

　　我们一开头就必须明确承认，马克思思想的伟大戏剧中最辉煌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任何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发生过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制度作为整体，现在正在接近最后的“崩溃”。在1930年代的十年当中，似乎《资本论》的脚本不久就能付诸实现，因为当时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萧条，在德国、法国以及较少程度上在英国，出现了革命的工人运动。但是那个时刻过去了，资本主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获得了新生的力量。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大扩张，革命精神普遍消失，以及实际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建立“福利国家”——这一切似乎一劳永逸地证明了，马克思的运动规律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关于这些规律的阐述和发挥都不正确。

　　肯定地说，资本主义的这种复苏，是马克思本人所没有预见到的，马克思虽然说话总是非常谨慎，也没有料到资本主义会活到二十世纪〔校订者注：此处译文有误，应译为：“恐怕也没有料到资本主义会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复兴（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革命运动）也是追随马克思的理论家所没有料到的，他们大多数人都曾直言不讳地预言过资本主义的衰落为期不远。因此，作为一种大比例的“预言”模式，马克思的脚本必须被认为是失败的。而且，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未能正确地预言这个制度的主要轨迹，而大多只是在事后进行解释。[27]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因为，由马克思和其后继者所作的许多制度内的预测，已经由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大规模工业的兴起、资本的国际化、技术对就业的不断排挤、资本的愈来愈“机械化”，都是已经被明显地证实了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分析中的资本集中，同样令人信服：例如，美国一百家最大的企业在1870年总共只拥有全国工商业资产的百分之几，一个世纪以后几乎占有全国工商业生产的百分之五十。关于公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的预言也同样实现了。乍看下，这个预测似乎被资本主义制度下“中等阶级”公民的人数不断增长的事实所直接否定了。但是，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给无产阶级下定义，即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没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那么马克思所预言的倾向就被惊人地证实了。在1800年代，自耕农和城市手工业者构成约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口。到1970年全体劳动者中只有百分之十不受雇于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资本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自己创造的产品或劳务放弃任何要求。

　　跟无产阶级化的预测密切相关的，是关于“贫困化”的著名的（也许是声名狼藉的）论断，这种论断常被人援引来作为马克思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展趋势的例证。[28]既然这种论断包含有劳动者物质生活条件恶化的意思，它当然是与历史发展、至少是工业世界的历史发展完全矛盾的。然而事实上，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并没有重复他在1848年的小册子中的“赤贫化”论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使字面和历史事实之间表面上明显的矛盾协调起来，转而采取第二种并非没有理论依据的对马克思含义的解释。他们关于“贫困化”的观点，着重指出劳动在极端分工条件下变得愚蠢的情况。其实这种观点早已由苏格兰历史学家有力地提出了，亚当斯密在论及工业中的劳动者时这样写道：“他变成了最愚蠢最无知的人……人类一切高尚性格，在大多数人身上可能很大程度地消失了。”[29]

　　简言之，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判断关于贫困化的预测——这个预测虽然只是附带作出的，但其重要性确实超过附带的意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劳动，确实经常使劳工失去人的节奏和意义；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即使不是像亚当斯密说的那样使人变得“愚钝”的话，也使他们变得浅薄和粗鲁。然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自己曾提醒人们注意乡村生活的“愚蠢状态”，而且毋庸置疑，原来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工人阶级生活的凄凉局面，现在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已由资本主义大大改善了。完全可能，狄更斯（Dickens）时代或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跟它所出身的佃农阶级比起来〔虽然不是与贺加斯（Hogarth）[30]笔下的重商主义造成的下层阶级相比〕，无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发生了贫困化；但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已基本上摆脱了这种艰苦处境。那么，问题可能在于贫困化是无产阶级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这个问题可以在落后国家中受到检验，在那里，一个大体上是由于资本主义闯入而形成的新无产阶级，已把千百万人投入城市工厂生活，这种生活按任何标准来说都是贫困化的。这个新无产阶级是否也能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框框内通过这一严酷的关卡，这是我们在几十年内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也许，历史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性是“无政府状态的”这一发现所作的结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又不能明白这个结论为什么不是肯定的〔校订者注：此处译文有误，应译为：“在这里，我再一次认为，这个结论不可能不是肯定的”〕。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经济扩展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机能失调，并常被它们所中断，这种各式各样的机能失调正是由于缺乏一种能够使资本的私人目的与人们的社会需要协调一致的机制而产生的。市场机制虽然被夸耀有很好的调配效能，然而并未能解决像衰退、通货膨胀、收入分配不均、公私供应不平衡、环境污染等典型的资本主义问题，而且实际上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些弊病始终不能消灭，最能确实地证实了马克思分析的根本逻辑。按照这种逻辑，资本主义的这种无政府性质是从这个制度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性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偶然事件中产生的。

　　在我们今天，这种无政府性质没有哪一方面比资本国际化更引人注意，更是马克思主义描写和分析的对象。马克思曾暗示，资本国际化是抵销利润率下降趋向的力量之一，列宁将它发展为一种关于帝国主义征服的正式理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把它设想为使资本主义从其内部矛盾中得到拯救的手段。今天，这种资本国际化证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也就是说，证明靠购买劳动力和出卖商品为业的经济组织迫切要求持续的增长。

　　这种扩展的情势，最初表现在建立大型的国内公司上，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世界日益缩小而扩充为全球范围的活动。结果，资本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向全球各地进军，把它的制造业中心移到有廉价劳力和原料的“落后”地区，把全球当作一个统一的潜在市场。跨国公司当然是这种势头的最充分表现。

　　资本这种进军的无政府特征极其明显，简直无须特别说明。往工业未发展的地区推销技术设备时，完全不顾当地居民的需要，而只顾资本的需要。迫使居民从事新的职业，毫不关心对他们的健康、经济保障或发展机会的影响，而只考虑要求增殖的资本的需要。政府被哄骗和强制采取有利于资本国际化过程的对内对外政策，为这些政策辩护的理由绝不是对全球人类需要的广泛考虑，而只是对“经济效率”的精确计算；作为经济效率的检验标准的，几乎只是利润的多寡。

　　这样，世界就不是按照理智或预见指引，而是按照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命令来“发展”或工业化的。结果，世界持续地处于不平衡之中——货币不平衡、贸易不平衡、资源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只要世界历史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完全听任私人积累的剌激，这种不平衡就将继续下去——尽管各国政府千方百计来补偿或抵销它一些较危险的表现。这就是今天资本的无政府状态的真正规模，是马克思思想的所有含义中最有说服力和最不祥的一种。

　　马克思关于政治意识不断增长、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日益发扬的预测，则不是如此可靠。马克思提到这个论题，列宁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卢卡奇等人又有新的阐发，而事情的发展与马克思的基本信念和希望很不相符。

　　相反地，正是由于大约1870年后工人阶级物质福利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的历史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整个说来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逐渐在工人阶级中弥漫；也就是恩格斯在1858年就已注意到的无产阶级逐渐“资产阶级化”。[31]这样，作为“基础”的经济趋势就没有得到政治觉悟这种关键的“上层建筑”成分的补充。结果，革命就未能实现。的确，资本主义在生产上的成就（这得到马克思的明确承认，但并未得到他的充分评价），不仅消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锐气，而且哺育了愈来愈强烈的保守情绪，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工人宁愿保持现存制度。

　　工人阶级思想立场上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福利制度发展的结果，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在于缓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倾向，并为加强“被异化的”工人的政治忠诚而创造一个基础。福利国家的这种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工人阶级顽固保持的错误意识（即保守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中心问题，从19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的确，现代马克思主义中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试图摆脱从《反杜林论》和马克思的某些不经心言论中得出的这样一种信念，即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可以摒弃，政治活动（除了进行革命领导以外）对了解资本主义只有次要意义。但是这种轻视的态度现在已经让位于一种强调国家重要性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维持资本主义这种社会既包括经济问题，也包括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必然需要国家干预。[32]

　　因此，政治方面对资本主义的预测，很难被确切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已在太平盛世的希望和痛苦的失望之间分成两半。〔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译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分裂为千年王国来临的希望和苦涩的失望。”〕预期要出现的明朗的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并没有出现。由于在资本主义之中，仍然因为拜物教对商品关系的看法，内部存在着系统性的认知，而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紧张。〔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译为：“然而在资本主义内部仍存在着持续的紧张，这是关于商品关系的拜物教式概念所导致的系统性扭曲认知的必然结果。”〕欺骗是否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将取决于激进思想的侵蚀性渗透，而这种思想本身（象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最后，如果我们相信象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这样坚决的资本主义战士的话，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自毁阵脚、内在的怀疑论终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的信念终会失去其不言自明的号召力。但是那会给资本主义一个比马克思所预期更长的生存期限，而且不一定会导致同样的政治结局，纵使熊彼特也相信“社会主义”注定是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33]

　　最后，把这冗长的一章的赞成和反对意见总结一下。显然，运动规律的可靠性，至少是指大的历史性规模的运动规律的可靠性，应该给与否定的评价。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崩溃，因为资本的恢复力量和内在活力还很雄厚。政治上的混乱和革命意志的缺乏可能要继续一段工的时期，即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持，必然要跟激进、批判观点的增长力量进行斗争。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分析，指出了世界规模的变化方向。然而它对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却很少提供线索。如果过去可以作为借鉴的话，那么这种历史事件会继续使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感到吃惊。下一个世纪可能引起地震般大的动乱的三个最可能原因，即人口压力、核军备和环境灭难的威胁，无论传统社会观察家还是马克思或其追随者都完全没有预见到，马克思主义者也和其它任何人一样，无法说明不得不将对付这些地震般大动乱的民族主义力量——这种情况对那些想要在马克思的运动规律中找到线索来指导未来的人而言，能够发挥清醒头脑的作用。

　　然而，正象我已经说明的，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曾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弗洛伊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完全当之无愧。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独具的，也许是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



[1] 马克思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极其重要，这一章将主要用来阐述《资本论》中的主要论点，其次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论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后来学者的补充在介绍时将特别说明。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篇幅很大，但只占他原来计划的一小部分。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的著作都是考察“资本一般”（capital in general）的，但是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知道，马克思曾打算详细探讨国家、国家贸易和国际市场等问题〔校订者注：此句翻译不确，应译为：“马克思曾打算详细探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问题”〕。罗纳德·布拉克维尔（Ronald Blackwell）在关于这一章的个人评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企图按照马克思指出的线索完成这个体系，而只是设法把这个理论最抽象原理直接应用于经济生活（通常相当违反常理），即马克思所说的‘强制抽象’，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失败之一。卢森堡、希法亭（Hilferding）和布哈林是如此，较小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校订者注：“较小的马克思主义”原文为lesser Marxists，可译为“不那么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抽象规定性和现象的这种直接对照，由于了中间的规定性，就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但同样有缺陷的反应：
　　1．经验主义/折衷主义——现象被抓住了，然而理论‘屈服了’。
　　2．教条主义——理论被抓住了，然而现象被否定了。”
　　布拉克维尔继续说：“正确反应应该是在仔细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和经济生活的现象这两者的基础上阐明中间环节。如果不是阐明中间环节，那么就肯定地说明这两种形式的理论思考有限制。”

[2] 内引号中的话引自马克思以前发表的另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3] 《国富论》，第28页，关于亚里士多德，见尼可玛可斯编纂的《伦理学》第5卷。〔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为“关于亚里士多德，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5卷。”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书名。〕

[4] 《资本论》第一卷，134页。

[5] 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编：《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卷，第26页。

[6] 描写这一过程的著作很多，我在这里只列出几种：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伟大的转化》（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波士顿，皮康出版社，1957年版）；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纽约，国际出版社，1964年修订版）；保罗·曼图（Paul Mantoux）：《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XVIII Century）。

[7] 《资本论》第1卷，167页。有许多与劳动价值论有关的问题在这里不能讨论。其中有些——例如，从人们的具体劳动中得出“抽象”劳动的问题，或者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问题——包含有困难的、甚至隐秘的考虑。然而劳动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它使对合计的产品的计量具有意义。传统的新古典理论避开劳动理论，满足于把合计的产量（象国民生产总值）描写为有价格的物品的总和，而不研究这个总和有任何真正共同的标准。事实上，传统经济学认为这个总和中的每个物品都在其价格中反映了它所提供的边际效用与它的制造所要求的边际反效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是个体的效用和反效用的总和。
　　但是这样一种概念是与传统经济学家的经济人的个体前提完全不一致的。效用和反效用被认为纯粹是私人的心理状况，没有与“抽象劳动”对应的东西〔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为“效用和反效用被设定为纯粹私人的心理状况，没有与‘抽象劳动’对应的共通物”〕。因此，把我的效用和你的效用加起来就如同把我的听觉与你的听觉加起来一样毫无意义。然而，这意味着，说一个国民生产总值比另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大，没有任何客观意义！劳动价值论由于假定可用抽象劳动来衡量两类根本不相同的物品以决定其大小，就避免了这种困境。

[8] 《资本论》第1卷，第165页。

[9] 《资本论》第830页。

[10] 例如，亚里士多德写道：“有些人生来是服从的，有些人生来是统治的”（《政治学》卷1）；雷蒙德·吕尔（Raymond de Lull）写道：“看来，骑马和做主人工作的骑士应该从他的仆人花许多劳力弄得的东西中获得自己的财富”《骑士图书》（Book of the Order of Chivalry），转引自《剑桥经济史》（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第1卷，第277页。

[11] 约翰·洛克：《论政府的第二篇论文》（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印第安纳波里斯，波布斯·麦里尔出版社，1952、1957年版，第18页。

[12] 《资本论》第1卷，第180页。

[13] 《国富论》第66页。

[14] 这里是有名的、现在仍在争论的“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的来源。马克思假定，竞争造成统一的剩余价值率——所有各种领域的雇主从他们的工人那里得到同样比例的剩余价值。他又象所有经济学家那样假定，竞争造成了大致统一的利润率——雇主按他们的总资本赚得的利润率大致相同。然而很显明的，雇主不是在所有各种领域里都按同样比率把劳动和资本（机器或其它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可是，因为马克思假定利润只从劳动中产生，而不是从机器中产生，就出现了怎么可能从带有不相等的劳动-资本比率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出共同利润率的问题。答案是，为了在所有行业中平等地重新分配剩余价值，市场必须促使生产价格系统地偏离其价值。马克思没有很满意地证明这一过程，因此它一直引起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的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的评论，见《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1年1月号，1972年和1973年3月号。

[15] 关于使剩余价值理论同公司利润一致起来的最新观点，见欧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伦敦，新左派书社，1975年版）第三章。关于剩余在国际间的转手，见阿尔吉里·埃玛努埃尔（Arrghiri Emmannel）：《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版）。

[16] 阿基利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他出生时被母亲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除了脚跟外，任何武器都不能伤害他的身体。后人用“阿基利斯之踵”（Achilles’ heel）来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最弱的一环。

[17] 常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意见，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已被现代技术的非凡力量所破坏。这是商品拜物教的另一个例子，它使我们把作为使用价值来源的机器跟作为交换价值来源的机器作用混淆起来。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预见到了这种反应意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制造较少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的劳动量，较多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媒介物的力量，而这种媒介物的”巨大效率“……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
　　然而马克思接下去说的话揭示了拜物教在起作用：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们是人类的手制造出来的人类的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大纲》第704-706页）

[18] 《资本论》第2卷，第105页。

[19] 关于劳动过程服从于资本主义标准的要求，哈里·布拉维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和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有出色而详尽的描写。

[20] 《资本论》，第1卷，第752页。

[21] 《国富论》，第324页。

[22] 《资本论》，第1卷，第254页。

[23] 在这里要全部列举所有修改是不可能的。我只限于指出几个方面的著作，如：罗莎·卢森堡、列宁和许多著作家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国际化问题的著作，以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为重要代表围绕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发展起来的大量社会学著作，以及从希法亭开始，基于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引伸为一种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产生出的大量经济学分析。

[24] 括号是马克思原加的。《资本论》，第3卷，第 250 页。

[25] 《资本论》，第1卷，第763页 。

[26] 《资本论》，第1卷，第929页。人们可能注意到，伴随着这段精彩论述的，是在经济变化的分析中直接采取辩证说法的同样的努力。紧接着上面引的那段论述后面是这样说的：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里马克思企图用辩证法“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兴起及其最后被社会主义形式的所有制取代，这是他把辩证法不是用作研究手段而是作为对因果关系的解释的少数几次之一。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合理的用法。关于辩证矛盾“以自然过程的不可抗拒性”产生出来的提法，使辩证法成为一种陈腔滥调，或者说使人们对问题发生误解，而在寻找社会中那些具有“矛盾”的必然性质的过程。〔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译为：“……或者误解了我前面定义的问题：在社会中寻找和识别那些具有‘矛盾’的必然性质的过程。”〕

[27]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享有同样的命运，原因完全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尽管借助辨证方法，也和传统分析一样，它的预见力取决于它对活动状态的详细说明和对制度限制的准确描写，即使它关于活动状态和制度设施的看法是按照独特的辨证方式获得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够以不同于传统分析的方式说明活动状态，或者能够认出活动状态会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或者对制度性的性质和作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它的预见力才会从根本上大于传统的预见。 然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分析也是依靠关于活动状态的简单的“极度夸大”的概念，没有任何能准确预见回折点的手段，在对制度设施的理解上没有多少可使用的优势。 因此，它的预见模式，虽然依据的基本概念和关系与传统模式不同，还是制造出同样机械的预见。
　　然而，这并没有使事情了结。相反地，它提出了“预见”是不是科学分析适当的或现实标准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怀疑，社会科学什么时候能够准确地预见社会事件，这是因为永远不可能消灭（甚至在思想中）社会试管中的所有“杂质”，此外还因为在成熟资本主义的更“随意的”气候中，活动状态变得从根本上难以说明或预见。[参看A. 洛维（A. Lowe） 《论经济学知识》（On Economic Knowledge ） 纽约，哈泼尔和劳出版社， 1965、1973 年版，第三章] 控制结果的能力可取代预见而成为社会理论“科学”正确性的检验标准，尽管这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可能有各种危险。
　　但是在历史上控制往往行不通。因此很可能，社会科学（不论是否为马克思主义的）的固有目标是澄清和理解，即使这二者不导致以后能被实证主义标准证明为毫无根据的假说。的确，这使得一般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发现某种方法来区别正确的澄清和理解与不正确的澄清和理解。这又使我们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证主义面前所处的困境（参看第二章，第50页）。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想要两全其美的倾向，既夸耀已得到实现的历史预测，又宽恕由于刚才说的理由没有得到实现的历史预测，也许不可能摆脱这一困境。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够避免在历史上寻找一般的“证明”，虽然这本质上不像预言那样尖锐和有决定意义。然而，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总是提供证明的。对澄清和理解的考验就可能除了以个别事件作为微弱支撑的论据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试金石”。为了防止这种困难局面出现的，我避开了“预言”这个词，而使用了“预测”这个词。〔校订者注：此句译文有误，应译为：“为了给这种困难提供预警，我……。”〕

[28] 这个论断可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现代的工人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资本论》中的说法与此不同，要更谨慎一些（第799页）：“……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累积而在一极是财富的累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累积。”亚当斯密的观点与此出奇地相似：“有大财产的所在， 就是有大不平等的所在。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国富论》，第670页。

[29] 《国富论》，第734,736 页。

[30] 英国风俗画家（1697~1764）

[31] 关于恩格斯的论点，参看哈尔·德拉培：《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 年版）第62页。

[32] 阐述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有：詹姆士·奥康瑙尔（James O’Connor）：《国家的财政危机》（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合法性危机》（Legitimization Crisis）（波士顿，皮阿康出版社，1973年版）；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utzas）：《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纽约，肖肯书社，1978年版）。

[33]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纽约，哈泼尔和劳出版社，1947年版）第五和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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